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2 17:54:07

法律平等论文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严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与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与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与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与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与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称。而且即使按农村与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与实际出入也很大。如果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与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与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与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央三令五申，农民负担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如果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如果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容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如果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与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

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先看农民的资源分配权利。从理论上讲，国有资产属于全体国民，但实际上，国有资产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城市阶层所垄断。从我国工业化的过程来看，几十年来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是我国国有企业的原始股东。据统计，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向国家提供的积累，从1952年到1986年是5823.74亿元，加上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民所创造价值的18.5％。以后每年继续增加，到1994年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为670亿元，加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每年直接或间接为国家提供1000亿元的积累资金。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却逐年下降，在“六五”期间占投资总额的10％，“七五”期间占5％，到1993、1994年分别下降为2.2％和1.9％，仅及同期国有企业用于房地产投资的13％左右。农业投资用于水利方面的很大一部分还是解决城市和工业用水的。［8］值得指出的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相当一部分直接转化成了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一旦成为城市人口，每年便可从国家取得120元的粮油补助，国家财政每年为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补贴500多亿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近1／4.”［9］国家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使农业在为工业化进程承担积累重负的同时失去了自身的发展机会，即从传统农业转变为现代农业的机会。在发达国家，当工业产值已经超过或接近农业产值时，政府便开始对农业实行愈来愈强的扶助政策，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积累用于农业的发展。如日本，财政收入中农业一般只占1％，但农业投入却占总预算的10％。90年代，日本对农业投资额的年递增率达13.4％。美国政府则把农业作为一项公共事业，对农业生产给予大量的投资和补贴。［10］因此，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国家理应在资源宏观分配上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回报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农民，扶助先天不足的农民参与市场竞争。

再看农民的市场交易权。平等交易是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是处于劣势的，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多。首先，我国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时期，处在用黄牛耕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把这种状况的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农业产品出售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要遭到人为的控制，如低价定购、禁止自由交易（由粮食部门独家购买、禁止跨地区销售等），或者出现过度的竞争，使农产品的预期利润难以实现；再次，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时，面对的却是卖方垄断市场，分散的农民没有能力去参加谈判，影响市场价格，他们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即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11］所以在当前庞大的传统农业与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使农民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支付的社会费用和发展成本。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任何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社会生活之中。他们必然要为社会作出特定的贡献，也必然要从社会享受一定的利益和待遇。”［12］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切不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是历史的创造者，但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方面往往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劳动权利不平等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却限制解释为：“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劳动者就业，因出身而受歧视屡见不鲜。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身分的歧视。农民除自身很难变换职业外，其子子孙孙也只能做农民，除非通过高考进国家正规院校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分。尽管理论界人士反复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二）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上海市则对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并以“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用工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它们规定，凡能安排下岗和待工人员的工种岗位，企业不能使用外来劳动力；依法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必须申请《务工证》，交纳务工管理费，接受劳动监察，或在使用外地劳动力时按一定比例招收本市城镇劳动力，不准擅自使用、聘用或未到指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招收，或招用自行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劳动力；合法招收外地劳动力时须通过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中心或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报公开招聘，招聘不足后方可按一定程序聘用外来劳动力。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一方面在第5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外来劳动者求职须办理许可手续，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实行职业保留制度。尽管各地就业政策向本地城镇偏斜，但“贵族化”的城市就业者似乎并不领情，不少人宁愿坐在家中领社会保障金也不愿去干“脏、累、差、重”的工作。据报载，南京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农民工，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计划“腾笼换鸟”，却仅有50名下岗职工报名，真正上班的只有10人。［13］显然，一些地方对劳动就业的不平等规定，使农民成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人为地强化了城里人与乡里人的身分等级色彩。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教育是一种特殊权利，保证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办学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从1985年起，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为农民在“三提五统”中支出，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从师资力量上看，那些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教师被优先安排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山区，师资奇缺，民办教师仍被委以重任。此外还有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子弟对教育资源的选择，以及在升学中城乡不同分数线的设定，使得农民子弟在教学质量更低的情况下还要去跨越更高的升学门槛。据统计，1998年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初中入学率为87.3％，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0.93％和3.23％。［14］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子弟，且数字有可能更大。在某大城市郊区，还出现过本有百余名学生的村办小学，因大多交不起学费，只有10多人上学的现象，［15］更不用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是如何背着书包找学堂的。［16］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而教育跟不上则是直接原因。它使许多农民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保护农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对解决我国农村与农民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我国《宪法》第44条关于公民退休权的规定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艰难，更加深了农村的贫困。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包括特困救济、优扶军烈属等），相差29.5倍。［17］即使是进城工作的农民，也不可能与城市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地位低微，常常被叫做“打工仔”或“打工崽”。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我国农民几乎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正如一位社会保障专家指出：“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研究和建立，都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对于占人口70％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考虑。”［18］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元用于城镇，农村几乎享受不到分文，一些农村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不得不在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长期国家政策偏斜导致的城乡差别，使得一些人在户口问题上大做文章、“挖掘潜力”，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买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到2万元不等，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到200亿元之巨。［19］这是对农民赤裸裸的剥夺。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在我国有悠久的重农传统，“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内陆型的地理条件使农耕成为华夏文明萌生和延续的基础。因此，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不劳而获才是羞耻的。但在当代却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看不起农业劳动，更鄙视农民，农民进城被称为“乡里人”、“土巴子”甚至“打工崽”，其中不乏侮辱性的歧视。社会普遍的“贱农”意识使得农民千方百计“跳农门”，并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此时，才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地方县一级还常设“遣返站”，采取各种措施甚至非法堵截和遣返进城农民工。有的“专家”还建议，“应想办法让农民呆在家里不出来”。农民在我国日益成为一个身分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它与“非农”严格对应。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在城打工，农民在社会上实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四、结语

应当看到，我国的城乡差别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除城乡差别，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绝不能简单一句“权利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把一切存在都当成合理的，否定农民的平等权利。广大农民如果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不能与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这些“特殊公民”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感，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认同，甚至出现隔阂和抵触，使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城乡差别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毕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是不现实的，却至少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不能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考虑到我国城市长期对乡村的“抽血”和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单靠乡村的自然发展已不能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会陷入更贫穷落后的“马太”效应窘境中，必须在政治上支持农民积极参与国家生活，在经济上积极扶助农民，在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平等权利。卢梭有一句名言：“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在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直接目标的时代，在立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切实措施，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关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之根本，关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能否建成的大问题，应当引起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6∶1，到1997年扩大到2.7∶1.如果城市居民的收入再计入各种福利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则扣减各种负担和不能进入社会交换的实物收入，实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5∶1，甚至更多。参见杨宜勇等：《公平与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杨宜勇：《什么妨碍了共同富裕》，《长江日报》1999年9月13日。

［8］参见郭书田：《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迁徙自由与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公平与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17］参见程国有：《试论当前农民问题的实质及对策》，《农村经济问题》1994年第12期。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保障公民权利是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载入庄重的《宪法》之中，标志着我国公民权利正迈向新的时代。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度内，农民权利的充分实现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新问题。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农村改革的经验时指出摘要：“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1］这里的自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摘要：一是通过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农民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二是随着的解体，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落实和保障，农民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体。通过扩大农民的自主权，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农村和农民生活面貌的历史性转变，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权利仍是欠缺的不完整的，和其他社会主体相比，农民更缺乏的是平等权利。农民平等权利的欠缺，已成为农村和农民迈入市场经济的重大障碍。因此，用法律保障农民的平等权利不仅能体现现代民主社会对农民的关爱，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作为农民政治权利最重要表现形式的选举权，理论界有两种观点摘要：由于工人数量远远小于农民数量，假如农民代表的比例过大，便不能使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4］假如城乡都按同等比例选代表，则人民代表大会就会变为农民代表大会了。［5］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偏颇的。前已述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工人阶级虽居于领导地位，但工人和农民的法律地位仍应是平等的。人民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反映和代表。比如在50年代国家工业化之初，工业化是符合农民的长远利益的，实际上我国广大翻身农民也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积极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资金积累，即使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左”倾错误和自然灾难的影响，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他们仍然交“爱国粮”，没有出现历史上农民因饥寒交迫群起反叛的行为。［6］但在国家已经或初步实现工业化后，就应当反哺农民，而由于代表农民利益的代表比例被过分压低，就很难实现农民当年支持工业化期望的那部分长远利益。这就是政治权利的潜在影响，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待遇也轻易使“领导”的性质发生改变。而那种怕把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农民代表大会的思想前提无非有二摘要：一认为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显然不对；二认为农民素质低、参政能力差，这恐怕是最主要的顾虑。但这里假如弄清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和农民代表的区别后，就不应该有这种顾虑了。代表农村人口的代表不一定必是农民，也可以是素质高、参政能力强的专家，只要他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又何尝不可以做代表。实践中，北京人去做天津市的全国人大代表甚至湖北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已不是什么新闻。因此，对选举权作出不平等的规定客观上只会使农民的利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使本已存在的城乡之间的差别进一步扩大，和社会主义缩小进而消灭城乡差别的目标相冲突。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潮流，农村和农民也不例外。然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向。［7］收入差别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农民经济平等权利的缺乏无疑是其中的重要方面。

再看农民的市场交易权。平等交易是农民参和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来看，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是处于劣势的，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多。首先，我国农业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时期，处在用黄牛耕地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把这种状况的农业完全推向市场，其优胜劣汰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其次，农业产品出售时，不但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还要遭到人为的控制，如低价定购、禁止自由交易（由粮食部门独家购买、禁止跨地区销售等），或者出现过度的竞争，使农产品的预期利润难以实现；再次，农民在购买农用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等）时，面对的却是卖方垄断市场，分散的农民没有能力去参加谈判，影响市场价格，他们进行的是不平等的交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即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11］所以在当前庞大的传统农业和比较发达的现代工业并存的情况下，国家对农业实施保护，使农民获得平等交易的权利，是国家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支付的社会费用和发展成本。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1.劳动权利不平等

我国《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第12条却限制解释为摘要：“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因此，劳动者就业，因出身而受歧视屡见不鲜。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农民身分的歧视。农民除自身很难变换职业外，其子子孙孙也只能做农民，除非通过高考进国家正规院校或参军提干变更其身分。尽管理论界人士反复呼吁平等就业、公平竞争、劳动力自由流动，以推动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劳动力市场的尽快形成，但限制农民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却纷纷出现。如1994年11月，劳动部颁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摘要：“当本地劳动力无法满足需求，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跨省招用农村劳动力。（一）经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确属因本地劳动力普遍短缺，需跨省招收人员；（二）用人单位需招收人员的行业、工种，属于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准的，在本地无法招足所需人员的行业、工种；（三）不属于上述情况，但用人单位在规定的范围和期限内，无法招到或招足所需人员。”在青岛，该市将对外来劳动力的招用数量控制在市属企业职工总数的14％以内，并规定每使用外来劳务一人需交纳50元费用，而每吸收一个本地待岗6个月以上且女在35岁或男在40岁以上的人员则可获得3000元补贴。上海市则对本市劳动者统一实行《劳动手册》制度，并以“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市、后外地”的用工原则，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它们规定，凡能布置下岗和待工人员的工种岗位，企业不能使用外来劳动力；依法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用人单位或个体工商户必须申请《务工证》，交纳务工管理费，接受劳动监察，或在使用外地劳动力时按一定比例招收本市城镇劳动力，不准擅自使用、聘用或未到指定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招收，或招用自行来沪寻找工作的外地劳动力；合法招收外地劳动力时须通过市劳动服务公司职业介绍中心或指定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报公开招聘，招聘不足后方可按一定程序聘用外来劳动力。在武汉，《武汉市劳动力市场管理条例》（1999年1月22日）一方面在第5条规定劳动者有平等就业的权利；一方面在第7条规定外来劳动者求职须办理许可手续，第13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本市失业、下岗职工的，按规定享受有关待遇，在第14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外来劳动力的，应符合本市外来劳动力计划和行业工种目录要求，实行职业保留制度。尽管各地就业政策向本地城镇偏斜，但“贵族化”的城市就业者似乎并不领情，不少人宁愿坐在家中领社会保障金也不愿去干“脏、累、差、重”的工作。据报载，南京市环卫部门共用了2000多农民工，为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新问题，计划“腾笼换鸟”，却仅有50名下岗职工报名，真正上班的只有10人。［13］显然，一些地方对劳动就业的不平等规定，使农民成了城市里的“二等公民”。平等就业权是国家对公民生存权平等保护在劳动权上的反映，歧视农民工的政策，人为地强化了城里人和乡里人的身分等级色彩。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教育是一种非凡权利，保证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基础。然而长期以来办学政策对农民的歧视，使农民没有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权。从教育经费上看，国家每年几百亿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用于城市，而广大农村则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办教育。从1985年起，国家财政还取消了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改为农民在“三提五统”中支出，农村学校只能依靠农民自己出钱集资建设和改造。从师资力量上看，那些经过正规培训、具有较高教学能力的教师被优先布置在城市，而农村地区，尤其是落后山区，师资奇缺，民办教师仍被委以重任。此外还有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子弟对教育资源的选择，以及在升学中城乡不同分数线的设定，使得农民子弟在教学质量更低的情况下还要去跨越更高的升学门槛。据统计，1998年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为98.9％，初中入学率为87.3％，小学学生和初中学生的辍学率分别为0.93％和3.23％。［14］从实际情况来看，不能入学和中途辍学的基本上都是贫穷的农民子弟，且数字有可能更大。在某大城市郊区，还出现过本有百余名学生的村办小学，因大多交不起学费，只有10多人上学的现象，［15］更不用说那些进城打工的农民的子女是如何背着书包找学堂的。［16］农民的文化素质低是农村社会的主要新问题之一，而教育跟不上则是直接原因。它使许多农民难以接受科技知识，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保护农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对解决我国农村和农民新问题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转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城市居民享受了“高就业、高福利、高补贴”，国家每年为城市居民提供几百至上千亿元的各类社会保障，城市职工可享受退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多项社会福利，农村只有少量贫困人口享受一点微薄的社会救济。我国《宪法》第44条有关公民退休权的规定也只限于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工作人员，农民不得不养儿防老，使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推行艰难，更加深了农村的贫困。据统计，1990年全国社会保障支出1103亿元，其中城市保障支出977亿元，占88.6％，农村仅126亿元，城市人均413元，农村人均14元（包括特困救济、优扶军烈属等），相差29.5倍。［17］即使是进城工作的农民，也不可能和城市职工享受同等社会保障待遇，他们地位低微，经常被叫做“打工仔”或“打工崽”。根据1999年1月国务院颁发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主体仅限城镇企事业单位职工，农民工连续工作满一年后失去工作的，只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不能享受城镇职工的失业保险待遇。因此，我国农民几乎处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正如一位社会保障专家指出摘要：“至今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究和建立，都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对于占人口70％的农村，基本上没有考虑。”［18］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家每年拿出几百亿元用于城镇，农村几乎享受不到分文，一些农村为了兴办公益事业，不得不在农民头上摊派、集资、收费。长期国家政策偏斜导致的城乡差别，使得一些人在户口新问题上大做文章、“挖掘潜力”，到1992年上半年，全国几乎每一个省份都出现了“买户口”的现象。据公安部对全国17个省区950个市（县）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收费农转非户口248万人，每个户口收费2千元到2万元不等，仅1992年各地卖户口所得金额超过100亿元，有可能达到200亿元之巨。［19］这是对农民赤裸裸的剥夺。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在我国有悠久的重农传统，“锄禾日当午”是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内陆型的地理条件使农耕成为华夏文明萌生和延续的基础。因此，农民首先是一种职业，专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和其他劳动者一样，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不劳而获才是羞耻的。但在当代却有一种奇异的现象，人们看不起农业劳动，更鄙视农民，农民进城被称为“乡里人”、“土巴子”甚至“打工崽”，其中不乏欺侮性的歧视。社会普遍的“贱农”意识使得农民千方百计“跳农门”，并形成浩浩荡荡的“民工潮”，此时，才让一些人惊慌失措，一些地方县一级还常设“遣返站”，采取各种办法甚至非法堵截和遣返进城农民工。有的“专家”还建议，“应想办法让农民呆在家里不出来”。农民在我国日益成为一个身分概念，而不是一个职业概念，它和“非农”严格对应。无论是在乡务农，还是在城打工，农民在社会上实际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

四、结语

应当看到，我国的城乡差别是长期历史形成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注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除城乡差别，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但绝不能简单一句“权利受经济基础的制约”，把一切存在都当成合理的，否定农民的平等权利。广大农民假如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中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事实上的平等权利，这些“非凡公民”久而久之必然会产生不平等感，影响他们对政府的认同，甚至出现隔阂和抵触，使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城乡差别虽然是历史造成的，但缩小乃至最终消灭城乡差别究竟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而且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要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下子充分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是不现实的，却至少是要朝这个目标努力，不能人为地扩大城乡差别。考虑到我国城市长期对乡村的“抽血”和乡村长期落后于城市的状况，单靠乡村的自然发展已不能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和实现农民的平等权利，甚至会陷入更贫穷落后的“马太”效应窘境中，必须在政治上支持农民积极参和国家生活，在经济上积极扶助农民，在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平等权利。卢梭有一句名言摘要：“恰恰因为事物的力量总是倾向于破坏平等，所以，法律的力量就应该总是倾向于维护平等。”（注摘要：［法］卢梭摘要：《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0页。）在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我们直接目标的时代，在立法、执法等方面采取切实办法，促进和保障农民的平等权。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关乎中国民主法制建设之根本，关乎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最终能否建成的大新问题，应当引起法学界、法律界的高度重视。

注释摘要：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摘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摘要：《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摘要：《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7］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测算，198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1.6∶1，到1997年扩大到2.7∶1.假如城市居民的收入再计入各种福利收入，而农民的收入则扣减各种负担和不能进入社会交换的实物收入，实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5∶1，甚至更多。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页；杨宜勇摘要：《什么妨碍了共同富裕》，《长江日报》1999年9月13日。

［8］参见郭书田摘要：《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新问题》，《农业经济新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摘要：《迁徙自由和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摘要：《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摘要：《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摘要：《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摘要：《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17］参见程国有摘要：《试论当前农民新问题的实质及策略》，《农村经济新问题》1994年第12期。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问题

1.劳动权利不平等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四、结语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8］参见郭书田：《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迁徙自由与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公平与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17］参见程国有：《试论当前农民问题的实质及对策》，《农村经济问题》1994年第12期。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农民，政治平等权，经济平等权，社会平等权，法律保障

一、农民政治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农民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没有任何权利，只能是绝对君主意志支配的政治客体，农民没有也不可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表达其意愿。农村的矛盾在农民的逆来顺受中不断积累和激化，以致引起整个社会的大动荡，这正是我国历史上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深刻原因。新中国成立之后，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和工人阶级一起结成政治上的联盟，共同执掌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但是，我国农民在实际政治权利的占有和利益表达机制方面和城市居民仍有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反映到了法律上。如1953年的《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一直延续到1995年，新《选举法》才统一把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和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在直辖市、市、市辖区，规定农村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从历届全国人大的构成来看，第一届有农民代表63人，占5.14％；第二届67人，占5.46％；第三届209人，占6.87％；第四届662人，占22.9％；第五届720人，占20.59％；第六届348人，占11.7％；第七届和工人代表合占23％；第八届280人，占9.4％；第九届240人，占8％。［2］由此可见，在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中，农民所占的份额和其有80％多数人口的事实极不相当。而且即使按农村和城市的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8∶1的理论模型设计，假设农村人口占80％，城市人口占20％，则农村选出的代表也应占到33.3％，这和实际出入也很大。假如考虑到非农民代表也能代表农民的利益，那似乎能理解这一现象，但这样一来，对农村和城市每一位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出不同的规定就没有意义了。对照少数民族的政治平等权，国家则给予充分的尊重。少数民族人口占我国人口约8％左右，在历届全国人大中所占的份额最低是四届人大的9.4％，最高是七届人大的15％，九届人大为14.4％，［3］这对于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发挥了积极的功能。在另一个社会各阶层参和国家生活的重要场所-人民政协中，农民委员就更少了，在七届全国政协的一千多名委员中仅有2名是农民。和其他社会成员相比，农民也缺乏统一的群众组织。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共青团，私营企业主都有个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由于政治参和渠道的残缺，各自承包经营、分散的农民很难抗衡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以至各种坑农、伤农、卡农的事件不断发生，各种摊派、集资名目繁多，虽经中心三令五申，农民负担新问题却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逐步取消对农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法律规定，尽管农民可能因为行为能力等原因不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但法律却不能因此作出不平等的规定。

二、农民经济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三、农民社会平等权的法律保障新问题

1.劳动权利不平等

2.教育方面权利的不平等

3.社会保障权利的不平等

4.缺乏受社会尊重的权利

四、结语

注释摘要：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页。

［2］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3］参见《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

［4］参见魏定仁主编摘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5］参见郭道晖摘要：《法的时代呼唤》，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6］据专家估计，在1958～1961年的三年饥荒期，有1650万人饿死。参见万安培摘要：《制度重构和观念转变》，《江汉论坛》1996年第11期。

［8］参见郭书田摘要：《再论当今的中国农民新问题》，《农业经济新问题》1995年第10期。

［9］徐国栋摘要：《迁徙自由和城乡差别》，《中外法学》1992年第5期。

［10］参见李卫宁等摘要：《发达国家建立农业投入机制的要点》，《中国农业经济》1996年第11期。

［11］参见杨宜勇等摘要：《公平和效率》，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95页。

［12］何华辉摘要：《比较宪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页。

［13］参见《南京环卫难留下岗工》，《人民日报》1999年4月19日。

［14］国家统计局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9年第8号。

［15］参见李利民等摘要：《高价学费吓跑学生伢》，《长江日报》1998年2月26日。

［16］参见鲁平摘要：《打工人家小儿郎背着书包找学堂》，《中国轻工报》1999年2月6日。

［17］参见程国有摘要：《试论当前农民新问题的实质及策略》，《农村经济新问题》1994年第12期。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税收法律关系平等性纳税人权利中国问题改善「正文」

纳税人权利问题一直为学界所重视。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法制发展史上长期存在的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误解和和纳税人权利的轻视，已经对国家的税收工作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笔者认为，要研究纳税人权利，就要从税收法律关系入手，因为前者存在于后者特定的框架之内。只有在理论上研究清楚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确定主体之间的地位和权利内容，再与纳税人权利现状进行比较，才能得出针对中国纳税人主体的权利现状的改善建议。本文亦将沿此思路展开。

一、正确认识税收法律关系与纳税人权利

有学者定义税收法律关系，是由税法所调整而形成的，在税收活动中各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1]简言之，税收法律关系是税收关系在税法上的反映。由于参与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比较复杂，因此也就有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税权划分法律关系（相关国家机关之间），税收救济法律关系（纳税人、征税机关与相关国家机关之间），以及税收权益分配法律关系（主权国家之间）等等。可见国家、征税机关、其他国家机关、其他主权国、纳税人都成了税收法律关系的主体。

但也有学者指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在税收活动中所发生的、由税法确认和调整的、国家赋予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权利和义务关系。”[2]意在指出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仅为两面——国家和纳税人。

笔者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税收是为满足公共需求，基于法律的根据，将一部分国民财富转移至国家之手，[3]所以税收活动主要发生在国家及其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被税法所调整就成为税收法律关系。因此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研究应放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两个法律关系，而只是一个法律关系的两个层面的表现。税收法律关系只是一个法律关系，只有两方主体——国家与纳税人。一方面，公民是纳税人在政治上的称谓，是符合条件依法纳税的公民；另一方面，税务机关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成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另一方，而仅是具有征税职能的行政机关，依法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

基于这一理解，纳税人权利当然不应只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涉及的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履行具体纳税义务时所享有的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要求税务机关作出或抑制某种行为的许可保障，在其合法利益受到侵犯时所能获得的救助与偿还的资格或能力，而应是广义上的概念，包括在税收立法、税款征纳、税款使用等方面的权利。

二、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与纳税人权利的应然状态

（一）从法治的角度看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特征在于对于“公权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来源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特殊关系。自人类社会出现阶级以来，国家权力成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权力是国家凭借和利用对资源的控制，以使社会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服从其意志的一种特殊影响力。但实质上，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委托，正是因为国家受托管理公共事务，设立了不同的国家机关并赋予其职权，才使得这些机关取得了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强制性权力。也就是说，人民是国家权力的原始主体和最终来源，国家只是代表人民行使这种权力，国家是权责统一的。具体到税收法律关系，现代租税概念强调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财政民主，即“身为主权者的国民、纳税者应对财政（税的征收和使用）进行民主性统治”[4]纳税者享有以宪法为基础，“仅在租税的征收与使用符合宪法规定的原则的条件下，才具有承担纳税义务的权利”[5]，即纳税人有权要求税收征收和使用符合宪法原则。

在立法环节，纳税人通过自己的代表，决定税收的征收；在执法环节，政府在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之下有权征收税款，即税款征收要获得人民的同意；在税款使用上，纳税人有权监督国家的用税行为，有权对违反宪法原则的用税行为提起违宪审查和诉讼。以上都表明国家与纳税人之间在法律关系上的平等性。前面已经分析了征税机关是国家在税收工作中的代表，在具体的征纳关系中与每一个纳税人之间也当然应是平等法律关系。

（二）从公共财政和税收价格理论的角度看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

市场失灵决定了国家公共财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具体而言，为避免天然具有“公共所有”属性的商品即公共物品造成“公共的悲剧”——人人作出搭便车的选择，需要政府财政的功能解决个人之间以及眼前和长远之间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以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公共利益最大化。[6]同时，外部效应是市场经济的痼疾，需要政府财政对于外部不经济造成的过度生产采取压缩生产的措施，对于外部经济造成的生产不足，采取鼓励手段。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是市场在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就要求政府的角色从对资源配置大包大揽转变到着眼于弥补市场缺陷上来。政府不应干预微观利益，因为这是市场机制自身能解决好的问题；而应着眼于市场机制资源配置作用发挥得不够好的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公共财政要求首先在市场经济下公共需要的基础上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再根据这个范围进一步确定财政支出需要，最后，根据支出需要合理安排财政收入。可见，公共财政实质上是用全社会纳税人的钱为社会服务，即税收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非政府自身的需要；同时政府作为用税人，其开支“取之于民”，而非政府创造的自有财富，那是人们享受国家（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而支付的价格费用。“从某种宽泛而有用的概念意义上讲，捐税也是一种由个人或个人团体为以集体方式提供的公共劳务所支付的价格。”[7]按照边际效应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每个人都应在税赋方面按自己获得的国家服务的价值评价，缴纳全部货币等值——税收。可见纳税人与国家在经济意义上同样具有平等的税收法律关系。

（三）通过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纳税人权利的定义和税收法律关系实质平等性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纳税人权利义务的辩证统一性。权利和义务是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互相包含，权利的范围就是义务的界限，义务的范围就是权利的界限。一个社会的权利总量和义务总量是相等的，因此权利义务具有数量上的等值关系。[8]纳税人的权利和义务实质是辨证统一的。一方面，只有履行义务才能享有权利，享有权利

必然要履行义务。履行纳税义务是纳税权利产生和实现的现实基础。不管纳税人权利发生与义务履行是否同时同步发生，权利的拥有都是以纳税义务为基础。另一方面，只有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利才有可能保证纳税人更好地尽义务。因为保证纳税人在立法阶段、征纳阶段、税款使用阶段等税收活动中的权利，直接有助于激发纳税人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社会物质财富，充分实现税收的职能。

第二，纳税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内容相当广泛。权利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义务是设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受动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保障权利主体获得利益的一种约束手段。权利是主动的，表征着利益；义务是受动的，表征着负担。[9]既然税收法律关系双方——国家和纳税人在法律关系中具有平等的地位，广大人民——纳税人，作为政府支出的目的和收入的来源，在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理所当然拥有依法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国家及其征税机关作出或抑制某种行为，以满足自己合法的政治、经济利益。

纳税人作为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化，理应享有如下权利：

税收立法方面，参与税收立法的权利。在民主政体国家，税法由立法机关制订并颁行，在立法过程中，纳税人应当能够参与税收立法讨论，公开发表看法。这是法治国家主权在民的必然要求，同时，纳税人参与立法的讨论也是最为有效的增强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宣传途径。

税收征纳方面，具体可以分为实体性权利与程序性权利。税收实体性权利是静态意义上的权利，是纳税人享有法律保护的获得某种实体利益的资格，即纳税人的收入和财产不被非法征收，如税收申请减免权和最低生活费等非课税的权利。基于应能负担原则，为保障公民个人生存权，纳税人应就个人的负税能力大小来承担纳税义务，税收的课征不得侵犯纳税人的各项基本生存权，最大限度地保证纳税人维持健康、文明生活的最低生活费用，否则，超出纳税人负税能力的“苛捐杂税”，必然使纳税人与国家处于对立的位置。税收程序性权利是纳税人享有的动态意义上、程序意义上的权利，保证程序公正，有效制约税权滥用，保证纳税人参与程序的实现，主要由平等对待权、程序拒绝权、救济权组成、获取帮助和服务权等构成。

在税款使用方面，监督税金“合宪”使用的权利。纳税人有权监督国家机关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目的和程序使用税金，而且对国家或地方政府违宪、违法的税金支出行为有权提出诉讼。

三、中国纳税人权利存在的问题

正确认识和对待纳税人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的辩证统一，说明纳税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承担缴纳税款的义务，同时享有要求国家的税收征收和使用符合纳税人利益的权利。纳税人义务分担的一部分社会共同费用，是纳税人将一部分可支配收入无偿让渡给国家支配。既然是无偿让渡，纳税人就有权利要求国家和政府建设社会公共福利设施，完善市场发展的各种机制，为纳税人提供安全保障和发展机遇。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也是纳税人权利的实现。[10]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身份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依法履行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应当得到的法律的保障与承诺——依法确认纳税人能够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国家和政府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资格，依法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正确处理好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尊重纳税人权利，达到权利义务的和谐统一，使纳税人可依法行使的权利和应享受的利益得到保障，无疑有利于强化纳税人的主人翁意识和纳税观念，有利于维护税法的严肃性，真正实现依法治税，进而推动国家税收制度和税收工作的发展完善。相反，如果纳税人不享有权利或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就不可能构造出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和法制秩序。从中国的税收发展历史和现状看，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并非是和谐统一的，出现了失衡状态。

中国历史带有长期的浓厚的集权统治色彩，产生了“重权力、轻权利”的历史文化。统治阶级的权力被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个人权利被贬低、限制。具体到漫长的税收发展史，国家征税的权源在哪里，合理性如何从未纳入公众考虑的范围。而西方社会，在文艺复兴之后产生了国家契约论，并据此得出了国家和公民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是平等地位的结论，对以后的税法思想中纳税人权利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另外，我国传统的税收理论——国家分配论，强调税收是以国家为主体，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地、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特定分配形式。相应地，税收法律关系双方被认为具有不平等地位，国家及其税务机关单方面享有征税权，而纳税人的权利被忽视，仅强调纳税人必须履行纳税义务。这种理论导向下的税收，以取得财政收入、完成税收计划为根本，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和强制性。这不仅导致纳税人迫于某种威慑力而缴纳税收，纳税自觉性、纳税主动性降低，进而出现偷逃税等严重问题，而且导致征税机关在税收工作中总是站在保护国家权利的角度行使征税权，过分强调纳税人的义务，易于出现不依法行政、侵犯纳税人合法权利的行为。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税收工作中，多年来，一个普遍性的共识是税收三性——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过多强调了纳税人作为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主体的义务，在处理税收征纳关系上，绝大部分税务人员总是站在保护国家权利的角度依法行使征税权，却较少注重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在宣传工作中，注重“义务论”，崇尚“义务本位”，系统、细致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对于纳税人权利的宣传如“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等等却比较模糊、抽象。在法律层面上，这种失衡状态更加明显。目前，我国纳税人权利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有一定的体现，主要包括：依法申请减免税权、依法申请延期申报和延期纳税权、多缴税款申请退还权、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诉讼权、有关税务问题的咨询权、委托权等等。这些权利主要是包含在税收征纳关系之中的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享有的程序性权利，而与纳税人纳税的基本义务相对应的实体性权利还没有明确的规定。

忽视纳税人的权利，就是忽视了权利义务的对等性。承担义务而不能享有相应的权利，不免引起纳税人的厌烦情绪，无法形成税收法律关系双方的良性关系：一方面纳税人没有感受到享有权利与履行义务的对等性，没有体会到与其纳税义务对等的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义务，因此纳税人依法纳税观念淡薄，偷逃税款现象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纳税人权利的缺失，对于国家和政府的税收相关工作难以有效监督，导致政府工作透明度不高，影响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信任度，政府部门工作效率低下，财政支出不合理，公共产品提供不符合社会需求等诸多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纳税人的权利并加强保护，才能使纳税人切实享有权利，促进国家税收工作良性开展。

四、完善纳税人权利的保护

2001年9月，国际财政协会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第54届会议，其中讨论了纳税人权利的法律保护问题，从而使保护纳税人权利第一次成为国际会议的议

题。各国共同认识到为维护税收法律关系实质上的平等性，保证国家税收工作健康运行，需要纳税人权利的充分实现，需要在具体的制度的运作中保护抽象的权利的实现。纳税人享有权利已是不争的事实，当前的主要问题就是明确纳税人权利并予以切实保障，这是建设健康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一致的。[11]这就要求我们对长期以来存在的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相对缺失问题从法律角度加以解决。

（一）在宪法中明确纳税人权利是纳税人权利保护的重要前提。

人民主权原则基础上的税收是由人民为维护自身生活福利而自律性缴纳的，对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应坚持税收法律主义原则，要求“租税要件应尽可能在国会（国民代表机构）制定的法律中作明确、详细的规定。”“有关纳税义务的消长以及其他国民权利义务，应尽可能详细、严格地规定在法律中。”[12]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地位，是税收法律的明确立法依据和立法渊源。因此应当对税收的最基本内容进行明确的规定，包括纳税人义务必须履行，纳税人权利必须保护，征税的基本法源等等。但我国宪法仅5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这仅能说明公民的纳税义务要依据法律产生和履行，并未说明更重要的方面，即征税主体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这使得纳税人权利义务在宪法的层面上处于失衡状态，无法根本体现税收法律主义的精神。

另外，前面已经论述，从税收的来源和用途来看，税收是纳税人将一部分个人财产转移到国家手中成为其收入，并由国家运用这些收入为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这其中权利和义务的双向流动，体现了税收法律关系深层次的平等原则和关系。宪法对于国家和纳税人在税收方面的权利义务规定应充分体现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

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完善是税法完善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保障和不断完善纳税人权利的关键。建议对宪法作以下两方面的补充：第一，应按照法定程序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明确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权利，以实现纳税人的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的平衡，为纳税人权利保障的相关立法提供宪法依据。因此可以考虑将宪法第56条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国家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第二，在宪法中设定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增补修正案，规定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这一原则在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都已得到宪法确认。因为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上升到宪法层面，就使得税收活动及其相关法制工作有了法律依据，有助于税收法制的完善，推动经济和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二）立法是对纳税人权利最深层次的保护，纳税人权利的保障必须有相关的法律依据。

宪法条文固然需要增补，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决定了宪法只能从宏观上确定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原则。所以，需要将纳税人权利内容更多地体现于税收法律体系中。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税收法律体系中，就十分注重纳税人权利的保护，例如加拿大就在1985年专门公布了《纳税人权利公告》；美国则在国会、财政部、国税局共同努力下，先后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该法案不仅对纳税人应当享有的实体权利进行了明确规定，还向全社会明确公布了纳税人依法可以享有的税收程序方面的援助和救济的权利。[13]

我国目前存在着税收法律体系不完备、不系统、效力层次参差不齐的弊病。因此要尽快制订一部《税收基本法》，明确我国税收法制的立法原则、立法权限、纳税人、税务机关的权利义务等基本法则，其中，对纳税人基本权利的明确规定，将使纳税人权利的全面有效保障成为可能。只有在税收基本法指导下的税收特别法、单行法才能构成有机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纳税人权利进行保护，并且随着立法工作的完善和发展，该体系自身的扩充亦将把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基本原则长期稳定贯彻。

（三）要坚持主权在民和宪政思想，促进和完善纳税人对税收活动的民主监督。

在法国，每当国会召开专门会议，对税制改革进行辩论时，电视台就开辟专门频道进行现场直播，纳税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14].我们也应当探索灵活适用的途径落实广大纳税人的税收立法参与权等权利。其中最为有效和实用的应属建立有效的税收听证制度，使税收立法、执法和税款使用活动置于广泛的纳税人监督之内，保证各个环节的公开、公正、透明，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第一，在立法中，坚持《立法法》关于听证制度的基本精神，结合税收本身及其立法工作的特殊性，明确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中的立法听证程序，制定具体的操作规程，保证立法者立法时能够听到广泛的纳税人意见。第二，在征纳法律体系中确立税务听证程序，即税务机关在进行征税及其相关行为之前，在作出影响纳税人利益的行政决定前应告知作出决定的理由及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听证程序的运用可以增强税收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有效避免国家公权机关滥用权力侵害纳税人权利。第三，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纳税人履行了纳税义务，若不能得到权利的实现、利益的满足，就会从主观上产生抵触情绪，税收就只能变成强制而使税收法律关系陷入恶性循环。所以，应保证纳税人享有税款使用决策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处于主人翁地位的纳税人，才会自觉地依法履行纳税义务，才会具有纳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强制纳税转变成自觉纳税。目前我国纳税人只能从每年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知悉税款的基本使用情况，不能满足纳税人的知情权的要求。因此，在税款使用中，纳税人可以对国家机关进行重大用税行为之前，通过采用听证会形式阐述意见，监督税款的使用，以确保税款的使用符合大多数纳税人的意愿和利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方式作为权利维护的最后一道屏障。

英国法谚“无救济即无权利”，说明了司法救济是最有效的方式，完善税务诉讼制度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必然要求。

司法救济是最有效的救济方式，因此完善税务诉讼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必然要求。我国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行政复议规则》已经比较明确地规定，当纳税人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解决与税务机关的纠纷。我国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税务机关依法征，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了纳税人的权利。但税收诉讼问题还是有自身的特殊需要的，这一点上，行政诉讼不能完全解决纳税人权利的全面保护问题，在某些领域，纳税人权利的司法保护是不充分的或是缺失的。这些问题集中在税收立法和税款使用上。第一，对于税收立法过程中有关部门的非法操作，比如在应举行听证会时不举行或不正当举行行为，纳税人作为权利人应有权提起诉讼；第二，对于用税活动中出现的非法行为，比如用税人不合法用税

或用税不公开、不透明时，纳税人同样应有诉讼资格提起诉讼，这样就可以更完整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

现行行政诉讼法本身对于解决税收征纳关系纠纷比较契合，而对于上述事前、事后税收纠纷，则无从适用。要更进一步完善涉税诉讼，充分保护纳税人权利，就要在两方面改善现有的司法制度：

第一，扩大法院的司法审查权。目前我国法院仅对于税收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具有审查权，但对于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本身却需要对其所依据的税收法律法规的合法性、合宪性进行审查。因此，应当赋予法院对于国家机关制订税收法律法规，决定税收开征、停征、减免等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权利。

第二，建立纳税人诉讼制度。纳税人诉讼，是指纳税人（纳税义务人、扣缴义务人和负税人）和举报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就税款的征收、减免以及使用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它是纳税人享有监督政府合理征收、使用税款的权利的司法监督途径。[15]这一制度现在为美国、英国、日本等国普遍接受，都认为税收、财政的健全和完善需要纳税人的监督。通过赋予个人以纳税人的身份对于税收问题提起诉讼，社会公众不仅可以通过税法约束政府的课税行为，而且还将进一步决定着政府对税款的使用，从而确保政府支出遵循社会公共利益。

当然，在我国无论是司法审查权的扩大还是纳税人诉讼的设置，都需要根据实际国情和人民需要来循序渐进、认真细致地进行。但我们应当坚定这一改革方向，为充分维护纳税人利益积极探索。

五、结语

对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关系到税收法律关系的实质平等性，反映了人民主权原则和公共财政制度在税收问题上的必然要求。只有科学界定、充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税收法律关系的平等性，有效实现国家税收制度的功能和目的，促进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而当前我国纳税人权利的保护在法律制度层面上仍不完善，需要破旧立新。可以说，充分维护纳税人权利，任重而道远，必须不断努力研究和探索。

「注释」

[1]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41页。

[2]陈伟鸿《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2月。

[3]（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4]（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3页。

[5]（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9页。

[6]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页。

[7]（美）奥姆斯。M.布坎南：《民主财政论》，穆怀朋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6页。转引自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第350页。

[8]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页。

[9]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10]李行《论纳税人权利之保障》，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226；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六期，第25页。

[11]李行《论纳税人权利之保障》，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226；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6期，第225页。

[12]（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64-65页。

[13]单扬《纳税人权利问题的法律视角》，载于《税务纵横》，2003年第4期，第19页。

[14]陈伟鸿《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138页。

[15]李桂英《试论纳税人诉讼制度》，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75页。

「参考资料」

1、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版。

2、（日）金子宏《日本税法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

3、（日）北野弘久著，陈刚、杨建广等译《税法学原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1月版。

4、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

5、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6、陈伟鸿《税收法律关系、公共财政与纳税人权利》，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2月。

7、李行《论纳税人权利之保障》，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8226；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六期。

8、李桂英《试论纳税人诉讼制度》，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9、王福友《纳税人法律地位的转变与税法理念的更新》，载于《税务研究》，2004年第三期。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6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一、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领域贯彻实施的表现。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严重。当然，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否定犯罪人或被害人的特定个人情况对定罪量刑的合理影响。在刑事立法、司法，犯罪分子的主体情况以及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如果对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有影响，则要求在适用刑法上有所区别和体现。例如，对累犯低于其主观个性及人身危险性而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基于主体的个人情况而减免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非是孤立、机械、单一化的刑法准则，它必须与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相结合，共同指导刑法适用。

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体现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均有体现。

首先，我国刑法总则除第四条明文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外，这一原则的精神还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刑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表明，搬到我国领域内实施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应适用我国刑法，而不论犯罪人是什么人。又如，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主要是由单位实施的，对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中英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论单位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

其次，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中亦有体现。例如，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体化到各类各种犯罪中，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罪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此外，刑增设罪名亦体现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例如，刑法第276条规定的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对1979年刑法典第125条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而成。该罪名的创设，体现了刑法平等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的精神。公务员之家:

三、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使司法适用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上的平等是，二是司法上的平等。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立法上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只有立法上的平等而没有司法的切实贯彻执行，，立法的平等也只能是形同虚设。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应当注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案例教学；涌现；社会研究方法

案例教学起源于1870年哈佛大学法学院在法学教育中应用的判例教学法———运用具体案件分析基本的法律概念和原则，将法律专业理论与律师办案实际相结合。与法律教学中使用的“案件”类似，“社会研究方法”教学中的“案例”也是“既成事实”。作为理论与经验的结合，案例的确有助于学生理解专业理论和熟悉研究方法。尽管如此，这种基于“既成事实”的传统案例也存在一些问题。本研究提出的涌现式案例试图在提高社会研究方法专业知识学习效果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的创造性、成就感和学习体验。

一、传统案例教学法的特点与局限性

不同学科、专业和课程中使用的案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差异，例如，“法学原理”课程使用的案例往往是法院判例或某国的法律条文，“旅游资源开发”课程使用的案例通常采取类似湖南凤凰古城的旅游景点等，“社会学概论”课程使用的案例可能是报纸、电视或网络视频上基于社会事实的新闻报道，“社会统计学”课程使用的案例可能只是一道带有详细解题过程的计算题，“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使用的案例则大多是研究设计、调查问卷或实证论文。上述案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既成性。传统案例往往基于既成社会事实，是对事件、地点和人物的分析。第二，外在性。案例外在于当前研究者（此处指学习该课程的学生，教师在编辑案例中则具有一定的内在性，案例研究类似实地研究中的非参与观察）。第三，非反应性。案例像文献研究中的文献，缺少互动和反馈环节。根据笔者负责的“社会学案例研究”课程的教学经验来看，传统案例教学在社会学理论课和社会学史类课中有较好的效果。学生至少可以有三方面收获：结合经验性的案例，加深对社会学相关分支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的理解；通过分析案例、撰写报告和小组发言，提高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通过案例分析过程中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提高社交能力。这些收获与普特曼对学生分组的合作学习方式所具有的优势具有较好的关联性[1]，从侧面说明案例教学中应该使用合作学习的方式。

二、传统案例教学法应用在“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中的局限性

尽管传统的案例教学法具有诸多好处，但传统案例的既成性、外在性和非反应性等特点，使得传统案例在“社会研究方法”课程教学中却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对定量研究方法来说尤其如此。

（一）学生因机械模仿案例内容而丧失创造性

以本科生的“社会研究方法”课程为例，教师提供的案例往往是一份较好的研究设计，或者是一篇调查统计类的实证研究论文。学生在教师引导下选定研究题目后，要以小组为单位，在教师讲授基础上通过小组讨论完成一份研究设计（调查方案）。在研究设计过程中一般要求学生用文字描述、理论框架、变量测量和研究假设等四种形式展现研究内容。讲课中会展示既成案例，但有些案例“惨遭模仿”。教学实践发现，研究框架中的中介变量往往很难设计，一些学生小组则直接把案例中的中介变量“拿过来”。但如果讲课中不用案例，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就会存在困难。防止此类不当模仿问题发生的方法之一是精讲案例，在促进学生理解理论知识的基础上，使学生搞清案例中所使用方法的适用性。本科生的“社会研究方法”课程还会把那些使用调查统计方法的实证研究论文作为案例。教师总是希望学生从高质量的实证研究论文中受到启发，加深对调查法相关理论的理解。此种案例尽管有一定作用，但对绝大多数研究方法的初学者来说作用有限。论文型案例中的研究方法是作者以自身课题独特性为基础，在多种方法中优胜劣汰的选择结果。论文案例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的优胜劣汰过程一般很少在论文中呈现，这不仅使得学生盲目照抄论文中的方法而不问其究竟，从而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而且还会使不清楚“科学发现优先权”之难的学生误认为科学研究（特别是定量型的实证研究）很容易进行。

（二）学生因套用案例形式而丧失科学探索的乐趣

社会学定量研究方法之所以好学易用，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与定性研究（例如实地法）中的个案访谈和资料编码等技术相比，定量方法（例如调查法）中的抽样方法、问卷设计、统计方法和软件使用都相对比较容易掌握。很多定量研究方法很直观，就算不懂其原理也能大概模仿。但定性研究方法则“显得不太科学”，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个人的直觉、顿悟和体验。而且，定性分析软件也比定量分析软件复杂。第二，定量研究论文的标题、研究设计（例如调查方案）和研究结果的呈现（例如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格式和结构比较固定。例如，调查报告一般包括导言、研究框架或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结论和讨论等内容。定量研究中这种相对固定的结构有利于初学者，但定性研究在论文题目、研究设计和论文结构上则无定规，论点和论据之间的论证过程也不如定量研究那么直观和容易。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涉及一个数学或实验上的技术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找到好的研究问题后还应该用好的形式将其转变为能抓住读者眼球的题目，而这需要在措辞时做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虽然模仿是很好的学习方法，但笔者通过实践体会到，对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选题能力弱是创造力丧失的重要表现。

三、涌现式案例的含义和特点

不管是研究课题的题目形式和措辞，还是研究设计的结构和内容，亦或是研究论文的呈现方式，传统案例都存在自上而下、由外而内、重结果却轻过程以及形式重于内容等问题，导致学生创造力和学习乐趣的丧失。与这种既成的传统案例不同，笔者提出“涌现式案例”（EmergentCase）的概念，更适用于“社会研究方法”的课程教学。

（一）涌现式案例的含义

“涌现”是复杂系统研究中的专业术语，美国圣菲研究所的霍兰认为，“在生活中的每个地方，我们都面临着复杂适应系统中的涌现现象———蚁群、神经网络系统、人体免疫系统、因特网和全球经济系统等。在这些复杂系统中，整体的行为要比其各个部分的行为复杂的多”[2]。系统科学把这种只有整体具有而孤立部分及其总合不具有的性质称为整体涌现性（WholeEmergence），它是组成成分按照系统结构方式相互作用、补充和制约而激发出来的，是一种组分之间的相干效应或结构效应。与此相对应，我们在“社会研究方法”课程教学情境中提出的“涌现式案例”指的是，由学生在有限知识和教师辅导下，通过小组讨论而自行设计和实施的案例，包括研究设计、调查问卷和实证论文等。

（二）涌现式案例的特点

1.生成和建构并存。尽管社会研究方法中的涌现式案例也是以外在的已发生（少数未发生）事件为基础，研究对象具有涂尔干所界定的“社会事实”的特点，但涌现式案例不像传统案例那样止步于客观描述社会事实，用文本直接呈现案例，而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发掘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系。其大体流程是：从社会现象提炼研究问题；以研究问题为指导抽象出深层概念；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设计研究假设和整体理论框架；在界定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衍生出变量，并根据变量测量结果设计调查问卷等资料收集工具；收集经验数据并主要利用统计方法来检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基于检验结果进行进一步理论分析并提出对策。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上述研究过程具有建构性，研究者一般会按大致相同的步骤去“建构”一份研究设计或一篇论文，但从研究内容角度看，每个步骤的具体内容因研究者甚至研究过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具体内容不是事先存在而等着研究者去发现，而是研究者（例如学生小组）经过谈论后激发生成的。因此，涌现式案例是演化中的存在，是确定性和随机性的统一，是99%的生成加上1%的建构。2.已知和未知并存。对于初学“社会研究方法”的学生来说，涌现式案例是基于有限理论知识科学探索的结果。例如，在调查法的学习过程中，教师每讲完一个研究环节（例如：选题、变量测量和抽样方法）都会要求学生结合自己的选题，将所学环节付诸实践。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学生对已讲授的研究环节是已知的，但剩下的其他环节是未知的；从研究内容的角度看，学生选题的大致内容是已知的，但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是未知的。对于那些习惯了“听讲+背书+考试”的学生来说，这种“讲练结合”的教学模式（学习模式）尽管有些新奇，但初学者很容易失去方向感和整体感，或者难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对研究方法课程来讲，这种边学边练的“干中学”（Learnbydoing）更加重视过程而非结果。学生的实践成果是不断试错的结果，是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决策结果。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有时候甚至要推翻重来。但科学探索的乐趣可能就在于此，苦尽甘来才会有乐趣和成就感。3.创造和毁灭并存。学生通过已经完工的案例不仅学到了新的研究方法（例如调查法），加深了对已选课题的认识，还提高了独立思考能力，并增加了与人沟通甚至辩论的能力。作为学生自己创造性生产的结果，涌现式案例一旦生产完成就成为了传统案例。涌现式案例的作用在案例被生产完成时就已经实现，若拿已经完工的涌现式案例去进行案例教学，则可能带来负面后果。

四、涌现式案例生产中的注意事项

通常说来，“涌现”指一个系统中个体间预设的简单互动行为所造就的无法预知的复杂样态的现象。与传统案例一般由教师提供，学生并不熟悉案例的生产过程和选择标准不同，涌现式案例由学生自行创造。“涌现式案例”是由学生按照教师设定的学习规则，经由成员互动而生成和创造的事先无法预知的学习成果。从课堂组织的角度来看，涌现式案例的关键生产环节是基于有限知识和学生分组的课堂讨论。小组平均人数为6人，保证前后两排正好能坐下，以方便课堂讨论。负责记录的小组长坐在走道边，以方便教师查看讨论记录并进行指导。

（一）讲授有限知识

传统案例教学可能只给学生一篇有关某社会事件的深度新闻报道，或给学生放映一个电影片段。教师可以不作任何提示，任由学生根据已有知识、经验甚至尝试进行发散性思维和讨论。但“社会研究方法”课程却具有特殊性，学生要根据所学方法创造一个案例。因此，教师必须要讲授有关研究方法的理论知识，甚至要展示一些传统案例。但理论知识不能讲授过多，应该边讲边练；案例展示也不能太多太深入，以免被过度模仿。在笔者的“社会研究方法”课中，讲授课时只占一半左右，其他课时是课堂小组和课外问卷调查实践。有限理论知识不足以支撑小组讨论，教学中要求学生围绕所选课题查找文献资料，并将关键文献打印后带到课堂上。同时，允许学生在小组讨论中随时通过手机上网查找资料。

（二）以平等为第一互动规则

复杂性虽然很复杂，但其基本原理却很简单，即简单规则导致复杂状态。涌现式案例生产中的核心原则是“平等”———生生平等、师生平等、机会平等、观点平等。平等意味着每个学生都有同样的机会发表意见，教师临时参与讨论的时候也是这样。同时，平等也意味着每个人的观点都具有相同效力，在相同环境中优胜劣汰。组长的主要作用是设定任务和记录结果，过程协调和结果总结并不重要，因为结果是自然选择而不是认为指定的。

（三）强化非线性小组讨论

小组讨论是涌现式案例的核心生产环节，这里的小组讨论不是简单的发表意见，而是基于外援记忆或交互记忆的头脑风暴法。基于外援记忆（externalmemory）提出的交互记忆系统强调人类具有借助外部储存媒介保存记录的倾向。交互记忆系统理论不仅强调如电话号码本、备忘录和档案资料等只能单向交流的外部记忆，更加强调群体中基于相互依赖和知识共享的外部记忆。魏格纳等人认为，交互记忆指的是对来自不同知识领域的信息进行编码、储存、检索和交流活动的共享的认知劳动分工，它通常是在亲密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小组是学生自愿组合形成的，具有一定的关系基础；小组研究的问题不涉及到个人利益，因此，学术争论也不会影响个人关系。涌现式案例的小组讨论不是1+1=2的线性叠加和稳定增长的讨论，而是1+1=x的非线性讨论。非线性讨论中的参与各方经过知识、信息和情感的交换而彼此约束和选择、协同和放大，其结果是随机和多元的。非线性小组讨论使得涌现式案例的演化过程不断出现多种可能性和分支。此时，教师参与讨论并在各种观点难决高低时给予综合评判就非常必要。例如：利用调查法研究“大学生社团参与对职业期望的影响”，小组讨论过程中就有小组成员提出能否用实验法和个案法进行研究。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教学考虑，教师要求小组成员集体用调查法进行研究，但鼓励小组成员在课外进行实验法和个案法的研究设计，并将实验法和个案法中的想法“转译”到调查法中。

（四）重视灵感和直觉等发散性思维

涌现式案例是99%的生成加上1%的建构，也是98%的讨论加上1%的灵感和1%的直觉。灵感（inspi-ration）是主体对反复思考而尚未解决的问题，因某种偶然因素或潜意识信息启发而得到突然顿悟的心理状态。灵感本质上是认识过程中需要诱发的心灵受激感应活动，平等的非线性小组讨论正好发挥了诱发作用。直觉（intuition）是在已有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不受某种固定的逻辑规则约束而直接领悟事物本质。只有当经验积累达到融会贯通产生“共鸣”时，直觉的领悟和理解才能发生。

五、结论

涌现式案例是相对于由教师提供的既成案例而言，学生以小组讨论方式创造的这种特殊案例在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等方面都能发挥较好作用。但这种特殊案例的生产和使用都有些问题值得思考，比如，是否只适用于“社会研究方法”类的课程？这种案例是否更适合研究生而不是本科生？学生小组的选题难易程度是否会影响到研究方法的学习效果？如何激励所有学生真心投入思考和讨论，克服涌现式案例生产中的“搭便车”问题？只有通过大量的涌现式案例教学实践，才能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并进一步优化涌现式案例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PUTMANJ..Cooperatelearningindiverseclassrooms[M].NewJersey:PrenticeHall,1998:41.

[2][美]约翰·霍兰著.涌现:从混沌到有序[M].陈禹,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3.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8

一、同行评议原则

这是针对学术期刊的审稿程序。从审稿程序看，我国出版制度明文规定了三审制，其中，对学术期刊至关重要的是要遵循同行评议原则。同行评议制度源于英国，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学位论文、课题的立项结项、学术奖励等，成为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同行评议是学术期刊遴选论文、保证并提高学术质量的重要途径，国际上通常将是否同行评议作为学术期刊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尽管同行评议制存在着少数学者滥用权威，存在裙带关系、专业嫉妒、个人偏见和利益冲突等破坏性影响，但它仍然不失为最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人们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成果的质量声明。［8］在我国的科技期刊中，同行评议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在人文社科期刊中，遵循同行评议原则的情况不尽如人意。遵循同行评议原则依靠审稿专家，但并不意味着由审稿专家主导审稿，外审专家只能提供参考意见，不能取舍稿件。这是因为，编辑审稿与专家审稿是一种主从关系:编辑审稿具有主体性，编辑是职业审稿人角色，是专家审稿人的选择者，是稿件刊用与否的决定者;专家审稿只具有从属性，审稿专家是编外审稿人角色，被动地接受所审稿件，主要对稿件内容作学术评价，没有稿件刊用权，只有有限的稿件否决权。［9］编辑审稿和专家审稿的不同职业角色、作用和任务决定了编辑必须主导审稿的全过程。主导审稿是编辑的职责，编辑应提高专业学识水平，消除过分依赖专家的心理，发挥主体作用，主导稿件评审的全过程，否则，把稿件刊用的决定权完全托付给外审专家，自己反倒成了边缘人，忘记了编辑在审稿中的主体地位，放弃了一名编辑应该承担的义务，有违编辑的职责，无益于学术期刊的审稿工作。［10］基于编辑主导的同行评议制度，才能双剑合壁，最大程度地发挥审稿的作用，只有这样，编辑才能把握审稿工作的主动权。

二、公正性原则

这是针对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前文提到的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兼容并包原则和客观性原则，都是事关审稿评价的公正问题，这几个原则名称虽然不同，但体现的都是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因而，本文在审稿者的道德态度这一视角下，将其统称为公正性原则。因为要评价公正就必须做到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拒绝偏见，兼容并包，尽最大努力客观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客观理性。审稿者要秉持理性的态度，一切从文稿的内容出发，不先入为主，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拒绝主观偏见等不公正行为，避免根据自己的好恶偏执来筛选和判定文稿，力求客观公正、审慎负责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人人平等。在稿件评审时，不因国籍、民族、信仰、性别、年龄以及所属机构而歧视作者，认文不认人，对作者一视同仁，不故意抬高或压低特定的作者。邹韬奋曾经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还是幼后辈，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11］唯质是从，人人平等，审稿人要坚持审稿的独立性，不因领导、权威和亲友的干涉而降低学术标准。公正意味着兼容并包。西方哲言有云: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学术期刊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有门派之别，无门户之见，对不合己意的标新立异之说不轻易否定，不搞学术垄断，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有据，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给予肯定，以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学术创新。当然，兼容并包只能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不包括导向有问题的稿件，也不包括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

三、导向性原则

这是针对稿件内容———政治导向和学术伦理导向问题。用政治性或思想性来概括这一原则，似乎不大准确，因为无法涵盖学术伦理导向。政治导向是否正确是审稿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术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各种伪科学。审稿时要注意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民族尊严问题、涉外问题、历史与宗教问题、涉及国家和军队的机密以及引用和报道秘密资料和科研成果问题、地图边界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和讲话引用问题、其他政治问题，等等。在学术伦理方面，应审查研究者是否遵守了学术道德，是否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窜改数据资料、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对不端行为要勇于揭露。此外，要注意稿件中有无违反法律、侵犯他人权利、有无违反实验伦理的问题。遵循导向性原则要消除两个认识误区。(1)漠视科技期刊的政治导向，以为科技期刊探讨科学问题，没有政治导向问题。科学研究，看似无国界，同样存在政治导向问题，上述的各类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在科技稿件中。科技期刊的编辑也要讲政治，提高政治敏感性和辨别力，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严守出版法规和纪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2］(2)导向正确与言论自由的认识误区。有人以为强调政治导向有违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言论自由有其限度，违反法律规定，就会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在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时，涉及政治问题的，不以学术研究为由，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政策;当然，也不能以政治正确为由，压制学术自由，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只能通过学术争鸣取得共识。

四、学术性原则

这是针对稿件内容———学术质量问题只要是学术期刊，就须遵循学术性原则。当然，因稿源状况的不同，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可以从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价值性)三个方面来衡量论文的学术质量，因为这三者代表了研究成果评价的三个维度。［13－15］创新性是论文评价的核心指标。创新性从层次上可分为原创、再创、补创，大多数论文属于再创和补创的范围。［16］创新的分量有轻有重、有大有小，未必一定是石破天惊的宏论。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理论、推出新的方法，固然是创新;以新视角、新方法论证老问题，完善、验证和补充原有的知识或技术，运用理论工具解释新的现实问题，参与学术争鸣，提出不同意见，等等，都可以说是创新。科学性是论文评价的基础指标。学术研究有其研究规范，这就是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完备性，包括研究资料的详实性与准确性、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研究逻辑的自洽性、实验的再现性、论证的充分性、结构的严谨性、表述的精炼性、术语的规范性等等。学术论文必须反映出这种研究规范，才具备科学性。实用性(价值性)是评价稿件的重要参考因素。实用性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新观念、新思想，也可以是新做法、新技术。理论性论文要看是否揭示了相关领域的发展规律，对学科的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应用性论文要看对生产、教科研及其它社会实践活动是否有实用价值或指导意义，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可读性原则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9

1法学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关键差异

法学23部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样式在细节方面差异很多，几乎没有任何两部期刊的论文格式是相同的，可谓“春风袭来，五彩缤纷”。如果忽略其版面和具体设置方面的不同，仅从论文行文写作格式上看，其突出差异大致可以总结如下。1.1参考文献位置不同。期刊出版中论文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和参考文献。除了正文之外，最为重要的就应当是参考文献了，各个法学期刊在论文形式上，对参考文献的位置安排具有重要差别。根据参考文献是置于整个文档后面作为尾注，还是置于同页位置的底部作为脚注，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参考文献置于整个正文后面的，这种形式的只有一部期刊，就是《政法论丛》；第二种，参考文献采用同页脚注形式的，共有以《中国法学》为代表的18本法学期刊采用这种模式；第三种，参考文献正文后和同页脚注相混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共有4部法学期刊，它们分别是《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家》《政法论坛》（具体的参考文献格式种类数量可以参见表1）。1.2目次要求不同。对于有无“目次”的要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有目次要求。这种形式的只有两个期刊，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和《清华法学》，但两个期刊目次却也存在差异，比如目次的表格、字体、目次形式、版面设计等也各不相同。第二类，不需要目次。剩余其它的21本法学期刊都是没有“目次”要求的。因此，从两个期刊数量的对比上看，要求“目次”是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个别性要求，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成为23本之外其它法学期刊的惯例。但如果从特色和具体作用的视角看，目次的存在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标题拟定能力和具体阐述水平，对论文的整体质量的评价也可以通过目次“以小见大”；“目次”的存在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浏览论文的整体架构和逻辑脉络，不仅可以使编辑清晰地看出作者想要论述的重点内容，也可以为选题和外审评阅节省一定的时间，而这也正是要求有“目次”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来讲也就成为有关期刊的重要特色所在了。但很多法学期刊并没有目次要求，其原因就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版面空间问题，其二是传统格式的习惯。1.3脚注编码顺序不同。由于同页脚注和混合模式的脚注是有差异的，因此针对有论文脚注要求的22部法学期刊，将其参考文献模式分为两大类。对于同页脚注模式，其具体的脚注编码顺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每页重新进行编码，这些期刊主要是《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和《中国刑事法杂志》；第二种，全文按顺序进行编码，不在每页重新编码，剩余的15本期刊都是不需要重新编码的，只需要按顺序编码即可。在混合模式中，具体的脚注编码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需要每页重新编码，对应的有《法律科学》《现代法学》和《政法论坛》三部期刊；第二类，只要按顺序编码即可的，这一类只有《法学家》一部期刊。除了上述突出的差异外，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差异，如参考文献具体格式、标点符号、编码的数字样式、摘要格式、字数多少、关键词格式、题目格式、字体格式、章节布局等。

2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难以统一的困境

法学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统一面临着多样的困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格式多样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其二，格式多样是期刊特色的体现。但格式多样真的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吗？格式多样真的可以成为期刊特色所在吗？2.1“一稿多投”的争议。统一格式的第一重困境就是对于“一稿多投”的争议。论文不得“一稿多发”是基本的学术规范，更是学术应当坚守的基本道德，这已经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但论文可否“一稿多投”，却不是一个可以在投稿者和期刊编辑部之间轻易达成共识的问题。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欲达到的目的不同，投稿者和期刊编辑对“一稿多投”的态度不仅难以达成共识，甚至还是相互对立的。因为投稿者正如产品的卖方，其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买方来对其产品表达兴趣，毕竟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样既可以预防风险（投稿失败），也可以售卖给出价最高的买方（性价比或者排名最好的期刊）。而期刊编辑部正如买方，其当然喜欢货比三家，稿件越多越好，但由于不同期刊对论文的选题和意愿发表的论文内容有明显差异和偏好，有的又有明确的方向性要求，这就导致很多投稿的论文内容并不符合所投期刊在相应时间内的要求，被所投期刊拒稿。但如果很快被拒稿也好，还可以修改后投给其它期刊，但一般期刊都要一个月才可能拒稿，有的时间更长。即使没有被拒稿而过了初审，还要经历外审、编辑审、审委会审，然后才会决定是直接录用还是修改后录用。上述稿件审查过程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很多作者需要快速的反馈和结果，如果一个月还可以等，半年以上除非是约稿，否则是无法等待的，也难以等待。所以“一稿多投”是很多学者抵消审稿期过长，特别是论文是否录用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余德华就认为，一稿多投的原因就包括审稿周期过长、作者难以判定期刊近期选题、编辑部没有回执等方面。[1]很多投稿者为了更好地进行一稿多投，会在写作之后对文章格式进行修改和备份，一般都会制定多套投稿方案，例如多轮投递，一轮两个月等各种策略。论文作者一般会多试几家杂志社，以期望能够在多轮审核中符合某一个或者几个期刊的发表要求，当然符合几个期刊的要求是不能奢望的“运气”，因为对于一般的作者来讲，能有一个期刊有审稿意向和发表意向那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了，遑论多个期刊都有意向。这也是有学者认为一稿多投具有一定正当性，甚至是作者基本权利的理由所在。[2]2.2“一稿多投”禁止权的“异化”。反对“一稿多投”的声音大多是从出版单位的视角来发出的，这种声音多认为“一稿多投”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其后果会导致“一稿多发”，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给出版单位带来人力、物力的浪费及不必要的名誉损失。[3]在以上各种反对“一稿多投”的策略失效后，期刊编辑部会动用法律手段，以《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来行使论文初稿的拒绝权。②但这此条文规定是否就是绝对地禁止“一稿多投”，却是模糊的，因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是民事行为的基本权利。其实，很多编辑也只是形式上反对“一稿多投”，其本质目的在于防范“一稿多发”的不诚信行为。[4]虽然“一稿多投”会导致“一稿多发”，但却并不是根本原因所在，“一稿多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的“自私自利”行为。为了获得学位、职称评选、申请奖项等方面的利益，有的学者甘愿冒着“一稿多发”的危险，修改同一稿件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以增加学术成果。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就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因此，以禁止“一稿多投”来预防“一稿多发”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预防“一稿多发”就要从学术诚信建设和惩戒方面入手，使作者一旦学术失信就受到全面惩戒，以至于不敢贸然行动。虽然《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对于期刊出版单位，其肯定会在论文投稿的要求中明确不得“一稿多投”，否则不予顺利投稿，但这明显是一个霸王条款，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明显不平等。期刊的强势垄断地位，导致了稿件投递中的地位不平等现象。因为投稿的人太多，而获得认可、能有效发表的期刊数量却也只有数本，法学期刊中“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了杂志社（编辑出版单位）的地位处于明显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各个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的学校在2018年1月8日又迎来了扩充，从40个变为48个。法学一级博士点的扩充，意味着法学博士招生数量的扩充，但这种博士生数量的增加，更会强化已经较为稀少的法学期刊发表资源的竞争，强化竞争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这种好处却是期刊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强化了其垄断性，导致一些期刊的腐败。因此，如果你是作者，你是要接受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定进而顺利投稿呢，还是拒绝这个约定无法顺利投稿呢？很明显大多数作者都选择了前者，这很难说是作者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期刊编辑部与作者之间在地位上明显具有差异，编辑部居于优势地位，作者居于弱势地位（除非是已经成为名家，不愁期刊发表的问题）。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就导致了期刊编辑在现实中的重要性日渐提高，编辑的专断权力和论文可否发表的决定权，也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学术腐败现象。虽然有的期刊要求，如果发现“一稿多投”就被纳入黑名单，但事实上，除非是单独“约稿”，否则众多学者都会进行一稿多投。因此，格式不统一并不能杜绝“一稿多投”，也并不是遏制“一稿多发”的有效方式和手段。但一稿多投会出现多重审稿，浪费审稿资源，造成期刊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刊出中的矛盾，所以防止“一稿多投”就成了各期刊的规范要求，而预防一稿多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各个期刊不同的论文格式和相关要求，但这种不同期刊拥有不同出版格式的要求是否真的就能防止一稿多投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有甚者将一稿多投的责任归咎于期刊编辑，[5]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期刊编辑部难以杜绝这种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论文作者。2.3格式作为期刊特色的“固守”。在法学期刊中，各个期刊都有各自的特色，其特色体现为多个方面，例如论文选题、论文类型、期刊专题设置、部门法专栏、热点探讨、案例评析以及经典书评等特色。但很多期刊却将论文格式也纳入了其中，作为期刊特色之一。一味地坚守论文格式的特色，而不创新期刊出版样式，其本质就是一种异化的固守。期刊出版编辑部为了凸显期刊的各种特色，除了在论文选题和相关讨论方面进行特色设置外，例如《行政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其期刊名称就明确了其要发表和选择的论文主题，如没有特别的约稿或者专题会议，这两个期刊的选题基本集中于行政法学和中国刑事法学两个方面。期刊编辑部一般会以各种“特色”来固守和坚持自己期刊的传统形式，而这种传统形式就包含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传统性，但论文格式的差异在本质上不应当是期刊出版特色。那么什么才是期刊的出版特色呢，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期刊论文的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理论性、可传播性和可争论性，而不是以论文格式的差异作为期刊出版的特色。这种特色一般和版面设计风格、内容选择有关。为了更好地吸引学者，期刊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出版风格和论文选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所有法学期刊不可能发表的论文选题一模一样，同一化的出版模式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出版样式是期刊存在的特色之一，但这种样式不能等同于论文格式。对相关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固执，已经逐渐成为阻碍期刊之间相互交流和知识有效传播的“异化”力量。期刊中的论文作为知识的一种有效载体和编码形式，其目的应当是能够有效传播，并且传播得更远、更广，而不是以格式固步自封，阻碍论文知识的传播。期刊发表之后，如何评价学者的期刊质量又以引用率为指标，所以相互之间的引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相互之间引注本身是知识的相互交流，并且是可以擦出火花，碰撞出成果的良好路径。但学术互动与交流却有着严重的困境与现实，不仅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重要差异，即使在相同类型的期刊之间也差异较大，甚至可以说个个不同。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格式模版，论文中的各种知识性信息编码是统一的，可以轻松地被其它学者学习和传播，就是最好的格式特色。曾有学者就提出期刊的特色的定位可以遵循地域优势、专业优势进行选题方面的定位。[6]但很多期刊为了保持所谓的特色，却从论文作者的职称方面进行选定，例如，有的要求只接受副高以上职称的文章，在读博士生的文章基本没有进入审稿的可能，除非有自己的导师共同书写并挂名才可能。甚至有的法学期刊为了杜绝这些所谓的挂名导师，已经明确要求不再接受多人共同署名的文章，如《法律科学》2017年9月18日于官网公布，“我刊将不再接受两名及两名以上作者合著署名稿件的投稿，仅接受独立作者署名投稿”。这种以署名体现特色的现象已经开始成了其它期刊的可能效仿的形式。各种期刊还有发刊的侧重点、论题方向等限制，都导致了论文期刊投稿中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强。这些突出的期刊出版差异和一些其它的众多的差异，使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在论文投稿和期刊出版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无谓工作量，特别是修改论文格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般作者在进行论文写作时，一般采用一种模式将一篇文章书写完毕，但其投稿过程中却要反复修改为其所要投稿的期刊的格式要求，因为有些期刊有时会直接以“格式不对”拒绝相关作者的投稿，或者拒绝进入审稿环节，导致很多优秀稿件不能得到及时发表，特别是时效性较强的论文更是错过了较好的发表期。

法律平等论文范文篇10

写文章固然要有方法，写出好文章自必更讲究方法，然写文章的方法作为教学课程，写文章方法的书作教科书，并且要我来做，总感到忐忑不安。坊间这一类的书还不在少数，从过去的“八股义法”到现在的“论文指导”，类似“指南”、“揭秘”、“宝典”、“金手指”、“法术、法程”的论文、作文指导书籍，真所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西方那样一个物化态势严重的社会，研究写作指导和教学早已从单打独干、辗转抄袭过渡到开宗立派、模式纷呈乃至蔚为潮流，比如形式法、学科中心法、现时一传统法、修辞法、表露法、模仿法、程序法，等等不一而足。或谓其不然，在我看来，也未可厚非，看文法指导类的书并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然也；听老师讲论文写作不能代替撰写论文，然也；不懂得一般的论文写作规则就可以写出好论文，未必然；不听老师讲解论文格式和普遍性写作要求就可以完成论文撰写，未必然。中国先贤早就说过，“文有大法，无定法”，“定体则无，大体则有”，这里的体与法，说的就是写作的规则和撰写要求。西方人有写论文规则八条，被称为美式八股：一是研究背景，二是假设论点，三是想要论证或论辩的论点，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五是新的材料、信息、数据，六是统计分析，七是结论，八是作者的见解。据此来看，美式八股也不过是美国学校和学院专业人士、教师所要求的论文写作格式和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些要求内容和元素特性，对于学生或初入此道者，没有指导类的书籍或没有在教学环节中得以贯彻，恐怕也是难以掌握的。那么就规则而言，倒是应然中的必然，而就格式要求而言，则是必然中的应然了。在中国来说，一向反对文章作法和设立作家学校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曾多次说过文学创作要掌握“画眼睛”，这种不应该如何如何写的技巧，其实这也应算作是写作规则的。

写作规则和格式要求看来还是必要的。没有写作规则对写作活动予以规范，写作的成果或者说作品、论文就不能在学术界交流，不能在社会上传播，写作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没有格式要求来条理、规整写作内容，思绪和论点的文字表达就丧失了逻辑，要么让人不能了解文章的真实意义，要么杂乱无章，论点被淹没在叙述中，同样使写作的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我开的这门课，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既要讲学位论文写作特定的、规范的格式要求，又要讲学位论文规范格式规则指导下具体的写作要求。当然，规则是普遍性、普适性的，只要在学位论文范围，就必须遵守，这是规矩。而要求则随用而用，在写作实践中，当然需要遵守要求，但论文阐述的内容不同，要求则随之有更动，要求的规范性、规制力取决于具体性、针对性。为此，我感到，讲格式要求须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具体内容与实际要求相结合，一是论述要素与写作逻辑相结合，不能单纯讲规则、法程、要求，还得讲具体写作内容，讲规则的运用和适应要求的技术方法。

《金德万讲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这门课程作如下安排：首章是缘起。次之讲学位论文的形式特征和写作逻辑，包括写作的形式特征，专讲写作这种形式是一种劳动方式，有目的性，求真、求善、求美，是一种高尚的劳动；有特殊性，形式与内容统一，文心与文德的规范要求，是一种艰辛的劳动；有必要性，价值与意义、谋食与闻道、自由与必然，是一种必要的劳动。还包括写作逻辑，专讲写作的有关规律。再次讲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的说明，内容很多、规范性强，具体要求必须落实。随后讲学位论文写作的基本要素，包括立意、选题、材料、论证、论据与推理、结论，等等。

二、关于作为形式语言的写作格式

《中阿含经》五五《阿梨吒经》记录佛佗言云：“有人欲从此到彼岸，结筏乘之而度。至岸讫，作此念：‘此筏益我，不可舍，当担戴去。’于意云何？”比丘曰：“无益”。佛言，“彼人于岸边舍去，云何？”比丘曰：“有益”。佛言：“如是！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便欲弃舍，……况非法耶？”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大智度论·我闻一时释论》乃言：“善法应弃，何况不善法。”佛学中法系教义名词，乃梵文Dharma或巴利文Dhamma的意译，达摩、达磨、昙摩、昙无、昙都是其音译。法的含义和用法非常广泛。《五事毗婆沙论》卷上：“应知法声，义有多种。谓或有处所说名法，如契经说：汝应谛听，吾当为汝意说妙法；或复有处，功德名法，如契经说：苾刍当知，法为正见，邪见非法；或复有处，无我名法，如契经说：诸法无我，当知此中无我名法。法谓能持，或能长养；能持于自，长养望他。”此中能持、长养都是持的本义。《杂阿毗昙心论·界品》：“法者持也，持自性故名法”。凡持有特定性质和相状的现象，都称为法。《成唯识论》卷一定义作“法谓轨持”，窥基《述记》解释说：“轨”谓轨范，可生物解；“持”谓任持，不捨自相。前句指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能唤起认识的功能，使人们可以认识。后句指概念的稳定性，表现为自身本质之规定。《因明大疏》卷二释云：“法有二义：一能持自体，二轨生他解”，即表明了这个意思。随后该疏又就二者在判断中的功能申说“初之所陈（有法），前未有说，可以后说分别前说，方有屈曲生他异解”。易言之，“有法”为主体，“法”则为主体具有的属性，在概念上说，二者有同质性，从逻辑上说，二者又是相对的，即有法相对于法。法乃主体有助于目的实现的工具，有法一切法，法即为筏；法乃言语行为思维能持正见正行正意的轨则，诸法无我，筏即为法。比之于写作，写作系人借助语言文字的工具表达思维成果的行为方式，写作者有所思，即有所写，有所文，此时写作为写作者之筏；写作乃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写作者的思想，所言如所思，语言文字的表达在写作者所思和所言的框架内进行，此时，写作乃作为写作者之法。法相庄严，法意澄澈。

钱钟书先生解释讲经所言乃谓“戒执著胶固，免于今语所讥‘教条主义’尔”。他说，柏拉图语录尝言，至理而不可求，则涉世风波，唯有以人间颠扑不破之义谛为筏；若夫天启神示，譬则固舟也。斯乃西方古“筏”喻，寓“捨”义于言外；盖天道苟明，则如舟楫既具，无须以人道为筏矣。喻之筏者，亦可以喻之车，喻之梯，事异功同，如赵贞吉《重刻阳明先生文粹序》：“若行者抵家，则并车释之矣，何有于策？渡者抵岸，则并舟释之矣，何有如抴？学者而至入圣人之门，则并其名言丧矣？”；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雍正四年下记戴震语：“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辨似》：“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捨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当世哲人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谓：“倘明吾旨，则由吾言而更上陟焉，吾言遂无复意义，亦犹缘梯而升，尽级登高，则必舍梯也。”万按：此出《逻辑哲学论》，原文郭英译为，我的命题可以这样来说明：理解我的人当他通过这些命题——根据这些命题——越过这些命题（他可以说是在爬上梯子之后把梯子推掉了）时，终于会知道是没有意思的。他必须排除这些命题，那时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乃类释家“登岸舍筏”、“过河拆桥”、“到岸不须船”等命意，亦犹道家“得兔忘蹄、得鱼忘筌”之旨。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语词）与意义的关系，语言（文字）与写作的关系，都属于人类活动中活动目的与使用工具的关系，兹事体大，不是很容易就说清楚的。维特根斯坦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工具，这是指一般自然语言，也就是我们说的话，汉语、英语等。语言的形成和转换规则构成语言的语法，包括词法、句法和文法。如果转换规则已经形成了，那么这种语言就是形式语言，其语法就是形式语法。我们所说的“格式要求”就是形式语法的一部分。已经毕业的研究生，写出了学位论文，通过了答辩，好比是乘筏登岸了。这时候，“为什么写”和“怎样写”学位论文的一切法则，一切格式有没有必要“担戴”而去呢？当然没有必要，有那本学位论文足矣，这就是登岸弃筏。我讲这门课，就是说明学位论文写作的格式要求，就是讲学位论文的写作语法、写作规则，讲得好，诸君能明确我所讲的意义，自然有助于学位论文的写作，讲得不好，也不是无法（筏），那就只得靠诸君自己再寻舟楫，以登彼岸了。

说到讲得好不好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小问题。形式语法是人为的再创造，围绕学位论文这一写作目标归纳出共约性的一些写作规则，需要共同遵守的法则、格式，这是有难度的。一切人为再创造的形式语言，应该说既有语法的、格式的要求，也有意义的、特别学科范围的约束。学位论文要传达写作者语法方面和语义方面的信息，舍弃语法的信息要求，写出的是一篇专科的论文，舍弃语义的信息要求，写出的是一篇空洞的徒有形式的文字。这就要求回到舟楫，回到法（筏）上来，把该明白的弄明白。我们知道，在自然语言中，由于这种语言在符号上具有实用的机能，除了传达信息以外，还表现着语言的相关联系，比如传达感情、情绪，燕山雪花大如席，写这首诗的人不是睡毛毡的草原牧人，除传达了雪大、天寒，也带着乡情和地域遥隔所引发的惊诧的感觉。听者或读者不仅依靠语言的语法和语义来接受理解，也依靠听者或读者的心理联想、依靠他积累下来的个人的以及受社会制约的运用语言的全部经验。这是因为自然语言是历史地产生的，并且不仅起到传达信息的工具作用，而且具有心理的交际手段作用，所以语法和语义都要适应这种机能的要求。设想一个状况来说明：

在一次集体性聚会中，主持人提出创意，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设想自己是新郎或新娘，以此身份讲一句成语，具体要求是：“在新婚之夜，我说……（一个成语）。”每个人都明白这是一个语言陷阱，可以说是一个恶作剧，只有说得得体才能避开这个陷阱，但谁也逃脱不了身陷阱中。某甲说：“新婚之夜，我无可奈何。”某乙说：“新婚之夜，我一针见血。”某丙说：“新婚之夜，我兴高采烈。”某丁说：“新婚之夜，我一言难尽。”说话的人极力避开可能联想到性、身体，有关的床笫之言，最终还是无一幸免地落入陷阱中，引发大家的哄堂大笑和秘响旁通的点评。这个搞笑的游戏设置了一个状况，成为疏而不漏的天网，语词成为这个特殊语境中必定被捕获的猎物，在天下滔滔的语林中无处藏身，其意义总是逃脱不了天网的范围。格式也好、法则也好，这个设定就建构了这个语境的天网，说话者或者说写作者无论使用哪一个词、哪一段话，都受到这个天网的规约，语词的意义已经脱离了语词本身，不得不群蛾扑火一样地向婚床上堕落。这个状况表明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引起二十世纪以来众多人的研究。面对这一现象，要问的是，谁或者哪一只看不见的手导演了这场捉弄人的事件，是格式、规则还是语词、语言本身？是语境还是语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追究这一游戏的规范者是“权力”，他还进一步追究了把这种约定或格式化形成合法化所导致的后果并且将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联系起来。请注意，真理的生产与学位论文撰写是有联系的。他说：“哲学家，甚至知识分子们总是努力划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把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的领域分隔开来，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讶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试验这类抑制性的实施”而强制实现的。

三、关于写作与写作者的关系问题

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希望在一个民族全体成员的内在信念与行为方式中，寻找符合民族生活深重内涵的民法规则，德国历史法学派的这种立法主张曾经受到了马克思的强烈批判。马克思说：

诚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发展，历史学派的这棵原生的谱系树已被神秘的烟雾所遮盖；浪漫派用幻想修剪它，思辨又把自己的特性嫁接给它；无数学术果实都从这棵树上被摇落下来，晒干，并且被加以夸大地存放在宽阔的德国学术库房中。可是，实际上只须略加考证，就能够在种种天花乱坠的现代词句后面重新看出我们的旧制度的启蒙思想家的那种龌龊而陈旧的怪想，并在层层浓重的油彩后面重新看出这位启蒙思想家的放荡的陈词滥调。

然而，就在发表此文的不到半年时间里，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一文中就曾这样说过：

可是，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么人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同样，当私人想违反事物的本质恣意妄为时，立法者也有权利把这种情况看作是极端任性。

在同一文中，马克思还说：“任何伦理关系的存在都不符合，或者至少可以说，不一定符合自己的本质”。“当然，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针对“任何合乎伦理的事实都可能被理解为胡说和谎言的证明”，马克思指出：“这是那些并非为了尊重人而制定的法律的直接结果，这是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并不会由于人们从轻视人的物质本性转而轻视人的观念本性，要求盲目地服从超伦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而不是自觉地服从伦理的自然的力量而消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中，马克思再次地申述了这一观点：“立法者并不创造法律，它只是揭示和表述法律”。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则以更简洁的语言再次申言：“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应该说，马克思在更具有普遍性的领域实际上认可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主张：立法只是在记录和表述一个民族既存的各种事实。立法者如果制定出事实的、公认的民法，是能够准确地揭示一个民族的行为方式与社会秩序的观念，那么说在民法的（法理性）、民风的（伦理性）、民俗的（事理性）层面上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个底线的标准，因而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标准。法律本就是立法者对立法律条的制定，也可以说立法者以立法写作形成法律。立法写作必须既遵守立法的程序规范，符合立法程序充分反映民意的规则要求，还须遵守法律条文表述规范，符合律条制定的格式要求。中国古代有著名的“约法三章”，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汉元年十月，沛公兵遂先诸侯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侯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之。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饗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栗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

《索隐》注云：“杀人，伤人及盗。”《集解》应邵曰：“抵，至也，又当也。除秦苛政，但至于罪也。”李斐曰：“伤人有曲直，盗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几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张晏曰：“秦法，一人犯罪，举家及邻伍坐之，今但罪其身坐，合乎《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也。”《索隐》韦昭云：“抵，当也。谓使各当其罪。”今按：秦法有三族之刑，汉但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使之抵罪，余并不论其辜，以言省刑也。则抵训为至，杀人以外，唯伤人及盗使至罪名耳。我以为排校本今按是，唯两处标点错误，一“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此处逗号应移除；二“杀人者死，”此处逗号应改为句号，否则，“伤人及盗抵罪。”之句号应改为逗号，以符合语气流畅，而又三章各有分别。

在法学学科类的写作活动中，语文学、语辞学、语法学的格式要求十分严格，标点的误定、误置造成意义的缺漏和表达的失真，这是不可忽视的。对国外文献的传译，信达雅的要求十分明确，格式原本就具定了，但应用格式仍然会出现误差，这种误差又造成歧义，甚至不知所云。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哲学家，去年故世的罗尔斯教授在经典政治学理论著作《正义论》中提出“正义二原则”，译本是这样以汉语来翻译的：

第一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

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他们①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个人的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

政治学、法学及哲学学科对这一表述作下述理解：

第一原则：每一个人对于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体制都拥有相同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而这种体制与适合于所有人的同样自由体制是相容的（平等自由原则）。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它们所从属的公职和职位应该在公平的机会平等条件下对所有人开放（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其二，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差别的公平平等原则）。

对于这两大正义原则的翻译和理解，我们不能怪罪于何怀宏先生准确而又稍嫌刻板的译笔，更不能怀疑原意表达上的生涩，只能将写作中的误差和理解上的误识归咎于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解能力还不够，还力有未逮。我将罗尔斯的正义二原则这样来表述：

第一原则，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资格去要求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的充足配置，而这种配置要相容于对所有人的同样配置；在这种配置中，平等的政治自由且只有那些自由的公平价值，要得到确保。

第二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要满足两个条件才能相容于原则要求：（1）它们要依系于在机会的公平平等条件下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2）它们要最有利于最弱势的社会成员。

或许这样的写作仍然不能完整准确地反映罗尔斯原则的真义，无怪乎他老人家要花费一部厚重书籍的笔墨来阐述这两大原则。为此，我为两大公平正义原则的重新表述再申述如下：

其一，罗尔斯的正义之思，无论在《正义论》,无论在对待诸如正义、良序社会（wellorderedsociety）、良资或益品（goods）、社会之“好”（既有良善、和睦、洽切等道德、理想的意义，也有需求、喜好、适宜等功利、实用的意义）等基本概念，还是其包括理论切入点、思想进路在内的运思途径，无论将其理论立场说成是激进的，还是贴上正义上激进、自由上保守的标签，不能否认，罗尔斯致力于追求和索解的始终是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社会中共同生活而无法逃避，既然我们之间的价值观相差如此之大而无法统一，那么，必须采取哪些原则去规范和协调社会成员彼此的言行，才可能得到具有社会成员个体性差异的社会性普遍共识？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的问题，即理论的出发点在于，国家究竟有怎样的形态和特征，才能保证每个个体都能完全按照他自己想象的那样去生活，或者说，国家怎样才能保障公平平等的权利，以便使所有个体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去生活。在他看来，理论基点在国家上的重置多少游离开《正义论》的立场，但这是一个个体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个人必须在社会化过程中实现其个体化，同时又要在个体化过程中实现其社会化，关键是个体基础上的社会认同。

其二，在罗尔斯看来，正义不是超越于人类的现实条件并可能为人类的现实生存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而是社会成员之间对于先行于利益冲突的社会合作条件的公平规定。这个社会合作条件总是以制度的形式体现在社会基本结构之中，用于规范良序良俗社会基本结构的这一正义原则就不仅必须得到其成员的普遍同意，进而言之，正义原则更在于其必须诞生于普遍同意。这里的普遍同意，就是社会认同、社会共识，正是核心价值的反映。

其三，罗尔斯在证成原则的“无知之幕”理论预设中涉及到基本益品的概念，在英文原文中是以goods来表述的，这个词一般译为物品、商品，但罗尔斯赋予其新意，只能译作益品，或译为良性要素、良资，却不能简单地译成物件、物品、物资。在罗尔斯的语境中，设若社会成员各方是理性的，而之所以是理性的，乃是因为，他们知道，无论他们的天赋和自然资质怎样，无论他们的价值观和基于其上的生活谋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实现相应的生活目标，作为先决条件的总需求必须在基本程度上得到充分配置。这一充分满足基本要求的配置包括有：各种权利、各种自由、各种机会、收入、财富以及实现自尊所需的各种社会基础资源。这里包括其中的所指就是基本益品，乃是作为社会生活先决条件的基本要素，有物化的成分，更多是精神性的，也可以用“好东西”名之。俞可平先生出版了一本好书，书名就叫《民主是个好东西》，东西在此的用法与上述意义毫无捍格之处。

其四，正义原则的实现有赖于体现程序和实质正义的制度建设和相关规则体系。罗尔斯提出的“切分蛋糕”模型（为了使最后拿到蛋糕的人拿到的那块蛋糕是最大的，就应该有制定蛋糕分配规则的人最后去取蛋糕）正是一种体现程序正义又确保实质正义的操作规则，又称权力后置规则。我们知道，为了谋求一个好社会的理想境界，在制度安排上应该以民主原则保证公平，以制衡原则促进效率，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兼得，体现实质正义。那么，既要立足于民主，确立得到普遍认同的利益实现机制；又要立足于制衡，确立权力利益后置规则，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民主认同，普遍共识要求机制运行必须建立在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基础之上，这也是当代合法性概念的实质要求，权力利益后置，则指权力行使者的利益获取放在众人之后。这一规则要求权力拥有者或者公权执行人以理性谋划来实现对其私欲的限制，另一方面则以内在利益秩序的“需求性制衡”来取代外在的权力界限的博弈性制衡。而且，这种规则设计的实际效力同样必须以民主认同为基础和保障，否则就只会流于形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乃是对这一规则具有中国特色的通俗表达。“切分蛋糕”这一权力后置规则可以“七人派餐”来进一步演绎模型。七个人分派份饭，可能出现四种情况：一是七个人采取轮流分派的办法，但人是有私心的，每个人都只是在自己掌握分派的时候才能吃得最好。二是七个人中选派一个公道的人掌握派餐，一开始分派比较公平，大家吃得也满意，时间一长，人们纷纷拢络派餐的人，结果是大家普遍感到不公平。三是组成三人一组的派餐委员会和四人一组的监督委员会，这样派餐的公平是达到了，但分到手的饭菜都是冷冰冰的，因为争论这一碗那一碗是否公平需要时间，监督这碗多那碗少又需要时间。四是仍然采取轮流分派的方法，只是增加一个规则，那就是派餐的人最后去取自己那一份饭菜。这样为了保证分派的人能吃到与大家同样的饭菜，执掌派餐权力的人首先要保证分派的公平，其次要快速地分派好饭菜，因为他并不知道那一碗是别人不取剩下留给他自己的，又要保证自己不至于吃冷饭。这样的结果就是不但每一碗饭菜分派是公平的，而且还热气腾腾。这个派餐的故事喻示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政治制度安排的典例。第一种制度安排，表示原始的民主规则，因为每个人都要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这种规则虽然符合私人领域的利益需求，在社会领域或者说在集体生活、社会共同体中实行则结果很不好。第二种制度安排，表示贤人在位的贤者、精英政治，深入一步追究则可以说是一种德治为表象的人治体制。同时也说明了，环境与人的关系，贤者、精英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却不能构成一种长效机制，最终的结果非但并不理想，实际效果也是很不公平的。第三种制度安排，表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其核心是权力在施行过程中必须实行制衡机制以限制权力，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可以解决公平的问题，却又带来效率上的危机。第四种制度安排，既不同于现代民主体制，也不同于原始的民主规则，而是对二者的构成与整合，也就是说，用民主原则保证公平，以制衡原则促进效率，最终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掌权者利益后置正是实行这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机制。

写作者借助语言文字以写作的方式来表达思维的成果，在写作活动中，写作者必须服从于作为写作手段的语言文字的格式要求，语言文字的法则对写作者实行控制，而写作者思维成果的对象性学科领域又以学科的规范对写作者实行表达意义范围的控制，这种控制同样落实到作为工具手段的语言法则上，当然这属于语义学的法则，学科范围、学科规范、学科界限属于学科背景的问题，这就使得写作进入思想史的范围，其实成功的写作成果本身就构成思想史的史料。诸君会提问，思想史研究是否因此而与属于语言学范围的语文学、修辞学、文字学、词汇学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关联呢？正缘于人们的思想总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且诸如概念、术语、范畴这一类思维的基本元素或要件也必须借助于语言的符号作用来构建思想的完整体系，语言乃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在思想史研究中，不注意语言中语文学的、修辞学的、文字学的、词汇学的各种语言要素之间的各种关系，必定会发生各种离奇的误解。在哲学研究中，二十世纪曾发生语言学的转向，也是强调哲学中的语言学要素的重要作用。后期维特根斯坦曾多次强调：“语词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维氏的重要贡献之一也就是从语言入手，由此将他的哲学探索深入到现实哲学的核心之中，槌幽探险、阐隐研几，以求问题的解决。解读思想史著作文本自应注意“语词的意义”，把握特定的语境。写作成果无不是语言文本，特定的语言文本负载特定的语言意义，此乃不争之事实，却为相当多的研究者所忽视。另则，从语言学的历史发展来看，语言中的各种要素及其附着的意义也是变动和发展的，同一语词在不同时代往往含义是不同的。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理解上必须从历史语境中去把握特定语词的含义。昆延·斯金纳在1988年发表的《对我批评者的一个回答：在意义与语境中》一文中说：“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在其辩论中用法的历史”。在历史语境中把握思想史发展的状况、探究有关思想史发展的脉络、探究有关思想史问题的意义，则须运用修辞学、语文学、语用学、语言学的方法手段，对既有的思想史研究文本作出别开生面而又切中肯綮的诠释。实现思想史研究具体写作与语言学的贯通。贯通乃是整体观的具体化充分的体现，并不是输入一个新的思维框架就能达致的。同样以昆延·斯金纳与博·斯特拉思主编的《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为例，面对民族国家的消亡即将来临的话题，特别注意在历史语境中用历史的方法描述并分析变化中的国家——这个政治话语中最重要的名词及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并对国家的历史、理论基础及其前景进行反思，时间横跨中世纪直到20世纪后期。将思想史变成话语史，将思想史放在思想文化和话语的背景中加以诠释，这是贯通性写作一个极高妙的范例，因此泽被士林，影响既深且广。公务员之家:

写作与写作者的关系问题是主体活动与主体自身的关系问题，我们将写作看作一种人类特有的活动，看作为脑力劳动，看作为以思维活动为主，以语言文字为工具手段，创造精神成果的必要劳动。写作与写作者的关系就成为劳动和劳动者的关系。马克思在考察“专属于人的劳动”时特别地提到蜘蛛与蛛网，他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候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识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一）写作是一种劳动方式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劳动是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物，使之适合于人类社会生活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是人类特有的活动，而且是人类能够创造价值，有意义的活动。劳动与活动的区别在于现实的、必要的价值性，以写作这种劳动和恋爱这种活动来说明。说写作，孜孜矻矻，勤于笔耕，或者现在换笔了，的的答答，思绪与字符在屏幕上跳跃；说恋爱，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一则紧张迫切，一则温婉舒缓，在文字的表达上都有着节奏上的差异。恋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活动，有活动主体，彼此互为对象，有活动目的，通过恋爱这种交往活动，增进相互了解、融通感情，建立排他性的、共约性的爱情，但爱情是不可以价值来衡量的，应该淳然是感情上的共通与共约，当然在商业的物化社会中，恋爱可能带有物质性的条件和物质性的要求，但就活动的目的建立爱情而言，只能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写作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活动——劳动，有劳动主体，即写作者，有劳动目的，通过思维活动创造有价值的作品，学位论文的写作，就是要通过写作活动创作出符合学位论文要求、可以通过答辩的学位论文，目的是明确的，价值也体现得十分鲜明。

（二）作为劳动方式的写作要具备基本的劳动要素

劳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是使用人类自己的工具进行的。作为劳动方式的写作主要归属于脑力劳动范畴，主要由思维活动的投入和精神产品的产出体现出来，因此写作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劳动要素：其一，写作者创造作品的活动，也就是写作者本身；其二，写作对象，写作的思维活动集中所在的知识系统及其基础性的历史世界和现象世界；其三，写作工具，创造作品所需使用的语言文字及语法语义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