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思维模式范文10篇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1

（一）法律思维概念的界定。关于法律思维，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立足点也有不同的认识与阐释。在法律专业教育中，法律思维往往是指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律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抽象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操作方法所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方法［1］（P5-8）。在多元化教育中，我们对法律思维的理解是：在法律制度架构之下对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2］。（二）法律思维的基本特征。1.法律思维是系统的思维。一是法律思维的本质就是以权利和义务为基点进行观察与分析的，运用法律思维处理问题体现着对各种价值和正当利益的合理平衡，尽可能把事情统筹考量、协调安排，以取得最佳效果。二是法律思维是从现象到本质以达到法律真实的理性思维。法律思维不同于感性思维，感性思维是无数的纷繁无序的客观事物通过人的感官直接反映于人的大脑之中；而法律思维作为一种理性思维，在于习惯性地通过思维方式，如演绎、归纳和类比等思维方式，依照特定程序收集信息进行分析判断，进而发现事物本质。2.法律思维是规则思维。法律自身作为具有明确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在以权利义务双向规定为调整机制整人们的行为关系时，为社会生活提供了稳定的、一致的、连续的和可预见的行为模式［3］（P529-533）。因此，法律思维具备规则的相应特点。一是法律思维具备规则的确定性、可预期性的特点，即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法律思维具备规则的程序性特点，即法律思维提供了统一的认知标准，通过法律思维能够对等地认知事物，法律思维具备监督的内涵。3.法律思维是建设性思维。思维的目的在于通过认知事物以帮助我们作出判断及一定行为。而法律思维在于剖析事物之后帮助我们得出一个合理、合法的行为引导，以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为目的，从而达到建设社会的效果［4］。

二、大学生教育中法律思维培养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大学生教育中法律思维培养现状。一是法律课程学时安排不足。法律基础课程的安排仅体现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其作为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最重要的公共课程，因课时少、考试松、对毕业升学影响小，而普遍被称为“副课”。二是教师队伍参差不齐。思修课的任职教师多为思想政治教育类、哲学类专业的教师。他们由于专业知识欠缺，在教法律基础部分时效果不理想。三是学生自觉学习法律知识的能力不足。由于部分法律知识晦涩难懂，学生通过自学难以理解，因此，多数学生并不会主动学习法律知识。此外，由于缺乏系统、基础的法律知识灌输，单纯依靠日常积累很难构建起法律思维，这也打消了学生主动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四是法律思维的培养还停留在理论教学阶段，缺乏实践的配合，导致法律思维培养只是纸上谈兵。（二）法律思维培养缺失的原因。笔者认为，法律思维培养缺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没有设置专门的法律基础教研室，没有特定的法律思维培养教学计划及项目投入，加之课程安排不合理，导致法律思维培养缺失。二是现高校非法学专业并没有配备专门的法学教师任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基础课程。此外，对于各专业中涉及的法律方面的课程，也没有配备专业的法学教师任教，如财会专业中的经济法、税法课程一般由财会专业课教师代为讲授。这部分教师法律思维素养本身并不高，从而忽视对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三是高校虽然认真学习贯彻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但并未落实到位。法律思维的培养作为思政教育中的重要内容，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机制制度不完善，尤其理论与实践没有有机结合起来。四是大学生没有认识到法律思维养成的重要性，忽视自身素质教育。

三、培养大学生法律思维的意义

（一）为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思维模式。法律思维作为理性的、综合性的、社会性的思维模式，能和各个专业思维相辅相成，不会因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而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困惑。例如，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善用“SWOT”思维模式分析和处理问题，在管理领域能起到较好的效果，但在面对法律问题时却束手无策。法律思维在有效处理法律问题的同时，能和“专业化”思维模式相互融合。因此，法律思维模式就成为打破单一特定的“专业化”思维壁垒，引入多元化思维模式的最佳选择，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二）提高大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法治社会是当今社会的主旋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该社会背景下，大学生要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治观念。而法律思维作为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的基础，能帮助大学生在社会之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避免违法犯罪，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成长为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社会要求的栋梁之才。（三）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党的报告多次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这需要大学生具备良好的法律思维能力。大学生作为“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储备力量，其知识储备、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都将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要将大学生法律思维培养放在重要位置，这是建设和谐校园和法治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迫切需要。

四、多方位构建和培养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学校作为教育的主战场，应当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潜移默化的渗透，使学生逐渐养成运用法律思维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转变教学理念，重视法律思维教育的普及。一是各高校要提升对法律思维培养的重视，根除“副课”思想，将培养法律思维放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建设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只有各高校领导和教师充分认识到法律思维培养的重要性，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真正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法律思维。二是保障法律课程及课时的安排。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是形成法律思维的前提。笔者建议，各高校可增设民法、刑法等基础法律课程，开设从入学到毕业每个特定阶段所需的相关法律课程，确保学生能能运用所学的知识应对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三是加强对相关法律课程的考查，将法律思维能力作为毕业、升学的重要考查项目，促使学生主动学习法律知识。（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身教重于言传”，教师法律水平及法律思维能力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学生法律思维的形成。因此，各高校首先应组建具备专业知识的教学团队，特别是要配备法律思维相关课程的教师，只有教师具备法律思维专业技能，才能做到“授业解惑”；其次，培养其他各个专业教师的法律思维能力，定期对教职工进行法律培训，并法律思维能力作为定级评优的考查项目，以提升教师的法律思维水平。（三）优化教学手段。为了有效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各高校要丰富教学手段，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形成独具特色的校园法律文化。例如，通过创建模拟法庭教室、校园微信公众号、法律宣传展板等基础设施来进行法律教育教学。此外，在校园外，可以组织法律实践活动以辅助教学，如让学生深入司法第一线体验职业性法律思维的运用；聘请优秀法律工作者开展讲座；组织学生参观看守所、监狱等。总之，各高校要使法律学习成为校园文化，用理论来推动实践，用实践来修正或补充理论，最终首先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培养。（四）发挥高校科研的优势，鼓励理论创新。高校不仅仅是教书育人的场所，也是理论科研的前沿阵地。各高校应充分发挥理论研究的优势，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思维研究，并给予资金扶持。对研究成果突出、教学业绩显著的个人及团队给予表彰，对优秀经验成果及时推广。此外，各高校之间也应充分互动，建立资源共享平台，在学术及教学方面形成良好的氛围。（五）大学生要自觉树立法治观念。当前社会上频频发生的大学生“裸贷”“校园暴力”等事件，正是大学生缺乏法律思维能力的表现。因此，大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应充分认识到法律思维的重要性，自觉学习法律、树立法治观念，当遇到问题时，学会运用法律思维思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在各专业学科教育中引入法律思维不仅能使大学生形成多元化的思维模式，而且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法治意识及法治素养。因此，各高校应积极推进法律思维教育，使其成为有理想、有担当、有修养的朝气蓬勃的当代大学生。

参考文献

［1］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谌洪果.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J］.法律科学，2003，（2）：9-14.

［3］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2

一、民法学思维模式及其特征

民法学思维模式是指运用民法学理论进行学术研究，或者按照民法学的逻辑观察、分析和解决民事实践问题的方法，简而言之，民法学思维模式即民法方法论。民法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都会采取一定的思维模式。近代民法发展至德国法时期，民法学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技术化。我们在承受了德国民法学理论和民事立法的同时，也继受了德国法的思维模式。通过比较近代以来大陆法系的两部标志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内容可以看出，德民并没能如法民一样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换言之，在实质精神方面，德民要远远逊色于法民，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德民是一部守旧的法典。那是什么让德民取得与法民相媲美的历史地位，并成为后世诸多大陆法系国家纷纷仿效的模板呢?笔者认为，德民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其立法技术的考究、概念用语的严谨以及所采用的民法学思维模式的精致。从而“使得民法学成为一个高度技术化的产物，使得民法可以通过一系列具有逻辑层次的概念去表达和把握，民法的思维走向了理性。”【2】从这个意义上讲，德民其实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民事立法体例和民法学思维模式的新时代。由德国法孕育和倡导的传统民法学思维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高度的抽象性和概括性

极尽抽象化之能事正好契合了德国潘德克顿法学的思维方式，在高度抽象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民法学逐渐走向概念化，一系列抽象的民法学概念和术语，例如，法律行为，行为能力，民事法律关系，民事主体、客体等，成为民法制度和民法理论学说的基本构成要素，这就要求民法研习者和实务人员必须具备高度抽象思维能力，才能准确把握民法概念和术语的真正内涵，才能深刻把握民法制度的价值诉求，进而构建以民法基本理念为指导的民法价值观和民法方法论。

(二)严密的逻辑性

德民在立法体例上的贡献莫过于首创了总则分则的立法模式，正是这一前无古人的创举，改变了自1804年法民颁布以后一直居于支配地位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三编式”体例。①德民采用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和“继承”的五编模式，相应地，民法学研究和教学也采用了总论和分论的逻辑编排，其中，总论是对分论中的概念和制度的抽象和总结，同时又构成分论中各项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基础。典型的如，总论中有“法律行为”制度，相应地在各分论中则有债权行为、物权行为、婚姻行为、遗嘱行为等各种具体的法律行为。在总论中有民事权利制度，各分论则对各种具体的民事权利(债权、物权、亲属权和继承权)进行了介绍。因此，总论与分论之间存在一种一般与具体，共性与个性的逻辑联系。各分论中的具体内容在编排上也并非杂乱无章，同样保持其内在的逻辑性，“这种逻辑关系可以概括成权利的概念、一般性特征、权利的成立要件、权利的内容、权利的保护等。”121(72)事实上，潘德克顿法学者非常相信逻辑之无所不能的力量，他们比较成功地推导出“有主体必有其相对应的客体”、“有自然人必有其相对应的法人”、“有权利必有其相对应的义务”、“有义务必有其相对应的责任”、“有绝对效力必有其相对应的相对效力”、“有物权请求权必有其相对应的债权请求权”以及“又无因行为必有其相对应的有因行为”。概言之，不论是民事法律体系还是民法学体系，都以追求逻辑上自足为基本价值取向，缜密的逻辑性是民法学思维的重要特征和基本要求。

(三)以民法理念为指导

民法学思维模式的构建离不开民法理念的指导，如果说现代民法思维的抽象性、逻辑性特征之生成应归功于德国潘德克顿法学并使其成为现代民法思维与以法民为母体孕育而成的近代民法思维相区分的外部标志，那么民法思维(不区分近代与现代)在内在精神方面受熏染于民法理念而成就其区别于其他部门法思维模式的特质，可谓是近代以来民法思维的本质属性。“理念者，事物(制度)最高价值与终极宗旨之谓也。它是以纯文化、纯精神的角度为对事物(制度)本质所作的高度抽象与概括。”民法理念，是指在市民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根本性的价值目标和私法精神，是民事立法、民事司法和民事守法活动应遵循的基本准则，对民事法律关系的构建和私法生活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在民法产生和演变的几百年历史中，经过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传承，形成了其自身浓醇的精神底蕴，孕育出人格平等、私权神圣、私法自治、保护交易安全等民法基本理念。这些理念是民法学思维过程中应当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民法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就是要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习惯性地在以上理念的指导下观察、思考和解决民法问题。

二、民法思维能力培养在民法教学中的地位分析

法学教育的关键，其实就是法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法学院校除了对学生进行实在法规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础训练以外，还必须教导他们像法律工作者一样去思考问题和掌握法律论证与推理的复杂艺术。”16]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为社会培养具有法学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业人才，换言之，法学本科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具有较强法律职业能力的专业人才。何为法律职业能力?如前文所述，民法学在法学课程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因此，可以说法律职业能力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生民法学素养的高低，在构成民法学素养的诸要素②中，民法学思维能力居于核心地位，民法学思维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民法学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和运用能力的高低。因此，民法学教学的核心就是注重对学生民法学思维能力的培养，这比纯粹的知识传授和理论灌输更显重要。然而，我国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高分通过司法考试，投身律师行业的法科毕业生不会办案子，取得法律职业资格并顺利通过公务员考试，当了法官后却不会审理案件。面对复杂疑难的民事纠纷，烂熟于心的民法法条却难以发挥用武之地，这表明我国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从业要求相距甚远，究其根源，还是因为目前多数法学院校的民法教学中对学生民法学思维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有鉴于此，必须强化学生民法学思维能力的训练，在传授民法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培养其独立思考和灵活运用能力，使其熟练掌握解决民法问题的方法，并最终达到脱离课堂授课也能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境界。总之，民法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部门法学，民法思维能力是学生能在将来的法律职业中进行具有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活动，对所学民法学知识进行精确运用的基础条件。民法教学应确立以民法思维能力的培养为重心的目标诉求。题

三、民法学教学创新应注意的几个问

民法思维能力的培养须以科学的教学方法和思维模式的适用为载体，传统民法学教学方法在训练和提升学生民法学思维能力方面难以发挥促进作用，民法学培养目标的转向客观上要求民法教学应走出一条创新之路，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倡导“回到原点”的民法学思维模式

民法学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已经形成了结构严谨、内容丰富、逻辑缜密的理论体系，我国在继受大陆法系民法学尤其是德国民法学理论时，很多是被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时至今日，很多传统民法理论被认为是“公理”，不容推翻。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用传统民法理论去解释一些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的诸多新问题时，却出现了令人尴尬的窘境，面对这一难题，学者们徘徊于现实的无奈和民法理论的局限之间，无所适从。举例说明，按照传统民法，财产权可划分为物权和债权两大类，自1896年《德国民法典》颁布以降，大陆法系国家，包括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立法莫不遵从物权、债权两分财产权的模式，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财产权如股权。股权是何种l生质的财产权，是债权还是物权?很多学者就此展开了争论，或主张物权说，或主张债权说。总之，在他们看来，非此即彼，并且不遗余力地列举了支撑其观点的理由若干，但实际上，其得出的结论甚至连其自己都无法说服。至此似乎出现了理论上的困惑，一方面我们要肯定股权的财产权属性，另一方面又难以在固有的财产权体系中给予其安身立命之地。之所以出现这种窘境，究其源还是我们的预设前提存在问题，财产权本应是个开放的体系，在德民颁布时期，还没有出现债权和物权之外的其他类型的财产权，故财产权两分为物权和债权在当时是合理的，然而时过境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既不属于物权又不属于债权的新型财产权，当我们无法在现有的理论体系内给其一个正当的名份时，我们就应该回到引发该问题的源头，重新审视被我们视为万古不变的“信条”的理论前提是否存在问题，按照这种思维模式，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股权是和债权、物权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财产权类型。[71笔者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之为“回到原点”，实乃对民法学理论批判和创新精神之推崇和期盼。

(二)引入“多主体”授课模式

目前我国的法学院校中的民法学授课主要由单一教师实施，但是由于民法学课程的思辨性特征，很多民法理论在学界并未达成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某一个教师可能因为其固有的学术倾向，而不能对各种观点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客观理陛的评析，这就会影响学生理论视野的开拓，限制学生发散思维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的生成。再者，民法学是一门涉及众多学科理论知识的法学课程，如伦理学、哲学、经济学等，如果仅从法学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民法学问题，难免会失之肤浅，民法学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体系，应该在与其他学科的互动中彰显其理论张力和博大宽广的法文化魅力。单一教师授课模式往往受限于授课主体知识面而不能在课堂上形成“科际互动”效应，从而使民法学授课氛围沉闷，甚至枯燥无味，不利于学生形成复合性和多视角民法思维能力。为了克服这种传统授课模式之弊端，引入“多主体”授课模式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多主体”授课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由两个或多个教师共同讲授一堂课，而重在强调授课过程的思辨性，引入辩论机制，倡导辩论式教学方式，而且还要发挥学生的能动作用，调动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积极I生，形成富有论辩色彩的民法学课堂氛围。“多主体”与“辩论”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不仅克服了单一主体授课的弊端，也“改变了教师是知识的灌输者，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的传统教学模式，对于培养学生思维的敏捷性、批判性、逻辑性、创造性、心理素质的稳定性及语言的组织与表达能力都会有积极的作用，也是展示学生多方面能力、素质的重要途径。”“多主体”授课模式不是在任何场合都宜于实施的，也就是说，这种授课模式须以具备一定的条件为前提。首先，必须存在适用“多主体”授课的必要性。由于这种授课方式需要两名以上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教师才能实施，其运作成本要远比单一授课方式要高，在当前很多院校专业师资不足的情况下，实施起来尚有难度。如前文所述，单一教师授课的弊端主要见之于授课主体难以单方讲授存在学理争议或者横跨多学科的民法学理论知识之时，因此，只有存在着两种情形时，才可考虑引入“多主体”授课方式。例如，在讲述物权行为理论时，由于该理论在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多主体”授课方式无疑会增进学生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再如，在讲述民法基本原则时，可以由民法学教师与拥有哲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共同讲授，形成互动。其次，必须具备符合要求的师资条件。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多主体”授课的实施须以数量充足、质量优秀的教师资源为支撑。这一点对于师资阵容和教研能力较强的法学院校而言不成问题，而对于那些新建的和师资力量较弱的院校而言，实施起来颇有难度。为了解决此问题，一方面要加强法学师资队伍建设，引进一批既具有深厚的民法学理论功底又拥有其他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充实教师队伍；另一方面，整合和合理利用现有教师资源，打破不同学校和不同院系之间的师资流动壁垒，采用柔性方式，如“客串”方式邀请其他学校、其他院系的相关教师或者社会人士，如经验丰富的律师参与授课。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3

关键词：宪法宪法生长宪法哲学宪政

一、宪法的诞生：国家经验的总结

近代以来，人类逐渐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群体组织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如主席所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种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断地超越国家秩序的界限，地区性的联盟和世界范围的联合国也都在努力寻求制定一部属于自己的宪章或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无非是人们对以往历史阶段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国家层面上的经验所进行的批判性总结，以期新的政权少犯些错误，统治得更长久。因此，可以说宪法正是随国家的诞生和更迭而理所当然地诞生和更迭的。

对于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类公共社会来说，宪法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内最高的和最有权力的政治阶层所做的决策活动的结果，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宪法蕴含了任何人都应当信仰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最后在于宪法提供了国家组织、运行的概括性范式。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依凭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自觉孕育出的宪法才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发挥作用，并且能让这个国家以此为荣的有着无尽生命力的宪法。宪法中的任何舶来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历史土壤和现实基础不同(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往往会因移植前的营养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宪政的过程中变得暗淡无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学者所关注的宪法应当是视野上更为宽广的宪法，而不应只关注现代意义上(18世纪以后)的宪法。也就是说，对宪法有关概念的理解始终要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旦我们认识到，宪法的本质其实是在总结前朝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用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时候就不能再武断地说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定义得并不准确，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没有宪法，只不过它们的宪法还没能发展到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宪法的层次。

由此，笔者认为宪法不应是狭义的，更不会把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作为自己的本质。换句话说，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只是手段，服务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它们充其量只能作为宪法内容的一个方而(且并不永远是必要的)，而不可能是宪法本身。其次，分权本身是与法治相伴的。当我们连人治和法治各自的优劣和作用还不能真正弄懂时，根本不可能对分权的意义做出准确评判。因此，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更不代表对民主权利的保障。

应当指出的是，与中国宪法学者关注宪法的实质意义不同，西方学者更多地关注宪法的形式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给宪法下一个实质性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宪法的内涵太广了)。在我看来，宪法这个词仅仅是对一种政治现象或统治事实的法律表示。为此，对宪法的理解应当从理念、制度、文本三个层次依次展开。

二、宪法的培育：需要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哲学

按照哲学界的分析，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转向。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开启了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之门，许多哲学家随后群起呼应，追随这种思想倾向和理论旨趣，从不同角度提出和阐释了与之类似的概念和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法学并不享有这种豁免权。对现实生活世界根基的遗忘成了中国法学自身最致命的缺陷，宪法学的研究也自然深受其害。这一缺陷日甚一日地将宪法学置于一种飘忽不定、高高在上的境地中国的宪法学要想摆脱这种窘境，获得健康的生长，在我看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三个障碍，即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一)概念化的思维模式

尽管中国法学界对欧洲的概念法学一直抱有～种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但目前来看，概念法学所含纳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所隐含的一个假定前提是，法学家可以通过逻辑的、语言的、历史的分析建立起一个相对自足的法律概念体系，并借助这个概念体系来观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其根本特点是从概念出发，观察、分析和思考现实问题，以概念为中心来批判、规制和约束现实生活。尽管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概念的提炼和概念体系的梳理都是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但是一旦把既有概念作为绝对真理和最高评判标准，单靠既有概念来观察、解释和批判现实生活世界，却很少反过来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检视、批判和扬弃既有概念，那么该学科就只能在自己所建立的概念世界中兜圈予，而不能走向现实生活世界。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该学科失去兴趣中困宪法学研究就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量概念不是自创的本土概念，而是移植的西方宪法学概念。这些概念源于西方人的生活和法律实践，反映着西方人的法律经验和价值观念，即便中西方的法律生活有相通之处，可毕竟存在不小的差异，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概念到中国之后的实用性。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所造成的结果通常是，越研究越觉得标榜民主、平等、法治、分权、权利本位的西方法律是良善的象征，而以专制、特权、人治、集权、义务本位为标签的中国法律完全是罪恶的代表。创造了几千年灿烂文明史而屡次让西方人折服的中国人，居然一直被罪恶的法律所控制，这样的结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接受。倘若真是如此，笔者宁愿接受这种法律的控制，因为至少比起现在，笔者在西方人面前会更有尊严。

(二)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

中国宪法学研究范式所蕴含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旨趣和追求也是妨碍中国宪法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精神羁绊。这种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与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学者们致力于，甚至是迷恋于建构或营造各种宪法的至善价值和理想图景，并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宪政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这些价值和图景，而全然不顾民众是否需要、是否认可、是否欢迎。

从法制废墟中走出来的宪法学者们面对法治新时代的到来，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臆想去建构宪政模式，用引自西方的法治社会、人权保障、权力制约这些词语去煽动人们的热情，却很少真正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被允许得到什么，而什么又是民众最关心的。在这里笔者只能说，今日民主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法治社会而是实在的收入不是空洞的人权保障而是现实的就业、入学和就医，不是泛泛而谈的权力制约而是眼前的贪官何时锒铛入狱。

(三)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宪法的理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为跟着党和政府的政治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研究转变为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释、论证、歌颂和弘扬。很多学者甚至习惯性地认为凡是政治上重要的在学术上也一定重要，并不停地贡献出自己的“应景之作”并以此为荣。笔者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和研究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不是主张学术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恰恰相反，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乃是国人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者理应关注这些政治实践并认真对待。

综上，为了获得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宪法哲学，在构建时必须消除不利于宪法成长的障碍，弄清培育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如何培育。目前，应当培育的是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现实问题能够给民众直接带来实惠的宪法，也只有这样的宪法才能茁壮成长，而不再只足一个外强中干的摆设。因而，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宪法哲学也自然是一种归现实牛活世界的宪法哲学。

三、宪法的成长：功能与目的的演变

通常意义上，宪法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三个阶段。在西方最早谈论宪法且影响较大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卫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将古希腊各城邦的法律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法律，另一类为宪法，即规定围家机灭的组织权限的法律。

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是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旨在限制国王权力，保障教会、领主的特权和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但必须指出的是，“限制王权”的最大受益者是贵族而不是全体公民。宪法一词的内涵发生巨变，则是在l7、18世纪欧洲立宪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以后，特别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中，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才最终形成。

如今，宪法进入到现代宪法阶段。宪法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内在价值不断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逐渐将宪法的功能发挥到极至。此时的宪法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构成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秩序。“限制政府权力”也已不再是现代宪法的首要精神，而蜕变为实现人权的一种必要手段。现代宪法的内容虽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说到底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和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宪法不仅仅是把国家权力控制起来，而且要保证国家机构的合理权力分配，使得中央和地方都能按照自身的特长和需要管理国家事务，且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相互合作、彼此制衡。尽管如此，合理权力配置的最终目的也是使公民的权力和自由能够获得更加充分和有效的保障。

四、中国宪法的未来：宪政之路的完善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4

关键词：宪法宪法生长宪法哲学宪政

一、宪法的诞生：国家经验的总结

近代以来，人类逐渐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群体组织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如主席所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种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断地超越国家秩序的界限，地区性的联盟和世界范围的联合国也都在努力寻求制定一部属于自己的宪章或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无非是人们对以往历史阶段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国家层面上的经验所进行的批判性总结，以期新的政权少犯些错误，统治得更长久。因此，可以说宪法正是随国家的诞生和更迭而理所当然地诞生和更迭的。

对于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类公共社会来说，宪法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内最高的和最有权力的政治阶层所做的决策活动的结果，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宪法蕴含了任何人都应当信仰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最后在于宪法提供了国家组织、运行的概括性范式。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依凭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自觉孕育出的宪法才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发挥作用，并且能让这个国家以此为荣的有着无尽生命力的宪法。宪法中的任何舶来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历史土壤和现实基础不同(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往往会因移植前的营养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宪政的过程中变得暗淡无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学者所关注的宪法应当是视野上更为宽广的宪法，而不应只关注现代意义上(18世纪以后)的宪法。也就是说，对宪法有关概念的理解始终要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旦我们认识到，宪法的本质其实是在总结前朝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用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时候就不能再武断地说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定义得并不准确，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没有宪法，只不过它们的宪法还没能发展到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宪法的层次。

由此，笔者认为宪法不应是狭义的，更不会把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作为自己的本质。换句话说，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只是手段，服务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它们充其量只能作为宪法内容的一个方而(且并不永远是必要的)，而不可能是宪法本身。其次，分权本身是与法治相伴的。当我们连人治和法治各自的优劣和作用还不能真正弄懂时，根本不可能对分权的意义做出准确评判。因此，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更不代表对民主权利的保障。

应当指出的是，与中国宪法学者关注宪法的实质意义不同，西方学者更多地关注宪法的形式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给宪法下一个实质性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宪法的内涵太广了)。在我看来，宪法这个词仅仅是对一种政治现象或统治事实的法律表示。为此，对宪法的理解应当从理念、制度、文本三个层次依次展开。

二、宪法的培育：需要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哲学

按照哲学界的分析，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转向。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开启了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之门，许多哲学家随后群起呼应，追随这种思想倾向和理论旨趣，从不同角度提出和阐释了与之类似的概念和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法学并不享有这种豁免权。对现实生活世界根基的遗忘成了中国法学自身最致命的缺陷，宪法学的研究也自然深受其害。这一缺陷日甚一日地将宪法学置于一种飘忽不定、高高在上的境地中国的宪法学要想摆脱这种窘境，获得健康的生长，在我看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三个障碍，即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一)概念化的思维模式

尽管中国法学界对欧洲的概念法学一直抱有一种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但目前来看，概念法学所含纳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所隐含的一个假定前提是，法学家可以通过逻辑的、语言的、历史的分析建立起一个相对自足的法律概念体系，并借助这个概念体系来观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其根本特点是从概念出发，观察、分析和思考现实问题，以概念为中心来批判、规制和约束现实生活。尽管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概念的提炼和概念体系的梳理都是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但是一旦把既有概念作为绝对真理和最高评判标准，单靠既有概念来观察、解释和批判现实生活世界，却很少反过来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检视、批判和扬弃既有概念，那么该学科就只能在自己所建立的概念世界中兜圈予，而不能走向现实生活世界。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该学科失去兴趣中困宪法学研究就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量概念不是自创的本土概念，而是移植的西方宪法学概念。这些概念源于西方人的生活和法律实践，反映着西方人的法律经验和价值观念，即便中西方的法律生活有相通之处，可毕竟存在不小的差异，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概念到中国之后的实用性。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所造成的结果通常是，越研究越觉得标榜民主、平等、法治、分权、权利本位的西方法律是良善的象征，而以专制、特权、人治、集权、义务本位为标签的中国法律完全是罪恶的代表。创造了几千年灿烂文明史而屡次让西方人折服的中国人，居然一直被罪恶的法律所控制，这样的结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接受。倘若真是如此，笔者宁愿接受这种法律的控制，因为至少比起现在，笔者在西方人面前会更有尊严。

(二)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

中国宪法学研究范式所蕴含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旨趣和追求也是妨碍中国宪法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精神羁绊。这种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与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学者们致力于，甚至是迷恋于建构或营造各种宪法的至善价值和理想图景，并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宪政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这些价值和图景，而全然不顾民众是否需要、是否认可、是否欢迎。

从法制废墟中走出来的宪法学者们面对法治新时代的到来，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臆想去建构宪政模式，用引自西方的法治社会、人权保障、权力制约这些词语去煽动人们的热情，却很少真正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被允许得到什么，而什么又是民众最关心的。在这里笔者只能说，今日民主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法治社会而是实在的收入不是空洞的人权保障而是现实的就业、入学和就医，不是泛泛而谈的权力制约而是眼前的贪官何时锒铛入狱。

(三)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宪法的理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为跟着党和政府的政治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研究转变为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释、论证、歌颂和弘扬。很多学者甚至习惯性地认为凡是政治上重要的在学术上也一定重要，并不停地贡献出自己的“应景之作”并以此为荣。笔者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和研究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不是主张学术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恰恰相反，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乃是国人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者理应关注这些政治实践并认真对待。

综上，为了获得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宪法哲学，在构建时必须消除不利于宪法成长的障碍，弄清培育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如何培育。目前，应当培育的是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现实问题能够给民众直接带来实惠的宪法，也只有这样的宪法才能茁壮成长，而不再只足一个外强中干的摆设。因而，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宪法哲学也自然是一种归现实牛活世界的宪法哲学。

三、宪法的成长：功能与目的的演变

通常意义上，宪法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三个阶段。在西方最早谈论宪法且影响较大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卫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将古希腊各城邦的法律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法律，另一类为宪法，即规定围家机灭的组织权限的法律。

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是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旨在限制国王权力，保障教会、领主的特权和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但必须指出的是，“限制王权”的最大受益者是贵族而不是全体公民。宪法一词的内涵发生巨变，则是在l7、18世纪欧洲立宪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以后，特别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中，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才最终形成。

如今，宪法进入到现代宪法阶段。宪法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内在价值不断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逐渐将宪法的功能发挥到极至。此时的宪法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构成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秩序。“限制政府权力”也已不再是现代宪法的首要精神，而蜕变为实现人权的一种必要手段。现代宪法的内容虽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说到底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和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宪法不仅仅是把国家权力控制起来，而且要保证国家机构的合理权力分配，使得中央和地方都能按照自身的特长和需要管理国家事务，且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相互合作、彼此制衡。尽管如此，合理权力配置的最终目的也是使公民的权力和自由能够获得更加充分和有效的保障。

四、中国宪法的未来：宪政之路的完善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5

关键词：宪法宪法生长宪法哲学宪政

一、宪法的诞生：国家经验的总结

近代以来，人类逐渐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群体组织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如主席所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种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断地超越国家秩序的界限，地区性的联盟和世界范围的联合国也都在努力寻求制定一部属于自己的宪章或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无非是人们对以往历史阶段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国家层面上的经验所进行的批判性总结，以期新的政权少犯些错误，统治得更长久。因此，可以说宪法正是随国家的诞生和更迭而理所当然地诞生和更迭的。

对于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类公共社会来说，宪法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内最高的和最有权力的政治阶层所做的决策活动的结果，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宪法蕴含了任何人都应当信仰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最后在于宪法提供了国家组织、运行的概括性范式。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依凭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自觉孕育出的宪法才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发挥作用，并且能让这个国家以此为荣的有着无尽生命力的宪法。宪法中的任何舶来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历史土壤和现实基础不同(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往往会因移植前的营养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宪政的过程中变得暗淡无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学者所关注的宪法应当是视野上更为宽广的宪法，而不应只关注现代意义上(18世纪以后)的宪法。也就是说，对宪法有关概念的理解始终要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旦我们认识到，宪法的本质其实是在总结前朝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用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时候就不能再武断地说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定义得并不准确，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没有宪法，只不过它们的宪法还没能发展到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宪法的层次。

由此，笔者认为宪法不应是狭义的，更不会把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作为自己的本质。换句话说，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只是手段，服务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它们充其量只能作为宪法内容的一个方而(且并不永远是必要的)，而不可能是宪法本身。其次，分权本身是与法治相伴的。当我们连人治和法治各自的优劣和作用还不能真正弄懂时，根本不可能对分权的意义做出准确评判。因此，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更不代表对民主权利的保障。

应当指出的是，与中国宪法学者关注宪法的实质意义不同，西方学者更多地关注宪法的形式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给宪法下一个实质性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宪法的内涵太广了)。在我看来，宪法这个词仅仅是对一种政治现象或统治事实的法律表示。为此，对宪法的理解应当从理念、制度、文本三个层次依次展开。

二、宪法的培育：需要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哲学

按照哲学界的分析，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转向。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开启了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之门，许多哲学家随后群起呼应，追随这种思想倾向和理论旨趣，从不同角度提出和阐释了与之类似的概念和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法学并不享有这种豁免权。对现实生活世界根基的遗忘成了中国法学自身最致命的缺陷，宪法学的研究也自然深受其害。这一缺陷日甚一日地将宪法学置于一种飘忽不定、高高在上的境地中国的宪法学要想摆脱这种窘境，获得健康的生长，在我看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三个障碍，即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一)概念化的思维模式

尽管中国法学界对欧洲的概念法学一直抱有～种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但目前来看，概念法学所含纳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所隐含的一个假定前提是，法学家可以通过逻辑的、语言的、历史的分析建立起一个相对自足的法律概念体系，并借助这个概念体系来观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其根本特点是从概念出发，观察、分析和思考现实问题，以概念为中心来批判、规制和约束现实生活。尽管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概念的提炼和概念体系的梳理都是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但是一旦把既有概念作为绝对真理和最高评判标准，单靠既有概念来观察、解释和批判现实生活世界，却很少反过来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检视、批判和扬弃既有概念，那么该学科就只能在自己所建立的概念世界中兜圈予，而不能走向现实生活世界。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该学科失去兴趣中困宪法学研究就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量概念不是自创的本土概念，而是移植的西方宪法学概念。这些概念源于西方人的生活和法律实践，反映着西方人的法律经验和价值观念，即便中西方的法律生活有相通之处，可毕竟存在不小的差异，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概念到中国之后的实用性。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所造成的结果通常是，越研究越觉得标榜民主、平等、法治、分权、权利本位的西方法律是良善的象征，而以专制、特权、人治、集权、义务本位为标签的中国法律完全是罪恶的代表。创造了几千年灿烂文明史而屡次让西方人折服的中国人，居然一直被罪恶的法律所控制，这样的结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接受。倘若真是如此，笔者宁愿接受这种法律的控制，因为至少比起现在，笔者在西方人面前会更有尊严。

(二)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

中国宪法学研究范式所蕴含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旨趣和追求也是妨碍中国宪法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精神羁绊。这种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与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学者们致力于，甚至是迷恋于建构或营造各种宪法的至善价值和理想图景，并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宪政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这些价值和图景，而全然不顾民众是否需要、是否认可、是否欢迎。

从法制废墟中走出来的宪法学者们面对法治新时代的到来，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臆想去建构宪政模式，用引自西方的法治社会、人权保障、权力制约这些词语去煽动人们的热情，却很少真正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被允许得到什么，而什么又是民众最关心的。在这里笔者只能说，今日民主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法治社会而是实在的收入不是空洞的人权保障而是现实的就业、入学和就医，不是泛泛而谈的权力制约而是眼前的贪官何时锒铛入狱。

(三)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宪法的理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为跟着党和政府的政治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研究转变为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释、论证、歌颂和弘扬。很多学者甚至习惯性地认为凡是政治上重要的在学术上也一定重要，并不停地贡献出自己的“应景之作”并以此为荣。笔者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和研究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不是主张学术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恰恰相反，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乃是国人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者理应关注这些政治实践并认真对待。

综上，为了获得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宪法哲学，在构建时必须消除不利于宪法成长的障碍，弄清培育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如何培育。目前，应当培育的是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现实问题能够给民众直接带来实惠的宪法，也只有这样的宪法才能茁壮成长，而不再只足一个外强中干的摆设。因而，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宪法哲学也自然是一种归现实牛活世界的宪法哲学。

三、宪法的成长：功能与目的的演变

通常意义上，宪法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三个阶段。在西方最早谈论宪法且影响较大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卫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将古希腊各城邦的法律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法律，另一类为宪法，即规定围家机灭的组织权限的法律。

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是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旨在限制国王权力，保障教会、领主的特权和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但必须指出的是，“限制王权”的最大受益者是贵族而不是全体公民。宪法一词的内涵发生巨变，则是在l7、18世纪欧洲立宪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以后，特别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中，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才最终形成。

如今，宪法进入到现代宪法阶段。宪法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内在价值不断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逐渐将宪法的功能发挥到极至。此时的宪法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构成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秩序。“限制政府权力”也已不再是现代宪法的首要精神，而蜕变为实现人权的一种必要手段。现代宪法的内容虽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说到底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和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宪法不仅仅是把国家权力控制起来，而且要保证国家机构的合理权力分配，使得中央和地方都能按照自身的特长和需要管理国家事务，且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相互合作、彼此制衡。尽管如此，合理权力配置的最终目的也是使公民的权力和自由能够获得更加充分和有效的保障。

四、中国宪法的未来：宪政之路的完善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6

摘要：通过对宪法诞生的讨论，对宪法哲学建构的解读，以及对宪法成长中功能和目的演变的描述，探析了宪法生长的环境和过程，并对中国宪法未来的宪政之路的完善提出了看法。

一、宪法的诞生：国家经验的总结

近代以来，人类逐渐开始以民族国家作为群体组织生活的基本单位，从而取代了早先以朝代国家为基本生活单位的生存格式。在其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人类“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正如主席所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种情形如今似乎正在不断地超越国家秩序的界限，地区性的联盟和世界范围的联合国也都在努力寻求制定一部属于自己的宪章或宪法。在此意义上，宪法无非是人们对以往历史阶段的生活经验，尤其是国家层面上的经验所进行的批判性总结，以期新的政权少犯些错误，统治得更长久。因此，可以说宪法正是随国家的诞生和更迭而理所当然地诞生和更迭的。

对于由陌生人组成的人类公共社会来说，宪法无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原因首先在于宪法是一个国家内最高的和最有权力的政治阶层所做的决策活动的结果，它构成了一个国家公法的核心；其次在于宪法蕴含了任何人都应当信仰的基本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最后在于宪法提供了国家组织、运行的概括性范式。毕竟对一个国家来说，依凭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而自觉孕育出的宪法才是能在这个国家真正发挥作用，并且能让这个国家以此为荣的有着无尽生命力的宪法。宪法中的任何舶来品，即便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制度设计看上去很美，但由于历史土壤和现实基础不同(甚至存在着天壤之别)，往往会因移植前的营养不良和移植后的水土不服，而在宪政的过程中变得暗淡无光或是面目全非。

基于此，公法学者所关注的宪法应当是视野上更为宽广的宪法，而不应只关注现代意义上(18世纪以后)的宪法。也就是说，对宪法有关概念的理解始终要立足于人类社会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一旦我们认识到，宪法的本质其实是在总结前朝治国经验的基础上，用以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工具，那么在任何时候就不能再武断地说封建社会(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定义得并不准确，而封建二字本身也并不代表落后)没有宪法，只不过它们的宪法还没能发展到如今我们所拥有的宪法的层次。

由此，笔者认为宪法不应是狭义的，更不会把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作为自己的本质。换句话说，民主政治和限制政府权力只是手段，服务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它们充其量只能作为宪法内容的一个方而(且并不永远是必要的)，而不可能是宪法本身。其次，分权本身是与法治相伴的。当我们连人治和法治各自的优劣和作用还不能真正弄懂时，根本不可能对分权的意义做出准确评判。因此，分权并不必然导致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更不代表对民主权利的保障。

应当指出的是，与中国宪法学者关注宪法的实质意义不同，西方学者更多地关注宪法的形式意义，因为在他们看来，给宪法下一个实质性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宪法的内涵太广了)。在我看来，宪法这个词仅仅是对一种政治现象或统治事实的法律表示。为此，对宪法的理解应当从理念、制度、文本三个层次依次展开。

二、宪法的培育：需要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哲学

按照哲学界的分析，回归现实生活世界是20世纪哲学的一个重大转向。胡塞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所提出的带有神秘色彩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开启了转向现实生活世界的哲学之门，许多哲学家随后群起呼应，追随这种思想倾向和理论旨趣，从不同角度提出和阐释了与之类似的概念和思想。

然而，遗憾的是，法学并不享有这种豁免权。对现实生活世界根基的遗忘成了中国法学自身最致命的缺陷，宪法学的研究也自然深受其害。这一缺陷日甚一日地将宪法学置于一种飘忽不定、高高在上的境地中国的宪法学要想摆脱这种窘境，获得健康的生长，在我看来，就必须努力克服三个障碍，即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一)概念化的思维模式

尽管中国法学界对欧洲的概念法学一直抱有～种警惕和批判的态度。但目前来看，概念法学所含纳的概念化的思维模式仍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思维模式。概念化的思维模式所隐含的一个假定前提是，法学家可以通过逻辑的、语言的、历史的分析建立起一个相对自足的法律概念体系，并借助这个概念体系来观察、思考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法律问题。其根本特点是从概念出发，观察、分析和思考现实问题，以概念为中心来批判、规制和约束现实生活。尽管对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概念的提炼和概念体系的梳理都是学科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但是一旦把既有概念作为绝对真理和最高评判标准，单靠既有概念来观察、解释和批判现实生活世界，却很少反过来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来检视、批判和扬弃既有概念，那么该学科就只能在自己所建立的概念世界中兜圈予，而不能走向现实生活世界。久而久之，人们就会对该学科失去兴趣中困宪法学研究就不自觉地犯了这种错误。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大量概念不是自创的本土概念，而是移植的西方宪法学概念。这些概念源于西方人的生活和法律实践，反映着西方人的法律经验和价值观念，即便中西方的法律生活有相通之处，可毕竟存在不小的差异，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这些概念到中国之后的实用性。这种简单的“拿来主义”所造成的结果通常是，越研究越觉得标榜民主、平等、法治、分权、权利本位的西方法律是良善的象征，而以专制、特权、人治、集权、义务本位为标签的中国法律完全是罪恶的代表。创造了几千年灿烂文明史而屡次让西方人折服的中国人，居然一直被罪恶的法律所控制，这样的结论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接受。倘若真是如此，笔者宁愿接受这种法律的控制，因为至少比起现在，笔者在西方人面前会更有尊严。

(二)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

中国宪法学研究范式所蕴含的强烈的理想主义旨趣和追求也是妨碍中国宪法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的精神羁绊。这种理想主义化的研究范式与概念化的思维模式结合在一起，表现为学者们致力于，甚至是迷恋于建构或营造各种宪法的至善价值和理想图景，并且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宪政建设的目标就是实现这些价值和图景，而全然不顾民众是否需要、是否认可、是否欢迎。

从法制废墟中走出来的宪法学者们面对法治新时代的到来，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按照自己的臆想去建构宪政模式，用引自西方的法治社会、人权保障、权力制约这些词语去煽动人们的热情，却很少真正关注中国普通民众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被允许得到什么，而什么又是民众最关心的。在这里笔者只能说，今日民主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法治社会而是实在的收入不是空洞的人权保障而是现实的就业、入学和就医，不是泛泛而谈的权力制约而是眼前的贪官何时锒铛入狱。

(三)政治化的实践方式

宪法的理论实践在很大程度上被扭曲为跟着党和政府的政治走，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研究转变为对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阐释、论证、歌颂和弘扬。很多学者甚至习惯性地认为凡是政治上重要的在学术上也一定重要，并不停地贡献出自己的“应景之作”并以此为荣。笔者这样说，当然不是反对大家关注和研究党和政府所提出的路线、方针、政策，更不是主张学术研究的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恰恰相反，党和政府的政治实践乃是国人社会生活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学者理应关注这些政治实践并认真对待。

综上，为了获得一种有助于宪法生长的宪法哲学，在构建时必须消除不利于宪法成长的障碍，弄清培育什么样的宪法以及如何培育。目前，应当培育的是关注现实生活世界，研究现实问题能够给民众直接带来实惠的宪法，也只有这样的宪法才能茁壮成长，而不再只足一个外强中干的摆设。因而，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宪法哲学也自然是一种归现实牛活世界的宪法哲学。

三、宪法的成长：功能与目的的演变

通常意义上，宪法发展历史可以分为古代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三个阶段。在西方最早谈论宪法且影响较大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卫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根据法律的作用和性质，将古希腊各城邦的法律分为两类：一类为普通法律，另一类为宪法，即规定围家机灭的组织权限的法律。

1215年的《自由大宪章》是宪法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其旨在限制国王权力，保障教会、领主的特权和骑士、市民的某些利益。但必须指出的是，“限制王权”的最大受益者是贵族而不是全体公民。宪法一词的内涵发生巨变，则是在l7、18世纪欧洲立宪主义思潮产生巨大影响以后，特别是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断发展中，近代意义上的宪法才最终形成。公务员之家

如今，宪法进入到现代宪法阶段。宪法发生了质的飞跃，其内在价值不断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张，逐渐将宪法的功能发挥到极至。此时的宪法不仅是规范意义上的法律文件，更重要的是构成了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与价值秩序。“限制政府权力”也已不再是现代宪法的首要精神，而蜕变为实现人权的一种必要手段。现代宪法的内容虽涉及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说到底就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对立和统一。

同样重要的是，宪法不仅仅是把国家权力控制起来，而且要保证国家机构的合理权力分配，使得中央和地方都能按照自身的特长和需要管理国家事务，且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在宪法规定的职权范围内相互合作、彼此制衡。尽管如此，合理权力配置的最终目的也是使公民的权力和自由能够获得更加充分和有效的保障。

四、中国宪法的未来：宪政之路的完善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中介语；系统可变性；文化思维模式；学习风格；跨文化意识

1中介语的系统可变性

中介语的可变性(variability)是第二语言习得中—个重要而又颇具争议的研究课题。中介语的可变性根据不同的标准可分为横向可变性和纵向可变性；系统可变性和非系统可变性。横向可变性是指学习者每一特定阶段的中介语体系并非是稳定不变的，学习者的语言运用(performance)与语言能力(competence)并非完全对等，学习者在其语言知识不变的前提下，在实际交际中会产生不同的表达。例如，对第三人称单数动词末尾加“S”这一语法规则，中国学生一般在学习的初级阶段就已经掌握，且在书面语或演讲中能够正确使用和表达，但在平时用英语交谈时，却有可能忘记加“S”；纵向可变性是指尽管学习者能够遵循基本一致的语言习得过程，但每一位学习者的具体习得过程仍存在差异，例如：成人和儿童的习得顺序不同；不同学习方法、学习动机和学习能力的人其习得过程会有差异。系统可变性与非系统可变性的区别主要在于中介语的变化是否有规律可循。限于篇幅，本文只探讨前者一系统可变性。Euis对中介语的可变性进行了如下分类／／图1：

这里，Ellis将系统可变性分为语境可变性和个体差异可变性两种。其中，语境可变性是指学习者由于不同的任务、环境而产生不同形式的中介语变异，这种语境包括语言语境(1inguisticontext)和情景语境(situationalcontext)…。例如，上图中当主语是名词时，说话者往往会忽略“be”动词，而当主语是代词时，这种情况就少得多了。再如：

(1)Mr．SmithlivesinGloucester．

(2)Mr．SmithwholiveinGloucestermarriedmysister．

这两个句子说明，学习者往往在简单句中比较注意在第三人称单数后面加“S”这一规则，但在复合句中却容易被忽略。至于情景可变性，则主要取决于说话者的社会背景、所处的场合以及对话者。社会语言学家Labor在其著名的美国英语中“R”音过度使用的调查中指出，说话者因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及说话场合的不同，在“R”音使用上存在眷明显的变异。这一研究显示，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中介语语体可以按一个单一的尺度进行分类排列，该尺度由对言语的关注程度来衡量”。Tarone则在Labov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能力连续体范式”(capabilityconitnuumparadigm)概念，他进一步说明了中介语变异的系统性／／图2。

这个连续统一体的两端是形式迥异的语体，一端是随意体形式，另一端则是小心翼翼地用语法规则来规范的标准体形式，其间是逐渐过渡的场景以及与之相应的语体形式。个体差异的可变性则是指学习者由于个人因素差异，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习得顺序和习得规则以及中介语变体。与此同时，社会语言学中的“变异学派”已搜集了大量的语言素材并进行了大量的定量分析，说明不同年龄、社会阶层、学习动机、学习方法的人们使用语言时会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是有规律的。在语言习得过程中，中介语的变异同样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而呈现规律性。例如，Asher和Garcia的研究发现，发音能力与年龄(到达目的语国家时的年龄)成反比，年龄小的习得者其发音趋近于本族语者，年龄越大差异越大。学习者的社会文化知识与他们的语言结构知识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如同年龄、学习动机等因素一样是影响中介语形成和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种变异也是系统的有规律可循的引。

2文化因素与系统可变性

对文化的界定众说纷纭。人类学家EdwardTay-l0于1871年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关于文化的定义是权威性很高、影响很大的之一，他认为“所谓文化和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本文取广义的文化观。广义的文化观主张文化是人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物质文化，它是经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改造过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法律、文艺作品、人际关系、习惯行为等。第三层次是心理层次，包括人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审美情趣、道德情操、宗教感情和民族心理等。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人类认知的外显形式，人类所有的文化现象都可以在语言中得到反映，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文化特征；文化又影响和规约着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这在语言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和语用系统中均有体现，它们又分别以语义文化、语构文化和语用文化相对应。文化不仅影响一门自然语言的发展，同时母语文化也会影响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从而形成母语文化的迁移。

王初明教授提出的“补缺假设”说明：语言形式与语境知识的有机结合是语言正确流利使用的前提，由于学习环境缺少与外语表达方式相匹配的真实语境，在外语理解、习得和使用的过程中，母语语境知识介人补缺，从而激活与母语语境知识相配套的母语表达式。这里所谓的语境既包括上下文、话题这种语言语境，也包括社会文化语境，母语文化迁移由此发生，而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中介语则由于受到母语文化的影响也具有明显的文化特征。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的中介语的变化和发展虽然是相互有别的，但却是系统的有规律的。我们可以根据学习者的文化背景从一定程度上来预测和解释学习者的习得顺序和过程，以及中介语的变化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一定程度”是因为文化较之年龄、动机、天赋、学习策略等其他个体因素而言的，它对语言习得的影响相对较小。另外，文化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它的稳定性是相对的，文化形态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他所处的文化或是他本人的文化观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文化对语言学习的影响是相对的，并非“文化决定论”。下面仅从文化思维模式和学习风格两个方面人手，对文化对中介语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予以分析。

2．1文化思维模式

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语言的内面便是思维模式，要获得某种语言的“神韵”，关键在于对其思维模式的认知。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强调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中国人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自然、人与社会相统一，中国人把世界看成一个生生不息、不断运动发展着的有机整体，人的生活习性和生产活动要顺应自然，进而推动人的社会行为和道德规范要效法自然。儒、道两家皆主张这种人与自然相通、和谐的世界观。而西方的传统思维方式则强调物质与精神的对立与分裂，认为“人是一个小世界”，人与外物不是一个整体世界，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是与大世界同存的另一个世界。西方世界因为物质与精神相分离而推崇精神，使理性世界从感性世界中独立出来，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处理中注重对立、对抗，人作为社会主体始终不可能消融到世界客体中去。

总之，中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直觉具象思维和理性逻辑思维；二是整体思维和分散性思维；三是辩证思维和形式逻辑；四是以主客体相统一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以主客体相分离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五是曲线型思维和直线型思维。具体到语言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2．1．1语言结构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以一种隐藏的内在的句法、逻辑关系相互衔接，以神统形，其语义和语用因素大于语法因素，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例如，清代王士祯的著名诗句：“一蓑一笠一孤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了了数字一幅秋江独钓图跃然纸上，全诗除最后一句有一个动词外，前三句均为名词排列。而英语则是形合语言，不论句式还是篇章都有形态标志，结构清楚，脉络分明。例如：“(如果)天下雨，我就不去”，在标准英语中应译为“Ifitrains，1willstayathome”，其中“if”是不可或缺的。

2．1．2空间知觉和空间概念空间知觉(spaceperception)是动物(包括人)意识到自身与周围事物的相对位置的过程。主要涉及空间定向知觉以及对事物特性的感知及其相互关系的知觉¨¨。空间知觉的一部分，如对物体形状、大小的感知，是人生来就有的，而它的选择性、恒常性则显然受到人的知识与经验的影响，所以，是他后天性的。空间概念是生物与外界的关系除肉体界限以外的另一个“有机体的领域”(organism’sterritory)，其具有的“领地性”要求自己有一领地范围并对这一范围加以维护的行为(EdwardHall，1959)¨¨。人的空间观念也是后天习得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人口状况使得人们的空间知觉和空间概念差异很大。中国人口密集，个人所占空间相对狭小。而对于那些人口密集度远远低于中国的国家而言，他们对“个人空间”的要求就相对较高，加之多半有崇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传统，在交际中非常重视对私人空间的维护，这从公共场所中的“一米线”中可见一斑。身体经验(体验)(bodilyexperi-enc~)影响思维模式，这种空间知觉投射到心理层面就表现为心理距离，这就是身心相互印证，“身在心中”(thebodyinthemind)的概念投射¨¨。西方文化中把诸如年龄、婚姻状况以及个人收入视为隐私就是空间距离的心理反映。人们在交际时也注意相互维护和尊重，而汉语在这方面的限制就要宽泛得多。

2．1．3交际风格Hall将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higll—contextcul-tures)和“低语境文化”(1ow-contextcultures)两种，并习惯于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不同文化的人们的交际行为。东方文化属高语境文化，在交际中语境传递了很大的信息量，因而显得含蓄变通。例如，汉语中谦词、敬词、通假字的应用以及词性的多变性等。而西方文化则属于低语境文化，信息传递溢于言表，直截了当，这在他们的谈判风格、合同文书中表现得相当明显。

上述三点差异，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会表现为对表达能力的影响、阅读能力的影响以及交际能力的影响上，从而影响中介语的变异和发展。在长期的学习实践中，我们一般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些英语原著之所以艰涩难懂，并非囿于单词障碍，而是因为不习惯作者的论证方法和顺序。同样，中国留学生的作文往往被认为有“重点不突出”，“欠黏着性”两大缺陷。另一方面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也常常由于把握不住文章要义而滞缓了中介语的发展。此外，外国留学生的语言表达在交际过程中常常会因对谦词和敬词或请求环节缺乏文化认同而显得生硬，而中国学生的表达又往往过于含蓄迂回，使人不得要领，但在有些时候又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不了解，或触及隐私而显得冒失，视为语用失误。对此，学者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思维模式的不同。

2．2学习风格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8

关键词：翻转课堂；创造性思维；深度学习；经验主义；教学设计

创造性思维能力是突破常规思维进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翻转课堂是法学本科教育中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良好途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法学本科生应当具备的重要能力，是高等院校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之一。《普通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求，法学本科毕业生应当“具备利用创造性思维方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创新创业实践的能力”[1]。法学的学科特点，要求学生在对现有法律规范的学习中，能够发现问题并依据基本理论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当前我国高校的法学本科教育，可以通过翻转课堂的引入，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的基本能力进行培养。

一、传统法学教学模式下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缺位

法学专业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是其运用创造性思维处理现实法律问题的能力。创造性思维，亦可称之为创新思维、创新性思维，在现有研究中对三者一般不作严格区分。对于创造性思维的概念，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学者多有研究。例如，创新思维是以创新为导向，在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实现变革和创新的思维模式[2]。创新思维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是创造力的核心，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创新思维的结晶[3]。创造性思维是在突破原来固有思维模式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方式处理某件事情或表达某种事物的思维过程[4]。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创造性思维特征的表述，可以归纳为三点：一是创造性思维不囿于原有的思维模式，相对于原有思维模式更加新颖且具有一定的思维高度；二是创造性思维要遵循客观规律和基本原则，不应不顾客观规律、随意否定众所周知的基本原则；三是能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并对当前世界作出一定贡献。创造性思维的概念和特征，是厘定其在法学本科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也是法学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理论依据。一般说来，传统的教学模式包括两个阶段：知识的传授和知识的内化[5]。传统法学教学模式以讲授法为基础，力求通过教师讲授将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传递给学生。这种教学模式具有简单方便、可以迅速讲解大量知识、可以将教师的体验和感悟直接传递给学生的优点。然而，这种以授课为主导的课堂也限制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对学生的学习方式产生了负面影响[6]。传统授课模式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缺失问题显而易见。法学是研究法律规范的学科，法学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学生能够创造性地运用法律规范，这一点传统法学教学模式殊为不足。传统法学教学模式下培养的学生，容易形成从课本和法条出发记忆法律的思维习惯，在面对真实案件时往往表现出缺乏创造性思维能力的严重问题。

二、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地位

创造性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目标导向性的思维方式，即“明确目标—整合资源—解决问题”的综合思维过程[7]。创造性思维在本科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例如在新加坡，发展学生创造性潜能的重要性可以从国家教育构想和课程政策中看出[8]。法学是比较特殊的社会科学，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体系与某些发达国家相比具有较大差异。例如，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一种本科后教育，只有完成了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并取得了相应学位之后，才有资格申请就读法学院[9]。因此，相对于美国法学本科生而言，我国法学本科生的入学年龄、知识起点和能力起点均较低。在法科学生培养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将创造性思维能力放在能力培养的核心地位。将创造性思维能力作为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的核心能力，至少应当包括三重含义：法学本科培养方案应当围绕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而设计；法学本科的教学过程应当贯彻创造性思维培养的内容；法学本科培养过程中应当有专门的、具有针对性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训练环节。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较好地体现了创造性思维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核心地位。翻转课堂基于行为主义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获得对法律知识和法律运用的直接认知，为学生探究法律规范的效力范围和运用方法提供了学习环境。翻转课堂的小组讨论合作模式，鼓励学生将创造性思维运用于信息交流，通过小组协作解决给定案件的法律疑难问题。在总结与评价环节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采用小组汇报以及项目报告的方式，灵活地将法律规范分析与个案分析结合在一起，将案件的诉讼策略制定任务分配给学生，进一步有效锻炼法学本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二）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中的作用

法学本科教育在本质上是应用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在法学本科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通过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可以使法科学生具备辩证唯物主义精神，可以培育法科学生的基本职业素养，进而锻炼法科学生在社会法律工作中正确分析问题、妥善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教育者来说，利用教学活动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十分重要[10]。创造性思维能力可以使学生从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法律现象和法律问题，塑造法学本科学生的基本职业素养。法律职业以个案分析为主要工作内容，需要法律职业人具备冷静客观、坚韧严谨、独立决策、责任心强的基本职业素养。具备这一职业素养是法律职业人分析法律争议、解决法律冲突的基础。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法学本科学生，能够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前提下独立分析案情，并独立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诉讼策略或诉讼替代性解决方案。在与对方律师或对方当事人进行辩论时，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法律职业人能够坚持自己经过系统分析形成的观点，并依据事实和法律明晰说理。作为法官的法律职业人，还应该能够从创造性思维出发，以公允的视角分析案件而不被当事人或人的观点轻易影响。这种法律职业人特有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必然需要在法学本科教学中进行针对性培养。构建于经验主义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天然具备法学专业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特点。在法学专业的翻转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需要在视频教学中阐释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还需要录制大量模拟案例或真实案例。前置视频的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通过阅读详细了解案件卷宗的内容。学生在课堂小组讨论时，能够以具备细节和真实性的案卷为依据，完成独立判断思考、合作分析案例、讨论和争辩等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过程。

三、法学本科翻转课堂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机制设计

作为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新颖教学模式，近年来翻转课堂备受推崇。翻转课堂在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的前提下，依据深度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教学理念，实际上增加了学生接触目标知识的时间和机会。学生在自主努力下，突破了“学习在学校进行、在课堂进行、在上课时间进行”的传统学习模式。翻转课堂将生活实践和学习实践相结合，将知识学习和技能学习相结合，成为高等院校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培养的良好模式。法学本科的翻转课堂教学，可以采用“三阶递进、两元互动、整体考量”的机制设计。在法学本科翻转课堂设计中，应当采用课前自主学习、课中小组讨论、课后案例分析的教学过程，从而形成三阶递进教学过程机制。在课前自主学习阶段，教师应当明确设定学生的学习目标，并通过发放视频、资料等途径保证学生能够获得必要的学习材料。学生应当以知识探索为主要手段，通过检索法律规范、查阅已有典型案例、分析给定材料等，初步了解将要在下一教学阶段讨论的案例基本情况，并自主“发现”与之相关的法律规范。受益于网络技术的个性化选择，学生可以自由决定何时完成作业、在哪里完成作业以及如何深度学习给定材料[11]。在课中小组讨论阶段，每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逐一解决给定问题，并以小组为单位作出确定的结论并汇报。基于经验主义的小组讨论，既是学生协同合作的过程，也是学生案例分析的过程，更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学生讨论并汇报每一小组的结论后，教师应当及时点评并指出存在的问题。在课后案例分析阶段，教师提供给学生另一个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案例，要求学生分组进行分析报告，以检验学生对所学知识的掌握程度。三阶递进教学过程机制的关键在于，学生应当树立自主学习的深刻意识。意识上积极主动的学生，能够充分运用三阶递进教学过程机制提供给学生的广泛探索机会和合作空间，通过类似项目化的学习活动，完成对给定法律知识和法律思维模式的学习任务。在教学实践中，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是逐步养成的。教师的教学素养、翻转课堂的设计水平、学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习习惯、其他课程对自主学习意识的培养等，均与其具有复杂相关性。在法学本科翻转课堂设计中，应当以学生为中心，贯彻学生-教师双向交流的两元互动教学提升机制。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仅限于课上提问、课下批改作业等简单范畴。传统教学模式侧重于教师向学生单向传递知识信息，教学活动的中心是教师而非学生。教师传递的知识信息主要是法律规范以及经最高人民法院等权威机关确认的典型案例，其内容不容学生质疑。法学本科翻转课堂教学中，教学活动的中心则是学生而非教师。翻转课堂围绕着给定学生任务—解决学生困惑—指导学生讨论—评价学习效果的主线展开，学生通过自主学习来完成对法律规范和典型案例的“发现”任务。学生-教师之间的两元互动机制具有即时性、双向性和目标性。在翻转课堂教学策略中，教师的角色是学生通过课前准备的材料进行学习的中介者和激励者[12]。学生在学习中遇到问题，可以随时通过网络系统等途径向教师请教，教师予以即时回复。教师同时可以随时布置新任务或调整任务内容，以适应学生思维水平的提升。以学生为中心的双向交流模式，还可以使教师根据不同学生的法律认知水平和创造性思维水平，予以针对性指导和帮助。特别是在课中小组讨论过程中，对于学生的针对性指导、鼓励的双向交流，对提升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具有明显效果。两元互动的教学目标由教学计划确定、由教师实施引导。学生通过该阶段的翻转课堂学习，能够把握对法律规范和实际案例的创造性分析思维范式，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此外，法学本科翻转课堂还应当构建整体考量的教学评价机制。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多门课程、多个教学环节的共同努力。因而，在对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进行考核评价时，运用整体考量的教学评价机制更为适当。在翻转课堂学习考核评价中，应当摒弃传统的闭卷考试。可以尝试采用项目设计或案件系统分析的考查模式，让学生通过对复杂案件的整体分析，展示其法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以及法学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运用水平。教师甚至可以采用几个学生共同完成一件案例分析或（辩护）案件思路设计的模式进行考核，使学生面对的考核内容更接近办案实际。整体考量的教学评价机制，既是对学生综合知识水平的评价方式，又是对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过程。

四、法学本科翻转课堂的创造性能力培养实施策略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9

一、法律条款应从原则、简略向具体、详细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几乎所有的单位和个人都被固定在彼此具有人、财、物紧密联系的庞大行政隶属网络之中，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是调整社会关系、调配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由于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中主要是起宣示作用，法律条款的原则、简略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1987年制定的《档案法》法律条款仅有二十六条、1996年修改的《档案法》法律条款仅有二十七条，这显然与计划经济思维模式对法律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绝大多数社会组织和个人是平等参与竞争的市场主体，处于行政隶属网络之中的单位和个人的数量急剧减少，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其发挥作用的舞台，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和作J月日渐突出.法律条款的具体、详细成为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一个突出的事例是，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仅有二十州条，200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其法律条款已经激增至八十条档案和文物同属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又，《文物保护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原则、简略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具体、详细，可以对修改《档案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为J-给下位法预留立法空间，作为调整和规范档案事业基本法律的《档案法》，是本着L位法原则而简略、下位法具体而详细的立法精神制定的然而正是由于《档案法》太过原则和简略.遂造成其下位法也同样受到上位法立法倾向的制约，难以做到具体和详细《档案法》仅仅制定卜年后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仅仅制定二十年后又要进行第二次修改实践证明，过于原则和简略的规定对于保持《档案法》的长久适用性井未产生预期效果《档案法》由于法律规定过于原则和简略.导致其理论调整范围和实际调整范围名实不符。《档案法》的理论调整范围本应涵盖档案事业的方方面面，但由于《档案法》在档案机构设置、档案接收、档案征集、非国有档案监份、档案利用等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简略，实践中一些主管部门通过立法途径对本行业、本系统的档案管理往往自我赋权，严重影响着档案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这直接导致《档案法》的执法机关—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为了给档案事业的健康协调发展提供切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我们认为当前修改《档案法》不应仅仅局限于对现有条款的小修小补，更重要的是要跳出现有的法律框架，根据实际需要大幅度增加法律条款，以切实增强其可操作性。

二、对档案价值的关注应从注重整体利益向整体和局部利益并重转变

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关系问题上，计划经济体制突出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和差异性，在价值取向上以国家为本位，强调个人和集体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的利益，较为排斥和忽视社会公众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性。《档案法》第二条对“本法所称的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的规定，只着眼于从宏观上关注和保护档案对国家和社会的整体价值，而没有从微观上关注和保护档案对其形成者的局部价值，这鲜明地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本位价值取向。

在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关系问题上，市场经济体制突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同一性，在价值取向L倡导以人为本，注重国家、集体和个人二者利益的和谐统一，承认和保护社会公众在合法前提下追求局部利益的正当性及其对于促进整体利益实现的正面效应。整体利益并非空中楼阁，它是由若干局部利益共同构成的，法律除了保障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而外，还应该注重维护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局部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二者之间的协调和平衡。档案的价值具有双重性，对干其形成者的价值是第一价值，对于国家和社会的价值是第二价值〕第一价值是第二价值产生的前提和基础，档案首先是基于对其形成者的第一价值而予以保存的，并在保存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第二价值。为了顺利实现档案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第二价值，首先必须尊重和保障档案对于其形成者的第一价值。为了增强档案形成者基于自身利益而对档案的关注和重视，为档案潜在的国家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创造必要条件，《档案法》除了关注档案的第二价值外.还应关注档案的第一价值，两者不可偏废。可以为修改《档案法》提供参考借鉴的是，国家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DA汀1—20(X))2.1把“档案”定义为“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这体现了对档案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的同等重视。

三、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要求应从强调保护档案的义务转向保护档案义务和利用档案权利并重

在权利和义务关系问题上，计划经济体制突出两者之间的矛盾性和差异性，在价值取向上以义务为本位，大力倡导服从和奉献，淡化权利意识，强调社会公众对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应承担的责任。《档案法》在总则的第三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只强调社会公众具有保护档案的义务，而没有提及社会公众享有利用档案的权利，这鲜明地体现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义务本位价值取向。

在权利和义务关系问题上，市场经济体制突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同一性，在价值取向上以权利为本位，彰显对社会公众应享有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强调国家及其代表者—政府保障社会公众合法权利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两者之间既是对立的关系，更是统一的关系，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法律尤其要注意权利和义务的协调和平衡。档案的价值在干利用，档案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都在于档案利用。为了加强档案工作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唤起社会公众对档案事业的关心和支持，建议《档案法》修改在总则部分应在强调社会公众有保护档案义务的同时，要明确规定社会公众享有依法利用档案的权利。

四、对档案管理应从自给自足向寻求社会化服务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上下级单位之间在经费上实行统收统支，人们普遍缺乏成本意识，设置专门机构、配备专职人员成为各单位开展工作的惯性思维。体现在档案工作中，各单位设立档案机构和档案人员为本单位提供档案管理服务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普遍现象。其实“家家”设档案室，“户户”有档案员的传统档案管理模式，在一些级别较高、规模较大的单位推行起来还算顺利，但在基层单位实行得并不尽如人意。

一些规模较小的基层单位因编制限制、经费困难、以及档案文件负荷址小的缘故，不能设置专职档案人员，不能拨发专用经费、不能配置专用库柜，兼职档案人员变动频繁，缺乏档案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单位档案仁作难以实现规范化管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需要面向市场自负盈亏，尽可能降低成本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要财政“分灶吃饭”以及机构改革也给机关事业单位注人了明确的成本意识寻求专业服务有自给自足和社会化服务两种途径，自给自足具有便利的优势寻求社会化服务则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1档案管理作为一项专业技术卜作，寻求社会化服务可以显著降低档案形成者的管理成本借鉴国外文件中心这种半现行文件管理机构的功能，近年来，面向社会提供档案管理集约化服务的过渡性档案保管机构在我国许多地方蓬勃发展，北京市的西城、宣武、海淀和石景山等区的区委、区政府机关都设命_了联合档案室(多称机关档案竹理中心)相对于各单位分散建立的档案室而言，过渡性档案保管机构有着以卜优越之处:一是精简、统一、效能，节约档案管理成本;三是专业化程度高，提升了档案管理的业务水平;几是档案信息资源的统一整合，有利于档案利用工作的开展;四是减少进馆档案的玉复，有利于鉴定一[作的开展建议《档案法》修改明确认可提供档案管理社会化服务的过渡性档案保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作用。

五、对档案权属的界定和保护应从模糊转向明晰

在汁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单位之间统一划拨的计划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本途径，人们的产权意识普遍较为淡薄。受这种观念的制约，《档案法》丛然按所有权的不同把档案划分为属十国家所有的档案”和’‘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档案”也就是非国有档案两大基本类型，但该法井没有对国有和非国有档案所涵盖的具体范围F以明确界定，这给实践中有效保障国有档案的齐全完整和1卜国有档案所有者的合法利益造成了相当大的l+]难对于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位的或者应当保密的非国有档案，《档案法》第l‘六条第一款明确要求其所有者承担“妥善保管”的义务，并11_规定‘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儿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币损毁和不安全的，}刊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必要时，可以收购或者征购”令人遗憾的是，《档案法》虽然刊一作国有档案所有者维护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提出了明确要求，却并没有对尊重和保障非国有档案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作出明确规定。在lt]场经济体制下，平等主体之间等价交换的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基本途径，尊重和明晰产权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由于产权明晰是尊重和保障所有权的前提和基础，建议《档案法》修改时对国有和非闰有档案所涵盖的具体范围子以明确界定_可以考虑规定国家投资或者依靠财政拨款运转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上述组织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属于国家所有，非国有组织形成的档案和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档案属于该组织所有，个人在非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和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档案归本人所有此外，为了体现对档案所有权的尊重，建议《档案法》修改时应明确规定非国有档案所有者对其档案所拥有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六、对档案所有权转让应从限制转向有序放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维护计划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持排斥态度对于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非国有档案，《档案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严禁倒卖牟利”，这是典型的汁划经济时期的法律用语，198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也有相似规定，这与1979年制定的《)6]法》规定“投机倒把罪”属于同一立法思路_受汁划经济体制下贬斥买卖的思维定势影响，《档案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禁止出卖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对于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对于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非国有档案，《档案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要求档案所有者“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县级以卜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了充分发挥等价交换的lfJ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1997年制定的《刑法》删除了对“投机倒把罪”的规定，2002年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也删除了“严禁倒卖牟利”的规定借鉴现行《文物保护法》所确定的文物经批准可以有序流通的立法思路，建议《档案法》修改时删除“严禁倒卖牟利”这一带有明城计划经济色彩的条款_对社会公众而言，法尤禁}卜即为可行《档案法》只对档案买卖作出限制性规定，很容易使人以为赠送国有档案、赠送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非国有档案不需批准为法律所默许，而这显然并非立法者的本意。之所以造成这样的疏漏，根源就在于在贬斥买卖思维定势支配下，《档案法》过于关注限制买卖档案而忽视了赠送档案这一转计二途径、考虑到转让包括“出卖”(有偿转让)和“赠送”(无偿转让)两种途径，为了体现法律规定的逻辑严密性，建议修改《档案法》时应明确规定禁止转让国有档案、转让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者应当保密的非国有档案需要事先履行审批手续。

七、对档案利用应从延期控制转向及时开放

计划经济体制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公开和保密关系问题上，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防止境内外阶级敌人破坏颠覆，国家强调对政府信息实行保密和控制，因此延期开放档案、区别对待利用者就成为立法的主导思想与1983年制定的《机关档案工作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机关档案部门保管的档案，是现行档案，主要供本机关和上级主管机关使用，不属于开放范围”的规定相呼应，《档案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档案馆保管的档案，一般应当自形成之日起满三十年向社会开放”。《档案法》规定“利用”档案的权利中不包含“公布”档案的权利.对于已经“开放”但尚未“公布”的国有档案，社会公众虽然可以利用，但是未经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同意，不得擅自对外公布。((档案法》对中外组织和公民利用档案的权利有着明确的区分，该法第二十条规定中国公民和组织“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利用档案馆未开放的档案以及有关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保存的档案，”这实际上意味着外国组织和外国人没有利用未开放档案的权利。

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过程中所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倡导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由于敌我矛盾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公开和保密关系问题上，从尊重和保障社会公众对于政府事务的知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出发，国家强调政府信息要及时向社会公开。

2004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实际上已突破了机关档案室档案可不对机关外开放的法律藩篱2007年4月国务院公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又进一步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企事业单位”具有向社会“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和义务。政府信息是机关档案所记载的信息内容，机关档案则是记载政府信息的原生物质载体，两者之间如影随形、相伴相生。我们认为修改《档案法》时，应明确规定承载政府信息的机关档案，无论其保存在档案形成机关或者国家档案馆内，都必须及时向社会开放。为了最大限度方便社会公众开发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应把档案馆或者有关机关对已开放的国有档案享有公布权的规定予以删除，只要是纳入开放范围的档案，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加以利用，也包括自由地予以公布。借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采用一切行之有效的传播途径和渠道，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等全体社会成员及时公开政府信息，并没有对中外组织和公民作出区别对待的明确规定，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基本原则以及WTO规定的透明度原则及其所倡导的国民待遇原则，我们认为《档案法》修改也应以一视同仁的态度公平对待国内外的档案利用者。

总之，由于《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公布，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已明显提速且有了法律保证。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国家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规定必须在有关档案利用开放的法律中予以体现。具体讲，机关档案室也有对社会开放档案的义务，而档案馆的档案开放工作则要大大提速。否则将出现上游开闸放水而下游拼命堵截的尴尬不和谐局面。

八、制裁档案违法行为应从依靠行政处分转向行政处罚

法律思维模式范文篇10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改革；创新

随着当前信息化水平要不断提升，大量信息数据涌现，为当前社会公共管理服务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数据种类繁多且数量庞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其向更高的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转变，刺激了公共管理的变革与创新，真正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使得社会朝着全新的方式进行不断探索。

1公共管理在大数据时代的变革

1.1综合化的思维方式。大数据时代为公共管理的综合思维模式带来了转变，使其更好地看待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在过去传统的研究中都是利用有限的随机样本展开研究，但是相对来说又存在较大的局限性。而随着信息数据的不断增多，如果仍然采取这种方式将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思维模式的转化，采用更加整体性的思维对社会公共管理服务进行全新的认识。思维模式的转化能使得人们用相关性思维模式来从复杂的数据中得到其内在联系，进而实现对数据内部的研究和分析。另外还应采取一定的开放性思维方式，这主要是由于进行大数据分析会依赖于开放的数据，特别是针对政府在进行公共管理。服务时会需要对全民数据有一个精准的掌握，而且这些信息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开展公共管理服务时其思维模式要具备一定的综合化、多样化。1.2多元化的治理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到来彻底打破了政府以及社会群众之间的信息壁垒，各种信息传媒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使国家公共管理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同时相关信息数据的责任也逐渐开始由政府主体转变为社会组织和公众自愿承担，人民群众能通过互联网为政府治理提供自己的想法和意见，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更多的方向。1.3科学化的政策。政府能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分析来实现对群众行为的有效了解，最终结合社会需求实施相关政策，进而使其政策的开展和实施都能体现民意。大数据分析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能为政府决策的制定提供信息技术支持，进而使其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所以说政府对信息数据的应用目的在于推动公共管理服务的创新与发展。政府与社会及公众的合作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公共管理服务开展的新模式，从而确保政府工作的科学化与合理化。1.4效率化的管理。数据技术的透明化管理能使社会群众更好地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向政府进行反馈，进而使得政府能更具针对性地解决群众的问题，从而提升了社会管理的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还能提高各部门之间的交流，使其能快速有效地解决各种信息数据问题。同时还能将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数据进行整合，从而协调公共管理服务工作的开展，提升管理效率。数据公开提升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事业方面的透明度，拉近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群众实现社会监督。

2大数据时代公共管理的关键工作和创新模式

2.1加快大数据方面的立法工作。和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在大数据隐私方面的立法仍然比较匮乏，大数据技术在给公共管理服务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得数据安全受到了一定的威胁。有必要加强对数据安全管理方面的法律完善，加强法律的规范指导作用发挥，不断规范整个数据信息应用的标准化。同时还要加大立法和监管，进而实现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可持续良性发展。对大数据信息技术中的安全规范进行明确的界定，防止不法分子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进行违法行为，要保证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2推进信息技术的监督与分析管理工作。加强对信息数据的监督与管理是保证公共服务管理工作开展的必要前提，通过不断扩大信息收集获取渠道，来提高对各方面信息数据的有效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还能提高监管力度。首先要对信息数据的功能性进行分析，能及时收集和跟踪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同时还要对关键的舆论话题等进行深入讨论和研究。另外还要加强各种信息数据以及舆论话题的引导性，加强对关键话题的跟踪，做好信息处理，传播对社会发展有用的信息内容。最后则要求利用信息数据的功能性，在第一时间相关报告并反馈处理情况。2.3加强社会公共管理数据平台建设。公共管理信息数据平台的建立是保证公共管理活动开展的基础条件，比如可以通过搭建数据采集平台，以地下空间的形式构建大型数据服务器存储平台。通过构建社会公共管理数据平台和主体，以智能城市发展建设为例，数据增值服务和智能等形式，加大对新型公共服务管理模式的研究，从而更好地为社会公共管理活动服务。大众可以通过互联网浏览器和移动终端访问公共管理部门网站，并建立相应的推送机制来释放大量原始数据的使用价值。

3结束语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尤其是针对社会公共管理服务活动的开展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能为其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而且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政府部门仍需要加强大数据在公共管理方面的改革创新意识，充分发挥大数据信息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岑.大数据时代下的政府管理创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10):8.

[2]赵亚珠,张晓.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公共管理模式创新[J].经济研究导刊,2017(28):182-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