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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法规范文10篇

时间：2023-06-16 17:27:38

法律和法规

法律和法规范文篇1

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律工作委员会（“法工委”）下设了法规审查备案室，专门处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等法律规范的违宪与违法问题。这项措施对于维护国家的法制统一和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应具有积极意义。

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了专门的备案审查机构，使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的法制统一目标及其所涵盖的审查机制更便于实际操作。如果能获得有效的实施，这项制度将极大地推进中国的宪政和法治，甚至可以说是标志着中国宪政时代的开始。

笔者在这里探讨法规审查备案制度所涉及的几个基本问题。在审查主体问题上，宪法第67条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严格地说，无论是法工委还是其下属的法规审查备案室都不具备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力。但这并不表明宪法规定的“解释”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有权力。在贯彻实施宪法和法律的过程中，所有的国家机关都必须适当理解和“解释”宪法和法律的相关条文，因而宪法第67条只能被理解为授予人大常委会以最高（而非专有）解释权。因此，在职能问题上，法规审查备案室无须严格限于“备案”。由于人大常委会及其下属委员会的工作非常繁忙，因而一般不可能对有关违宪和违法的个案申诉作出全面深入的调查。这项工作不可避免地落到了为此而专门设立的机构-法规审查备案室-身上。法规审查备案室应该像处理正常的法律争议那样，全面调查申诉所涉及的相关事实，并对所适用的宪法和法律解释提供建议和详细的说明。当然，由于现行宪法和《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法规审查备案室无权对争议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决定。它的职能是为人大常委会最终作出的投票表决提供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是人大常委会在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过程中的职业“法律顾问”。

应当指出，由于法律规范审查被公认为司法职能，当今世界各国所采取的主流模式是司法审查模式，通过以普通法院（美国）或专门法院（法、德）进行法律规范的合法性与合宪性审查。相比之下，中国目前采取的立法审查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如果可以保证法规审查备案室人员的司法素质，这种不足应该是可被克服的。因此，在人员选定过程中，候选人的法律职业能力必须被作为最重要的考察因素。最关键的是，法规审查备案室必须按照司法化的程序来处理宪法和法律争议，且提出争议的程序也必须正规化和法治化。法规审查备案室可以同时处理抽象争议（关于法律规范在抽象意义上违宪或违法的主张）和具体争议（特定当事人因利益受到影响而提出的法律规范违宪或违法的主张），但提出抽象争议的主体应限于宪法或法律指定的国家机关，提出具体争议的主体则应扩大到普通公民，而所有符合程序规定而提出的争议都必须受到严肃的实质性审查。可以想见，这项制度可能会产生大量的宪法和法律争议，因而超出一个法规审查备案室所能承受的限度。但是这种现象-如果发生的话-不应该被理解为任何意义上的“灾难”，而是宪政和法治的福音，因为它意味着法规审查制度正在解决中国社会在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遇到的宪政和法治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成功的试点，中央的法规审查备案制度应该被逐步推广到全国各地。

法律和法规范文篇2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基本要求有四个方面：一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二是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四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在继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把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摆在更为突出的位置。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要求，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改革开放29年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经过各方面共同的、不懈的努力，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宪法为统帅，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七个法律部门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三个位阶层次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

加强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工作，就是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使宪法和法律真正成为推进依法治国的准绳，真正成为全社会一体遵循的行为规范。

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要重点抓好以下四个环节。

一是依法执政。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依法执政，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带头贯彻实施宪法和法律，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为全社会作出表率；督促、支持和保障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制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重大决策、重大政策与宪法和法律之间的关系，善于使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并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善于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事务。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是依法行政。就是要使政府的组织、政府的权力、政府的运行、政府的行为和活动，都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都受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和约束。确保行政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性文件同宪法和法律保持统一和协调，注重配套法规规章的制定和实施，充分发挥我国法律体系的整体功能。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核心的现代行政执法观念，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形成职责权限明确、执法主体合格、适用法律有据、救济渠道畅通、问责监督有力的政府工作机制。

法律和法规范文篇3

关键词：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宪法修正案

一、更名的科学性

《宪法修正案》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取代法律委员会，完全符合我国的宪法规范与宪法设计，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具有以下制度设计优势。

（一）有利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职能的统一

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承担着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若在全国人大之下另设一个专门机构——宪法委员会，则会导致与法律委员会功能的重叠；若将宪法委员会设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则有落空的可能性。巧妙地将“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仅能使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且还能比较好地解决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关系。此外，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为监督宪法与法律实施的具体机构，直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担负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工作。这样就避免了在全国人大之下另设一个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列的宪法委员会，而导致当宪法委员会认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或解释的宪法草案违反宪法时如何解决的窘境。

（二）避免合宪性审查机构级别过低的问题

在此之前，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下设的法规备案审查室进行备案审查。法规备案审查室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的一个工作机构，并不是全国人大的专门委员会，级别过低。因此，将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避免合宪性审查机构级别过低的弊端，使审查机构的级别与审查法律文件的位阶相匹配。

（三）减少改革成本，突出自身的专业性

改革有成本是一个必然事实，要减少成本必须讲究改革的方式和方法。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设立了10个专门委员会，将法律委员会更名为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法律委员会的日常工作还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来承担，无须大幅度调整工作机制，没有较大变动所带来的各种风险。这是在充分尊重我国现有宪法制度安排下进行的一次震动较小、过渡平稳的改革。此外，与法律委员会相比，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保证宪法实施、推进合宪性审查方面更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更有利于合宪性审查迈出关键性的一步，以维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宪法实施监督机关的权威和核心地位。

二、合宪性审查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

（一）忠于立宪精神的原则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精神和原则是立宪的核心。我国宪法原则有党的领导原则、人民主权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社会主义法治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行使合宪性审查权时，应当做到“三个必须”，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恪守宪法原则，必须强化宪法宣传教育，同时应保持宪法监督机构的谦抑性，在具体问题中平衡宪法稳定、公民权利和社会改革之间的关系。

（二）法定程序原则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所承担的合宪性审查职能是专业性、政治性和权威性并存的工作。为了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合宪性审查工作需要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如由什么机关提出审查、审查的对象、审查的权限、审查的法定期限、审查听证程序等。设定合宪性审查法定程序原则也是确保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遵循立宪精神和原则的法律手段之一。

（三）高效原则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时，不仅要忠于《宪法》、法定程序，还需要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合宪性审查机制的执行力和实际效能。很多学者担心，一旦放宽公民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的限制条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就会被大量的宪法案件所淹没，同时大量的信访以及陈年堆积的问题也将随之而来。另外，此次《宪法修正案》把“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写入了《宪法》。随着地方立法权的下放，由于全国设区的市立法能力欠缺，更容易导致立法内容与《宪法》相抵触的情况发生。这时，合宪性审查案件的数量必然会增多。因此，提高合宪性审查的效率需要在制度细节上作出细致周密的设计，以充分发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的职能。

三、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积极行使合宪性审查权

合宪性审查工作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既不能靠某个机构单打独斗，也不能“九龙治水”，而是需要相关机构合力，使用“一个拳头”出力，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在现有制度资源的基础上，尽快在实践中吸取先进经验，完善和健全具体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和制度。

（一）明确审查范围

《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审查”与《监督法》第五章“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对备案审查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明确将备案审查室的审查范围限定为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司法解释以及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而合宪性审查和备案审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应扩大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作出的决定、规章及以下规范性文件，党内文件、党政机关和高级官员的行为也有可能被涵括进来。总而言之，与备案审查工作相比，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应是全覆盖，涉及的审查对象应更加广泛。但是不能草率地将合宪性审查范围对象随意扩大，否则会使合宪性审查工作无法有效开展。只有以明确的法律规定合宪性审查的范围和对象，才能真正实现合宪性审查的全面升级。

（二）细化审查标准

根据我国政治运行现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合宪性审查标准应分为形式合宪性审查与实质合宪性审查两个层面。

1.形式合宪性审查。就形式标准而言，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从制定法律的依据、立法主体权限以及立法程序是否合宪等角度进行合宪性形式审查。如果形式上不具有合宪性，那就不必对其继续进行实质合宪性审查。形式合宪是法律合宪的基础，通过建立一个形式合宪的整体审查标准，有助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直接将法律文本与宪法文本相对比便可作出宪法判断，而无需对宪法事实进行审查。

2.实质合宪性审查。就实质标准而言，由于实践中立法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法律文本与宪法内容明显不一致的情形有所减少。前文已论述合宪性审查工作必须遵循忠于立宪精神的基本原则，所以在实质合宪性审查层面，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把关注点放在法律本身是否与宪法精神和基本原则相违背上。具体来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可以使用比例原则进行合宪性审查。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以及手段与目的是否相称三个方面。在运用比例原则进行合宪性审查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要坚持谦抑性，除非有明显证据证明其违反了《宪法》，否则应当在逻辑上推定立法行为合乎《宪法》，即采用合宪性推定的价值预设进行审查。

（三）明晰审查模式

我国采用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和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主导的合宪性审查模式，包括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事先审查就是立法公布之前的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下设的法规备案审查室，在立法过程中会删去立法草案中与《宪法》相抵触的内容。事后审查则是在法律颁布后，对实践中发现的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权力行为与《宪法》相抵触的地方进行审查。鉴于事先审查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普通公民无权向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提出合宪性审查的申请、法律颁布后可能存在违宪的情形无法解决、以书面审查为主的审查模式缺乏对抗性和透明度等。因此，在事先审查模式的基础上，必须加强合宪性的事后审查。

（四）健全审查程序

1.完善审查流程。依据我国目前人大制度运行的实际情况，可以将合宪性审查制度分为三个层次进行构建。第一，法规备案审查室受宪法和法律委员的委托，继续行使合宪性审查的启动权。由备案审查室承担该职能的原因在于，法规备案审查室已经研究制定并出台了较为完备的备案审查工作规程，积累了丰富的判断规范性文件是否合宪的经验，由其启动合宪性审查是相对合理且可行的一种选择。第二，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行使合宪性审查的审查权。备案审查室决定该法律文本进入合宪性审查启动程序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从形式与实质标准两个层面对某一法律条文或法律全文进行审查，并作出“合宪”或“不合宪”的判断意见。第三，全国人大及常委会行使合宪性审查的最终处置权［7］。但是，并不能一概而论地将合宪性审查的决定权归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当审查内容仅涉及程序性问题时，可以授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直接作出处置公告。当审查内容涉及实体审查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将宪法判断的意见移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由其进行最终表决，这样才不会动摇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地位。

2.明确申请主体的资格。根据《立法法》《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的规定，目前我国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分为主动启动和经请求启动两类。主动启动的主体是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及法制工作委员会，赋予其主动启动合宪性审查的主体资格是符合法律逻辑和法律现实的。有权请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分为有权提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要求的主体和有权提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建议的主体。前者包括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后者包括除前述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实践中，赋予前者提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要求的主体资格是非常有必要的。由于后者启动主体资格和条件过宽，若赋予其启动主体资格，则会导致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受理的合宪性审查案件过多。在过去的一些实践中，存在公民向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建议审查某些行政法规的案例。

例如，2003年，三名学者就孙志刚事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一个月之后，这项法规即被新法所替代。当然，公民提出的审查建议并不是每次都能如愿。如2007年茅于轼等69名教授连续两次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院法制部门联名提出《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以上两个案例结果出现巨大反差的原因在于，《立法法》只是对可以提出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建议的主体资格作出了相关规定，但缺乏限制性条件和可操作性规则。因此，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需要制定配套、严谨的提请程序和规则，例如，申请者提出的合宪性审查建议必须与自身利益相关，并且以穷尽其他救济手段为前提；又如，申请者需要提供初步的能够证明相关法律文件违宪的规范性依据；再如，申请者需要在法定时效期间内提出合宪性审查等。因此，待我国法治环境相对成熟、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得以支撑时，有权提出合宪性审查建议的主体资格可以赋予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当然，宪法和法律委员会需要制定严格的提请程序和规则。

3.建立审查听证制度。之前的法规备案审查主要是以书面审查为主。为了提高合宪性审查的公正性和可信度，扩大合宪性审查中的公众参与度，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在审查过程中增加论证、听证等程序，提高各方主体的参与度。对于论证及听证的结果，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不能置之不理甚至弄虚作假，应当给予正式的含有法定理由的反馈，可以在网络上以公报等形式进行公布。

4.建立筛选机制。针对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民提请合宪性审查建议的情况，为了避免宪法案件堆积如山，可以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宪法案件筛选机制。相对完善的宪法案件筛选标准包括提请审查建议主体具备利益相关性、基本权利相关性、基本权利受损、穷尽救济等。只有构建这样一套相对合理的筛选制度，才能形成过滤网，对宪法案件数量加以控制，提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充分发挥合宪性审查的优越性。有学者曾经说过：“我们不能把合宪性审查简单化或神化，（指望它）一建立就会运作得非常好。”合宪性审查制度是通过实践不断发展的。随着合宪性审查工作契机的到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要始终坚守宪法定位，在履行合宪性审查特定功能的同时，注重程序规则的制定和完善，把宪法监督落到实处，为全面依法治国向纵深发展提供原动力。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需要不断在实践中稳步推行。

参考文献

［1］.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2017-10-18/2018-5-20.

［2］范进学.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宪法修改［J］.学习与探索，2018，（3）.

［3］曲辰.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维护宪法权威［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01-26（01）.

法律和法规范文篇4

这是依法治国方针的具体体现。党是执政党，党章强调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党员不只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还要成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模范。这是党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对党员提出的肯定要求。这也是对党员先进性的要求。近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沦为人民的罪人，丧失了作为一名党员的应有职责。

(一)遵守法律法规是对党员先进性的要求。

指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政党、团体等)和公民个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去从事各种事务和行为的活动。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要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施。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制定了大量的法律，遵守法律法规。但却不能在社会中得到遵守和实施，令不行，禁不止，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那也就失去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尊严。把法律交给亿万人民，使人民成为法律的主人，实质上是要让人们思想观念上知道什么是法，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保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以法律为武器，勇于同各种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做斗争。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模范地守法也是先进性的体现。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需认识到守法的必要性。第一，守法是遵从党的主张、人民的意志的需要。法律反映了党的政定了自己的法律，就要遵守自己的法律。第二，守法是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与国家，群众与群众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利害抵触。但是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眼前利益和久远利益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这种情况下，法律总是以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党员遵守法律，有时可能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但这是服从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包括服从了自身的久远利益。第三，守法是公民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并为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证和其他保证。同时我国宪法和法律又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受法律维护和遵守法律一致的精神，要求公民享有权利，又必需履行义务。只有广大公民都守法，才谈得上人人享有权利和自由。第四，守法是有力打击违法犯罪的需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还大量存在各种犯罪活动还很猖狂，特别是一些社会美好现象沉渣泛起，极大地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富平安，危害了国家平安、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党员不能自觉守法，就不能有效地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就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党员要模范地遵国家的法律法规。

必需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需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历届党章都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清楚地告诉我党必需重视依靠法律实现自己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就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领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逾越于法律之上。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守法中存在问题。总的来看，干部、党员、群众甚至执法机关的干部、党员和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不多，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强，缺乏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习惯，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得到认真的遵守。概括起来主要表示在以下几个方面：

法律和法规范文篇5

党章强调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这是依法治国方针的具体体现。我们党是执政党，党员不仅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还要成为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模范。这是我们党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对党员提出的必然要求。这也是对党员先进性的要求。近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沦为人民的罪人，丧失了作为一名党员的应有职责。

一、遵守法律法规是对党员先进性的要求。

遵守法律法规，是指各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政党、团体等）和公民个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去从事各种事务和行为的活动。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要使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实施。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却不能在社会中得到遵守和实施，令不行，禁不止，法律也就成了一纸空文，那也就失去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尊严。把法律交给亿万人民，使人民成为法律的主人，实质上是要让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知道什么是法，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保证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以法律为武器，勇于同各种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做斗争。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的共产党员，模范地守法也是先进性的体现。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认识到守法的必要性。第一，守法是遵从党的主张、人民的意志的需要。我们的法律反映了党的政定了自己的法律，就要遵守自己的法律。第二，守法是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与国家，群众与群众之间没有根本的、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但是，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个体与整体之间、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有时也会出现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总是以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党员遵守法律，有时可能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但这是服从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包括服从了自身的长远利益。第三，守法是公民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并为公民行使权利和自由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障和其他保障。同时我国宪法和法律又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受法律保护和遵守法律一致的精神，要求公民享有权利，又必须履行义务。只有广大公民都守法，才谈得上人人享有权利和自由。第四，守法是有力打击违法犯罪的需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各种违法犯罪行为还大量存在，各种犯罪活动还很猖狂，特别是一些社会丑恶现象沉渣泛起，极大地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害了国家安全、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党员不能自觉守法，就不能有效地同各种违法犯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就不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二、党员要模范地遵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正确处理党与法的关系。

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的特权。”从党的十二大开始，历届党章都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党必须重视依靠法律实现自己的领导；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就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领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党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党员要模范地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还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守法中存在的问题。总的来看，我们的干部、党员、群众甚至执法机关的干部、党员和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法律知识不多，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不强，缺乏依法办事的自觉性和习惯，有相当一部分法律、法规和规章没有得到认真的遵守。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意识十分薄弱。由于长期封建意识的影响，我国公民包括广大党员的法律意识的缺乏尤为突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现代法制建设和公民包括广大党员法律意识的影响表现在：强调人治、忽视法治，“替民做主”、“权大于法”、“以言代法”、仰仗“青天”等思想严重存在；“防民、治民”的法制观念；“法就是刑”的观念；“坐堂办案，官无悔判”的观念；轻视诉讼的观念等等。有人说中国人是当代世界最不守法的民族，虽然偏激，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同样是遇红灯，西方人走在街上不管有没有车都会主动停下，而中国人看到没有车，就不会理睬红灯而走过去。执法犯法在许多地方已相当严重和普遍，也是我国近期法制建设中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封建特权，早已为当代法制所唾弃，但在我们社会中仍有广泛的影响。

第二，违法犯罪现象还十分严重。由于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教育体制等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封建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某些腐朽思想的严重影响，人们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法律意识及道德修养还比较差，各种违法犯罪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门的打开，新鲜空气进来了，“蚊子、苍蝇”也进来了，一些在新中国成立后早已绝迹的犯罪现象又重新出现了，如现象、贩毒吸毒现象、现象、黑社会现象等等卷土重来，而且屡禁不止，大有发展蔓延之势。传统的杀人、故意重伤、抢劫、放火、投毒、爆炸、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活动虽然几经“严打”，但仍然非常猖獗；网络犯罪等新的犯罪现象不断涌现，党政领导干部犯罪还有蔓延之势，司法、行政执法人员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案件和人员大量存在，社会生活其他领域也大量存在违法犯罪现象。

法律和法规范文篇6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岔河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任务，做到“四个牢牢把握”，坚持“四个更加注重”，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为主要目的，以培育法治文化和全面提升公民法律素质为根本任务，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和法治乡镇创建为重要使命，以完善优化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体制机制为有力支撑，紧紧围绕广大公民学法用法的实际需求，多层次、全方位、广覆盖地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传播法治思想，培育法治文化，推进法治实践，为我镇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二、主要目标

坚持围绕镇党委、政府工作大局，坚持法制宣传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和公民道德教育有机结合，注重公民法治精神的培育和法治文化建设，通过开展深入扎实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传播法治理念，培育法治信仰，弘扬法治精神。将法制宣传教育渗透到社会管理、教育、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努力实现法制宣传教育理念和手段与全社会学法用法需求相一致，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与全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与人们群众对法治社会的期望相一致。进一步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法治意识，促进社会和谐；进一步增强领导干部、公务员和执法人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促进公正司法，廉洁执法；进一步增强政府和社会组织依法管理社会事务意识，提高社会管理法治化水平；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形成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

三、遵循的原则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紧围绕我镇“十二五”规划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和中心工作，部署和落实法制宣传教育各项工作任务，服务经济结构调整、服务自主创新、服务生态文明建设、服务保障改善民生、服务社会和谐稳定，助推岔河基本现代化建设。

坚持关注民生、服务群众。紧贴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满足人民群众对法制宣传教育的新期待和新需求，从人民群众的需求出发，利用多种形式广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

坚持传承经验，求实创新。总结、传承、推广25年普法工作经验，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结合岔河实际，创新工作理念、丰富宣传内容，改进宣传手段，完善工作机制，力求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效益最大化。

坚持分类指导，注重实效。根据不同对象，不同行业，不同部门的特点和法律需求，因地制宜，分类施教，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宣传，提升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坚持学用结合，普治并举。以争创全市“法治镇”为载体，把法制宣传教育与多种形式的法治实践结合起来，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营造浓厚的学法用法氛围，深入开展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提高村(居)民主化管理水平。

四、主要任务

(一)围绕宪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国家基本法律开展法制宣传。突出抓好宪法的学习宣传，引导全镇人民进一步增强宪法意识，牢固树立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观念，牢固树立国家一切权利属于人民的观念，牢固树立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形成崇尚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良好氛围。突出抓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宣传，牢固树立并自觉践行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理念。突出抓好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和法律规定的学习宣传，增强公民的国家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引导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各项事务。

(二)围绕促进经济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学习宣传关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调控、产业结构调整、财税金融、投资融资等法律法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学习宣传农村基本经营、农村土地管理、农业支持保护、农村民主管理和农村金融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学习宣传资源节约和管理、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节能减排和低碳循环经济、气象监测和预报、防灾减灾等法律法规，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学习宣传推进科技创新、加强自主创新、人才流动管理、知识产权保护等法律法规，促进创新型社会建设。学习宣传城镇规划建设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三)围绕社会管理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社会管理法治化促进社会管理科学化。学习宣传维护国家安全、保障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等相关法律法规，维护社会和谐。学习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管理水平；学习宣传文化文艺、网络电信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新闻传播和文化市场管理；学习宣传维权、信访、调解、诉讼相关法律法规，创新矛盾纠纷化解方式，完善“农村法律顾问”制度，引导公民依法理性有序表达利益诉求。

(四)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学习宣传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法规，规范公权运行。学习宣传社会保障、住房改善、医疗卫生、社会救助、收入分配等法律法规，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学习宣传劳动就业、劳动合同、劳动争议处理等法律法规，促进建立和谐劳动关系。学习宣传房屋征收与补偿、医患纠纷、土地征用与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法律法规，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学习宣传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道路交通交通安全、抗灾救灾、公共卫生等法律法规，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学习宣传法律救济、法律援助以及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和弱势群体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五)围绕反腐倡廉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领导干部和公务员为重点，加强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审计法和廉政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条规的宣传教育，坚持反腐倡廉法制宣传教育与政治理论教育、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相结合，不断增强全镇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反腐倡廉意识，提高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促进廉政法制文化建设。

(六)围绕法治文化建设开展法制宣传教育。通过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权威的氛围。开展丰富多彩的法治文化活动，使法制宣传教育与群众文化生活相结合，丰富法治文化活动载体和形式，营造浓厚的法治文化氛围和宣传声势。

(七)围绕推进法治实践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充分发挥法制宣传教育在法治岔河建设中的先导和基础作用，深入开展“法律六进”工作，引导和推动各层次、各领域的法治实践活动。突出抓好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关于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等宣传教育，大力推动法治岔河创建活动，提升创建质量和水平。大力开展创建“民主法治村(社区)”、“崇法示范户”和“诚信守法企业”等活动，引导广大公民自觉有序地参与依法治企、治村、治校等法治实践活动。

五、对象和要求

法制宣传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

(一)切实加强领导干部教育。领导干部要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学习的重要内容，带头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依法决策、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推进领导干部法制宣传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健全和完善党委(组)理论中心组集中学法、法制知识讲座、法制培训等制度，创新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方式方法，如网上学法、一周一卡学法，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制度化。把法制教育纳入领导干部理论学习规划，纳入党校和公务员培训机构教学课程，促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

(二)大力推进公务员学法守法用法。重点加强宪法、通用法律知识和履行职责相关的专门法律知识学习，不断提高公务员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建立健全公务员日常法制教育、法律知识培训、考试、考核等机制。公务员法律知识学习培训时间每年不少于2次40学时。

(三)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重点加强有关青少年权益保障、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制意识。进一步健全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格局。各中小学聘请法制副校长，每学期两堂法制课，做到教学有大纲，授课有讲稿，任课有老师，课时有保证。

(四)积极开展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制宣传教育。围绕提高诚信守法、依法经营、依法办事的观念和能力，加强科技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严格落实企业经营管理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制度，把财税金融、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法律知识纳入企事业负责人培训内容，把依法决策、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作为考核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业绩的重要依据。进一步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推动企业依法诚信经营。扎实推进企业职工法制宣传教育，引导职工遵纪守法，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五)扎实开展农民法制宣传教育。结合新农村建设实际和广大农民的现实需求，宣传与农民生产生活有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农民依法参与村民自治和其他社会管理活动，提高他们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能力。加强农村“两委”干部法制培训，每年不少于一次，提高他们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基层事务、防范和处理矛盾纠纷的能力。继续发挥好农村普法小红本、小顾问、小喇叭等普法载体作用，开展“崇法示范户”创建等活动，加强对“法律明白人”、村级调解员等对象的教育培训，充分发挥他们在开展法制宣传、法律咨询和化解矛盾中的作用。加强流动人口法制宣传教育。

六、时间部署

第六个五年法制宣传教育规划从2011年开始实施，到2015年结束。分为三个阶段。

(一)宣传发动阶段。2011年。各单位要根据本规划研究制定本单位的五年普法规划，做好宣传发动工作，营造浓厚的社会氛围。

(二)组织实施阶段。2011年底前至2015年。各单位依据本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年度计划，认真组织实施。2013年开展中期检查督导。

(三)检查验收阶段。2015年下半年。在镇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镇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验收。

七、组织领导和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领导，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亲自抓，以保障各项任务的落实。

法律和法规范文篇7

一、开展爱国主义和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意义

开展爱国主义和法制宣传教育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法制观念、提高法制意识，促进峨山团结稳定的重要手段。当前，我镇各项事业进入关键时期，开展爱国主义和法制宣传教育对于保障我镇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具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宗教活动场所开展爱国主义和法制宣传教育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举措，是构建和谐宗教，保障宗教领域长期安定团结的内在要求，是实施依法治镇的重要保证，也是提高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法律素质的重要途径。开展此项活动，有利于增强宗教界人士的祖国意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有利于推进“五五”普法进程，有利于形成宗教界和信徒群众学法、知法、用法、守法良好氛围和自觉维护法律尊严。

二、指导思想、目标、内容和对象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结合我镇实际，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高度，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和法制宣传教育，不断增强宗教界人士和广大信徒群众的爱国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使其自觉遵守法律，维护国家安全，抵御宗教渗透，自觉接受宗教事务管理，依法开展宗教活动，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为构建和谐××服务。

(二)总体目标。紧紧围绕爱国主义和法制宣传教育这个主题，掌握情况，摸清底数，加强教育引导，培养爱国爱教人才;增强宗教界和信教群众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以及遵纪守法的自觉性;推进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完善制度，建立长效机制，确保宗教界的和谐稳定，维护我镇长治久安。

(三)主要任务

1、紧紧抓住宗教活动场所开展爱国主义和法制宣传教育活动的契机，开展对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的普查工作，摸清底数，掌握情况，造册登记，加强管理。

2、对全镇宗教活动场所教职人员宣传普及法律、法规基本知识;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进一步健全宗教活动场所管理规章制度，完善宗教活动场所民主管理制度，形成长效机制，积极构建和谐宗教活动场所。

(四)宣传学习教育内容。围绕宗教界人士生活中的重点涉及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突出抓好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刑法》、《物权法》、《宗教事务条例》、《集会游行示威法》等法律、法规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教育。

(五)宣传教育对象。宣传教育活动做到宗教活动场所全覆盖，对象是我镇基督教的全体教职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时间安排、方法和步骤

此次开展法律宣传教育的时间自2009年2月起至12月底结束，分四个阶段进行。

(一)调查摸低阶段(2009年2月至5月底)。对我镇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进行普查，摸清底数，掌握情况。通过摸底调查，真正撑握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教职人员的真实情况，登记造册，形成数据资料库报县宗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中要注意讲究策略，防止造成不必要的猜疑和产生对立情绪。要与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负责人沟通思想，形成共识，防止引起误解。

(二)、开展宣传教育，学习法律法规阶段。(2009年6月至9月)。组织广大宗教教职人员学习法律法规和政策，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增强法制意识。要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为依据，制定和细化教育具体方案。

一是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

二是与广大宗教教职人员的思想实际相结合。

三是与宣传介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开展培训工作相结合。

四是与加强宗教活动场所管委会班子建设相结合。

五是与解决实际困难相结合。

六是与创建和谐宗教活动场所相结合。

法律和法规范文篇8

[关键词]立法不作为类型现状完善

关于养路费的问题，最近为媒体和大众所关注。此事最早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在《检察日报》发表名为《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1的文章引发，文章表示，“在目前的法律体系内，《公路养路费征收管理规定》关于征收养路费的规定，缺乏法律依据。”10月30日，周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审查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违法问题暨撤销违法的养路费征收法规、规章建议书》。不过，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负责人出面表态认为，交通税费改革是依《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的授权，由国务院决定分步骤进行的，在燃油税没有出台前，各地仍按照现行规定征收公路养路费等交通规费，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尽管有权威人士出面表态，但是，有关养路费合法的言论仍然值得商榷。因为，1999年10月31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规定：“国家采用依法征税的办法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具体实施办法和步骤由国务院规定。”而交通部决定明年继续征收养路费的依据——2000年1月14日国务院2号通知却规定：在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实施之前，各地仍应继续征收公路养路费、车辆购置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等交通规费。显然，《公路法》是要求以征税的方式来筹集公路养护资金，而国务院通知规定的是用收费方式来筹集养护资金，国务院的通知与《公路法》的规定存在形式上的冲突，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公路法》明确要求要用征税的方式来筹集公路养护资金，并授权国务院加以具体规定，但国务院却在法律授权六年多后，仍然没有进行具体规定，这使得六年以来征收的数以千亿元的养路费处于师出无名的尴尬地位。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余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新的法规出台后，国务院应该出台具体实施办法，但五六年以来，都没有相关规定出来，所以确切地说应该是‘立法不作为’。”由此，从这一事件，牵涉到另一个法律问题：在立法机关（包括具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立法不作为，使得法律发生冲突，或者公民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保障时，如何办？

一、“立法不作为”类型与表现

通常我们只听说过也只讨论过行政不作为，从来没有听说和讨论过立法不作为。行政不作为通常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于法律明确赋予其的职责不履行的行为，对于行政不作为造成国家、集体、社会财产损失和公民的人身与财产损害的，要追究相应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甚至法律责任，《国家赔偿法》也明确规定了，行政不作为造成公民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但立法不作为却在国家法律中没有丝毫体现，那么，什么是立法不作为呢？

在我看来，立法的不作为，可以称作隐性的和显性的。隐性的立法不作为，是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国家机关的职责，由于需要立法机关来制定相关的法律完善实施细则，使公民权利得以确实的保障、国家机关必须强制实施其职责，但是由于宪法与法律没有明确作出相关立法机关必须进行立法的要求，立法机关迟迟不制定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宪法与法律所规定公民权利得以落实、使国家机关的职责得以切实履行。

隐性的立法作为的义务，其主要源于宪法的隐含性委托，即虽然宪法并未明文课以立法者为一定立法行为，但根据宪法核心理念及宪法之最低保障的需要，立法者必须将其具体化而负有的义务。

隐性的立法不作为，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事件莫过于前几年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揭示出的问题。此案发生在山东省滕州市，女青年齐玉苓对冒用其姓名和档案而上了中专的陈某及其母校以侵害姓名权和教育权为由诉诸法院。1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宪法上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受教育权并没有在法律中规定为民事权利，按照以往惯例，是不能直接引用宪法来打官司的。因此，齐玉苓主张由于受教育权受到侵犯遇到司法上的瓶颈，在这种情形下，经过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6月28日作出了法释[2001]25号批复，明确指出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他人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的受教育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案虽然得到公正审理，但由此引发的讨论却不绝于耳，多数人关注如何让宪法规定的条文直接在司法中运用，但实际上，如果立法机关及时落实了宪法的规定，在民事法律中及时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并规定相应的保障规则，那么，司法机关说可以直接引用民事法律进行审判，而无须求助于宪法的条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出现也可以视为是立法机关不作为引发的。

显性的立法不作为，是指宪法与法律明确规定了立法机关（包括具有立法权限的行政机关）应当对某一事项进行专门立法，相关立法机关迟迟不进行立法，或者对相互冲突的法律、法规不进行有效清理，抑或对应当及时批准和备案的下级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的法规不及时批准或者备案，以致公民权利得不到具体的保障和国家机关职责无法得以履行。

显性的立法作为义务，来源于宪法与法律明文规定，即宪法和法律明确给立法机关、行政机关课以一定义务，要求对某一事项进行立法（有的明确规定了立法的时间），或者要求他们及时清理和批准一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由此，显性的立法不作为或分为应当立法事项不作为，应当清理、批准法律不作为。应当立法事项不作为，本文前开头提及的养路费争议可以算一例。前些年，有两件成诉的“立法不作为”案件，特别值得一提。

一起是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12002年5月，江苏省南京市美亭化工厂厂长杨春庭接到江宁区建设局下属部门——科学园发展公司的拆迁通知，双方因分歧太大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杨春庭向区建设局提起行政裁决申请。江宁区建设局依据1996年制定的《江宁县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暂行办法》，裁决科学园发展公司给予化工厂拆迁补偿安置费用135万余元。区建设局依据的《暂行办法》，是在1996年依据南京市的拆迁办法制定的。2000年3月，南京市已制定了新的拆迁办法，同时废止1996年的拆迁办法。2001年11月南京市又制定了新的拆迁办法并颁布实施，而江宁区政府却一直坚持延用7年前的《暂行办法》。按南京市2001年的拆迁办法核算，应补偿化工厂447万元；按南京市2000年的拆迁办法，应补偿303万元；而按江宁区1996年的《暂行办法》，却只须补偿135万元。对于区建设局的裁决，杨春庭认为极不合理。2003年3月24日，化工厂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一份行政起诉状，将南京市江宁区政府告上法庭，理由是后者不按上位法规及时修改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致使自己损失惨重。此案最终被法院驳回起诉。另一起是包头空难遇难家属起诉民航总局行政立法不作为案。22004年11月21日包头空难中机上47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我国空难赔偿的唯一标准源自1993年国务院132号令修订的《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承运人对每名旅客的最高赔偿金额为人民币7万元”。包头空难一周后，东方航空公司公布赔偿办法，首先强调7万元基数，最终确定每位罹难者的赔偿金额为21.1万元。遇难者中有一家知名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陈苏阳，陈苏阳没有买航空意外保险，也就意味着只能赔偿21.1万元。这数目仅仅是他生前几个月的工资。他的妻子桂亚宁无法接受以21万元作为对丈夫生命的“廉价补偿”。2005年3月4日，她委托律师将诉状递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诉讼理由为民航总局行政立法不作为。此案也被法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裁定不予受理。再如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第45条规定：“检察官的退休制度，根据检察工作特点，由国家另行规定。”但时隔11年了，国家也没有另行规定，检察官的退休制度仍然没有自身的专门规定，顾秀莲副委员长在2006年8月26日关于检查法官法、检察官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在检察官法中，有多处要求“由国家另行规定”或由有关部门“制定”规定（如检察官的等级编制、工资标准、检察津贴等）的条款，但到目前为止，这些有关检察官职业保障的配套规定仍未出台，使检察官法中有关激励机制的一些规定未能落实。显然，这里面立法机关也授权和要求有关机关进行立法，但有关国家机关迟迟不予立法，也是一种“立法不作为”，不过，这里并没有明确要求哪一国家机关进行立法。

应当清理、批准法律不作为，最典型的是由孙志刚事件引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在1982年由国务院颁布的，属于行政法规，里面对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收容遣送涉及到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2000年颁布的《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同时，《立法法》也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所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立法法》颁布后应当自动失效，由国务院废止。那么，在制定机关不主动废止的情形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有权并且有义务予以撤消，但是直至2003年，这一《办法》还在适用，这就涉及立法机关不作为的问题。

二、“立法不作为”之危害

行政不作为的危害我们很清楚，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职责，行政机关不予以执行，轻则延误时机，使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得不到保护，重则危害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使得公众和国家的重大利益蒙受重大损失。正是因为行政不作为的危害为大家所目睹，所以，法律和行政规章规定了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不作为要追究纪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

但是，立法不作为的危害却不为人们所熟知。这主要可能因为公众认为立法行为是民主政治的事情，是一种公意的表达，那么，立法的迟延是公众认为立法时机不成熟，或者公众意见有重大分歧，自身不能很好地进行立法。所以，公众一般不认为存在立法不作为，否则追究立法不作为，也就是追究公众自身的责任，因为参加立法的代表是公众选举产生，立法不及时最终的责任仍然是公众自身。所以，公众往往或者自认倒霉，或者是呼吁加强立法，很少考虑其中有立法机关的失职或者拖延的行为，更没有想过能通过什么途径来敦促立法机关进行立法，促进法律的规定更能详细地落实到现实层面上来。

然而，现代立法并不是采取直接民主制，由公众自身来参与和掌握立法，而主要采取的是代议制民主，立法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来进行，更何况，许多立法事项已经由立法机关授权给了行政机关。我们承认，一些宪法与法律明确规定了的事项，在落实其具体规定时，需要政策上的考量，需要进行立法上的博弈和利益平衡。但是，许多宪法与法律已经规定了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机关职责，实际上已经是经过了立法博弈，是利益平衡的结果。因此，立法机关有责任立法进行详细的规定，立法机关如果不积极履行立法的义务，不仅会使得这些权利与职责有落空的危险，并且也是违背了人民赋予其的职责。

所以，立法不作为的主要危害在于：一是会将宪法与法律所赋予以及保障的公民权利落空，权利的实现不能仅仅靠法律的宣示，而必须要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公民享有什么权利，该如何履行，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公民可以通过什么渠道来加以救济，侵权人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国家机关应当履行什么样的职责来保障公民权利得以实现。否则，就像齐玉苓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尽管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教育权，但司法实践中仍然陷入无法进行救济的尴尬局面；二是会将给国家不积极履行职责或者超越职权提供借口。在实践中，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权力行使都是以“法有明文规定”为限，宪法和法律上虽然规定国家机关的职责，但没有具体如何行使职责的规定，行政和司法机关权力的界限不明，他们或者以法律没有规定而拒绝履行职责，或者超越职权行使权力；三是有损于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人民选举代表，组成立法机关，就是希望立法机关能及时颁布法律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如果宪法与法律规定的人民权利，迟迟不能进行详细规定，那么就有违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其次，也与法治背道而驰，法治要求已有法律得到遵守，当然包括那些宪法和法律宣示了权利要能真正在现实中存在，法治也要求一切国家权力遵守宪法和法律，那么对于法律中明确要求国家机关进行立法的事项就必须进行立法。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没有进行立法的行为都可以构成“立法不作为”，显然不能这样认为，笔者认为，“立法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有这么几种：一是宪法、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和国家机关的职责，或者在宪法、法律中明确规定了立法应当对某一事项进行立法，抑或有相关相冲突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存在；二是立法者（含享有立法权的行政机关）在宪法、法律明确规定的时间内没有进行立法，或者没有明确的时间，但在合理的时间内没有进行立法，抑或在合理的时间没有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没有对下级机关的法规、规章进行批准；三是立法者的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已经造成公民权利受损或者国家机关职责不能履行给公共利益带来损害，或者可能对公民权利和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四是立法者的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不属于其自由裁量立法范围，并且不作为没有合理理由。

三、“立法不作为”域外视角与现行制度对策

其实，在西方法治国家，对“立法不作为”的关注基于各国的国情不同，“立法不作为”的表现各不相同，解决之策也不尽然相同.英美法系，特别是美国，由于美国的判例法传统和创设了普通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法官不但可以审查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也可以通过判例来创设权利，因此许多“立法不作为”通过法院都能有效化解。在大陆法系，由于实行的成文法，法官没有权力来创设法律、创设权利，同时，“三权分立”中权力分立表现比较明显，因此，对于“立法不作为”较为关注。在德国，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早期的判决中对公民是否有因立法不作为而以权利受侵害为理由提起宪法诉讼持否定意见，认为这样会削弱立法权。后来联邦宪法法院对此见解作了一些修正，对于立法者确实因故意制定出的法律具有明显缺陷，可能违背“平等原则”而侵害某项基本权利时，国民可以提起宪法诉愿。但法院也严格恪守权力界限拒绝对立法权进一步的介入。在一个判例中，联邦宪法法院确定审查立法不作为须具备两个条件：即有明确的宪法委托存在（包括内容要件），以及立法不作为已经侵害了国民的权利。在具体的审判中，法院也会基于权力分立原则避免介入立法权的运作，而只是确认立法者的不作为违宪，要求其在适当时间内颁布法律，至于具体“何时”及“如何”立法仍留待立法者自行“裁量”。1在日本，法学界也对司法审查立法不作为持肯定态度，司法也逐渐作出一系列判例。2001年5月11日，日本熊本地方法院就麻风病公案作出判决，指出国家依据《麻风预防法》实施的隔离政策严重侵害了患者的人权，助长了歧视和偏见，厚生大臣和国会议院懈怠废除《麻风预防法》的不作为行为中具有《国家赔偿法》上的故意和过失，并判定政府应当给予各原告以500万到1400万不等赔偿金额。2006年9月，日本最高裁判所大法庭就《公职选举法》限制在海外居住的日本人之选举权一事作出判决，最高裁判所判决认为，国会怠于修正该法，违反了国会应当进行法律修正之准则，是“立法不作为”，其“违宪而且违法”，因此判令给予国家赔偿。此次判决中，最高裁判所认为“选举权行使之限制不得作为一项原则而被准许”，这一判断乃是基于“国民主权”这一原理作出的，据此判定《公职选举法》之规定违宪。2

目前，我们立法界、司法界乃至理论界对于“立法不作为”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更不用说目前出台什么法律规定来解决这种“立法不作为”的现象，立法不作为的法律规制与理念研究基本处于一个空白状态。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司法机关和公民利用现有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灵活地解决部分立法不作为。

其一，司法机关利用“宪法司法化”，将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直接适用于审判中，从而化解因为立法迟迟不对详细细化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而带来的保障困难问题。如在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中，由于公民的受教育权没有相关的法律加以明确规定，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创造性地批复：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他人依据宪法规定享有的受教育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开创了司法审判中直接引用宪法条文的先河，使得公民的权利能得到更为周全的保护。

其二，公民利用启动违宪和违法审查机制，来促使有关国家机关尽快进行立法。在养路费事件争议中，其本质是国务院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规定，迟迟不对筹集公路养护资金规定如何依法征税的立法不作为的问题，由于现行的法律没有对立法不作为提供任何救济渠道，公民对于这种立法不作为行为没有正式的法律渠道提出要求。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所以，如果对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提出违法审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撤销违法的行政法规的话，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促进国务院加快采用依法征税来筹集公路养护资金的作用。

四、“立法不作为”的规制与完善

但是，仅仅由上述的措施来解决立法不作为，还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

一、对于隐性的立法不作为，由于其主要涉及宪法和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没有立法进行详细，没有将有关公民权利和国家机关职责落实到具体实践层面，这种立法不作为更多是政治上考量，因为一项权利和一项职责，可能出于政治上考虑和文明和法治建设的需要，在宪法和法律会加以规定，但是具体到要落实却涉及一个国家的国情、现实和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涉及在立法中的博弈，所以要将原则性规定落实为具体的规定，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因此，政治的问题主要也应当由完善民主政治来加以解决。具体而言，首先要完善立法提案，要让代表能有更多的提案权，并且让代表的提案能更为畅通地成案，让代表能对宪法和法律的相关规定能尽快落实到具体规定；其次是要完善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联系，代表要更多地接受和听取选民的意见，让民意能及时反映到代表的议案之中。

司法也应当发挥其在隐性的立法不作为的纠偏的作用。其一是通过“宪法司法化”，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直接引用宪法的相关规定，以弥补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之弊，更为周全地救济公民的权利；其二是将来可以考虑建立“违宪审查制”，通过对于宪法和法律有相关规定但没有具体规定的相关案件审理，明确与宪法和法律精神不符的法律、法规、规章违宪、违法，以推动立法机关尽快为那些没有具体规定的宪法和法律条文进行立法。

现行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也有可能起到督促立法作为的作用，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违法和违宪，促使已经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无效，来达到促进立法机关及时制定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具体法律条文。

二、对于显性的立法不作为，由于是宪法和法律明确授权了有关机关要进行立法，而有关立法机关迟迟不进行立法，因为这可以认为主要是一个法律问题。主要是因为相关立法机关不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授权进行立法或者不及时清理和批准法律、法规，因此，核心问题就在于要督促这些机关积极作为，进行立法和清理和批准法律、法规等行为。

现行的违宪、违法审查机制同样可以起到督促立法机关进行积极立法的作用，这也是对违法、违宪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从而宣布无效来促进其完成宪法和法律的授权立法。其次，司法机关当然也可以起到“宪法司法化”和“违宪审查制”，来达到督促立法的作用。但对于显性的立法不作为，最关键也是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公民监督立法制度。如同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公民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违法、违宪审查一样；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也可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对于某一立法不作为，要求有关机关督促被授权机关积极立法或及时清理和批准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由全国人大或者其常委会审查决定被授权机关是否具有迟延立法或者懈怠清理和批准的行为并作出督促决定，必要时可以将该授权收回或者转授权给其他国家机关。未来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下面设立宪法委员会，除了进行违宪审查以外，也专门审查显性的立法不作为行为并作出相关的决定。

参考文献：

1周泽：《养路费：最近六年都是违法征收》，载《检察日报》2006年8月23日。

1参见：《齐玉苓案（宪法的司法适用）》参见《中国首例诉立法不作为案于法无据法院一审驳回》，载《中国青年报》2003年6月13日。

2参见《包头空难者遗孀提起上诉欲状告民航总局不作为》，载《新京报》2005年5月28日。

法律和法规范文篇9

一、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

综观我国宪法发展的历史，中国的宪法监督和解释制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1954年宪法规定为代表。根据1954年宪法，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法律”以及“撤销国务院的同宪法、法律和法令相抵触的决议和命令”。虽然1954年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却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法律解释权，此处“解释法律”权应理解为立法解释。实践中，当时的立法解释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宪法解释的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使立法解释权对宪法中的存疑问题作出了解释和回答。因此，从宪法规定精神和内容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均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因此，可以说1954年宪法确立了以立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是该部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宪法解释制度，未形成一个很完善的宪法监督体系。

第二个阶段以1978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以及“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由此可以看出，在宪法解释问题上，1978年宪法明确建立了宪法解释制度，比1954年宪法有所进步。但1978年宪法只是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改变或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不适当的决议”，而没有像1954年宪法那样明确提及“同宪法……相抵触”，且针对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的决议”而非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务院的违宪法令和命令”。因此，可以说1978年宪法建立了以宪法解释为表现形式的宪法监督制度，但没有将宪法解释和宪法监督这两个职能分开，实际上也是没法行使这一权力。

第三个阶段以1982年宪法规定为代表。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大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有权“解释法律”：“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1982年宪法通过宪法解释权制度与违宪法规等的撤销制度相结合的方式，已经形成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但是1982年宪法仍然没有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违反宪法的法律的撤销与审查问题。因此，中国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仍然还不健全。宪法监督制度首先应当包括违宪立法审查权和撤销权。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违宪问题，在现行宪法监督制度下是难以解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两个机构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两个机构没有办法监督其本身。在宪法之下的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和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这两个层次，都没有被监督。所以，严格来讲，宪法监督制度在我国实际上并未真正建立起来。

二、我国宪法监督的现状

我国现行宪法在总结我国宪法监督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同时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宪法监督的有益做法，对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作出了新的规定，使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现行宪法对宪法监督制度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明确宣布了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序言最后一段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二）规定了宪法监督的总的原则。第5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三）明确了宪法监督机关，扩大了宪法监督机关的范围。现行宪法第62条和第67条分别规定了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从而明确了我国的宪法监督机关。现行宪法增加全国人大常委会同为宪法监督机关的规定，弥补了前几部宪法只规定全国人大为宪法监督机关所造成的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宪法监督机关缺位的不足，使宪法监督活动更具经常性和规范性。不仅如此，现行宪法第70条和第71条还规定了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协助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行使监督宪法实施的功能。

（四）建立了逐级监督和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体系。现行宪法规定：（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2）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3）国务院有权改变和撤销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4）县以上地方各级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本级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5）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大的不适当的决议；（6）县级以上的地方各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此外，我国现行宪法还规定，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五）规定了事先审查和事后审查相结合的监督方法。现行宪法规定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自治州、自治县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须报省或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批准后生效，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批准后生效”和“备案”显然是一种事先审查的监督方法。现行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撤销”显然是一种事后审查的监督方法。

三、我国宪法监督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要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宪法监督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完备的地方，宪法监督有待进一步专业化、制度化、法律化。

（一）缺乏专任的宪法监督机关。虽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负责监督宪法实施的专门机关，但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不是专任宪法监督实施的专任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按照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的职权有15项之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有21项之多。宪法监督只是这些职权中的一项职权。在全国的宪法监督体制中，相对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宪法监督专门机关。但就它们的法律地位和职权来说，并不是专任监督宪法实施的机关。在它们的辅助性机构中，包括法律委员会，也不是专任宪法监督的。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也不是只有在处理违宪问题的情况下才成立的。因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宪法监督的专门机关，但不是专任机关。专门机关要求它们主持宪法监督和全权处理违宪问题，而非专任机关又使它们不能集中时间和精力来专注于宪法监督工作。由于上述原因，致使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二）缺乏完善的宪法监督程序及相关规定。现行宪法虽然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监督宪法的实施，但这种监督权具体包括哪些方面、如何具体行使、程序如何，宪法都未作出具体规定。2000年制定的《立法法》对违宪审查程序作了一定的补充和完善，这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提高宪法的权威，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但从宪法监督的实践角度来看，我国的宪法监督程序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监督内容不全面，监督方式相对单一，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我国宪法序言和宪法第5条虽然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第62和67条虽然也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监督宪法的实施”，但就宪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具体监督内容来看，主要是侧重于对法律、法规的合宪性监督，而对其他具体行为的合宪性监督则不够明确具体；并且这种监督只是侧重于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对“各政党、各社会团体和各企业事业组织”等其他宪法主体特别是执政党的监督则缺乏明确的规定。

（四）违宪制裁措施的制裁性或惩罚性不够强，使得宪法监督还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宪法监督的权威。从制裁角度来说，无论是撤销违宪法律、法规，还是不批准违宪法律、法规，都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制裁性。虽然罢免具有一定的制裁性，但它本身不是一项专门的违宪制裁措施，因而在对违宪责任者的制裁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五）立法机关进行宪法监督的制度实质上是排除了法律的违宪及其审查，因而是一种不完全的宪法监督制度。在立法机关审查制下，法律的合宪性，主要是通过立法机关对法律的立、改、废来保证的。在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立法和监督中，实际上也是将法律违宪的可能性排除在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实际上只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合宪性审查，并不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当今世界宪法监督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中，法律的合宪性已成为宪法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现行宪法也明确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因此，法律违宪的可能性及其补救措施，理当在为完善我国法律监督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我国，大量的立法工作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承担的，而由其来裁决自己通过的法律违反宪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在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下，通过增设宪法监督的专门委员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违宪性审查，却难以解决法律的合宪性审查问题。

四、完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理论思考

为了提高宪法的权威，保证现行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必须进一步完善宪法监督制度。目前，我们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建立专任的宪法监督机关，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宪法确定的我国宪法监督机关。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最根本的是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强化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职能。为此，可考虑在全国人大现有的体制内建立一个专门负责宪法监督的机关-宪法委员会。宪法委员会与目前存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一样，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研究宪法实施的状况，并就宪法实施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法律、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进行初步审查，确定其是否与宪法或法律相一致，并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正式的报告意见；监督国务院及其所属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活动是否符合宪法；裁决有关国家机关的权限争议，主要是中央国家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争议；解释宪法，等等。宪法委员会这一专任宪法监督机关的建立，将会进一步加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监督职能，使其能够更好地发挥宪法监督的作用。

（二）制定有关宪法监督的法律，使宪法监督实施进一步规范化、法律化。为了使宪法监督活动具有权威和有效实施，必须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有关宪法监督的具体法律，如《监督法》、《政党法》等，对宪法监督专门机关的组成、职权、行使职权的方式和监督内容、监督程序等进行规定，从而使宪法监督有章可循。

（三）在现有的国家体制内，建立有限的宪法诉讼制度。宪法诉讼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非法的或不当的侵害后，能向有关机关申诉，消除侵害，并请求给予救济的诉讼制度。宪法诉讼与同民事、刑事、行政诉讼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宪法权利通常能成为民法、刑法、行政法所保护的对象。但在许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往往是不完备的，而且法律也不可能完全囊括和体现宪法的全部权利，总会有一些宪法权利得不到部门法的具体保护，这样就在公民权利的法律保护方面留下了空白。这些空白如果不给予填补，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就是不全面的。我国的现行宪法相对来说比较简括和原则，我国的法律也还谈不上达到了完备无缺的程度。因此，建立相应的宪法诉讼制度是必要的。当然，由于宪法的特殊性质和作用，宪法诉讼应是一种特殊的诉讼。这种宪法诉讼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即凡是有部门法具体保护的权利，一律由部门法加以保护。这就是宪法诉讼的有限性。但是当穷尽部门法而对宪法规定的权利无法给予救济和保护时，就可以通过宪法诉讼来加以解决。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是增强宪法权威、完善宪法监督制度不可缺少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