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博士论文范文10篇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1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C>)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另有一批人与刘美丽同时起诉万方公司，包括491名硕博士，他们都以万方公司侵犯了其发表权、复制权、汇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将万方诉至法庭。对其中的421起案件，法院判决万方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涉案论文，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博士论文以1800至2000元计算，每篇硕士论文1000至1200元；另有以刘美丽为代表的70名原告则被法院判败诉，因为他们都曾经和学校签署过类似的《授权声明》。

2008年10月，另一批482名硕博士将万方公司告上法庭。其中364名硕博士获法院支持胜诉，另118名硕博士因将论文的相关授权给了毕业院校而被判败诉。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又有5名博士在上海起诉万方公司，他们要求万方公司停止对《晚清小说与近代商业社会》等五篇论文的侵权，并索赔199620元。目前，法院还没有相关的审判结果。

至此，已经有近千名硕博士针对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侵权提起了上诉。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

2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

与刘美丽一样，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被法院判令驳回上诉，原因在于他们都与学校签订了类似于《授权声明》的合同。在这份《授权声明》中，存在着“四个主体、三层授权”的模式，主体分别为作者、学校、中信所和万方公司。作者授权于学校、学校授权于中信所，后者再授权于万方公司。

具体来说，《授权声明》的授权链条是经过三个步骤的：学生与学校签订关于论文使用的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

在这个授权链中，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依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李顺德的看法，刘美丽的《授权声明》按照著作权角度来讲顶多就是发表权，整个论文的著作权并没有转授给学校，即刘美丽仍是她论文的唯一著作人，她有保护自己著作权不被侵犯的权利。

第二层授权，是学校与中信所之间的协议。中信所与学校研究生院签订协议书于2004年4月23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学校研究生院同意汇集其所拥有的全部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并提交给中信所，许可后者对其进行全文电子化处理。在协议中。双方同意中信所将全部学位论文以有偿许可的方式收录入《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进行数字化处理汇编并通过网络进行交流传播。及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版发行。协议规定，中信所向学校研究生院及其作者支付每篇博士论文50元的录用费、每篇硕士论文30元的录用费；协议有效期为3年等。

然而在本案中，刘美丽从未收到50元论文录用费。

第三层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中信所与万方公司于2003年12月22日签订的协议书约定：中信所委托万方公司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并向万方公司无偿出借学位论文馆藏印刷样本，供开发建设数据库使用。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在中信所未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万方公司产生的数据库建设费用可以向镜像产品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

正如印刷厂不能因为出版社委托其印刷，就能销售出版社的图书一样，万方公司利用学位论文，在网上传播，并向用户收取加工成本服务费，这是不合理的。学位论文在经过层层授权后，已从刘美丽等人手中转入了万方公司。刘美丽作为唯一的著作权人，有权将自己的学位论文通过合法的途径转让或许可给他人使用，然而，在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后，她的论文被放到了万方公司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中，不但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显而易见，其著作权受到了侵犯。

二、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

1分清著作权的归属

版权即著作权，版权保护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著作权，先要确定著作权的归属，才可能有实施方法来有效地保护著作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0的有关规定，在中国，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凡是中国公民，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都享有著作权。这表明，与刘美丽有着相似经历的千名硕博士对他们的学位论文都享有著作权，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了学校；学校又与中信所签订《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许可中信所将学校全部学位论文收录在数据库中，以进行交流传播；而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在这三层授权下，硕博士的学位论文著作权仍然是属于他们自身的。《授权声明》并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著作权许可使用权，学校最多只是拥有了学位论文的发表权。因此，学校不是学位论文的著作人，同样的，中信所和万方公司更不可能得到著作权人的授权。这也就意味着，万方公司无权将学位论文全文数字化，并放在网上进行传播。

2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

数字图书馆的意义在于，向大众传播知识、促进学术交流，因此其对作品的数字化使用是必然的，这就需要界定“合理使用”与“非法使用”的区别。现有的《著作权法》对数字图书馆的相关版权问题的适用存在较多不足，因而，建立健全数字图书馆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对于整个出版界都是必要且必需的。

从目前我国的《著作权法》等相关法律来看，“合理使用”还没有明确的定义。根据国外的惯例，对作品的合理使用，应该建立在不侵犯著作者的著作权的基础上。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侵权的案例中，刘美丽等人与学校签订了《授权声明》，学校与中信所签订了《共建(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中信所与万方公司签订了《开发(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协议书》，委托万方公司开发学位论文数据库。事实上，刘美丽并没有与万方签订任何有关著作权转让的协议或者文件，这也意昧着，刘美丽等人从未同意将自己的学位论文授权给万方公司放在它的数据库中，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现在的《著作权法》还不能对这一案件进行有效地判定，这也是这一案件目前仍然没有审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的《著作权法》适用于传统出版业，但数字图书馆作为新兴的出版形式之一，在基础设施、出版环境和著作权保护方式等诸多方面与传统出版有较大差别，《著作权法》不能对其完全适用。例如，在传统的出版方式中。著作者理所当然地拥有其作品的著作权，这不会因为其作品被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或收录在书本文献中而改变。而在数字图书馆中，由于网络环境的特殊性，文献信息的传播速度和传播广度都是传统出版所不能及的。著作者的作品经过数字化被放在网上后，很容易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在这个过程中。著作权的归属及保护是容易产生问题的。依据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著作权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笔者建议，在明确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不侵犯到著作者的著作权前提下，未来的相关立法应该适当放宽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可使数字图书馆与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一样享有合理或法定使用权的主体范围，并允许数字图书馆在用户的人数、作品内容下载复制的数量以及被浏览、下载的技术上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以使用受著作权保护的作品，从而可以既保护到著作者，又使数字图书馆有更正规的发展。

3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数字图书馆的版权保护可以借鉴传统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对已经数字化了的文字作品进行集体管理，著作权集体管理可以有效地维护著作者的合法权益。上述案例中，以刘美丽为代表的千名硕博士对万方公司提出诉讼，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采用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则有可能在维权时限和效果上有很大的收获。根据著作权集体管理的相关制度，能够对版权保护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地分析与解决。

数字图书馆将作品数字化后上载互联网可能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作者难以查找到所有使用自己作品的用户，就无法充分行使自己的著作权；另一方面，想获得作者授权许可使用作品的用户。可能因地域限制而无法联络到作者，这样一来，用户合法使用作者作品的权利受限制。此时，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优越性就显现出来了。作者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向数字图书馆集体授权、收取报酬并分配给著作权人。正如国内第一家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职责一样，它全面为中国音乐词曲作者开展版权服务，并与世界上32个同类组织签订了正式的业务合作协议。对于那些提供音乐服务或视频点播服务的网站来说，它们所使用的索材不必一一通过著作权人的许可，只需要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授权并向这一组织支付报酬即可，然后再由协会向作品被使用的成员进行利益分配。

同样的，数字图书馆只需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签订相关协议，就可获得几乎所有作品的合法使用权，从而免去寻找作者的麻烦，也不必逐个寻找著作权人洽谈著作权交易事由。将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应用于刘美丽案中，万方公司可以与相关的集体组织接触，获得硕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使用权，就可能避免成为被告席中的主角。这样一来，有利于数字图书馆提高作品使用效率，发挥数字化信息传播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作为著作权人的人，其在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权力时，不得侵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笔者建议相关立法部门应该进一步完善著作权法，制定出更有效更全面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办法，以最大程度地保护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和其它权利。

4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

刘美丽发现自己用了三年时间完成的学位论文出现在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同时，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中，这一数据库能方便地在线浏览与下载。这意味着，刘美丽的学位论文可以很轻易地成为各个终端用户电脑中的文件，她的研究成果轻而易举地被别人拿去使用。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资料在网络传播中很难得到较好的控制，经过数字化的作品一旦上网，就难以避免被用户浏览、下载、复制、打印等。这样对于著作权侵权的认定和举证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正如传统的图书有防伪码，以防盗版书籍的侵权一样，数字图书馆也应该采取必要的技术保护措施，对馆藏的数字化作品的著作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在万方公司合法得到硕博士的学位论文的使用权时，这可以利用一些相关的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来保护著作者的著作权，避免非法盗用以及被侵权等事件的发生。

目前，数字版权管理技术(DataRightsManagement,简称DRM)被认为是最有发展前景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保护技术体系。DRM是对数字作品进行版权保护的整体解决方案。它通过加密技术、信息安全传递等技术，防止电子书的非法拷贝，以方便著作者、出版社和网络销售商之间的交易清算。DRM允许网络数字内容的提供者控制浏览、阅读其数字内容的访问权限。无论这些数字内容是图像、文字、音乐或是其它多媒体文件，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可以自行定义加密方式，以对网络用户的浏览、下载其数字内容进行控制。只有获得数字内容提供者合法授权的最终用户才能拥有相应的权利，并且这些授权可以细化到是否允许最终用户复制、打印以及复制、打印数量限制之类的问题。这样，通过数字版权管理技术，内容提供者(著作权人)就可以有效防止非法复制及使用，减少被侵权的风险。

5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

作为著作权的合法享有者，当自身利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人们应该学会用法律的手段去维护自己。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有相当一部人著作者的法律意识薄弱，有些人看到自己的论文被放在了网上，认为是自己的荣誉，却没有想过，论文有可能被网络用户浏览、下载、打印甚至是剽窃抄袭等，而开发论文的数字图书馆有可能通过用户对其数据库中的论文使用得到相应的报酬。在这个过程中，著作者没有得到任何名义上与实质上的报酬。

著作者的维权意识薄弱，是更多的数字图书馆版权问题出现的原因之一。笔者认为，著作人要有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可以说，数字图书的版权问题需要引起出版界、法学界以及著作人的共同关注。

6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

在立法方面，国外的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的界定有较明确的定义，同时，较完善的相关法律法规，对著作权有相对有效的保护。由于发展时间长，并且在技术、制度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国外的数字出版在版权保护方面也比较成熟，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件中，就可以仿效Google的和解协议。由我国的出版协会牵头，与各个数字图书馆签订相关的协议，以保护众多著作者的合法权益。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2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有一件事颇能说明这一点。那是我插队山村一年后的一个冬天。漫天飞雪下得有半尺多深，大干工地领导要我回县城买雷管急用。我上午冒雪骑自行车走了约30公里的山路到县城，下午又不顾父母的坚决劝阻，用自行车驮着两箱雷管回工地。山路崎岖，天寒地冻，回到工地已近半夜。如果当时连人带车摔倒，很可能会炸得粉身碎骨。但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当时的情况下都决不会有半点退缩。

应当说，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幸运者之一，成为国家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今天看来，恢复高考显然是我们国家在结束后恢复秩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第一个重要信号，是小平同志1977年重新工作后从全局着眼、从局部入手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在当时，我不仅对恢复高考的重大意义所知甚少，就是对高考的科目、大学的名称也懵然无知。由于我在中学和插队农村就一直喜欢舞文弄墨，加之当时正是全民文学热，所以就理所当然地将非常热门的中文系作为第一志愿。至于考哪一所大学，则根本没有太多的选择，我当时就没有看到过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的招生简章，于是安徽大学中文系自然成了我的首选。我至今仍常常觉得奇怪：我的记忆力和理解力并不出类拔萃。在我的中学同学中，不乏智力和成绩优秀于我的，但却大部分都在那次竞争激烈、百里挑一的高考中落选了，而我则作为幸运者于1977年底考进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是戏剧性和决定性的。当我在舒城山区的农场种地、养猪场养猪、茶厂当会计、大干工地当土记者，每天挣二毛五分钱时，我觉得自己已经远离了读书，远离了现代文明。有一次，我被大队派到公社学兽医，本应当学一个月，但我只学了一天就实在坐不下去了。当时我想，这一辈子看来与上学无缘了。可谁想到，事隔一年之后，我读本科、读硕士、读博士，竟然一读就读了十年。人事的难以逆料竟至如斯。

1978至1982年四年的大学教育，是我人生成长道路上的关键时期，也恰值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象干燥的海绵浸入水池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取新知识；象从洪荒时代进入文明社会一样，对新思想从排斥、怀疑，到思考、吸纳。思想观念的转变是十分痛苦的，但又是不可抗拒的。我如同一粒迷茫的水珠，被思想解放的大潮推涌着、裹挟着前行，终于逐步融入了这股推枯拉朽的大潮。思想解放需要厚实的知识基础的支撑。我当时在77级同学中属年龄最小之列，与年龄最大的同学相差11岁，故心无旁骛，一心读书。整个大学四年，我每天早晨5：30起床，晚上11：30休息，几乎没有例外，连农历大年初一也要早起

读外语。在刻苦读书之余，我强身健体，并学习洗了四年冷水浴，数九寒冬也咬牙坚持，以锻炼自己的意志。通过四年艰辛的学习和锻炼，我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思维方法、乃至身体素质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书面表达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位卑未敢忘忧国”。置身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使我时常产生一种冲动，萌发一种激情，渴望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贡献于这个时代，贡献于变法图强的国家和民族。随着对文学的深入了解和对法学的初步接触，我越来越觉得文学对社会现实的影响比较间接；而我形象思维偏弱、抽象思维较强的特点，又进一步增强了我对法学的兴趣。恰在此时，安徽大学法律系陈安明老教授要在全国首次招收2名行政法硕士研究生，于是便促成了我弃文从法、报考行政法硕士研究生的举动。此举当时在同学中颇具争议，因为那时文学的热度仍然要高于法学的热度。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和彷徨。作为文学专业学习的结束和法学专业学习的开始，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选择了《以慈悲调剂公道-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戏剧冲突的性质》为题。该毕业论文反映了我当时赞成莎士比亚朴素的法治观：以慈悲调剂公道；也反映了我弃文从法之前对文学的留恋和对法学的期盼：欲以文学之慈悲调剂法律之公道。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儿子朱陈教授在该论文上批了几个大字：“这篇毕业论文只能给予优秀”，从而为我的文学生涯划了一个肯定的句号。

二、步入治学的生涯

从文学步入法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是我求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一次重大选择。1982年初，法学尚不兴旺，行政法更属“冷学”：没有行政法学教师，没有行政法教科书，没有研究行政法的文章、书籍，社会对行政法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硕士导师陈安明教授①，毅然在全国率先招收第一届行政法硕士研究生，实属有很远大的眼光。陈老先生为人宽容谦和，为学一丝不苟，人品学问，皆为楷模。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我似有一种事半功倍、触类旁通的感觉。虽然既要学习法学的基础课程，又要学习行政法的专业课程，还要撰写硕士毕业论文，但我并未感到窘迫和紧张，相反颇觉得游刃有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四年的中文毕竟没有白学。或许，这正是美国大学的法学本科专业需其他专业本科毕业后才能学习的理由所在吧。

虽然我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也发了五六篇文章，但撰写硕士毕业论文是对我行政法研究能力的第一次全面检验。当时，行政法与行政学的分野还不清晰，行政法的法学属性还不强，可供参考的国内外行政法著作、书籍、文章都很有限；因此，确定什么选题就花去我很多思考。由于学术界刚开始研究国家公务员制度，经反复斟酌，我确定以《我国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研究》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主要力图解决以公正考核来选拔和激励行政工作人员的问题。这是国内第一篇从行政法角度全面探讨我国现行行政工作人员考核制度的长篇论文，①对以后国家人事部起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的考核一章有一定参考价值。虽然今天看来，由于当时考核法律制度很不健全，该论文的法学性还不强；但在当时，我已经做了最大努力来增强它的行政法属性，减少它的行政学属性。

撰写硕士论文整理了我的思维，训练了我的文笔，使我以后能够比较从容地把握行政法学论文的撰写。1985—1987任教于安徽大学法律系的最初3年，我在繁重的教学之余，仍在《中国法学》、《法学研究》等杂志发表了约24篇行政法学论文，这在当时也算成果颇丰了。

1987年底，我第一次走出国门，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置身美国发达的物质文明社会，面对美国纷繁复杂的法律制度，我既感受到了浓厚的异国风情，又感受到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我觉得自己的眼界豁然开朗，第一次有了全球视野和国际眼光，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思考了很多以前没有想过或没有想透的问题。

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我向美国学生介绍中国的行政法律制度，同时利用各种时间学习美国的行政法律制度。但每当夜深人静，我脑海里就开始了去与留的交锋与决择，就象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的决择一样沉重。虽然赴美国之前，我也像当时大部分青年学者一样，准备留在美国读博士，甚至希望定居美国。但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过多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教育，使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总是承受着太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我的根在中国，我的人生价值在中国。即使在美国能够事业有成，生活富裕，但我很难直接把自己的知识贡献给我的祖国和民族，我的精神世界也因此永远不可能十分充实。主意一旦拿定，我当即按期回国。

应当说，经过自己反复思考和比较所确定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以后，我虽然数度去美国，并考察访问过10多个国家，但从来没有再萌发过移居国外的念头。当我1988年在美国看到抽油烟机还刚刚开始流行，很多华人教授还相互介绍，而数年后抽油烟机就走进了中国城市的每个居民家庭时；当我看到1998年我驻德国柏林市中心的一个五星级饭店，服务小姐竟将我登记的北京居民身份写为日本国籍，而2000年我再度去柏林，一般商店的服务员都能用中文喊“您好”时；我情不自禁地为祖国的日益富强和更加开放而自豪，我也为自己在这一进程中奉献了微薄之力而骄傲。

1989年和1990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相继颁布，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学开始进入重视司法审查和行政救济的新阶段，保障公民权和监督行政权逐步成为行政法学研究的重心。在这一过程中，我主编了《行政复议概论》，参与主编了《行政诉讼法教程》和《行政诉讼法实用教程》。《行政复议概论》是国内第一本全面探讨行政复议制度的著作，为此获得安徽省第二届（1985—1992）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从安徽大学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是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二次重大选择。90年代初，以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为契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快速发展已初露端倪。“春江水暖鸭先知”。虽然当时还是全民经商热，但作为一名改革开放以后较早涉足行政法学领域的青年学者，我较为敏锐地察觉行政法学已开始从“冷学”向“显学”发展。我渴望进一步深造，渴望在更高层次上献身于国家的行政法制建设。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1990年初，当我到北京出差专程去北大拜访老朋友时，偶然得知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将招收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研究生。当时报名期限已过，离考试只有10天左右的时间。在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罗豪才老师的关照下，我当即补办了报名手续，并于1990年9月考入了北京大学法律学系。

北大是著名学者的摇篮，思想文化的蓄水池，东西方学术交流的交汇点和中转站。在北大师从肖蔚云、罗豪才教授学习的三年，是我思想观念、学术水平、乃至人格修养获得极大提升的三年。肖蔚云教授是我国著名宪法学家，对我国《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作出了重要贡献。肖老师人品古朴方正，治学精深严谨，为人、为学对我影响至深。罗豪才教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对我国新时期行政法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罗老师学术功底深厚，学术思想深刻，对中西方行政法学的发展大势有精深的思考和准确的把握，对不同学术思想和各种学术批评能兼容并包、虚心采纳，其虚怀若谷、执著学术、广开言路、提携后学的宗师风范，在学界有口皆碑。

我国行政法的快速发展，要求有新的行政法学理论适时作出总结和予以支撑。这是一个需要新理论而且实际产生了新理论的时代。从80年代中期以后，罗豪才教授一直在思考，我国行政法是应当以当时中国和苏联实际存在的“管理论”（重心在于管理公民和法人）为理论基础，还是以欧美发达国家的“控权论”（重心在于控制行政权）为理论基础，亦或在中国社会变革和行政法治发展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一种新的基础理论。到90年代初，创立一种新理论的条件已渐臻成熟。罗豪才教授在一次次的思考中，一次次的讲课中，一次次的思想碰撞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当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应当是“平衡论”（重心在于平衡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崭新观点。

我成为罗老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后，有幸与另一位硕士生追随、参与罗老师第一次将“平衡论”理论和盘托出，在《中国法学》首次发表了《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①的长篇论文。“平衡论”提出以后，经过不断充实和完善，“很快成为在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研究领域内引起广泛反响、最引人注目的一种学说”②，其影响波及到整个法学界和行政学界。③平衡理论既根植于当时我国的行政法制实践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同时其基本理念又进一步融入我国其后制定的《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立法法》的立法精神。

追随、协助罗豪才老师创立“平衡论”学说，既对我以后的行政法教学、研究和实务工作教益极深，也对我1992年开始构思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产生了直接的指导作用。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立法研究组开始着手调研起草《行政处罚法》，我参与了调研起草工作，并因此确定以行政处罚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当时，专门论述行政处罚的法学著作寥若晨星，人们对行政处罚问题还不十分重视。在此情况下，我研究行政处罚的确面临着很多困难，而首要的困难就是如何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构建本书的基本框架，使其既有鲜明、深刻的理论主线，不陷于分散、琐碎的法律规定不能自拔，又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行政处罚立法、执法和司法中的重大实践问题提出符合实际的看法。

在反复分析比较之后，我决定不面面俱到地论述行政处罚的各项具体制度，而是以平衡理论为主线，大处着笔揭示贯穿行政处罚创设、实施和救济全过程之中的一般规律，总结隐藏于纷繁复杂的行政处罚现象之后的基本原理。在结构上，我采取以行政处罚贯穿立法、执法、救济三个环节为经，以行政处罚反映行政处罚权与公民权的冲突和平衡为纬的方法，共将全文分为导论、上篇、中篇、下篇、结论五大部分。①与这一结构相适应，我将论文题目最后确定为《论行政处罚的创设、实施和救济》。②

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思维不断梳理，思想不断深化，灵感之火不断燃烧又不断熄灭的“思想探险”过程；也是一个时而充满激情，时而充满痛苦，极富挑战性又极富杀伤力的“生命体验”过程。在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理论主线和结构时，我常常朝思暮想，夜不能寐，有时山穷水尽，有时又柳暗花明；经常晚上为一个创新的思想火花而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早晨醒来又觉得全无新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有经过艰苦的“思想探险”和“生命体验”过程，才能抓住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既稍纵即逝、飘忽不定，又朴实具体、实实在在的创新观点，并将它固定在博士论文的框架之内。因此，我一直以为，不经过严格意义上的博士论文撰写，就不可能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博士。

在论文的总体思路理清以后，我的博士论文基本是一气呵成。答辩委员会对我的博士论文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填补了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的一个空白”。①《法制日报》1993年6月22日头版对我作为全国首届行政法博士生的论文答辩作了报道。本文作为运用平衡理论研究行政处罚个案制度的第一篇博士论文，亦获得了罗豪才教授的厚爱和肯定。在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初版、1997年修订再版该论文时，罗老师欣然作序，认为“全书脉络清晰，逻辑严密，思想有深度，文字功底好，可读性强，是一本难得的行政法学术专著。”

当然，囿于资料和时间，这篇论文在当时对一些重要问题还缺乏深入论述，论文从内容到形式也都还有诸多缺陷。但经过了这次博士论文的撰写，以及通过以后评阅和指导大量的博士学位论文，我逐步形成了关于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一些体会和想法，这应是我取得的更大收获。由于这些体会和想法未必成熟，更未必正确，所以一直没有见诸文字，以免贻笑大方。但2000年初在《中外法学》上读了刘南平先生的《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髓”和“皮囊”-兼论我国法学研究之流弊》②一文后，觉得很有共鸣；特别是刘文中关于西方博士学位论文均应有“命题”，以及“命题”应有原创性的观点，很能反映当初我撰写博士论文时苦苦思索全文有创新意义的理论主线，以及围绕理论主线结构全文时的心路历程和理论追求。③

北大以其博大深邃、人才辈出闻名于世。北大对她的学子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又是极其关爱的。在北大三年艰辛的攻博期间，我荣幸地获得“北京大学第二届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大学第一届研究生优秀学术成果”十嘉奖（一等奖）“，并两度获得”光华奖“。1993年7月博士毕业时，因渴望投身如火如荼的法律实务工作，我心存感激地谢绝了母校和恩师的挽留，奔向了更为博大宽广的社会。但母校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她的学子：1993年我毕业后不久，北大法学院即聘我为兼职副教授，1995年聘我为兼职教授，1999年聘我为博士生导师，给了一系列令我时时诚惶诚恐、不敢承受的莫大荣誉。但我清楚地知道，比这些荣誉更珍贵、更重要的是我的北大师长、朋友、同学给予的多年教诲、爱护和支持。罗豪才、肖蔚云、张国华、魏振瀛、张文、朱启超、姜明安、吴志攀、武树臣、方世荣……等等，等等，一想起他们，我就从内心深处心存感激，我也就更加不敢懈怠。对他们和对母校的感情，使我和我们家逐步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北大情结：1991年，我力劝我弟弟也考取了北大计算机系的博士生；2000年，我又力劝我侄子考取了北大数学系的本科生；以后，如果我的孩子有能力，我也要力劝他考入北大，接受北大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启蒙与教育。

从北大毕业后，经过四年社会法治实践的风雨洗礼，我对我国法制运行的现实状况与理想模式之间的差距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更深入的思考，期望能从理论上作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梳理与总结。我的这一朦胧愿望由于又一个偶然的机遇而变得清晰和强烈起来。记得那是1996年在杭州大学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到绍兴鲁迅故居参观，我正好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松年教授一起观看百草园。应老师是我国著名行政法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行政立法研究组负责人之一，直接组织和参与了我国《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后来的《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等诸多综合性行政法律的调研、起草与讨论，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老师勤于治学、专注立法、重视实践、爱才用才的大家风范，一直令我十分敬佩。当时，国家行政学院正式成立不久，法学师资十分缺乏，应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回到法学教学研究队伍中来，我听了怦然心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我觉得自己博士毕业后已经较好地补上了法治实践这一课，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体验法治生活的初衷，现在是该归队的时候了。在应老师的全力推荐下，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多方努力，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自己正处于兴旺发展阶段的律师事业，于1997年调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作出了我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四次重大选择。

国家行政学院是我国培养高中级国家公务员的最高学府，有着花园式的校园环境和得天独厚的特殊地位。她的高层次，她的大舞台，使她既充满魅力，又充满挑战。投身新的环境，回到校园生活，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勤奋的精神和更加认真的态度，来完成一项一项繁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任务。我把自己在法治理论上的思考和法治实践中的体会，向省部级、司局级公务员介绍、讲授，足迹遍布相当多的中央国家机关和省、市、自治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并被聘为中央国家机关宣传教育工作团宣教员。在一次次的讲授、一次次的调研和一次次的思考中，我逐步萌发了不仅经济发展有规律、法治发展也有规律的思想火花，并进而形成和率先提出了“法治规律”①的理论观点，以力图从客观规律的高度揭示实现法治的必然性和法治道路的多样性。为了进一步探索中西方的行政法治道路，应松年老师和我共同主编了《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一书（80余万字）②，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中西方依法行政道路进行了深刻的动态比较和研究。

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工作的三年半时间，我有了更多的立法参与，更广的国际眼光，更强的实践观点。加强中美行政程序法的交流与合作，是主席访问美国时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中美联合公报中达成的意向；加强中德行政法交流与合作，是德国总统来华与主席会谈时提出的建议。我国外交部将这两个重大项目交给应松年教授承担。我协助应老师组织和参与了1998年以来的中美、中德之间数10次行政法、行政程序法的高层次学术交流和立法研讨。

为了推动由中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参加的东亚行政法学术交流，加强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合作，在罗豪才、应松年教授的倡导、组织下，中国大陆组织或参加了分别在大陆、台湾等地召开的四届高层次、大规模的东亚行政法研讨会和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我参与组织和参加了这些会议。作为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我协助罗豪才会长、应松年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组织并参加了每年一次的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

通过参与组织和参加这些国内外的大型学术会议和学术活动，我的学术水平逐步提高，学术成果不断增加，学术影响有所扩大。1997年以来，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我修订再版专著1本，与方世荣教授合著《行政法律关系研究》1本，主编著作2本，参著8本，发表长短文章80余篇。2000年，我申请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依法行政比较研究》的课题，目前正投入很大精力展开研究。

我要特别感谢我国行政法学界的老师、朋友、同仁，尤其是要感谢罗豪才老师、应松年老师十多年的栽培、帮助，给了我太多学习发展的机会；我也要特别感谢国家行政学院的领导、同事，尤其是要感谢应松年老师三年多的培养、支持，给了我很多难以承受的荣誉。没有他们的爱护和鼓励，我将一事无成。

三、体验法治的底蕴

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是法治发展的两个轮子，任何一个轮子的颠簸和缺失都会导致法治运行的失衡。因此，我们要把握法治的真谛，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深入实践中的法治；就不能仅仅满足于纸面上的法治，而必须同时感悟实际运行中的法治。

参与立法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一种方式。立法以其最理性、最凝炼的方式表述着法的精神，维护着社会正义。从1988年参与《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讨论开始，我陆续参加了《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的立法调研、起草和讨论，并参与了几十部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讨论或立法论证。1998年以来，我协助应松年老师组织实施中美、中德以及海峡两岸的行政法学术交流和立法交流，直接参加了《行政强制法》、《行政许可法》专家试拟稿的国内外立法调研和起草。在这些立法调研活动中，有一件事给我震动很大。那是在1988年11月召开的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上，美国锡拉丘斯大学的两位行政法学教授WilliamC.Banks和RechardGoldsmith认为，制定于1946年的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APA）固然在控制行政权违法和滥用方面有很大历史功绩，但由于它精心制作了一个十分正式的审讯型的裁决程序，并且配置了大批独立性过强、工资过高的行政法法官，因而致使行政效率受到很大影响，需要修改。当我们正在考虑如何以APA为蓝本强化行政程序、制定行政程序法时，APA故乡的司法部长却认为非正式程序是“行政程序的命根子”。①这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审视APA及其对我国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影响。我当时进一步询问，APA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因制定时就考虑不周造成的，还是由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在实施过程中因重心在于保障公正而损害了效率？回答是兼而有之。

为了进一步了解作为美国行政法核心的行政程序法的成败得失，1999年8月我陪同应松年教授去美国进行考察。在对纽约州和加尼福利亚州行政程序法的比较考察中，我们发现，两州的行政程序法截然不同：前者以非正式听证程序（简易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分散管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后者则以正式听证程序（审讯程序）为主，听证官实行集中管理，有利地保护公民权利。两者都形成于各州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法律制度之下，都产生了制约行政权、保护公民权的特定作用；但两者也都有其不足，尤以加州为甚，而要修改却十分困难。

在对美国行政程序法的深入了解中，我进一步认识到，立法必须建立在深刻了解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准确把握国内外相关制度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之上，而不能一知半解，似懂非懂；更不能人云亦云，盲目照搬。参与一系列的立法活动，我的法治观由过于理想而变得更为平实。我逐步认识到，行政法治既不可能是高悬于旧体制之上的空中楼阁，也不应当是仍旧依存于旧体制的管理工具，而必须是顽强地从旧体制中萌芽、在新体制中生长的充满生命力的参天大树。

从事法律实务工作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二种方式。法律实务工作者或许不需要象法学理论工作者那样整天进行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辩，但却更需要将成千上万的法律条文运用于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实务工作者对实践中的法律有着更深刻、更鲜活、更真实的感悟和理解。为了弥补自己对法律实践不够熟悉的缺憾，我从80年代后期即开始有意识地从事一些兼职律师工作。1993年我从北大博士毕业后，更是直接进入了专职律师队伍。这一意外之举当时的确使很多熟悉的朋友为之惊讶，觉得我从事行政法教学研究10余年，又获得了博士学位，再去当律师十分可惜。从全国而言，当时律师的地位还不高，博士当专职律师的更是凤毛麟角。但我权衡再三，还是作出了自己探索行政法治道路的第三次重大选择。我心里十分清楚，当律师主要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感受中国的社会实践和法治实践。我期冀做一个学者型的律师和熟悉法治实践的学者。这也是我在当律师期间能够不离开学术，并在当了四年律师后又能够重返学术界的内在原因。

我的上述想法能付诸实施，主要得益于全国律师协会前会长任继圣教授的示范和鼓励。任老是我一个县的老乡，是新中国律师事业的开拓者和最早实践者，是学者型的律师和律师型的学者。当时，司法部要办一个千人律师大所-中国律师事务中心，请任会长挂帅组建。任老力促我加盟。面对充满诱惑和蓬勃发展的律师职业，面对我十分尊敬的同乡、前辈的热情邀请，更面对自己内心的夙愿和冲动，我无法拒绝。虽然后来由于条件尚不成熟，千人大所计划夭折，任老又推荐我去全国最早和最大的融资租赁公司-中国租赁有限公司任法律部主任，但我当几年专职律师的初衷仍没有丝毫改变，并于1994年组建成立了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自任主任。

权利的实现重于权利的宣告。律师以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特有方式，通过具体的个案将纸面上的法律权利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权利。律师职业是充满艰辛的，但又是充满挑战的。四年的专职律师生涯期间，我被评为二级律师，被选为北京市律师协会理事，获得了从事证券法律业务、国家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招标投标法律业务等专门律师业务的从业资格。我在国内外了300余件行政、经济和民事案件，绝大部分胜诉。在这些案件中，泰国贤成两合公司、深圳贤成大厦有限公司诉深圳市工商局、招商局行政诉讼案，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尽管这个案件并不是我的最复杂、花去时间最多的案件，但却是影响最大的行政诉讼案件，是较好地体现了行政诉讼的立法精神和行政审判的公正精神的“民告官”案件。该案因此被《民主与法制》①杂志列为二十世纪我国二十大名案之一。

“贤成大厦”案最充分地体现了我作为律师在庭审和庭辩过程中的价值。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为审判长的7人合议庭，代表了我国行政审判的最高水平；以应松年教授、江平教授、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高宗泽一级律师等为代表的原被告双方20余人的庞大人队伍，代表了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最高水平；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有关地方人大、政府、以及有关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泰国驻华使节、与各方当事人有关的人员以及新闻记者等200多名旁听人员，组成了层次高、规模大、影响广的旁听阵容。案件审理进行了五整天，由三个摄像机全程录相。最高人民法院希望把这个庭开成推进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示范庭。我作为原告泰国贤成两合公司的第一人，较好地发挥了自己的行政法专业水平和律师的庭辩水平，维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声张了行政诉讼法的正义精神，捍卫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从而赢得了法庭的肯定和听众的赞许。该案最后冲破重重阻力，以原告完全胜诉告终。

在四年专职律师的生涯中，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一刻也没有忘记教育和学术。在我的组织、奔走和时任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主任魏振赢、副主任武树臣的大力支持下，以1996年5月15日《律师法》颁布为契机，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与北京市中联律师事务所联合实施了“一帮一律师助学工程”和设立“律师助教基金”。①由于这是全国首次律师事务所与法学院系联合实施的助学助教活动，因而得到了律师界、法学院系和以及社会的响应和支持，中央电视台、法制日报等众多新闻媒体做了专门报道。

进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市的实证调查，是我律师从业期间的又一项创新之举，也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三种方式。1996年2月8日，同志在中共中央法制讲座上就依法治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同年3月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认下来。我当时就认为，这是我们党和国家继1978年作出将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以后，所作出的第二个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标志着我国真正开始实现从人治向法治、从依政策治国向依法治国的转变。这第二次转变甚至比第一次转变更困难、更复杂，遇到的阻力更大。

出于报效国家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牵头于1996年3月成立了由首都10余名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社会学的教授、博士、记者组成的《依法治国研究》课题组，力图从多学科角度重点调查和解剖几个依法治市时间较久、成果较明显的省、市，以在实证调查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探索依法治国的规律和方法。受司法部和全国普法办委托，我个人出资约8万元，于1996年7月、8月、10月率课题组三下南京，对该市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全方位调查；以后又三上本溪调查；并对上海等全国10个省、直辖市的13个城市进行了1550份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篇《依法治国的局部实践》的系列调查报告，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些省、市将其作为地方依法治理的重要参考，司法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对该调研成果十分重视，《法制日报》1996年7月17日在头版报眼位置做了《探索依法治国局部实践经验北京博士自费考察南京》的长篇报道，7月29日该报记者又以《借鉴南京经验推进依法治国》为题对我作了专访。①我作为一名执业律师，花了很多功夫进行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实证调查，颇有点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有些同行觉得不好理解，但我却常常以此举对依法治市乃至依法治国有所俾益而自慰。在过去的近5年里，全国有60多个城市去南京学习取经，南京的依法治市也因此上了一个新台阶。时至今日，我仍与南京市委、市政府、市依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市司法局的领导保持着密切的工作联系和个人友谊。我曾经想以南京的一个县、区或镇为试点，从立法、执法、司法、法治宣传、法治教育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和整体性的依法治理试验，但终因条件尚不成熟而作罢。最近，司法部约我主编一本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的教材，这正好与我久已萌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欣然答应下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不扎扎实实地实施地方和部门依法治理这一宏大的基础性工程，不让法治贴近12亿人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不使法律成为每个老百姓的最高行为准则和基本生活方式，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就永远只能是法学家设计和憧憬的海市蜃楼。

参与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是我体验法治底蕴的第四种方式。法律条文是抽象枯燥的，但一个又一个千差万别的案件使它们鲜活生动起来。在这些案件中，或者正义得到张扬，违法得到惩治；或者正义受到扭曲，违法受到纵容。近10年来，我参与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有关部门以及地方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民、法人100余起重大疑难案件的论证和咨询。通过这些论证和咨询，我既表现了一个法学工作者对我国现行法律的诠释和信仰，又从中看到了运行于复杂社会生活之中的法律的成功和缺失。

2000年我曾参与论证我国第一起状告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诉讼案。该案法院一开始不愿受理，担心告中国证监会可能引起股市震荡。我和其他专家均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告中国证监会造成股市震荡，告公安部造成社会治安混乱，告国家经贸委造成中国经济滑坡；照此逻辑发展，《行政诉讼法》就应当废止，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就应当撤销。但事实恰恰相反，告中国证监会不仅不会影响股市，反而会有利于规范和完善股市，有利于健康发展股市。法院采纳了专家论证的意见，受理了此案，并判决中国证监会败诉。由此引起了数起中国证监会当被告并败诉的行政案件。嗣后不久又发生了中国股市是否应当严格监管的大讨论和大争辩。

在我参与论证和咨询的大部分行政案件中，“民告官”遇到极大阻力，司法权难以抗衡行政权。专家学者的论证和咨询意见，固然有时可以使公民权或司法权受到支持，但并不能带来《行政诉讼法》整体实施状况的改观。因此，推动整个法治环境的完善，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十分艰巨而又紧迫的任务。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国际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

翻开任何一份国际法领域的科研项目申报书，在“研究方法”这一栏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方法罗列：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国际法学学科的问题研究中，甚至是整个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的主流研究方法。虽然是老生常谈，写各种报告、申请时总挂在嘴边、写在纸上，但是对于这三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内涵和实际使用，事实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和盲区。本文旨趣在于在笔者日常的研究学习的体会之基础上，讨论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方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在研究及写作过程中的运用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误区，并探究是否还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一、三种传统方法在运用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盲区

（一）比较研究。典型的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在两类国家中分别选取几个样本与我国进行对比。一类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英美、欧盟、德国、日本等国中选取），另一类是和中国类似的起步较晚、国情相近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印度、韩国等国中选取），有时还会选取在这一问题上未有动作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如在自贸区战略研究中，选取未发展自贸区战略的国家）。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实践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中国的实践存在的问题，借鉴他国的长处，整理出可取的发展经验。1.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比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法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1]的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论文撰写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两大优点而受到作者欢迎。首先，充实文章内容。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决思路，但在具体实践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无论想写多长篇幅的文章，亦无论作者在能力上对于每一种实践能做到多详细的分析，只要选取足够数量的样本，总是能够在字数上达到要求。其次，丰富表现形式。两方或多方经一番比较之后，在小结部分列出一张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论证成果，又给文章增添了图表的表现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块，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化。2.比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从以上对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的描述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误区：选取的对象缺乏代表性，或者，为了凑字数而选取多个雷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导致某一部分的比较研究缺乏学术价值。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比较研究被普遍当做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选取比较对象的时候，想当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传统上认为法律制度更先进的国家的怀抱；殊不知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广泛的阅读和收集，继而在大量比对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一个或几个对象。另外，在选取了合适的比较对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将二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做得透彻。目前大量的比较分析都停留在表层的现象面，比如将美国的规定与中国的规定分别罗列，篇幅长者可能再附上一两个案例，之后总结美国与中国有什么不同、中国应当向美国多多学习，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中国在立法时为什么没有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这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环境、民众接受程度都分别有哪些关系，对以上的问题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较研究方法虽然在国际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出镜率颇高，但真正对其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较研究方法不应当只是作为拼凑字数的法宝被使用，广泛的阅读、涉猎才是支撑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二）实证研究。1.所谓“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日渐受到关注的新热点，众多教授学者也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宋连斌教授指出，脱离了实证研究的国际法学研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国际法之法学性质，而更偏向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其二，没有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使得研究成果之说服力欠佳[2]。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证研究的影子。为什么说是实证研究的“影子”？我们来看国际法学科研项目申报书中在研究方法一栏关于“实证研究”的常见阐述：在现状解读、困境分析、对策思考的多个层面上，注意结合各国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发生的最新案例，从实践角度发现问题、着手研究、解决问题。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确与实证研究致力于回答“实际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点落在对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说事实上是将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不可否认，这的确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观察、描述的基础上对现象尝试进行解剖和分析，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缺乏数据和图表的支持。2.对白建军教授实证研究的分析学习如果拜读国内法学界致力于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作品，便不难发现，一份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及多角度的数据分析统计结果支持，质言之，实证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3]一文为例，白建军教授以刑法学的学术论文选题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中国大陆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学、犯罪学的博士论文共351篇作为研究的数据样本，探讨的主题是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统计学意义上，样本数量大于30即可被视为“大样本”[4]；白建军教授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已达到351个，且限制在了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内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取样，可以说取样过程考虑了多个因素，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军教授仍旧不厌其烦地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取样的科学性：（1）能否用论文题目代替选题；（2）博士论文能否作为整个学术科研界的代表；（3）对刑法学、犯罪学论文选题的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法学其他学科、甚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在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白建军教授首先从问题类型、学科领域、问题容量三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再将三个角度两两组合，排列出三个新的角度再进行分类统计及排序；在基础数据分析之后，白建军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选题与创新性的关系这一主题出发，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引入新的变量，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分割和统计。暂且撇去文章的具体分析与结论不看，单就这一步一步对一个较为庞大数量的样本的逐步切割、分类和统计而言，白建军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一个分析方法，而事实上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和论证。这可能与我们惯常的对法学论文的印象大相径庭，但这才是实证研究应该学习和前进的方向。（三）文献研究。无论是以上提及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还是其他的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文献研究是国际法学研究、甚至于法学学科和整个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献研究所给予的关注是少之又少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所谓“文献研究”等同于“阅读文献”；而“阅读”这件事对于做研究的学者、研究生而言已经做了十几甚至几十年，又有何特别值得讨论之处呢？首先应当明确，“文献研究”不等于“阅读文献”，或者说，“文献研究”之范畴应当远远大于“阅读文献”。“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事实上涵盖了从检索文献、搜集资料开始，至阅读文献、摘抄笔记，再到整理汇总、提炼升华的整个过程。这一误区导致了两个盲区：在以往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阅读”上，而忽视了在检索搜集和汇总梳理这两个环节。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环节被忽视，才更有可能导致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1）在比较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对象选取不当，因为部分可能更适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整理；（2）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础———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缺乏对数据的归纳、分类和总结。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不仅是其他研究方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在日常的学习和科研写作中，也是对作者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汇总能力的训练和提升；而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对我们的检索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更具考验。

二、新方法引入之讨论

在第一部分中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探讨中，笔者谈到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一文的行文思路与传统的法学论文似乎不相一致。事实上，其实证研究大量借鉴了法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而法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从法学角度阐述，法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研究法学问题的综合性学科[5]。有鉴于此，是否存在借鉴其他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可能性呢？笔者的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方向。国际经济法本身就是“调整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关于商品、技术、资本、服务在流通结算、信贷、税收等领域跨越国境流通中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总称”[6]，在其立法目的上，也强调促进货物、服务、技术、资本的流通，保证交易安全，从而鼓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而从立法过程上看，国际经济法的几大重要渊源：国际条约、多边、双边协定、国际组织决议，其制定的过程牵涉到多方的利益，需要两国、整个地区、甚至全球的参与，因此立法过程格外漫长。换言之，国际法相对于国内法而言，其立法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从立法效果来看，某一项国际条约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型，可是缔约国却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可谓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是否能够引入一种新的评估方法，在立法前的这一阶段，预先就立法效果进行评估，以求尽量避免立法成本远高于立法收益这样的结果出现？这一问题可能可以由法经济学来尝试提供解决方案，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影响评估分析等方法都值得尝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追求监管的有效性，而管制影响分析以及成本收益分析成为了重要的政策依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监管的出发点在于平衡“效率”和“公平”二者的关系，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避害性，可能被利益集团裹挟，造成“监管俘获”，最终导致制度模糊的“框架式”立法，为法律解释留下较大的空间，也给之后的司法执法带来难度。本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引入的政府监管，再次因为“监管俘获”而造成“政府失灵”，究其根源，正是缘于缺乏系统而有效的监管绩效评估手段和办法。自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开始尝试放松政府监管的力度，改变政府监管的方式，并对政府的监管进行评估。在此过程中，影响评估分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进入新千年后，欧盟政府也开始借鉴使用这一工具，并在其基础上修改、制定了新的评估指引文件，在2009年重新颁布《影响评估指南》。如今，国内学者对管制影响分析以及相关工具的分析研究不断增多。席涛教授通过对管制的历史分析发现，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管制成本和收益信息透明化，解决了监管俘获的问题，也解释了监管对社会福利的增进与损失。他介绍了美国的立法程序，并在对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做了详尽的探讨[7]，后指出，“由于中国框架式的立法缺乏对经济、社会以及相关环境的影响评估和法律法规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以形成了法律的‘一法四配套’的特征。”[8]这样的做法不仅削弱了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也促长了政府的行政主导权和自由裁量权。从以上最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发展来看，简单而言，其原则是整个监管过程所支出的成本应大于收益，其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社会福利是否能够最大化；以定性、定量等分析方式，评估立法或政策制定将要施加的影响，探讨其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作用。目前，国内法学界对于这一工具的主要运用还是在于立法后效果的评估，而且主要运用于行政法领域[9]，但也有国际法学学者开始尝试在国际法学研究中运用这一研究方法[10]。笔者曾尝试在对《2006海事劳工公约》的分析中，专门选取公约对于船员提供的社会保障的部分作为研究对象，以影响评估分析为工具，对我国在履约后在船员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将完成的立法修改对航运业的三大重要角色———船务公司、船员服务机构、船员以及政府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判断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析中主要遇到的问题，如前所述，还是只能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定量分析囿于资料和数据所限，难以展开。这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面对确实缺乏数据材料的研究对象，调研访谈固然能够收集部分数据，但难以代替能够直观反映问题的基本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定量分析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三、结论

在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二者均需基于扎实的文献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做好资料搜集、归纳整理的前提下，才能选取合适的比较研究对象及作为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重要素材的数据样本。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也颇具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周忠海.国际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1.

[2]宋连斌.国际法应注重实证[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1-52.

[3]白建军.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01-109.

[4]曾五一.统计学：中国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9.

[5]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第6版）[M].高旭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0.

[6]王传丽.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9.

[7]席涛.美国管制：从命令-控制到收益-成本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5-110.

[8]席涛.我们知道的法律和不知道的法律———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分析框架[J].政法论坛，2010，（1）：3-18.

[9]刘权.作为规制工具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2015，（1）：135-144.

[10]赵雷.行政立法评估之成本收益分析———美国经验与中国实践[J].环球法律评论，2013，（6）：132-145.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4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其四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不规范。对于那些以学术为职业的人来说，他们可能已经不会在上述几个层次上多有欠缺。但由于研究方法使用的不规范，影响他们出高层次的成果，特别是走向世界的成果，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对于他们来说，研究方法的失范是问题最大的失范。本文随后会分析这方面的情况。

二、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

前面已经谈到，对于新闻传播研究规范的强调，须和研究方法运用的考察联系在一起。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的质量有着根本性的影响，所以研究方法的失范是最严重的失范。新闻传播学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笔者以为有三种：思辨研究、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其他的研究方法，许多是这三种研究方法的变化形式。三种研究方法不能分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它们分别有自己的适用范围。而我国学人在运用这三种研究方法中都有失范之处。

（一）思辨研究中有诸多毛病

我国学人最喜欢、最擅长的是思辨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把思辨研究做得很规范。常见的毛病是：1、不严格使用定义方法，重要概念在运用中其内涵时大时小，捉摸不定，影响了全文的逻辑性。有人在界定舆论监督时，把群众来信来访也圈定在舆论监督的内涵之内，然后又大谈舆论监督的特点是公开性。2、对源自西方的概念，不考察其源和流，对着翻译出来的中文望文生义，随心所欲地进行解释，比如，断言源自西方的出版自由（Freedomofthepress）不包括新闻自由，并推论，出版自由既是自然人的自由又是法人的自由，而新闻自由则不是自然人的自由，只是法人的自由。更有人讲新闻自由的说法不通，因为新闻是名词；只有出版自由的说法通，因为出版是动词。实在莫名其妙。3、对国外的或国内历史上同类研究的主要文献知之甚少，就开始洋洋洒洒，结果是在浅水滩上翻跟头，看上去很热闹，却逮不着一条大鱼。4、用领袖的话或者当前政策作为逻辑起点，进行推理，结果形势和政策一改变，“学术成果”很快成了垃圾。5、一篇论文提出若干命题，却没有一个进行充分论证，那就只是提出一些“假说”——“看上去有道理的陈述”，如果连这些假说都是别人那里搬来的，那这篇论文就不过是“经常讲，反复讲”的宣传品而已。6、大胆假设，却不肯小心求证。习惯于提出一个论点举一两个例子，以为这样就算立论成功。作这样没有说服力的简单论证的文章多得很。因为社会生活极端复杂，人们对任何论点几乎都可以举出一两个例子加以证实或者证伪。“”中通过报道不上大学的人做出成就，来证明“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进而证明大学可以不上、可以不办。这只是一个新闻报道方面的例子，但有些研究者实质上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运用相同的思想方法。

以上不规范的现象不能说很普遍，但也绝不是很罕见。

海外学者还注意到大陆的研究中有太多的“应然”研究。美籍华人学者李金铨教授认为大陆传播学学术研究有着假、大、空的现象，传播学者许多人论多证少，有人甚至只论不证，新闻传播研究者凭直感和空话铺成一篇篇“应该”（should）如何的论文，独独说不出“是”（is）什么[5]。于是有人将其称为“应然”研究。“应然”的方法是一种从原则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的方法，而“实然”的方法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分析、综合和概括的方法。但“应然”研究要以“实然”研究为基础。否则会导致理想代替现实，价值判断替代现实判断。脱离了“实然”的“应然”是空洞、无意义的，没有说服力的。

（二）对定性研究产生误解

我国有些学人说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擅长定性研究，他们举出的例证是新闻学中大量存在的党性、阶级性的分析。把定性研究看作使用阶级性、党性等概念来对新闻进行思辨研究，这显然是陷入了误区。更有人又把思辨简单化地理解成有感而发，这就更加等而下之了。实际上，思辨研究是操作概念（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举出许多事实和其他例证），主要使用演绎的方法。而主要使用归纳方法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一样，都属于操作事实，都是有严格操作规范的实证研究。可见，定性研究不同于思辨研究，更不是有感而发的随感录。

较早在国内介绍并倡导定性研究方法的北京大学陈向明教授，1996年在对国内外定性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后指出，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定性研究方法虽不像定量研究那样要检测大量的因果变量，但也不是随意而为的方法，必须遵循严格的研究程序，以保证其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括：确定研究对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撰写研究报告等。定性研究方法是在自然环境下，使用实地体验、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文献分析、个案调查等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细致和长期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步骤和方法在形式上与定量研究有着不少相似之处[6]。

陈向明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中说，“中国学者目前从事的大部分‘定性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功能。它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通常结合社会当下的时弊和需要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说或提供建议”。为了与这种所谓的“定性研究”划清界线，她将qualitativeresearch重新界定为“质的研究”。她还指出，“‘质的研究’十分强调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中与被研究者互动，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研究的结果或理论，其探究方式不包括纯粹的哲学思辨、个人见解和逻辑推理，也不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工作总结。非常遗憾的是，陈教授所指的有感而发式的所谓“定性研究”，在新闻学论文中非常普遍。规范的定性研究比规范的定量研究还要少得多。

（三）量化研究最受冷漠，且多有不合规范的

定量研究是西方人发明的，在美国新闻传播学中是最正宗、使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但在我国，尽管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在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广泛介绍，不少大学还开了传播学研究方法课，但使用这个研究方法的至今不多。从1995—2004年研究科技传播的论文中，在选择的366个样本中，只有两篇实证性论文。[7]在非常需要实证研究的报业集团的研究中也有同样的现象。在296个样本中，运用人文研究方法的论文高达212篇，占到总数的72%，实证研究论文只有84篇，占论文总量的28%，但真正意义上的定量研究只有一篇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8]。

我国新闻传播的定量研究不但比较少，而且其中做得很规范的也不多。比如进行抽样调查，有的安排考核的维度、变量不足以回答假设；或者是同类的定量研究，其维度、变量设置每次都有变化，难以做连续调查和比较研究；有的抽样的科学性不够，致使信度不够高；有的在安排调查人员时没有重视对他们的素质的要求，调查人员中竟有不入户认真进行调查，想当然填数字者。毫无疑问，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规范，都会影响抽样调查的质量。

进行实证研究的比较少，笔者以为，原因首先在于它们要花的金钱和精力都很多，有些研究如内容分析，也许不要花多少钱，但精力消耗大。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来说，也是喜欢读思辨研究的著述，而不喜欢看一大堆数目字。

但定量研究的意义不可小视。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曾经指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一切科学只有在成功的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数学的证明是建立在更高的精密的逻辑推理上，具有逻辑严密性和结论确定性，这种推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完全不容争辩的和确定无误的。所以定量研究只要操作完全符合规范，它发现的原理和结论就能保证科学性，就能为不同国度的人所接受。我们要想打开通往国际学术的大门，定量研究必然是重要途径之一。

由于我国在定量研究上过于不足，笔者在这里作了倡导，以求有所弥补，但笔者也不希望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热潮。在量化的方法论原则下，“真理是不断发现的事实的积累这一信念压倒了一切其它的假设”[9]，单纯的定量研究由于有时过于微观以至于割裂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弊端，西方学术界自己都感觉到了。思辨研究正是弥补这一缺陷的最好方法。我国学人的特长不可丢失。需要看到的是，客观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学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这就决定了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一种方法论是完美无缺的。有的项目适合定性，有的项目适合定量，有的适合多者结合。正如吴廷俊教授2006年在一次讲学中所说的，“无论用哪种方法，它的终极价值诉求是要最方便地、最大化地逼近真理”。

三、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的距离

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存在许多不规范现象，有着传统的和现实的原因。本节谈一谈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距离。

（一）中国人缺乏逻辑性、分析性的思维传统。在用概念、范畴去固定和网络自己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时，主要不是以形式逻辑为依据，而是通过意会和体悟来达到对其特性的系统说明。古人的意会和体悟无需辨析、说明，不像西方人基于认识论的认同而生发出的科学精神。[10]个人的体悟、意会是一种直觉思维。没有形式逻辑作为基础，只能运用大量直觉思维，使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思维比较轻视经验考证和逻辑推理，也没有产生出用以把握对象世界的严谨的概念系统和逻辑规则，从而使中国传统哲学无论是对世界本体的理解，还是对事物本质的把握，始终带有挥之不去的神秘性和模糊性[11]。以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例，它是中国哲学中对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观点，强调“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合一。战国时子思、孟子提出这种思想，汉儒董仲舒即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这大约是天人合一的说法的正式确立。两千多年来，很多哲人都论述天人合一，直到程朱理学，仍在继续论证。但是从直觉思维出发的整体把握的思维方式，却不能把天人合一的理论向前推进。一两千年前的子思、孟子所说的天人合一，与一两千年后的程颢、朱熹所讲的没有多大差别。[12]

（二）中国人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例如，孟子说，人性本善；荀子说，人性本恶。就没有人说，人之初，无所谓善恶，或亦善亦恶。中国自古以来就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其实大量的人是芸芸众生，既算不上君子，也不至于是小人。“人故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其实，对芸芸众生来说，其死既不重于泰山，也不轻于鸿毛。总喜欢把文学艺术作品分为香花、毒草两类，要么就捧，要么就灭，其实整个绿色世界中大量的是不香的花和不毒的草。对事物作两极判断，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而现代传播学的统计方法可以表现出无数个梯级层次，如实反映事物多样化的特征，从而克服简单化的毛病。

（三）中国人崇拜权威，喜欢借经立言。中国人在数学和医学上两千多年前就有很高的成就，在汉朝就有《九章算术》和《黄帝内经》。这些被奉为数学、医学领域的最高峰的经典，后人就不敢突破，充其量不过是通过注释经典的方式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以至于后来一直没有超过这两本经典的著作出现。在文科领域更是如此。孔孟思想奉为经典后，没有人敢于突破。一千多年中的科举考试，考生们无不是借孔孟之经立言。不敢挑战经典，只能借经立言的风气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

古人以上缺乏形式逻辑，依靠直觉思维，喜欢作非白即黑的两极判断的思维习惯，以及崇拜权威，借经立言的治学方式，不难看出会导致以下几个缺点：其一，论证的主题往往是宏观话题，古代思想成果多是对于天地人的论述，议题重复，且因循守旧。而具体的社会问题则被搁置。由于思维不是从现实出发，因而得出的结论对于实践难以有适用性。其二，论证是从概念到概念，缺乏现实的具体内容，论证过程弱化，论据以一些“原概念”为主，尊奉经典，最终的论据还原为天地、阴阳、五行等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其三，中国文人往往停留于一般的思辨，停留于想当然。讲究求证，肯动手做试验的人少之又少。由于不肯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对知识总量贡献甚少。对这些古人的思维习惯和治学方式，如果现代学人不能意识到其不足，在现代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受其影响，就必然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些不规范的现象。

四、学术规范难以改进的现实原因

（一）党报学的传统——重心是领会宣传方针和策略

学术失范本身，是主客观因素，或者说是研究者与研究环境交织的产物。就新闻传播学科而言，缺乏某种规范的原因，公正地讲，客观的原因甚至比学者们主观的原因更具决定性[13]。新闻传播学科的自主性程度如何，对于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能否确立有着深刻的影响。

从我国新闻学的起源来看，新闻学研究的政治意涵对于新闻学的限制是明显的，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发端于延安解放日报时期，“开始有目的地、系统地建立自己的新闻学体系，即无产阶级的党报理论体系”。[14]从此新闻学变成党报学，学科的重心在于领会执政党的宣传方针和策略。“术”，即新闻业务，成为研究的焦点。而“学”方面的研究进展缓慢，因而产生“新闻无学”的说法。随着近二三十年新闻改革的发展，新闻改革实践与新闻学产生积极有益的互动。阶级论逐渐淡出新闻学研究；信息概念的引入，在新闻实践层面开始厘清宣传与新闻的关系，对于新闻学研究有直接影响；媒介企业属性的增强，拓宽了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但新闻学的基本概念并没有改变，党报理论依然处于新闻学的核心位置。在各国新闻理论或新闻哲学中都会深入研究的问题，如新闻自由问题，包括如何用法律调整新闻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在内的新闻法问题，在我国仍很少有人研究，因为在这方面出了成果也很难面世。好在随着改革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思想解放之风也渐渐吹进了新闻学领域，新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逐步得到拓展。

（二）政府学术基金有可能变成“遵命学术”的指挥棒

学术基金是促进学术发展的重要的力量，但我国学术基金除了政府的几乎没有民间的。政府学术基金研究指向比较单一，大部分是与促进新闻管理与控制的课题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单一的学术基金把许多人才引向比较单一的课题，造成大量的重复研究，比如几乎每个省、市都有课题组研究突发事件报道、传媒与和谐社会等，这些课题的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新闻传播研究过于追逐“政策热点”、“理论热点”，浪费大量国家资源作重复研究则是不必要的。有的学人把各级政府学术基金这样使用，称为搞“计划学术”。这当然不仅仅是新闻传播学科的事。“计划学术”、“规划学术”的现象[15]，充斥整个社会人文学界。这在课题的申报和评审中尤其明显。“计划学术”意味着学术评价的易位，行政的而不是学术的标准占据主导位置，课题申请前的指导性的课题指南设置了学术研究的议程，其中诸多研究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宣传需要，对于现行制度或者思想进行“科学性”或者“学术性”的诠释。在这种微妙的上下互动中，行政体制掌握着学术的议题权与评价权，在学术资源的调配中，不仅隐含着研究的目标与方向，甚至已经预设了方法与结论，课题的意识形态意涵以及实用性被强调[16]。学人为了中标，获取经费，在申请中主动追逐与臆度审批者的思路，结果真正的社会需求被搁置，甚至研究结论被扭曲。在这样的互动中，学术发展的内生逻辑被遮盖，其结果是泡沫学术与垃圾知识的出现。

（三）业界刊物的文章算作学术论文传出不利于学术规范的信息

在我国新闻业界，至少省部级以上媒体都有刊物，这些刊物上的大多数文章是媒介从业人员所写，多是实践感想、政策诠释和经验介绍，写作者的身份以及题目的性质就决定它们不会遵守学术文章的规范。这些文章对业界的作用当然不可抹煞。但媒体工作者在评中、高级职称时必须交学术论文，而这些文章都算作了学术论文。长此以往，在青年学人中，这些文章也就成了学术论文的样本。不但青年学人，即使一些大学新闻院系，也把它们看作学术论文。比如，某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把新华社的《中国记者》、人民日报的《新闻战线》这样业务性的刊物列为新闻学的权威学术刊物，而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竟算不上。他们区别是否权威学术刊物，其标准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按学术规范、学术水准。学术规范被何等轻视由此可见一斑。

五、几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一）研究方法能不能有本民族的特色？

西方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引入是必须的，但我们不必完全照搬。这是一些人的观点。这个观点当然是有些道理的，但还值得作进一步分析。对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笔者赞成取这样的态度。正如陈寅恪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吸收输入”却也置于“不忘本来”之前[17]。但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属于操作规则，毕竟与思想观点等内容形态的东西有所不同，接轨与引入是发展的前提。就像踢足球、打乒乓球，你不能强调民族化，而自立一套规则。只有武术、中国象棋你可以自立规则。当然，研究方法的探索也是无止境的，所以不能排除我国学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会发现其他科学的研究方法。

尽管学术规范与竞赛规则多有相似，不能有明显差异，但考虑到我们的治学传统与西方差别较大，笔者还是认为，适当进行一些本土化的改造也未尝不可。现在举一个笔者身边的事例。考虑到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对理论色彩的讲究和追求（通常认为这才显得有学术性），笔者的博士生何志武在撰写博士论文《大众媒介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制研究——以武汉市取缔“麻木”（三轮车）的政策过程为例》时，在进行问题讨论中，与国外同类的定性研究的博士论文相比，增加了很多思辨研究的内容。这是为了适应环境呢，还是本来就应当这样做，也只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

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新闻制度定型几百年了，所以大量的是“实然”研究。批判学派对现行制度作了不少批判，却没有做出像样的“应然”研究，因为他们无法提出改变现存局面的办法。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闻改革千呼万唤二三十年，学术界参与其中，发了多少文章出谋献策，才有今天这样较好的局面。我们不能反过来把那些“应然”研究一概否定。它们至少为新闻改革增加了舆论力量。那些在实践中还没有或很不充分，在过去甚至连提也不能提的事物，如新闻自由、新闻立法、媒体创办改革等，难道不能作一些“应然”研究吗？理论研究不仅仅是总结实践，还要指导实践，自然有一部分成果是对于新的实践提出设想和主张。

只是许多作者总爱在文中或文末谈应该如何如何，这种“应然”研究确实不甚可取。某些“应然”研究，完全可以也应该改为写研究报告。比如，多花些功夫，进行现实调查资料和中外对比研究资料的大量搜集和深入分析，提出某一方面的改革意见，这种“应然”研究，岂是那种在文中随感式地高论应该如何如何的文章可比的？

（三）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

如果从硕士生、博士生算起，包括新闻院系的教师在内，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群体是很庞大的。这个群体中，硕士生只有比较少的一部分会继做作学问，老教师中对大部分学术规范遵守得很好，但在研究方法上习惯于走老路，发挥老方法（主要是思辨方法）的优势，除了少数已熟悉新方法者以外，要他们去做规范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那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全面地掌握现代学术规范，登上国际学术交流平台，希望寄托在中青年学人身上，特别是正在培养的博士生身上。

要求博士生严格按照学术规范做学位论文，是培养新的学术群体的重要环节。现在有的导师鼓励博士生一毕业就能将论文出书，结果博士生将学位论文一味地加大篇幅，实际上是大量堆砌一般化的资料，结构松散，逻辑主线不清晰，常常是在支线上“炫博”、“吊书袋”。出了书也很快进入半衰期，即文章受关注、被引用的期限十分地短。在一个场合，李金铨教授曾问一位博士生：根据你的博士论文大纲，哪是你的创新点。对方回答：我归纳的六个特点啊。李教授问：这六个特点中，哪一个是你研究出来的。对方无语。李教授指出的问题，在笔者看到的不少博士论文中都存在。宁愿归纳六个特点，也不肯以一个特点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这是我国一些博士论文论题大而无当、文章长而空洞，充满假说而无创新点的原因。

笔者曾请两个博士生（滕朋、张振亭）从网上下载国外优秀的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论文各100多篇（只是自用），研究他们的学术规范，并撰写和发表了相关论文，作为博士生们写学位论文时的借鉴，大家感到颇受启发。

笔者相信，只要学人们认识一致，持之以恒地努力下去，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规范会比较快地得到改观。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学术伦理

[摘要]：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从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到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论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该不该有本民族的特色，“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注释]

[1]杨玉圣，张宝生（2004）.学术规范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引论.

[2]转引自：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3]段京肃，任亚肃（2006）.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期刊影响力研究报告（2000-2004）——基于CSSCI的分析.现代传播，（5）.

[4]陈学飞（2003）.谈学术规范及其必要性.中国高等教育，（11）.

[5]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4页.

[6]何志武，孙旭培（2007）.有感而发不是定性研究——对于新闻学定性研究的思考.国际新闻界，（2）.

[7]李尧鹏（2005）.近十年中国大陆科技新闻传播研究述评.新闻大学，（4）.

[8]屠忠俊，刘建强（2006）.中国大陆报业集团十年研究综述.世界媒体实验室，，2006-03-13.

[9][美]卡尔•博格斯（2002）.知识分子和现代性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39页.

[10]汪涌豪（1999）.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631页.

[11]杨谦（2004）.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直觉性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

[12]孙旭培（1999）.新闻学要讲究规范与方法.淮北煤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13]金兼斌（1999）.传播研究典范及其对我国当前传播研究的启示.新闻与传播研究，（2）.

[14]吴飞（2002）.时期中共党报理论的发展与局限.中国新闻研究中心（），2002-09-08.

[15]参见：许纪霖（2004）.计划学术何时休.中国新闻周刊，（2）；喻大翔（2005）.“计划学术”膨胀伤害了什么.文汇报，2005-05-25；江晓原（2005）.泡沫学术是计划学术的直接产物.科学时报，2005-04-27.

[16]王焱（2005）.知识生产机器与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中国书评，（1）.

[17]李慎之（1998）.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开放时代，（5）.

[参考文献]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5

一、会计论文的现状

目前我国会计论文主要分为学术论文和毕业论文。学术论文又称科研论文、研究论文、专题论文，是会计学界和从事会计工作的专业人员及科研人员总结科研成果，送交国际、国内学术刊物、学术出版社或学术会议发表或宣读交流的论文。

毕业论文主要是指学位论文。在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完成论文写作。学位论文是各类毕业生或同等学历人员为申请授予相应学位而写出的论文，即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等。对于学士论文，要求能较好地运用所学基础知识技能，解决不太复杂的课题；对于硕士研究生论文，要求能够充分地反映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对研究课题要有一定的见解；对于博士研究生论文，则要求反映作者渊博的知识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在该学科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在理论研究上有突破，形成创造性成果，对会计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毕业论文还包括在我国接受高等专科教育财经类学生的毕业论文。

二、会计论文作用和特点

（一）会计论文的作用

1．会计论文的写作是会计研究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会计研究的必要手段。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广大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及会计学者，紧密结合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围绕贯彻执行新《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通过撰写会计论文，对企业会计制度转轨和企业改革（如兼并、破产、关闭、出售、公司制改建、债转股、上市、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中的财务管理、资金成本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等方面，以及会计新领域（涉及金融衍生工具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和社会会计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2．会计论文是总结会计经济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发展会计理论，以指导会计实践工作的重要工具。在我国，有上百家财经类期刊刊登会计论文。中国会计学会秘书处为了总结前一年度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每年还组织前一年度会计学论文评选活动，并将获奖论文汇编成册出版，由此激发了广大会计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的热情，推动了会计理论的发展，并以正确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会计改革深入进行。

3．写作会计论文是培养会计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是考核会计专业人员和会计专业本科毕业生及研究生等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

（二）会计论文的特点

1．学术性。学术性即科学性，是指在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系统、严谨的理论体系。会计论文的学术性不仅表现在应用价值上，而且表现在理论价值上。主要表现为：

会计论文的写作目的是建设与发展会计学科领域，描述会计经济活动中某一新的现象、新的发现，对会计学科的发展具有实践上的价值；

在理论上，对新的发明和创造有深入的理性分析，运用已有的理论知识，通过严密逻辑推导，求得规律性认识，丰富原有理论体系或者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6

目前我国会计论文主要分为学术论文和毕业论文。学术论文又称科研论文、研究论文、专题论文，是会计学界和从事会计工作的专业人员及科研人员总结科研成果，送交国际、国内学术刊物、学术出版社或学术会议发表或宣读交流的论文。

毕业论文主要是指学位论文。在我国，接受高等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毕业前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下，亲手完成论文写作。学位论文是各类毕业生或同等学历人员为申请授予相应学位而写出的论文，即学士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等。对于学士论文，要求能较好地运用所学基础知识技能，解决不太复杂的课题；对于硕士研究生论文，要求能够充分地反映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对研究课题要有一定的见解；对于博士研究生论文，则要求反映作者渊博的知识和较强的科研能力，在该学科某一领域有独到的见解，在理论研究上有突破，形成创造性成果，对会计学科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此外，毕业论文还包括在我国接受高等专科教育财经类学生的毕业论文。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二、会计论文作用和特点

（一）会计论文的作用

1．会计论文的写作是会计研究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会计研究的必要手段。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发展，广大理论和实务工作者及会计学者，紧密结合我国会计改革和发展的实际，围绕贯彻执行新《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企业会计制度》、《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通过撰写会计论文，对企业会计制度转轨和企业改革（如兼并、破产、关闭、出售、公司制改建、债转股、上市、股份合作制、企业集团）中的财务管理、资金成本管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及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等方面，以及会计新领域（涉及金融衍生工具会计、人力资源会计、环境会计和社会会计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2．会计论文是总结会计经济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发展会计理论，以指导会计实践工作的重要工具。在我国，有上百家财经类期刊刊登会计论文。中国会计学会秘书处为了总结前一年度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每年还组织前一年度会计学论文评选活动，并将获奖论文汇编成册出版，由此激发了广大会计工作者进行理论研究的热情，推动了会计理论的发展，并以正确的理论支持和指导会计改革深入进行。

3．写作会计论文是培养会计专业人才的有效途径，是考核会计专业人员和会计专业本科毕业生及研究生等业务能力和学术水平的重要依据。

（二）会计论文的特点

1．学术性。学术性即科学性，是指在论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系统、严谨的理论体系。会计论文的学术性不仅表现在应用价值上，而且表现在理论价值上。主要表现为：

会计论文的写作目的是建设与发展会计学科领域，描述会计经济活动中某一新的现象、新的发现，对会计学科的发展具有实践上的价值；

在理论上，对新的发明和创造有深入的理性分析，运用已有的理论知识，通过严密逻辑推导，求得规律性认识，丰富原有理论体系或者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7

摘要本文归纳了近年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类问题，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于社会科学成果的一系列评估标准。作者认为，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需要借鉴这一评估标准，以提高论文质量。中国大陆的大学新闻传播院系要求论文以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获奖、来自较高的课题级别等等作为学术评价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1、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2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3“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8)李茂政《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方法论的相容性及内在联系性》，《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论文集》P169-180，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1999年编印。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法律博士论文范文篇10

关键词学术论文评估标准

近年中国大陆招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数量急遽增长，重点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的数量，已经与本科生相当；而研究生导师，即使破格提拔，增长也是有限的。初带研究生的生手导师较多，如何保障研究生的教学质量，特别是毕业论文的水平，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这里谈谈常见的论文写作中问题，以及评估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交流一下，供同行们讨论。

新闻传播学硕士和博士论文中存在的九种问题

我近年评阅硕士和博士论文近百篇，存在的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九种：

一，将论文写成教材或普及读物。虽然处于学习阶段，但硕士、博士论文无论如何属于学术论文一类。而现在一些论文，有的很像教材，将某一论证对象从定义、重要意义开始说起，方方面面都讲到，讲完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的很像普及读物，对某一别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外国的），方方面面做了介绍，介绍完全了，文章也就结束了。有一篇关于探险报道的硕士论文初稿，从什么是探险、什么叫探险报道、探险和探险报道的历史开始写起，然后是详尽的关于探险报道的写作要领、注意事项，直至采访时要穿什么衣服等，全写到了，相当全面。写完了，文章结束。另一篇关于世界性通讯社的博士论文，叙述了各大通讯社的历史，只在各章最后有一数百字的段落“论证”几句，论文就算写完了。没有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新发现，也没有研究的新视角。这样的论文每年所展比例不小，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二，将论文写成了工作经验总结或理论宣传文章。可能有的作者在读研前是做宣传工作的，或者担任领导干部的文字秘书，这种工作经历使得作者写的论文，文字流畅，话语是成套路的，诸如：在……形势下，在……领导下，为了……，以……为基础，以……为指针，做到打实几个重点……、突出几个……、落实几个……等等。读了文章，好象在喝白开水，除了有些词句漂亮外，实际上并没有提出新观点、新发现、新视角。例如有一篇关于舆论监督的论文，作者为了在第一章显示论证的理论性，三个小标题分别是：舆论监督是……生命、舆论监督是……旗帜、舆论监督是……保证。但是舆论监督本身到底是什么，反而没有说出来。因为作者真心诚意地以为，这就是“理论”论证，报纸上理论版确实尽是这类“理论文章”，有些还是级别较高的党政领导人的文章。有一篇论述某报纸论文，本来是可以写成学术论文的，但是作者陷到这个媒体里太深，进去出不来了，没有站在客观的立场用学术眼光来观察问题，当谈到这家媒体存在的意义时，小标题是“……的理论意义”，内容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分别为该单位的题词。作者误以为，高级领导人题词，就是“理论”。

这种情况与中国大陆的新闻工作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宣传、商业公关与新闻报道混同有关，每年在论文中这种类型的所占比例也较大。除了学生的问题外，这与部分导师本身就在具体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对于学术研究不够熟悉也有关。因此，需要强调区分学术研究论文与政治宣传、企业公关文章，有时它们都叫“理论”，但所指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三，论文中缺乏基本的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一些论文，分析太缺乏本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仍然在使用诸如“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等中学时代学的大众哲学常识，来“分析”问题。不能说他们说的不对，但是实在没一点学术研究的味道。这种情况到了写论文的时候再纠正，已经晚了。这反映出研究生的学科基础理论教育较为薄弱。从入学就应加强学术理论思维的训练，将文科的基础知识打牢，真正懂得什么叫“研究”。

四，论文的理论前提不可靠或是错误的。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即使行文、具体论证和结构不错，由于论文的立论不成立，全盘皆败。例如一篇论述古代文论对现作启示的论文，将韩非谈到“文章”如何的一段文字作为“纲”，展开来写。显然，作者误将引文中的“文章”的概念理解为现在的“文章”（先秦文献中的“文章”是“文采”之意）了。这个理论前提一错，后面再怎样写都没什么意义了。另一篇论文，阐述舆论学的发展历史，谈到18世纪西方第一部使用现代“舆论”概念的著作，根据别人的介绍，将作者对舆论的划分（“公意”与“众意”），抄写中误为“众意”与“民意”，没有再看原著，就论证起这两个抄错的概念含义如何不同。一开头就出现这种理解错误，后面的论述自然跟着错。[page_break]

这与学术研究存在不同意见是两回事。不同学术争论是正常的，但是基本的事实，包括事实本身和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公认的原因，总要正确。理论前提起码能够自圆其说，也就是能够“成立”，不然就没有共同的讨论基础了。

五，把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理论依据。不少作者在讨论论文的基本概念时，并没有理论根据，常把字典、词典作为论据，试图证明什么。我们写的是学术论文，不是小学生学习一个字词时查字词典那种情形。为了理解一个概念，论述中可以涉及这个词汇的语法构成和意义解释，但这只是这个基本学术概念的技术性解释，读者将等待着关于这个概念的真正学术性阐述。然而，常常查了字词典后，关于基本概念的解释就算完成了。现在新闻传播学文章中常出现“××性”的概念，创造和使用很随意，缺少科学内涵，这是造成论文学术价值评价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六，不会写绪章。任何文章总要有一个开头，学位论文的开头通常要求有一篇绪章（叫序、序言、前言、绪论、绪章等等均可），这篇绪章的任务是交代自己的选题、论文的主攻方向、文献检索过程和情况（即前人这方面已经做了些什么）、自己的论文在哪些方面有所创新（或所有整理）、使用的研究方法、论文大致的结构，以及其他需要说明的关于论文的问题。但是现在不少论文的绪章，写什么的都有，或是感谢之类，或者是发表感想，像散文而不是论文。对绪章提出一定的规范要求，就是逼着作者必须考虑自己是否做了文献检索，论文是否提出了新观点。

七，忽视论文最后的“参考文献”。往往有这种情况：论文的“参考文献”没几篇，但是文章却提出了大胆的假设，说得头头是道。这是由于知道得太少，胆子越大的缘故。这样的论文中通常矛盾很多、别人（但是作者不知道）已经论述过的东西较多（但是往往有明显漏洞），可是作者自己感觉良好。

“参考文献”不是论文的形式主义的部分，而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可以考察作者在写作这篇文章时看了哪些东西，这些东西是否本学科的代表作，也可以从侧面考察学生的治学态度是否严谨。如果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没有开列出几篇东西，已开列的也不是代表作，而且编排没有规范，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这篇论文的水平高不了。

八，非必需地引证和论述自己导师和可能评议论文的老师的论著。如果恰好论文涉及导师的研究领域，而且导师确实在这方面有独到的观点，学生引证是正常的。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即不少论文的选题与导师或其他相关老师的研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他们的论著并不是学界的代表作，学生却千方百计要引上几段，有些引证的内容就是大白话，谁都会说，甚至连导师论著中的“俗话说……”都引上了。

关于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是复杂的，F.索恩（Thorne）曾归纳了六种非正常引证的动机，情况如下：为阿谀某人引用；以自诩为目的引用；为相互吹捧而带有偏见的引用；为支持某一观点牵强的引用；为维护某一学术研究派别利益的不正常引用；因迫于某种压力的引用。[1]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类非正常引用不可能反映与研究对象的真实联系，最终影响论文分析结果的客观性，玷污学术研究

九，写作中缺少“假设论敌”的意识。于是，写作时只考虑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回避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这很容易被别人抓住作者论证中的缺口。如果每论述一个问题，自己多想想，别人会就这个问题给我挑什么毛病，如果每一个问题在写作时都这样自我提问，文章就会论证得较“圆”，逼着自己治学严谨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

鉴于以上存在的问题，我建议参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采用“社会科学成果评估指标体系”[2]，对学术论文进行较为科学的评估。若了解了其结构要素，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就会有一种学术标准进行自我衡量，以保证论文至少像个论文，多少有些创造性。[page_break]

社会科学成果评估体系是由一系列指标构成的。首先考察论文的规范性。这里的规范性，不仅指引证的规范，而是指研究者对研究资料的占有、分析深度、遵循学术引证规则这三方面的情况如何。是否充分占有资料，这本身就是论文的最大规范问题。不充分占有资料，特别是不占有最新的资料，无法保证观点的创造性，有些结论可能是许多年前就已经有的了；或者造成论文低水平的重复。这种情况下当然仍旧可以写上许多话，但这无论如何算不上有水平的论文。

这三方面的论文“规范”，从一开始就将那些不占有研究资料而拍拍脑子随意想出若干“××性”，或随意地从个别事例推出整体的文章，从学术论文中予以排除。资料的占有和分析，实质上是要求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所了解，或对现实有所了解，防止研究者因某些局限而忽略必要的事实，疏漏某些可能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关于论文的规范性考察，并不等于论文就具有科学性了，但是它会影响到论文结论的科学性；而且，规范的论文也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较为清晰的学术发展脉路。

第二，对论文的难度作出评估。假如第一关过了，可以认定算是学术论文了，那么马上就面临第二个问题，即这篇论文实际付出的精力有多大？一般地说，付出精力大的研究，其成果的质量也较高。这里的指标有两项，一是论文的规模，一是论文的复杂程度。

这里的“规模”，不是指参与人数的多少，而是指研究本身所要操作的概念、事实要素或实证研究中的变量等的多少。需要处理的因素越多，规模越大；反之越小。这是考察作者研究能力的一种指标，并非文章越长规模越大。有时一篇论文并不长，但是需要很多论据，必须论证得当，它的规模就属于较大一类。例如关于北京“新疆村”的研究论文，涉及人口、经营规模、材料来源、语言和文化生活、社会管理系统、雇佣关系、同胞关系、家庭、生育、宗教、民族政策、法治、饮食等等，必须处理这样多的因素。因此，可以认定该项研究的规模较大。

这里的“复杂程度”，不是指涉及面大（有些选题涉及面较宽，但是逻辑关系简单，分析起来并不困难），而是指需要处理的因素之间逻辑关系复杂。有些看起来不大的选题，如果其中要说明的各种关系较难把握，那么应当说其复杂程度较高。例如“我国的地下色情产业”这个社会学选题，它似乎算不上重大选题，但是真正研究起来，要处理的各种因素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关系越复杂，需要运用的知识量、知识深度、研究能力等的要求就越高。

第三，对论文的研究成份进行评估。一篇论文，不一定完全是研究性的，有些成份属于是在普及某些知识，或者仅仅提供了一些资料。根据智力对材料加工程度的差异，研究性质成份是指论文中提供了新的认识的那部分。

因此，需要先对论文的研究成份的多少下一个判定，这里提供了四种选择：25％、50％、75％、100％。看来还是简单了些，但重要的不是划分研究成份占多少的讨论，而是要在观念上学会区分研究、普及、资料这三种不同的成份，努力使自己的论文增大研究成份。一般地说，硕士论文如果有50％属于研究成份，可算是相当不错的了。这里需要说明：并非只要属于研究成份就好，同样属于研究成份的部分，水平高低差异很大，这里还要有其他的衡量标准。

第四，考察论文的科学性，即可靠性。这需要根据对论文研究性、普及性和资料性成份所作的划分，分别评估。如果确定成果全部或部分属于研究类，就要首先对成果研究部分的科学性进行评估。这里有五项标准。

1，基本理论依据或前提的可靠性。提出这一对论文的基本要求，在于经常存在这样的情况：论文中具体概念没有发现不成立，论据也颇有力，论证不能说不严密，方法也有效，但是由于理论前提不可靠，实际上一切皆不能成立。例如若有人提出“太阳黑子活动决定经济发展”的假设，这完全可以通过计量经济分析证明该假设成立，而且在统计学上确有明显性。但是这在经济学方法论上是完全错误的，错就错在没有可靠的理论前提。[page_break]

2，概念使用的科学性（明确、严谨、有效）。概念是任何论文的基本单元，将概念的“明确、严谨、有效”要求联系在一起，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概念需要很好地反映特定事物的范围或本质，仅仅做到“明确”是不够的。有的很明确的概念，不具备处理、解释其定义范围内事实的能力，不能有效地说明结论。一些文章中常见的脱口而出的一连串“××性”，就属于这种情况。

3，论据（理论或事实）的可靠性和充分性。这里的“可靠、充分”是对论据说服力的衡量标准。“权威人士”的话，可以作为辅助的论据，但不宜单独作为论据，就在于它虽然通常是可靠的（这里是指真实），但不能作为“充分”的论据。

4，论证逻辑的严密性和完备性。这里实际上涉及两个标准，一是具体论证中要做到滴水不漏；一是论证的整体充分，没有空缺。

5，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的可靠性和有效性。这里的两个标准，前者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是科学的。例如考证某一事物为历史上的第一，方法上就要保证是对全部资料进行了检索和分析，而不是只依据部分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实证调查的推论，则不能超越原抽样的总体范围，否则便不可信。所谓“有效”，是指所采用的方法正好能够说明作者要证明的论点。显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是否复杂和新鲜，而在于能否有效地说明论点。

当然，并非每种研究成果都适用于这五项，前四项一般适用于理论型论文；实证型论文需要重点考察第五项，而前几项可能不全适用于对它的评估。

第五，对论文的价值进行评估。这里也包括五项标准。这是对该论文满足主体需要程度的判断，包括论文对学术发展的贡献程度----学术价值、论文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社会价值。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同行专家组可以对论文的学术价值提出若干评估的衡量标准，但是社会价值是难以具体分解的，因为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不是“社会价值”需要的“主体”。因此，这里涉及学术价值的前四项较为具体，关于社会价值的后一项相对抽象。

1，问题提出或选题对学科发展的贡献。某个学科的学术发展，提出问题本身如果带有启示作用，常常有力地推动学科整体的发展。为什么说论文的选题很重要，原因也于此。

2，所提供的新事实、新知识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某一类人文－社会科学的论文的，它们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新事实或提供新知识，例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学的论文中，有一部分也需要用这个标准衡量。

3，所获得的新认识新结论对学科发展的贡献。这是针对另一类论文的，它们主要在观念领域有所创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对世人和学科有启迪作用，例如哲学、文论、政治学、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论文。新闻传播的论文中，有一部分需要使用这个标准。

4，所提供的分析角度或研究方法对学科建设的贡献。这是针对所有论文的。我们很难要求每篇论文都能提出新观点、新事实、新知识。但不少论文的研究视角较为新颖，或者研究方法与众不同，给人以启示，那么这类论文也应该肯定它对学术发展的贡献。

5，论文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在这里的含义是：对论文所取得的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或作用的可能性作出综合判断。这只适用于纯应用性的论文。

一篇学术论文，如果在以上五项中有一项能够作出一些贡献，应该是很成功的了。因此，在衡量自己成果的价值时，要有自知之明，感觉在某一项可能作出些贡献，就努力在这方面下功夫，争取有所收获。全面追求“贡献”或追求很大的“贡献”，很可能结果是完全没有“贡献”。特别在自我感觉非常好时，更需要正视这五项衡量的标准。

第六，关于论文中普及性成份和资料类成份的评估条件。普及性知识和资料类成份，并非没有价值，但不应在学术论文中占主导，不然，就很难说是论文了。如果自己的论文中有普及性和资料类内容，也要尽可能使之可靠和严谨。下面是关于这两方面的评估标准：[page_break]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对原成果概括和转述的准确性。2，介绍阐释的清晰性。

对论文普及性成份的价值评估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解决某一具体学术问题的贡献。3，论文普及性成份的社会价值。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科学性的评估条件：1，所提供资料的可靠性。2，资料选取的必要性和充分性。3，资料处理的科学性。

对论文资料类成份价值评估的条件：1，对开拓学术视野的贡献。2，对满足学术研究需要的贡献。3，论文资料类成份的社会价值。

“核心期刊”发表、评奖、课题来源能否作为论文的衡量标准

现在中国大陆有新闻传播院系的大学，对教师的论文和硕士、博士论文的衡量标准中，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或者评委成员大多认为达到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水平，或者发表的东西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或者研究本身是某一级别的课题的一部分，会在论文的评价上给予特别看待。有的学校硬性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才能够作为毕业、晋升的条件。新闻媒体给予了报道，往往也会加重对论文评价。这些衡量标准，在现在中国的国情下，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国家法律法规的依据。

由于现有的国情，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新闻报道或评价，以及课题来源等不一定来自科学共同体（指本学科最具权威的专家组）的判断和决定；目前中国大陆的学术刊物是否“核心期刊”，并不是科学共同体公认的，它们的认定受到较多的非学术因素的制约；学术评奖中或多或少地存在非学术因素，某些有价值的论文，恰恰可能存在争议，而评奖通常给予了争议较小的；课题来源和级别只反映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科学的需求和导向，难以证明论文的学术价值；媒介的报道或评价不能反映论文的价值，因为记者的评价是非专业的。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这一评估体系，暂时不采用这些间接指标。

学术同行引用频率本应当成为评价论文的重要标准，但鉴于目前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界尚无社会科学引证系统（例如美国有《社会科学引证索引》），并且研究者尚未普遍遵循研究规范，现在暂时也没有将同行引证作为评估标准。

既然现在不少大学要求论文必须发表在“核心期刊”上、要求获奖、要求较高的课题级别和媒介报道等等评价要素，论文的作者很难不去追求。但在舆论上，我们需要做一些工作，至少在认识上要清楚，这些标准是存在缺陷的，不能全面证明论文的价值。

回过头来再看这一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体系，也不是十全十美的。现有的评估指标体系可以解决一般情况下对论文的评估，效果是令人满意的。但这要以社会环境整体宽松、人们的心态较为正常为前提。如果只允许一种意见存在并且人们都一致赞同这样的做法，或者人们普遍地处于某种激昂和偏执的状态，再完美的评估方案也会评出十分荒谬的结果，因为可能会出现密尔（J.S.Mill）所说的“多数的暴虐”现象[3]。另外，为了保证这一评估体系的公正，需要评委的数量相对多些。如果委员人员太少，每个评委的权重就会过大，自然影响评估的公正性。

[1]参见丁学东《文献计量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见卜卫、周海宏、刘晓红《社会科学成果价值评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参见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其他参考书目：

(1)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李秋零、田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林学谛著《环境、交往与思维》，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金观涛、华国凡《控制论和科学方法论》，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版。

(4)M.尼尔.布朗《走出思维的误区》，张晓辉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

(5)金观涛、刘青峰《论历史研究中的整体方法/发展的哲学》，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

(6)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李银河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page_break]

(7)柯惠新等《调查研究中的统计分析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