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点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而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步伐明显滞后。据《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年报》（2021版）统计，2021年入选“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和“中国国际影响力优秀学术期刊”的中文科技期刊分别为24种（占比13.7%）和92种（占比52.6%），比2020年的入选期刊分别减少8种和9种，呈下降趋势[1]。另据2019—2021年国外的《期刊引用报告》（JCR）显示，2021年我国被SCI收录的中文科技期刊总体影响力不高，总共18种中文科技期刊中有7种位列学科Q3区（占比38.9%），11种期刊位列学科Q4区（占比61.1%），学科影响力有所下降[2]。对此，学界业界都进行了原因分析并指出，科技期刊隶属于各高校、科研院所或传媒集团等单位，小而散，单一、小作坊式，难以形成合力，办刊理念相对陈旧，管理方式有待完善，诸如此类。科技期刊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修修补补无济于事。无论从国内科技强国战略的内在驱动，还是从国际科技话语权地位的的外在提升，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刻不容缓，必须进行彻底的范式革命。

1期刊主体，守好权力边界

我国科技期刊除了极少数非公资本介入以外，主要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或传媒集团，主办单位及其办刊人身份绝大多数都是事业编制，最终所有权都是归政府。政府对期刊拥有完全的管控权，特别是严格的刊号审批与管理制度，兴举国之力办刊为争创世界一流期刊提供坚实保障。但其弊端是产权分散、主管主办单位多头，造成科技期刊难以规模化经营，各自为阵，较难从整体上提高竞争力。在目前中国尚未成熟起来的科技期刊市场中，商业出版机构在襁褓之下正在成长，难以大规模参与逐利科技期刊的市场蓝海，而部分科技期刊在体制内的温床缺少发展的动力，“我国的科技期刊出版者多依附于科研机构或学术组织，能够独立经营者甚少，形式上的多层管理且实质上的双轨制运行，使期刊出版者缺乏商业经营和品牌 意识”[3]。相比较国外的科技期刊巨鳄，如NPG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约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JWS）等，多数归私人家族所有，商业出版公司取代非营利性组织成为市场的主导。我国科技期刊的公益性、政治性，需要专项资金的支持，也需要政府一定的行政干预与管制，这是我国特有的国情。所以，例行的审读、年度核验、从业人员管理、科技期刊的质量评估，都是需要政府去继续作为的。但是不尊重市场规律、不尊重期刊主体地位，对科技期刊的发展“指手画脚”，过多的行政干预会打乱期刊发展的正常节奏。所以，政府应该从企业发展中完全抽身出来，回归本位，有所为有所不为，守好边界，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当务之急，政府更应该从制度的层面为科技期刊创造良好的环境，如：完善各类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构建学术诚信机制；解决期刊发展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帮助科技期刊搭建“走出去”平台，等等。另外，还可以通过各类学会协会来管理科技期刊的发展，发挥行业中介和桥梁的作用，政府应该规范其运作，不要搞得半官半民，权力的影子随处可见，要真正放手、放权，确立起期刊的主体地位，任期刊在市场中遨游浮沉，政府只要宏观调控监督，退居幕后，如此期刊发展才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

2市场主导，构建盈利模式

相比较国外期刊出版业的自然发展，中国科技期刊市场是后发型，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进行转企改制、转型升级，通过兼并重组、上市、海外拓展，鼓励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合并，构建起来众多出版传媒集团，助推期刊业市场运行模式，应该说这些都是在期刊市场还不太成熟的时候，由政府通过行政手段推行建立起来的，这样可以让中国科技期刊在短时间内快速起跑并与世界期刊接轨，由此带来后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很多，主要是期刊产业链不完整，导致期刊可持续发展缺乏内生动力和自觉活力。“国外学术期刊的市场化是先有成熟的出版市场，然后才有学术期刊的兼并重组、规模化、集约化、数字化等商业化运作，才会有施普林格（springer）、爱思唯尔（elsevier）等学术出版大鳄。”[4]中国科技期刊小而散的问题这么多年一直解决不好，全国性数字期刊出版平台难以构建，主要原因正在于期刊发展没有以市场为主导，在我国科技期刊市场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强制推行转企改制，必然会增加改革的阻力和成本，而且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生产要素的流动只有在健康的市场环境中才是自觉的和充满活力的。只要真正以市场为主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期刊业必然会在管理机制、经营策略上主动跟市场接轨，构建产业盈利模式。在办刊模式上，就要去寻找好的稿源，想办法多创设栏目，尽量减少时滞，提高出版周期，机动灵活的审稿程序，开通网络办公，高效沟通作者读者，实时跟踪科技前沿动态，与各类学术团体联合，举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积极走出国门，设立分支或联合办刊等等；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实现员工的高福利，多元化编辑构成，定期培训，组建一批高素质专业化的团队；在市场经营上，充分考虑客户的需求，利用纸媒和数字网络，获取最优质的信息资源，开发广告、订阅、开放存取等多种盈利模式。同时，政府要加大教育和科研的投入，推进科研成果的创新和科研水平的提升，培育科技期刊市场的良性健康成长，引导高水平科研成果发表在祖国的大地上，主管部门协同学会、协会等中介组织，加强科技伦理和学术诚信等行业监管力度，从而有效推进充满生命力的中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进程。

3技术推手，推进融合发展

我国科技期刊过去呈现分散化、规模小、依靠行政拨款生存的单一、小作坊式的发展样态，集约化、规模化的发展道路遥不可及，而新技术新媒体的最大优势就是资源整合力，可以实现对整个期刊产业链的融合协同创新。近些年，数字技术、网络化已经深入影响到期刊出版业，传统内容出版商在数字化时代面临数字化转型升级，只有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注入新技术的要素，创造出新的用户体验，为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才能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我国数字出版营业收入逐年攀升，《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020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达到11 781.67亿元，比上年增加19.23%，在全球经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不利影响之下，呈现逆势上扬态势[5]。而融合发展则是出版业数字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抓手，从2014年中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可以看出出版业融合发展从“相加”走到“相融”，再到“深融”阶段，从物理组合过渡到化学反应[6]。伴随元宇宙、5G、人工智能、区块链、AR\VR\MR、NFT等新技术赋能，数字出版融合发展将迈向深度融合的高级阶段——智能出版，各种新产品、新营销、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涌现。新技术时代，用户需求多样化，大数据将成为优质资源，中国科技期刊可以自主或联合建设专业的门户网站和第三方服务平台，利用移动出版，如iPhone、iPad、e-reader等移动终端设备、数字优先出版、个性化定制等，建设全媒体，采用优先出版、短视频、直播平台等方式，将最新科技成果第一时间公布与众，形成科技期刊产业链中的关键节点，但同时要把关科研伦理和学术研究成果质量，平衡好时效性与学术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开放获取为用户获取资源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通过网络建设海量数据库科技信息资源，向全球科研机构、学术团体推介和服务，也获取了巨大盈利能力。在未来，科技期刊开放获取将是大趋势。我国科技期刊应及早建设开放存取平台，目前我国科技期刊虽然取得了一些项目的成功运行，但由于“数字出版产业结构不平衡”“平台整合迭代升级不够及时”“行业壁垒”“安全隐患”等原因，尚有较长的路要走，学习借鉴国外开放获取期刊平台的技术和运营策略，如爱思维尔采用的作者付费、延迟获取、机构仓储和赞助获取等灵活多样的经营方式，为我 所用。

4内容为王，提高学术质量

对于学术期刊而言，不论是机制改革、市场转型也好，还是数字技术的冲击也罢，内容为王是永远不变的主旨。其一，在源头上要保证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在科学研究领域，做学问是为追求真理，为了获取对世界更真切的认知。搞研究、做学问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更需要时间的积淀和坚持的耐力。国际期刊大面积撤稿事件严重损害了中国科研人员的声誉，政府以及各类学会协会组织应该在源头上有所作为，制定出合理的规章制度，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保障科研工作者多出成果，出好成果，为中国科技期刊提供源源不断的好稿源。其二，作为新时代编辑，要革新理念，加强自身素质的提升，熟悉全媒体时代的编辑需要，集采编、校对、摄影等多种角色于一身，必要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的媒体技能缺一不可。处理稿件速度要快，减少时滞；回复作者要及时，保持双向动态沟通；以用户需求为中心，不断优化栏目、调整内容结构；使用读者容易接受的文字表述，将艰深的科技知识以活波的形式表达；要掌握广告客户的潜在需求，搜集有价值的信息资源。特别是在吸引优质稿源的方法上要创新，首先要留住本国优质稿源，吸纳高水平科学家参与科技期刊治理；或在纸质本发行之前，可以借助大众媒体使得作者和最新科研论文内容得到最大程度的关注，扩大论文及作者的影响；还可以创新内容管理，提供社会服务，拓展客户与市场。如JWS创造了大约60个客户的网站作为期刊主页，用以促进社团品牌，并为作者、读者和成员提供一个社区……对于其他团体，还创建了视频、播客、会议发言演示等。不可否认，这些举措都深得人心。要放眼全球，吸引国际好稿。参与世界各国学术团体的学术年会及一些国际会议，创造机会实现编辑于作者、读者的良性互动和交流，向世界级的学科带头人和有发展潜力的研究项目约稿，或直接吸纳国际权威，组建国际编委会；与国际著名学术团体、学会合作办刊，资源共享；或与世界著名出版机构开展版权合作，获取优质 稿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