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管治范文10篇

成本管治范文篇1

一是加强技改大修管治，提高电网运行水平。加大节能降损方面的投入力度，加大从主网到配网的高耗能设备更新改造力度，加大对无功补偿设备的改造力度，提高投入率，努力降低电网运行损耗，保证年线损达到5.90%，同比降低0.12个百分点。加大技改、大修工程项目审核力度，合理控制造价，增强项目审查，提高经济效益；完善管治程序，加强项目的立项审批把关，严格技术经济与投入产出分析，统筹考虑工程的安全效益和经济效益；优化工程方案，控制项目投资；加强项目完成后效能评估，堵塞管治漏洞，提高投入产出效益。

二是大力推进状态检修，提高生产检修效率。大力推进状态检修工作的规范发展，努力降低设备检修、试验成本，保证年，设备检修、预试费用预控同等规模同比降低5％。大力发展输电、配电专业的带电作业。完善或建立本单位带电作业管治制度、管治流程和带电作业现场规范化工作流程。大力推广带电作业工作，减少停电检修次数，提高供电可靠性。

三是增强运行节约措施，降低生产运行成本。加强无功电压管治水平，提高无功设备的投入率，加大无功设备技术改造力度，保证无功补偿设备完好。提高无人值班变电站的覆盖率。加强材料物资管治，尽力减少重复投入，降低材料消耗，增强节约意识。加强站用电的管治。坚持使用各种节能电气设备，合理下达站用电指标，保证年变电站站用电同比降低5％。

成本管治范文篇2

关键词：澜沧江；航道施工；安全管控

项目成本控制管理工作属于工程项目建设中的关键环节，会对项目最终产出的经济效益形成直接影响，从而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在许多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设中，其项目成本控制管理工作水平偏低，导致对经济效益的提升形成制约。因此，文本主要针对目前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设中的成本控制管理问题及完善对策展开分析，以期找到助力航道整治工程建设企业稳健发展的有效途径。

1航道整治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管理的现状

1.1成本管控意识有待提高。随着社会的发展，建筑施工行业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实际上项目承包下来的利润点非常低，所以必须要做好每个项目的成本管控才能够保证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尽管大多数建设企业都采取了承包责任制管理手段，但从实际制度落实效果以及相关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来看，成本管控效果并不尽人意，许多成本管控工作中暴露出合同不明、成本管控意识不强等弊端。1.2成本管理从业者素质有待提高。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管理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作，对从业者的专业知识要求较高，但由于此类复合型人才的匮乏，许多从业者懂施工但不懂商务，或是懂商务却不懂施工。许多项目部的成本控制管理职位安排给无从业经验的大学生，但只有理论知识而缺乏现场管理实践是无法做好该项工作的，从而造成航道整治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管理出现疏漏。故亟待提高成本管理者的安全素质。1.3施工材料、机械设备管理水平有待提升。从实际情况来看，一般航道整治工程项目施工建设中所用材料的费用会占到工程总投入的60%左右，也让我们认识到对材料的管理会给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管理工作带来极大的影响。但从材料管理现状来看，还存在出入库混乱、乱堆乱放、部分材料长时间积压、未能分类放置等情况，导致材料损耗无形增加，利用效率非常低；由于施工工序的衔接，节点工期的延误、机械设备管理维修保养等原因，造成机械设备的闲置台班增加，而这些方面的不足带来的则是成本的浪费。1.4成本核算方法有待完善。从我国各级水工工程项目施工管理的现状来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成本核算方法方面的问题。比如，许多企业在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所采取的成本核算模式为最简单的“报账式”或者是“比对式”，重点对项目的过程性成本与总结性成本展开核算。而究其本质来看，以上两种成本核算方式只不过是对传统的财务统计方式的拓展，落实到大中型的航道整治工程项目方面，并不能对过程性成本支出展开精准的核算与控制，所以实际发挥的成本管控效果并不明显，也无法对项目的实际投入成本科学反应。

2航道整治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管理的完善措施

2.1健全成本控制管理制度。水工工程建设企业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在不违反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进一步健全建设施工中的成本控制体系，同时各部门需要通力合作，将成本控制列为项目建设的总体目标，对各施工环节进行全程把控，结合工艺流程去完成对航道整治工程项目成本的把控。同时，政府部门对企业成本与造价的制定要从过去的指令性管理转变为引导性管理，并且引导性价格要结合市场价格的波动去变化，进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去保证项目成本控制管理的灵活性。2.2加强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管理。做好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管理工作，同样是对其项目成本进行良好控制的措施，有必要对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展开分包竞标。同时，在各分项工程竞标期间，企业部门需要从中扮演好监督与审核的重要角色，保证竞标的公平性与合法性，尤其是对分包合同予以规范，所列出的重要内容要与法律法规相符，明确合同双方的关系，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纠纷。同时，在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设期间要明确所有工作人员的职责，确保问题发生能够第一时间找到责任相关人员。2.3航道整治工程控制成本目标的基本途径。只有查找有效途径，才能实现成本控制目标。为有效降低项目成本，须采取以下办法和措施进行控制：完善企业成本管理体系，控制工程施工成本；采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节约能耗，提高机械化操作水平等，控制工程施工成本；采取经济措施，控制工程施工成本；加大质量管理力度，降低返工率，控制工程施工成本；加强合同管理力度，控制工程施工成本；要充分发挥技术人员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实际情况，对标书中主要的施工技术方案进行调整，以寻求较为经济可靠的方案，降低工程成本。针对每个航道整治工程的工程特点、结构形式，项目管理人员组织，作业环境，施工机械等要素分析，找准降低成本控制的途径，从而有效降低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的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2.4采取高效的成本核算方式。为进一步提升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管理效果，笔者认为在管理实践当中应当高度重视对更为高效的成本核算方式进行引入，基于成本核算的角度着手去强化项目成本的全过程核算管理，改变以往过于低效、落后的成本核算手段。具体来讲，水工工程项目建设企业需要结合自身实情去采取针对性的成本核算手段。比如，针对需要展开精确定量成本核算管理的航道整治工程项目，企业管理人员可尝试启用ABC成本核算法或是DABC成本核算法，可按照如下流程：确认损耗成本，展开分类计量；判别成本作业，规划成本作业库；对成本作业动因进行界定，从而形成产出成本流程，最终对项目建设成本展开定量化管理。2.5科学管理航道整治工程建设材料。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的成本控制管理还需要重视施工建设期间对各项材料展开严格管控，结合规章制度对所有材料进行定期清点，切不可出现材料长时间积压的情况，否则材料的利用率不高便会提升工程项目的成本。具体来讲，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设中对施工材料的管控，要保证所有材料的数量、规格、质量等都符合设计要求，并且要对施工现场作业展开严格监督，保证不会出现材料浪费，也必须按照工艺流程作业，从而避免出现返工情况。同时，施工材料的采购同样需要货比三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去尽可能将价格谈到最低，而部分关键性的重要材料则需要选择长期合作供应商进行集中采购。在项目开始施工前，还需结合设计方案图纸去展开成本预算，其中材料需求要科学规划，保证不会因为材料方面的问题对航道整治工程的施工形成影响。2.6培养和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对于从事航道整治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管理工作的人员，一定要对其专业素质进行把关，因此企业需要加大力度定期对工作人员展开专业能力培训，进而促进从业人员专业能力的提升，促使其对航道整治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管理有更为明确的认知。比如，可组织从业人员外出参加培训、诚邀相关领域专家前来讲座等方式，以外部引进高素质财务控制人员和内部加强在职继续教育培训的双重手段去加强成本管控人员的能力，组建综合素质能力过硬的人才队伍，逐步提高对成本管理控制的效果。

3结束语

综上所述，加强对航道整治工程项目建设中的成本控制管理，是保证航道整治工程顺利完工的基础，更是提升建设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手段。因此在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的建设期间，要对成本控制管理存在的问题加以审视且重视，采取合理措施去严格管控投入成本，对各项费用展开监督，需要通过全员参与，并对施工项目各阶段全过程进行成本管理，通过技术、经济、组织、合同等措施来实现目标成本计划，从而有效缩减航道整治工程项目的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寇相坤,郝乐友,张会竞.浅谈水利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与管理的优化[J].科学技术创新,2011,30(15):310-310.

[2]严晓慧.谈水工工程项目成本控制管理[J].交通企业管理,2018,v.33；No.349(03):27-29.

[3]王瑞雪,郭占英.浅谈水利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与管理的优化[J].农民致富之友,2014(2):293-293.

成本管治范文篇3

一、“十二五”是城市管治工作快速发展的最佳机遇期

世界水电名城建设和“两圈一带”发展战略，为提供了更大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为各县市提供了机遇。城市是文明程度进化的标志，经济社会发展的载体，高标准规划、建设、管治城市必将有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各地领导高度重视，一是党委政府把城市管治工作当作执政能力来抓，把城市管治工作当作经济发展环境来抓，把城市管治工作当作生产力来抓，把城市管治工作当作民生工程来抓。通过抓城市管治，改善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二是党委政府大手笔、高起点规划，大力度建设，为提升城市管治水平创造了更好的条件。三是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城市管治长效机制逐步建设。四是城市管治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每年增长幅度都在两位数以上。

二、各县市城市管治工作经验、亮点

（一）、环卫作业质量不断提升扮靓城市。一是环卫工作实现了人力作业到机械作业的转变。人力清扫转变到高压清洗、清扫，不但提升了环卫作业质量，降低了环卫工人劳动强度，而且提高了环卫工人的安全保障，特别是洗扫一体车的推广运用更是让清扫质量发生了质的飞跃，由过去的两人两车一洗一扫变为一人一车洗扫一体，节省了人力资源、节省了成本；二是机动的机制，完全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为全市环卫作业提供了成功经验。兴山县在县城搬迁后，环卫工作从清扫、保洁、清运、垃圾填埋场管治到卫生费收取都由中标公司完全负责，成本低、效率高，环卫作业质量好。

（二）、因地制宜特色扮靓城市。一是清江画廊、亲水平台风光旖旎、自然宜人、夜色优美；二是枝江的五柳公园，宜都、当阳、兴山、秭归等县市沿江、沿河的公园、绿地建设，扮靓了城市，提升了城市品位，改善了生活环境，也为周边土地带来了更大的升值空间，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地方城镇化进程。

（三）、大力度建设扮靓城市。随着各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城市拓展、老城区改造力度不断加大，当阳等地投入巨资对老城区主干道改造升级，必将对城市管治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提升城市品位，改善人居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市民文明素质，改善城市管治工作环境。

（四）、“四位一体”模式扮靓城市。枝江等地在城区拓展中科学规划，将公厕、洗车、修车、小型停车场建成一体化的公共设施，根除城市管治中临街洗车、停车顽症，完善了城市功能，改善了城市形象。

（五）、创新安置拆迁户、限建户扮靓城市。征地拆迁、老城区改造中居民安置是各地的老大难，当阳等地的还建小区“民乐港湾”、限建集中安置小区“农民公寓”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还建小区基础设施由政府规划统一建设，还建户按照统一规划自建住房，大幅提升了居民生活环境。限建小区建成单位楼式农民公寓，集中安置需建房而又被限制不能建房的农民。创新的安置方式，标准了居民建房管治，提高了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必将促进居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促进城市文明。

（六）、标准广告管治扮靓城市。广告、门店招牌杂乱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给城市留下的一道历史印记。但在城市快速发展、提档升级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城市形象。兴山新城区广告管治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中心城区限制巨型、屋顶和墙体广告，门店招牌规格统一、协调统一，为美丽兴山又添一道风景。

上述各县市城市管治工作亮点和经验，为我县解放思想，创新思想，提高城市管治工作水平提供了借鉴。

三、强力发展专治，提升城市管治水平。

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城市管治工作，始终把城市管治当作重要工作来抓。省级文明县城、省级卫生县城、楚天杯等创建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管治工作上水平，明确提出了把“县城当城市管”的城管治念。按照“法制城管、精细城管、和谐城管”的工作要求，城市管治工作不断向前推进，市民认识度不断提高，基础条件越来越好。

通过学习，今后远安要着力抓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促进城市管治再上新水平。

（一）、着力发展四项整治，提升城市形象。一是强力发展违法建设专治。近几年，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限建限层政策的出台，受利益驱动，中心城区违法建设层出不穷，管治难度不断增大，集中精干力量，发展拆违专项行动，掀起打击违法建设的高潮，形成查违控违拆违高压态势。二是整治户外广告和“野广告”。启动对鸣凤城区刷黑道路和严管街的广告整治，加大中心城区“野广告”治理力度，适时试点推进市场化管治。三是继续发展占道经营专治。随着城区人口和失地农民的不断增加，“游商游贩”也逐年增长，占道经营是城市管治的顽症之一。按照“以人为本、疏堵结合”的方针，加大整治力度，逐步标准“游商游贩”经营行为。四是发展车辆停放秩序整治。在城区人行道增划摩托车、自行车停车线。在车行道增设机动车临时停车点，引导车辆有序停放，配合交警对乱停乱靠车辆进行整治。

（二）、着力抓好“门前四包”，提升城市形象。“门前四包”是城市管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公众参与城市管治改善城市环境行之有效的载体，探索四保证治到门店，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引导社会各层参与城市管治。

成本管治范文篇4

最令学者瞩目的是近来的大城市管治方式的变化，具体表现在城市行政区划的调整，许多城市已经或正在提出将大城市周边的县（市）直接与中心城区合并方案及与其有关的发展战略，这里简称为“撤县并区”。

尽管大城市已把“撤县并区”作为促进城市化和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新的管治框架，但对“撤县并区”这种管治方式的内涵还是有点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一些官员甚至以为，只要“撤县并区”，城市竞争力就得到提高。如何准确把握“撤县并区”，它能否对全球化、城市化产生促进作用，目前还很少能见到深刻的讨论，本文拟从大城市管治方式转变来探讨这些问题。

1大城市管治转变

城市区域是中心城区发展的基础，中心城区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保证。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追求不断对大城市管治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大城市采用何种管治方式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大城市管治中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更关系到城市区域的城市行政结构。

许多理论揭示了大城市管治的内在机制。制度经济学强调竞争和合作是产生大城市管治变化的两种基本力量(Ostrom,1986;Ostrom,SchroederWynne,1993;Ostrom,Gardner,Walker,1994。)。他们认为大城市管治实际上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由中心城区操纵的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区域的发展要靠中心城区来带动，这种管治方式称为“集中式管治”(CentralizedGovernance)；另一种管治方式称为“分散式管治”(DecentralizedGovernance)，即让城市区域内众多的城镇，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城市化。强调中心城区不要过分干预城市区域内其他城镇，而让市场机制来协调城市区域发展。他们还认为，“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方式都有其内在的弊端。前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后者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盲目发展。多中心管治(Multi-CenterGovernance)方式则吸取了两者优点，为大城市比较理想的管治方式。多中心管治既承认城市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又突出了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协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正是从“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朝多中心管治转变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政府对城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一方面要求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它们各自利益，利用竞争机制促进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心城区既要引导郊区县（市）的资源合理应用，同时又要使郊区县（市）真正走上与中心城区竞争的轨道。为了顺应这种公平竞争的要求，解决资源不均的矛盾，大城市在经营和组织城市区域发展的方面，都把资源共享和合作作为大城市管治的核心。

在市县关系方面，中心城区既不是采用计划和分配的办法为自己扩大地盘，也不是放任与不管，而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取得整合。城市多中心管治赋予给市县的是一个平等互助的关系。各个城镇权限重新分配和调整。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业、土地使用权利等问题上以城市区域的市场机制为准则。如果一个发展项目来到一个效区县（市），那么这个县（市）就要从整个城市区域出发，合理安排这个项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压低标准来抢夺这个项目。当一个项目来到中心城区时，中心城区也应该遵守区域共同发展准则，不能不加选择性地包揽一切。因此，城市多中心管治是一个现实的合作过程，它容不得中心城区政府统管一切而增加管理成本，也容不得各自为政，不择手段地为各自获得发展。

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中心城区除了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外，还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直接对周边地区进行协调。在不打破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基础上将一些次要的城市功能活动转移到郊县。同时中心城区提升自己的功能，使得中心城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城镇的功能和城市化过程。中心城区把复杂的城市分解成若干专业性强的、用地量大的功能，分散到其城市周边地区去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同时，又不剥夺周边地区的发展权，既为本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本身的协调能力，同时也调动了周边地区的积极性，引导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整个城市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分工。

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变化说明，大城市过去维持的“集中式”管治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压力，而对全球化形成了挑战，导致周边城市无法同中心城区展开合作。

“分散式”管治虽然适应了全球化需要，但同时对城市化形成了挑战。分散式管治鼓励了中心城区在更大范围的展开，如城市开发区、房地产业、城市交通会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使城市发展规模无法约束，产生了“摊大饼”。“分散式”管治方式虽然提高各个“各自为政”的城镇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而正在发生的城市“多中心管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重大变革。它主张各个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维持竞争，目标是提高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2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中国大城市管治面临着一个集中和分散的两难困境：大城市区域既需要“乡村城市化”机制来调动小城镇力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乡村城市化”本身又在影响中心城区的作用，造成城市人口在空间上更加分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摊子铺的更大，城市管理权限的分散，产生所谓“镇镇像村，村村像镇”，继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的两难困境是影响中国大城市管治转变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中国大城市管治是在这一矛盾中发生转变的。

2.1“市带县”阶段

城市区域发展的起步阶段总是依托中心城区，是集中市域范围内有限的财力、物力等区域资源来促进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中国大城市正是采用了这种“增长极”战略，开始改革大城市管治方式。大城市进行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市带县”的措施就是“集中式”的管治方式的体现。“市带县”促进城市区域资源的集中，同时带动县（市）工业的发展。

在“市带县”的浪潮中，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城市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多城市中制造业转移到郊区县（市），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进行联营和合作，城市中的许多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纷纷“下乡”支持乡镇工业发展。郊区县（市）利用城市区域内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积累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部分县（市）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对乡村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规范了县（市）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乡镇工业企业的素质。

在“市带县”的政策下，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得到发展。

可以说，当时的城市化主要是中心城区的拉动，即大量中心城市资源直接或间接涌入小城镇。有些倾斜性政策甚至把中心城区资源转移给小城镇，以牺牲中心城区力量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所以，到1990年代末，有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产业格局中，乡镇工业和城区工业各占半壁江山。

“市带县”管治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在城乡竞争中实现的，而是靠城市拉动或主动让位来实现的，这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市带县”管治方式存在着另一种弊端。例如，“市带县”本身就是使城市郊区县（市）享受扶持发展政策，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市）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中心城区需要集中区域资源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带动能力，这就需要县（市）自身发展，简单说，“市带县”的同时也需要“县带市”。在中心城区向郊区县（市）提供单向支持的同时，中心城区的政策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产业制度的差异使国营企业的资源流向乡镇企业，中心城区的“造血功能”受到限制。中心城区扶持市县发展的政策越倾斜，县（市）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就越少，而这又会削弱城市区域的整体能力。再如，地理位置临近城区的郊区县（市），具有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论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中心城区拉动，却吸引了中心城区更多的资源，无形中扩展了城市发展规模。而最需要拉动的边远县（市）却很少得到“市带县”的好处。

2.2“撤县建市”阶段

1990年代，为了推动城市化，国家开始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表现为“撤县建市”政策。城市管治的方式开始朝着“分散型”方向发展。前后约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直到最近，“撤县建市”才有所停止。

“撤县建市”实质上造成了那些本身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郊区县（市）直接或间接的脱离中心城区的管治。“撤县建市”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县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力，而且在原有的县（市）级权限上注入了新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城市分散式管治局面。

19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一定实力的郊区县（市）开始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这些县级市拥有了经济活动广阔的权利空间时，它进行的经济活动常常与中心城区互相重复。国际投资，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外输出使郊区县（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心城区相比，临近城区的新建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区域交通条件，以及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它们的发育开始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以及中心城区的地位产生冲击。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逐步发展到成为了地区的竞争对手。有些县级市拥有与本身地位不太相称的人事权、财权。他们与中心城区互相攀比，相互压制，所谓“开发区”热就是一个例证。城市和郊县之间相互依存度开始大幅度减小，城市对县（市）的带动力量急剧缩小。

在中心城区与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郊区县（市）激烈竞争过程中，中心城区不仅不能左右县级市，而且中心城区的某些功能也受到了县级市的左右，最突出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由于没有规范的协调机构和管理制度，市县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地市场，由此造成了市县之间互相攀比和重复投资的局面。许多边缘区乡集镇不听命于中心城区的安排，也不受所在县（市）的监督，而利用本身的地缘优势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城市分散式管治中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

郊区县（市）为了抢占中心城区本身所应有的市场地位和在城市区域中的正常支配地位，降低开发成本，由此扭曲了本来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了城市地域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中心城区“摊大饼”式开发。

灵活的政府和办事效率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撤县建市”赋予了县（市）灵活程度较高的制度条件和管理过程，促进了县（市）参与经济全球化。

2.3“撤县并区”阶段

“分散型”管治对中心城区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后，政府开始放弃“撤县建市”的管治方法，国家转而鼓励大城市实行“多中心”管治，目前的“撤县并区”就是中心城区和郊县（市）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必然选择。“撤县并区”不再是由中心城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城区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来选择中心城区可能的城市发展目标；而且，“撤县并区”摆脱了郊县单凭本身的资源和市场，在县（市）范围内独自操作、组织经济活动。

“撤县并区”其实是多中心管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也是在“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后的一种平衡。大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只有靠合作和竞争方式维持城市区域的竞争能力，“撤县并区”正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顺应共同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县在城市区域发展上有效合作。因此，“撤县并区”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城市管治的本能反应和共同愿望。在“撤县并区”过程中，市县之间事实上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而是共同面对全球化压力，协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城市已开始朝“多中心”管治方式转变。

199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率先进行了“撤市并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省会城市，更面临着能否在这场大城市的相互竞争中保住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问题。省会城市兴起了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热潮。杭州市在2001年2月将市区边缘的已经“撤县建市”的萧山、余杭“撤市并区”，市区面积也由此从原来的683km[2]扩大到3068km[2]。南京将江宁县撤县并区后，最近又将江浦县和六合县分别与浦口区和大厂区合并，从而使市区面积由2000年的1000km[2]扩大到目前的4737km[2]。合肥将原来的郊区进行了调整，市区面积由原来的458km[2]扩大到558km[2]。南昌市也计划将五个郊县纳入市区。许多地级市也纷纷扩大本身的管治范围，加强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大城市工业结构调整阶段，“撤县并区”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消除就业“城乡错位”情况，中心城区的“下岗”职工可以到乡镇企业寻找出路。也为城乡经济的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城市经济主要依托全球化对整体城市区域的市场需求；城市区域市场对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大城市区域的经济只有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中心城区才具有竞争力。“撤县并区”既增强了中心城区政府的功能，而且增加了郊区县（市）的参与。他们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心城区的竞争力。可以说，“撤县并区”是通过合作来提升大城市发展。

从“撤县并区”的政策内涵看，原郊县政府在大的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上应服从中心城区的安排，发展策略应当由中心城区来调控而不是由原郊县本身来制定。其次，原郊县的发展决策主要还是由郊县本身制定执行。中心城区遵重郊县自制，只负责协调而不是包揽其发展。郊县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自制权。

3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城市曾经实行过的集中式管治体制，分散式管制方式，正逐步转变成多中心的城市管治，城市化不仅仅依赖中心城区或者农村城镇，而是依靠两者之间的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撤县并区”是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之间相互作用和制衡的结果。全球化形势下，单从强化中心城区出发或单从所谓的“农村城市化”都不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撤县并区”就是市县之间合作的具体表现。衡量“撤县并区”的作用，关键在于建立市县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和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因为城市化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边缘区问题，更多的是大城市腹地问题。一个大城市常带好几个县（市），解决了市区临近的几个县（市），更远的县（市）的发展协调问题还会出现。

要真正实现“撤县并区”战略效果，在“撤县并区”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不能再次回到“市带县”或“撤县建市”的老路。例如，在“撤县并区”之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撤县并区”和城区面积行政调整之后，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目前大城市市区行政面积扩大，容易造成粗放式开发。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区域整体的市场机制。就会减少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撤县并区”的同时要防止“郊区化”。中心城区政府不能只关注开发成本低的郊区土地资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城市“空心化”。

“撤县并区”改变了原郊县政府运作的环境，在“撤县并区”后，某些郊区县（市）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有了与中心城区同样、但比其他县（市）发展更多的机会。中心城区不能够盲目干涉或插手一些区级经济开发的机会，如果任何发展中的小问题都要得到中心城区的层层审批，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影响办事效率，减少投资者的兴趣，而且会减低原郊县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导致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城市化和城市地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管治方式或者说是城乡制度安排上的竞争。大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城市的管治方式。谁能在这样的竞争中，成功地调动市县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建立适应现代城市区域发展的城市管治结构，谁才具有竞争力，城市化才具有动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1GarreauJoel.1991.EdgeCity:LifeontheNewFrontier.NewYork:Doubleday.

2KlingRob,SpencerOlin,MarkPoster.1991.PostsuburbanCalifornia.Berkeley:

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3OstromE.1986.Anagendaforthestudyofinstitutions.PublicChoice48,3-25.

4OstromE,GardnerR,WalkerJ.1994.Rules,Games,andCommon-PoolResources.Michigan: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5OstromElinor,

成本管治范文篇5

城市区域是中心城区发展的基础，中心城区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保证。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追求不断对大城市管治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大城市采用何种管治方式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大城市管治中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更关系到城市区域的城市行政结构。

许多理论揭示了大城市管治的内在机制。制度经济学强调竞争和合作是产生大城市管治变化的两种基本力量(Ostrom,1986;Ostrom,SchroederWynne,1993;Ostrom,Gardner,Walker,1994。)。他们认为大城市管治实际上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由中心城区操纵的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区域的发展要靠中心城区来带动，这种管治方式称为“集中式管治”(CentralizedGovernance)；另一种管治方式称为“分散式管治”(DecentralizedGovernance)，即让城市区域内众多的城镇，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城市化。强调中心城区不要过分干预城市区域内其他城镇，而让市场机制来协调城市区域发展。他们还认为，“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方式都有其内在的弊端。前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后者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盲目发展。多中心管治(Multi-CenterGovernance)方式则吸取了两者优点，为大城市比较理想的管治方式。多中心管治既承认城市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又突出了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协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正是从“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朝多中心管治转变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政府对城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一方面要求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它们各自利益，利用竞争机制促进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心城区既要引导郊区县（市）的资源合理应用，同时又要使郊区县（市）真正走上与中心城区竞争的轨道。为了顺应这种公平竞争的要求，解决资源不均的矛盾，大城市在经营和组织城市区域发展的方面，都把资源共享和合作作为大城市管治的核心。

在市县关系方面，中心城区既不是采用计划和分配的办法为自己扩大地盘，也不是放任与不管，而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取得整合。城市多中心管治赋予给市县的是一个平等互助的关系。各个城镇权限重新分配和调整。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业、土地使用权利等问题上以城市区域的市场机制为准则。如果一个发展项目来到一个效区县（市），那么这个县（市）就要从整个城市区域出发，合理安排这个项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压低标准来抢夺这个项目。当一个项目来到中心城区时，中心城区也应该遵守区域共同发展准则，不能不加选择性地包揽一切。因此，城市多中心管治是一个现实的合作过程，它容不得中心城区政府统管一切而增加管理成本，也容不得各自为政，不择手段地为各自获得发展。

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中心城区除了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外，还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直接对周边地区进行协调。在不打破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基础上将一些次要的城市功能活动转移到郊县。同时中心城区提升自己的功能，使得中心城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城镇的功能和城市化过程。中心城区把复杂的城市分解成若干专业性强的、用地量大的功能，分散到其城市周边地区去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同时，又不剥夺周边地区的发展权，既为本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本身的协调能力，同时也调动了周边地区的积极性，引导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整个城市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分工。

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变化说明，大城市过去维持的“集中式”管治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压力，而对全球化形成了挑战，导致周边城市无法同中心城区展开合作。

“分散式”管治虽然适应了全球化需要，但同时对城市化形成了挑战。分散式管治鼓励了中心城区在更大范围的展开，如城市开发区、房地产业、城市交通会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使城市发展规模无法约束，产生了“摊大饼”。“分散式”管治方式虽然提高各个“各自为政”的城镇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而正在发生的城市“多中心管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重大变革。它主张各个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维持竞争，目标是提高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2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中国大城市管治面临着一个集中和分散的两难困境：大城市区域既需要“乡村城市化”机制来调动小城镇力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乡村城市化”本身又在影响中心城区的作用，造成城市人口在空间上更加分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摊子铺的更大，城市管理权限的分散，产生所谓“镇镇像村，村村像镇”，继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的两难困境是影响中国大城市管治转变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中国大城市管治是在这一矛盾中发生转变的。

2.1“市带县”阶段

城市区域发展的起步阶段总是依托中心城区，是集中市域范围内有限的财力、物力等区域资源来促进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中国大城市正是采用了这种“增长极”战略，开始改革大城市管治方式。大城市进行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市带县”的措施就是“集中式”的管治方式的体现。“市带县”促进城市区域资源的集中，同时带动县（市）工业的发展。

在“市带县”的浪潮中，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城市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多城市中制造业转移到郊区县（市），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进行联营和合作，城市中的许多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纷纷“下乡”支持乡镇工业发展。郊区县（市）利用城市区域内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积累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部分县（市）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对乡村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规范了县（市）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乡镇工业企业的素质。

在“市带县”的政策下，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得到发展。

可以说，当时的城市化主要是中心城区的拉动，即大量中心城市资源直接或间接涌入小城镇。有些倾斜性政策甚至把中心城区资源转移给小城镇，以牺牲中心城区力量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所以，到1990年代末，有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产业格局中，乡镇工业和城区工业各占半壁江山。

“市带县”管治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在城乡竞争中实现的，而是靠城市拉动或主动让位来实现的，这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市带县”管治方式存在着另一种弊端。例如，“市带县”本身就是使城市郊区县（市）享受扶持发展政策，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市）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中心城区需要集中区域资源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带动能力，这就需要县（市）自身发展，简单说，“市带县”的同时也需要“县带市”。在中心城区向郊区县（市）提供单向支持的同时，中心城区的政策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产业制度的差异使国营企业的资源流向乡镇企业，中心城区的“造血功能”受到限制。中心城区扶持市县发展的政策越倾斜，县（市）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就越少，而这又会削弱城市区域的整体能力。再如，地理位置临近城区的郊区县（市），具有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论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中心城区拉动，却吸引了中心城区更多的资源，无形中扩展了城市发展规模。而最需要拉动的边远县（市）却很少得到“市带县”的好处。2.2“撤县建市”阶段

1990年代，为了推动城市化，国家开始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表现为“撤县建市”政策。城市管治的方式开始朝着“分散型”方向发展。前后约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直到最近，“撤县建市”才有所停止。

“撤县建市”实质上造成了那些本身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郊区县（市）直接或间接的脱离中心城区的管治。“撤县建市”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县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力，而且在原有的县（市）级权限上注入了新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城市分散式管治局面。

19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一定实力的郊区县（市）开始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这些县级市拥有了经济活动广阔的权利空间时，它进行的经济活动常常与中心城区互相重复。国际投资，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外输出使郊区县（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心城区相比，临近城区的新建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区域交通条件，以及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它们的发育开始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以及中心城区的地位产生冲击。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逐步发展到成为了地区的竞争对手。有些县级市拥有与本身地位不太相称的人事权、财权。他们与中心城区互相攀比，相互压制，所谓“开发区”热就是一个例证。城市和郊县之间相互依存度开始大幅度减小，城市对县（市）的带动力量急剧缩小。

在中心城区与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郊区县（市）激烈竞争过程中，中心城区不仅不能左右县级市，而且中心城区的某些功能也受到了县级市的左右，最突出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由于没有规范的协调机构和管理制度，市县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地市场，由此造成了市县之间互相攀比和重复投资的局面。许多边缘区乡集镇不听命于中心城区的安排，也不受所在县（市）的监督，而利用本身的地缘优势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城市分散式管治中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

郊区县（市）为了抢占中心城区本身所应有的市场地位和在城市区域中的正常支配地位，降低开发成本，由此扭曲了本来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了城市地域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中心城区“摊大饼”式开发。

灵活的政府和办事效率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撤县建市”赋予了县（市）灵活程度较高的制度条件和管理过程，促进了县（市）参与经济全球化。

2.3“撤县并区”阶段

“分散型”管治对中心城区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后，政府开始放弃“撤县建市”的管治方法，国家转而鼓励大城市实行“多中心”管治，目前的“撤县并区”就是中心城区和郊县（市）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必然选择。“撤县并区”不再是由中心城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城区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来选择中心城区可能的城市发展目标；而且，“撤县并区”摆脱了郊县单凭本身的资源和市场，在县（市）范围内独自操作、组织经济活动。

“撤县并区”其实是多中心管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也是在“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后的一种平衡。大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只有靠合作和竞争方式维持城市区域的竞争能力，“撤县并区”正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顺应共同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县在城市区域发展上有效合作。因此，“撤县并区”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城市管治的本能反应和共同愿望。在“撤县并区”过程中，市县之间事实上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而是共同面对全球化压力，协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城市已开始朝“多中心”管治方式转变。

199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率先进行了“撤市并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省会城市，更面临着能否在这场大城市的相互竞争中保住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问题。省会城市兴起了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热潮。杭州市在2001年2月将市区边缘的已经“撤县建市”的萧山、余杭“撤市并区”，市区面积也由此从原来的683km[2]扩大到3068km[2]。南京将江宁县撤县并区后，最近又将江浦县和六合县分别与浦口区和大厂区合并，从而使市区面积由2000年的1000km[2]扩大到目前的4737km[2]。合肥将原来的郊区进行了调整，市区面积由原来的458km[2]扩大到558km[2]。南昌市也计划将五个郊县纳入市区。许多地级市也纷纷扩大本身的管治范围，加强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大城市工业结构调整阶段，“撤县并区”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消除就业“城乡错位”情况，中心城区的“下岗”职工可以到乡镇企业寻找出路。也为城乡经济的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城市经济主要依托全球化对整体城市区域的市场需求；城市区域市场对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大城市区域的经济只有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中心城区才具有竞争力。“撤县并区”既增强了中心城区政府的功能，而且增加了郊区县（市）的参与。他们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心城区的竞争力。可以说，“撤县并区”是通过合作来提升大城市发展。

从“撤县并区”的政策内涵看，原郊县政府在大的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上应服从中心城区的安排，发展策略应当由中心城区来调控而不是由原郊县本身来制定。其次，原郊县的发展决策主要还是由郊县本身制定执行。中心城区遵重郊县自制，只负责协调而不是包揽其发展。郊县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自制权。

3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城市曾经实行过的集中式管治体制，分散式管制方式，正逐步转变成多中心的城市管治，城市化不仅仅依赖中心城区或者农村城镇，而是依靠两者之间的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撤县并区”是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之间相互作用和制衡的结果。全球化形势下，单从强化中心城区出发或单从所谓的“农村城市化”都不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撤县并区”就是市县之间合作的具体表现。衡量“撤县并区”的作用，关键在于建立市县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和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因为城市化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边缘区问题，更多的是大城市腹地问题。一个大城市常带好几个县（市），解决了市区临近的几个县（市），更远的县（市）的发展协调问题还会出现。

要真正实现“撤县并区”战略效果，在“撤县并区”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不能再次回到“市带县”或“撤县建市”的老路。例如，在“撤县并区”之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撤县并区”和城区面积行政调整之后，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目前大城市市区行政面积扩大，容易造成粗放式开发。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区域整体的市场机制。就会减少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撤县并区”的同时要防止“郊区化”。中心城区政府不能只关注开发成本低的郊区土地资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城市“空心化”。

“撤县并区”改变了原郊县政府运作的环境，在“撤县并区”后，某些郊区县（市）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有了与中心城区同样、但比其他县（市）发展更多的机会。中心城区不能够盲目干涉或插手一些区级经济开发的机会，如果任何发展中的小问题都要得到中心城区的层层审批，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影响办事效率，减少投资者的兴趣，而且会减低原郊县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导致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城市化和城市地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管治方式或者说是城乡制度安排上的竞争。大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城市的管治方式。谁能在这样的竞争中，成功地调动市县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建立适应现代城市区域发展的城市管治结构，谁才具有竞争力，城市化才具有动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1GarreauJoel.1991.EdgeCity:LifeontheNewFrontier.NewYork:Doubleday.

2KlingRob,SpencerOlin,MarkPoster.1991.PostsuburbanCaliforn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3OstromE.1986.Anagendaforthestudyofinstitutions.PublicChoice48,3-25.

成本管治范文篇6

城市区域是中心城区发展的基础，中心城区也是城市区域发展的保证。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追求不断对大城市管治提出新的要求。换句话说，大城市采用何种管治方式才能更为有效地促进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大城市管治中的核心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更关系到城市区域的城市行政结构。

许多理论揭示了大城市管治的内在机制。制度经济学强调竞争和合作是产生大城市管治变化的两种基本力量(Ostrom,1986;Ostrom,SchroederWynne,1993;Ostrom,Gardner,Walker,1994。)。他们认为大城市管治实际上有两种基本的方式，一种是由中心城区操纵的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区域的发展要靠中心城区来带动，这种管治方式称为“集中式管治”(CentralizedGovernance)；另一种管治方式称为“分散式管治”(DecentralizedGovernance)，即让城市区域内众多的城镇，相互竞争，共同促进城市化。强调中心城区不要过分干预城市区域内其他城镇，而让市场机制来协调城市区域发展。他们还认为，“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方式都有其内在的弊端。前者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容易造成官僚主义。后者又容易造成各自为政，盲目发展。多中心管治(Multi-CenterGovernance)方式则吸取了两者优点，为大城市比较理想的管治方式。多中心管治既承认城市区域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又突出了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协调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正是从“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朝多中心管治转变的。

进入21世纪以来，城市政府对城市区域内经济活动的调节一方面要求城市之间的合作，同时又不能不考虑它们各自利益，利用竞争机制促进城市区域的发展。中心城区既要引导郊区县（市）的资源合理应用，同时又要使郊区县（市）真正走上与中心城区竞争的轨道。为了顺应这种公平竞争的要求，解决资源不均的矛盾，大城市在经营和组织城市区域发展的方面，都把资源共享和合作作为大城市管治的核心。

在市县关系方面，中心城区既不是采用计划和分配的办法为自己扩大地盘，也不是放任与不管，而是在集中和分散之间取得整合。城市多中心管治赋予给市县的是一个平等互助的关系。各个城镇权限重新分配和调整。例如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业、土地使用权利等问题上以城市区域的市场机制为准则。如果一个发展项目来到一个效区县（市），那么这个县（市）就要从整个城市区域出发，合理安排这个项目，不能维护自身的利益压低标准来抢夺这个项目。当一个项目来到中心城区时，中心城区也应该遵守区域共同发展准则，不能不加选择性地包揽一切。因此，城市多中心管治是一个现实的合作过程，它容不得中心城区政府统管一切而增加管理成本，也容不得各自为政，不择手段地为各自获得发展。

在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方面，中心城区除了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外，还通过建立专门机构直接对周边地区进行协调。在不打破各自的行政区划界限基础上将一些次要的城市功能活动转移到郊县。同时中心城区提升自己的功能，使得中心城区可以轻而易举地协调分布在不同城镇的功能和城市化过程。中心城区把复杂的城市分解成若干专业性强的、用地量大的功能，分散到其城市周边地区去带动边缘地区发展，同时，又不剥夺周边地区的发展权，既为本身创造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提升了本身的协调能力，同时也调动了周边地区的积极性，引导了周边地区的发展方向，形成了整个城市区域之间的合作和分工。

西方国家大城市管治变化说明，大城市过去维持的“集中式”管治不能适应越来越大的全球化压力，而对全球化形成了挑战，导致周边城市无法同中心城区展开合作。

“分散式”管治虽然适应了全球化需要，但同时对城市化形成了挑战。分散式管治鼓励了中心城区在更大范围的展开，如城市开发区、房地产业、城市交通会在更大范围内发展，使城市发展规模无法约束，产生了“摊大饼”。“分散式”管治方式虽然提高各个“各自为政”的城镇的竞争能力，同时也削弱了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而正在发生的城市“多中心管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又是实现城市化目标的重大变革。它主张各个城市之间开始进行合作，在合作的前提下，维持竞争，目标是提高城市区域整体竞争能力。

2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的转变

中国大城市管治面临着一个集中和分散的两难困境：大城市区域既需要“乡村城市化”机制来调动小城镇力量和推动城市化进程。同时“乡村城市化”本身又在影响中心城区的作用，造成城市人口在空间上更加分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摊子铺的更大，城市管理权限的分散，产生所谓“镇镇像村，村村像镇”，继而影响了城市化的进程。

上述的两难困境是影响中国大城市管治转变的内在原因，换句话说，中国大城市管治是在这一矛盾中发生转变的。

2.1“市带县”阶段

城市区域发展的起步阶段总是依托中心城区，是集中市域范围内有限的财力、物力等区域资源来促进城市化进程。1980年代，中国大城市正是采用了这种“增长极”战略，开始改革大城市管治方式。大城市进行了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市带县”的措施就是“集中式”的管治方式的体现。“市带县”促进城市区域资源的集中，同时带动县（市）工业的发展。

在“市带县”的浪潮中，中心城区对城市区域的城市化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许多城市中制造业转移到郊区县（市），城市工业与乡镇工业进行联营和合作，城市中的许多经营管理人员、工程师纷纷“下乡”支持乡镇工业发展。郊区县（市）利用城市区域内廉价的人力和土地资源，积累了大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部分县（市）工业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对乡村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随之而来的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进一步规范了县（市）工业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乡镇工业企业的素质。

在“市带县”的政策下，中心城区的产业结构逐步升级，资本、技术密集的机械制造、原材料工业得到发展。

可以说，当时的城市化主要是中心城区的拉动，即大量中心城市资源直接或间接涌入小城镇。有些倾斜性政策甚至把中心城区资源转移给小城镇，以牺牲中心城区力量来促进乡镇企业发展。所以，到1990年代末，有些发达地区的城市区域产业格局中，乡镇工业和城区工业各占半壁江山。

“市带县”管治下的城市化主要不是在城乡竞争中实现的，而是靠城市拉动或主动让位来实现的，这是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必然选择。但是“市带县”管治方式存在着另一种弊端。例如，“市带县”本身就是使城市郊区县（市）享受扶持发展政策，在中心城区和郊区县（市）之间存在着不公平竞争。中心城区需要集中区域资源才能继续保持以往的带动能力，这就需要县（市）自身发展，简单说，“市带县”的同时也需要“县带市”。在中心城区向郊区县（市）提供单向支持的同时，中心城区的政策仍然保持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产业制度的差异使国营企业的资源流向乡镇企业，中心城区的“造血功能”受到限制。中心城区扶持市县发展的政策越倾斜，县（市）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动参与就越少，而这又会削弱城市区域的整体能力。再如，地理位置临近城区的郊区县（市），具有土地资源和丰富的劳动力，论实力并不一定需要中心城区拉动，却吸引了中心城区更多的资源，无形中扩展了城市发展规模。而最需要拉动的边远县（市）却很少得到“市带县”的好处2.2“撤县建市”阶段

1990年代，为了推动城市化，国家开始扶持县（市）对县域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表现为“撤县建市”政策。城市管治的方式开始朝着“分散型”方向发展。前后约100个大城市的郊县进入了中国城市行列，直到最近，“撤县建市”才有所停止。

“撤县建市”实质上造成了那些本身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和人口规模的郊区县（市）直接或间接的脱离中心城区的管治。“撤县建市”不但承认和保留了原有的县在资源分配中的权力，而且在原有的县（市）级权限上注入了新的权力，从而进一步形成了大城市分散式管治局面。

1990年代以来，积累了一定实力的郊区县（市）开始直接参与经济全球化。当这些县级市拥有了经济活动广阔的权利空间时，它进行的经济活动常常与中心城区互相重复。国际投资，商品、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对外输出使郊区县（市）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加强。与中心城区相比，临近城区的新建市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和区域交通条件，以及更为优越的投资环境，它们的发育开始对城市区域空间结构以及中心城区的地位产生冲击。发达地区的许多县（市）逐步发展到成为了地区的竞争对手。有些县级市拥有与本身地位不太相称的人事权、财权。他们与中心城区互相攀比，相互压制，所谓“开发区”热就是一个例证。城市和郊县之间相互依存度开始大幅度减小，城市对县（市）的带动力量急剧缩小。

在中心城区与一些地理位置优越的郊区县（市）激烈竞争过程中，中心城区不仅不能左右县级市，而且中心城区的某些功能也受到了县级市的左右，最突出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展，由于没有规范的协调机构和管理制度，市县之间并不存在统一的土地市场，由此造成了市县之间互相攀比和重复投资的局面。许多边缘区乡集镇不听命于中心城区的安排，也不受所在县（市）的监督，而利用本身的地缘优势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在城市分散式管治中形成了独特的城中村。

郊区县（市）为了抢占中心城区本身所应有的市场地位和在城市区域中的正常支配地位，降低开发成本，由此扭曲了本来可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了城市地域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造成中心城区“摊大饼”式开发。

灵活的政府和办事效率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制度条件。“撤县建市”赋予了县（市）灵活程度较高的制度条件和管理过程，促进了县（市）参与经济全球化。

2.3“撤县并区”阶段

“分散型”管治对中心城区的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后，政府开始放弃“撤县建市”的管治方法，国家转而鼓励大城市实行“多中心”管治，目前的“撤县并区”就是中心城区和郊县（市）之间的相互竞争的必然选择。“撤县并区”不再是由中心城区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设定城区发展目标，而是要越来越多地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来选择中心城区可能的城市发展目标；而且，“撤县并区”摆脱了郊县单凭本身的资源和市场，在县（市）范围内独自操作、组织经济活动。

“撤县并区”其实是多中心管治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也是在“集中式”和“分散式”管治后的一种平衡。大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只有靠合作和竞争方式维持城市区域的竞争能力，“撤县并区”正是在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顺应共同发展的需要，推动市县在城市区域发展上有效合作。因此，“撤县并区”是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大城市管治的本能反应和共同愿望。在“撤县并区”过程中，市县之间事实上不存在“谁管谁”的问题，而是共同面对全球化压力，协调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大城市已开始朝“多中心”管治方式转变。

1990年代，上海、北京、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率先进行了“撤市并区”。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省会城市，更面临着能否在这场大城市的相互竞争中保住省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问题。省会城市兴起了提高城市区域竞争力的热潮。杭州市在2001年2月将市区边缘的已经“撤县建市”的萧山、余杭“撤市并区”，市区面积也由此从原来的683km[2]扩大到3068km[2]。南京将江宁县撤县并区后，最近又将江浦县和六合县分别与浦口区和大厂区合并，从而使市区面积由2000年的1000km[2]扩大到目前的4737km[2]。合肥将原来的郊区进行了调整，市区面积由原来的458km[2]扩大到558km[2]。南昌市也计划将五个郊县纳入市区。许多地级市也纷纷扩大本身的管治范围，加强城市地区的协调发展。

在中国大城市工业结构调整阶段，“撤县并区”策略的实施有助于消除就业“城乡错位”情况，中心城区的“下岗”职工可以到乡镇企业寻找出路。也为城乡经济的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城市经济主要依托全球化对整体城市区域的市场需求；城市区域市场对中心城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所以，大城市区域的经济只有越来越深地进入经济全球化过程时，中心城区才具有竞争力。“撤县并区”既增强了中心城区政府的功能，而且增加了郊区县（市）的参与。他们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中心城区的竞争力。可以说，“撤县并区”是通过合作来提升大城市发展。

从“撤县并区”的政策内涵看，原郊县政府在大的城市区域发展问题上应服从中心城区的安排，发展策略应当由中心城区来调控而不是由原郊县本身来制定。其次，原郊县的发展决策主要还是由郊县本身制定执行。中心城区遵重郊县自制，只负责协调而不是包揽其发展。郊县政府在政策实施上具有一定的自制权。

3结论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管治方式变化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大城市曾经实行过的集中式管治体制，分散式管制方式，正逐步转变成多中心的城市管治，城市化不仅仅依赖中心城区或者农村城镇，而是依靠两者之间的合作，这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

“撤县并区”是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之间相互作用和制衡的结果。全球化形势下，单从强化中心城区出发或单从所谓的“农村城市化”都不能够有效地推动城市化。“撤县并区”就是市县之间合作的具体表现。衡量“撤县并区”的作用，关键在于建立市县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和在城市区域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市场机制，因为城市化问题不仅仅是城市边缘区问题，更多的是大城市腹地问题。一个大城市常带好几个县（市），解决了市区临近的几个县（市），更远的县（市）的发展协调问题还会出现。

要真正实现“撤县并区”战略效果，在“撤县并区”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不能再次回到“市带县”或“撤县建市”的老路。例如，在“撤县并区”之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张是显而易见的，在“撤县并区”和城区面积行政调整之后，中心城区面积的扩大，尤其是目前大城市市区行政面积扩大，容易造成粗放式开发。如果没有一个城市区域整体的市场机制。就会减少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率。也就是说，“撤县并区”的同时要防止“郊区化”。中心城区政府不能只关注开发成本低的郊区土地资源，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城市“空心化”。

“撤县并区”改变了原郊县政府运作的环境，在“撤县并区”后，某些郊区县（市）在城市开发过程中有了与中心城区同样、但比其他县（市）发展更多的机会。中心城区不能够盲目干涉或插手一些区级经济开发的机会，如果任何发展中的小问题都要得到中心城区的层层审批，就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不仅影响办事效率，减少投资者的兴趣，而且会减低原郊县政府部门的积极性，导致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城市化和城市地位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城市管治方式或者说是城乡制度安排上的竞争。大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大城市的管治方式。谁能在这样的竞争中，成功地调动市县的积极性，有效地利用多中心管治理念建立适应现代城市区域发展的城市管治结构，谁才具有竞争力，城市化才具有动力。

［收稿日期］2002-05-20

【参考文献】

1GarreauJoel.1991.EdgeCity:LifeontheNewFrontier.NewYork:Doubleday.

2KlingRob,SpencerOlin,MarkPoster.1991.PostsuburbanCaliforni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3OstromE.1986.Anagendaforthestudyofinstitutions.PublicChoice48,3-25.

成本管治范文篇7

流溪河灌区始建于1958年秋，位于广州市东北面，是广东省的三大灌区之一。灌区工

程由大坳拦河坝、李溪拦河坝和渠系建筑物等组成。大坳拦河闸坝位于流溪河中下游的从化市神岗镇境内，是灌区的主要引水枢纽，设左右干两个进水闸，左干引水流量11.03立方米/秒，右干引水流量22.36立方米/秒。左干渠流经从化市的神岗、太平和广州郊区的钟落潭、竹料、太和、三元里等区，全长47公里，支渠22条，总长91公里，灌溉面积11.8万亩。右干渠流经从花市和花都区，至梨园分水枢纽后，分为右干和花干。其中右总干长29.7公里，支渠14条，长23公里，灌溉面积3.6万亩；右分干渠2条，长34公里，灌溉面积14万亩；花干又分2条，总长47公里，灌溉面积10.6万亩。李溪拦河坝兴建于1966年，拦截大坳拦河坝以下的回归水，补充灌区水量不足。灌区设计总灌溉面积41万亩。经多年投入运行以后的实际调查，实际灌溉面积为32.7万亩。

1992年开始对流溪河灌区工程进行整治。整治工程总投资近1.2亿元，历时5年施工完成。整治后年增加供水2亿立方米。整治工程被水利部授予1996年度优质工程称号。

2.节水改造和水费改革势在必行

2.1节水灌溉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

本世纪中叶，我国经济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广东省提出要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因此，工业和城镇生活用水逐年递增。流溪河是广州市境内唯一一条完整的中小河流，流量稳定，水质较好。目前，广州市工业和城市生活用水的60%左右来自流溪河。因此，管好、用好流溪河的水资源对于广州市的工农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中的用水大户，但同时存在着用水效率低，浪费严重的普遍情况。可以预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扩张，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用水矛盾将日渐突出。要使工农业发展不受水资源短缺的制约，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农业着手，大力发展节水灌溉，保护和利用好现有水资源，充分挖掘现有水利设施的潜力，大幅度提高水的利用率。而且，发展节水灌溉可以防止因渠道两侧渗漏和大水漫灌造成的土壤次生盐碱化，还可以减少地下水的过量开采和过量引水，提供更多的生态用水，保护生态环境，保证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2.2水费改革是保证水管单位正常运行的必由之路

目前流溪河灌区在水费问题上存在3个问题。一是水费计收不合理，长期以来，灌区的水费是按亩计收的，灌区浇“大锅水”的现象十分严重，导致灌溉用水浪费严重。据统计左右干渠多年平均引水量为5.86亿立方米，按有效灌溉面积32.7万亩计,平均每亩用水量约为1790立方米,比定额每亩800立方米超出二倍多。二是水价严重偏低。现行的水费标准是25元/亩•年，折合按方用水水价仅为0.014元/立方米，所收水费难以维持管理单位的正常运行。三是水费收取困难。根据1993年起实施的《广东省水利工程水费核定、计收和管理办法》规定，农业用水水费由受益县（区）、镇、乡人民政府代为统收统交，代收单位可从实收水费中提取3%~5%的手续费。目前，水费是委托当地的水利或农业部门代收的，收缴不力，截取挪用现象较为严重，有些地区几年来水费分文未交。要使水管单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就必须解决这3个问题。

通过水费改革，尽快将农业灌溉用水按成本计收，同时要建立高效的水费计收模式，保证水费是收率达98%以上，从而确保水利工程得到及时的维修和改造，使灌区管理走上良性运行轨道。

2.3节水改造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证

四个现代化中，农业现代化实现起来难度最大，问题关键是要找准突破口。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实现农业现代化，水利现代化要走在前头。要以节水改造为锲机，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发展高效经济作物，增加农民收益，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为早日实现农业现代化做出贡献。这也就是称节水改造是一项革命性措施的原因之一，也是对南方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也要大力发展节水灌溉的主要原因。

3.节水改造的指导思想与原则

以邓小平理论和国家有关水利工作的指示精神为指导，以节水为中心，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建立高效的灌区管理体制与机制为目标，积极稳妥地推进灌区水利现代化建设。

节水改造应遵循以下原则：

1统一规划，分步实施，因地制宜。这一原则主要用来指导工程建设。骨干工程与田间工程、灌溉与排涝、工程技术与非工程技术、近期工程与远期工程都要统一规划，在工程优良、完善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灌区信息化系统，实现灌区水资源优化配置。在工程实施上，要根据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来实施。由于灌区面积大，各分区的经济、资源、环境不同，因此规划一定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2紧紧围绕为农民服务这一中心。中央进行的农村机构改革和税费改革，目的都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节水改造也应服从这一大局。不允许借节水改造搞摊派，也不允许为了完成节水改造任务，建不受农民欢迎的项目。水费要提高，但应该在农民从节水改造中获得收益以后，而不是在工程建成之后。要衡量节水改造工程的好坏，一方面看工程的建设质量，另一方面看能否增加农民收益。能否增加农民收益是衡量工程成败的重要因素。

3重视建立高效的灌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和其他部门相比，大中型国有灌区体制改革明显落后，这也是灌区难以搞活，不能良性运行的原因之一。建立高效的灌区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是维护工程正常运行的关键，也是保证工程发挥效益的关键，从一定程度上讲，这比建一项优质工程的难度还大，必须高度重视。

4.节水改造的目标

流溪河灌区已被列入全国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范围，我们的建设目标是：1完成灌区斗渠以下渠道配套建设的基础；2利用远程控制技术，自动量水技术，计算机网络与通讯技术等新兴技术，建立起灌区现代化的用水信息调度骨干框架，打好灌区水利现代化建设基础；3依托本次节水改造的工程基础，深化灌区管理体制、运行体制改革和水费改革，建立高效统一的灌区管理机制，保证水费足额按时收取，使灌区管理走上良性运行的轨道。

5节水技术选择

农业节水是一项系统工程，可以采取工程、农业、生物等多种措施。在措施选择上，要讲求因地制宜，经济实用，农民欢迎。流溪河灌区目前无明显缺水迹象，因此在节水措施的选择上一定要考虑经济因素，即要考虑农民经济现状，努力提高农村经济效益。

在农村经济较差的地区，主要抓传统工程节水措施和非工程节水措施的推广。传统工程节水措施主要包括渠道防渗、土地平整、大畦改小畦等，非工程节水措施包括灌水制度的改进、作物品种的选择、农业节水技术等。对于水稻区，要大力推广水稻薄、浅、湿、晒控制灌溉和旱育稀植节水栽培技术。

在农村经济较好的地区，主要发展管灌、喷灌、滴灌、微喷灌等先进节水技术，服务于蔬菜、花卉、果树等高效经济作物。先进节水技术虽然投资大，但有较高的用水效率，增产效果明显，代表了农田灌溉方法的发展趋势，在资金许可的条件下应优先发展。

6管理体制改革

应该说，最大的非工程节水措施是抓灌区管理。初步估算，流溪河灌区将水费从按亩计收改为按量计收，仅此一项就可以节水50%以上，这是其他工程措施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节水改造如不结合管理体制的改革，其效果是要大打折扣的。

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是政企分开、统一管理、管养分离、专管与群管相结合。就整个灌区来讲，要建立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SIDD）体制，就水管单位而言，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企业化管理。用水户协会是具有法人地位的自主经营的服务型实体，是水管单位和用水户之间的桥梁，它和水管单位是水的买卖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

7水费制度改革

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水价的确定及其形式，一个是水费的计收与管理。农业灌溉供水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水价最高只能按成本计收。按照水价由工程水价、资源水价、环境水价三部分组成的理论，农业水价只包括工程水价。在确定水价时，要考虑目前水价水平，要考虑农民承受能力，不能出现突击提价现象。水价建议采用基本水价加计量水价的形式，这样可以保证水管单位和用水户协会在风调雨顺的年度里正常运行。由于灌区水资源目前并不紧张，因此不建议采用较为复杂的价格形式，如季节（浮动）水价、超额累进加价等。为了避免截流挪用、搭车收费等现象，水费应由水管单位直接收取，对于已组建用水户协会的，则由用水户协会收取。基本水费在每年年初收取，计量水费可按月或按季度收取。对于拒绝缴纳基本水费的用水户，水管单位无向其供水的义务。水费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下，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建立专户，专款专用。

8几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无疑，在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本文提供两个问题，仅在抛砖引玉。其中一个问题的本质是水管单位要不要完全参与市场竞争，另一个问题是核心是灌溉水是不是商品。

8.1水管单位的节水矛盾

灌区进行节水改造和水费改革，除了节约水资源，以水利现代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使水管单位走上良性运行轨道。但是，对于老灌区而言，灌溉水价短期内还难以按成本计收。因此，灌区越节水，水费收入就越少，水管单位的运行就越困难，依靠财政补贴的程度就越重，这就是水管单位的节水矛盾。这个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水灌溉推广的积极性，尤其是在水资源较为丰富的灌区表现明显。水管单位往往是节水项目的实施者和工程的管理者，因此，如何解决好这一矛盾，使水管单位真正自觉地进行节水改造，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成本管治范文篇8

1.1缺少完备的经济管控制度。在传统管控方式下，我国宾馆的经济管控制度依然有不少缺陷，这不利于宾馆的经营，以黄河迎宾馆为例，其存在的缺陷：一是黄河迎宾馆并未建立科学的经济管理系统，在经济管理阶段，一直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或准则，缺少具有法律效应的措施，只要产生经济管理缺陷，解决起来难度就极大；二是黄河迎宾馆尽管已经形成了经济管理框架，然而效果却差强人意；三是内部监管不到位，通常在管控阶段产生以人治取代体制的情况，致使贪腐行为不断；四是管理层对经济管理体制不太认同，在工作时间中并没有根据有关准则进行，致使风险不断。1.2会计资金利用不到位。因为依然沿用传统的管控形式，黄河迎宾馆在资金流通与管控层面依然漏洞不断。而且，市场经济体制下，黄河迎宾馆的自负盈亏无法完全实现，所以，在经济管控阶段，会计资金的利用不到位。尤其是在新的管理团队治下，并没有深度勘探或调查研究任务就盲目上马，给建设项目带去不可控性，而且对黄河迎宾馆也构成了负面的效应。另外，策略的实施受阻也应该引起重视。上述内容对黄河迎宾馆的原本就捉襟见肘的资金链雪上加霜，导致资金的配置比率严重失衡，这也让黄河迎宾馆陷入尴尬的局面。［1］

2浅析怎样强化黄河迎宾馆的经济管理工作

2.1更新经济管理观念，提升员工素养。首先，黄河迎宾馆的经济行为是以成本驱动的，在确保黄河迎宾馆的社会效益可以被实现的基础上，力图以极小的投资完成经济利益的极大化。黄河迎宾馆应把提高经济效应的着眼点置于优化资源分配上，提升服务质量；其次，黄河迎宾馆应持续提升员工的素养，为经济管理做好铺垫。黄河迎宾馆的管理层必须意识到经济管理的重要性，专门设立经济管理机构，引进专业的经济管理专家，从全局把握宾馆的经济管理状况；此外，黄河迎宾馆应努力塑造职员的经济管理理念，让职员可以亲身参与，并意识到其关键性。2.2加强黄河迎宾馆的预算管控力度。预算管理是黄河迎宾馆完成经济管理的关键工作，通过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回馈等模式，完成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监督全流程的管控，提升黄河迎宾馆的经济管理实效性。黄河迎宾馆的预算编制阶段，也是宾馆内所有资源优化配置与利用阶段，黄河迎宾馆应制定有关的消费定额，通过预算的模式提升各机构的成本管控理念。此外，黄河迎宾馆要使用恰当的预算管理模式提升固定资产管控的实效。固定资产是物资保障，也是经济管理的有机构成元素。黄河迎宾馆在年度预算编制阶段，应依照固定资产配置的状况，完成科学的换算与预估，让预算编制能够精准地映射资产的利用情况，进而为后期的资产管控提供参考。通过预算管控力度的加强，黄河迎宾馆要提升各类资金与资产的利用效率，提升黄河迎宾馆的经济效益。2.3深入推动黄河迎宾馆内部管理工作。首先，黄河迎宾馆应深入推动内部管理工作，特别是要强化人事体制的改革，进而减少宾馆的人力资源成本，让经济管理不再棘手。人力资源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发挥宾馆的人力资源的潜能，注入新鲜“血液”，减少黄河迎宾馆的运转成本，让宾馆不再冗余重复、提升实效。其二，黄河迎宾馆应变更固有的经营思维，参考其他领域的服务管控做法，提升宾馆的服务质量。要不吝惜对服务人才的培训投资。通过内部管理改革的不断推进，快速应对市场经济是必须做到的，否则将被淘汰。此外，黄河迎宾馆还应解读市场动态或趋势，对宾馆的财会管理工作实施改革，快速构建财务总监责任制，构建内审机构，进而约束宾馆的资金非法流通，提升财会管理作业的实效性。［2］2.4提升财会理念，提高处理风险的技能。伴随市场的风云变幻与黄河迎宾馆体制的实施，宾馆的财务风险避无可避。所以，宾馆应认识到财务风险的威胁性，致力于将风险控制在能够承受的范畴内。特别是要强化对信贷资金的管控力度，并将其归入宾馆的统一资金管控工作中。黄河迎宾馆在信贷以前，应对本身的状况实施全方位的解析与评价，并着重解读本身的还贷能力，再提出信贷的资金额度与限期。其二，黄河迎宾馆要建立财务风险预警系统，通过各类财会数据的解读与比较，对财务风险实施甄别、预防与管控，资产负债率与长期还贷能力是黄河迎宾馆应着重解读的数据与能力。2.5强化黄河迎宾馆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黄河迎宾馆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建设是强化其经济管理的手段，是黄河迎宾馆经济管理的合理管控、定性管控向动态管控进化的关键手段。当前，我国大部分宾馆缺少自成体系的信息系统媒介，宾馆的信息指标没有完全分享，经济信息的动态管控因为无法完成，而经济管理的实效也难以出现。比如，黄河迎宾馆的固定资产管控依然由各个机构分别完成，没有形成集中优势。黄河迎宾馆要能够以信息化建设为机遇，把固定资产的管控归入信息平台内，进而让固定资产管控实现延续化与系统化。2.6性格化战略的实施。黄河迎宾馆的性格化服务已经演变成一项特色，营销收入极为可观。权衡到当代宾馆，尤其是高星级宾馆的服务都发生了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各宾馆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那么，让顾客再次光临有什么诀窍呢？笔者认为就是性格化的经济管理策略。黄河迎宾馆汲取了国际宾馆的先进模式，突破了机构间各自为政的局面，为顾客推出凸显特征的服务，以新鲜的理念、独一无二的服务享受，让顾客感觉宾至如归、物超所值。并且，对顾客量身定做专属的、优质的服务，对顾客的各种需求都尽量满足。例如，黄河迎宾馆借鉴别国的经验进行了管家一对一、秘书一对一、儿童托管等委托项目。而伴随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大众的品味也不断提升，国内刚需很大，旅行者已经演变成宾馆的主要客户来源，为满足旅行者的刚需，宾馆参考假日经济学说，早在香港回归的时候就陆续出现了学生宾馆。学生在暑假或寒假期间能够享受到黄河迎宾馆的服务，并且针对两大客户来源——学生与学生父母，黄河迎宾馆也开始通过组合销售模式抢占市场份额，不仅提升了黄河迎宾馆的知名度，并且也将宾馆的品牌迅速推入市场，让学生或旅行者能够形成对宾馆的忠诚度，进而获得宾馆收益。

3结束语

伴随我国旅行领域的风行，不仅让旅游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更是反哺了与旅行不可分割的相关产业。特别是与旅行经济关系紧密的宾馆，对旅行经济的认可度极高。所以，宾馆的经济管理应着眼于满足民众需求，并完成改革与创新。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度推进与宾馆经济管理体制的变更，让宾馆经济管理受到外界与内部环境的影响。黄河迎宾馆应透彻解读法规政策，掌握经济管理发展的态势与趋势，对出现漏洞的地方予以弥补。

参考文献：

［1］陈池,彭兵.小宾馆经济现象与农民创业可持续路径选择——基于景宁畲族自治县的分析［J］.丽水学院学报,2015,37（6）:68-72.

成本管治范文篇9

一、总体要求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依法治污、科学治污、精准治污，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强化排污口设置管理，建立健全责任明晰、设置合理、管理规范的排污口长效监督管理机制，水陆统筹，以水定岸，有效管控入河污染物排放，改善水生态环境质量，促进绿色发展，为建设美丽做出积极贡献。

二、目标任务

全面摸清我县全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放现状，形成入河排污口名录及“一口一策”问题清单，到2021年底，完成汀江、闽江支流、赣江支流（古城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进一步完善长效监管机制，建立健全排查、监测、溯源、整治、监管等工作规范体系，实现入河排污口看得见、可测量、有监控，确保我县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三、排污口分类

根据排污口责任主体的单位性质、规模和隶属关系等，将排污口分为五种类型：

1.企事业单位排污口。含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规模化水产养殖场、矿山及尾矿库、港口码头等排污口。

2.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口。包括城镇、工业园区及其他各类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口。

3.城镇及园区雨洪排口。包括城镇、工业园区及其他各类园区雨洪排口。

4.农田排口。包括各类农田灌区退水口、规模化经营的农田退水口。

5.其他排口。包括规模以下畜禽、水产养殖场排口，尚未截污纳管的城镇生活污水排口，农村污水和雨洪排口，其他农田排口等。

四、工作任务和时间安排

（一）全面排查溯源，建立三个“清单”

1.入河排污口名录清单。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是本辖区内实施排污口排查的责任主体，应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按照“有口皆查、有水皆查、应查尽查”要求，组织开展深入排查，全面摸清掌握本辖区内各类排污口的数量及分布、排污口位置、排放方式等信息，建立入河排污口名录清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尽快完成入河排污口排查。（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前）

2.排污口责任主体清单。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要逐一确定排污口责任主体，建立责任主体清单。对于有明确的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的排污口，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相同的，由其作为责任主体；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不一致的，按“损害担责”原则由使用权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所有权人应配合第一责任主体进行整治。对于尚无明确的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的排污口，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要组织开展溯源工作，查明排污口的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并确定其责任主体。经溯源后仍无法确定使用权人和所有权人，或无法分清责任的排污口，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作为责任主体。责任主体负责排污口整治、规范化建设和维护管理等工作。（完成时限：2021年6月底前）

3.污染源清单。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要按照“边排查、边监测”的要求，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对拟保留的入河排污口同步开展水质水量监测，监测方式分为人工监测和自动监测，有开展监督性监测和安装水质在线监测的，可直接使用其监测数据。监测指标在水量、水温、pH值、化学需氧量（COD）、氨氮、总磷、总氮的基础上，还要针对入河排污口的污染源类型及下游断面或水功能区的要求，适当增加相关监测指标。结合现场排查、日常巡查等方式，逐一查明入河排污口污水来源、主要污染原子、流量流速等信息，建立污染源清单。（完成时限：2021年7月底前）

（二）实施分类整治，完成三个“一批”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要按照“取缔一批、合并一批、规范一批”的要求，制定入河排污口“一口一策”及整治实施方案，明确整治目标要求、责任单位、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分类开展整治。

1.依法取缔一批。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在生态保护红线、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区城内设置的排污口，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责令拆除、关闭或者恢复原状。要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对上述区域划定前已经存在于区域内、暂时难以迁建的排污口，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实施整治措施，确保相关区域水生态环境安全。（完成时限：2021年9月底前）

2.清理合并一批。对于城镇污水收集管网覆盖范围内存在的各类排污口，其排放的污水能够被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有效处理的，均予以清理合并，污水通过截污纳管由集中处理设施进行处理。工业企业应布局在工业园区，园区内企业现有排污口均予以清理合并，通过截污纳管由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统一收集处理；其中，含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工业废水应分类收集，并按规定在车间或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处理达标后排入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暂不具备入园条件的工业企业，原则上只保留一个排污口。加快污水、雨水管网和必要的调蓄处理设施建设，尽早实现城市、园区污水和初期雨水全收集、全处理。（完成时限：2021年10月底前）

3.规范整治一批。对保留的排污口要按照有利于明晰责任、有利于维护管理、有利于环境监督的要求开展规范化整治。原则上一个排污口只对应一个排污单位，对存在私搭乱接、借道排污等情况的排污口，组织清理排污管线违规接入的支管、支线；对确需多个排污单位共用一个排污口的，各排污单位应在排水汇入排污管线前安装必要的监测计量设施，便于分清各自责任。对存在布局不合理、设施老化破损、排水不畅、检修维护难等问题的排污口和排污管线，应有针对性地采取调整排污口位置、排污管线走向、更新维护设施、设置必要的检查井等措施进行整治。排污口设置应当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并在明显位置树标立牌，便于采集水样、计量监测和现场监督检查。（完成时限：2021年12月底前）

（三）规范设置审核，严格执法检查和监督管理

1.规范设置审核。企事业单位排污口、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口实行设置审核制；城镇及园区雨洪排口、农田排口实行备案制；其他排口不纳入审批管理。各地要按照《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核》和《省入河排污口设置审核补办手续类有关说明（暂行）》要求，完善入河排污口相关设置审核手续。生态环境局要将行政区内入河排口的审核备案信息向社会公开并适时更新。

2.加强监督管理。生态环境局应会同相关部门，对照排污口名录清单和责任主体清单，通过核发排污许可证等措施，逐一明确排污口责任主体自行监测、信息公开等要求。定期对企事业单位、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污口开展监督性监测，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的地方应适当加大监测频次。对于仅接纳一家排污单位排水的排污口，按现行规定在排污单位厂区边界开展监督性监测，结果作为判断排污单位是否达标的主要依据，对入河排污口开展不定期查抽测，结果用于校核排污单位达标放情况。城镇及园区雨洪排口、农田排口及其他排口纳入生态环境日常监督管理，发现问题及时通报有关单位。

3.严格环境执法。加大排污口环境执法力度。对未经同意设置或不按规定排污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罚。对私设暗管接入他人排污口等逃避监管的行为，依法予以严厉查处。对因他人借道排污导致排放异常，排污口责任主体履职尽责且能够自证清白的，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排污单位应当对所属的排污管道负责，定期开展巡查维护，发现他人借道排污等情况，应立即向生态环境部门报告并留存证据。

五、职责分工

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及《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委发〔2017〕23号）有关要求，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各园区管委会要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和职责分工，共同做好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

（一）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职责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是本辖区入河排污口排查与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应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全面组织开展辖区入河排污口排查，建立本辖区入河排污口名录，开展监测、溯源工作，推动整治工作深入开展。

（二）县直有关部门职责

1.生态环境局为入河排污口整治牵头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各乡（镇）、园区落实“查、测、溯、治、管”各项重点任务，统筹全县入河排污口监测工作，实施统一调度，收集、整合入河排污口相关资料，建立县级入河排污口名录，加快建立入河排污口管理长效机制。

2.县河长办负责组织协调各级河长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配合做好各行业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

3.县住建局负责提供排查范围内市政污水管网相关资料，督促指导完成本行业相关的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

4.县城市管理局负责提供排查范围内市政雨水管网相关资料，督促指导完成本行业相关的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

5.县水利局负责提供排查范围内闸坝、泄洪口、排洪箱涵、溢流口等相关资料，督促指导完成本行业相关的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

6.县农业农村局负责提供农田入河退水口、水产、畜禽、灌溉等资料，督促指导完成本行业相关的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

7.县财政局负责为全流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8.县商务局、县工信局分别负责指导省级以上工业园区、省级以下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内企业提供工业企业清单，包括位置信息、行业类别等，督促指导工业园区（产业园区）内工业企业入河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

9.县国资委督促指导下属的国有企业主动提供涉及排查范围内排污口信息，督促指导下属企业完成相关的排污口溯源整治工作。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园区管委会等属地或主管部门（单位）对排污口设置管理工作要抓好落实。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对排污口的统一监督管理。工信、商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建、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应急管理等部门要认真落实“一岗双责”，履行行业治理主体职责，做好相关排污口的监督管理工作。加强对排污口设置管理工作的领导，明确目标任务，压实各方责任，切实做好排污口排查整治及日常管理工作；将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工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二）强化督导调度。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要严格落实入河排污口问题“销号”制度，核实、完善“已整治”排污口信息。入河排污口整治完成率将纳入2021年党政领导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并实行“一月一调度”工作机制，并适时对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进展情况开展督促检查。对整治不力、水质未达标的予以通报批评。各乡（镇）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于每月5日前更新、上报《调度表》（见附件），并及时按照“现场排查情况、水质监测情况、溯源结果、整改措施”四个方面做好工作台账。相关“一口一策”档案情况于2021年12月底前报送生态环境局。

成本管治范文篇10

本年是安全生产“隐患管治年”，在重点行业和领域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管治专项行动，是国务院和市为了落实安全生产“两个主体责任”、具体提高实质安全生产程度、有用防备重特大变乱、推进安全生产情势不变好转而作出的从源头管治的严重决定计划和部署。各镇街、各部分、各单位依照区县政府的部署和要求，曾经做了很多工作，有了一个好的开首。据初步计算，上半年全区共查出隐患1263条，已整治1185条，整治率93.8%。经过前一阶段隐患排查管治专项行动看，各镇街、各有关部分的看法获得了增强，进一步把握了安全生产的总体情况，一多量隐患获得实时整改，促进了安全生产基本的增强；各级指导愈加注重，责任愈加明确，办法愈加得力，县政府监管和企业安全治理程度获得了提高，有用预防了重特大变乱的发作，促进了全区安全生产情势的不变好转。1-7月份，全区共发作各类安全生产变乱290起，灭亡31人，重伤298人，直接经济损掉88.8万元。变乱起数同比下降2.6%，灭亡人数同比下降4%，重伤人数同比下降7%，经济损掉同比下降2%。

在一定成果的还，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隐患排查管治工作中的确还存在很多突出问题和单薄环节。经由前一阶段的督查、检查，我们发现，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首要有：一是企业的基本安全程度不高，局部企业安全隐患和问题比拟突出；二是受各类前提限制，一些严重隐患还没有获得实时整改，发作变乱的风险依然存在；三是局部企业的安全治理比拟掉队，相当一局部企业存在不晓得如何管、如何管安全的问题；四是监管部分监管手段掉队，工作程度良莠不齐，难以顺应经济发展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五是局部镇街和部分看法不到位，在隐患排查管治和信息报送方面责任心不强，工作流于方式。对这些问题，我们必然要清醒地看法，进一步加强隐患排查管治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隐患排查管治工作受客观和主观前提的限制，很多问题存在一个不时发现、不时看法、不时整改的进程，不成能在短期间内悉数处理，并且随着经济技能的发展，还会呈现很多新的问题、新的隐患，这就需求我们在工作中认真研讨，细化办法，不时加以处理。从近年来发作的变乱看，绝大大都是由隐患激发的，每一同血的经验通知我们，隐患不除，变乱难以铲除，我们必然要结实坚持长期作战的思想，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管治”的方针，切实把隐患排查管治工作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基本工作、基本之计，坚持常常抓，不时排查隐患，不时管治隐患，然后不时推进全区安全生产工作，保证安全生产情势的不变好转。

二、增强责任，不时深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管治工作

本年是一个非凡的年份，全国的大事多、主要节庆和主要活动多，做好安全生产、保证社会不变的责任也更大。安全工作没有还价讨价、协调妥协的余地。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不只要排查出问题，并且要用硬办法、硬方法加以整改管治。对前一阶段排查中确定的严重隐患，区县政府将施行挂牌整治准则，明确隐患单位、主管部分、所属行业和隐患级别，提出首要管治方案和整改的时间要求，将整改职责分化落实到有关镇街、部分和企业。区县政府要求，隐患不用除，问题不整改，督查检查组就不克不及撤离，但凡检查出的隐患和问题，必然要严厉时间限制和整改规范，彻查彻改，改完为止。安全生产整治毫不能由于碍于情面、碍于体面，不克不及由于受一时的经济好处驱动而放松要求，必需切实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不循私交，不讲人情，但凡有利推进工作的办法和方法，必然要执行究竟；但凡有悖准则、障碍工作的人和事，必然要严厉查处。严重隐患要停产整理，不具有安全生产前提的企业要责令退出或依法封闭。还，各镇街、各部分、各企业要严厉值班规律、信息交流以及应急防备等工作，依据各自实践，具体布置部署，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

开展安全生产检查是方式，整改到位，避免安全变乱发作才是我们的目标。安全检查我们每年都要搞好几回，并且每次都邑排查出一些隐患和问题。这些隐患和问题整改得怎样样，是不是符合要求、到达规范，大家要冷暖自知。各部分、各单位必然要高度注重，认真总结前一阶段隐患排查管治工作的经历，再明确任务、再落实责任，深化扎实地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安全生产工作由被动应对向自动防备改变，由短期管治向常常管治改变。一要对前一阶段查出的隐患尤其是严重隐患切实做到责任、办法、资金、期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保证在岁尾前整改到位。二要催促规划以下的中小企业、隐患排查为零的企业和近期发作安全变乱的企业，以及发作变乱的同类企业具体参与隐患排查管治“补课”，保证不走过场、不留死角、获得实效。三要坚持健全天然灾祸预告、预警、预防和救助系统，对有关防洪防汛、防坍塌设备等存在隐患的进行除险加固，做好防备天然灾祸激发变乱灾难工作。四要结合专项行动“回头看”，持续开展好严重基本设备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对突出问题和重点地域进行复查和抽查。区县政府针对奥运安全和安全隐患排查管治工作成立了16个安全督查检查组，各牵头部分要充分发扬本能机能，积极催促隐患单位做好隐患整改工作。五要坚持健全隐患排查管治的长效机制，增强隐患排查管治的规范化建立，抓紧坚持隐患监测收集，探究坚持企业自查、行业互查、县政府部分督查、群众积极参加的监视机制，做到常常化、准则化，锲而不舍地抓好各项工作。六要把隐患排查管治与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督工作严密结合起来，谨防重特大变乱的发作。

三、竭尽全力，切实抓好当时全区的安全生产工作

当时全区安全生产情势总体比拟不变，但情势仍然严肃，还需求做很多艰辛认真的工作。北京奥运会行将召开，做好这一时段的安全生产工作是当时最大的政治。依照市委、市县政府首要指导的说法，这一时段党委、县政府50%以上的精神都要放在安全不变工作上。各镇街、各部分要清醒看法当时全区安全生产情势，进一步增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指导，采取得力办法，集中力气，明确责任，抓好落实，保证具体完成全区安全生产的各项目的任务，保证全区奥运时期安全生产情势不变。

（一）进一步深化专治，谨防重特大安全变乱发作。一是要增强水陆交通安全监管。要以“春运”规范甚至更高的规范，做好奥运时期交通运输安全工作。道路交通要抓住驾驶员和运输企业两个中心环节，深化落实“五整理、三增强”工作办法，管治超限、超载和超速行为。要推进“安全疏通区县”创立活动，增强乡村道路安全监管。要坚持客运企业安全评价系统和从业天资裁减准则。水上交通要深化开展防船舶碰撞、防走漏“两防”整治活动，增强砂石船专治和渡口渡船达标整治，落实“一干两支”大型桥梁隐患管治办法。二是要增强风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增强危化企业安全基本治理，推进企业安全生产规范化。增强油气站安全治理，增强对液氯、液氨、剧毒等重点企业安全监管。严厉危化品运输各项安全规则。三是要加紧整治“三合一”、“多合一”作坊和人员密集场合火警隐患，谨防火警变乱发作。四是建筑施工行业要开展以“三落实”（落实安全专项经费、落实安全专项办法方案、落实农民工安全培训）为基本，以“四防”（防高处坠落，防坍塌，防物体打击，防触电）为重点的专治。还，烟花爆仗、学校、旅行、建材、轻纺、电力、邮政、商业、烟草、林业、农机、特种设备、卫生等行业领域要针对本身突出问题，施行专项管治。要特殊指出的是，结合奥运安保工作的特点，各行业和领域要高度戒备恐惧突击事情激发安全变乱的各项工作。

（二）狠抓检查督办，保证安全防备办法到位。依照区县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增强时期安全生产检查督查工作的通知》（府办函〔〕118号），从8月6日至9月30日，在全区开展安全生产检查督查活动，重点检查督查贯彻安全生产司法律例、工作部署、责任制落实、隐患排查管治、天然灾祸隐患管治、变乱查处以及应急救援等落实状况。各镇街和区级有关部分要制订具体的检查督查工作方案，保证各项变乱预防办法落到实处。公安、交通、安监、经委、建立、市政、教育、旅行、质监、国土等部分要切实承当起高危行业领域的检查督查，以查促改。各镇街、各有关部分和单位要进一步健全天然灾祸预防和自救系统，做好主汛期防坍塌、泥石流等天然灾祸的防备，增强预案练习训练，一旦发作变乱，保证在第一时间组织施救。

检查督查工作要重心下沉、横向到边、纵向究竟，努力扩展掩盖面。检查督查人员要深化到重点行业、重点地域、重点企业和重点单位，普遍宣传、深化发起，督查指导、狠抓落实，结合法律、注重实效，大打一场管治隐患、防备变乱的总体战。区安监局、区监察局、区县政府督查室负责对各镇街、区县政府有关部分和单位的综合督查；区安委会办公室要组织有关部分和新闻单位，一对各地的安全生产工作状况进行暗查暗访，并将隐患不整改、工作不落实问题在媒体上曝光，承受社会监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