方言调查报告范文10篇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1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1952—1953年，语法小组在丁声树的主持下编写了《语法讲话》，参加者有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开始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名义，分十七次在《中国语文》杂志上连载，后经修订出版了单行本，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1961)。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语法小组为撰写《现代汉语语法》作准备，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在陆志韦指导下，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写出了专题研究报告；在吕叔湘指导下，范继淹、李临定、范方莲等研究了形名组合问题、趋向结构问题、带“得”的补语问题、动词重叠问题等。吕叔湘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等文章成为语法学界的指导性论著。

五十年代末组建了汉语史组，陆志韦任组长，郑奠任副组长，对古代汉语的语法作了专题研究，郑奠、麦梅翘编辑了《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1964，中华书局)，郑奠、谭全基编辑了《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80，商务印书馆)，管燮初系统地对上古汉语的代表文献进行语法分析，陆续出版的成果有：《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1953，中国科学院)《西周金文语法研究》(1981，商务印书馆)以及《左传句法研究》(1994，安徽教育出版社)。

3，汉语方言研究

1954年成立了方言组，由丁声树任组长，李荣任副组长。建组以后不久就在中央团校和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方言调查，1956年起，语言研究所和教育部联合开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先后培养了一大批方言调查研究的专业人才。此后，在丁声树、李荣的带领下，进行了张家口、昌黎两地方言的重点调查；1956—1959年，语言所组织并指导了全国性的方言普查，以县为单位，共在全国调查约2000个点，写出方言调查报告1195种。这期间由丁声树和李荣等为方言调查工作编写成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1955，科学出版社)《方言调查字表》(1955，科学出版社)《汉语方言调查手册》(1957，科学出版社)《汉语音韵讲义》(1984，上海教育出版社)《古今字音对照手册》(1958，科学出版社)《昌黎方言志》(1960，科学出版社)等著作，成为指导方言调查的重要工具书和编写方言调查报告的范本。

4，汉语语音研究和机器翻译研究

当时的第三研究组以语音研究为主。建所初期，设有语音实验室，它是以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为基础形成的。仪器主要有各式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各式海尔姆荷兹共鸣器、各式音叉、渐变音高管及钢丝录音机等等；五十年代末，添置了丹麦B．K．公司出产的声学分析仪器，用于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声学特性。研制了颚位照相装置，与X光照相配合，对辅音作了生理分析；研制了音高显示器，用于研究声调，还研制了切音机。在此期间，写成了《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共五卷(未出版)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1963，商务印书馆)。1965年，该室购买了美国Kay公司出产的662B型语图仪，正要进一步开展普通话语音实验研究之时，在“”中被迫中断。

这个研究小组的部分人员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机器翻译的探索，跟其他单位合作，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分别研制出了俄——汉、英——汉机器翻译系统。

5，少数民族语文研究

建所不久，罗常培在语言所组建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小组，由傅懋勋、罗季光、王辅世等负责，到1956年12月，以这个组为基础正式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

自1950年起，罗常培就着手选派一些青年语言学者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初步调查了解全国民族语言分布的概况；此后，又在语言所里举办丁语文干部训练班；1952年起，语言所先后派遣专家率领部分青年干部组成少数民族语文工作队，前往各民族地区调查民族语言。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桂西壮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贵州布依族地区，以及蒙古语、苗瑶语区、新疆各民族语区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1952—1954年，语言所参与了北京大学开办语言专修科的工作，帮助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编写了一部分少数民族语言教材。短短的几年内，不仅为日后全面展开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打下了基础，也从田野工作中培养了一批既有语言科学知识，又能通晓少数民族语言的专家。

6，《中国语文》和《语言研究》杂志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初为月刊，现为双月刊，1966—1977年停刊。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吕叔湘、侯精一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周定一、陈章太也曾主持常务工作。《中国语文》开始是一个综合性大于专门性、兼顾普及和提高的杂志，六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1953—1955年开展的关于汉语词类的讨论，以及1957年关于单句复句的讨论，1961—1962年关子语言和言语问题的讨论等都在语言学界产生很大影响。

《语言研究》创刊于1956年，1956—1959年共出四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语言研究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

五十年代《中国语文》以综合性为主；《语言研究》以专门性为主，六十年代以后，《语言研究》停办，其内容分别转入《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资料》。

7，《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

编写<现代汉语词典)是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确定的任务，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明确规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编好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同一年，由语言所部分人员和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40人组成了词典编辑室，当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兼任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自1958年开始编写，1960年就排印出了“试印本”；1961年丁声树接任室主任和主编，1965年排印出了“试用本”。

8，对国外语言研究动态的关注

建所之初，语言所就设置了一个情报资料组，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56—1958年，语言所设立专门小组，编辑出版了《语言学论文选辑》，先后出了八辑。六十年代初成立了外语研究室，由赵洵任室主任。这个室的一组人员投入《俄华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他们曾参加了《中国语文》附属刊物《语言学资料》(双月刊，1961—1966年共出32期)的编辑工作，其中的“描写语言学专号”等辑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十年动乱”使语言研究所的工作完全停滞了五六年，直到七十年代初，大部分同志从干校回到北京以后，才逐渐恢复了工作。尽管工作环境和研究条件不很理想，一代学界前辈还是以惜时如金的精神，勤勉地推动着各方面研究的展开。语法小组为撰写一部大型《现代汉语语法》积极准备；方言研究、语音实验研究、机器翻译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都开始走入正轨；《语言学资料》也更名为《语言学动态》恢复出版，1978—1979年共出12期(现改名为《国外语言学》)。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式成立，语言研究所改属社科院后，对原有学科作了进一步的调整，设八个研究室，分别是：现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吕叔湘)，古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王显)，近代汉语研究室(室主任为周定一)，方言研究室(室主任为李荣)，语音研究室(室主任为吴宗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刘涌泉)，情报资料室(1980年改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室主任为伍铁平)，词典编辑室(室主任为丁声树)。

1，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成熟的标志——《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出版

语法小组恢复工作以后，吕叔湘主持着手准备一部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的编写工作，并亲手撰写了十万字的编写提纲(部分章节后来曾公开发表)。为了这项工程，吕叔湘积数十年研究心得写出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翻译了赵元任的《汉语口语语法》。后来计划改变，在吕叔湘主持下用几年的时间编写了一部《现代汉语八百词》，参加者有李临定、刘坚、范继淹等十余人。这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汉语语词用法的工具书，具有汉语语词用法词典的性质。书中虽然也简单交代了汉语语法要点，但不以阐述理论和建立体系为目的，而是着重于用法的观察，分析细致，举例贴切，有许多独到的见解。这部书的意义在于，跳出了名目和体系之争，着力于汉语事实的挖掘，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成熟。因此，它不仅成为汉语教学的必备参考书，也在推动语法研究的描写方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汉语方言研究空前繁荣——《方言》杂志的创刊和《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

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丁声树、李荣做的《汉语方言调查》报告里说到“我们今后的方言调查一定要加强计划性，使各地方言的调查工作紧密联系起来。在方法上，不仅要调查语音情况，还要重视方言词汇和方言语法的研究。”“全国范围的方言调查应该把绘制全国汉语方言地图作为长期奋斗的目标。”这两方面的理想在七十年代以后得到实现。1979年丁声树患病住院后，李荣主持方言研究。创办了我国方言学科唯一的专业杂志《方言》；发起成立了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组织力量投入了“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的绘制工作。《中国语言地图集》(汉语方言部分主编李荣、熊正辉、张振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编制，中文本及英文本，1987，1989，香港朗文出版有限公司)首次用多幅彩色地图的形式总结了几十年来方言调查研究的成果，反映了汉语各种方言分布分区的情况。地图集以及附带的文字说明，第一次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各种方言的使用人口和主要特点，、以及汉语方言统一和分歧的实际面貌。这是我国国情调查的一个重要项目，也是我国科学文化领域的一项基本建设。

3，《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

七十年代里语言研究所推向社会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一部《现代汉语词典》。“”期间，《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受到“”的严重干扰，1973年印行的“试用本”遭到无理指责，直到1978年；这部词典才得以正式出版发行。《现代汉语词典》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的空白，并以精当的释义和举例垂范于世。它集科学性和通俗性于一身，在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部词典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刊行以来屡次重印，至今印数已超过2300万册，并在海外有多种版本印行。

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学者不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一批中年学者成了各学科的带头人，他们继承了老一代的良好传统，使语言研究的各个领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1，现代汉语研究

《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工作完成以后，李临定着重进行句型研究，对汉语中有代表性的典型句型做了全面细致的描写，结合变换分析和语义解释论述句型特征(《现代汉语句型》，1986，商务印书馆)；范继淹集中进行汉语人机对话研究，从自然语言理解角度对汉语语法的形式概括和语义制约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1986，语文出版社)；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重点进行动词和形容词的用法研究(《动词用法词典》，1987，上海辞书出版社；《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1991，湖南出版社)，《动词用法词典》对名词宾语的分类超越前人，在动词及其支配成分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徐枢、饶长溶的语法研究也在语法学界引起重视，身为《中国语文》杂志的编辑，他们还为语法研究后备队伍的建设作出了贡献。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的《语法研究和探索》系列论文集已出版八集，极大推动了国内语法研究。

2，汉语方言研究

方言研究八十年代后继续往深度和广度上发展，熊正辉、贺巍、张振兴带领方言研究室先后进行了国家“七五”“八五”规划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九种专著已出版)《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12部分地方言词典已出版)等大型研究，并在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方面积累了基础。

八十年代方言研究的另一个突出成果是一批高质量的方言志的编写出版，自侯精一的《平遥方言简志》(1982，《语文研究》增刊)《长治方言志》(1985，语文出版社)以后，山西省已为81个县市编写了方言志，其他地方的方言志也陆续有不少问世。

由侯精一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自1992年开始采录和编写，计划中的40种方言音档多已开始工作，其中《上海话音档》(1994，上海教育出版社)首先出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

3，实验语音学研究

1973年起，原来的语音实验室就逐渐恢复了语音实验工作，1978年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在室主任吴宗济的带领下，大规模地开展了语音分析和语音合成工作，在理论建设和实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198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高等教育出版社)“普通话单音节规则合成系统”(杨顺安主持，1987)《现代语音基础知识》(曹剑芬，1990，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八五”重点课题“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计划中“智能接口”的“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规则合成”等项目，都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高度评价。

4，近代汉语研究

为了加强汉语史研究中对白话材料的重视，1977年经吕叔湘提议，成立了近代汉语研究室。十几年来，这个室的研究进展令人瞩目。吕叔湘《近代汉语读本·序》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还特别讲到“进一步开展近代汉语词汇语法研究，我以为有几件事要做。第一，做好资料工作。……第二，总结研究成果。……第三，编辑读本。”近年来，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都已有重要成果问世，《近代汉语读本》(刘坚编著，1985，上海教育出版社)是全面反映近代汉语概貌的第一部深入浅出的教材；《近代汉语虚词研究》(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1992，语文出版社)是近代汉语虚词研究成果的总结；《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刘坚、蒋绍愚主编，唐五代卷，1990，宋代卷，1992，元代明代卷，1995，商务印书馆)汇集了近代汉语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细加校订，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同时，《近代汉语指代词》(吕叔湘著，江蓝生补，1985，学林出版社)的出版以及刘坚、江蓝生、曹广顺等的一系列论文，标志着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正在向纵深发展。杨耐思的《中原音韵音系》(198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是近代汉语音韵研究的成果。

5，古代汉语研究

古代汉语研究室何乐士、敖镜浩、王克仲、麦梅翘、王海菜八十年代初编著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北京出版社)是文言虚词研究的集成之作。同时，专书研究、断代研究和专题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如何乐士的《左传虚词研究》(1989，商务印书馆)，王海棻的《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1991，安徽教育出版社)，王克仲的《助语辞集注》(1988，中华书局)等。古代音韵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邵荣芬的《切韵研究》(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原雅音研究》(1981，山东人民出版社)和王显的一系列论文。

6，汉语辞书编纂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以后，词典编辑室又相继编出了《现代汉语小词典》(1980，商务印书馆)《倒序现代汉语词典》(1987，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词典补编》(1989，商务印书馆)等。此外，还编出了古今汉语实用词典、新词新义词典、方言常用词词典等多品种的辞书；适应新变化的《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本1995年出版，《现代汉语大词典》自1990年开始编写，现已基本完成

。近十几年来，语言所的其他研究室也编出了一批水平较高的专业词典。

7，应用语言学研究

应用语言学研究近年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成立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任室主任；1985年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分别由刘倬和刘涌泉任主任，1995年起，由于工作的需要，两个室再度合并。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点是机器翻译和中文信息处理，这些年来，在刘倬的主持下，开发了各种实验型机器翻译系统8个(包括英语一汉语和世界语一汉语)；主持开发或指导开发了实用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3个；建立了中文信息处理系统及语料库两套；以及各种文字形式和软件形式的成果等，都在国内同行里获得高度评价。

由王广义主持的《天语》英汉题录翻译系统、《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都已投入应用，《GRA文摘英汉机器翻译系统》正在进行中。

8，语言理论研究

语言理论研究是近十几年来语言所发展较快的学科，已从早期的以介绍和翻译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为主，逐渐转向研究和评论国外语言理论和方法，并借鉴这些理论和方法，结合汉语开展实际语言的研究，在汉语语法研究、汉语语音研究；汉语篇章分析、汉语语用研究、英汉语法比较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突破。在这些方面做出重要成就的是廖秋忠、陈平和沈家煊，他们积极引进最新的观念和方法，对汉语中一些长期悬而未解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廖秋忠文集》(1992，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1991，重庆出版社)《语用研究论集》(廖秋忠、沈家煊、杨成凯等，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文集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水平。赵世开、黄长著、卫志强、沈家煊、林书武等积极翻译国外语言学名著，如《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198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981，上海辞书出版社)《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1989，华夏出版社)《语言导论》(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1994，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等都为国内的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9，《中国语文》、《方言》和《国外语言学》杂志

《中国语文》于1978年复刊，为双月刊。这是我国语言文字研究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主要刊登汉语现状、历史以及应用、实验等的调查和研究，语言理论，语言政策的研究，汉语教学，汉外对比研究，语言学和其他学科交叉课题的研究，汉字现状、历史以及应用调查和研究，语言文字著作的评论文章。

《方言》杂志创刊于1979年，季刊，至今出版68期。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担任主编。这是全国唯一的方言学专业刊物。杂志集中反映了汉语方言研究的有代表性的重要成果，曾对连读变调、方言分区等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1980年创刊的《国外语言学》是国内唯一的国外语言学理论研究学术刊物。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先后担任主编。杂志大量评介国外语言研究成果，刊载相关资料，成为国内学者了解国外语言学的重要窗口。

10，图书资料工作

语言研究所图书室组建于1950年，至1966年藏书有16万册左右；90年代初期，藏书已达到27万册左右，其中中文书刊约23．5万册，外文书刊约3．6万册。藏书，内容包括：一般语言学、语言学理论、汉语语言学、传统语文学等方面的著作文献；可提供语言研究素材的文献资料；各种辞书、地方志、丛书、期刊等。语言所图书室历任主任或负责人有：刘际尧、魏民、袁璋、冯家荣、阎征、许长江。1994年起和社科院其他研究所的图书室一起归入组建中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成为社科院图书馆的语言学库。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工作人员在吕叔湘等专家的直接指导下，编辑了《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清末一1949，1965年出版)《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63，1963年出版；增订本1965年出版；1950—1980，1983年出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198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作，吕叔湘为这项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并撰写了卷首专文《语言和语言研究》。语言所不少学者为该卷撰写了条目。吕叔湘还为我国语言学界另一项开创性工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3，语文出版社)亲自起草了详细的编写体例。

四

作为部级的语言研究专门机构，语言研究所不仅推出了一批又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而且组织了很多全国性的学术活动，良好的学风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语言学工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是吕叔湘个人捐助设立的，1983年，吕先生捐献多年积蓄六万元作为这项奖金的基金；1987年，吕先生又把他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特等奖的五千元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语言所负责这项奖金的管理工作1984年首次评奖至今已评定7次，获奖者25人。

我国语言科学工作者的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十几年来，语言所为学会的各种活动做了许多工作。早在1957年初，罗常培等就曾筹备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羡林、熙、刘坚；现有会员近900人。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至今已出版七期)《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任会长，自1981年成立起已召开了八届学术年会；由语言所和其他单位合办的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近代汉语学术研讨会、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国外语言学研讨会等也一直定期举行，大大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对外交往与合作在语言所四十五年的历程中也形成了传统。五十年代起，语言所的专家和苏联、东欧的语言学者就有来往和交流；八十年代以来，欧美、澳洲、日本以及港、澳、台湾地区等许多知名语言学家频繁来到语言所访问，作学术报告，参加学术会议等。1982，年8月，由语言所参与主办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国外学者有百余人。近年来，语言所也有不少学者应邀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不少专家在各种国际学术会议上，出国讲学，与国外同行研究合作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的合作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绘制是语言所参与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

国家“六五”计划实施以来，语言所承担的各种重点项目有：“六五”国家重点项目“中国语言地图集”，“七五”国家重点项目“汉语方言重点调查”“语音分析与合成的基础研究”“山西方言通志”，“八五”国家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人机对话中的语音学问题”，国家“八六三”项目“普通话两音节间音联模型及其觌则合成”；中华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现代汉语话语关联”“近代汉语助词研究”“现代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计算机处理系统”“北京口语句式研究”；社科院重点项目“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语成语语义检索”“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句型研究”“唐宋语言研究”“白话小说语词研究”。

四十五年来，语言所的研究队伍人才辈出，良好的学风代代相传，务实求新的传统不仅体现在几代学者的研究工作里，也表现在他们的积极倡导和对年轻同志的言传身教中。早在五六十年代，丁声树、吕叔湘等就在所里为年轻同志开办了音韵讲习班和英语讲习班，使研究人员的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每个时期所里都经常举办研究人员的学术报告会，九十年代以来，更形成了固定的“五四”青年学术演讲会和高研学术演讲会活动，学术气氛异常活跃。语言所里不少同志还经常自发地组织学术沙龙活动，进行专题研讨，其中每月一次的“理论语言学沙龙”自1985年起至今目连续举办了127次，国内外许多同行都曾参加过这里的讨论，为活跃所里的学术空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十五年间，语言所的几代学者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努力挖掘汉语事实，继承良好的学术传统，积极探索新的方法，不断更新学术观念和研究手段，为我国语言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古语说四十而不惑，正当盛年的语言研究所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征程上，一定会以更加丰硕的成果奉献给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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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1989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纪念罗常培先生九十诞辰，中国语文，6期。

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秘书处1956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

张伯江1992《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6期。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1981，1982，1984，1985，1986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第一至五分册)，河北人民出版社。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2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已有的几种湖南方言分区作了分析和评论，其中，重点讨论了周振鹤

和游汝杰的分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并用这种方法给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区，分区结果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作验证。第三部分，结束语。

一湖南省方言分区述评

1．0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种分区。这五种分区分别是：杨时逢先生的分区（

1974年，台北，《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442－1447页，下简称《报告》），日本学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区（1979年，东京，《湖南诸方言》，载

《中国语学》226期，下简称《分布》），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1960年，长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总结报告》（石印本）240－247页，下简称《总结》），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区》，载《方言》1986年第4期，下简称《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1985年，《湖

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第4期，下简称《背景》）。这五种分区，从方法上看

各具特点，从结果上看互有参差，下面，我们将其分成两类来讨论。

1．1．1杨时逢先生分区的方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

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分区的条件。”实际工作中，杨时逢先生用作分区条件的特征

条件有十二项。根据这些分区条件，杨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

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三、四两区难以命名，第五区接近西南官话”。对这个分区结果，杨先生自己也很不满

意，认为“不很理想”。对这个结果，方言学界也议论纷纷。鲍厚星认为《报告》把长沙和慈利、平江、浏阳

等地画一区，把衡阳和常德画为一区都是不合适的（见《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的文字说明部分，载《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则认为《报告》的“分区图有些支离破碎，难于令人满意”。我们的看法

是：《报告》立足于语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实面貌，如一、二两区的大多数方言点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属湘语系统，第五区划归西南官话也大体无误，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区图看去有点支离破碎

，只要符合语言实际，也不应算是作者的错。但勿庸讳言，《报告》的分区也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蓝山、嘉禾等地，按《报告》上列出的语言材料就应划归西南官话（见黄雪贞《西南官

话的分区（稿）》，载《方言》1986／4），如果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双重方言性质则可暂列为双重方言区

来处理，具体分区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作决定（见鲍厚星《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中有关的文字说明，载

《方言》1985／4）。《报告》分区偏离语言实际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区条目有综合无系统，不能总

括湖南全省的语言实际，用这样的条目来分区，自然要影响其分区质量。

1．1．2《报告》的分区中，长沙和城步同属第一区，与城步接境的武冈却属第二区。对此，《背景

》批评道：“城步跟长沙不但主要的语言特征相差甚远，而且很难通话，而城步跟武冈则语言大半相似，交谈

也不很困难。”在这里，《背景》用来衡量分区质量的标准看来是两条：主要的语言特征和通话程度。可以据

此推知，如果甲乙两地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话或通话不大困难的，就应划为同一方言区，如

城步与武冈，反之则否，如城步与长沙。可见，这两条不但是检验分区结果的依据，也是分区时应遵循的标准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在对《报告》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在方言分区中关系重大，有必要略作进一步

的讨论。

先谈“主要的语言特征”。

到底长沙、城步和武冈三个方言点各自“主要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没有明确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两条特征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方言分区的话，那不但《背景》对《分布》的批评难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分区也属多此一举。因此，《背景》据此批评《报告》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区有没有“主要的语言特征”，“主要的语言特征”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对此，方言学界有种种看法

并有过大量的分区实践，笔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语言特征”难以确定，宁可用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来

代替它。在分区实践中，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通过多方比较来抽取。根据分区的需要，可以用一条，也可

以用多条。这些分区条目不论是“一”还是“多”，都要求对内有尽量大的周遍性，对外有尽量强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话来检验分区结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就《背景》的分区而言，也不乏同一区中有不能通话或通话

困难的，如第三片中的湘乡与零陵，而分属两片却也有通话不大困难的，如第二片的怀化与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同属一个方言区中的不同方言点可以有不能通话的，如闽语区中的厦门话和福州话

；而不属同一方言区甚至不同的语言也有可以通话的，如德语和瑞士语。这是因为，能否通话不仅决定于两种

方言的相似性，还决定于两种方言的交际频度。一九八七年笔者曾以湖南师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级的

同学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过外地同学对长沙话的可懂度和认同感，经计算机处理后的结果是：

大体听懂基本听不懂大体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据上表中八四级与八五、八七两级同学对长沙话可懂度和认同感的区分比值的差异可以看出交际频度与它

们的比例关系。而且，通话程度还受城乡、职业、年龄甚至性别等条件的制约。事实上，既难于把它作为一个

分区因素来参与分区，也难于把它当作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分区结果。

1．1．3第二种是日本学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区。《分布》据以分区的材料也来自《报告》。方法是

：根据“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绘出方言图来进行分区。《分区》把湖南方言分为四种“型”，定名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国内学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赣方言或赣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话。《分布》的分区是比较典型的单一特征法。《背

景》认为：“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是按这个标准作成的分区图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实际。”《分区》将湘

西的永绥（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地划归“老湘型方言”，对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将古全浊声母只要今平音读浊音的也包括在内，湘语的范围自然要扩展到上述永绥

等县。事实上永绥等县的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这‘半条’特征将其划入湘语南片是不

妥当的。”《背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单一特征判断法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分区结果清晰正确，

缺点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区的交错地带和过渡区域，在方言面貌因长时期的交融渗透而变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种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当时共调查了八十七个县市，后由彭秀模、曾少达等同志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总结报告》。《总结》中对湖南方言作了分区工作。方法是：根据分区者对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几个较大的土语群最明显的特点归纳出来，然后把特点大部分相近的土语群合并为一个方言。”方言区的范围

基本上定下来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来，碰到甲乙两可的交界处方言就“根据反映方言特点的地图来分

析研究。分析它们哪些特点和甲区相同，哪些特点和乙区一致，最后根据它们与哪一区特点较多相同的特点划

归哪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注意该方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点。”而不是“不分主次，单凭机械多数”来确

定其方言区属。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个区。第一区“基本上是湘语”，第二区“基本上属于西南官话”，第

三区“大致接近江西话”。《总结》的分区在具体运用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渐

变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与丁却可以相去甚远。这样，在把几个看起来相近的土语群进行单向归

并时，就有可能把本来差别甚大、应分属两区的方言给归并到一个方言区中去。如《总结》第一区中有泸溪、

辰溪等方言点，就其总体特征看，应与第二区的怀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与长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为“辰（辰溪）溆（溆浦）土语群”接近“衡（衡阳）邵（邵阳）土语群”，而“衡邵土语

群”又接近“湘（湘乡）涟（涟源）土语群”，“湘涟土语群”与长沙、湘潭等地的话又更要接近一些，这样

单向归并，结果就把本来不属同一区的方言给并为一区了。《总结》分区时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处。湖南

的蓝山、嘉禾、宜章、桂阳、郴县、新田、江华、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种各地小有区别的西南官话（与桂

林话很接近）外，各地内部还使用着一些差别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话”。《总结》在分区时，单

把蓝山、嘉禾两地的土话拿出来分区，从而把它们从湘南双语区独立出来并合并到第三区中去，成为第三区孤

悬于第二区中的方言岛，这显然是不符合分区原则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

1．1．5第四种是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分区》使用的方法虽然比较单一，但分区的标准却颇为灵

活多变。《分区》把湖南方言一共分为六个区。第一区是“湘语”，分区的依据是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第二区

是“赣语区”，分区标准有三项：一条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为送气清音，一条是梗摄字多有

文白异读，另外还列了一些词汇。第三区是“客家话区”，《分区》没有明确“赣语”和“客家话”的区别界

限，语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开口呼读零声母”这一条，另外还有词汇条目的区别。第四区是“江淮官话区”

，分区标准主要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清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另外就是“古入声全

浊声母字今全部或部分归阳去（去声不分阴阳时就归去声）”，其他还列了“他的”和“喝茶”两个词组。这

一区中有《背景》列为西南官话标准点的常德，还包括湖北省的鹤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统称为“

江淮官话常（常德）鹤（鹤峰）片。”第五区是“西南官话区”，这一区没有给出分区标准，内部分片时也未

明确分片依据。第六区是“乡话”。“乡话”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

大庸市等地与沅陵交界的地区。”大约有四十万人说这种话。“乡话”的主要特点有：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塞擦音时平声为不送气浊音，仄声为送气清音。另外，入声有喉塞尾，古次浊平声今读阴平。古全浊上声今仍

读上声，等等。《分区》的主要优点是分区时不拘泥于某一标准，不仅考虑语音特点，也兼及词语的异同。分

区时不反分出大区，还给大区再划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还深入乡镇一级，分得比较细致深入。但勿庸讳言

，《分区》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主要体现在所使用的标准上。由于标准不统一，有时甚至连分区标准都未说

明就直接分区，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分得较为主观臆断的感觉。另外，凡《分区》使用单一标准的地方都无法避

免单一标准以偏概全的缺点，如“江淮官话常鹤片”，如果不是只从一两个语音特点着眼的话，根本就划不进

江淮官话里去。此外，就《分区》的题旨来看应是封闭式的区域方言分区，没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揽进

来，而且还包揽得不对。按赵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区，鹤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点介于湖北第一区（西南

官话）和第二区（楚话）之间，同时还有一些湖南话的特点，因而独立一区以显示其特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

区域的混杂型方言，赵元任先生等人也没有把它们和江淮官话联系起来考虑（见赵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调查报

告》一五七○页），于此可见《分区》的处理是不很妥当的。

1．2．0由于周振鹤、游汝杰二人的分区不止使用了一种分区方法，在分区过程中还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将其中的历史行政区划作为分区调整的重要“参考项”直接介入分区，经过研究，我们发

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适当展开讨论，因此我们把《背景》的分区单列为一类加以述评。

1．2．1《背景》仍使用《报告》的分区材料，分区对象仍为《报告》中的七十五个方言点。《背景

》在分区方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数学方法，并结合语言学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和补充

。具体的作法是：以《报告》中提出的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作为分区依据，建立数据库，参

照数学集群方法，先比较七十五个方言点之间特征项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来作初步分区，最后再用

“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因素”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整”。在分区过程中，作者还根据自

己对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个“集”，并给每个“集”指定一个代表点，然后把这一集

里的其余各点来和“代表点”作比较，按各方言点与“代表点”的接近程度分归各集。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个片，根据《背景》有关的文字说明和分区图来看，五个片分别为：第一片是以常德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片，第

二片是以长沙为代表的湘语北区，第三片是以城步为代表的湘语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为代表的赣客语片，第

五片没有代表点，是南部山区官话和湘语的混杂片。在数学方法运用上，《背景》设置了四个“标准点”来对

周围的方言进行吸附式向心归并，这样把原数据阵上纵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数据省减为四行，既简化了计算过程

，又简明扼要地用数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内各方言点之间的接近程度。

《背景》对自己的分区结果是颇为自信的，认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个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语感。”湖

南人的语感姑且勿论。但当我们拿《背景》的分区与前述几家逐一比较时发现，这个分区与《总结》非常接近

，两张分区图大体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区有较大差别，其他地方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参差。如前所述，这样的

分区仍然是相当偏离湖南方言实际的。《背景》尽管使用新的方法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个方法与结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

1．2．2陆致极在《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1）一文用

电子计算机对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中的十七个方言点作了类聚关系处理，实际上具有分区意义。二十年代赵元

任先生对吴语所作的分区表明，只从语言特征条目出发也可以对方言进行分区。分区经验证明，数学方法和语

言学方法（甚至是单一特征判断法）在分区上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数学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语言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分区调整，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数学方法的有效性产

生怀疑。

《背景》采用《报告》中用来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项特征来建立数据库，根据存入的数据来计算任

意方言点之间的接近值，然后通过比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来达到分区目的。由于存入数据库的语音项目是五十

二个，因此，任意方言点间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为了简化计算，《背景》挑了四个“标准点”

，让其余各点来依次与它们相比较，凡和上述四点中任一点接近值最高的，就将它划入该标准点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这样，就把语言学的分区转换成一个数学上的集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隶属变－－即任一方

言点可以归属于某标准点的最低数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点归属任一代表点的隶

属度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这时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时就不能进行归集：当某一方言点与四个

代表点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时（因为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异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时（因为异同相等

）；与两个代表点接近值同时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时（因为当同一方言点同时从同一逻辑门进入两个代表点后，

归集后的方言点数会大于实际参加分区的方言点数，从而与实际不符）。根据《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数据，可

以合法归集的方言点有：

长沙点

南县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点

新宁28东安28祁阳31

常德点

石门31慈利33大庸32龙山37永顺29

保靖30永绥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凤凰30麻阳27晃县31靖县31澧县29

安乡35华容27桃源35汉寿41衡阳31

平江点

临湘31岳阳32

（地名后的数字为其与该代表点的接近值）

以上各点合计29个。除去4个代表点，参加归集的方言点是71个

，可归集的方言点占总数的40．9％。

可以分属两个代表点从而不能归集的方言点有：

桑植芷江黔阳会同临澧湘阴

长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计6个。加上其余与4个“代表点”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个方言点后为41个，

占参加方言分区的方言点数的59．1％。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背景》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显然是看到这一点的，于是又增设了“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

整”，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的创新，但实际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点的归属是靠“参

考项”“调整”出来的，而“参考项”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一项，在这种情况下，《背

景》的分区自然就难于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对赖以建立数据库的五十二项

语言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报告》提出的五十二项语言特征是用来显示湖南方言的差别性的，为了上

图的方便，只能“求异”而舍同，因此，虽然项目多达五十二项，但仍不能认为它们已经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们来作分区依据，就难免偏离语言实际，事实上，杨时逢先生也没有全部把它们作为分

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之间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项目的代表其所辖的“字”的

数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声韵调其差别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项是“声调调类”，这一条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项是“‘去’的白话音”，这一条只能管住一个“字”的一半的语音情况，二者的重

要性差别相当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这两条在五十二项语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这样，相同的数值掩盖了不同语言特征项目的巨大差别，这自然要极大地影响分区质量。

1．2．3《背景》在分区上的一个特点是设置了四个“代表点”。这四个“代表点”既是数学归集的

目标点，又是确定“较重要的语音特征”的主要依据，而且，还决定着分区结果的命名。因此，“代表点”选

得合不合适，也是决定分区质量的重要因素。“代表点”的代表资格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无关，而是取决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区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该方言区中比较典型的方言点。用这个条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

四个“代表点”就可以看出，除长沙点外，其余三个点的代表资格都有问题。

先谈常德点。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从常德开始往北延伸，与湖北的江陵连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怀化为中心，往西延伸与贵州的黔东南连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与湘北片的交

界线大致在龙山、永顺一带；第三片是以蓝山、嘉禾为中心的湘南片，这一片与广西的桂林连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较接近，内部也比较一致。湘南片与湘西、湘北两片的距离较大，这部分地区是双重方言

区，由于受各地千差万别的“土话”的影响，内部的一致性比较低。总的说来，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方言点都

有过渡性质，与湘语的接近程度随着方言点在地理分布上与长沙的距离成正比。常德正处于西南官话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资流域的中间地带为过渡带，过了资江就是湘语区的天下。因此，无论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还是就常德话的语音系统，都是一种过渡性相当明显的西南官话，把它作为西南官话的代表，其代表资

格就要大打折扣。为什么在《背景》的分区中不能把郴州、蓝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话包容进来，为什么桑植

、芷江、黔阳、会同、临澧等地会出现与长沙点和常德点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况，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话本身含有相当的湘语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

平江虽然在声母上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平江还有知章组在今开口韵前读(tsts’s)这种与赣语不同

的变化，就其涉及的古声母而论，比古全浊声母的个数还要多；平江话的入声调虽然也可算作赣语系统，但阴

平和阳平的调值都与长沙话相同而区别于南昌话；平江话的入声韵虽然有塞辅尾，但知章组的合口韵的变化也

是大多同于长沙话，如：“吹水睡税”也是和长沙话一样读撮口韵，而南昌话则是读合口韵。从平江的语音系

统来看，应将其看作是湘语和赣语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点的混杂性方言。把它放到赣语系统中来看，还不

如常德话在西南官话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临湘和岳阳两个点，换

句话说，在沿湘赣交界处一带的混杂性方言点中，平江点的代表性也不强。

《背景》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根据是因为城步的［bdgdzz］的浊度最强，换句

话说就是城步因为其声母系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古全浊声母的原貌从而获得了湘语南片，或者说是“最典型”

的湘语的代表资格。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背景》对＠①伸久的一些批评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绥，

《背景》认为不能仅据其古全浊声母今平声读浊音这“半条”特征就把它划入湘语南片，还要看到“永绥等县

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这样的情况而将永绥划入西南官话区。既然仅靠古全浊声母今平声仍

读浊音这半条特征不能将永绥等县市划归湘语南片，那仅靠“古全浊声母今仍读浊音”这一条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语呢？只要对城步话的语音系统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话的韵母系统已经接近于西

南官话而与湘语（我们这里所说的“湘语”是指长沙话。本文中如不加说明时都把长沙话作为湘语的代表）的

距离较远，如咸山摄与宕江摄不混，山摄合口和蟹摄合口端系仍读合口，这些，都与长沙话不同而与重庆、贵

阳等地的西南官话相同。声调上，城步话的阴平是高平调，阳平是低降调，这也是西南官话阴平与阳平的最常

见调值而与长沙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城步话并不象《背景》所说的那么“古老”和纯粹。从整个语音系统

来看，城步话虽然仍属湘语系统，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话的相当影响。因此，城步在湘语系统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话既然仍属湘语系统，就没有必要把它和长沙话相提并论，在同一个方言系统中建立两个和西

南官话、赣语相同地位的“代表点”从而使得南北两片湘语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开。这种含含糊糊的状

态显然不是分区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话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理由还与《背景》提出的“古湘语”的

假设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时说：“城步僻处本省西南隅，交通闭塞，明显

是古湘语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挤而保留下来的核心地盘”，在“结语”部分又“设想”：“在战国秦汉时代，

整个湖南地区也许通行一种内部存在差异的古湘语”（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背景》虽然用了“也许”这个

不很自信的副词，但这个“古湘语”还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下来的：“古湘语”存在的时间是“战国秦汉时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个湖南地区”，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我们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逻辑结构

中，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设是非常必需的，否则，城步就难于取得“典型的湘语”的代表资格，“浊音的衰颓”

，和“入声的衰微”将无从立论，而且，“古湘语”在官话、赣客方言的蚕食吞并、四面夹击、大举入侵下日

渐萎缩的下降曲线也无法勾画。现在我们要正面提出质疑：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果真通行着一种古

湘语吗？任何语言的存在，既要有一个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作为存在前提。古湘语的含义

可能因人们的看法不同而较为宽泛，但无论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古代汉语。而且是一种古代汉语方言。因

此，要证明“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都通行一种古湘语”，首先必需证明，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

地区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汉族或都属于汉民族文化系统。这样，这个问题就可以简化和转换成“战国秦汉时代整

个湖南地区的民族构成”这样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打开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两

册查看有关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为了避免繁琐的引证，我们主要依据《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册（修订本，1982）、《中国民族学概论》（栾钊韬等，1985

）、《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1984）、《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1981）、

《试析湖南县的设置和名称由来》（谭昌寿，1984年第5期《湖南师院学报》）等论著来作一结论性的概

述：战国中期前，今湖南全境为古三苗等苗瑶族的居住地。战国中期，楚国兆进中原争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强秦的迫挤下，楚文王把楚都迁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国大力向南扩展，首先进入以常德为中心的

湘北地区。秦统一后继续向南开发五岭南北，在湖南境内从北向南依次设置长沙、罗县、临湘（今长沙）、耒

阳、郴县等郡县。两汉时对湖南继续开发，分长沙置桂阳、零陵二郡和益阳、茶阳、攸县、醴陵、＠②县、临

武等二十余县。这时汉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以今长沙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区；沿湘赣两省的交界线直达广东的狭长地带。除此而外，整个湖南地区的广阔腹地仍然是古苗瑶语

族的居住地或未经开发垦殖的原地，其间可能还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桃花源式”的汉族移民点。这样的人

口分布与民族构成的格局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显然不可能通行着一种“古湘语”。更确切一

点说，即使是上述几个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种“古楚语”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语”。在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历史界限，当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时，不应混

淆二者之间的历史界限。

对城步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点必要的叙述会使上面的质疑得到更为充分的支持。城步县现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县”，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国、有清一代、明初都称“城步县”，明初设为“城步巡检司”

，属武冈县。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城步的名称只能追溯到这里。唐代的城步为“飞山蛮”地，汉至隋为“无阳

五溪蛮地”。这时的“五溪蛮”系汉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蛮”。唐末“五溪蛮”据飞山自守，故又称“飞山

蛮”。“飞山蛮”自称则为“猫”，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汉人（主要来自江西）陆

续到城步落籍定居，但县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绝对优势。明弘治十五年设置时进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统计，此时

仍为苗多汉少。乾隆五年“改土归流”时有不少苗族为免受民族歧视而改称汉族，进入民国后汉族人口才超过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统计时，全县有苗族八万四千余人，略低于汉族人口数。根据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无

论如何也推不出“在战国秦汉时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语”这样的结论来。

1．2．5归纳起来，《背景》在分区过程中的失误主要有这样几条：使用了数学方法但因数据库不可

靠而未达到预期效果；选择了标准点但标准点的代表性又不强从而使其他方言点难于归集；假设了一个“古湘

语”作为展开论述的前提但这个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语”又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

为，《背景》分区的意义似乎倒不在其分区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创新精神，给方言的分区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区大体上已代表了目前国内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区方法，因此，本文

对上述各家分区方法的评价也可算是笔者对目前汉语方言分区现状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区

2．1．0分区的事实说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连续的，渐变的，如果只给方言确定一个分区标准的

话，可行性相当差。由于不同的分区者对语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认识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标准，分区结果当

然难于统一。1987年，笔者在钱曾怡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几次关于方言分区的历史、现状、标准、方法的

讨论，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叫“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

，并用这种方法来对有过多种分区、有相当分区难度的湖南方言进行分区，以便和各家的分区结果相比较。具

体的做法是：以长沙（湘语代表点）为中心，东取南昌（赣语代表点），西取贵阳（西南官话代表点），从三

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然后把湖南境内的

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三个代表点相比较，比较时按声、韵、调的顺序依次进行。由于分区条目都是七条

，判断方言点归属的隶属度是“四”，三次分区的结果都作出分区图，最后根据三张分区图来作综合分区，任

一方言点，只要在两项分区中都属某一代表点，就把它归入该点所代表的方言区，这时隶属度是“二”。据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点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两

项或三项分属两个或三个代表点），独立型方言（只有一项或无任何一项可归入三个代表点）。

2．2．0分区要有据以分区的材料、分区的原则、标准，及相应的图上表示，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说明。

2．2．1分区材料材料的好坏决定分区的质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主，相

比较而言，这个材料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调查点不足；二是记音有欠准确之处，如衡阳话；三

是有相当的调查点远离城区，有的甚至在县境边缘地带，代表性不强。鉴于这种情况，衡阳话改用李永明先生

《衡阳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涟源、双峰、新化、祁东、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个点则用《总结》中的相关材料。

2．2．2分区原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其实是就相关的调查点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和分类，因此，

分区时本文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语言学标准的原则，任何非语言学的标准都不能作分区标准；第二是共

时性原则，分区时只就方言现状进行分区而不涉及方言的历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统性原则，在把握方言之间的

异同时从其系统性、整体性出发而不只根据一两个语言特征来确定方言点的归属。

2．2．3分区标准分区标准就是据以分区的条目。李荣先生在谈分区条目时提了三条，一是条目的

代表性，二是条目在语汇中的使用频率，三是条目使用频率，这三条都是指导性的意见。根据我们的理解，条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区别性，就是一地方言区别于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同时我们还强调条目的系统性，汉语方

言之间的矩离远近，在语音上具体表现为各方言音系在声、韵、调各有关方面对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别从长沙、南昌、贵阳三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韵母、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各七条作为分区条目。

2．2．4图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区图示法是采用划块（块状表示）围片（同言线法）的方式，这看起

来比较好看，但与实际的方言分布情况并不相符。就一方言点来看，方言持有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户与户之

间，村、寨、城、镇之间都是非连续性的，呈离散式点状分布，因此，本文也用点状符号来表示方言类别，这

样，既可以积点成面，几个相同的点状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成片的方言区域，又可以如实反映方言分布的点面

相间、错综复杂的情况，尤其在反映方言岛、独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语言事实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2．3声母系统的分区

表一：声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附图[图]）

说明

1．上表中，南昌话全部采用《汉语方言字汇》（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贵阳话的材料是笔者调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说明。

2．取点比较时，如果碰到古全浊声母今仍读全浊塞音塞擦音时，则归入长沙点。

3．由于第六项长沙话与南昌话属同一类型，因而两地的区别条目只有六项，如果出现南昌、长沙各点三

条的情况时，就着第一、二两项属何处方言，属长沙则归入长沙点，与南昌话相同则归入南昌点。

分区结果是：

长沙所属方言点（地名后的数值为隶属度）

长沙7临湘5．5岳阳5南县3．5沅江6

湘阴6平江5浏阳4宁乡6益阳6

桃江5．5安化6．5泸溪4新化6涟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双峰3．5衡阳5

祁阳4永兴5资兴4邵阳4武冈4

洪江5．5会同4绥宁6．5城步6江永4

计30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耒阳3．5常宁3．5宁远4宜章3．5

计4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华容5安乡5汉寿5临澧7常德5

澧县6石门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顺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吉首4辰溪5凤凰6麻阳6溆浦5．5

怀化6芷江5新晃4靖县4通道4．5

新宁6东安4零陵4新田4．5桂阳4

郴州6嘉禾5蓝山4江华4安仁5

道县4

计3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县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

临武湘乡祁东隆回洞口黔阳

桃源龙山

计14个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1：声母系统分区图

2．4韵母系统的分区

表二韵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上表中，前三条的重要性，代表性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后四项发生交错时，则以前三项的情况来确定方

言归属。另外，《报告》中缺文白异读材料，因此，第七项全部采用《总结》中的材料。

进行归纳时，由于第一项和第七项长沙与贵阳相同，这两项又都同时与南昌话对立，确定隶属度时，如果

与南昌话相比较，可以“四”为隶属度。但如果相对长沙与贵阳而言，两者的对立项目只有五项，判断某方言

点的归属时，隶属度应为“三”。据此，湘阴、嘉禾、永兴应归入长沙，常德、江永、江华、新晃、桂东应归

贵阳。

分区结果为：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5益阳6安化6

沅江5南县5．5湘阴5岳阳4．5临湘4．5

浏阳4．5醴陵4．5绥宁4．5嘉禾5蓝山5

永兴5资兴5涟源5．5洞口5桃江6

株州4隆回4．5

计22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平江4．5攸县4．5

只有两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桃源5慈利4临澧6．5澧县5．5安乡5

汉寿5华容5黔阳5会同4城步4．5

通道5新宁6．5溆浦6新化4．5邵阳6

祁阳5汝城6衡阳4常宁5宁远6

耒阳5安仁4郴州6常德5龙山5．5

＠②县4桂东5桂阳6新田6临武6

宜章6东安6零陵6道县6江永5

江华5石门7桑植7大庸7永顺5

保靖7花垣6古丈5沅陵7凤凰6

泸溪6芷江6靖县6新晃5麻阳6

吉首6辰溪7双峰4．5怀化6．5祁东5．5

洪江5．5

计56个方言点

独立型方言点

湘乡衡山茶陵武冈

上入图后见图2：韵母系统分区图。

2．5声调系统的分区

表三声调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说明：

1．从长沙到辰溪的七十五个方言点的调值系采用《报告》中音系说明部分的实际调值而非声调表中经过

音位处理的调值。

2．长沙与南昌的对立条目只有五项，归纳方法同前。

各代表点所属的方言点如下：

长沙所属方言点

长沙7湘潭4宁乡4益阳4安化5

桃源4澧县5沅江4南县4湘阴5．5

岳阳4．5临湘5黔阳4．5城步4．5新宁4

湘乡6衡山4涟源5双峰4．5桃江5

株州7

计21个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武冈4常宁4．5宁远6嘉禾6蓝山5

耒阳4永兴5．5郴州6常德4．5龙山6．5

桂阳6．5新田5临武6宜章5道县5

江华5石门4．5桑植4大庸4．5永顺6．5

保靖6．5花垣5．5古丈6．5沅陵5凤凰6．5

泸溪5芷江5新晃5．5麻阳6吉首6．5

辰溪5．5怀化4．5洞口5洪江4．5

计34个点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会同安乡汉寿华容平江

浏阳祁阳澧县绥宁通道溆浦

新化邵阳资兴江永茶陵汝城

衡阳＠②县桂东零陵靖县祁东

隆回安仁东安

计29个点

南昌话无可归集的方言点。

上入图后见图3：声调系统分区图

2．6综合分区

根据前面三次分区的结果可以制成下面这样的表来进行综合分区。

表四：综合分区表（表例）

（附图[图]）

根据上表统计的结果如下：

湘语区方言点

长沙3临湘3岳阳3南县3湘阴3

沅江3益阳3桃江3安化3涟源3

宁乡3湘潭3株州3浏阳2双峰2

衡山2绥宁2城步2永兴2资兴2

计20个方言点，占总数的23．8％

西南官话方言点

华容2安乡2汉寿2常德3临澧2

澧县2石门3慈利2桑植3大庸3

龙山2永顺3保靖3古丈3沅陵3

花垣3吉首3泸溪2辰溪3溆浦2

凤凰3麻阳3芷江3怀化3新宁2

新晃3洪江3靖县2通道2安仁2

东安2零陵2常宁2耒阳2蓝山2

新田3宁远2道县3江华3临武2

嘉禾2桂阳3郴州3宜章2

计44个方言点，占总数的52．4％

独立型方言点

醴陵湘乡攸县茶陵祁东隆回

＠②县桂东汝城

计9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0．7％

混合型方言点

平江（湘＋赣）会同（湘＋官）新化（湘＋官）

邵阳（湘＋官）祁阳（湘＋官）衡阳（湘＋官）

江永（湘＋官）洞口（湘＋官）武冈（湘＋官）

桃源（湘＋官）黔阳（湘＋官）

计11个方言点，占总数的13．1％

赣方言是空集。

上分区结果入图后见图4：综合分区图。

比较前面四张分区图后可以发现，前三张参差过大，而综合分区的第四图明显优于前三图。湘语方言点主

要集中在湘、资流域中下游和洞庭湖沿岸，向西南方向以邵阳、武冈等混杂性方言作为过渡，有城步、绥宁两

个点，向东南方向以衡阳、耒阳（耒阳虽然归入西南官话，但混杂程度很高）作过渡，有永兴、资兴两个点。

这四个点就整个音系来看仍属湘语，但都不纯粹，城步的韵母系统属官话系统。

西南官话方言点为湘西北、湘南两片。湘西北片与湖北、四川、贵州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湘南片与

广西境内的西南官话连成一片。两片加起来有四十四个方言点，是湖南省势力最大的方言。从整个音系来看，

湖南境内没有真正的赣方言点，但赣语的影响可从湘赣交界的混杂性、独立型方言点中看出来。独立型方言有

两种类型，一种是“湘乡型”，包括隆回、祁东在内。这种方言可能原来就是独立的，受周围方言影响较小，

原来的特点保留得比较多，因而不同于其他方言，同属独立型方言的方言点之间的关系尚需研究。另一种是“

醴陵型”，醴陵话的音系就整个系统来说很难把它归入湘语或赣语，可又都同时具备湘语和赣语的一些特点。

这种方言大概属于因方言间的相互影响（当然也有自身的音系特点）而产生的既不同于甲这种母方言也不同于

乙那种母方言的新型方言，这类方言还有攸县、茶陵、＠②县、桂东、汝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需进一步的研

究。混杂性方言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湘语和赣语相混杂的“平江型”，一种是湘语和官话相混杂的“衡阳型

”。平江型只有一个点，衡阳型则有祁阳、江永、武冈、洞口、邵阳、新化、会同、黔阳，桃源等十一个点，

这十一个点可以合成一类。从衡阳到黔阳一线的混杂性方言点正好处于湘语东北片、湘语西南小片和湘语东南

小片的分岔处，也是官话湘西北片和湘南片被沅、资、湘三水分割的地带，事实上是湘语和官话的交接处，这

一地区的方言成为混杂性方言，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事。从整个分区的结果来看，所有的混杂型方言或因混杂而

成的独立型方言都处于方言区交界处，可以说，这样的分区结果是比较合乎语言事实的。

2．7这个分区可以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地域来验证。

花鼓戏是湖南省各地民间小戏的总称。湖南各地花鼓戏名称有别，源流亦异，但其曲调唱腔都与当地人的

山歌小调密切相关，唱词道白都使用当地方言，是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因此，其流行的地域与方言

的地理分布是大致平行的，可以相互证明。

长沙花鼓戏内部可以分为长沙路（流行于长沙、湘潭、株州等地）、宁乡路（流行于宁乡城乡）、平浏醴

路（主要流行于平江、浏阳、醴陵等地）、西湖路（主要流行于洞庭湖西岸的南县、益阳、沅江等地）四种小

类，其分布范围与湘语中心区域是一致的，其之所以分为四路，也与湘语内部的方言差异有直接关系，如平浏

醴路。前述诸家多把平江、浏阳、醴陵划归赣语，完全可以想象让平浏醴路长沙花鼓戏分别在长沙和南昌演出

时两地观众可懂程度的大小。

除长沙花鼓戏外，湖南还有两种重要的花鼓戏，这两种花鼓戏的流行地域与混杂型方言密切相关。一种是

衡阳花鼓戏，流行地点主要有衡阳、衡山、常宁、耒阳、安仁、永兴、郴州、茶陵等地。从其流行地域可以看

出，它既可在衡山，永兴等湘语区流行，也可在郴县、常宁等官话区流行，还可在茶陵等因混杂而成的独立语

区流行。另一种是邵阳花鼓戏，其流行的地点主要是：邵阳、邵东、武冈、隆回、新宁、城步等地。和衡阳花

鼓戏一样，邵阳花鼓戏也可在湘语、官话、混杂型方言区流行。从邵阳花鼓戏的形成历史来看，它和湘西阳戏

、零陵花鼓戏有密切关系，相互影响、渗透、融合的程度很深，从分区第二图看，这地区的方言的韵母系统就

颇具西南官话的特征，大多可以划入西南官话。

其他还有常德“喀喀戏”、零陵花鼓戏、湘西阳戏等，其流行地域均与官话湘北、湘西、湘南各片相对应

。下面，连同上述各种花鼓戏及与之相对应的方言区（点）列表对照。

表五：花鼓戏流行地域及其方言区属对照表

（附图[图]）

（附图[图]）

注：上表中，零陵花鼓戏还有宁远、临武、新田等县未列入，湘西阳戏尚有芷江、靖县、麻阳、辰溪、溆

浦、泸溪、保靖、花垣、永顺等地未列入，均属西南官话。

三结束语

3．1“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是一种以系统论为指导思想，把语言学和数学结合起来解决语言问题

的方言分区法。实际操作时，先从长沙、南昌、贵阳抽出能代表湘语、赣语和西南官话音系特征的区别性特征

条目，从长沙、南昌、贵阳三个方言代表点的视角度，对湖南境内的八十四个方言点作鸟瞰式的扫视对比，使

用的分区条目实际上是“3×3×7＝63”条，对各地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的相关项目作分类统计后，又从总

体上对其作“隶属度”置信判断，可归入相应代表点的就明确其方言区属关系，能够独立的就让它独立，对混

杂型方言也不强作归并。这样做的好处是：为湖南方言的现状画一条比较合乎实际情况的轮廓线，便于进一步

的调查和研究。这个方法还可编成计算机程序来进行分区，这样，就可以避免人工分区的主观任意性，还会节

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就分区的科学性、客观性和系统性而言，更是目前各自为阵的分区方式难以比拟的。

3．2历史上的移民与现代方言面貌的关系，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不是一因一果的直线决定关系。有

什么样的移民就一定有什么样的方言类型，这样的想法是比较片面简单的。笔者1987年到江西萍乡调查方

言时听萍乡人说，醴陵话不能算江西话，而是和长沙话差不多，而且，连萍乡的老关和湘东两区的话也是“湖

南话”而非“江西话”。历史上醴陵不曾向萍乡移民。换一个角度就可以发现，湘语并非时时处处都只被其他

方言“入侵”而不对其他方言产生对等的影响。湘南地区从古到今均未大量接受过西南官话的移民，该地居民

的家谱、碑铭都证明没有发生过这种移民，而当地千差万别、语言特征非常独特的“土话”也证明不可能有过

这种移民，但这一地区的数百万人为什么使用西南官话来作公共交际语而不选用以长沙话为代表的湘语，这种

情况用“移民决定说”显然就讲不通。这种情况可能就要从语言事实出发，结合语言使用者的心理活动、价值

观念、不同方言的交际功能等来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3．3本文的分区不同于各家的原因不只是方法不同，也是语言学观点有差异。在分区过程中，面对具

体的语言事实，我们没有完全遵从哪一家或哪一种理论。笔者坚持认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任何语

言理论或语言假设都必须反复接受语言事实的检验，如果事实与理论发生趑趄，那就应该先怀疑理论的普适度

和正确性，而不能将活生生的事实硬塞进一个现成的理论模式中去强作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会导致理论

的萎缩甚至窒息理论。

［附记］本文原为笔者的硕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钱曾恰先生。

（附图[图]）

（附图[图]）

（附图[图]）

（附图[图]）

主要参考书目

《城步县志》（同治）

《城步苗族自治县概况》（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

龙华1981“湖南花鼓戏的艺术种类和流派”，载《湖南师院学报》第2期

霍凯特1986《现代语言学教程》，索振羽、叶蜚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黄麟维、李继宗、邹珊刚1984《系统思想与方法》，陕西人民出版社。

李荣1985“关于汉语方言分区的几点意见”、“官话方言的分区”，分别见《方言》第1、2两

期。

熙1986“在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中国语文》第4期。

黄雪贞1986“西南官话的分区（稿）”，载《方言》第4期。

李谱英、杨焕典、梁振仕、刘村汉1985：“广西的汉语方言（稿）”，载《方言》第3期。

刘光亚1986“贵州省汉语方言的分区”，载《方言》第3期。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3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目前已有的几种湖南方言分区作了分析和评论，其中，重点讨论了周振鹤

和游汝杰的分区。第二部分提出了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并用这种方法给湖南方言重新

分了区，分区结果用湖南花鼓戏的流行区域来作验证。第三部分，结束语。

一湖南省方言分区述评

1．0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湖南方言已有了五种分区。这五种分区分别是：杨时逢先生的分区（

1974年，台北，《湖南方言调查报告》1442－1447页，下简称《报告》），日本学者＠①伸久先

生的分区（1979年，东京，《湖南诸方言》，载

《中国语学》226期，下简称《分布》），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1960年，长沙，《湖南省方言普查

总结报告》（石印本）240－247页，下简称《总结》），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1986年，《湖南方

言的分区》，载《方言》1986年第4期，下简称《分区》），周振鹤、游汝杰的分区（1985年，《湖

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载《方言》1985年第4期，下简称《背景》）。这五种分区，从方法上看

各具特点，从结果上看互有参差，下面，我们将其分成两类来讨论。

1．1．1杨时逢先生分区的方法是：“把某一处的方言特点归纳起来，取它最重要的不同特点，声调

的类别，音韵特点，开合口及调类等区别，来作分区的条件。”实际工作中，杨时逢先生用作分区条件的特征

条件有十二项。根据这些分区条件，杨先生把湖南方言分成五个区。第一区是“典型的湖南话”，第二区“大

都跟第一区差不多，第三、四两区难以命名，第五区接近西南官话”。对这个分区结果，杨先生自己也很不满

意，认为“不很理想”。对这个结果，方言学界也议论纷纷。鲍厚星认为《报告》把长沙和慈利、平江、浏阳

等地画一区，把衡阳和常德画为一区都是不合适的（见《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的文字说明部分，载《方

言》1985年第4期）。《背景》则认为《报告》的“分区图有些支离破碎，难于令人满意”。我们的看法

是：《报告》立足于语言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湖南方言的真实面貌，如一、二两区的大多数方言点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属湘语系统，第五区划归西南官话也大体无误，至于作出的方言分区图看去有点支离破碎

，只要符合语言实际，也不应算是作者的错。但勿庸讳言，《报告》的分区也与湖南方言的实际情况有相当的

出入。如湖南的郴州、蓝山、嘉禾等地，按《报告》上列出的语言材料就应划归西南官话（见黄雪贞《西南官

话的分区（稿）》，载《方言》1986／4），如果考虑到这些地方的双重方言性质则可暂列为双重方言区

来处理，具体分区待查明全部情况后再作决定（见鲍厚星《湖南省汉语方言地图三幅》中有关的文字说明，载

《方言》1985／4）。《报告》分区偏离语言实际的原因主要是：提出的分区条目有综合无系统，不能总

括湖南全省的语言实际，用这样的条目来分区，自然要影响其分区质量。

1．1．2《报告》的分区中，长沙和城步同属第一区，与城步接境的武冈却属第二区。对此，《背景

》批评道：“城步跟长沙不但主要的语言特征相差甚远，而且很难通话，而城步跟武冈则语言大半相似，交谈

也不很困难。”在这里，《背景》用来衡量分区质量的标准看来是两条：主要的语言特征和通话程度。可以据

此推知，如果甲乙两地方言的主要语言特征相近或相同，能通话或通话不大困难的，就应划为同一方言区，如

城步与武冈，反之则否，如城步与长沙。可见，这两条不但是检验分区结果的依据，也是分区时应遵循的标准

。这两个问题虽然是在对《报告》的批评中提出来的，但由于它们在方言分区中关系重大，有必要略作进一步

的讨论。

先谈“主要的语言特征”。

到底长沙、城步和武冈三个方言点各自“主要的语言特征”是什么，《背景》并没有明确指出。倘若真的

只用一两条特征就可以进行有效的方言分区的话，那不但《背景》对《分布》的批评难以成立，而且《背景》

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分区也属多此一举。因此，《背景》据此批评《报告》不但不得要领，而且还自相矛盾。究

竟某方言区有没有“主要的语言特征”，“主要的语言特征”具体所指又是什么，对此，方言学界有种种看法

并有过大量的分区实践，笔者的看法是：由于“主要的语言特征”难以确定，宁可用方言的“区别性特征”来

代替它。在分区实践中，这种“区别性特征”可以通过多方比较来抽取。根据分区的需要，可以用一条，也可

以用多条。这些分区条目不论是“一”还是“多”，都要求对内有尽量大的周遍性，对外有尽量强的排他性。

用能否通话来检验分区结果也是值得考虑的。就《背景》的分区而言，也不乏同一区中有不能通话或通话

困难的，如第三片中的湘乡与零陵，而分属两片却也有通话不大困难的，如第二片的怀化与第五片的郴州，等

等。大量的语言事实证明，同属一个方言区中的不同方言点可以有不能通话的，如闽语区中的厦门话和福州话

；而不属同一方言区甚至不同的语言也有可以通话的，如德语和瑞士语。这是因为，能否通话不仅决定于两种

方言的相似性，还决定于两种方言的交际频度。一九八七年笔者曾以湖南师大中文系八四、八五、八七三级的

同学作为调查对象调查过外地同学对长沙话的可懂度和认同感，经计算机处理后的结果是：

大体听懂基本听不懂大体相同基本不同

八四97．5％2．5％34．6％65．4％

八五95．7％4．3％25．5％74．5％

八七62．8％37．2％12．2％87．8％

据上表中八四级与八五、八七两级同学对长沙话可懂度和认同感的区分比值的差异可以看出交际频度与它

们的比例关系。而且，通话程度还受城乡、职业、年龄甚至性别等条件的制约。事实上，既难于把它作为一个

分区因素来参与分区，也难于把它当作一个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分区结果。

1．1．3第二种是日本学者＠①伸久先生的分区。《分布》据以分区的材料也来自《报告》。方法是

：根据“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绘出方言图来进行分区。《分区》把湖南方言分为四种“型”，定名为“江西型

湘方言”，“北方型湘方言”，“老湘型湘方言”和“新湘型湘方言”。国内学者一般是把“江西型湘方言”

看成赣方言或赣客方言，把“北方型湘方言”看作西南官话。《分布》的分区是比较典型的单一特征法。《背

景》认为：“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是按这个标准作成的分区图也不能反映湖南方言的实际。”《分区》将湘

西的永绥（花垣）、乾城（吉首）、保靖、永顺、古丈、泸溪、辰溪、沅陵等地划归“老湘型方言”，对此，

《背景》指出，“＠①伸久将古全浊声母只要今平音读浊音的也包括在内，湘语的范围自然要扩展到上述永绥

等县。事实上永绥等县的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反以这‘半条’特征将其划入湘语南片是不

妥当的。”《背景》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单一特征判断法的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分区结果清晰正确，

缺点是往往以偏概全。在方言区的交错地带和过渡区域，在方言面貌因长时期的交融渗透而变得模糊不清的地

方，这种方法的可行性尤其差。

1．1．4第三种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分区。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零年，湖南师院中文系承担了湖南全

省的方言普查工作，当时共调查了八十七个县市，后由彭秀模、曾少达等同志根据调查材料写成《湖南省方言

普查总结报告》。《总结》中对湖南方言作了分区工作。方法是：根据分区者对湖南方言的一般印象，“先把

几个较大的土语群最明显的特点归纳出来，然后把特点大部分相近的土语群合并为一个方言。”方言区的范围基本上定下来后，就把可以肯定的先肯定下来，碰到甲乙两可的交界处方言就“根据反映方言特点的地图来分

析研究。分析它们哪些特点和甲区相同，哪些特点和乙区一致，最后根据它们与哪一区特点较多相同的特点划

归哪区。”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注意该方言“必须具备的主要特点。”而不是“不分主次，单凭机械多数”来确

定其方言区属。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三个区。第一区“基本上是湘语”，第二区“基本上属于西南官话”，第

三区“大致接近江西话”。《总结》的分区在具体运用中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由于方言在地理分布上是渐

变的，甲近乙，乙近丙，丙近丁，而甲与丁却可以相去甚远。这样，在把几个看起来相近的土语群进行单向归

并时，就有可能把本来差别甚大、应分属两区的方言给归并到一个方言区中去。如《总结》第一区中有泸溪、

辰溪等方言点，就其总体特征看，应与第二区的怀化、吉首、沅陵等要更接近一些，而与长沙、湘潭等地的方

言相差甚大。只因为“辰（辰溪）溆（溆浦）土语群”接近“衡（衡阳）邵（邵阳）土语群”，而“衡邵土语

群”又接近“湘（湘乡）涟（涟源）土语群”，“湘涟土语群”与长沙、湘潭等地的话又更要接近一些，这样

单向归并，结果就把本来不属同一区的方言给并为一区了。《总结》分区时在使用材料上也有欠妥之处。湖南

的蓝山、嘉禾、宜章、桂阳、郴县、新田、江华、江永等地除了共同使用一种各地小有区别的西南官话（与桂

林话很接近）外，各地内部还使用着一些差别很大，而且方言特征很奇特的“土话”。《总结》在分区时，单

把蓝山、嘉禾两地的土话拿出来分区，从而把它们从湘南双语区独立出来并合并到第三区中去，成为第三区孤

悬于第二区中的方言岛，这显然是不符合分区原则的，也不符合方言的实际情况。

1．1．5第四种是鲍厚星和颜森的分区。《分区》使用的方法虽然比较单一，但分区的标准却颇为灵

活多变。《分区》把湖南方言一共分为六个区。第一区是“湘语”，分区的依据是古全浊声母的变化。第二区

是“赣语区”，分区标准有三项：一条是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一般为送气清音，一条是梗摄字多有

文白异读，另外还列了一些词汇。第三区是“客家话区”，《分区》没有明确“赣语”和“客家话”的区别界

限，语音上好象是“影母字今开口呼读零声母”这一条，另外还有词汇条目的区别。第四区是“江淮官话区”

，分区标准主要是“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为清音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另外就是“古入声全

浊声母字今全部或部分归阳去（去声不分阴阳时就归去声）”，其他还列了“他的”和“喝茶”两个词组。这

一区中有《背景》列为西南官话标准点的常德，还包括湖北省的鹤峰、松滋、公安、石首等地，所以统称为“

江淮官话常（常德）鹤（鹤峰）片。”第五区是“西南官话区”，这一区没有给出分区标准，内部分片时也未

明确分片依据。第六区是“乡话”。“乡话”主要分布在“沅陵西南部以及溆浦、辰溪、泸溪、古丈、永顺、

大庸市等地与沅陵交界的地区。”大约有四十万人说这种话。“乡话”的主要特点有：古全浊声母今读塞音、

塞擦音时平声为不送气浊音，仄声为送气清音。另外，入声有喉塞尾，古次浊平声今读阴平。古全浊上声今仍

读上声，等等。《分区》的主要优点是分区时不拘泥于某一标准，不仅考虑语音特点，也兼及词语的异同。分

区时不反分出大区，还给大区再划出片，有的地方方言界限还深入乡镇一级，分得比较细致深入。但勿庸讳言

，《分区》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主要体现在所使用的标准上。由于标准不统一，有时甚至连分区标准都未说

明就直接分区，这就难免给人一种分得较为主观臆断的感觉。另外，凡《分区》使用单一标准的地方都无法避

免单一标准以偏概全的缺点，如“江淮官话常鹤片”，如果不是只从一两个语音特点着眼的话，根本就划不进江淮官话里去。此外，就《分区》的题旨来看应是封闭式的区域方言分区，没有必要把湖北省的方言也包揽进

来，而且还包揽得不对。按赵元任先生等人的分区，鹤峰、石首、公安等地的方言特点介于湖北第一区（西南

官话）和第二区（楚话）之间，同时还有一些湖南话的特点，因而独立一区以显示其特点，实际上是一种过渡

区域的混杂型方言，赵元任先生等人也没有把它们和江淮官话联系起来考虑（见赵元任先生《湖北方言调查报

告》一五七○页），于此可见《分区》的处理是不很妥当的。

1．2．0由于周振鹤、游汝杰二人的分区不止使用了一种分区方法，在分区过程中还涉及了湖南方言

的历史文化背景，并将其中的历史行政区划作为分区调整的重要“参考项”直接介入分区，经过研究，我们发

现其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需要适当展开讨论，因此我们把《背景》的分区单列为一类加以述评。

1．2．1《背景》仍使用《报告》的分区材料，分区对象仍为《报告》中的七十五个方言点。《背景

》在分区方法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使用了数学方法，并结合语言学和人文地理两个方面来进行调节和补充

。具体的作法是：以《报告》中提出的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作为分区依据，建立数据库，参

照数学集群方法，先比较七十五个方言点之间特征项目的接近程度，然后按接近程度来作初步分区，最后再用

“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因素”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整”。在分区过程中，作者还根据自

己对湖南方言的“模糊印象”先把湖南方言分成四个“集”，并给每个“集”指定一个代表点，然后把这一集

里的其余各点来和“代表点”作比较，按各方言点与“代表点”的接近程度分归各集。结果把湖南方言分成五

个片，根据《背景》有关的文字说明和分区图来看，五个片分别为：第一片是以常德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片，第

二片是以长沙为代表的湘语北区，第三片是以城步为代表的湘语南片，第四片是以平江为代表的赣客语片，第

五片没有代表点，是南部山区官话和湘语的混杂片。在数学方法运用上，《背景》设置了四个“标准点”来对

周围的方言进行吸附式向心归并，这样把原数据阵上纵向排列的七十五行数据省减为四行，既简化了计算过程

，又简明扼要地用数值表述了各片及同片内各方言点之间的接近程度。

《背景》对自己的分区结果是颇为自信的，认为“大致符合各片方言的个性，也符合湖南人的语感。”湖

南人的语感姑且勿论。但当我们拿《背景》的分区与前述几家逐一比较时发现，这个分区与《总结》非常接近

，两张分区图大体可以重合，只是湖南山区有较大差别，其他地方在边缘地带有一些参差。如前所述，这样的

分区仍然是相当偏离湖南方言实际的。《背景》尽管使用新的方法却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个方法与结果的矛

盾有必要加以认真研究。

1．2．2陆致极在《汉语方言间亲疏关系的计量描写》（载《中国社会科学》1987／1）一文用

电子计算机对现代汉语七大方言区中的十七个方言点作了类聚关系处理，实际上具有分区意义。二十年代赵元

任先生对吴语所作的分区表明，只从语言特征条目出发也可以对方言进行分区。分区经验证明，数学方法和语

言学方法（甚至是单一特征判断法）在分区上都是可以自给自足的。《背景》在采用数学方法后又要依靠“主

要的语言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分区调整，这就不能不使人对其数学方法的有效性产

生怀疑。

《背景》采用《报告》中用来比较各地方言异同的五十二项特征来建立数据库，根据存入的数据来计算任

意方言点之间的接近值，然后通过比较接近值大小的方法来达到分区目的。由于存入数据库的语音项目是五十

二个，因此，任意方言点间的最大接近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为了简化计算，《背景》挑了四个“标准点”

，让其余各点来依次与它们相比较，凡和上述四点中任一点接近值最高的，就将它划入该标准点所代表的方言

片中去，这样，就把语言学的分区转换成一个数学上的集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确定隶属变－－即任一方

言点可以归属于某标准点的最低数值。由于最大值是五十二，最小是零，所以任一方言点归属任一代表点的隶

属度为“大于或等于二十七（X≥27）。”这时如果出现下列情况时就不能进行归集：当某一方言点与四个

代表点的接近值都小于二十六时（因为这表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异大于同）；正好是二十六时（因为异同相等

）；与两个代表点接近值同时大于或等于二十七时（因为当同一方言点同时从同一逻辑门进入两个代表点后，

归集后的方言点数会大于实际参加分区的方言点数，从而与实际不符）。根据《背景》表一中提供的数据，可

以合法归集的方言点有：

长沙点

南县36安化27湘潭29通道28

城步点

新宁28东安28祁阳31

常德点

石门31慈利33大庸32龙山37永顺29

保靖30永绥32古丈29沅陵31乾城29

凤凰30麻阳27晃县31靖县31澧县29

安乡35华容27桃源35汉寿41衡阳31

平江点

临湘31岳阳32

（地名后的数字为其与该代表点的接近值）

以上各点合计29个。除去4个代表点，参加归集的方言点是71个

，可归集的方言点占总数的40．9％。

可以分属两个代表点从而不能归集的方言点有：

桑植芷江黔阳会同临澧湘阴

长沙272728283629

常德3138313140＿

平江＿＿＿＿＿29

以上合计6个。加上其余与4个“代表点”的最高接近值都小于或等于26的35个方言点后为41个，

占参加方言分区的方言点数的59．1％。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背景》的数学方法基本上是失效的。《背景》

显然是看到这一点的，于是又增设了“较重要的语音特征”和“历史人文地理”两个“参考项”来作“局部调

整”，这固然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的创新，但实际上也是出于不得己。由于一半以上的方言点的归属是靠“参

考项”“调整”出来的，而“参考项”中起主要作用的又是“较重要的语音特征”一项，在这种情况下，《背

景》的分区自然就难于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造成这种失误的主要原因是《背景》对赖以建立数据库的五十二项

语言特征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分析。《报告》提出的五十二项语言特征是用来显示湖南方言的差别性的，为了上

图的方便，只能“求异”而舍同，因此，虽然项目多达五十二项，但仍不能认为它们已经全面地系统地反映了

湖南方言的全貌，用它们来作分区依据，就难免偏离语言实际，事实上，杨时逢先生也没有全部把它们作为分

区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这五十二个特征项目之间的重要性并不相等，即不同项目的代表其所辖的“字”的

数量多少并不相等或所代表的声韵调其差别的大小不相等。如：第二十九项是“声调调类”，这一条涉及到所

有的“字”；而第四十六项是“‘去’的白话音”，这一条只能管住一个“字”的一半的语音情况，二者的重

要性差别相当大。在《背景》列出的“表一”中，这两条在五十二项语音特征中所占的比重相等，都只是五十

二分之一。这样，相同的数值掩盖了不同语言特征项目的巨大差别，这自然要极大地影响分区质量。

1．2．3《背景》在分区上的一个特点是设置了四个“代表点”。这四个“代表点”既是数学归集的

目标点，又是确定“较重要的语音特征”的主要依据，而且，还决定着分区结果的命名。因此，“代表点”选

得合不合适，也是决定分区质量的重要因素。“代表点”的代表资格与历史人文地理因素无关，而是取决于它

在所代表的方言区中的地位，即它是不是该方言区中比较典型的方言点。用这个条件去衡量《背景》中指定的四个“代表点”就可以看出，除长沙点外，其余三个点的代表资格都有问题。

先谈常德点。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可以分成三片。第一片是从常德开始往北延伸，与湖北的江陵连成一片

的湘北片；第二片是以吉首、怀化为中心，往西延伸与贵州的黔东南连成一片的湘西片，湘西片与湘北片的交

界线大致在龙山、永顺一带；第三片是以蓝山、嘉禾为中心的湘南片，这一片与广西的桂林连成一片。三片中

，湘北片和湘西片比较接近，内部也比较一致。湘南片与湘西、湘北两片的距离较大，这部分地区是双重方言

区，由于受各地千差万别的“土话”的影响，内部的一致性比较低。总的说来，湖南境内的西南官话方言点都

有过渡性质，与湘语的接近程度随着方言点在地理分布上与长沙的距离成正比。常德正处于西南官话湘北片的

最南端。往南以沅、资流域的中间地带为过渡带，过了资江就是湘语区的天下。因此，无论是就常德的方言地

理位置还是就常德话的语音系统，都是一种过渡性相当明显的西南官话，把它作为西南官话的代表，其代表资

格就要大打折扣。为什么在《背景》的分区中不能把郴州、蓝山、嘉禾等地的西南官话包容进来，为什么桑植

、芷江、黔阳、会同、临澧等地会出现与长沙点和常德点的接近值都大于二十六的情况，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常

德话本身含有相当的湘语因素，并不是典型的西南官话。

平江虽然在声母上全浊声母今读送气清音，但平江还有知章组在今开口韵前读(tsts’s)这种与赣语不同

的变化，就其涉及的古声母而论，比古全浊声母的个数还要多；平江话的入声调虽然也可算作赣语系统，但阴

平和阳平的调值都与长沙话相同而区别于南昌话；平江话的入声韵虽然有塞辅尾，但知章组的合口韵的变化也

是大多同于长沙话，如：“吹水睡税”也是和长沙话一样读撮口韵，而南昌话则是读合口韵。从平江的语音系

统来看，应将其看作是湘语和赣语的混合而又有一些自己特点的混杂性方言。把它放到赣语系统中来看，还不

如常德话在西南官话中那么典型。在《背景》“表一”提供的接近值中，它也只能管住临湘和岳阳两个点，换

句话说，在沿湘赣交界处一带的混杂性方言点中，平江点的代表性也不强。

《背景》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根据是因为城步的［bdgdzz］的浊度最强，换句

话说就是城步因为其声母系统完好无损地保存了古全浊声母的原貌从而获得了湘语南片，或者说是“最典型”

的湘语的代表资格。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背景》对＠①伸久的一些批评就是自相矛盾。如永绥，

《背景》认为不能仅据其古全浊声母今平声读浊音这“半条”特征就把它划入湘语南片，还要看到“永绥等县

语言特征与西南官话的特征大部分相似”这样的情况而将永绥划入西南官话区。既然仅靠古全浊声母今平声仍

读浊音这半条特征不能将永绥等县市划归湘语南片，那仅靠“古全浊声母今仍读浊音”这一条特征又怎能把城

步看成是“典型的”湘语呢？只要对城步话的语音系统略作分析就可以看出，城步话的韵母系统已经接近于西

南官话而与湘语（我们这里所说的“湘语”是指长沙话。本文中如不加说明时都把长沙话作为湘语的代表）的

距离较远，如咸山摄与宕江摄不混，山摄合口和蟹摄合口端系仍读合口，这些，都与长沙话不同而与重庆、贵

阳等地的西南官话相同。声调上，城步话的阴平是高平调，阳平是低降调，这也是西南官话阴平与阳平的最常

见调值而与长沙不一致。这些情况说明，城步话并不象《背景》所说的那么“古老”和纯粹。从整个语音系统

来看，城步话虽然仍属湘语系统，但仍然受到西南官话的相当影响。因此，城步在湘语系统中，其代表性是不

高的。而且城步话既然仍属湘语系统，就没有必要把它和长沙话相提并论，在同一个方言系统中建立两个和西南官话、赣语相同地位的“代表点”从而使得南北两片湘语似乎可以合并又似乎可以分开。这种含含糊糊的状

态显然不是分区的目的。《背景》把城步话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的理由还与《背景》提出的“古湘语”的

假设有关，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行讨论。

1．2．4《背景》在把城步定为湘语南片“代表点”时说：“城步僻处本省西南隅，交通闭塞，明显

是古湘语受其他方言侵逼、受挤而保留下来的核心地盘”，在“结语”部分又“设想”：“在战国秦汉时代，

整个湖南地区也许通行一种内部存在差异的古湘语”（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背景》虽然用了“也许”这个

不很自信的副词，但这个“古湘语”还是有几点可以确定下来的：“古湘语”存在的时间是“战国秦汉时代”

，通行的地域是“整个湖南地区”，语音特点是古全浊声母读浊音。我们注意到，在《背景》全文的逻辑结构

中，这个未经证实的假设是非常必需的，否则，城步就难于取得“典型的湘语”的代表资格，“浊音的衰颓”

，和“入声的衰微”将无从立论，而且，“古湘语”在官话、赣客方言的蚕食吞并、四面夹击、大举入侵下日

渐萎缩的下降曲线也无法勾画。现在我们要正面提出质疑：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果真通行着一种古

湘语吗？任何语言的存在，既要有一个文化的底座，更要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作为存在前提。古湘语的含义

可能因人们的看法不同而较为宽泛，但无论如何只能把它看成是一种古代汉语。而且是一种古代汉语方言。因

此，要证明“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都通行一种古湘语”，首先必需证明，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

地区的人口和民族都是汉族或都属于汉民族文化系统。这样，这个问题就可以简化和转换成“战国秦汉时代整

个湖南地区的民族构成”这样一个问题讨论。这个问题只要打开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二两

册查看有关的部分就可以得出基本的答案。为了避免繁琐的引证，我们主要依据《西汉人口地理》（葛剑雄，

1986）、《湖南省志·地理志》上册（修订本，1982）、《中国民族学概论》（栾钊韬等，1985

）、《中国人口地理》（胡焕庸，1984）、《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梁方仲，1981）、

《试析湖南县的设置和名称由来》（谭昌寿，1984年第5期《湖南师院学报》）等论著来作一结论性的概

述：战国中期前，今湖南全境为古三苗等苗瑶族的居住地。战国中期，楚国兆进中原争霸中原的努力受挫后，

在强秦的迫挤下，楚文王把楚都迁至郢（今湖北江陵），之后，楚国大力向南扩展，首先进入以常德为中心的

湘北地区。秦统一后继续向南开发五岭南北，在湖南境内从北向南依次设置长沙、罗县、临湘（今长沙）、耒

阳、郴县等郡县。两汉时对湖南继续开发，分长沙置桂阳、零陵二郡和益阳、茶阳、攸县、醴陵、＠②县、临

武等二十余县。这时汉族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以常德为中心的沅澧二水中下游地区；以今长沙为中心的湘江

中下游地区；沿湘赣两省的交界线直达广东的狭长地带。除此而外，整个湖南地区的广阔腹地仍然是古苗瑶语

族的居住地或未经开发垦殖的原地，其间可能还零零星星地散布着一些“桃花源式”的汉族移民点。这样的人

口分布与民族构成的格局说明：在战国秦汉时代，整个湖南地区显然不可能通行着一种“古湘语”。更确切一

点说，即使是上述几个汉民族聚居的地区，在战国秦汉时期也只可能通行一种“古楚语”而不能把它看成是“

古湘语”。在湖南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楚”和“湘”都有特定的历史界限，当我们需要回顾历史时，不应混

淆二者之间的历史界限。

对城步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一点必要的叙述会使上面的质疑得到更为充分的支持。城步县现在的全名是“城

步苗族自治县”，建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国、有清一代、明初都称“城步县”，明初设为“城步巡检司”属武冈县。作为一个行政实体，城步的名称只能追溯到这里。唐代的城步为“飞山蛮”地，汉至隋为“无阳

五溪蛮地”。这时的“五溪蛮”系汉末溯沅江而上的“武陵蛮”。唐末“五溪蛮”据飞山自守，故又称“飞山

蛮”。“飞山蛮”自称则为“猫”，都是今天城步苗族的先民。到元末明初才有外地汉人（主要来自江西）陆

续到城步落籍定居，但县境人口中苗族仍占绝对优势。明弘治十五年设置时进行了土地丈量和人口统计，此时

仍为苗多汉少。乾隆五年“改土归流”时有不少苗族为免受民族歧视而改称汉族，进入民国后汉族人口才超过

苗族。一九八二年人口统计时，全县有苗族八万四千余人，略低于汉族人口数。根据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无

论如何也推不出“在战国秦汉时期，城步也通行古湘语”这样的结论来。

1．2．5归纳起来，《背景》在分区过程中的失误主要有这样几条：使用了数学方法但因数据库不可

靠而未达到预期效果；选择了标准点但标准点的代表性又不强从而使其他方言点难于归集；假设了一个“古湘

语”作为展开论述的前提但这个曾一度遍及湖南全境的“古湘语”又实际上并不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

为，《背景》分区的意义似乎倒不在其分区效果如何，而在于《背景》的创新精神，给方言的分区提供了新的

思路。

1．3．0由于湖南方言的各家分区大体上已代表了目前国内外主要使用的方言分区方法，因此，本文

对上述各家分区方法的评价也可算是笔者对目前汉语方言分区现状的基本看法。

二湖南方言的再分区

2．1．0分区的事实说明，由于方言在地理上是连续的，渐变的，如果只给方言确定一个分区标准的

话，可行性相当差。由于不同的分区者对语言特征的重要性的认识常常不一致，各用不同的标准，分区结果当

然难于统一。1987年，笔者在钱曾怡老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几次关于方言分区的历史、现状、标准、方法的

讨论，在不断的学习和讨论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提出一种新的分区方法，叫“声韵调系统三重投影法”

，并用这种方法来对有过多种分区、有相当分区难度的湖南方言进行分区，以便和各家的分区结果相比较。具

体的做法是：以长沙（湘语代表点）为中心，东取南昌（赣语代表点），西取贵阳（西南官话代表点），从三

个代表方言点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系统、韵母系统、声调系统的区别性语音条目各七条，然后把湖南境内的

各方言点逐一取出来分别与三个代表点相比较，比较时按声、韵、调的顺序依次进行。由于分区条目都是七条

，判断方言点归属的隶属度是“四”，三次分区的结果都作出分区图，最后根据三张分区图来作综合分区，任

一方言点，只要在两项分区中都属某一代表点，就把它归入该点所代表的方言区，这时隶属度是“二”。据此

，湖南省的全部方言点可以归纳为五种类型：湘语型方言，赣语型方言，西南官话型方言，混合型方言（有两

项或三项分属两个或三个代表点），独立型方言（只有一项或无任何一项可归入三个代表点）。

2．2．0分区要有据以分区的材料、分区的原则、标准，及相应的图上表示，下面就这几个方面作一

些必要的说明。

2．2．1分区材料材料的好坏决定分区的质量。本文使用的材料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主，相

比较而言，这个材料是比较好的。但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调查点不足；二是记音有欠准确之处，如衡阳话；三

是有相当的调查点远离城区，有的甚至在县境边缘地带，代表性不强。鉴于这种情况，衡阳话改用李永明先生《衡阳方言》（198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材料，涟源、双峰、新化、祁东、洞口、桃江、株州、洪江

、隆回等九个点则用《总结》中的相关材料。

2．2．2分区原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其实是就相关的调查点的语言材料进行归纳和分类，因此，

分区时本文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是语言学标准的原则，任何非语言学的标准都不能作分区标准；第二是共

时性原则，分区时只就方言现状进行分区而不涉及方言的历史或成因；第三是系统性原则，在把握方言之间的

异同时从其系统性、整体性出发而不只根据一两个语言特征来确定方言点的归属。

2．2．3分区标准分区标准就是据以分区的条目。李荣先生在谈分区条目时提了三条，一是条目的

代表性，二是条目在语汇中的使用频率，三是条目使用频率，这三条都是指导性的意见。根据我们的理解，条

目的代表性主要指其区别性，就是一地方言区别于他方言的语言特征。同时我们还强调条目的系统性，汉语方

言之间的矩离远近，在语音上具体表现为各方言音系在声、韵、调各有关方面对立程度的大小。因此，本文分

别从长沙、南昌、贵阳三地方言的语音系统中抽出声母、韵母、声调的区别性特征各七条作为分区条目。

2．2．4图示法常用的方言分区图示法是采用划块（块状表示）围片（同言线法）的方式，这看起

来比较好看，但与实际的方言分布情况并不相符。就一方言点来看，方言持有者的个体与个体之间，户与户之

间，村、寨、城、镇之间都是非连续性的，呈离散式点状分布，因此，本文也用点状符号来表示方言类别，这

样，既可以积点成面，几个相同的点状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成片的方言区域，又可以如实反映方言分布的点面

相间、错综复杂的情况，尤其在反映方言岛、独立型方言、混合型方言等语言事实方面，有其独到之处。

2．3声母系统的分区

表一：声母系统分区条目

（附图[图]）

（附图[图]）

说明

1．上表中，南昌话全部采用《汉语方言字汇》（1962年，北京）中的材料，贵阳话的材料是笔者调

查的。下二表同，不另说明。

2．取点比较时，如果碰到古全浊声母今仍读全浊塞音塞擦音时，则归入长沙点。

3．由于第六项长沙话与南昌话属同一类型，因而两地的区别条目只有六项，如果出现南昌、长沙各点三

条的情况时，就着第一、二两项属何处方言，属长沙则归入长沙点，与南昌话相同则归入南昌点。

分区结果是：

长沙所属方言点（地名后的数值为隶属度）

长沙7临湘5．5岳阳5南县3．5沅江6

湘阴6平江5浏阳4宁乡6益阳6

桃江5．5安化6．5泸溪4新化6涟源5

湘潭7株州6．5衡山4双峰3．5衡阳5

祁阳4永兴5资兴4邵阳4武冈4

洪江5．5会同4绥宁6．5城步6江永4

计30个方言点

南昌所属方言点

耒阳3．5常宁3．5宁远4宜章3．5

计4个方言点

贵阳所属方言点

华容5安乡5汉寿5临澧7常德5

澧县6石门6慈利5桑植6大庸6

永顺5保靖5古丈5沅陵6花垣5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4

一、纪检监察公文的内容要真实、准确

纪检监察公文是一种十分严肃的文件，有的具有法律、政策效力，因此，必须行文准确、内容翔实、语言精炼，不能随意发挥，更不能敷衍，要真实、准确。

二、纪检监察公文的选材要恰当

形成和写好纪检监察公文，不仅要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恰当地选择公文形式，而且要根据各类公文的特点恰当地选择材料。

选择材料，除了掌握好内容要真实、准确外，还必须注意其现实性和代表性。

现实性：纪检监察工作是一项现实性很强的工作，它要立足于长久地解决现实中的问题。

代表性：任何文章写的内容都应有代表性，才有意义。纪检监察公文的代表性不仅有典型的现实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体现纪检监察工作特性。

三、纪检监察公文的结构

㈠结构要求。

公文的作者必须根据需要表达的中心内容，运用一定的语言文字，把一系统材料分别主次轻重，进行恰当合理的安排和组织，使公文内容完整地成为一体，以充分、准确地将内容反映出来，这就是安排结构。

1、条理清楚。公文要表达和说明什么，是赞成还是反对；哪些问题已澄清，其经过怎样，后果、危害及影响如何；什么问题需要解决，什么问题正在解决，什么问题还有待于解决，等等，不但内容要充实、简洁，而且要表达清楚。

2、结构严谨。要紧紧围绕中心所表述问题，理清逻辑线索，根据层次，搞清内在联系。

3、格式完整。每一件公文都应有完整的格式。包括题目、编号、主报单位、抄送单位、分发单位、署名日期、密级、印发份数等，都应按要求准确标明。

㈡结构安排。

1、结构安排，预先设计。结构是表达公文内容的基本框架，在写作之前应先设计好公文的结构。构思公文的结构，关键是要有全局观念，根据公文的具体内容和对象，围绕中心选择材料、安排层次，形成写作提纲，其中包括文章的层次、论点、论据、段落、写法。对公文怎样开头，段落怎样过渡、照应，怎样收尾，全文共要说明几个问题等都应有一个通盘设想，然后一步一步有次序地进行写作。

2、开门见山，首尾照应。纪检监察公文应开门见山直接摆明要说明的情况和要议论的问题，说明全文的目的或结论，使阅者脑子里先得到一个总体概念，引起注意。公文的结尾要与开头相照应，有头、有尾、有躯干，不能有头无尾，也不能虎头蛇尾。

3、前后呼应，上下衔接。纪检监察公文所叙述的事情脉络要清晰，前因后果，交代明白。前面提的，后面要有印证；后面讲的，前面要有铺叙。公文论述问题，由总到分，由分到总，由一层意思转换为另一层意思，或由叙述转为议论，由议论转为叙述，一般都应有过渡，安排自然，衔接巧妙，以求公文脉络畅通，溶为一体。即使是很短的公文也应注意。

4、量体裁衣，详略得当。纪检监察公文要根据具体内容进行安排，不能平均使用笔墨，应视问题的大小，该多则多，该少则少，精细适当，详略得当。

㈢结构形式。

纪检监察公文的结构形式比较多，一般采用以下三种：

1、横式结构。

横式结构是把公文所要反映内容的基本情况或是几个突出问题并列排放，分头叙述，有利于突出主要情况和主要问题，便于把问题和情况阐述清楚。横式结构所并列的内容，可按问题的性质，也可按空间位置或其他特征来排列，主要问题可以采用大、小标题的形式，也可以采用别的办法标示，运用这种横式结构的纪检监察公文，一般先以几句精炼的词句开头，再用几句简要的话结尾，中间是正文。这种结构形式，一般用于撰写决定、通报、指示、通知等类公文。

2、纵式结构。纵式结构是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脉络、先后次序或演进层次叙述问题或事件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形式多用于调查报告、案件调查、典型案件剖析等公文。

3、纵横式结构。纵横式结构是兼有以上两种结构特点的一种写法。一般是用于一些内容比较复杂的公文。含有各种问题性质不同的案件的调查报告，可用横式结构阐述不同性质的问题，而纵式结构则用于叙述同类性质问题的每一个事件。这种形式结构优点是眉目清楚、重点突出。

四、纪检监察公文的语言

在纪检监察公文中语言使用得准确与否，不是一般的知识水平问题，而是关系到能否准确地传达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准确地反映情况，能否正确地执行党规党法和党纪的大问题。因此正确、恰当地使用语言，是写好纪检监察公文的一条基本的也是重要的要求。

㈠准确。纪检监察公文要准确地伎用语言文字。

1、要明确所用词汇的确切含意，区别同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对词的表达程度、使用范围等要正确掌握。

2、要注意掌握用词的程度分寸，尤其是对一些副词、判断词要正确使用。

3、要注意词的感情色彩，分清词的褒、贬及中性的性质。

㈡简洁。纪检监察公文的内容要简洁，语言也要简洁，不拖泥带水。

㈢朴实。要用准确、朴实无华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去表达丰富的内容。

㈣规范。语言要规范化，要用标准的现代汉语，不生造词汇，不乱用简称，也不能用不规范的繁体字或简化字，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使用口语或方言。

五、纪检监察公文的表达方式

常用的基本表达方法有三种：

㈠记叙。纪检监察公文中对某一情况及问题的调查报告，对某一案件的调查报告，在通报或决定中对某一事件的叙述等，都要采用这一手法。记叙必须注意这样两点：

1、真实、准确。

2、不记流水帐。

㈡议论。纪检监察公文的议论，是指对某一事情、某一问题的客观判断、评价和准确的分析说理。这是纪检监察公文中所普遍采用的表达方式。议论必须掌握好这样三点：

1、论点准确。把握住问题的核心，用正确的观点有的放矢地论述，是论点准确的两个重要方面。

2、论述充分。就是要用充分的事实和道理来说明论点，做到有理有据。

3、逻辑严密。首先要构思严谨，其次还要行文严密。有了精细准确的构思，再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最后才能取得正确的结论。如果立论正确、但论述的方式不正确，那么结论也不会正确；如果立论和论述方式都正确，但逻辑不严密，漏洞百出，那么得出的结论也会受影响。因此逻辑严密，判断正确才可能有保证。

㈢夹叙夹议。夹叙夹议，是在记叙中议论，在议论中记叙。既可以从事实的真实客观记叙中来阐明观点和作出结论，也可以在阐明观点、得出结论之后再用事实来加以论证。

在运用夹叙夹议方法写作纪检监察公文时，一定要注意观点与材料的统一，两者不能互相矛盾。

六、纪检监察公文专用名称

纪检监察公文要反映各类问题、各种情况，需要使用许多专用名称。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㈠对于某些领导人的称呼要准确。

㈡译名要统一。

㈢全称与简称。某些名称在公文中第一次出现时应用全称。如果名称太长或太繁锁，可以注明后使用简称，简称要按习惯用法写。

㈣注意不要使用一些方言及个别难懂的术语。

七、纪检监察公文数字用法

㈠使用统一。数字有基数、序数、分数、倍数、概数等几种。不同的数字都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使用范围，不能随便使用。

1、必须用阿拉伯数码表示的范围。

⑴表示数量、长度、高度、面积、体积、重量等各种计量的数字，必须用阿拉伯数码表示，但其中如果在数字很少，全篇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写成为“三千”、“二百”；表示若干万、若干亿的整数，可以用“万”、“亿”为单位和阿拉伯数字并用，如“100，000”可以改为“10万”，“12，500，000，000”可以改为“125亿”，但“45，600万”不能写为“4亿5，600万”。

⑵表示日期。如“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应改为“1999年8月28日”。

⑶表示编号。如“通纪字第十二号”，应改为“通纪字第12号”。

⑷表示百分数。如“百分之三十”，应改为“30％”。

2、必须用汉字数字表示的范围。

⑴名称中的数词，除了人名、地名、书名、机关名称等专用名词中的数词不能改动以外，普通名词中的数词也不要改。

⑵词汇和成语中的数词。

⑶分数。如“四分之三”；不要改成“4分之3”

⑷概数。如“三四个”，不能改用“34个”。

3、引用法规中的章、节、条、款、项、目的时候，按照原法规中所用的数字，原来用汉字的，就用汉字；原来用阿拉伯数码的，就用阿拉伯数码。

4、个位数字，往往语言化成分很大，和多位数字在一篇文章或一段文章中一起出现，为了一致和容易比较，应改用阿拉伯数码。

㈡含义明确。表示增加意思时，包括原数在内的，应在“提高”、“增加”、“上升”、“增长”、“扩大”等词之后带有“到、至、为”等字；不包括原数的，应在“提高”、“增加”、“上升”、“增长”、“扩大”等词之后带“了”字。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5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语言学概论；课程改革

语言学概论课程是一门培养学生的基本语言能力及基本语言研究能力的课程。为了贯彻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目标，我们必须注重对学生实用性和实践性的培养，所以在语言学概论课程教材的选择、教学内容的选取、教学方式的创新方面都需要不断探索及改革。

一、语言学概论课程教材的选用

语言学概论当前使用的教材版本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在教学中不断地进行知识性和解释性材料的补充，如在讲解“聋哑人的思维”的时候，我们的教师可以对聋哑人手语的构成进行补充，可以对基本的手语进行示范。聋哑人通过手语进行沟通和思维，学生通过教师的示范就可以比较全方位地理解聋哑人的思维。在进行课堂讲授的时候，不仅仅要就教材的知识进行讲授，同时还要适当地进行资料的补充，通过一种迂回的全方面讲解，最后再进行总结，比直接给学生进行结果的讲述效果要好得多。此外，除了课堂上的必要补充以外，教师还需要结合所授章节给学生推荐一些经典的参考书籍。

二、语言学概论课程内容上的综合梳理及更新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教师在讲授中除了进行知识的补充以外，由于受有限的课时所限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对其内容进行综合梳理和更新，利用框架式教学来处理语言学概论和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不断地进行教学内容的更新及补充。作为教师，首先要对教材熟悉，然后根据教材的系统性来对学生进行讲授，可以分成三个框架来进行讲授，首先是语言的本质及功能，然后是语言的结构要素，还有就是语言的发展。通过这样的梳理就可以将语言学概论课程的相关知识点等进行梳理穿插，这样就把各个知识点和章节知识点归纳到了各个不同的框架中，学生通过这样的整体学习，学习起来事半功倍，并更具系统性，更容易理解所授知识。近年来大学生的语言整体素质在下降，这个成为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过程中的重要考验，如果再按照过去的教学形式来进行讲授，学生的基础知识及理论都不能够讲透彻，那么学生的理解、分析、运用能力的培养就更谈不上了。所以，在教学中既要注重其普遍性的知识点，更要注重其特性，这样才能够充分利用有限的课时进行讲授，最终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三、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改革需要从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培养目标使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教学重心需要放在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及提高上，需要在实际讲授过程中化被动的传统灌输式教学为依据教学内容实施不同教学方法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以讨论式教学为例，讨论式教学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更加注重学生自主思考能力的培养，最终达到教学效果提升的目的。再来看一下多种模式的教学形式，伴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语言学概论课程的学习不再仅仅局限于课本，还有较多的图像、声像等模式的学习形式让学生更加形象地接触到语言学概论内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声像、视频、音频等各种教学形式，在对方言进行学习的时候，可以展示方言产生的地方等，在课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微博、QQ等各种形式，将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来。当然，教师在课堂讲授中适当使用一些具有趣味性的语言能够使课堂气氛更加活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些知识点从字义和语音上来看是可以看懂的，但是用语言来表达的时候往往很难理解，这也是口语功能和书面语功能上的差异性。当然，还可以利用实践调查让学生将所学习到的语言学知识变成自己的实际能力，给学生创造一些实践的机会。如搜集某商场内所有商铺店名的用语是否符合规范，用了一些什么样的形式，以及它们的书写顺序等，然后以实践调查报告的形式来进行讲授，让学生通过实践并完成作业来培养自身的综合能力。

总而言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语言学概论课程的改革需要兼顾其专业性、逻辑性、系统性等各个方面，让学生在学习中领会学习的乐趣，更愿意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愿意在课后阅读老师建议的参考书籍，并就一些问题和老师探讨。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教师在教学中不断改进，学生在学习中不断进步。

作者:孙永兰 于芳 单位:赤峰学院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6

一、实习目的

1、使自己在大学三年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基础理论和教师技能得到一个检验和巩固的机会，并作为自己踏上真正的教学岗位之前的一次演练。

2、通过观察和了解实习学校教师在教学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向优秀教师学习，更好的提高自己教师技能。

3、通过实习，也可以检查自己在面对真正走上教学岗位的时候还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从而及时调整与改进，争取以最佳状态走上日后的教学岗位。

4、进一步培养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设计和实施解决问题的能力。

5、在本次教育实习中，更好的学会与人相处，协调自己的各项组织能力，更有团队精神。

二、实习时间安排和主要任务要求

1、准备阶段：月下旬至月日

钻研教学大纲和教师参考书等资料，认真搜集积累相关的教学资料，认真备课，编写详细教案。完成五个一，根据教育要求认真学习教育实习相关文件，学习教学论和班主任工作在理论知识，进行试讲微格教学，练好三笔字等。

2、见习阶段：第一周月日至月日

(1)听实习学校领导介绍学校基本情况，特别是实施素质教育情况，本学期工作计划和学校在管理、教改、科研方面的经验和特色。

(2)积极与学生们友好相处，参加班级活动，了解学生情况，在原班主任指导下制定班主任工作计划。

(3)旁听原任课老师的课，参加科组教研活动，并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备课、预讲。

3、全面实习阶段：月日至月日。

包括教学实习、班主任实习、教育调查工作三个方面。

(一)教学实习：

(1)备课：

a、在原任教师指导下，认真细致地钻研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熟悉教学内容，明确任教课题及本单元内容在教学大纲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学生原有的知识、技能水平、思想状况、学习兴趣、方法和习惯，特别要了解与本课题的知识、技能教学直接相关的情况。

b、在掌握教材内容和了解学生学习特点的基础上，确定本堂课的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手段及教学过程安排(含时间分配)。并考虑教具的采用、制作，练习的内容和方式，板书的设计及演示程序，布置的作业等。

c、编制教案。教案要写明课题、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所用的现代教育技术、教具的准备及教学过程。

d、先将自己拟编的教案给指导教师阅读并征求意见，然后修改为正式的教案，在上课前二天送指导教师审批，经签字同意后字后，方可到班上课。

(2)上课：应根据教材、教案的要求和试讲的经验，贯彻教学原则，结合学生年龄特征和实际水平，努力把课上好。为此必须做到：

a、认真做好上课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

b、上课时要做好组织教学工作。努力以各种方式创造性地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保证课堂教学在紧张、严肃、生动、活泼的气氛中进行。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掌握时间。

c、上课时要注意态度的从容、大方、镇静，要用恰当姿势帮助说话。板书、板画要清楚，布局适当。

d、必须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注意教学语言的简洁、生动、明确、通俗易懂，杜绝方言，减少“语病”。板书要清楚、工整、无笔顺、笔画错误，不写错别字。

e、注意运用启发式教学和巩固性原则。在讲课中应恰当的启发学生的思维活动，鼓励学生创造性的发挥，同时应随时使用适当方式帮助学生巩固知识，课堂提问要给学生回答问题的思考时间，对学生回答评价要中肯，指明正误及努力方向。

f、注意与原任教师和前后上课的实习同学搞好教学上的衔接工作。

(3)听课和评议：

a、要虚心学习，经常听实习学校指导教师或其他教师或在同校实习的同学上课，做好听课笔记。

b、实习生在课后应主动、虚心地征求指导教师的意见，并重视学生的信息反馈，认真地做好自我分析和评议，并力求提高到理论高度上进行分析和评议。

(4)作业与辅导：

a、要精心选择并设计课内外作业，份量恰当，难度适当，完成作业的时间适度。要向学生提出明确的质量要求和书写规格要求。

b、布置和批改作业，要着眼于巩固学生知识、培养技能，尤应注意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造才能。

c、对布置的作业要及时检查，认真批改，并分析研究学生完成本次作业的优缺点，做好作业讲评。

d、对作业中的疑难问题，要事先进行研究，得出正确的答案，必要时请指导教师把关。批改作业给学生写评语，要持慎重态度。注意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评语的书写要正确、规范。

e、辅导学生时要深入到班级中去，根据学生差异因材施教，做到有的放矢进行辅导，如给缺课和基础差的学生补课，给学有余力的学生适当增加内容等。

f、协助指导教师做好学生的自习课辅导、批改作业、评阅试卷等教学环节的工作。

(二)班主任实习：

a、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学生的主体思想，学习现状，学习成绩，优秀学生和后进生。通过找原班主任了解情况，开办干部会议，找学生谈心，悉心观察。

b、做好日常的班级工作，抓好自修课纪律，提高效率。

c、与学生进行谈心交流，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疏导解决学生的问题。

d、针对各异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指导。了解班干部的个性与工作能力，督促班干部努力学习，提高成绩，指导班干部开展工作，发挥班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对后进生进行特别辅导，了解其家庭，学习，思想等各方面的请况，寻找原因帮助进步；与中等学生沟通指导，让他们保持甚至提高，争取进步。

e、通过组织班级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增强班级凝聚力。

f、定期开展学习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方法。

g、定期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三)教育调查：

a、搜集浏览调查教育研究的有关资料，学习一些优秀的研究方案；结合专业特点初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b、在实习过程中，积极了解城关中学的文化底蕴，教学管理特点，教改经验等；了解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教育经验，教学方法等；关注华附学生的心理特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知识结构、智能结构和政治思想状况等，搜集有用的一些资料。

c、国庆假期开展调查研究和教育科研工作，收集整理资料，为做好总结做准备。

3、总结阶段：月日至月日

a、每位实习生写工作总结和个人鉴定。

b、写好教育调查报告或教育科研论文，回校后三天内将调查报告和个人总结或专题总结、《教育实习学生工作本》、班主任工作计划、班或团课讲稿交给本系教学法教师。

c、按照实习队计划要求，组织好教育实习鉴定工作。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7

一、实习目的

1、使自己在大学三年学习到的专业知识、基础理论和教师技能得到一个检验和巩固的机会，并作为自己踏上真正的教学岗位之前的一次演练。

2、通过观察和了解实习学校教师在教学岗位上的具体工作，向优秀教师学习，更好的提高自己教师技能。

3、通过实习，也可以检查自己在面对真正走上教学岗位的时候还存在哪些方面的不足，从而及时调整与改进，争取以最佳状态走上日后的教学岗位。

4、进一步培养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设计和实施解决问题的能力。

5、在本次教育实习中，更好的学会与人相处，协调自己的各项组织能力，更有团队精神。

二、实习时间安排和主要任务要求

1、准备阶段：月下旬至月20日

钻研教学大纲和教师参考书等资料，认真搜集积累相关的教学资料，认真备课，编写详细教案。完成五个一，根据教育要求认真学习教育实习相关文件，学习教学论和班主任工作在理论知识，进行试讲微格教学，练好三笔字等。

2、见习阶段：第一周月20日至月25日

(1)听实习学校领导介绍学校基本情况，特别是实施素质教育情况，本学期工作计划和学校在管理、教改、科研方面的经验和特色。

(2)积极与学生们友好相处，参加班级活动，了解学生情况，在原班主任指导下制定班主任工作计划。

(3)旁听原任课老师的课，参加科组教研活动，并在指导教师指导下备课、预讲。

3、全面实习阶段：月26日至11月8日。

包括教学实习、班主任实习、教育调查工作三个方面。

(一)教学实习：

(1)备课：

a、在原任教师指导下，认真细致地钻研各学科的课程标准和教材，熟悉教学内容，明确任教课题及本单元内容在教学大纲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学生原有的知识、技能水平、思想状况、学习兴趣、方法和习惯，特别要了解与本课题的知识、技能教学直接相关的情况。

b、在掌握教材内容和了解学生学习特点的基础上，确定本堂课的教学目标、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手段及教学过程安排(含时间分配)。并考虑教具的采用、制作，练习的内容和方式，板书的设计及演示程序，布置的作业等。

c、编制教案。教案要写明课题、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所用的现代教育技术、教具的准备及教学过程。

d、先将自己拟编的教案给指导教师阅读并征求意见，然后修改为正式的教案，在上课前二天送指导教师审批，经签字同意后字后，方可到班上课。

(2)上课：应根据教材、教案的要求和试讲的经验，贯彻教学原则，结合学生年龄特征和实际水平，努力把课上好。为此必须做到：

a、认真做好上课前的一切准备工作(物质准备和精神准备)。

b、上课时要做好组织教学工作。努力以各种方式创造性地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保证课堂教学在紧张、严肃、生动、活泼的气氛中进行。教学过程中要注意掌握时间。

c、上课时要注意态度的从容、大方、镇静，要用恰当姿势帮助说话。板书、板画要清楚，布局适当。

d、必须使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注意教学语言的简洁、生动、明确、通俗易懂，杜绝方言，减少“语病”。板书要清楚、工整、无笔顺、笔画错误，不写错别字。

e、注意运用启发式教学和巩固性原则。在讲课中应恰当的启发学生的思维活动，鼓励学生创造性的发挥，同时应随时使用适当方式帮助学生巩固知识，课堂提问要给学生回答问题的思考时间，对学生回答评价要中肯，指明正误及努力方向。

f、注意与原任教师和前后上课的实习同学搞好教学上的衔接工作。

(3)听课和评议：

a、要虚心学习，经常听实习学校指导教师或其他教师或在同校实习的同学上课，做好听课笔记。

b、实习生在课后应主动、虚心地征求指导教师的意见，并重视学生的信息反馈，认真地做好自我分析和评议，并力求提高到理论高度上进行分析和评议。

(4)作业与辅导：

a、要精心选择并设计课内外作业，份量恰当，难度适当，完成作业的时间适度。要向学生提出明确的质量要求和书写规格要求。

b、布置和批改作业，要着眼于巩固学生知识、培养技能，尤应注意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创造才能。

c、对布置的作业要及时检查，认真批改，并分析研究学生完成本次作业的优缺点，做好作业讲评。

d、对作业中的疑难问题，要事先进行研究，得出正确的答案，必要时请指导教师把关。批改作业给学生写评语，要持慎重态度。注意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评语的书写要正确、规范。

e、辅导学生时要深入到班级中去，根据学生差异因材施教，做到有的放矢进行辅导，如给缺课和基础差的学生补课，给学有余力的学生适当增加内容等。

f、协助指导教师做好学生的自习课辅导、批改作业、评阅试卷等教学环节的工作。

(二)班主任实习：

a、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学生的主体思想，学习现状，学习成绩，优秀学生和后进生。通过找原班主任了解情况，开办干部会议，找学生谈心，悉心观察。

b、做好日常的班级工作，抓好自修课纪律，提高效率。

c、与学生进行谈心交流，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及时疏导解决学生的问题。

d、针对各异学生进行不同的教育指导。了解班干部的个性与工作能力，督促班干部努力学习，提高成绩，指导班干部开展工作，发挥班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对后进生进行特别辅导，了解其家庭，学习，思想等各方面的请况，寻找原因帮助进步;与中等学生沟通指导，让他们保持甚至提高，争取进步。

e、通过组织班级活动培养学生的集体观念，增强班级凝聚力。

f、定期开展学习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态度和方法。

g、定期开展有益的文体活动，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三)教育调查：

a、搜集浏览调查教育研究的有关资料，学习一些优秀的研究方案;结合专业特点初步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

b、在实习过程中，积极了解城关中学的文化底蕴，教学管理特点，教改经验等;了解优秀教师的先进事迹，教育经验，教学方法等;关注华附学生的心理特点，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知识结构、智能结构和政治思想状况等，搜集有用的一些资料。

c、国庆假期开展调查研究和教育科研工作，收集整理资料，为做好总结做准备。

3、总结阶段：11月9日至11月15日

a、每位实习生写工作总结和个人鉴定。

b、写好教育调查报告或教育科研论文，回校后三天内将调查报告和个人总结或专题总结、《教育实习学生工作本》、班主任工作计划、班或团课讲稿交给本系教学法教师。

c、按照实习队计划要求，组织好教育实习鉴定工作。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8

今年暑假我有幸前往永新县参加我校对口支援贫困县乡农村中小学活动。为提高中小学英语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我院领导对我们是充分的信任，选派我和杨老师对永新县中小学400多名英语教师进行了英语教学培训，学校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

被委以重任，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接到任务后，两人首先明确分工，以便更有目的的搜集资料，准备培训内容。月1日起，两人各自确定了培训题目，并着手整理思路，形成框架，制作幻灯片。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针对我所负责的小学英语教学现状做了一些功课，发现在那些欠发达地区，英语教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师资问题——一名教师身兼多门学科、多个年级的教学；大多数教师都是半路出家，自己发音都不标准，仅限于认识几个英语单词。由于从小在城市长大，不曾了解县乡农村的教学情况，对此的最大想象仅限于电视电影里的描述——破旧的教室，用方言上课的老师，脸上脏兮兮却充满渴望的学生。现实中真是如此吗？对此我是半信半疑。同时这也给我的培训提出了难题，如果用对这些教师的负面评价作为培训内容的话，无疑是对他们的打击，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浙江某县的英语教学现状调查报告作为引子，欢迎老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看法，这样既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又增加了看问题的视角。另外，虽然自己有过两年中学的教学经验，但对于小学英语教学还是挺陌生的，在培训过程中是以理论讲授为主还是偏重实践也是一个难题。了解到教师知识背景有限，讲授理论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枯燥，也难以付诸实践等问题，我们决定迎难而上，侧重实践，但可以请老师自己多发表意见和看法。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那几天每天都是工作到转点，盯电脑颈椎都盯疼了。虽然忙碌，但看着自己的培训稿一点点成型，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事情终于在月5号下午动身出发前忙完了。

去永新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里曾是红色革命走出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还有数不清的井冈翠竹，一切都离这儿这么近，我终于可以不拘泥于书本上的文字，亲眼亲耳去看看这革命圣地了。到了县城，才发现县城之小，几乎只有一条街的繁华；食物也是非常的辣，什么菜里都是剁碎了的辣椒，让人想起了的那句“不辣不革命”。和当地相关负责人员见面时，他们眼里流露的是一种不信任，一恐怕是因为中小学教师培训来大学老师有些不对路，小题大做；第二种可能的猜测来源于当中的一个负责人叫我“小姑娘”——嫌我资历太浅，办事不牢。如何打破他们的成见，我们各自心里都暗暗较劲儿。和相关人员交谈过后，发现受训老师和自己估计的还有些差距，回到房间又开始修改培训讲稿。

月6日早上八点，我来到永新县城厢小学，那儿汇聚了该县乡农村的小学英语教师近100名英语教师。天气炎热，所在的教室没有空调，头顶的电扇也没法儿调控大小，手上的麦克风稍微动一下也没了声响，再加上不太熟悉环境，站在那儿大汗淋漓。好在很快适应了，培训过程中和当地老师有很好的互动。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才发现我来之前所搜集的有关小学英语教学的描述一点也不为过。他们一个班有80多名学生；而所能用到的教学设备仅限于黑板，卡片，图片，连录音机都很少用；很多老师身兼三个年级的英语教学（三年级到五年级），还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条件开设英语课，英语课就是形同虚设，应付检查。这些都是客观条件，我们不一而足。教师素质也有待提高，有很多老师在发言过程中所说的英语我很难听懂，有一位女老师红色这个词都未能读准，另一位女老师讲到她从来不给学生放录音，因为只要一方录音学生就狂笑不止，因为她平日所教的英语与磁带相去甚远。关键期理论让我们都知道语音在小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性，但是面对这样的条件，这样的老师，怎样才能让孩子打下良好的语音基础呢！当然，我很崇敬这些老师，虽然他们几乎没有科班出身的，但他们却在这样有挑战性的条件下做着在他们看来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工作。我无法想象我在这样的环境下，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一切，会有多少抱怨呢？

月7日培训结束时，老师自发的鼓起掌，庆幸自己没有讲那些枯燥的理论。负责教师培训的工作人员说，这一次是“纪律最好的一次”，惊讶于他们对于这些老师也会像对孩子一样的用“纪律”这个字眼。课下，有老师询问如何提高自身英语素质，有哪些好的英语学习网站可以推荐。她们很年轻，清澈的眼睛让我觉得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还有依靠，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9

今年暑假我有幸前往县参加我校对口支援贫困县乡农村中小学活动。为提高中小学英语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我院领导对我们是充分的信任，选派我和杨健川老师对县中小学400多名英语教师进行了英语教学培训，学校领导对此也十分重视。

被委以重任，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接到任务后，两人首先明确分工，以便更有目的的搜集资料，准备培训内容。7月1日起，两人各自确定了培训题目，并着手整理思路，形成框架，制作幻灯片。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针对我所负责的小学英语教学现状做了一些功课，发现在那些欠发达地区，英语教学的最大问题就是师资问题——一名教师身兼多门学科、多个年级的教学；大多数教师都是半路出家，自己发音都不标准，仅限于认识几个英语单词。由于从小在城市长大，不曾了解县乡农村的教学情况，对此的最大想象仅限于电视电影里的描述——破旧的教室，用方言上课的老师，脸上脏兮兮却充满渴望的学生。现实中真是如此吗？对此我是半信半疑。同时这也给我的培训提出了难题，如果用对这些教师的负面评价作为培训内容的话，无疑是对他们的打击，于是我选择了一个具有可比性的浙江某县的英语教学现状调查报告作为引子，欢迎老师对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看法，这样既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又增加了看问题的视角。另外，虽然自己有过两年中学的教学经验，但对于小学英语教学还是挺陌生的，在培训过程中是以理论讲授为主还是偏重实践也是一个难题。了解到教师知识背景有限，讲授理论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枯燥，也难以付诸实践等问题，我们决定迎难而上，侧重实践，但可以请老师自己多发表意见和看法。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着，那几天每天都是工作到转点，盯电脑颈椎都盯疼了。虽然忙碌，但看着自己的培训稿一点点成型，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事情终于在7月5号下午动身出发前忙完了。

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里曾是红色革命走出的地方，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还有数不清的井冈翠竹，一切都离这儿这么近，我终于可以不拘泥于书本上的文字，亲眼亲耳去看看这革命圣地了。到了县城，才发现县城之小，几乎只有一条街的繁华；食物也是非常的辣，什么菜里都是剁碎了的辣椒，让人想起了的那句“不辣不革命”。和当地相关负责人员见面时，他们眼里流露的是一种不信任，一恐怕是因为中小学教师培训来大学老师有些不对路，小题大做；第二种可能的猜测来源于当中的一个负责人叫我“小姑娘”——嫌我资历太浅，办事不牢。如何打破他们的成见，我们各自心里都暗暗较劲儿。和相关人员交谈过后，发现受训老师和自己估计的还有些差距，回到房间又开始修改培训讲稿。

7月6日早上八点，我来到永新县城厢小学，那儿汇聚了该县乡农村的小学英语教师近100名英语教师。天气炎热，所在的教室没有空调，头顶的电扇也没法儿调控大小，手上的麦克风稍微动一下也没了声响，再加上不太熟悉环境，站在那儿大汗淋漓。好在很快适应了，培训过程中和当地老师有很好的互动。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才发现我来之前所搜集的有关小学英语教学的描述一点也不为过。他们一个班有80多名学生；而所能用到的教学设备仅限于黑板，卡片，图片，连录音机都很少用；很多老师身兼三个年级的英语教学（三年级到五年级），还有的学校根本就没有条件开设英语课，英语课就是形同虚设，应付检查。这些都是客观条件，我们不一而足。教师素质也有待提高，有很多老师在发言过程中所说的英语我很难听懂，有一位女老师红色这个词都未能读准，另一位女老师讲到她从来不给学生放录音，因为只要一方录音学生就狂笑不止，因为她平日所教的英语与磁带相去甚远。关键期理论让我们都知道语音在小学英语教学的重要性，但是面对这样的条件，这样的老师，怎样才能让孩子打下良好的语音基础呢！当然，我很崇敬这些老师，虽然他们几乎没有科班出身的，但他们却在这样有挑战性的条件下做着在他们看来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工作。我无法想象我在这样的环境下，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这一切，会有多少抱怨呢？公务员之家:

7月7日培训结束时，老师自发的鼓起掌，庆幸自己没有讲那些枯燥的理论。负责教师培训的工作人员说，这一次是“纪律最好的一次”，惊讶于他们对于这些老师也会像对孩子一样的用“纪律”这个字眼。课下，有老师询问如何提高自身英语素质，有哪些好的英语学习网站可以推荐。她们很年轻，清澈的眼睛让我觉得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们还有依靠，也许就在不久的将来。

方言调查报告范文篇10

关键词:经济写作电子商务重要性

随着科技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及知识经济的不断提升，在信息爆炸时代，整个贸易活动也实现了现代化、电子化，即应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与现代信息化通信技术，按照一定的标准，利用电子化工具来实现交易。电子商务可以为企业提供虚拟的全球性贸易环境，大大提高了商务活动的水平和服务质量。但根据研究调查，国内电子商务人才严重不足，这是全国性，甚至是全球性的现象，也是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如何培养产业所需的电子商务人才，已成为高校教育的当务之急。电子商务人才不仅要精通网络信息，能熟练运用电子化工具，而且还必须具有较强的经济写作能力，也就是说具有较强的经济写作能力是衡量电子商务人才的重要标准。所以我们说对学生经济写作能力的培养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经济写作可以看作是应用文写作的一个分支，而现在日常常用的应用文大多是有关经济方面的。而且我们接触最多的也是经济方面的文种，如章程、进出口单证、资产评估、广告、专利申请等，这些内容也都是电子商务活动所具备的，此外，各类经济文的文种无论在格式还是在使用范围方面日趋国际化、标准化，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正在全面向世界开放，国外的商家纷纷把投资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贸易不断升温，要求经济文的写作发展和国际接轨。如签订合同，进出口单证、各种条例、申请、信用证的说明形式都在日趋通用化，以满足全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文的写作主要包括经济合同、涉外经济合同、市场调查与预测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审计报告、招标书、投标书、经济诉讼文书、经济仲裁文书、科技成果报告等等。高校所开设的经济写作课，主要是对学生经济写作能力的培养。

通过经济合同的学习，使学生懂得在签订合同时，必须用规范化的书面语，规范的书面语有利于人们对经济合同的理解，由于我们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合同行文时如果使用方言土语众多，就会误解其传递的信息，从而延误电子商务活动的正常开展。比如不知道“长果”是“花生”的土语，却在购销合同的商务活动中说购买“长果”若干吨，岂不要耽误合同的履行。再比如，掌握了经济合同语言上应选用含义单一而明确的词语特点，在进行合同签订的电子商务活动中，就要在容易发生歧义的地方加入限定的词语，避免歧义现象的发生。购销合同中有这样一句“甲方向乙方购买黑白芝麻2000斤”，结果双方在付货的时候发生了纠纷，原因为不知道是一个品种的芝麻还是两个品种的芝麻，歧义发生在“黑白”两个字上，如按当初的约定，就应该在“黑白”二字的后面加“相间”两个字，这样就不会产生纠纷了。同时了解了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必须使用专用词语的原则，就可以使电子商务活动顺利进行了。学习了市场调查与预测报告，就可以对商品市场的发展现状进行合理的调查研究，做出正确的综合分析，对商品的未来市场进行准确的预测，从而使商务活动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如撰写市场调查报告，就必须调查市场对企业产品需求量和影响需求量的因素，紧紧抓住购买力、购买动机和潜在需求这三方面，知晓了购买力是消费者实现购买行为的前提，是市场调查的主要任务，就会采取各种措施使顾客的购买动机变为购买行为，同时注意把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变成实际需要，为企业发展新产品、开拓新思路提供依据。通过调查可以了解竞争对手的总体情况、竞争能力及新产品的发展动向、发展趋势等。通过对竞争对手的调查来判断本企业处于怎样的地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提高本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并以此来确定产品的发展方向。再有通过对本企业的产品、价格、广告和推销政策、销售技术服务政策的调查，就可以了解到本企业的销售能力是否适应消费者需要、企业的销售策略是否合理等问题。总之，如果对学生进行市场调查与预测报告能力的培养，就会有利于促进和发展对外贸易。

经济活动分析报告则是现代经济管理经常运用的。所谓的经济活动分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根据计划指标、会计核算、调查研究所得的资料，运用科学方法，遵守对立统一规律，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或专项的分析与研究，从中总结经验，揭露矛盾，查明原因，做出评价，并寻求解决方法，借以改善经营管理，挖掘内部潜力，提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管理工作。而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既要把有联系的各个环节进行分析解剖，又要将各个因素和各个不同侧面联系起来做综合分析，这样才能找到主要的矛盾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发现其发展的规律。只有把企业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分析到了，才能保证运用电子工具的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如对2005年中国手机分销渠道的分析，分析了中国手机市场的现状，通过对TCL典型企业的分析，系统的论述了手机分销渠道变革的趋势，就会获得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就会对相关企业的经济贸易活动有所帮助。

其他的经济文种，如审计报告、招标书、投标书、经济诉讼文书、经济仲裁文书等写作能力的培养也对电子商务活动大有裨益。因而我们说要想成为合格的电子商务人才，为了适应国内贸易日益国际化的需求，为了更好为祖国经济建设贡献力量，经济写作能力的培养是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1]陈国震:电子商务模拟培训实验系统的开发与研究．《商场现代化》，2005年05期

[2]李连营:浅谈电子商务安全．《商场现代化》，2005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