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10篇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1

[摘要]：

当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起步阶段。笔者针对周鸿铎教授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认为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讨论一个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恰当的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研究指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应是传媒经济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而选择媒介产品作为研究起点是最佳的进路。

Abstract:ThestudyinthedisciplineofmediaeconomicsisfullofcontroversiesinmainlandChinanowadays.Theauthordisagreeswiththepointofviewaboutthat“mediaeconomicsdoesn’tfallintoeconomics”putbyProf.ZhouHongduo.Becauseofdiscussingasubjectismeaningfulonlyifitisputintotheproperdisciplineframe,theauthorthinkstoresolvethedebatesontheparadigmandapproachtomediaeconomicsresearchasaprioragenda.Inthepaper,theauthorindicatesthatmediaindustryeconomicsandmediamanagementarethetwomajorparadigmsinmediaeconomicsresearch,andtobeginwiththetopicofmediagoodsisthebestapproachtoit.

Keywords:mediaeconomy,normalforms,ways

近年来，“传媒经济”是新闻传播界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初级阶段。《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刊载了周鸿铎教授的文章《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这一犹如“白马非马”的说法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周鸿铎教授毕竟是我国研究传媒经济最早且著述最多的学者之一，他的观点或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说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那它应该属于什么学科领域呢？传播学？管理学？还是其他学科？该如何研究传媒经济？笔者认为这是目前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与取向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作了一个介绍：“在中国，传媒经济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仅‘十五’科研规划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新闻传播学18个重点课题中，就有7个直接或间接地属于传媒经济学方向。而在教育部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第4个方向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其中所列举的重点课题有10个。”［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院校和新闻媒体组建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新闻院校设立了传媒经济学专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经济学课程。不少新闻院校招收传媒经济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传媒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生。

学界和业界都纷纷召开了各种各样学术研讨会，有的甚至还把它开到国外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进入新世纪，就有《广播电视经济学》（周鸿铎，2001年）、《报业经济学》（金碚，2002年）、《传媒经济》（周鸿铎，2003年）、《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2003年）、《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赵曙光、史宇曙，2003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2004年)……等等。但对于整个中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G.Picard）教授认为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哲学思辨不够；二是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要解决其路向问题。所谓路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进路与方向。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选取的学科领域方向。当今，我国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

该取向以经济学为主导，即媒介经济学。在赵曙光、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中写道：“媒介经济学旨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媒介经营者，如何在各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选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3］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中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

2、管理学取向

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列入管理学的范畴。如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都是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更多是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对传媒进行案例分析。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则从媒介经营管理这一实操层面来探讨。

3、传播学取向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周鸿铎在《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一文中指出：“传媒经济”这一学科的本质是应用传播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地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各类问题。［4］周教授干脆把传媒经济置于经济学大门之外，而把它列入传播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取向其来有自，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4、交叉取向

有不少学者主张一种多学科的交叉，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但这种交叉也没有很好地融合，“事实上，目前很多传媒经济研究者往往是同时应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再加上常识来论述传媒经济学。这给人感觉是，传媒经济学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杂烩。”［5］

以上可谓众说纷纭、各说各的，难以展开对话与讨论，究其原因就是大家并不在同一学术话语体系里进行探讨。从学术规范来看，一个学科的研究路向包括两个方面：范式与进路。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即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即“两个典范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下”［6］。这里的典范即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价值取向、方法与工具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传媒经济研究只有在同一范式里才能展开，才可能形成实质性的对话与传承，才能对科学探索有较大的意义。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陈中原把世界传媒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传媒经济学各个部门独立发展的阶段，广播经济学、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先后出现；这一阶段基本上为经济学界主导，研究视角多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因此不少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尤其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RonaldH.Coase）对于广播电视波段分配制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于价格机制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传媒经济学走向综合的时期。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传媒经济现象，二是新闻学界主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阶段，陈中原如此描述这个时期：“传媒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帮助媒体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传统意义的区域市场不复存在，所有媒体基本上都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都能提供多种媒体产品服务。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发理论革命。”［7］

从世界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可以归纳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学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业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

对此，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作出更系统的归纳：“综观西方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其主要研究范例有三种：理论型范例，应用型范例和批评型范例。理论型和应用型范例在研究中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评型范例却往往与其他两个独立开来。这些范例基于不同的学术基础，关注着不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8］

以范式为主导，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将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这个区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科学的，但还比较粗略。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媒经济与传媒经济学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宽泛一些，它界定的是研究范畴；后者更严谨一些，它界定的是学科范畴，或者说它界定了传媒经济学的学科研究范式。那么如何界定呢？下面我们将这三个领域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

1、传媒产业经济学

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9］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论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传媒管理经济学

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3、传播政治经济学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

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分支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传播政治经济学

主导学科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

辅助学科传播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

基本理论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企业管理和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

研究对象传媒业、产业制度、政府政策媒介实体与消费者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

主要议题媒介生产、经营什么信息产品？如何生产、经营信息产品？谁来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媒介为谁生产信息产品？社会需要什么信息产品？

笔者的划分是：传媒经济研究范畴涵盖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只限于前两个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

或许有不少人会问，在经济学范式里你能解决所有的传媒经济问题吗？确实在现实中往往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尤其在当今的中国传媒业，有太多的非经济因素。潘力剑认为在传媒经济学里“研究对象是传媒产业的经济现象；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而研究目的则是对传媒业作出经济解释。”［10］我们把传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纯经济性质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生产的成本核算；第二类是与经济关联度较大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经营的价格问题；第三类是非经济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与经济关联度较低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的外部性。传媒经济学主要研究前两类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区：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传媒经济学研究并不能包打天下。运用传媒学经济的范式并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传媒经济问题，它只能研究那些能够剥离出来的或者能够抽象出来的经济问题。

三、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

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0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如喻国明的《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如“报业拐点”、“超女现象”等。

（5）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赵曙光、史宇鹏在其所著《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里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进路。他们首先讨论了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媒介生产、传播什么信息产品？生产、传播多少信息产品？二是媒介如何生产、传播信息产品？三是媒介为谁生产、传播信息？四、谁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首先选取媒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媒介产品，并由此把握它在生产与流通中的规律。遗憾的是该书对什么是媒介产品却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而且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传播的应该是信息，不是信息产品。正如郭庆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部分阐述没有体现出媒介产业的特殊性所在，学科交叉部分的融合还没有达到有机统一、水乳交融的程度。”［11］

目前，我国对媒介产品是商品，媒介业是产业，媒介是企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于新闻商品属性认识还不尽一致。新闻无疑是最重要的媒介产品，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既是信息产品，又是服务产品。但它是商品吗？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经营它呢？周鸿铎对此进行这样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不是商品，这是由无产阶级新闻性质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新闻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这种新闻的阶级的自身需要，并不是为了他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都是为别人而生产的，自己希望得到的只是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12］由此，他推断新闻节目是不可以直接盈利的,它只能是其他节目经营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只能间接地经营。按照这一论断又如何解释央视新闻“神六直播”狂赚5个多亿的广告呢？又如何解释我国购买BBC、CNN的电视新闻节目呢？

讨论同一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同一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周鸿铎把作为传播行为的新闻报道和作为信息产品的新闻节目混为一谈，实质上是在新闻学和经济学两个范式内推理同一样东西。过去，我们一说到新闻是商品，马上就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通过广告置换和媒介之间的购买是实现新闻商品价值十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新闻作为产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有两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或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商业属性。如中央电视台购买BBC的电视新闻（信息产品），可以用其画面（包括部分声音）这一信息载体作为新闻素材，体现它的商品属性；然后用我们的观点重新撰稿配音，体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经济研究主要讨论它的商品属性及运行规律，当然也要考虑其他属性对它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新闻就是商品，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性就是新闻这一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会掩盖它的商品属性，但可以影响它的商业运行。

作为信息产品的媒介产品还与其他传统产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新技术对媒介产品的影响就日益显著。说到新媒介产品，它与许多新经济学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等。再比如手机电视，早在10年前已经完成了它的技术准备，却迟迟未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运营。为什么呢？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一新媒介产品的经济属性及其市场运行规律认识还不够，手机电视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产品？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产品呢？不研究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是不能很好的找到它的运行规律和盈利模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舍本求末的进路会使传媒经济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华而不实，不能真正解决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也不利于传媒经济的学科建构。

马克思在他举世闻名的《资本论》里，从剖析商品入手，进而研究其价值、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然而，由于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范式运用不够严谨和进路选择不当等因素影响，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甚至是资深学者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论述。

综上所述，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当务之急，就是要运用其范式研究传媒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佳进路不等于唯一进路，我们也不排斥其他进路，多样化的研究必将促进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

[注释]

［1］郑保卫中国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应走向世界［Z］北京：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年会，2006

［2］詹新慧与世界传媒经济大师对话——访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G.皮卡德［J］传媒,2005（7）：39

［3］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

［4］周鸿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J］现代传播，2006（2）：97

［5］潘力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新闻记者，2004（7）：59

［6］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5

［7］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J］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9

［8］杭敏[瑞典]罗伯特•皮卡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范例［J］现代传播，2005（4）：29

［9］昝廷全论传媒经济学与系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现代传播，2006（2）：92

［10］潘力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新闻记者，2004（7）：59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2

2006年5月15－19日，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这是该会议第一次在亚洲举行，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中国人民大学郑保卫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传媒经济研究现状作了一个介绍：“在中国，传媒经济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也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中重点发展的学科之一。仅‘十五’科研规划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新闻传播学18个重点课题中，就有7个直接或间接地属于传媒经济学方向。而在教育部的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十五科研规划重大项目中，第4个方向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态势下的中国媒介经济’，其中所列举的重点课题有10个。”［1］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新闻院校和新闻媒体组建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一些新闻院校设立了传媒经济学专业，开设了专门的传媒经济学课程。不少新闻院校招收传媒经济学专业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国传媒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传媒经济学博士专业方向，招收博士生。

学界和业界都纷纷召开了各种各样学术研讨会，有的甚至还把它开到国外去。学界发表和出版了一大批传媒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和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达到1000余篇，专著超过200部。进入新世纪，就有《广播电视经济学》（周鸿铎，2001年）、《报业经济学》（金碚，2002年）、《传媒经济》（周鸿铎，2003年）、《大众传媒经济学》（吴飞，2003年）、《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赵曙光、史宇曙，2003年）、《电视媒介经济学》(吴克宇，2004年)……等等。但对于整个中国的传媒经济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罗伯特•皮卡特（RobertG.Picard）教授认为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传媒经济研究的理论性不够，对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融合不够深入，哲学思辨不够；二是现状描述性研究较多，问题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2］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笔者认为我国传媒经济研究首先要解决其路向问题。所谓路向，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的进路与方向。我们先来看看研究的方向，即所选取的学科领域方向。当今，我国对传媒经济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

该取向以经济学为主导，即媒介经济学。在赵曙光、史宇鹏著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中写道：“媒介经济学旨在研究形形色色的媒介经营者，如何在各种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做出最优的选择，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3］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金碚教授在《报业经济学》中提到“报业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在报业领域的延伸。”

2、管理学取向

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列入管理学的范畴。如喻国明、张小争编著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案例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都是在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更多是运用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对传媒进行案例分析。而支庭荣的《媒介管理》则从媒介经营管理这一实操层面来探讨。

3、传播学取向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周鸿铎在《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一文中指出：“传媒经济”这一学科的本质是应用传播学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地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各类问题。［4］周教授干脆把传媒经济置于经济学大门之外，而把它列入传播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取向其来有自，但也是值得商榷的。

4、交叉取向

有不少学者主张一种多学科的交叉，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序言中提到，“电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但这种交叉也没有很好地融合，“事实上，目前很多传媒经济研究者往往是同时应用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再加上常识来论述传媒经济学。这给人感觉是，传媒经济学是个史无前例的大杂烩。”［5］

以上可谓众说纷纭、各说各的，难以展开对话与讨论，究其原因就是大家并不在同一学术话语体系里进行探讨。从学术规范来看，一个学科的研究路向包括两个方面：范式与进路。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过程中的范式理论。他认为科学发展的模式是由一个常规科学传统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两个传统之间的变化即是范式(paradigm)的转换。不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le)，即“两个典范之间找不到共同的基础来理性地比较其高下”［6］。这里的典范即范式，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是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价值取向、方法与工具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传媒经济研究只有在同一范式里才能展开，才可能形成实质性的对话与传承，才能对科学探索有较大的意义。

二、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

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主任兼秘书长陈中原把世界传媒经济学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为传媒经济学各个部门独立发展的阶段，广播经济学、广告经济学、电信经济学、电视经济学、报业经济学等先后出现；这一阶段基本上为经济学界主导，研究视角多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因此不少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经济学，尤其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RonaldH.Coase）对于广播电视波段分配制度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对于价格机制的认识。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为传媒经济学走向综合的时期。这一阶段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传媒经济现象，二是新闻学界主导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第三阶段，陈中原如此描述这个时期：“传媒经济学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帮助媒体冲破了时空的限制，传统意义的区域市场不复存在，所有媒体基本上都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都能提供多种媒体产品服务。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发理论革命。”［7］

从世界传媒经济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看，可以归纳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学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业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

对此，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作出更系统的归纳：“综观西方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其主要研究范例有三种：理论型范例，应用型范例和批评型范例。理论型和应用型范例在研究中常常相互胞生，但批评型范例却往往与其他两个独立开来。这些范例基于不同的学术基础，关注着不同的研究议题和研究重心。”［8］

以范式为主导，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将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这个区分总体上来看还是比较科学的，但还比较粗略。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传媒经济与传媒经济学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更宽泛一些，它界定的是研究范畴；后者更严谨一些，它界定的是学科范畴，或者说它界定了传媒经济学的学科研究范式。那么如何界定呢？下面我们将这三个领域再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把传媒经济研究划分为三个领域：

1、传媒产业经济学

它以经济学为主导，以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传媒产业经济学可以借助一般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但也有其特有的规律，因为提供信息产品的传媒产业具有与其他产业所没有的特殊性。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整个传媒业及其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经济。

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提出，“传统经济学是无法对传媒经济进行准确描述和深入研究的。”［9］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但对传媒经济却不适用，如对信息产品的消费是不符合这一规律的，它是可以反复使用并且边际效用往往是递增的。况且，传媒产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传媒经济系统，而传媒经济系统的构成是由以传播过程为载体相伴发生的一些经济过程或者经济增值活动。所以我们只能运用系统经济学理论来研究它。系统论中的老三论(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和新三论(突变论、协同论和耗散结构)都可以在传媒经济研究中大展拳脚。它还可细分为报业经济学、电视经济学、广播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等多个分支学科。目前，这些学科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2、传媒管理经济学

它以管理学为主导，以管理学和微观经济学为理论支持，并辅以传播学，研究对象为媒介实体以及消费者。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经济学理论与企业管理决策的桥梁。传媒管理经济学是媒介经营管理研究的经济学基础，常常被包含在媒介经营管理中。由于经济管理一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所以许多人误以为经济学和管理学大同小异。事实上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区别是有很大区别的两门学科。它们对行为主体的基本倾向、行为主体的关系的界定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经济学理论的系统性、科学性、统一性较强；管理学的权变性、艺术性、多样性较强。认识两者的区别有助于两门学科的相互借鉴和各自完善，也有助于两门学科的交叉或边缘学科的研究。

现在我国许多新闻院校都开设这门课程，但名称五花八门，有些叫媒介经营，有些叫媒介管理，有些叫媒介经营管理，笔者认为叫媒介经营管理较合适，而且这门课在新闻学本科开设较为适宜，传媒产业经济学则应设为研究生课程。媒介经营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的翻版，在西方，传媒就是企业，可以直接移植企业管理这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当然，在我国则不一样，“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中国传媒必然面临更复杂的问题。

3、传播政治经济学

它以传播学为主导，融合新闻传播、文化批判、政治经济等多学科理论，研究对象为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等。这一学科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经济学成分并不多，更多的是对前面两个学科理论的批判与修正。这里有两个概念需要澄清，传媒经济中的“传媒”两字包括三层含义：作为“产品”的“传媒”、作为“企业”的“传媒”和作为“产业”的“传媒”。而“产品”、“企业”和“产业”都是经济问题，因此，传媒经济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把“传媒”作为“产品”、“企业”和“产业”，新闻传播学解决的是传媒的意识形态问题，而经济学解决的是传媒的经济问题，两者分工明确，泾渭分明。因此，传媒经济学就不是一门交叉科学。说传媒经济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实际上是混淆了“传媒”和“传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具有经济属性的“传媒”理解成“传播”，从而把“传媒经济学”当成了“传播经济学”。

综上所述，以经济学为主导的传媒经济学研究范畴实际上仅限于传媒产业经济学和传媒管理经济学这两个学科。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严格的意义来说，它不能算是传媒经济学，它只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校正器”。这里让我们再回到周鸿铎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他理解的传媒经济实际上是以传播学为主导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尽管周鸿铎是我国较早提出传媒经济的学者，但我们认为：无论是谁创立了所谓的传媒经济学科，无论一个研究者愿意用什么样的视角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都不影响别人借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传媒经济现象。至此，我们可以把杭敏和罗伯特•皮卡特的划分作了进一步的推演和完善，把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限定在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这两个学科上，如表加粗部分。

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分支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传播政治经济学

主导学科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

辅助学科传播学传播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

基本理论产业经济学和系统经济学企业管理和微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

研究对象传媒业、产业制度、政府政策媒介实体与消费者传媒制度、文化影响和政府政策

主要议题媒介生产、经营什么信息产品？如何生产、经营信息产品？谁来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媒介为谁生产信息产品？社会需要什么信息产品？

笔者的划分是：传媒经济研究范畴涵盖传媒产业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而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只限于前两个学科。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是传媒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

或许有不少人会问，在经济学范式里你能解决所有的传媒经济问题吗？确实在现实中往往没有纯粹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尤其在当今的中国传媒业，有太多的非经济因素。潘力剑认为在传媒经济学里“研究对象是传媒产业的经济现象；研究方法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而研究目的则是对传媒业作出经济解释。”［10］我们把传媒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纯经济性质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生产的成本核算；第二类是与经济关联度较大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经营的价格问题；第三类是非经济性质的问题，或者说与经济关联度较低的问题，如传媒产品的外部性。传媒经济学主要研究前两类问题。在此，我们必须消除一个误区：对于传媒经济的发展，传媒经济学研究并不能包打天下。运用传媒学经济的范式并不能研究所有复杂的传媒经济问题，它只能研究那些能够剥离出来的或者能够抽象出来的经济问题。

三、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

在明确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之后，我们还必须选择研究的进路。那么，该如何选择有力推进传媒经济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最佳进路呢？

目前，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路向五花八门，主要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1）致力传媒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如吴克宇的《电视媒介经济学》，金碚的《报业经济学》等，以周鸿铎编著的传媒经济系列、媒介经营与管理系列丛书(共20部)最为庞大。这些系统性的研究尽管还稍显粗糙，但其开拓性是值得称道的。

（2）将新经济理论如注意力经济、竞争力经济引入传媒经济研究中，提出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概念，如喻国明的《传媒竞争力》、《传媒影响力》等。这些研究往往从国外经典案例出发，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

（3）通过对传媒产业的数字化定量描述，试图作出对传媒产业走势的判断。近年来数百种传媒市场实证调查研究报告问世。以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清华大学崔保国、中央电视台张海潮等人的定量分析，为我国传媒产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

（4）对我国传媒经济发展热点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如“报业拐点”、“超女现象”等。

（5）对跨国传媒与国外传媒经济的介绍和研究。主要是对国外传媒经济个案研究和国外传媒经济学专著的翻译。

这些研究充分说明了我国传媒经济研究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不同学术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纷纷转到这个新兴领域里来，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的经济学训练明显不足，因此也不难理解如皮卡特所说的理论性不足。从学科建设与发展的角度来看，除了研究的范式外，我们还要解决研究的路径，即进路问题。

赵曙光、史宇鹏在其所著《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里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进路。他们首先讨论了四个基本问题：一是媒介生产、传播什么信息产品？生产、传播多少信息产品？二是媒介如何生产、传播信息产品？三是媒介为谁生产、传播信息？四、谁做决策？依据什么决策？首先选取媒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传媒经济研究的进路就是我们如何认识媒介产品，并由此把握它在生产与流通中的规律。遗憾的是该书对什么是媒介产品却没有展开充分的论述。而且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错误，传播的应该是信息，不是信息产品。正如郭庆光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部分阐述没有体现出媒介产业的特殊性所在，学科交叉部分的融合还没有达到有机统一、水乳交融的程度。”［11］

目前，我国对媒介产品是商品，媒介业是产业，媒介是企业已逐渐形成共识，但对于新闻商品属性认识还不尽一致。新闻无疑是最重要的媒介产品，它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既是信息产品，又是服务产品。但它是商品吗？如果不是，那么又如何经营它呢？周鸿铎对此进行这样的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新闻不是商品，这是由无产阶级新闻性质决定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任何一种新闻的使用价值都是为了满足‘生产’这种新闻的阶级的自身需要，并不是为了他人。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理论告诉人们，任何一个商品生产者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都是为别人而生产的，自己希望得到的只是商品的价值。这就是说，为了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不是商品。”［12］由此，他推断新闻节目是不可以直接盈利的,它只能是其他节目经营的基础、前提和保证，只能间接地经营。按照这一论断又如何解释央视新闻“神六直播”狂赚5个多亿的广告呢？又如何解释我国购买BBC、CNN的电视新闻节目呢？

讨论同一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同一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周鸿铎把作为传播行为的新闻报道和作为信息产品的新闻节目混为一谈，实质上是在新闻学和经济学两个范式内推理同一样东西。过去，我们一说到新闻是商品，马上就会想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其实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通过广告置换和媒介之间的购买是实现新闻商品价值十分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新闻作为产品，既是精神产品又是物质产品，它有两重属性：一是政治属性（或意识形态属性），二是商业属性。如中央电视台购买BBC的电视新闻（信息产品），可以用其画面（包括部分声音）这一信息载体作为新闻素材，体现它的商品属性；然后用我们的观点重新撰稿配音，体现它的意识形态属性。传媒经济研究主要讨论它的商品属性及运行规律，当然也要考虑其他属性对它的影响。因此，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旗帜鲜明地说新闻就是商品，但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种特殊性就是新闻这一媒介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它不会掩盖它的商品属性，但可以影响它的商业运行。

作为信息产品的媒介产品还与其他传统产业的产品有很大的区别，比如，新技术对媒介产品的影响就日益显著。说到新媒介产品，它与许多新经济学概念是紧密相连的：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虚拟经济、知识经济等。再比如手机电视，早在10年前已经完成了它的技术准备，却迟迟未能投入大规模的商业运营。为什么呢？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对这一新媒介产品的经济属性及其市场运行规律认识还不够，手机电视能给消费者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产品？用户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产品呢？不研究这些基本问题，我们是不能很好的找到它的运行规律和盈利模式的。同时我们也看到，舍本求末的进路会使传媒经济研究显得急功近利，华而不实，不能真正解决传媒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也不利于传媒经济的学科建构。

马克思在他举世闻名的《资本论》里，从剖析商品入手，进而研究其价值、剩余价值等一系列问题，最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理论体系。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然而，由于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范式运用不够严谨和进路选择不当等因素影响，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些学者甚至是资深学者也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和论述。

综上所述，我国传媒经济学研究当务之急，就是要运用其范式研究传媒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最佳进路不等于唯一进路，我们也不排斥其他进路，多样化的研究必将促进传媒经济学的发展与繁荣。关键词：传媒经济范式进路

[摘要]：

当今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正处于百家争鸣的起步阶段。笔者针对周鸿铎教授的观点“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认为传媒经济研究的范式与进路是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讨论一个研究对象必须把它置于在恰当的学科话语框架内才有意义。研究指出：传媒产业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应是传媒经济研究的两个主要范式，而选择媒介产品作为研究起点是最佳的进路。

[注释]

［1］郑保卫中国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应走向世界［Z］北京：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年会，2006

［2］詹新慧与世界传媒经济大师对话——访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创始人罗伯特G.皮卡德［J］传媒,2005（7）：39

［3］赵曙光、史宇鹏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3

［4］周鸿铎传媒经济不是经济学科——我的传媒经济理论形成过程［J］现代传播，2006（2）：97

［5］潘力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新闻记者，2004（7）：59

［6］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115

［7］陈中原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简要回顾［J］新闻大学，2005年（春季号）：9

［8］杭敏[瑞典]罗伯特•皮卡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与范例［J］现代传播，2005（4）：29

［9］昝廷全论传媒经济学与系统经济学之间的关系［J］现代传播，2006（2）：92

［10］潘力剑传媒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传媒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问题［J］新闻记者，2004（7）：59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3

关键词：语言经济学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1商务英语发展历史及现状

商务英语课程最早的模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在一些综合性大学设立的科技英语专业中的《外贸英语函电》，课程内容以教授对外贸易工作中书写业务函电的技巧和方法为主。与《外贸英语函电》课程同时开设的其他课程还包括《英语语法》《英美概况》《美国文学》《英美报刊选读》《实用语音》《英语写作》《翻译理论与实践》等。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的《外贸英语函电》课程是夹杂在英语专业的各个课程之间的，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随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的通道。据世贸组织2013年的数据，在159个世贸组织成员中，中国是107个成员国的前三大进口来源地，也是42个成员国的前三大出口市场[1]。进出口贸易的增加，刺激了市场对于商贸英语人才的需求，于是商务英语课程逐渐从英语专业众多的平行课程中脱颖而出，演变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学科的名字也在从外贸英语、商贸英语、经贸英语、财经英语、国际商务英语等演变过程中日益凸显国际商务的重要地位。2006年以来，教育部先后批准了包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在内的15所大学试办商务英语本科专业[2]。

2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目前，比较普遍的培养模式是“英语+国际贸易”两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各占50%。从英语专业培养方向出发，开设的课程包括英语听说、英语写作、英语报刊阅读、英汉汉英翻译实务、第二外语；从国际贸易专业方向，开设了商务英语函电写作、对外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法律概况、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课程。这种培养模式的特点是简单综合了英语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的课程，忽略了两类专业在课程设置上有重复的可能性，比如英语写作和商务英语函电写作。从课程内容看，英语专业写作与商务英语函电写作是基础技能和专业技能的关系。一般是先开设英语写作课程，然后第三年进入商务英语写作课程，两个课程都需要至少一个学期不少于32学时的时间，甚至是两个学期。这就涉及学习效率问题，前期英语写作课程对于后期的商务英语写作课程贡献值是多少？从两者的通用教材内容比较来看，不超过30%[3]。这种情况也或多或少体现在英语口语和商务英语谈判的课程设置方面。另外，作为英语专业学生必修的第二外语课程，对于商务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实用性也不是很大，毕竟目前国际贸易的工作语言是英语。综上所述，对于四年学制的专业课程而言，商务英语专业和英语专业的很多骨干课程设置，在内容上有一定的重复性或者不具有关联性，因此不能很好地体现语言投入(学习时间)和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均衡比例；另外，对于商务英语专业来说，非常重要的实际操作课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甚至没有机会接触商务英语实务案例。

3语言经济学

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源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acobMarschak教授，他在致力于信息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揭示了“语言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这一概念。他认为语言具有经济学本质的东西，即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费用(cost)和效益(benefit)[4]。根据语言经济学理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可靠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它来获得诸如技能与知识等其他资本；语言的学习和使用应该建立在它可能产生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这种经济效益的考量包括两个方面，即学习语言需要投入的时间成本和预期产生的经济效益对比是否合理。以商务英语为例，英语写作对于商务英语函电写作的贡献值为30%，那么剩余的70%时间是否可以用来投入在更具有经济价值的学习活动中，比如商务英语实践课程，以便实现价值最大化。随着我国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角色越来越多样性，就业市场对于商务英语人才的需求更趋向于多元化，简单的英语专业知识或者国际贸易知识很难满足社会对于复合型人才的要求，如何把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设定为以英语为工具，具备一定的国际商务和贸易知识，并适当的与法律、传媒等有关技能相结合，是目前开设商务英语专业学校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何帮助毕业生实现以英语为载体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这一目标，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

4新培养模式探讨

基于语言经济学理论，结合商务英语人才的市场需求分析，并充分考虑学校自身的优势资源，设计统一、科学的实践教学体系，不仅能提高学校自身的人才市场占有率，对于学生个体而言，也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4.1增加学生参与商务英语实践机会语言的真正价值在于运用，而大量的实践活动为语言的充分熟练应用提供了便利条件。对于商务英语教育而言，为学习者提供良好的商务环境实践是必不可少的。单纯的理论知识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业务，学校应该努力提供更多的实习机会，让学生在理论知识扎实准确的基础上，接触商务实务。比如，可以从简单的业务函电写作开始，慢慢了解复杂的国际贸易实务；通过参加小规模的贸易谈判，以助手的身份做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实际谈判过程中，担任旁听记录等相对来说不是很复杂的角色，一点点增加实践经验。因为商务英语涉及的实践业务比较多，包括文秘、策划、宣传、翻译等，大量实践机会的增加会延长学习过程，而这个过程对于将来很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又非常必要，那么学校可以考虑把商务英语专业原来的四年学制改为五年学制，最后一年专门安排商务实践课程，并制定相应的评分机制；同时学校也应该考虑在学生毕业时授予其英语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双学位的可能性，这样就充分体现了成本和收益均衡发展的语言经济学理论。

4.2强化任课教师的实际工作经验从20世纪后期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国际商务业务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国际贸易为例，贸易的运行对象已经从过去的简单货物贸易转向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贸易在内的“大贸易”方向；贸易运行平台也在信息化时代的大背景下转向数字化、信息化和网络化的综合贸易运行平台。这些在实际操作中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变化，很难及时体现在学校的教科书中，那么邀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士定期来学校作实践报告，亲身商务英语实务案例，可以很好的弥补理论知识与实务操作的差距。如果学校能够与一定的国际贸易单位达成协议，定期邀请商贸英语方面的专家到学校作主题讲座，或者是聘任为客座教授，开设一定的商务英语实践课程，会让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有更明确的目标，主动查找自身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4.3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商务英语的使用场合多为国际贸易实务，在国际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下，增加必要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补充学习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基本知识，比如欧洲文化概况，可以更好地助力贸易协议达成。学校可以通过增设人文选修课的方法拓展学生的跨文化视野；在最后一年的实习期间，通过参与到实际工作中，也会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并了解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这些知识的积累会具体的体现在商务英语词汇量的及时更新和商务实践操作的严谨性和专业性。

5结语

在国际贸易业务交往中，商务英语人才的专业知识不仅可以高效准确地传达工作信息，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经济竞争中的实力，从而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在高校制定商务英语人才培养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专业理论知识的传授，同时也要兼顾实践操作能力的培养，以便达到学生通过4～5年的在校学习，可以自如运用英语思维解决专业商务经济问题的目的，真正实现合理的语言投入与产出比，促进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系统化科学化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永祥.商务英语写作教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鲁宾斯坦.语言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黄少安,苏剑.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命题[J].学术月刊,2011(9).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4

[摘要]：继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等学说之后，笔者提出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意义”是诠释传媒生产与消费的核心概念。意义经济包括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三大部分，它具有文化性、产业性、技术性等多重属性。当今意义服务作为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备受关注，同时在新技术新媒介的推动下，意义经济还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

2009年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170多家媒体机构参加了会议。这是自2006年5月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以来，世界传媒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近年来，中国传媒产业年增长率均在两位数，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规模突破了4000亿元，预计2010年超过5000亿元。[①]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传媒经济研究也纳入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版图，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正在建立起来。然而，到底什么是传媒经济？传媒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共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传媒经济的主体认识，推进传媒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笔者在此也就传媒经济的本质提出新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主体。

一、意义经济的概念提出

自2006年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召开以来，我国关于传媒经济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笔者以2007——2009年为限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键入关键词“传媒产业”和“媒介产业”搜索到论文650篇，键入关键词“传媒经济”和“媒介经济”搜索到论文仅有132篇。由此可见，有关传媒产业的研究远多于传媒经济的研究，即使在传媒经济研究的论文中也大多是关于产业实务和微观经济的讨论。从研究层次来看，经验性的描述较多，学理性的分析较少；从研究的取向来看，引进移植的居多，本土原创的极少。综观传媒经济研究的视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借用各种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讨论传媒经济问题，如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系统经济学等；一类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传媒经济，如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受众经济、舆论经济、权力经济等。笔者认为涉及到传媒经济本质的讨论，后者的研究更为重要和急迫。目前关于传媒经济本质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两种：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

“注意力经济”的概念是美国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MichaelH.Goldhaber）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不是稀缺的，稀缺的是注意力，正是由于它的稀缺性注意力才可以转化为财富。有人更形象地把注意力经济称之为眼球经济。但这一理论也受到媒介批评学者批判，斥之为媒体不负社会责任的“唯注意力论”。美国学者菲利普M.南波利于2003年出版了《受众经济学——传媒机构与受众市场》，可以看作注意力经济的实用版。无论是注意力经济还是受众经济学都是基于西方经济学框架和国外传媒产业现实土壤上提出的传媒经济理论。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提出了影响力经济学说。这一理论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取向和我国传媒产业现实的。他认为传媒真正的市场价值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它对于其目标受众的影响，并且这种对于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人们的社会行为。”[②]然而，“影响力论”也受到质疑，广西民族大学唐谊军认为：“‘影响力论’不仅是一种模糊的结论，而且是一个有特定倾向性的结论，它并不能成为对传媒本质的一个有效解释。”[③]如此说来，舆论经济和权力经济则是一个更具特定倾向性的概念了，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影响力经济的另一个版本而已。因为它们都是侧重影响传媒的社会行为，较少涉及传媒的消费行为和市场因素。

如此看来，无论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都有偏颇和缺陷，虽然二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传媒经济的特性，但都不能涵盖和解释传媒经济所有的性质。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卜彦芳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注意力经济是影响力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传媒如果不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那么就谈不上对其产生影响。影响力经济是注意力经济的目的与提升，传媒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其产生影响，从而做出决策。”[④]然而，她还是没有从本质上阐述传媒经济。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试图打通传播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复旦大学周笑则从时间价值入手，试图揭示传媒经济独特的本质属性。但是他们的理论设想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要对传媒经济的本质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的取向，二是研究的进路。回顾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过去长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经济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块。但自金融风暴以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经济学界逐步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缺陷。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大体系（含由其衍生的产业经济学）有助于对传媒产业的现实操作更清晰了解，同时，政治经济学有助于对传媒业的许多基本问题达到一个本质的把握，二者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中绝对不可偏废。”[⑤]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的进路，即研究的切入点。复旦大学顾永波和殷晓蓉归纳目前传媒经济最典型的研究进路有两种：一种是传媒产品，一种是传媒稀缺性问题。笔者选择前者，选择传媒产品作为研究进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选择了以商品为切入点来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传媒产品入手展开研究一方面能解释传媒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⑥]选择传媒产品为研究进路可以说是回到经济学研究的原点。

在确定研究的取向和进路之后，笔者选取传媒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从传媒产品的“意义”入手，提出意义经济（Meaningeconomy）这一新概念，进而建构传媒经济的主体理论。

二、意义经济的主体构成

传媒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产品呢？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它是一种用于传播的载体——信息产品，它对应的是人们的接收行为；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际上人们消费它的不只是信息，而是信息里所包含的内容、文化和意义。因此，它是一种意义产品，它对应的是人们的消费行为。“意义”概括起来说就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务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人类在传播活动中交流的一切精神内容，包括意向、意思、意图、认识、知识、价值、观念等等，都包括在意义的范畴之中。实际上在传媒经济中，人们消费传媒产品只是消费信息产品的意义层面，即以符号形式传播的精神内容。

“意义”是一个多义词。在中文里“意义”有四种含义：1.谓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2.内容；3.美名，声誉；4.作用，价值。在英语中“意义”以及它的派生动词包含的意思更广泛,包括“意味”、“所指”等意思。从词义学和符号学来看，“意义”还包括“能指”和“所指”的两个层面，它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比如电视剧《潜伏》，其能指（浅层表意）就是一部好看的谍战片，它满足观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而其所指（深层表意）就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它使观众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产生共鸣。“意义”是媒介产品的本质和价值所在，可以说传媒经济就是一种意义经济。意义经济是指媒介产品通过传播过程并使人们产生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其商业价值的活动。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三者的内涵与外延。

人们对传媒产品的消费是有层次之分的。一篇报纸文章也好，一个电视节目也好，一条手机短信也好，首先要有内容，有用且可读（看、听），满足人们认知世界和精神交往的需求，这是最基本的信息需求和最普遍的文化消费。我们把这种经济活动叫意义消费。尔后，还希望它讲求思想性，进一步满足人类求发展的精神需求，这往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更高端的文化消费。我们把这种经济活动叫意义影响。意义影响不仅影响消费者，还会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不仅有层次之分，还有性质上和功能上的不同。

从意义消费角度来看，传媒产品是一种适用于大众传播的内容产品，例如廉价报纸和免费电视，它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文化需求，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但它与一般的产品不同的是，一是作为信息产品，它的边际效用不同一般的劳动产品，根据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和产品的符号价值，它不一定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二是它除了它的效用性之外，还有它的公共性，因为它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这些特性决定了它的生产方式和市场形成。由此可见，意义消费与注意力经济十分相似，都是以传媒产品的内容来吸引受众进行消费的一种经济活动。

从意义影响角度来看，传媒产品还是一种适用于分众传播的文化产品，如付费电视和时尚杂志，它满足中高端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有些传媒产品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和时间成本才能去消费它，如纪录片。传媒产品的意义影响不仅影响到消费者，还影响到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从意义影响的层面来看，传媒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还涉及到媒介素养、国家安全、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外部条件，自然而然它会触及传媒制度、政府管制和族群认同等文化壁垒，因此它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多元文化背景。由于传媒产品的意义不仅影响受众，而且还会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人们的社会行为，还会产生政府管制、市场准入、文化保护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和制约行为。因此，传媒、受众与各种利益集团会因为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在传媒市场上形成一个博弈的产业格局。例如谷歌扬言要退出中国市场，实际上就是国外传媒巨头与我国政府管制的一次博弈。由此可见，意义影响与影响力经济相近，都是体现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一种关系以及相互作用。

在意义经济的构成中，产业性、文化性和技术性是意义经济的三重属性。意义消费是最基本的，它可以形成各种传媒产业，广播、电视、报纸、电影、图书出版以及网络、手机等媒体，它的效度可以用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来测量；意义影响则是最具核心价值的，它可以形成创意产业、传媒规制以及传媒的国际贸易等，文化属性是产生和制约意义影响最重要的属性，它的效度则以权威性、公信力、美誉度来评价。“在注意力发挥作用的领域，经济学规律无处不在；在影响力发挥作用的领域，文化的、符号的力量举足轻重。”[⑦]这段话其实很好地概括了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的功能与作用。而意义服务则是给二者提供广义的技术支持，如何支持我们将在后面再详加解释。我们先来分析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三者的关系。在意义经济中，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和简单相加的。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形成一种内嵌互动的经济结构。意义影响以其核心作用内嵌在意义消费和意义服务中，而意义服务则因其对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提供广泛的支持，而成为整个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公务员之家

三、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看，传媒经济也是一种服务经济，传媒产业也因此划归到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里面。在服务经济视阈下，意义经济中的意义服务举足轻重。但意义服务比起一般的经济服务更显特殊，更显复杂，而以往研究者对此却关注甚少。

前面说到意义服务是给意义经济提供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支持是指技术手段和技术产品，广义的技术支持是服务方式和服务产品。如搜索引擎原是一种网络技术产品，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和内容，但人们可以通过它迅速地找到想要消费的传媒产品，从而获得所需的信息和内容。人类因为发明了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发明了数字技术和卫星技术，才能消费到以往不可想象的传媒产品，才能创造出以往没有的各种传媒经济活动。媒介技术是一种技术产品，它是为人们消费传媒产品提供技术支持的，因此可以说媒介技术是意义经济实现运行的物质基础。

那么，是不是有了媒介技术或技术产品，意义经济就能够运行起来呢？在北京奥运期间，搜狐凭借赞助商及官网的地位，将其奥运赛事信息系统独家接入奥运会官方信息系统（INFO）和比赛评论员系统（CIS），研发出将INFO2008系统中的数据转化为在页面上即时呈现的网友最关注的赛事赛程、比分直播、奖牌榜、快讯、资料库等五大媒介产品，网友在页面上看到的比赛数据与赛场完全同步，从而实现了赛场新闻刊发最新、最快、最全。由此可见，技术产品只有转化为服务产品之后，它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意义经济。当搜索引擎从一种技术产品演变成为一种服务产品的时候，当它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传媒产品消费服务的时候，它才能给受众和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服务。从经济形态上来看，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传媒经济，具有更多的网络经济特征。然而，如果传媒经济未能从虚拟经济着陆到实体经济，没有从技术产品转化为服务产品，还是不能形成它的经济运行。公务员之家

技术产品转化为服务产品之后，还不能说形成真正的意义服务。在网络泡沫时期，尽管人们开发出大量的网络技术和服务产品，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致使大量网站难以维持，纷纷倒闭。同时，如果没有解决好盗版问题，视频网站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赢利模式。可以说，只有媒介技术和服务产品，没有有效的商业模式或赢利模式还是不能维持意义经济的正常运行。媒介和媒体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里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媒介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媒体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从媒介技术到媒介形态再到传媒经济实体，任何新媒体都经历这样一种生成和演进过程。成熟的商业媒体具有三大构成：内容、渠道和商业模式。服务产品加上商业模式才能构成完整的意义服务，同时给予意义经济广义的技术支持。

首先，意义服务为意义消费提供最广泛的技术支持。其服务体现在意义经济运行的空间和时间上，一方面媒介技术的发展令意义服务得到不断的拓展，使传媒产品成为一种跨媒介传播的空间产品，例如视音频数据库和多媒体信息交换平台，既可以为传统电视提供内容，也可以为网络和3G手机提供视频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意义服务的提升，降低了意义消费的时间成本。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研究人类在“稀缺”问题下做出选择的科学。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当我们在制作电视节目的时候，视频素材数据库就会为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当我们收集知识信息的时候，搜索引擎就为我们提供最便捷的工具，从而为意义消费降低了时间成本。

其次，意义服务还可以为意义影响创造平台，从而成为意义消费的“放大器”。意义服务是要解决经济学中的“稀缺”问题。“如何让消费者将有限的时间资源以最有效地支付给最符合自己需求的内容产品。”[⑧]意义经济在时空上的拓展往往借助平台经济，“平台实质上是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该空间引导或促进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⑨]意义经济往往通过构筑各种新平台来拓展其发展空间及影响力，例如利用各种大型文化传播活动、重大仪式性传播等平台都可以把意义经济中的各生产要素迅速地聚集起来，形成传媒产业集群和社会文化资本，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传播力、受众消费力和文化影响力。

由于传媒产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一定的条件下，意义服务也会受到意义影响的制约。例如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境外卫星电视在我国落地的限制等都说明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政策、文化安全和传媒制度的制约，从而体现出全球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资本博弈和制度约束。在意义经济中，意义服务无处不在；在意义服务中，意义影响无所不在。意义服务还可以促进意义消费与意义影响之间的互动互换，如报网互动和台网互动。传统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具有影响力的内容影响新媒体和非主流媒体，而新媒体也可以通过新的媒介技术和新的传播渠道影响传统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媒介技术的发展必将催生出更多的服务产品，从而推动了意义服务的升级换代，而意义服务的不断提升也促进意义经济的全面发展。意义服务无疑是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之间的转换器，通过平台聚合和媒介融合必然导致整个传媒产业的分化与整合，它激发出更多新的服务产品和商业模式，从而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集群。

至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意义服务丰富的内涵：意义服务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服务产品和聚合平台，为传媒经济提供运行的基本条件，并在些基础上形成各种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展望未来，在新技术新媒介新观念的推动下，意义经济还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传媒产业还会出现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特性，从而不断地丰富传媒经济的实践和理论。

[注释]

[①]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2009年4月27日在北京的《2009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CentreofMediaOperation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ReportonDevelopmentofChina''''sMediaIndustry（2009）”April42009,Beijing.(inChinese)]

[②]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第1页[Yu,Guoming,“AttentionEconomy——AnInterpretationoftheNatureofMediaIndustry”,ModernCommunication,2003,1,Page1.(inChinese)]公务员之家

[③]唐谊军：《向“影响力论”发问》，《新闻记者》2007年第8期，第36页[Tang,Yijun,“Question‘TheTheoryofInfluence’”,JournalismReview，2007,8,Page36.(inChinese)]

[④]卜彦芳：《传媒经济学——理论与案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1月，第9页[Pu,Yanfang,“MediaEconomics-TheoryandCase”,ChinaInternationalRadioPress,Page9.(inChinese)]

[⑤]张辉锋：《传媒经济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3月，第14页[Zhang,Huifeng,MediaEconomics,NanfangDailyPress,March2006,Page14.(inChinese)]

[⑥]谭天：《试论我国传媒经济的研究》《暨南学报》2007年第1期，第127页[Tan,Tian,“WaysandNormalFormstotheResearchofMediaEconomy”,JournalofJinanUniversity,Page127.(inChinese)]

[⑦]支庭荣：《世界是平的,传媒是凹的——对传媒经济特性和规律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第95页[Zhi,Tingrong,“AnInterpretationoftheNatureofMediaEconomics”,ModernCommunication,2007,3,Page95.(inChinese)]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5

[摘要]：继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等学说之后，笔者提出传媒经济的本质是意义经济，“意义”是诠释传媒生产与消费的核心概念。意义经济包括意义消费、意义影响和意义服务三大部分，它具有文化性、产业性、技术性等多重属性。当今意义服务作为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备受关注，同时在新技术新媒介的推动下，意义经济还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

2009年10月9日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各地170多家媒体机构参加了会议。这是自2006年5月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在北京举行以来，世界传媒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近年来，中国传媒产业年增长率均在两位数，2008年中国传媒产业规模突破了4000亿元，预计2010年超过5000亿元。[①]随着我国传媒产业的迅速发展，传媒经济研究也纳入了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版图，传媒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正在建立起来。然而，到底什么是传媒经济？传媒经济学的本质是什么？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并没有形成共识。值得肯定的是这些讨论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传媒经济的主体认识，推进传媒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笔者在此也就传媒经济的本质提出新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传媒经济学的理论主体。

一、意义经济的概念提出

自2006年第七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召开以来，我国关于传媒经济的研究成果逐年增加。笔者以2007——2009年为限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键入关键词“传媒产业”和“媒介产业”搜索到论文650篇，键入关键词“传媒经济”和“媒介经济”搜索到论文仅有132篇。由此可见，有关传媒产业的研究远多于传媒经济的研究，即使在传媒经济研究的论文中也大多是关于产业实务和微观经济的讨论。从研究层次来看，经验性的描述较多，学理性的分析较少；从研究的取向来看，引进移植的居多，本土原创的极少。综观传媒经济研究的视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借用各种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来讨论传媒经济问题，如产业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系统经济学等；一类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传媒经济，如注意力经济、影响力经济、受众经济、舆论经济、权力经济等。笔者认为涉及到传媒经济本质的讨论，后者的研究更为重要和急迫。目前关于传媒经济本质的研究影响较大的理论主要有两种：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

“注意力经济”的概念是美国学者迈克尔?高尔德哈伯（MichaelH.Goldhaber）在1997年发表的题为《注意力购买者》的文章中提出的。他认为在信息社会中信息不是稀缺的，稀缺的是注意力，正是由于它的稀缺性注意力才可以转化为财富。有人更形象地把注意力经济称之为眼球经济。但这一理论也受到媒介批评学者批判，斥之为媒体不负社会责任的“唯注意力论”。美国学者菲利普M.南波利于2003年出版了《受众经济学——传媒机构与受众市场》，可以看作注意力经济的实用版。无论是注意力经济还是受众经济学都是基于西方经济学框架和国外传媒产业现实土壤上提出的传媒经济理论。

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提出了影响力经济学说。这一理论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取向和我国传媒产业现实的。他认为传媒真正的市场价值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保持它对于其目标受众的影响，并且这种对于受众的影响力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人们的社会行为。”[②]然而，“影响力论”也受到质疑，广西民族大学唐谊军认为：“‘影响力论’不仅是一种模糊的结论，而且是一个有特定倾向性的结论，它并不能成为对传媒本质的一个有效解释。”[③]如此说来，舆论经济和权力经济则是一个更具特定倾向性的概念了，甚至可以说它只是影响力经济的另一个版本而已。因为它们都是侧重影响传媒的社会行为，较少涉及传媒的消费行为和市场因素。

如此看来，无论注意力经济和影响力经济都有偏颇和缺陷，虽然二者从不同角度描述了传媒经济的特性，但都不能涵盖和解释传媒经济所有的性质。对此，中国传媒大学卜彦芳试图把二者统一起来：“注意力经济是影响力经济的前提和基础，传媒如果不能吸引受众的注意力，那么就谈不上对其产生影响。影响力经济是注意力经济的目的与提升，传媒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对其产生影响，从而做出决策。”[④]然而，她还是没有从本质上阐述传媒经济。此外，中国人民大学陈力丹教授提出社会资本的概念，试图打通传播学与经济学之间的界限。复旦大学周笑则从时间价值入手，试图揭示传媒经济独特的本质属性。但是他们的理论设想还没有得到广泛认同。

要对传媒经济的本质做出科学合理的分析，笔者认为首先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研究的取向，二是研究的进路。回顾我国的经济学研究，过去长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经济学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把经济学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块。但自金融风暴以来，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经济学界逐步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的缺陷。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大体系（含由其衍生的产业经济学）有助于对传媒产业的现实操作更清晰了解，同时，政治经济学有助于对传媒业的许多基本问题达到一个本质的把握，二者在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中绝对不可偏废。”[⑤]接下来的问题是研究的进路，即研究的切入点。复旦大学顾永波和殷晓蓉归纳目前传媒经济最典型的研究进路有两种：一种是传媒产品，一种是传媒稀缺性问题。笔者选择前者，选择传媒产品作为研究进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马克思选择了以商品为切入点来揭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传媒产品入手展开研究一方面能解释传媒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另一方面“在传媒经济学研究的范式内，通过对媒介产品属性与功能的学理性分析，进而对产品投资、研发、生产、流通及衍生产品开发等整个产品价值链的考察，可以带动我们对传媒资本、传媒产业、传媒市场、媒介管理、传媒制度及新媒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研究，最终形成传媒经济学的整个学科体系。这就是传媒经济研究的最佳进路。”[⑥]选择传媒产品为研究进路可以说是回到经济学研究的原点。

在确定研究的取向和进路之后，笔者选取传媒产品作为研究对象，从传媒产品的“意义”入手，提出意义经济（Meaningeconomy）这一新概念，进而建构传媒经济的主体理论。

二、意义经济的主体构成

传媒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产品呢？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它是一种用于传播的载体——信息产品，它对应的是人们的接收行为；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际上人们消费它的不只是信息，而是信息里所包含的内容、文化和意义。因此，它是一种意义产品，它对应的是人们的消费行为。“意义”概括起来说就是人对自然或社会事务的认识，是人给对象事物赋予的含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传递和交流的精神内容。人类在传播活动中交流的一切精神内容，包括意向、意思、意图、认识、知识、价值、观念等等，都包括在意义的范畴之中。实际上在传媒经济中，人们消费传媒产品只是消费信息产品的意义层面，即以符号形式传播的精神内容。

“意义”是一个多义词。在中文里“意义”有四种含义：1.谓事物所包含的思想和道理；2.内容；3.美名，声誉；4.作用，价值。在英语中“意义”以及它的派生动词包含的意思更广泛,包括“意味”、“所指”等意思。从词义学和符号学来看，“意义”还包括“能指”和“所指”的两个层面，它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文化消费和精神需求。比如电视剧《潜伏》，其能指（浅层表意）就是一部好看的谍战片，它满足观众最基本的文化需求，而其所指（深层表意）就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它使观众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产生共鸣。“意义”是媒介产品的本质和价值所在，可以说传媒经济就是一种意义经济。意义经济是指媒介产品通过传播过程并使人们产生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从而实现其商业价值的活动。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三者的内涵与外延。

人们对传媒产品的消费是有层次之分的。一篇报纸文章也好，一个电视节目也好，一条手机短信也好，首先要有内容，有用且可读（看、听），满足人们认知世界和精神交往的需求，这是最基本的信息需求和最普遍的文化消费。我们把这种经济活动叫意义消费。尔后，还希望它讲求思想性，进一步满足人类求发展的精神需求，这往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更高端的文化消费。我们把这种经济活动叫意义影响。意义影响不仅影响消费者，还会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不仅有层次之分，还有性质上和功能上的不同。

从意义消费角度来看，传媒产品是一种适用于大众传播的内容产品，例如廉价报纸和免费电视，它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文化需求，成为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但它与一般的产品不同的是，一是作为信息产品，它的边际效用不同一般的劳动产品，根据消费者的认知水平和产品的符号价值，它不一定遵循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二是它除了它的效用性之外，还有它的公共性，因为它涉及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这些特性决定了它的生产方式和市场形成。由此可见，意义消费与注意力经济十分相似，都是以传媒产品的内容来吸引受众进行消费的一种经济活动。

从意义影响角度来看，传媒产品还是一种适用于分众传播的文化产品，如付费电视和时尚杂志，它满足中高端消费群体的文化需求，有些传媒产品还需要经过一定的文化训练和时间成本才能去消费它，如纪录片。传媒产品的意义影响不仅影响到消费者，还影响到它所处的社会环境。从意义影响的层面来看，传媒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还涉及到媒介素养、国家安全、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等诸多外部条件，自然而然它会触及传媒制度、政府管制和族群认同等文化壁垒，因此它具有更多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多元文化背景。由于传媒产品的意义不仅影响受众，而且还会影响社会进程、影响社会决策、影响市场消费和人们的社会行为，还会产生政府管制、市场准入、文化保护等一系列影响因素和制约行为。因此，传媒、受众与各种利益集团会因为各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在传媒市场上形成一个博弈的产业格局。例如谷歌扬言要退出中国市场，实际上就是国外传媒巨头与我国政府管制的一次博弈。由此可见，意义影响与影响力经济相近，都是体现政治、文化与经济的一种关系以及相互作用。

在意义经济的构成中，产业性、文化性和技术性是意义经济的三重属性。意义消费是最基本的，它可以形成各种传媒产业，广播、电视、报纸、电影、图书出版以及网络、手机等媒体，它的效度可以用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来测量；意义影响则是最具核心价值的，它可以形成创意产业、传媒规制以及传媒的国际贸易等，文化属性是产生和制约意义影响最重要的属性，它的效度则以权威性、公信力、美誉度来评价。“在注意力发挥作用的领域，经济学规律无处不在；在影响力发挥作用的领域，文化的、符号的力量举足轻重。”[⑦]这段话其实很好地概括了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的功能与作用。而意义服务则是给二者提供广义的技术支持，如何支持我们将在后面再详加解释。我们先来分析意义消费、意义影响、意义服务三者的关系。在意义经济中，三者并不是孤立存在和简单相加的。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形成一种内嵌互动的经济结构。意义影响以其核心作用内嵌在意义消费和意义服务中，而意义服务则因其对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提供广泛的支持，而成为整个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

三、意义经济的运行基点

从产业经济学角度来看，传媒经济也是一种服务经济，传媒产业也因此划归到第三产业即服务业里面。在服务经济视阈下，意义经济中的意义服务举足轻重。但意义服务比起一般的经济服务更显特殊，更显复杂，而以往研究者对此却关注甚少。

前面说到意义服务是给意义经济提供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技术支持是指技术手段和技术产品，广义的技术支持是服务方式和服务产品。如搜索引擎原是一种网络技术产品，本身并没有提供任何信息和内容，但人们可以通过它迅速地找到想要消费的传媒产品，从而获得所需的信息和内容。人类因为发明了互联网和移动通讯，发明了数字技术和卫星技术，才能消费到以往不可想象的传媒产品，才能创造出以往没有的各种传媒经济活动。媒介技术是一种技术产品，它是为人们消费传媒产品提供技术支持的，因此可以说媒介技术是意义经济实现运行的物质基础。公务员之家

那么，是不是有了媒介技术或技术产品，意义经济就能够运行起来呢？在北京奥运期间，搜狐凭借赞助商及官网的地位，将其奥运赛事信息系统独家接入奥运会官方信息系统（INFO）和比赛评论员系统（CIS），研发出将INFO2008系统中的数据转化为在页面上即时呈现的网友最关注的赛事赛程、比分直播、奖牌榜、快讯、资料库等五大媒介产品，网友在页面上看到的比赛数据与赛场完全同步，从而实现了赛场新闻刊发最新、最快、最全。由此可见，技术产品只有转化为服务产品之后，它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意义经济。当搜索引擎从一种技术产品演变成为一种服务产品的时候，当它为人们提供更便捷的传媒产品消费服务的时候，它才能给受众和消费者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意义服务。从经济形态上来看，进入互联网时代的传媒经济，具有更多的网络经济特征。然而，如果传媒经济未能从虚拟经济着陆到实体经济，没有从技术产品转化为服务产品，还是不能形成它的经济运行。

技术产品转化为服务产品之后，还不能说形成真正的意义服务。在网络泡沫时期，尽管人们开发出大量的网络技术和服务产品，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致使大量网站难以维持，纷纷倒闭。同时，如果没有解决好盗版问题，视频网站也不可能取得良好的赢利模式。可以说，只有媒介技术和服务产品，没有有效的商业模式或赢利模式还是不能维持意义经济的正常运行。媒介和媒体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但在中文里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媒介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媒体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从媒介技术到媒介形态再到传媒经济实体，任何新媒体都经历这样一种生成和演进过程。成熟的商业媒体具有三大构成：内容、渠道和商业模式。服务产品加上商业模式才能构成完整的意义服务，同时给予意义经济广义的技术支持。公务员之家

首先，意义服务为意义消费提供最广泛的技术支持。其服务体现在意义经济运行的空间和时间上，一方面媒介技术的发展令意义服务得到不断的拓展，使传媒产品成为一种跨媒介传播的空间产品，例如视音频数据库和多媒体信息交换平台，既可以为传统电视提供内容，也可以为网络和3G手机提供视频内容；另一方面由于意义服务的提升，降低了意义消费的时间成本。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研究人类在“稀缺”问题下做出选择的科学。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当我们在制作电视节目的时候，视频素材数据库就会为我们节省大量的时间；当我们收集知识信息的时候，搜索引擎就为我们提供最便捷的工具，从而为意义消费降低了时间成本。

其次，意义服务还可以为意义影响创造平台，从而成为意义消费的“放大器”。意义服务是要解决经济学中的“稀缺”问题。“如何让消费者将有限的时间资源以最有效地支付给最符合自己需求的内容产品。”[⑧]意义经济在时空上的拓展往往借助平台经济，“平台实质上是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可以存在于现实世界，也可以存在于虚拟网络空间，该空间引导或促进双方或多方客户之间的交易，并且通过收取恰当的费用而努力吸引交易各方使用该空间或场所，最终追求收益最大化。”[⑨]意义经济往往通过构筑各种新平台来拓展其发展空间及影响力，例如利用各种大型文化传播活动、重大仪式性传播等平台都可以把意义经济中的各生产要素迅速地聚集起来，形成传媒产业集群和社会文化资本，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传播力、受众消费力和文化影响力。

由于传媒产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在一定的条件下，意义服务也会受到意义影响的制约。例如谷歌退出中国内地市场、境外卫星电视在我国落地的限制等都说明无论多么先进的技术和优质的服务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国家政策、文化安全和传媒制度的制约，从而体现出全球化传播中的文化冲突、资本博弈和制度约束。在意义经济中，意义服务无处不在；在意义服务中，意义影响无所不在。意义服务还可以促进意义消费与意义影响之间的互动互换，如报网互动和台网互动。传统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具有影响力的内容影响新媒体和非主流媒体，而新媒体也可以通过新的媒介技术和新的传播渠道影响传统主流媒体。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媒介技术的发展必将催生出更多的服务产品，从而推动了意义服务的升级换代，而意义服务的不断提升也促进意义经济的全面发展。意义服务无疑是意义消费和意义影响之间的转换器，通过平台聚合和媒介融合必然导致整个传媒产业的分化与整合，它激发出更多新的服务产品和商业模式，从而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和产业集群。

至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意义服务丰富的内涵：意义服务就是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服务产品和聚合平台，为传媒经济提供运行的基本条件，并在些基础上形成各种商业模式和经济形态。展望未来，在新技术新媒介新观念的推动下，意义经济还会被赋予更多的“意义”，传媒产业还会出现新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特性，从而不断地丰富传媒经济的实践和理论。

[注释]

[①]清华大学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2009年4月27日在北京的《2009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CentreofMediaOperationandManagement,TsinghuaUniversity,“ReportonDevelopmentofChina''''sMediaIndustry（2009）”April42009,Beijing.(inChinese)]

[②]喻国明：《影响力经济——对传媒产业本质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3年第1期，第1页[Yu,Guoming,“AttentionEconomy——AnInterpretationoftheNatureofMediaIndustry”,ModernCommunication,2003,1,Page1.(inChinese)]

[③]唐谊军：《向“影响力论”发问》，《新闻记者》2007年第8期，第36页[Tang,Yijun,“Question‘TheTheoryofInfluence’”,JournalismReview，2007,8,Page36.(inChinese)]

[④]卜彦芳：《传媒经济学——理论与案例》，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1月，第9页[Pu,Yanfang,“MediaEconomics-TheoryandCase”,ChinaInternationalRadioPress,Page9.(inChinese)]

[⑤]张辉锋：《传媒经济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3月，第14页[Zhang,Huifeng,MediaEconomics,NanfangDailyPress,March2006,Page14.(inChinese)]

[⑥]谭天：《试论我国传媒经济的研究》《暨南学报》2007年第1期，第127页[Tan,Tian,“WaysandNormalFormstotheResearchofMediaEconomy”,JournalofJinanUniversity,Page127.(inChinese)]

[⑦]支庭荣：《世界是平的,传媒是凹的——对传媒经济特性和规律的一种诠释》《现代传播》2007年第3期，第95页[Zhi,Tingrong,“AnInterpretationoftheNatureofMediaEconomics”,ModernCommunication,2007,3,Page95.(inChinese)]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公共经济学；教学改革；行政管理专业

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市场机制固有缺陷导致的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进行干预调控，如何科学地确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分析和规范政府职能和作用的新兴学科，能为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树立政府管理决策的经济分析思维方式，培养学生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因此公共经济学虽然在国内发展时间不长，但已成为本科院校行政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学科重要性日益突出。通过本课程在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实际教学中的观察分析发现，由于公共经济学是理论性与应用性都很强的新兴课程，教学难度较大，教学效果未达到预期，必须针对行政管理专业的性质和学生特点，合理设置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模式和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才能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效果不佳的现状。因此，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探讨行政管理专业公共经济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创新。

一、目前公共经济学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

1.教学方法未结合学生和课程特点。公共经济学热衷于运用各种数学工具进行数学建模来做定量研究，理论体系抽象复杂，要求有一定的高等数学基础。而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生以文科生为主，数学基础薄弱，在大一学学文科数学时，挂科率就比较高。到了学习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微观和宏观经济学，要运用高数知识来理解推导大量的数理模型、图形、公式时，学生就更加感觉晦涩难懂，枯燥无味，产生了畏难情绪。如果在公共经济学的教学中还继续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强调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只会让学生彻底失去对经济学类课程的信心和兴趣。因此，这门课程对行政管理专业学生的教学应该与其他专业有所区别，要因材施教，从感性直观的经济实例入手，深入浅出，理论结合实际，侧重于让学生理解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2.教学手段单一，学生参与性不足。公共经济学课程目前的教学手段比较单一，采用的是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填鸭式”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弊端在于，从教师一方来说，由于教学过程中缺少互动和反馈，无法了解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和兴趣所在，不能及时调整授课节奏和内容，影响教学效果。从学生一方来说，由于没有参与性，他们作为课堂主体的地位并没有得到体现。学生在课堂上以听为主，即使没听懂或者有好的想法也没机会表达。由于公共经济学的知识点环环相扣，逻辑性较强，学生一旦在一个知识点上卡了壳，就容易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后续章节的学习。到最后有的学生可能放弃课堂听讲，只为通过考试在考前突击复习，死记硬背，考完就忘。而学生不愿听课的抵触情绪反过来会影响老师上课的情绪和积极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的过程。所以改革教学手段，增强课堂互动性和学生的参与度也是亟待探索的方面。

3.课程教学与实践结合不紧密。随着社会对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实践能力要求的不断提高，高校对人才的培养目标转向培养社会发展所需的应用型人才，高校教学也由重视理论教学向更为重视理论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应用方向发展。而公共经济学本身就是应用性很强的一门课程，课程中所学的社会资源配置、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等，都是政府每天在履行的经济职能，也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如果能将实践与课本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实例阐述展示公共产品、外部性、公共选择等理论是如何运用于公共部门经济实践的，从现象上升到理论再运用于实践，不仅能让课堂更生动有趣，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还能提升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可是，由于公共经济学理论的宏观抽象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对任课老师的理论深度、实践经历、个人阅历等就要求非常高，而目前公共经济学课程师资的培养体制并不完善，导致课程教学未能达到这样的效果，还处于重书本轻实践的状态中。另一方面，实践教学环节未得到重视，在课程设置中的比重过小，也不利于教师开展实践教学环节。

4.教学资源匮乏，内容未与时俱进。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发展历程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引入我国不过十余年，教学资源比较匮乏。目前在课程的教学实践中，教学资源还是以教材为主，教材中的案例基本翻译自西方国家原版教材，这些国外案例所处文化背景与学生生活环境和我国公共经济实践脱离较远，学生有时连案例情境都很难理解，更别提通过案例来深化知识点了。另一方面，我国近几十年来经济飞速发展，政府经济行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生很渴望通过公共经济学的学习来了解我国经济的发展规律，这就要求教学内容结合我国实践不断更新，才能体现出时效性。所以，如何借助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丰富教学资源，提炼出适合教学的本国公共经济案例，也是公共经济学教学改革下一步的目标。

二、行政管理专业公共经济学教学改革对策

1.结合专业特点改进教学方法和内容侧重点。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虽然数学基础薄弱但是思维开阔，对社会发展关注度高，在公共经济学的教学中，应结合专业和生源特点，改变传统的强调模型数学推导过程的“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引入案例教学法、分组讨论法、PBL教学法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尽可能将枯燥理论以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消除他们的畏难情绪。此外，公共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设置应在保持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针对行政管理专业进行侧重点的调整。一是对模型较多的章节加以合理调整，简单的数学推理同样可以把知识点讲清楚，多用案例、图表进行扩展讲解，这样的形式更容易被行政管理专业学生所接受。二是对资源配置与政府职能、公共产品、外部性、社会保障、国民经济调节等章节进行重点讲授，侧重于阐明政府三大经济职能的作用机制，让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政府各项经济政策的意图和作用。三是案例选取的本土化，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生关心时事，更容易理解身边的经济现象，案例选取应紧跟时代，贴近现实，尽量选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热点实例。例如在讲解政府的收入分配职能时，可以用我国正在实施的精准扶贫为例。

2.提高参与度，突出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传统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主导，信息单向输出，忽略了学生的反馈和主观能动性，不利于师生间的双向沟通交流和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教学手段的改进应注重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一是建立教学互动机制，鼓励教师采用启发式教学法，不是直接灌输理论，而是层层设问，引导学生思考回答，让学生参与到课堂来，激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引入案例教学法、PBL教学法，在课前先将案例或者问题布置下去，由学生分小组自行收集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然后在课堂上充分展示论证他们的观点，并与老师和其他同学进行深入探讨，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信息的多边交流，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二是加强实践教学。学习公共经济学中的公共收入、公共支出、社会保障等章节时，可以尝试增加相应的实践环节，通过组织学生去政府相关部门观摩或者实验室模拟，增强学生的直观认识，将知识真正理解和内化。

3.多管齐下，提升师资水平。公共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离不开师资水平的提升。从教师自身层面来说，应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教育教学理念。在加强理论知识储备，熟练掌握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同时，还要关心时事，关注与公共经济相关的社会热点，形成与理论知识相匹配的案例来丰富课堂，还应提高教学技能，勇于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从学校层面来说，应该多为教师提供学习和实践机会。一是组织教师集体备课，互相听评课、外出进修和参加学术研讨会等等，提高教师的理论教学能力和技巧。二是与政府部门建立双向交流机制，定期安排教师去政府部门参与公共经济的实践与调研，同时邀请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来校为学生作讲座和报告。教师真正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才能了解公共部门运作的细节，明白公共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产生的效果，获得在大众传媒和书本上找不到的第一手资料，形成自己独特的感悟和见解。教师将调研资料整理成系统的课堂案例，不仅让课堂教学丰富立体，还独特又深刻，因为这些案例资料并不是学生可以随便在网上搜到的，而且教师亲身经历的案例经得起学生对细节的探究，不怕学生打破砂锅问到底。

4.充分利用互联网，丰富教学资源。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公共经济学教学也应采纳运用信息化手段。一是利用互联网丰富教学资源。随着慕课、翻转课堂等模式的推广，网上各类课程公开课日益增多，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很便捷地在线观看学习，共享教学领域的顶级资源。同时教师还应善于利用各类社交平台加强与学生间的信息交流，例如教师可以在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发表文章，学生评论留言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微信群、直播平台等在课外实现一对多实时沟通。二是通过互联网了解公共经济发展动态，搜集最新案例。政府的经济行为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很多社会热点问题，例如地铁的修建、医疗体制改革就是公共产品这一章的社会实践。各类媒体例如央视财经频道都有制作与公共经济学相关的专题节目，利用互联网搜集图片、视频等素材，与课程理论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丰富课堂，有效提升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刘俊英.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中的教学研究[J].理论观察，2013(02)：69-70

[2]段景辉.关于公共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考试周刊，2014(56):12-13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7

上述测度学者水平的方法，如果在自然科学界，虽然它不是学术考量的标准，可社会这样看的结果，也大差不差，虽是错也错的不多大。（也会把少部分高水平的学者排除在外，也会有少数水平不高，但有处理人事能力的人，让人认为高水平。）但是对经济学家，用这种标准来测度，那就差大了，错大了。怎样测度经济学者的学识水平，本人提出一个大而粗的标准，象考量人的数学水平，会几何代数者是中学水平，只会算术者是小学水平一样，也用经济学家掌握经济学哪些知识，来考量经济学家的水平。本人提出用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四大定律认知状况，来度量经济学家学识水平等级。

哪四大定律？哪四个等级？

1、供求状况对商品价格，对商品生产影响的定律。仅懂得这一定律规律者是“小学”级的学者。

2、权力和力量状况对商品价格，对社会财富分配，对生产影响的定律。只懂得这一定律规律者是“小学”级的学者。懂得前一和这一定律者是“中学”级的学者。

3、公平与效率正相关定律，懂得前两和这一定律规律者是“大学”级的学者。

4、社会运动变化定律。懂得前三和这一定律规律者是得道的“博士”级学者。

这里特别强调指出：本文提出的标准，仅仅只是考量基础经济学（常称为政治经济学，简称为经济学）的学者的学识水平。而不对经济学分支学科。象会计、财政、金融、贸易等专业。分支专业教授们的学识水平大体可按社会流行的方法来考量。本人不敢谈他们的水平，因为本人不知哪些知识的深浅。

一、供求定律

一种商品的社会生产量、供应量与社会消费量、需求量之比与价格高低成反比趋势的经济规律，被称为供求定律。展开来说，也就是一种商品的生产量大了，供应量多了；而消费量、需求量不相应增加，或增加的少，或减少，这种商品的价格将下降；反之则上升。商品价格下降，生产者获利将减少，这样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实力将被挫伤，导致一些生产者退出，导致该种商品生产量下降。反之，价格上升，生产者将获得丰厚利润，这将激发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充实生产者的生产实力，导致该种商品的社会生产能力和生产量上升。这种由供求关系影响决定价格变动趋势，影响决定生产状况、变动趋势的规律性现象，被称为供求定律，它也被称为市场规律，这一规律是经济生活中重要的自然规律。它是由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首先阐明的。

由于这一规律性现象经常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人们能切实感受它，看明白它。因而它是很多人一点就通的道理，因此许多不懂学术的人都懂。学术界人说鸟都懂供求规律。这一定律可称为经济学里的“傻瓜”定律，因为傻瓜都能懂。

供求定律、市场规律是客观规律，一些经济学者学懂了这一规律，就觉得自己掌握了客观规律，掌握了真理，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学识上就停留在这个水平。我不知中国的一些著名经济学教授到底是否是只有这个学识水平，还是深藏不露。只在报上变着花样讲市场规律、供求定律。现在这样的经济学教授成大群，整天在那呱嗒市场规律。

二、权力、力量定律

在广义生产中，在生产、分配、交换过程中权力力量占优势地位的，权力力量较大者获得较多的利益，成正相关关系；权力力量对比的差距与社会生产效率成负相关关系。这种规律性现象，称为权力力量定律，或权力力量规律。

在生产中，产业主、管理者权力力量大者就可多占生产收益。在奴隶社会，奴隶主管理者有权力有力量对奴隶生杀欲夺，奴隶主、管理者就可将生产收益全部占有。而在劳动者获得自由后，不再是奴隶，业主权力相对小时，有自由权利的劳动者就可分享得到比当奴隶时多的收益。在工人联合起来，力量大，共同争取权利时，不再象单个工人任由比自己权力力量大得多的产业主管理者欺压时，工人就可得到比过去多得多的生产收益。垄断生产者的权力力量集中，比人数众多的但分散形不成力量的消费者更有力量，在交换过程中可获得较多的社会财富。而分散的生产者由于内部利益矛盾冲突，形不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时，在交换过程中，只能获得较少的社会财富。如果消费购买者是集中垄断者，则生产者在这种交换的过程中，只能获得很少的，勉强维持生存的收益。当打破垄断使权力力量分散形成交换双方力量相对平衡时，双方都能获得适当的收益。

经济学四大定律和考量经济学家学识水平的标准

生产各方的权力力量差距大时，象奴隶社会，社会生产效率低。而在生产者自由平等社会，如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生产效益大幅提高，民众普遍过上物质财富丰富的生活。象垄断企业为获得较多收益，为提高价格，会有意减小生产量，生产量减小反而获得较多收益，少劳而多得，何乐而不为？这样使社会生产下降。而在打破了垄断后，垄断者不能再少劳而多得后，成为只能用优良的劳动服务才能获得较多收益者，这种曾被垄断的产品就会优质地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

权力力量定律规律是影响决定社会经济生产的重要规律，对社会生产有着重大作用影响。要说不少普通老百姓也知道这些，象俗话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谁权大实力大，谁得的多”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老百姓不会象理论家一样论述理论。

为什么主流经济学家只讲傻瓜定律？没有名正言顺地讲权力力量定律？一是因为供求规律表现的太突显，总让人看到它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让人忽视忽略经济活动中其它东西的存在和作用。它的突出表现掩盖其它东西的存在和作用；二是凡获得较多社会财富者，也是社会政治经济实力力量强者，虽然其中不乏知道自己成为大富者是靠其强大的权力实力，（靠勤劳和汗水换来的大富者们，也多多少少有象上面大富者一样的做法），有些作法是违背道德的，是讲不得的。因此他们不愿讲自己不道德的一面，决不会堂而皇之地讲自己如何使工人少得工资，如何克扣工人工资的手段和作为。他们只讲自己是勤奋，是运用智慧，抓住了机遇的。运用智慧，抓住机遇是他们愿大讲特讲的。讲自己获得高收入、高利润是市场使然。讲自己没有少给工人报酬（虽然有丰厚的利润，但只付给工人难以维持正常生存的工资）是劳动市场价格如此，是供求规律决定的，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资产阶级是社会政治经济实力强者，是强势话权者，他们的思想认识观点在社会占主流地位，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把自己多占论说成是客观规律使然，是理所当然，是合理合法合道德。这套道理听起来蛮像真理，是那么回事。于是天真的不爱多想多考虑的很多人，不仅资产者，也包括执政者，广大无产者和学者就信它，不多想其它了。这就成了社会的主流认识、统治观、世界观，这种统治观、世界观对发现权力力量定律起到阻挡作用，起到掩盖作用。让人难以发现权力力量定律。权力力量定律是“傻瓜定律掩盖下的”定律。

论文经济学四大定律和考量经济学家学识水平的标准来自

历史上独裁专制理论家搞个“君权神授”来蒙骗人，现代资产阶级理论家也搞个“君财神授”来蒙骗人。“市场使然，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是“君财神授”的“科学版”的解说词。因此听信“人穷富”是因为市场使然，听信大富者都是努力寻找机遇努力劳动者，是天真的傻瓜。而明白了权力力量规律作用的人是上升一个认识层次，对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更透认识的人。因此只懂供求规律者、只信供求规律者是天真可爱的傻瓜。而既懂供求规律，又懂权力力量定律者是有了一定头脑，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人，这类人应该是少了份天真的中学生啦。

权力力量定律规律是经济生活的重要客观规律。你权力力量地位实力大了，你就会获得较大的收入。谁的大谁就获得高收入。权力客观规律与供求定律是影响经济生活的两个重大东西。是决定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两大重要规律。是不以人的愿望而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们是描述解述经济生活的两大理论侧面。所谓左右派经济学理论，其实就是各偏激一面的理论。左派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是偏激在权力力量定律规律一面的经济现象描述解述，右派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是偏激在供求定律规律一面的经济现象描述解述。右派一面搞得较成熟较完善。马克思倾其一生心血只搞了另一面的一部分，很小很少一部分。其中还存在较严重错误。

如果经济学者只学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哪学成的是有“一张小学文凭”的“天真可爱的小傻瓜”；如果只学左派经济理论，哪学成的是只有“半张小学文凭”的蛮横的令人憎恶的“半傻”。

中国目前经济学者多数是即学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又学西方主流经济学，是持一张半“小学文凭”。一张半小学文凭能否相当一张中学文凭？能否上升为中学水平？不能！要成中学水平，哪还要自己能分辨两个理论体系中哪些是真理，哪些是假理，能去伪存真，融会贯通的人。只有很少的天资聪慧的人达到准中学水平。虽然许多中国经济学者具备了两方面的知识底子，但由于少有辩假理去假理的能力，无法正确融汇，他们多数人实际表现，写文章讲话只能显示小学水平。

三、公平与效率正相关定律

大学者，具备某专项业务的主要基本知识的人，能运用所学知识正确处理和解决专业遇到的问题的人。什么知识水平能正确处理解决生产生活经常遇到的问题？大学知识水平是应该基本达到和满足这一要求的。正确处理经常遇到的政治经济问题要具备什么样的经济学知识？要懂得公平与效率正相关规律的经济学知识。这样的人就可以正确处理经常遇到的政治经济问题，使社会公平，经济繁荣，就能安邦治国，造福一方。而不会再象无知无畏的人，搞得民众极端穷困，受苦受难，搞得政权崩溃，战祸连天。

经济学四大定律和考量经济学家学识水平的标准

理解掌握公平与效率正相关定律需要有极强的理性思维。它需要弄清公平是什么？效率是什么？对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进行定义，要对认识公平的难点、困难——人们对事实不认同；各种立场观点的人，对公平有不同地解说搞清。没理性思维的人是搞不清这些的。因而它也只能属于象征讲科学理性的大学。因而说公平与效率正相关定律知识属于大学水平。

科学是要理性思维的，过去一些人认为经济学是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另类科学，是不是科学的科学。其实经济学是与自然科学是同性质同样的科学。只不过认识弄懂建立它，比其它自然科学更难，需要更强的推理，辩理。所以它现在，也就是旧经济学还不是真正的科学。搞懂经济学的人要比搞懂自然科学的人需要更强的推理、逻辑思维能力。但是目前经济研究队伍，不少是“理科”学不好，只好学“社科”。加上旧经济学里讲信仰观点多，（违背理性认识方法）把经济学者变成信徒、迷信者。批量生产的多是“听话信教”的学生，难出理性的学者。难出具批判理性的，能分辩真理、假理的学者。不具有批判理性者，只会“听话信教”者到经济“大学”层面认识范围就“找不到北了”。

由于公平与效率正相关定律论述较难，本文就不再细讲。（有兴趣的有能力的读者请阅本人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文，请到《中国学术城》网站搜索）。这里简单讲它和与它相联的经济学知识。公平与效率正相关是社会经济的规律性现象，是生产生活的客观规律。“一个社会公平了，这个社会就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公平了，经济衰退，国家穷困衰败，人民受苦受难。”效率的定义是指社会生产的多，人们享受的多。这个效率不是指某些人、某个集团的效率，不是指企业的利润。公平是由三个方面构成的，（一种）公平是会变成不公平的，没有一个能永恒存在的公平，只有相对的公平。为了使社会物产丰富，人民幸福安康，执政者、政府就要用政策制度并不断调整政策制度，保持公平状态，建立静态动态平衡机制、制度，使社会保持公平状态，使民众过上幸福生活。如何运用适度阶级斗争来达到促使社会公平，促使经济正常高效运转，如何组织各阶级进行合法温和的斗争，如何控制避免形成激烈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知识；如何改革推行新政策，如何避免改革和推行的新政策失败，导致社会混乱。也就是如何实行和平演变的知识；如何将独裁专政制度向众主共和制度演变的知识；等等。

公平与效率正相关定律层面的知识，是社会经济医术，是高超的政治艺术，是治国安邦的知识，是大学水平的知识。公平与效率正相关定律在经济学认识中，在把握处理经济问题的重要作用中是第一位的，从这个意义来讲可称它为经济学第一定律。

为什么众多聪明过人的教授研究员的学识水平达不到大学水平呢？“找不到北了”？原因是经济学研究认识中存在五道“鬼打墙”。（关于“鬼打墙”请阅本人的《经济学研究认识的“鬼打墙”》）人难以不被五道“鬼打墙”所迷，它们使人入迷途而不能自醒。不仅不能自醒，有的还不能他醒。在别人指出其错误后，仍认识不到错误，仍自以为是，仍坚持错误。象经济学家张建华。经济学者要想达到经济学大学水平，就要认识经济学研究认识的“鬼打墙”，就要补充增强自己的理性思维，掌握科学认识方法。不如此，那就会永远留在中小学水平。

四、社会运动变化定律

如果在弄懂公平与效率正相关定律后，能更上一层楼，就会发现社会运动变化的客观规律。发现认识了它，学者就成了通得此道的博士级的经济学家。其实社会运动变化定律就是在研究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发现的。这说来很有趣，本人在解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之难题时，一下发现两个定律，两个经济学大定律：公平与效率正相关定律，社会运动变化定律。再捋捋再顺顺，发现前面还有一个定律，还有一个大定律：权力力量定律。本人真是太幸运了，许多学者穷其毕生心血，也难发现一个科学定律，本人“一解”得三个科学大定律。

社会运动变化定律，本人将它命名为“太一”定律。（为什么命名为“太一”？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本人的《经济学“太一”定律》）。何谓“太一”定律？何谓社会运动变化定律？就是：公平的制度有许多种，任何一种所谓的“公平”制度都存在缺陷。任何一种所谓的“公平”制度，都会受到人性“恶”——自私、自利的攻击。在人性“恶”的攻击下，制度的缺陷会被不断扩大，使制度公平性下降，不公平性上升，逐渐失去公平，演变成不公平的制度。不公平的制度导致社会生产效率下降，最终人们难以正常生产生活。这时人们就要改变旧的不公平制度，设计实施“新”的公平制度。“新”的制度又会受到攻击，产生新问题，变成不公平的制度。人们为正常生活，就要不断修正旧制度，实施新制度，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克服由人性恶产生的不同问题。最终，社会生产生活出现的问题；实施的政治经济制度，人们由经济问题产生的各种思想意识——成循环演变运动。

经济学四大定律和考量经济学家学识水平的标准

达到认识社会运动定律的学识水平的学者，就消除了没有了对制度的迷信，对所谓“真理”的迷信。就会主动地认识各种制度的公平合理之处；认识各种制度的缺陷；认识人们攻击它产生哪些问题和认识人们在制度问题环境里产生的思想认识。在认识了各种制度下，人们在各种制度的表现后，学者就成了对人类社会全知的，具有洞察力的，有预见的，得道的博士级的大家。

五、结束语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8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

参考文献：

1.何天云：“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载《新闻界》2006年第6期。

2.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

3.韩建民等：“用企业经营理念构思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传媒经济学；阶段性特征；传媒领域；传媒产品

随着我国现代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对于经济领域的研究也一定要深入。在经济学总体发展过程中发现，传媒经济学作为整个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体上研究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传媒经济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在传媒领域的需求，在此基础之上，尽可能地降低经济支出，在一些传媒服务和传媒商品方面满足传媒领域的总体要求。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人们对传媒产品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因此，利用当下有限的资源来更好地推进传媒商品的质量以及传媒服务水平，对于我国传媒领域的发展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关注传媒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能够深层次分析各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这对于我国传媒领域的长远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20世纪初期传媒领域独立发展分析

在20世纪初，我国传媒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传媒企业已经关注到了传媒行业变革的重要性，在20世纪初期传媒领域一定范围内实现了独立发展。美国杰米是当时有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提出了广播经济学的概念，从此在传媒领域出现了有关经济的概念。随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先后对传媒领域进行了经济方面的分析，当时英国、美国提出了传媒领域的音乐行业经济问题，20世纪初期受到传媒领域的影响，音乐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音乐领域凭借着广播业的发展又再度崛起，这推翻了先前音乐领域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充分利用了广播领域的发展优势来带动了音乐行业的不断发展。1927年，美国相关专家威力经过市场调查后，对当时200多家的衰退行业进行市场推销行为分析后发现，广告资金的投入与企业商品的销售有一定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具备商业性质，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广告能够帮助企业进行商品推销，并且能够取得良好的收益。1936年，随着《电信经济学》出版，传媒领域中出现了电信经济学的概念，电信经济学概念的出现打开了传媒领域更大的发展空间，利用社会发展环境下的电信市场更好地推进商品的销售和企业的发展。然而，电信经济学对于整个企业的发展并没有分析到商品的需求问题。1976年，根据电信经济学的概念以及理论基础，对该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后，对电信市场的经济需求平衡进行了深层次的分析和研究，制订了与之相适应的电信市场价格机制。在当时政府的管理以及电信市场的激烈竞争是备受关注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提出了电视经济学的概念，与此同时，该时期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对电视经济学进行了深层次的研究。1963年，瑞德威提出了报业经济学的概念，根据先前几十年总结出的理论基础和经验，对传媒领域的发展有了新的研究思路，使人们对劳资关系以及广告收入有了更深入的研究。总体来看，在该阶段传媒经济学实现了独立发展，在传媒经济学发展领域上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另外，在这一个阶段交易成本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传媒领域对成本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不单单影响到了传媒经济学的发展，对于交易成本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对传媒经济学的研究使日后企业在传媒经营过程中有了更多的启发，这对于推动传媒经济的整体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220世纪后期传媒领域发展模式分析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在20世纪后期出现了传媒经济学的概念，传媒领域经历了几十年的综合性发展后，形成了具有综合性发展模式的传媒经济学态势。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提出了大众传媒经济学。大众传媒经济学与传媒经济学在本质上没有过大的区别，传媒经济学包括通信、广播、电视、杂志和报纸，大众传媒经济学也包括这些内容。在新闻领域的发展过程中，传媒经济杂志的出现成为了当时新闻行业实现传媒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传媒经济杂志主要讲述了在传媒时展的各个时期传媒领域的各个发展结构和组成部分，另外这本杂志主要提到了传媒惊营过程当中体现的财政和经济方面问题，为日后传媒领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基础和重要保障。在这个阶段，传媒经济学实现了综合性的发展，综合性的发展模式主要体现了传媒经济学包含着广播、电视、报纸和新闻等多方面的共同发展。此外，传媒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出现了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与此同时，在这个阶段根据传媒经济学的现象，分析了该阶段传媒经济的垄断问题。在该阶段，传媒经济学的发展采用了综合性的发展模式，世界上很多国家学习了传媒经济的经营理念，为其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影响了中国对传媒经济经营的理解，英国的很多报业委员会根据传媒经济的发展，制定了相应的传媒经济经营模式以及管理措施，这对于当时英国报业更好地利用传媒经济经营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结束语

时代的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便利，当前对于我国传媒领域的发展而言，必须要关注传媒经济学的发展阶段特征，这对今后传媒服务以及传媒商品生产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总体而言，我们需要关注到在传媒领域范围内实现独立发展以及实现整体的综合型发展模式特点，这对于今后我国传媒经济的总体发展有着很大的意义。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要想提升传媒的总体服务水平，就必须关注到传媒经济的发展状况，根据自身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借鉴以往的服务经验和生产经验，尽可能地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从而为更好地推动我国传媒经济学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金海，秦祖智.中国传媒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思路［J］.当代传播，2015（03）.

［2］曾琼，张金海.西方传媒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进路、研究框架与研究范式——兼论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困局［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11）.

［3］曾来海.晚清民国时期传媒经济（管理）学研究的历史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3（03）.

［4］刘小强.学科还是领域：一个似是而非的争论——从学科评判标准看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合法性［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04）.

［5］郑保卫.中国传媒经济学术研究应走向世界［J］.国际新闻界，2006（06）.

［6］赵睿，喻国明.技术驱动下传媒经济研究的转向与进路——2016年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热点、框架与逻辑演进［J］.国际新闻界，2017（01）.

［7］喻国明，何睿.大数据时代传媒经济研究框架及工具的演化——2012年我国传媒经济研究文献综述［J］.国际新闻界，2013（01）.

传媒经济学理论范文篇10

关键词:财经院校；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个人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而财经新闻对监测国家的经济环境，对提供有效有用的经济信息，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财经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无论在新闻界还是教育界都引起了重要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些财经院校就开始开办财经新闻学专业，以期解决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发展到现在已有十年左右，很多学校在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财经新闻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教育界和新闻界普遍认同的培养模式，这就需要我们继续不断探索，逐渐形成适合我国需求的财经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为国家培养杰出的人才。

一、当前我国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现状与趋势

1.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历程。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历程看，经历了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从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新闻教育事业在办学规模和学科建设上对高等教育领域产生持续影响，构成了第一次浪潮。1996年10月，中国新闻教育学会理事大会公布的统计信息，全国的新闻专业点基本分布于综合性大学和师范类院校。在新闻学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引进了传播学，并促成了二者的融合，加速了新闻传播学类教育的发展；第二次浪潮兴起于世纪交替之际，与第一次浪潮相比，其积聚时间短，但“爆发力”强，格外引人瞩目。到2005年我国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的本科专业就有661个，其中新闻学专业20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146个，广告学专业232个，编辑出版学专业50个，传播学专业24个，在校生规模有15万之多。目前中国大约有20多所高校开设了财经新闻专业，财经类院校也有在新闻学专业中设立经济新闻方向，但财经新闻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2.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现状。在财经院校如何培养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学生的规格和质量问题上，开办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特别是地方财经院校一直在积极地探索，以找到一条能够适应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模式，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懂财经的新闻专业人才的需求。财经新闻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很多院校仅仅是将“新闻类课程”加上一些“经济类课程”简单复合，而并非有机融合，结果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专业设置上主要设两类课程，一类是新闻类专业课，如采、写、编、评等，目的是让学生打好新闻功底；另一类是财经类专业课，如西方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课程，以此来奠定经济学基础。这种简单的相加，很难将两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内容有机地糅合在一起。就目前财经院校开设的新闻专业的课程与其他综合类或专业新闻院校开设的新闻课程没有任何区别；同样，我们经济学类的课程除了比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学的课程浮浅外亦无任何不同。就目前财经类院校师资现状而言，一般是教新闻类课程的大部分教师不懂财经知识，而教经济学的教师也基本上不懂新闻，两班人马教给学生们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让学生们自己去消化去融合，无疑增加了学生们的学习负担，更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3.财经院校举办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发展趋势。随着近几年高校新闻专业招生规模的扩大，各类专业院校也在大力拓展专业面，新闻传播学类各专业的办学已经打破本专业与综合类院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各类专业院校都在纷纷利用自身优势，拓展办学渠道。财经类院校也开始注重按照自身的教育模式，设计培养具有财经类学生特点的新闻专业人才。开始了跨大学科设置新专业的尝试，以满足社会各界，特别是财经媒体、财经新闻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因此，财经院校只有办出自己的特色，“以质量求生存，以效益求发展”，才有生命力，其制造出的“产品”才能被社会各界认可、接受。其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远远高于所开设专业本身。

二、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的目的性不强。学新闻的学生反而没有其他学科更容易进媒体工作，新闻学博士不会写通讯等等，这是目前存在的一种不正常现象。出现这样问题的本质可能在于我们的新闻教育根本没有明确的目的。那么，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学生学成之后到底将来做什么，这些院校都没有明确的目的。具体表现为：教材选择综合类重点高校的教材，与财经类各专业毫无关联，学生学起来无所适从。一般来说，正确的教育首先应该明确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往往来自学生和社会的需求)，然后根据这个目的进行教材的组织，教师的训练，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质量要求的学生。而现在的财经新闻教育是基本没有目的，学生所用的教材也没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因此，也就造成财经新闻专业学生在选择工作和人生的目标上也缺乏明确性。

2.教师的实践机会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专业课教师特别是担任实务类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相关从业经历。英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曾指出，“如果做新闻教师，30年的从业经历比一个博士学位有价值得多”，这句话足以说明实践经历的重要。然而当前，随着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日益深入，教师教学工作量考核越来越严格，如果一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可能意味着该教师就根本不可能完成本年度教学工作量。另一方面，由于学校建设需要，学校对教师的科研量要求大大提高，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撰写论文，编写教材。这一切都使安排教师到媒体一线挂职锻炼，事实上变为不可能。再一方面，因为高水平大学建设的需要，高校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越来越高。许多学校规定，某个年龄段下的高校教师，如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将来不能晋升教授。在这种政策引导下，没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的年轻教师除了上课、写文章外，还得攻读学位。如此，参与媒体实践更变成一件有心无力的事情。[论文网]

3.高水平教师引进难。教师学历门槛抬高，加大了高校从媒体一线引进人才的难度。近年来，随着高校教师待遇与媒体一线从业人员差距缩小，一批有着丰富从业经验的媒体从业者有意来高校从事新闻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些人员中，有相当多仅有本科学历。他们加盟新闻院系，对学生来说是福音，但学校从提高教师队伍士学位拥有者的比例考虑，宁可进一个没有任何新闻从业经历的博士，甚至是与新闻传播学科不沾边的博士。所以，财经类新闻院系从媒体一线引进教师的难度是越来越大了。

上述问题的存在是影响办好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主要原因，目前要改变这样的状态，就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要想把这个专业真正办好办成，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专业师资问题。这里所说的“师资”，是融合型的高水平的专业师资，这类师资应该是既懂经济学理论，又了解经济实务，同时也了解新闻业务。就目前情况看，这样的师资，可以说是基本上可遇不可求，但这个问题还必须加以解决。其简单的操作方法应该是：第一，选派教师到财经新闻媒体挂职工作，特别要注意从应用经济学的专业师资中选派有一定新闻工作基础的优秀骨干教师。第二，财经院校要加大从财经新闻媒体引进教师的工作力度。第三，将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请到学校举办课程讲座，或是有选择地安排财经新闻业界的资深人士承当专业课教学，这样可以进一步密切联系理论与实际之间的关系。第四，创新办学模式，加强对学生选修课程的引导。例如，采用双学位、辅修专业的方式加强学生经济学的知识和能力的培养；采取产学研联合办学的方式培养学生。第五，选派新闻学教师到国外名校作访问学者，在进修学习中拓宽视野、提高水平等等。

三、培养高素质财经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的路径

1.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将财经类的课程置于“前在”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各类大众传媒所扮演的角色越发具体。这就需要财经院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培养出带有浓厚本专业色彩的新闻工作者，以满足财经专业传媒对人才的需求。财经类院校为了培养出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宽厚的经济学基础，又懂新闻传播业务的专业人才，就必须在开设新闻专业课程之前，开设有关经济学的相关课程，打好经济学学科基础，以引领本专业学生更好地从事财经新闻和财经媒体工作。

2.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构建以“经济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专业的培养方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多是照抄照搬新闻传播学类名牌院校的传统模式，缺少个性。传统的新闻专业课程体系，文学类课程所占比例过高，不利于新闻专业学生合理知识结构的形成。现代新闻事业，特别是反映当代经济社会生活的报道，需要的已不是文人墨客，而是能够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做深刻剖析的新闻工作者。因此，财经类新闻专业课程体系，应该按照“通识教育＋经济学＋专业教育”的模式来构建。除了加强对思想政治品质培养和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训练外，重点要加强对学生进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财政学、会计学等经济学主干课程的学习指导，进而提高他们用经济学思想分析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加强对学生进行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养。

3.财经院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培养“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目前，财经新闻媒体中最缺乏的是既懂经济又懂新闻，既懂得WTO法则又懂传媒市场规律的人才，即“复合型人才”。有专家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播与制作于一身，一人顶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当然不是样样都精，样样都专，而是一专多能）。财经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类的专业建设，应该根据学校自身特点，确定专业培养模式，开辟一条典型而又独特的应用经济学＋新闻教育的办学路径。并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扩大复合型人才的外延，那就是“复合型的人才，国际性的眼光”。财经新闻人才的培养同样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和与时俱进的眼光。[论*文*网]

参考文献：

1.何天云：“外语院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载《新闻界》2006年第6期。

2.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载《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1期。

3.韩建民等：“用企业经营理念构思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载《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