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德国的反腐败机制心得

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

德国人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严谨、守法，这一独特的社会文化特征对德国的反腐机制有着重要影响。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中包括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宗教的影响和历史的因素。

学校和家庭教育

德国教育理论认为，德育的目标不是教给学生现成的东西，而是塑造品格。品格是支配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内在精神统一体，它是在后天的环境和教育中形成的。德国各州的学校法中关于德育的规定，都将遵守行为规范，做到公正、诚实、对国家和社会负责、具有群体精神、承认并且运用自由和民主的基本条例、展行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等列为重点。这种教育有助于培养未成年人今后自觉远离腐败，自觉抵制腐败。

德国人重视宗教道德和宗教对人格的完善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强调个人品质的塑造和个人的自我完善。在德国学校中，宗教课程实际上承担的就是专门德育课程的任务。宗教课由教师和教士进行讲解。一般每周2—4课时，因州而异。除了正式的宗教课，学校也还开展宗教仪式活动，如集体祷告等等。通过宗教教义来潜移默化地塑造人们的心灵中正直善良的一面。

在德国的家庭教育中则强调培养子女的生活能力、履行义务的能力、行动的能力以及批判能力。要求孩子们具有知识、诚实、勤奋、秩序、公正、正直、团结、容忍、认真等品格,这些后天的塑造对德国人形成了民族整体上严谨、认真、守法的性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腐败思想的滋长。

宗教和历史影响

德国有近三分之二的人信仰基督教。尽管宗教组织的影响在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处在不断衰退之中，但是基督教精神依然深深扎根于人们的日常观念和行为之中。从历史上看，德国在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的勤俭、简朴的精神对德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受到宗教意识影响的人会对自己的犯罪行为和腐败行为产生愧疚和负罪感，这也是宗教对社会稳定有利的一方面。

在历史上，两次世界大战深刻地改变了德国的历史发展，使德国人在处理政治机构和机制、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问题时格外谨慎，以防止悲剧重演。纳粹统治时期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黑暗，最为专制的时期，也是腐败横行的时期，对德国人的精神世界、民族传统造成了深刻的伤害。因此战后德国的重建和反思是全方位的，其中也包括对自身和传统的重新认识。战后德国追求政治生活的朴素和务实，对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权制度的建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不仅使德国的政治多年来比较稳定，同时也形成比较廉洁的政治社会风气。

反腐败的法律基础

德国反腐败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德国刑法典》，其中有关贿赂罪的条款是确定腐败行为法律后果的主要依据。1997年8月13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反腐败法》。其中提高了贿赂罪的量刑幅度；对公职贿赂罪则规定了从重处理的情况等。

通常情况下，刑法对贿赂等涉及腐败行为的制裁有两个：有期徒刑和罚金。有期徒刑最短3个月，最长10年。对法官的处罚重于对一般公务员的处罚。对于罚金的规定更体现了可操作性的特点。如把受贿处罚金额定为5欧元，连续三次受贿5欧元就要开除公职，并且对行贿与受贿者的处罚是对等的。公务员法律专门规定，任何公务员接受礼品包括公务礼品都必须申报上交，征得上级同意才能留给个人。如果不是礼品而是金钱，50至80欧元之内，交机关内部处理，超过这一限额的交上级机关组织和人事部门处理。

1998年德国联邦政府颁布了《联邦政府关于联邦管理部门反腐败的行政条例》，对联邦公务部门制定反腐败措施进行了指导性的规定。2004年联邦内政部颁布了新的《联邦政府关于在联邦行政机构防范腐败行为的条例》。在条例的附件中将可能发生腐败的迹象概括为中性迹象和报警性迹象两类。中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有不合理的高水准生活；对变换职务或者调动工作表示出令人费解的抵制；在未获得批准或未进行说明的情况下从事其他兼职工作；出现酗酒吸毒或等社会问题；同一些企业之间有不同寻常的私人交往；特别夸奖和照顾一些企业以及获得企业方面的慷慨赞助等现象。报警性迹象包括：公务员无视有关规定；不断发生“小过错”；做出不同寻常且令人费解的决定；滥用裁量空间；有意回避检查；隐瞒某些事件和情况；试图对不属于自己管辖范畴的决策施加影响；以沉默的方式容忍违法行为；对可疑的现象或事件没有反应等现象。

反腐败机制

联邦议院是在联邦重要的反腐败机构，联邦议院不但有立法权和重大决策的审批权，还对政府和官员有监督的职能。

联邦议院

德国联邦议院通过行使其监督职能，对政府官员、行政机构进行制衡和监督来防止权力被滥用，减少腐败行为的发生。

联邦议院中如果有1/4的议员要求对联邦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产生的官僚主义、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或公众十分关注的问题进行调查，联邦议院有权利和义务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由专家组成。调查委员会可以利用刑事诉讼的规定，传唤证人，通过公开和秘密的途径搜集必要的证据。它可以就议员们对政府工作中存在怀疑的问题展开调查、进行澄清。委员会要向联邦议院报告其调查结果，联邦议院将根据报告考虑是否形成决议。调查委员会一直是监督政府工作的一个“锐利的武器”。

另外调查委员会还负责处理官员受贿案。调查委员会与联邦检察院共同调查和审理这类案件。调查委员会经过长期、周密的调查后，写出报告，上报联邦议院，议院经过辩论最后交法院处理。

政府各部门和各州的反腐败机构

德国各级政府部门都设有内部监督机构并设立防腐联系人，如果发现腐败现象，就向上级报告，封存计算机以及工作档案，然后转交检察院。

审计机构是德国反腐败的一个重要力量。德国审计机构分三级,联邦、州和市均设有审计局。审计工作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不服从任何上级指令，不受任何诉讼程序的限制，可以随时进行审计。

作为联邦制国家，德国没有统一的反腐败机构，16个联邦自治州在反腐败上有充分的自主权。有的州设置反贪中心，如柏林市(州)，属市议会领导；有的设监察专员，如北威州，属内政部国务秘书(副部长)领导。还有些联邦州成立腐败案件清理中心，作为州检察院的一个部门，隶属州司法部。

公务员制度

德国公务员制度相对完善，主要表现在：第一，公务员实行公开招聘。第二，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和廉洁培训制度化。第三，实行轮岗制度和权利约束机制。政府规定：5年必须轮岗交流。对于容易滋长腐败的部门，则规定一般3年必须轮岗；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财政相关支出、警察执行公务等必须坚持两个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不能个人单独行动。第四，实行高薪养廉和公务员终身制，原则上禁止公务员从事第二职业；同时严厉惩治违反纪律的公务员。第五，详细的有关法律条文、行政规定，具有可操作性。第六，行为决策公开透明，接受多层监督。

透明国际

德国透明国际组织于1995年成立，有300多位成员，在柏林和慕尼黑各设一个小组，主要任务是防止德国对外经贸活动中腐败问题的出现。

德国的透明国际组织提出了类似于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叫做反腐败的“机能整合系统”，认为仅靠立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应建立一种有效遏制腐败发生的社会机制，在立法和行政总体权能指引下，通过媒体的力量，借助于审计署的监督职责、司法部的反腐败职能，并动员个人的和社会组织的力量，编织一张反腐败的大网。这种综合治理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公共权力的反腐败不可靠。例如德国透明国际就认为，在有些国家，政党、司法部和警察是“最腐败”"的公共机关。

舆论监督

舆论媒体监督是防止腐败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形式。德国的舆论监督力量非常大，被称为“第四种权力”。根据法律规定，检察院发现有腐败方面的报道，有义务进行调查。

德国拥有100多家电台、25家电视台、27家通讯社、380多种报纸和9000多种期刊。德国的舆论媒体大都是独资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依法享有高度的自由。为了占有读者，它们一般都雇有耳目，专门收集政府要员和公务员的政治丑闻和绯闻。德国实行新闻自由，报刊、电台、电视台可以报道政府、政党内部的情况，只要内容属实，不泄露国家机密，即属合法，而消息来源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能对消息来源进行调查。政府官员和公务员的腐败丑闻和绯闻一旦曝光,就要引咎辞职。原则上，德国政府不能干预新闻媒体的活动，因而一些新闻媒体依法对政府实施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