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与研发范文10篇

本文作者：李旭东孙峰张玉赋马永浩马丽工作单位：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设的主要成效

1.规模不断扩大，企业创新平台体系基本建立2010年，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5418家，建有研发机构的企业1964家，建有比例36.3%，居全国第二。研发机构的数量是2006年的2倍，建有比例提升了近10个百分点。从增长速度来看，2006~2010年，建有研发机构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年均增速18.9%，居全国第二（图1）。研发机构的增长速度快，发展势头好，初步形成了支撑企业自主创新的科技平台体系。图1六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比例（2010年，%）和年均增速（2006～2010年，%）2.资源不断集聚，持续发展基础逐渐夯实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凭借先进的设施条件和较高的研发水平，集聚了相当一部分科技资金，吸引了相当一部分高端人才和团队，承担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研发任务。从资金来看，2010年，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的经费支出达到了417亿元，是2006年经费支出总量的3倍。从人员来看，2010年，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中研发人员数量达到16.6万人，是2006年2.5倍。3.能力不断提升，支撑作用初见成效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的创新产出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在研发机构的有力推动下，2010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分别达到31132件和8194件，是2006年的5倍和4.7倍；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达到9609亿和9387亿，分别是2006年的2.8倍和2.9倍（图2）。4.机制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活力逐步释放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模式和机制，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一方面，在研发内容上，不仅在产业化和应用型技术上取得突破，也积极开展原始创新和前沿技术研发；不仅根据企业发展需求自选题目，也踊跃承担和参与国家及省市科技计划项目。另一方面，在创新模式上，积极加强联合创新和国际化创新，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此外，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加快推进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相结合，积极引进先进管理经验，管理的科学化和规范化程度不断提升。

问题和不足

1.企业创新意识比较薄弱近几年，江苏大力营造创新创业环境，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的创新意识有了较大提升。但总体上看，企业的创新动力依然不足，依赖外部力量的意愿仍然比较强烈。2010年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总额为551.4亿元，占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06%，低于广东（1.18%）。同时，与自主研发相比，企业更加重视引进技术、更新设备，全省企业科技经费主要用于新上生产线或更新装备。因此，创新意识薄弱的企业大多没有建立研发机构的意愿和需求。2.规模和投入仍需扩大虽然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比例居全国第二，但比居第一的浙江（54.4%）低了18.1个百分点（图1）；并且目前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比例还不到四成，远远不能满足企业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虽然研发机构在投入的总量上比较大，但是单个研发机构的平均投入水平则较低，平均经费支出为1543万元，低于上海、广东、山东和北京，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图3）。图32010年六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平均每个机构投入（万元）3.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虽然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发展迅速，部分研发机构已经突破了一些产业关键技术，但总体自主创新能力仍待增强，难以满足持续支撑产业创新发展的需要。2010年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平均研发人员数为61.3人，低于广东、上海和北京，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高层次创新人才更加缺乏，大中型企业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与工程师的比例，比广东低13个百分点。2010年，全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专利申请、发明专利申请、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等总数都低于广东，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仅为广东的33.2%（图4）。图42010年江苏和广东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出情况对比4.高水平研发机构引领不够不少知名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都具有世界水平和全球影响，我国一些企业研发机构的实力也已也逐步接近，不仅推动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也引领了整个产业的发展。如华为已创建了分工明确的各类研究中心30多个，2010年的发明专利授权数达到2776件，占当年广东全省专利授权量的1/5。然而，建设研发机构，特别是维持一个研发机构高效运转需要持续的较大财力和人力投入，而技术研发的风险又比较大，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较强的实力，很难建设高水平的研发机构。2010年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实现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例为59.1%，比200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而广东、上海、北京分别为66.3%、73.5%、76.7%；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利税率为8.1%，低于全省9.3%的平均水平，在六省市中最低，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1%）。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小、效益相对较低。在这样的情况下，江苏大中型工业企业建设研发机构特别是高水平研发机构的制约较大，导致江苏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具有国际影响和世界水平的却凤毛麟角。5.创新政策不够完善江苏已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为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营造了良好政策环境，但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政策落实还不够到位。如企业技术研发费用150%加计扣除是一项普惠性政策，但享受到的企业还不全，与实际需求相比、与企业投入相比差距很大，政策落实有待抓实。在建设研发机构高投入与技术创新高风险情况下，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导致部分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积极性不足。

江苏大中型企业研发机构建设主要对策措施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传统研发管理模式下的创新成本；精益研发管理模式的提出；精益研发管理模式下的开放式创新及其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研发创新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全球很多大型企业一直以来大都采取传统的内部研发战略、思科公司采取的策略是投资于这些新创企业、通过收购以及产学研合作创新、美国汽车制造业成功地采用精益生产系统、传统的观念认为研发活动关系企业核心竞争力、采取精益研发战略的公司，其研发活动的定位与功能将会发生变化、精益研发采用的是开放式创新（openinnovation）的态度、向全球搜寻技术创新来源、技术创新与经营模式有机结合、通过组织创新实现内外部资源的有效组合等，具体请详见。

一、传统研发管理模式下的创新成本

研发创新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关系企业的核心能力与竞争优势，但研发需要耗费很多资源，技术商品化时间长，失败的风险也很高。通常研发的投资报酬很难衡量，研发创新的机会成本很高。传统上，全球很多大型企业一直以来大都采取传统的内部研发战略，它们主张技术创新必须来自于企业内部的研发，创新成果也主要仅供企业自己使用，企业必须要牢牢掌握这些技术专利，以维持领先创新的市场地位，同时企业还要积极投入基础研究，以探索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并积累未来产品所需要的核心技术能力。在这样的观念下，一些大企业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研发经费，因此奠定了他们在相关产业的领先地位，但研发效率与实际投资报酬其实并不是很高，很多行业领导型企业无法长期保持在内部事业研发上的投资。

以美国通信制造业巨头朗讯与思科公司的竞争为例，1996年，朗讯公司从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抽资脱离后获得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它从原来的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继承了贝尔实验室最大最好的部分，因此在远程通信市场，朗讯公司获得了雄厚的研究实力和技术优势，朗讯公司把大量的资源消耗在开发新材料、高精尖的元件和系统上。但是，朗讯的竞争对手思科则并不采用此种内部研发模式：它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适的新创企业，思科公司采取的策略是投资于这些新创企业，或者直接收购收购这些公司。此外，思科公司还与创新能力非常强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如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利用这样的模式，思科公司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研发速度和数量颇丰的研发成果。相比之下，朗讯公司的内部研发战略则遇到资金与管理方面的问题。

同样的例子还有诺基亚、施乐等公司。通过收购以及产学研合作创新，在短短的20年内，诺基亚就从一家纸浆和胶靴制造企业成长为无线电话市场的巨头。而与此同时，施乐公司由于财务上的问题，已从著名的成果累累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中脱离出来，原惠普公司的惠普实验室也已经被惠普和安捷伦两家公司瓜分。

当今的研发创新环境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知识型员工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支持创新活动的风险资金规模持续扩大，技术交易市场活跃，投资者对于企业研发效率与研发投资报酬的要求更是不断增高。2000年底的美国经济下滑，显示了资源过度投入科技研发的泡沫化后果，尤其在通信与网络产业所投入的技术创新，大都未能为这些企业带来实际的利润。因此，如何使研发投资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回收，如何使研发投资为企业创造显著的回报，将是未来以科技创新为导向的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摘要】研发合作组织可以实现联合技术创新并共同承担成本和风险，共享技术和知识资源，提高技术进步的速度和效率。本文研究了研发合作组织的共生竞合动力、自组织强化合作机制及分工协作机制。

【关键词】研发合作组织竞合动力强化机制协作机制

研发合作组织是一种研发模式，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经济行为主体为了实现技术创新进行优势和资源整合，共担成本和风险，共享技术和知识资源，实现提高技术进步效率的目的。狭义上，研发合作就是单纯指企业与科研机构进行的临时性质的项目合作，以实现科研机构创利、企业技术进步的目的。广义上，研发合作泛指企业为了实现技术进步所参与的各种性质和形式的合作，这种合作既包括企业与科研机构间的项目合作，也包括企业与企业间的开发合作。

一、研发合作组织的共生竞合动力

“共生”的概念最早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于1879年提出，它是指由于生存的需要，两种或多种生物之间必然按照某种模式相互作用和互相依存地生活在一起，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研发合作组织实质是一个企业共生组织，是以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化协作为基础的共生互补的生态化组织体。研发合作组织作为企业间的一种特殊联合方式，依靠比较稳定的分工协作，通过能力互补使各方都获得更广阔的生存发展空间。组织作为一个弹性生态系统，组织内企业普遍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使企业能保持较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研发合作组织内企业间的竞争并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竞争，更多的是合作关系，竞争对手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作伙伴。研发合作组织内形成了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竞合机制，这种竞合机制的根本特征是互动互助的集体行动。竞合行为是组织个体行为的一个显著特点，企业对于组织整体竞争优势的依赖以及寻求自身发展的压力使得组织内企业处于不断的竞合之中，个体企业在竞争中能够从中取利，组织整体竞争优势也在组织内企业的良性竞争中得以提升。组织共生竞合机制的存在，对于研发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如图1所示。

研发合作组织共生竞合机制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有利于组织内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关系。在当前商业环境不断动态化与复杂化的情况下，靠单兵作战的方式已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优势。共生竞合机制有利于实现高效的网络化互动和合作，克服单个成员企业的规模劣势，形成合纵联横的网络关系，缓和经济利益的冲突。二是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科技创新。组织内独特的竞合关系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激励机制，从而成为组织内企业科技创新的动力。如果企业不能提高研发能力，不能持续进行科技创新，那么这类企业就有可能在组织中处于弱势甚至退出。持续竞争产生了不断的激励，使得企业之间在更高的层次上展开技术创新竞争。组织内企业在许多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进行技术开发和推广，从而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环境中推进科技创新。三是有利于组织内企业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企业的竞争优势体现在“链”的各环节上，通过在“链”的优势环节展开合作，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在该环节拥有的竞争优势，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并创造新的价值。四是有利于研发合作组织内部产生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有利于企业间实现纵向合作，降低成本，实现生产协同和技术协同。企业间可以互相学习经营管理经验，促进成功的管理经验在组织内传播。五是有利于形成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由于共生性，组织内企业还可与本地知识生产机构形成共生体，实现组织的良性发展，获取优先扩散的技术与知识，从而营造优势。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中关村跨国研发现状分析；中关村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分析；跨国研发对中关村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区域创新系统的界定与构成、中关村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分析、在区域创新系统的主体要素中，企业应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对创新系统主体要素的影响、对创新系统功能要素的影响、对创新系统环境要素的影响、跨国公司研发促进了创新主体之间的联系和合作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关键词:跨国研发中关村区域创新系统

论文摘要: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继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之后，研发全球化成为跨国公司实施全球战略的又一重要举措。中关村因其独特的研发优势成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集聚地，跨国公司研发通过促进知识流动和优化资源配置，可以提高中关村区域创新能力，完善中关村区域创新系统。阐述了中关村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情况，并分析了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对中关村区域创新系统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来华外商直接投资正经历着结构快速升级的过程:从早期劳动密集型的简单制造活动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制造活动升级，从制造业转移向研发机构和地区运营总部扩展。其中，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始于1994年北京邮电大学北方电讯研究开发中心，随着1997年中国《鼓励设立中外合作合资研发中心办法》的出台，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掀起了热潮，近年来呈现加速增长态势。截至2007年底，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已达1160家。据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调查，62%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2005-2009年设立海外研发机构的首选地田。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必将对所在区域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以中关村为例，分析跨国公司在华研发对区域创新系统产生的影响。

一、中关村跨国研发现状分析

研究与试验开发简称研发(R&D)，是指为了提高知识存量，运用知识存量设计新用途，在系统开发基础上开展的创造性活动①。跨国公司研发国际化，是指跨国公司将研究与开发活动扩散到母国以外的其他区位，利用多个国家的科技资源，跨国界地开展研究与开发活动。

一、民营企业境外研发投资的发展历程

纵观民营企业境外研发投资的发展历史，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7-2001年。在这一阶段，我国民营企业设立境外研发机构的主要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境外研发机构的定位不清楚，研发方向不太明确。当时我国民营企业主要是在境外建立研发联络点，其职责是收集信息、整合项目、锻炼队伍。也就是说，在这一阶段，我国民营企业境外研发工作总体上是缺乏体系的。我国民营企业境外研发投资起步较早，主要是因为部分投资领先者华为、创维、华立等公司率先在境外进行研发投资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形成过一小波境外研发投资浪潮。在潮头过后，除华为公司外，多数民营企业对境外研发投资采取了收缩的策略。

第二阶段：2002-2006年。这是我国人世后的第一个发展的五年，这期间是我国家电、机械、服装、机电等行业出口快速增长，占据世界市场份额迅速增加。与此同时，许多出口导向的民营企业强化了境外研发投资。华为、海尔、联想等民营或采用民营机制的企业借势强化了境外研发投资。从行业结构看，我国汽车、纺织、医药、机床机械等行业的民营企业设立境外研发机构逐步增多，主要以新建方式建立境外研发机构为主，而以并购方式建立境外研发体系则比较少见。

第三阶段：从2007年起至今，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上升，与周边世界的不和谐开始出现。而当遍及世界范围的针对中国制造业进行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形成浪潮时，我国民营企业占重要地位的制造业出口战略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与此同时，国家调整了加工贸易战略，传统的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不再享受国家优惠政策支持。加之国内劳动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民营企业面临转变增长方式的巨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出台了有关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是民营企业未来发展的新机遇，也是实现转变增长方式的重要方向。在这一时期，由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及我国医疗事业的较快发展，我国民营企业在能源、医药方面的研发投资尤其是境外研发投资迅速增长。

二、民营企业境外研发投资的现状

摘要：创新是制造业发展的灵魂，是制造业行业转型优化升级的重要动力，必须摆在制造业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制造业作为我国的支柱型产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趋势。然而，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信息化技术的崛起，人工费用和材料成本的提高，传统制造业依靠人力发展的道路已经越来越窄。技术创新薄弱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制造业企业由生产型向制造创新型转变。对于制造业来说，企业要想获得可持续竞争优势必须要将更多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到研发活动中，加强科技投入强度，不断提高以研发投入为核心的企业创新能力。文章对制造业企业在投资研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解决对策，从而深入了解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发展。

关键词：制造业企业；投资研发；创新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然而，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相关器械和技术主要依靠从国外引进，核心技术不成熟，自主研发产品较少，缺乏能够进行自主创新和开展研发行为的高水平人才。投资研发活动是制造业企业进行创新活动的主要体现，是制造业企业不断实现战略转型的重要途径。因此近年来我国在大力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大R&D投入，不断鼓励开展自主创新活动。然而在进行投资研发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这需要制造业企业不断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和不断加强投资研发强度。

二、制造业企业投资研发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比重偏低，导致中低端产业偏多、资源能源消耗过多等问题。目前我国的创新能力发展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来，中国近10年在全球的创新指数排名在波动中快速上升，创新能力增长的稳定性明显提高。虽然相比较其他亚洲国家我国创新能力有所提升，但是与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加大差距。虽然我国制造业在大力培养企业创新能力的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例如，我国的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等行业每亿元产值拥有的发明专利分别仅为0.05项、0.05项、0.06项，与电子设备、计算机相比较相差三十余倍。并且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专利持有时间普遍较短，相同时间持有专利的数量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二）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规模上升但强度不足。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对企业R&D经费的投入，如表1。从表1可以看出来，中国2011-2014年的投资研发经费投入每年都在增加，并且年均增长速度相比较其他国家幅度很大，但是也可以看出与美国相比差距较大，虽然年均增长速度比美国高出很多，但是中国起点较低，强度不足，总体研发投入较少。如图2所示，近十年来我国制造业的R&D经费支出额逐年是上升的，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率达到12.3%，比上年提升了1.7个百分点。R&D经费支出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我国制造业研发规模出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是整体科研实力还相对比较落后，研发投入强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还存在很多不足。据统计，我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在2017年为2.13%，相比较2016年提高0.02个百分点，然而美国在2009年研发强度就达到2.68%，日本3.44%，德国2.54%，而同一阶段的中国是1.47%，研发强度明显落后。虽然中国的研发投入强度有较大提升，但是与创新型国家（2.5%以上）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三）制造业企业事后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制造业企业进行投资研发前期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前期回报率较低，产出成果较少，会存在一定的投资风险。企业内部管理者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资讯，为了要扩大产品生产和获取高额利益，会加大研发投入。然而企业外部投资者只看重短期效益，对相关讯息不了解，不愿意承担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会反对进行过多研发投入。制造业企业事后信息不对称会使得内部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产生分歧，不利于企业融资和加大投资研发强度。（四）缺乏创新型人才。企业的创新型人才对促进企业的投资研发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制造业企业技工型的实用人才偏少，研究型人才仍然不足，这都制约着企业的长远发展。例如，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是以制动摩擦材料及其制品为主导产品的高新技术企业，摩擦材料这个行业，院校方面没有普及，虽然一些学校有相关专业，但是没有真正形成产业化，这类产业的创新型人才是大量缺乏的。人才的缺乏不利于制造业企业进行投资研发活动，不利于企业的战略转型。

摘要：创新型创业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高度依赖于创新产品能否取得市场上的成功，而这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这给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本文从公司研发战略、公司组织以及公司文化三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后认为，创新型创业企业可以采用“研发和引进两条腿走路”的研发战略，降低公司的研发风险；同时辅以阿米巴模式的组织结构、较为宽松的企业文化和在企业内树立较强的社会责任感等方法来充分发挥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以提升企业取得技术突破的概率。

关键词：创新型；创业企业；风险控制

一、研发风险

当前，我国不少创业公司属于创新型创业企业，诸如高科技型企业、影视创作企业、游戏创作企业、设计型企业等等。这些企业的特征是，他们的收入和现金流高度依赖于它们所研究的技术是否能获得成功，或者它们所开发的产品是否能够得到市场的认可，因此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企业经营的稳定性较差。这大大限制了人们对开办以及投资创新型创业企业的积极性。因此对于创新型创业企业而言，充分发挥旗下研发人员的创造力，以降低公司发展的不确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公司的研发战略、公司组织以及公司文化三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二、建立“研发和引进两条腿走路”的研发战略

创新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创新产品成功与否。但研发是否能成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如果创新型企业所开发的技术、游戏、视频等产品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那么创新型创业企业就可以取得可观的营业收入；但反之如果研发产品失败，创新型企业不但将面临成本无法收回的窘迫局面，甚至企业自身也将面临灭顶之灾。企业在做战略规划时，让企业完全依靠波动性强、不确定高的内部研发业务，并不明智。因此，作为一个创新型创业企业，它应该具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以保证企业的持续发展。这一部分的收入主要是为了保证在研发性业务出现失败时，企业也可以生存下来。创新型创业公司应该为自己开辟一条稳定性相对比较高的发展道路。创业公司可以通过引入和自我研发两条腿走路来降低产品的风险。孔子曾经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那么如果把“学”比作企业引入新的技术，把“思”比作企业自行研发的话，我们从这句古老的格言中就可以看出，对于创新型创业企业来说，如果要实现技术的进步，引入和内部研发，实际上是同样重要的。我国空军就通过“引进+自主研发”的方式，实现了技术的稳步革新。我国引入新型战机的时候，走的是引入一代，同时研发一代的道路。原因是自行研发战斗机和引进战斗机的风险不同。自行研发战斗机的优势是成本相对较低，不会受国际关系的影响，但存在较大研发风险———即存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研制出新型战斗机，导致我国空军战斗机整体性能大幅落后于国际水平的风险。引进他国的战斗机机型，好处是研发风险低，短期内确定性较强，但是风险在于这条路对国际关系的敏感度较高，从长期来看不确定性较大。此外引进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采用两条腿走路的研发方式，收益会相对稳定，既保证了我国的战斗机研发不出现断档，又保证了我国战斗机研究的能力的逐步提升，并降低了成本。此外，引入的战斗机和自行研发的战斗机还可能在性能上实现互补，从而提升整体战斗力。在企业经营中，将研发与引进的战略贯彻得比较好的公司是腾讯。腾讯公司旗下的天美工作室在2015年开发了一款名为“王者荣耀”的游戏，获得很大的市场成功。在2017年，当腾讯游戏公司发现一款名为“绝地求生”的游戏比较火热时，也不排斥去引入并和开发者联合开发改进这款游戏。这样既避免了腾讯公司因自有游戏工作室短期内无法开发受市场欢迎的游戏作品而导致公司收入出现大幅下降、青黄不接的局面，也保证了该公司的长期自主研发能力，增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文作者：石文凯王广平李茜单位：河北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中心

新医改背景下的医药科技促进政策医药行业作为高技术产业，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因而国外纷纷出台了促进本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法律与法规，如美国的《国家创新法》、欧盟的《建设创新型欧洲》、日本的《医药、医疗器械创新5年战略规划》、英国的《英国研究与发展国际合作战略》、德国的《高技术战略》等。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颁发了多项与科技创新活动相关的引导政策，2009年的新医改政策更加重视医药科技创新活动与广大群众用药的安全问题。从1999年开始，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与医药产业研发活动的法律与政策，如《医药科学技术政策(2002～2010年)》《生物产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和《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为促进药品上市前研发活动起到了积极作用。2009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倡导“把医药卫生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科技发展的重点，努力攻克医药科技难关”“加快实施医药科技重大专项，鼓励自主创新”。在国际和国家科技促进政策的宏观环境下，大大激发了国内医药企业科技创新活动。

国内外药物上市前研发专业化分工市场分析

国外药物上市前研发专业化分工市场欧美国家医药研发市场专业化分工程度比较高，这与政府提倡专业化分工服务市场和积极的科技引导政策密切相关。2004年3月，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发表了《创新/停滞新医疗产品的关键路径上的挑战与机遇》白皮书，提出“核心路径计划”，呼吁通过全国的努力推进新药研发上的关键环节，改进研发过程中所使用的科学工具。2009年，欧盟发起了一项创新药物研究计划，将在7年内出资10亿欧元，而大型制药公司则提供等值资助以提供人员和设备。该计划的最大目标即是预测新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核心路径计划”类似。欧盟创新药物研究计划，其实质就是为欧盟创新活动提供中介服务活动，以促进企业药物创新活动的积极性，加快药物上市前研发专业化分工市场发展。英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居世界第二，占世界市场份额的一成以上，生物技术产业涉及多个领域，专业化分工需要加强合作的问题日益突出。英国良好的生物技术产业集群服务体系，促进了英国药物上市前研发专业化分工市场的发展。目前已拥有270家生物技术中小企业，约占欧洲生物技术公司的1/3，且在不断衍生。针对生物技术专业分工的问题，专业化的服务机构与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内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临近，对医药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它可以为生物技术专业化公司提供管理、市场、法律、财务等服务;在集群的孵化器和科技园区内，具有完善的法律服务体系，为生物技术公司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环境。国内药物上市前研发专业化分工市场医药研发活动是复杂的，不可能由单一的制药企业全部完成，客观上促成了药物上市前研发专业化分工。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和研发专业化的开展，制药企业不得不与众多临床研究服务组织(CRO)或者其他机构合作，并进行技术交易。国内外制药企业为了协调更多的CRO组织，尽量缩减信息传递等额外产生的成本，将更多地依赖于各种研发服务机构。目前，国外跨国公司在我国药物上市前研究的服务市场已经拥有一定的市场渗透力，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姚晨等[1]通过查阅ClinicalTrials．gov网站数据库登记的有关内容，以2007年5月8日前所登记注册临床试验的检索结果为分析数据，发现在中国由制药企业赞助的临床试验有97个，其中58个是国际多中心试验，外国制药企业让中国参与更多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加快新药研发进程。刘雪梅等[2]经过调查发现，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共注册94个试验，其中71个为各种基金资助。中国中心注册试验总数不多，但97%为非赢利性机构资助，商业机构资助仅占3%;目前在世界卫生组织临床试验注册平台(WHOICTRP)首批一级注册中心注册的中国主持的临床试验383个，仅占5%(383/8102)。由此可见，基于国外跨国公司专业化服务市场的渗透，以及我国新医改背景下的科技创新引导政策，我国药物上市前研究的服务市场有待推进和大力发展。

药物上市前研发专业化分工的发展问题

药物创新过程中分工的研究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3]在《对国民财富产生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中提出了分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产业分工，是个人间分工与企业间分工的宏观表现。当前，新医改提出的医药科技引导政策目标，进一步强化了药物上市前研发专业分工进程。国内药物创新活动的加强，促进了药物研发专业化分工的出现，进而为药物上市前研究产业链出现奠定了基础。国内学者对医药创新系统性问题、协调合作和研发产业链构建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思路和成果与新医改政策目标相一致。金泉源等[4]认为，我国创新药物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创新能力不强、研发投入不足、研发队伍不稳定、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阮梅花等[5]认为，医药创新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需要政府机构、相关行业中的利益集团与行业中每个人、每个团队和组织加强合作。郭宗儒[6]提出了药物研发中的模拟创新，即研制药物的作用靶标是已知的，由于首创性药物未必充分优化，为模拟创新留有研发的空间，为上市前产业分工提供了思路。解育静[7]提到国内创新药物的来源地有3个方面，科研单位与制药企业合作，由制药企业出资，科研单位研究，共同报批新药。张晓兰[8]认为，我国新药研发需经历“三重门”，新药研发的主体是企业，从研发到产业化是企业发展的思路。蒋毅等[9]认为，我国应加强政府监管的规范性，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任正华等[10]探讨了专业化分工对于创新药物研发的意义，并提出了以产业链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创新药物研发模式。区域医药研发分工水平和收益不同区域医药研发分工水平的深入发展，是与我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方向相一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为了保证全国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实施，实行计划手段，一方面压低原辅料价格，另一方面抬高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西部低廉的原辅料流向东部，导致了区域经济的收益分配不合理。改革开放后，由于实行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区域发展战略，强化了东西部的产业分工，医药制造业的产业链条上的中西部市场主体主要提供原辅料，而东部的分工主体则主要侧重于技术研发与最终产品提供，这使得医药制造业分工主体在分工水平和收益分配上出现了明显的不平衡。虽然近年来政府提出发展中西部、开发大西北、振兴东北等宏观经济政策，但业已形成的医药制造业分工水平和收益分配不同的局面，使得东西区域药物创新水平迥异。基于新医改背景，实现药物上市前研发产业分工和专业化，由药物研发专业程度较高的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流动，是减少东西部药物创新水平差异的有效举措。在国际医药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也是世界各国之间生产的专业化分工。通过国际医药创新分工，各国可以发挥各自优势，节约成本，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促进药物研发和生产的国际化。近年来，一种新药全球平均研发成本由过去的5亿美元上升至12亿美元，为降低成本，许多欧美制药企业纷纷把新药开发中的非核心部分剥离出来，外包给发展中国家，中国因为相关人才密集、成本低廉，成为外资企业首选地之一。据专家介绍，一方面，中国拥有大批高素质且工资低的科研人员，一个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国内生命科学研究人员每年薪水大约为8000～10000美元，不及美国的1/4;另一方面，原材料、能源和其他配套设施在国际上有很强的竞争力，在中国的药品研发成本约为美国的一半。因此，国际制药巨头们都将新药研发的非核心部分交予我国外包研发组织或制药企业来完成，真正核心业务仍集中在自己企业内部完成。要扭转我国制药企业在研发产业链上的被动局面，积极促进我国药物上市前研发产业发展，为我国药物创新活动添加活力。我国药物研发分工协作体系薄弱我国医药研发分工协作体系薄弱，主要表现为医药制造业内创新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不足，以及支撑医药产业创新的创新服务体系薄弱。我国医药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不足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医药研发产业链条上的企业缺乏不顾内部资源与要素禀赋优势，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缺乏与技术相匹配的分工协作体系，使得医药研发产业重大药物创新领域难以取得突破;二是外资企业以合作或合资形式进入我国大陆地区，形成其内部固定的分工协作的上下游外资企业。虽然可使得被引进的外资企业在当地快速进入正常运作状态，但是其分工协作体系对当地企业而言相对封闭，对我国当地的企业医药创新活动关联十分有限，不能形成具有创新优势的企业集群创新网络。目前我国支撑医药产业创新的创新促进体系薄弱。医药产业创新促进体系是由促进产业创新的要素交易平台、创新中介服务系统以及政策支持体系等构成。产业创新促进体系是产业分工深化的产物，由于产业分工发展较为深入，这一体系将对产业创新起着明显的推动作用。虽然新医改提出科技创新的政策目标，但我国药物研发产业创新体系作为产业创新分工的组成部分尚处于起步阶段，创新成果、资本要素、人力资本等的创新要素市场效率不高，不利于药物研发产业整体创新效率的提升。医药企业要充分抓住新医改政策的机遇，加强企业间药物研发的分工与协作。

摘要：文章从“投入-产出-收益”的企业创新链视角，基于生产函数理论构建不同财税政策的激励效应模型，采用2014-2018年陕西高新技术企业的调查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所得税减免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的异质性激励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财税政策确实提升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能力，但激励效应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投入端，所得税减免政策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在产出端与收益端，研发加计扣除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得出，盈利能力可能是影响政策效应的关键因素。研究建议构建以税收优惠为主的研发政策体系，充分发挥不同财税政策的互补性功能，形成具有差异性、精准性的财税激励政策组合。

关键词：家族企业；人口结构；教育状况；创新激励

一、引言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是推动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我国经济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迫切需要激发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内在活力。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我国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并强调提升创新能力和效率。2019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以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为两个轮子，全面提高经济整体竞争力，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由此可见，科技创新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企业在创新链上承担着研究开发、规模化生产和商业化的重要任务[1]，但由于创新活动有高风险、高投入与高收益不确定性的特点，研发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具有公共物品性质，使企业创新投入无法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水平，导致企业缺乏自主创新动力，研发有效供给不足，引发“市场失灵”，亟需政府通过政策工具予以调整。财税政策被认为是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扶持之手”被各国政府广泛应用。一方面财税政策增加了企业的收益，补偿了研发活动需要承担的高风险，另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投资成本，并向市场发出未来市场需求的“信号”[2]，肯定企业研发质量与发展前景，从而激励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政府不断加强对企业研发财税支持的深度与广度，各项财税政策也得到了企业广泛的应用与认可。2019年中国创新指数研究的数据显示，有大约一半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认为国家各项财税政策是积极有效的①。政府对企业研发的财税投入也逐年增大，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从2010年的4114.4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518.2亿元，年均增长率10.27%。由于我国没有编制税式支出预算，无法准确衡量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支持规模，但来自工业企业的数据显示：2010-2015年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使用来自政府部门的科技活动资金从261.74亿元增长到537.34亿元，年均增长率7.81%，享受所得税减免税额由346.31亿元增长到702.34亿元，年均增长率15.19%，享受研发加计扣除减免税额由178.19亿元增长到449.27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8.67%。可以看出，税收优惠较政府补贴的增长速度更快，并且从规模上超过了政府补贴。政府为激励市场主体的研发活动“让渡”了大量的财政收入[2]，基于财政资金的公共性、稀缺性和使用效率[3]，科学的评价财税政策的效果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在政府补贴政策方面，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创新投入。LeeandCin(2010)、Klette等(2012)与Jourdan(2017)等以韩国、挪威以及法国等国家的企业数据为对象研究后发现，政府补贴补充了企业的现金流，降低研发成本，帮助企业跨越风险性研发障碍，鼓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5-7]；张爽等(2016)、陈玲和杨文辉(2016)、孙晓华等(2017)与姚东旻和朱泳奕(2017)等利用中国企业数据研究后同样肯定了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积极效果[8-11]；但还有一些研究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可能产生“挤出效应”，郑世林和刘和旺(2013)、Marino等(2016)、Guo等(2016)、Boeing(2016)等研究均指出企业在获得政府补贴后缩减了自身的研发投入[12-15]。税收优惠对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ParisiandSembenelli(2003)和Czarnitzki(2010)研究指出，各项税收激励政策对意大利、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研发投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6]；吴松彬等(2019)提出研发加计扣除与所得税减免均促进了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17]。但在对研发产出的影响方面还存在不同结论，李维安等(2016)提出虽然总体而言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有积极的作用，但高新技术企业更多的将这项政策作为规避税收的“税盾”[18]；冯泽等(2019)肯定了研发加计扣除的积极引导作用，但提出研发加计扣除对研发产出强度无显著影响[19]。还有学者对不同财税政策进行了比较，郑春美和李佩(2015)的研究肯定了政府补贴的积极作用，但税收优惠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研发带来了消极的影响[20]；柳光强(2016)提出政府补贴对部分新兴行业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但对生物技术、新能源行业的抑制作用显著，且税收的激励作用对各细分行业并不显著[21]；寇明婷等(2019)提出税收优惠政策显著的激励的企业的研发投入与产出，但政府补贴“挤出”了企业研发投入且对研发产出缺乏实质性影响[22]；宁靓和李纪琛(2019)基于中小企业问卷调查数据得出政府补贴显著的激励了企业研发投入，但税收优惠对研发产出的激励作用更加显著[23]。由此可见，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关注单项政策工具对研发投入、产出或收益等某一维度的影响与效应且并未形成统一结论，因此仅面向企业某一类研发行为的评价无法全面的说明问题。也有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财税政策对研发投入与产出的评价对比，但缺乏从创新链全视角对财税政策效应差异的系统性评价，难以形成针对提升政策结构性和精准性的有效建议。基于此，文章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现有研究：第一，国内现有研究成果多基于上市公司数据，但上市公司在创新层次，对政策的理解和利用以及资源配置吸收能力等方面与非上市公司可能存在较大差异，难以真实反映政策效应，文章以陕西省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对现有研究成果形成有效补充，加之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家财税政策的重点扶持激励对象，承担了培育新市场动力的任务，在财税政策效应评价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第二，文章将基于创新链视角全面评估不同财税政策所发挥的效应。创新链是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创新需求为基础，由创新活动构成的链条。基于“科学-技术-生产”范式[24]，创新链被分为基础知识研究阶段、知识应用阶段和商业化阶段，企业主要承担了后两个阶段的任务。因此文章将企业创新过程分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转化两个阶段[19]，分别从投入端、产出端与收益端对比讨论不同财税政策的作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让渡给企业的财政资金是否得到了有效配置。第三，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激励企业研发行为的作用机理并不相同，税收优惠又分为直接优惠与间接优惠两种实施方式[3]。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理性企业会结合财税政策的作用特点与自身的需求在不同的激励政策间有所侧重，文章选择政府补贴、所得税减免与研发加计扣除代表不同特点的财税政策，研究结论能够为政府研发财税激励整体体系调整提供重要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1.财税政策与企业创新链。文章拟从创新链投入端入手，参考索罗(1956)的生产函数模型，构建高新技术企业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式(1)，分析不同类型财税政策对企业最优研发投入的影响。Yt=At×RDtα×nonRDtφ(1)其中RDt为高新技术企业第t期的研发投入，nonRDt为第t期的非研发投入；α和φ分别是研发与非研发投入的产出系数，为研究简便，文章预设高新技术企业规模报酬不变，即α+φ=1，并忽略研发投入的折旧；变量At为技术系数，用以测量t时期企业的技术水平。表1展示的式(2)～(12)是以式(1)为基准模型推导的高新技术企业在不同政策扶持下的资金约束方程、最优研发投入与政策效应，变量说明与推导过程见表1的注1与注2。由表1可以看出，如果将相对于基期的最优研发投入量的变动做为各项财税政策对创新链投入端的政策效应，即每增加1单位的政府补贴，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增加[αλSubt]/P1单位（如式(6)）；所得税减免的政策效应为企业新增研发投入[αλ(τ-τ*)max(It，0)]/P1单位（如式(9)）；而研发加计扣除的政策效应如式(12)所示。由于实施过程与作用机制的不同，政府补贴、所得税减免与研发加计扣除不同程度的激励企业研发活动。进一步考虑信息不对称情况，政府补贴、所得税减免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也会在创新链不同维度发挥作用，带来差异性的激励效应[21]。政府补贴充实了企业现金流，增加了企业的收入与利润，对于研发费用与研发风险双高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确实提高了研发的可持续性。但政府补贴往往在研发开始之初就已经确定，随着研发进程的不断深入，政府补贴占总研发投入的比重会越来越小，激励效应也在不断削减；加之补贴的非市场性(Non-marketing)使得政府更关注补助分配过程而非使用过程[22]，可能诱使企业将原先净现值为负的项目加入研发活动；从交易价格的角度来看，政府补贴并不是企业自己辛苦赚来的财富，企业在评价和反馈资金使用情况时并不完全基于市场效率，更有可能会诱发“贵买贱卖”问题(EasyComeEasyGo)[25]。与政府补贴不同，所得税减免对于企业来说是“自己的财富”，企业对这部分盈余的支配度较高，但由于政策目标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不一致，企业可能会将资源优先投入到私人收益较高或具有短期前景的项目中，而这些项目并不一定能够带来研发产出或研发收益的提高；研发加计扣除更多的作用于研发活动的中后期，可能对创新链产出端或收益端更有意义，但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有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企业在核算加计扣除费用时可能将其他活动的支出作为符合要求的支出以获得更多税收抵扣[26]。政府补贴与所得税减免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活动前期的支持作用更大，可能更多的作用于研发投入，研发加计扣除更多的激励了企业创新成果的产出与新产品收益，基于此提出如下两个假设：H1：政府补贴、所得税减免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三者之间的激励效应存在差异；H2：政府补贴、所得税减免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在创新链不同维度的激励效应存在差异。2.企业盈利能力与财税政策的激励效应。由表1可知，与财政政策不同，所得税减免与研发加计扣除的政策效应与企业盈利能力正相关。由式(9)可以看出，当企业盈利为0时，所得税减免无法发挥激励效应，但对于盈利能力高的企业来说，所得税减免提高了税后利润，增加了税收资本收益率，激励企业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研发；式(12)显示，若将本期利润以借贷的方式参与本期研发投入，高盈利能力意味着企业本期能够投入更多的研发资源。进一步，由于盈利能力存在差异，企业研发活动在研发阶段与转化阶段的偏好也各不相同，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倾向于开展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研发活动，获得科技创新成果以获得超额利润，但对于盈利能力较弱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说，首要任务是扩大收益，开展自主研发活动的周期长风险大，引进技术或购买专利并加速将技术转化为产品，获得新产品收益是更有吸引力的选择。因此，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面对为实现同一政策目标“一刀切”的财税政策，高新技术企业有较大的动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在不同激励政策间做出取舍，因此文章提出第三个假设：假设H3：政府补贴、所得税减免与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对不同盈利能力企业的创新链不同维度的激励效应存在差异。

论文关键词:全面薪酬高新技术企业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薪酬管理

论文摘要:随着高新企业员工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以物质激励为主要激励手段的薪酬模式已经逐步被具有全面性、灵活性等特点的全面薪酬管理模式所替代。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合理的理论指导，高新企业很难选择有效的全面薪酬要素对研发人员进行激励，从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墓于此，本文就全面薪酬影响高斯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期望为高新企业建立全面薪酬激励体系方面提供一些帮助。

目前，全面薪酬在我国企业中逐渐普及，尤其是在高新企业中应用非常广泛。我国高新企业数量较多，但研发与创新能力始终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薪酬激励机制设计不够合理。因此，通过全面薪酬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全面薪酬与商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研究现状

全面薪酬是相对浮动的、基于绩效的薪酬战略，薪酬福利与绩效紧密挂钩。全面薪酬分为“外在”和“内在”两大类。“外在”的激励主要是指为受聘者提供的可量化的货币性价值。“内在”的激励则是指那些给员工提供的不能量化的以非货币形式表现的各种奖励价值。全面薪酬构成要素的研究过程是一个不断发现、添加、合并要素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目前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对全面薪酬的构成要素进行标准、统一的阐述。本文研究的对象是高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而高新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往往依靠的是研发人员，所以本文在选择全面薪酬要素时应紧扣研发人员的特点。研发人员的需求层次较高，但基本工资作为薪酬的基础，对研发人员仍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研发人员具有高稀缺性、很强的独立自主性等特点，而奖金与福利因其固有的灵活性、激励性等特质较大程度上吸引了研发人员的关注。研发人员的工作大多以脑力活动为主，其目的在于创新。研发人员往往与事物比如数据、信息、材料、图纸或者机器设备打交道较多，而与人打交道较少，良好的工作条件与工作设计能够给研发人员创造良好的研发环境，从而增加产出。研发人员具有开阔的视野，强烈的求知欲，较强的学习能力和广泛的知识层面，而培训恰能满足研发人员对新知识的需求，因此培训逐渐成为激励研发人员的重要手段。研发人员对专业和技术的认同程度往往比对企业的认同程度高，流动意愿非常强。而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内在的激励手段能够有效的增加研发人员对企业的认同，从而减少离职。由此可识别出基本工资、福利、奖金、工作条件、工作设计、企业文化、培训为全面薪酬的核心要素。

技术创新能力是指从技术创新的过程角度考虑企业所需的能力，一般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概念界定为企业产生新思想并运用研究与发展、营销和工程化能力实现新思想以促进支持创新战略的综合能力。它不是一种单功能的能力，而是儿种能力的整合，其核心部分包括研发能力、营销能力、工程化能力。另外还包括创新资金筹措和运用的能力、关键人才哟吸纳和凝聚能力、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管理能力、以界面管理为重点的组织与协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