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调研报告

内外资分设的企业所得税制的诸多弊端已不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的新发展战略思路，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为吸引跨国投资展开了激烈的税收竞争。本文统筹考虑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将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放在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全球化两大时代依据下进行分析，理性指出科学发展观对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方向性指导作用和经济全球化对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趋势化要求，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宏观上提出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必须立足国情，体现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方向，统筹把握企业所得税改革中的各个关系；在微观上，从规范立法执法、提升竞争力、调整优惠方式等方面对改革措施提出了具有前瞻性、针对性的建议。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经济全球化国际税收竞争企业所得税

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逐渐形成了差异性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目前，适用于内外资的两套税法分别执行10年和13年。此间，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国内看，随着入世和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确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我国的新发展战略思路，经济增长主要方式由粗放型变为以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为主体的集约型。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国为吸引跨国投资展开了激烈的税收竞争，呈现以减税为主要特点的世界性税制改革浪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巨大变化和两种企业所得税制的实践证明，现行差异性企业所得税制，既难以满足科学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各国税制改革挑战的需要，也难以满足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违背了加入WTO的基本原则和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基于此，统筹考虑国内外新形势的变化与发展，借鉴国际税改经验，以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全球化为两大时代依据研究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的现实意义日渐凸显出来。

一、方向性依据：现行企业所得税制的诸多缺陷充分表明，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是时展的必然选择

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新的发展战略思路，它是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其基本内容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它的立足点仍然是发展，但这种发展又是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新形势下财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调节收入分配三大重要功能，明确提出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作为新一轮税改的基本原则，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运用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新一轮税制改革和我国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与缺陷，需要进一步加快税制改革的步伐。一个简化而公平的税制、一个以低税轻负为特征同时又强调严格征管的税制，无疑能在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深化的新阶段中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得税是实现经济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调节作用直观而有效。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必然成为我国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具体来说，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必须体现以下四个要点：

要点之一：必须体现以人为本这一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保障人民群众的各方面权益，调动积极性，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企业所得税制改革来说，以人为本的一个重要体现就要突出以纳税人为本，改革首先要关注纳税人的权益，企业所得税调整的对象是国家和纳税人两者利益，一个好的企业所得税制必然有利于调动纳税人的积极性和吸引投资者。而在实践中则有以下三点与其相悖。一是在立法层面上。现行法律法规关注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双方权益较多，但从纳税人与国家关系的角度关注纳税人权益欠缺。内资企业所得条例立法级次还较低，所得税政策过于凌乱，大量规章、规范性文件充斥实际工作，税法解释在权限、程序等方面也都比较混乱，且立法解释较少、行政解释较多，在实际工作中对法律、法规的理解和运用存在各取所需、执法不一的现象。二是在吸引外资层面上。多年来，我国吸收外资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中一直高居榜首，这与我国在外资所得税税制方面采取降低税率、减免税、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政策具有重要关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投资主体为标准的优惠政策其潜在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突出，新的所得税制必须创造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以环境优势有效引进外资。三是在税征管层面上。申报项目过于复杂、征管上审批项目过多，没有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要求，必须要减化办税流程，减少审批项目，体现征管的人性化。

要点之二：必须体现全面发展的要求。全面发展是针对片面发而言的，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对于税收来说，要依据经济发展的实际与趋势，寻求税收增长与GDP增长良性循环的最佳结合点。企业所得税对经济发展的调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改革完善企业所得税就要将其放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视角下来审视，就不能仅局限于企业所得税一个税种的改革，而要把眼光投到其所能影响和触及的所有层面。要从对企业的发展、投资、经营、运转、竞争力及税制对经济反作用等方面来看，要将其放在整体税制改革中，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提高纳税遵从度来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一个国家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大企业的数量和效益，企业整体的竞争力水平也决定着国家竞争力，而企业竞争力和发展又与企业所得税紧密相联。企业所得税扣除项目的多少、税率的高低对一个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会产生影响。如瑞典的国际竞争力在全球排名大多在前五名，其得益于斯德哥尔摩的竞争力,斯德哥尔摩的竞争力得益于爱立信，爱立信的发展又得益于一个适宜的税收制度。而当前我国现行两套所得税法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影响了企业竞争力，进而限制了所得税调控作用的发挥，束缚了城市和国家竞争力，必须进行调整解决。

要点之三：必须体现协调发展的要求。协调发展是在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做到“五个统筹”，推进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企业所得税涉及东西部发展、内外资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等若干方面，改革企业所得税也必须遵循协调发展原则。而当前，所得税制体系不协调、顾此失彼的现象却依然存在，如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协调不够，造成因投资主体不同而税负不同的现象；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所得税制不协调，造成外资税负低于内资；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所得税不协调，造成非国有企业税负低于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所得税不协调，此外，所得税法体系与民商法等其他法律体系之间、所得税法与科技创新、经济结构调整等经济关系之间协调不够，这都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公平市场的形成。可见，如果在企业所得税改革不贯彻协调的要求，那么新的所得税改革很难说是成功的。

要点之四：必须体现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当期和未来发展的协调，当前发展不能影响未来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不能只顾眼前，靠对资源的消耗、土地的占用、环境的破坏来获得经济的发展。企业所得税在承担调控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责无旁贷的任务，而当前限制高能耗、高污染等不符合人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行业发展在税收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能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行业发展税收鼓励措施还不够到位，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识和运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综观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税收政策，同时运用税收优惠和税收限制是其一个突出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讲，税收优惠和税收限制具有相同的政策效应，我国在运用税收优惠过程中应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验积极运用税收限制政策，体现税收政策方向。同时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要为科学发展服务，要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后劲服务，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根据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世界经济发展通过技术开发获得的利益比重越来越大，一般性制造加工业的利润比重越来越低。而当前我国企业对科研开发的投入太低，创新不够，其投入比重甚至比我国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低，这与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视技术开发的战略相去甚远。企业所得税制作为与企业投资选择、生产经营、技术研究和科技创新密切相关的一个税种，必须对产业结构升级和企业技术进步充分发挥引导、促进作用。在我们整体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中，应把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企业国际竞争力作为一个国策，使我国经济增长由传统产业优势转到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轨道上来，这是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所必须的。

二、趋势化依据：在充分审视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发展大潮的基础上，采取认同、借鉴、接轨、补缺四大策略加以应对，是新一轮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内在要求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它深刻地制约影响着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税收竞争则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我们必须面对经济全球化下国际税收竞争加剧的态势和各国税制改革动向的前提下，按照现代市场经济规律与WTO原则的要求来对企业所得税进行调整和改革，以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1、认同：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融入国际税收竞争大潮中。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不仅意味着各国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也意味着各国间竞争的加剧。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全球化推动各国按照比较优势的机制，在越来越宽广的领域里以平等身份进入世界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是强者的全球化，一个独立于世界经济主流之外的国家，是很难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也是很难提高其经济竞争力的。中国选择直面迎接挑战，也是顺应潮流，时势使然。要建立一个在全球化环境中同样能取得成功的经济体系，它要求突破国界局限，融入全球化竞争，才能确保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和长远持续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不仅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也表现为各国为吸引外国投资而展开的激烈竞争，各国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不断加剧的税收竞争就是这种竞争的一种体现。虽然影响跨国投资地区选择的因素很多，但税收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其他方面的投资环境差别不大的情况下，税收尤其是与投资回报密切相关的企业所得税，对跨国投资的影响甚为显著。同样，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所得税制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要求我们既要强化宏观调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又要适应国际趋同化、多边协调性趋势，从结构性调整、制度化创新着眼，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关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制订新的措施。

2、借鉴：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借鉴世界税制改革的新动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减税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公司所得税税制改革的主旋律。以降低税率、减少优惠、扩大税基为特点的公司所得税改革，其发展趋势呈现了趋同化趋势，一是税收比率趋同，减少所得税税率档次；二是税制结构趋同，拓宽所得税税基；三是提倡适度干预、追求横向公平、经济效率与税制效率并重。美国前总统里根在1986年推行减税政策时讲了两名话，至今令人深省。一是美国通过改革保持美国的创新精神；二是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减税政策对美国IT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成为其一个支柱产业。以减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措施，加剧了以吸引外国投资为重点的国际税收竞争。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新加坡等也纷纷降低公司所得税税率，许多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税率降到了30%以下。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加剧，通过减税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是应对世界性的经济增速滑坡，把减税作为刺激需求和扩大投资的重要手段。世界性减税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势，弱化了我国所得税制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我国所得税制改革的紧迫性，影响改革方向，要求我们要借鉴国际经验，充分考虑世界减税大潮，从保持原税负的原则下走出来，鼓励创新，创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从而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外向型战略调整和战略转移。

3、接轨：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与国际惯例接轨。经济全球化要求与国际惯例接轨，而国际惯例的集中体现就是WTO，作为国际贸易条约群体，WTO要求各成员必须遵守有关的“游戏规则”，如：无歧视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互惠原则、关税减让原则、取消非关税壁垒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入世要求我们在遵守国际规则，履行国际义务方面遵循其强制性约束，包括企业所得税在内的税收法规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和我国做出的承诺，而我国现行两套企业所得税法、两类优惠措施直接违背WTO的无歧视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同时市场竞争要求公平竞争，税负公平是公平竞争的重要保证，企业所得税是纳税人税收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平竞争、公平税负要求各类企业的所得税在税率、税基、优惠政策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而我国现行两套税法直接导致因投资主体不同而税负不一，与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原则相背离，减少了内资企业的赢利水平，直接削弱了企业的实力。因此我们要在考虑国情和遵守规则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加快现行所得税制与国际惯例接轨的步伐。

4、补缺：经济全球化促使我国企业所得税改革必须从微观角度发现缺陷，加以弥补。用经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其还存在以下缺陷。一是占总收入比重小。从收入规模上看，我国所得税的占税收总比重仅为20%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所占一半以上比重，也与所得税作为我国第二大税种的地位不相匹配。且所得税收入的增长落后于整体税收收入的增长，内资企业所得税增长速度明显低于外资，这既有企业效益不佳，又有内外资企业税制差异过大，优惠政策不合理，削弱公平竞争基础等原因，使所得税对经济发展的自动调节的功能作用难以发挥。二是企业实际税负重。我国名义宏观税负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但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水平明显偏重，从企业所得税来看，其法定税率为33%，明显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德国是25%，澳大利亚28%（5年内降为21%），英、日等国是30%，美国实行的是15%、18%、25%、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我国低，最高边际税率才与我国相同，再考虑我国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少的情况，企业的税收负担还要更重。从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看，负担过重，也会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后劲，制约经济发展。三是内外税制差异明显。在应纳税所得额上存在坏账处理、利息支出、业务招待费、工资福利支出、捐赠支出等若干项目税前扣除标准不同；在资产的税务处理上存在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和净残值率不同；在优惠目标、内容、形式、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总体上是外资宽于内资，导致外资税负低于内资税负，不利于公平竞争，且造成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假合资企业，造成了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此外，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两者的差异造成纳税人税基确定比较混乱。四是身份界定不科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税法明确以法人作为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对不构成企业法人的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而我国以“企业”为其纳税人，缺乏法律依据，界定不清。五是分享制度不明晰。现行所得制是以企业隶属关系来划分收入归属权和征管权，而实践中，企业兼并、改组隶属关系几经调整，难以界定分税的明确范围，违背了分税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不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实施，削弱了企业所得税的宏观调控能力，必须按经济全球化这一潮流对缺漏进行弥补，在新一轮改革中进行完善。

三、可行性前瞻：在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全球化视角下，从规范立法执法、提升竞争力、调整优惠方式、统筹配套措施四大层面构建政策取向框架，是新一轮企业所得税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税改的具体实施提出了“稳步推进”的明确要求，这充分反映了科学发展观关于发展全面性和协调性的特征，深刻体现了税改必须充分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并逐步实现优化的精髓思想，反映了在错综复杂的发展进程中对各方利益的平衡。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必须立足国情，按经济规律事，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体现经济发展的前景和方向，同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坚持“简化税制，扩大税基，降低税率，提高效率”的总体思路，按统一税负、统一优惠、规范透明、公平竞争的原则，在探索中稳步推进改革。

（一）在立法执法方面。

1、在立法层面上。一是立法层次要高。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必须由全国人大制定，从而提高两法合并后法律的效力。目前现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基本与国际惯例贴近，应以该法为蓝本，在合并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基础上，以纳税人为本，通过改革和完善，建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二是立法授权要细化。全国人大应规范税法的授权，要对授权的内容、范围、目的尽可能细化，并且授权只能限于具体的、个别的项目，防止行政法规对税收法律所确定的课税要素予以变更，减少大量规章、规范性文件充斥实际工作的状况。三是现有法规要清理。对现有的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将一些规范、合理、长期有效的规定上升为行政法规。四是税法解释要规范。要改革现行企业所得税法解释，明确税法解释权限、前提和范围，要建立税法解释草案法制审查机制和集体审议税法解释草案制度，及时公布新的税法解释等。

2、在执法层面上。考虑以人为本的要求，改革企业所得税要站在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切入纳税人的关注点，既要保护国家利益又要考虑纳税人的利益。一是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要关注纳税人的权益，减化所得税审批手续。二是要建立完善有效的税务管理体系，提高税收管理水平。要改变传统的监控观念，确立以税务审计和审核评税为基础，稽查和反避税为重点的税收监控思路。三是加大涉税犯罪打击力度，完善税务违法处罚体系，使纳税人对偷税不敢为、不能为、不愿为，提高纳税遵从度。

（二）在提升企业竞争力方面。

1、科学界定纳税人，建立法人所得税制度。一是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验，以法人所得税替代企业所得税。内外两套所得税制合并后的纳税人应界定为取得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兼用注册登记标准和住所标准确定居民和非居民法人，不再区分级次、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只要其有所得，都应当依法缴纳法人所得税。法人所得税纳税人的确定，以民法及相关法律规定为依据，界定清晰，解决长期以来法律依据不足，划分不清的问题。二是对无法人身份的分支公司应明确以总公司为纳税人，由此带来的地方所得税收入转移问题可通过财政再分配等途径解决，对外国公司在华分支机构可直接明确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三是借鉴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对不具有法人资格的纳税人，用个人所得税进行调节。目前公司法、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实施，为规范企业所得税，演进为法人所得税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综合内外形势，调整税收负担水平。根据我国现行税负水平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税制改革的基本趋势，确定法人所得税负担的原则应是：拓宽税基、降低税率、减少优惠、基本保持略低于现行总体税负水平。建议，法人所得税实行比例税率，基本税率为25%左右，从而降低税负，提高企业发展后劲。其理由：一是按科学发展的要求，从实际出发，这与我国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大体相当符合当前发展水平，合并后优惠政策有所减少，新税法的名义税率有所降低，但不能影响国家以该税种进行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考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税负平衡并略低，日本为37%、韩国为34%、新加坡为27%，泰国为30%，税负低于周边国家，有利于我国吸引外资和加强国际竞争；三是考虑到财政承受能力，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负，在增加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不至于对国家财政造成重大影响。另对中小企业单独设置一档较低税率，如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税率为15%，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3、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统一两法税基。具体来说，应税收入范围应为中国境内所有法人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应统一列支口径，同时适应现代企业制度和技术进步的要求，充分体现纳税人的劳动补偿、资本补偿、技术补偿和风险补偿。一是工资福利费用。取消计税工资的规定，统一工资费用扣除办法，允许所有企业工资费用按实际支出全额扣除。二是固定资产折旧和科技开发费用。这是国有大中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主要成本支出，贯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体现产业政策，要提高直线折旧的折旧率，对高新技术产业、基础工业等更新速度快、需要鼓励发展的产业实行加速折旧。所有技术开发费用允许全额在税前扣除，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三是预防资本弱化。凡投资者实际出资在国家规定比例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利息费用均可税前扣除。四是公益捐赠。对公益性救济捐赠应予鼓励，应取消捐赠限额，按现行外资标准，据实全额扣除。五是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无节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利于企业发展，也是对税基的侵蚀，在具体扣除比例上应区分行业和类别，按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确定不同地标准，超过部分允许向以后年度结转。六是资产计价和各种风险准备金提取。应该考虑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价格行情的变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企业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准则做出的合理制度选择，避免虚盈实税，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在税收优惠方面。

正如前文所述，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税收优惠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一个重要政策手段，要从国情出发，考虑整体投资环境，按照清理、规范、优化的原则三措并举统一调整所得税优惠方式。

1、清理。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宽税基，低税率，已充分体现出轻税政策，统一的税收优惠应以公平税负为基本出发点，不必要的优惠项目应该取消。一是对现行政策对劳动就业企业、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等照顾性、福利性、补贴性优惠政策应清理取消，由财政支出或社会保障解决。因为这类优惠不仅超越了税收职能，使税收承担了财政及社会保障的部分职能，也导致大量假民政、假校办企业的发生，扰乱市场秩序。二是对内资企业普遍性的低税率、宽扣除、不分项目再投资退税等应清理取消。三是对区域性优惠措施、非国有经济尤其是三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要清理，对导向不突出、一般生产性经营项目的优惠应予取消。四是再投资退税不应适用于所有项目，而应是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科技含量高且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给予退税优惠。

2、规范。一是按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对内外资企业要实行基本相同的优惠待遇，但为保证平衡过渡，应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对新税法实施以前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可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超税负返还的政策，以保持政策连续性和外商吸引力。二是要改变减免税期的计算方法，把“从开始获利年度”改为“从开业年度起”，避免企业投机取巧，促进企业加强管理，获取效益。三是可对税收优惠单独制定法规，制订权限要收归中央，将税收优惠的具体内容、范围、措施、时限、管理权限、审批程序以及有关权利与义务等项目，集中在一个法规文本中，定期修订公布，保证政令统一，增强政策的透明度。

3、优化。一是突出产业优惠为主与地区优惠为辅、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相协调的原则，调整政策导向。一方面由区域性优惠向产业优惠转移，增加产业倾斜度，鼓励对能源、交通、水利、IT、环保、生物工程、新材料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的投资，体现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科教兴国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另一方面配合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将区域发展导向由东部沿海转向中西部和东北，但要改变西部大开发等地区单纯的区域优惠政策，鼓励向西部的生态农业、能源矿产业等优势产业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急需发展产业投资，促进发展。二是配合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积极运用税收限制政策。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企业所得税改革应充分考虑环境保护方面的内容，加大税收政策对破坏环境行为的限制。如对以环保目的进行生产技术革新、产品结构调整的行为给予企业所得税抵免；对企业治污设备及生活污水处理厂、废弃垃圾处理场实施加速折旧等。三是转换税收优惠方式，由直接为主转向间接为主。借鉴国外经验，在采用直接定期、定额减免税和低税率的同时，更多地采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专项扣除、亏损结转、再投资退税、税前列支等间接优惠方式，使外国投资者能避开国际税收因素的影响，真正获得税收优惠，以达到鼓励投资的目的，体现产业导向。四是实施跨国投资优惠策略。研究和借鉴国外经验，健全针对国际税源有关税收政策，包括内资企业对外投资税收政策，企业跨国重组的税收政策、集团税收政策等，提高国际税收协调水平，解决国际双重或多重征税问题和国际避税。

（四）在配套措施方面

企业所得税制改革与完善，必须把其放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整体框架中，统筹处理好四个关系。

1、统筹处理法人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关系。随着民间投资特别是个人投资占社会总投资比重的逐渐增加，亟需加大所得税的广度和深度，将一切有经营所得的自然人和法人一律纳入所得税的课征范围。为此，必须要有统一协调的所得税税制结构。一是从课税范围看。将一切有经营得的自然人和法人一律纳入所得税的课征范围，弥补原有税制下可能出现的漏洞。二是从税基上看。改目前两税应税所得分项正列举法为反列举法，凡是没有规定免税的所得项目都应纳税。这样可以扩大税基，避免对未列举的所得课税时的法律障碍。三是从税收负担上看。在降低法人所得税税率的同时，应相应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使两税的总体负担基本协调，避免纳税人利用税率差别避税。四是从消除双重课税上看。对自然人或法人来源于税后分得的利润、红利和股息所得，原则上只负担一种所得税，可以考虑采取抵免的办法，尽可能避免双重课税。

2、统筹所得税与流转税的关系。流转税在收入流程中的第一征税环节，所得税是紧跟其后的第二征税环节，要求国家税制改革时要合理确定两大税类构成的总体税负，保持全体税类在总体税负上的合理性。同时要通过改革，平衡所得税和流转税两者在总体税负中的比重，因为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政策目标，调整不同的利益，发挥不同的作用，总的要求要降低流转税的总体税负，提高所得税的整体税负。

3、统筹处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所得税两方税权的关系。现行税制难以克服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区割据、经济封锁及地区间的税收竞争，不利于政府财力的提高，且由于企业隶属关系复杂，造成国税和地税部门之间在征管权上的扯皮，给所得税实际征管带来许多困难。根据国际经验，对于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规模较大的税源一般划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合并后的企业所得税完全符合这一原则。因此，我们认为，统一后的企业所得税应设定为以中央为主的共享税，按税权和事权配比原则，由国税机关统一征收管理，所得税收入全部入中央国库，由中央合理确定分享比例，然后按一定比例将收入分成给地方。在此基础上，企业所得税的立法权和解释权在中央，从而进一步改革并完善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

4、统筹处理企业所得税与企业财务制度的关系。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税收规定与企业财会制度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税收规定体现的是国家与纳税人的关系，企业财会制度体现的则是企业内部投资者与经营者的关系。二者在法律依据、法律标准和法律地位等方面是不同的。制定规范的所得额计算办法，是保证所得税税基不受侵蚀的基本条件。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情况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一方面要坚持税收规定与财务规定适度分离的原则，制定统一规范的所税会计制度，解决内资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从属财务会计制度，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税前扣除项目存在差异等问题，公平税负，增强税制透明度。另一方面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和贴近国际税收惯例的需要，国家税法的所得税计税所得的计算，同国家会计法的有关企业经营利润的核算，差异不宜过大，应当尽量一致，避免增加企业纳税负担和计税手续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