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叙事及民族动画创作策略

摘要：近年来，国内动画市场异彩纷呈，创作者们在民族文化的当代动画叙事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也存在一些创作困境，在民族复兴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背景下，笔者尝试从动画叙事当代化转向的事实出发，提出从情感共鸣、文化认同和叙事共识三个方面构建动画叙事路径，尝试为广西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和动画影像的融合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动画叙事；情感共鸣；文化认同；叙事共识

20世纪50年代开始，基于民族文化资源的动画影像在几代动画人的努力下，创造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形成了国际动画界的“中国学派”。随着动画制作部门的体制变革，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观众审美趣味的多元，曾经的“辉煌”难以续写，动画研究者立足广西的民族地区，继承先辈在民族类动画影像方面的经验，进行当代化动画影像探索，是时代和动画赋予的重要课题和历史使命。

一、动画叙事理念的当代化转向

随着软件科学的进步，动画制作方式分享了数字技术带来的红利，获得了大幅的进步，作品呈现也日趋精细化，与此同时，动画叙事理念也在发生着改变，更为关注个体生命感知，更加注重动画作品民族性的国际化表达等，正塑造着当代国内动画的叙事格局。

（一）当代动画叙事理念界定

自19世纪末动画诞生以来，制作方式和叙事理念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演化着。和众多艺术实践活动一样，动画创作理念与作品的呈现是创作者审美意趣和时代精神的结合，动画作品反映时代的需求，是大众流行文化的集中体现。当代动画创作理念，是指以主流价值观为指导，运用新技术结合市场需求和观众审美情趣的一种新的创作理念。在民族复兴和文化软实力构建的话语空间中，动画的当代化叙事通常表现为以民族文化为内核，运用新技术，以贴合现代文化流行热点，并着眼国际化的方式，进行的影像输出。

（二）商业运作下的动画叙事转向

自1955年特伟提出动画“探索民族化之路”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推出了大量的“中国学派”风格的动画作品，赢得了广泛国际赞誉。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开放的深化，在多元价值观的互相影响，以及动画技术的革新下，国内动画行业的外在环境和内部制度经历了剧烈的变革，《金猴降妖》（1985）之后，欧美及日本动画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对国产动画的制作、发行与传播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1995年，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取消了对动画的统销统筹计划，动画正式被全面地推向市场[1]，此时的中国动画制作不仅需要自负盈亏，还面临骨干流失、市场冲击等行业变革问题。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动画从业者开始探索动画片的现代叙事以及市场化转变之路。世纪之交，我国动画开始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景观，表现出动画类型多样化、美学样式多元化、创作进程工业化等几大特征[2]。1999年美影厂推出的《宝莲灯》，便是在借鉴美式动画电影的叙事程式上，进行了本土化包装，在运用现代电影工业生产模式进行动画产出后，付诸商业化运作，再经各“大腕儿”的配音，及献唱主题曲产生的明星效应后，终取得了不俗的商业成绩，昭示着我国动画发展即将进入新时期，也开启了漫长的动画叙事当代化之路。经过20年的发展，国产动画在坚持民族文化底色基础上，广泛吸纳国际化的叙事技巧，已经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在高技术、信息化是时代主导力量，以及动画产业取得一定成绩的环境下，我们需要思考并尝试梳理我国当代的民族动画叙事策略，为广西地方民族文化资源的动画转化提供路径。

二、广西民族文化与“地方性知识”构造

民族文化体系由“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构成，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3]。广西11个世居少数民族，因地理环境的阻隔，发展出相异的历史和文化，呈现出迥异的民族征貌。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Geertz）提出“地方性知识”的观点，他认为知识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相对的地域性，某一知识在某个特定地域内产生、发展、传承，也在这个区域被优先尊重，离开这个区域，其适用性将受到质疑[4]。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是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化、普世化知识构建理论的矫枉，强调“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根据格尔茨在文化学中的解释，律例、艺术、民俗等都是地方性知识的典型，面对广西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研究者不能将其惯例、艺术、风俗、言语等文化现象放入“实验室”控制变量，寻找规律，而是要还原这些文化现象本身，不能再将文化看作“行为模式的复合体”，而应该是它们背后的“一整套控制机制”[5]。例如壮族嘹歌，有学者考证其起源于唐代，成熟于明代，清代司官王言纪在编撰的《白山司志》中有关于嘹歌的描述：“亲友围坐饮酒、唱土歌达旦”“男歌女唱，赠带授巾”“鼓声阴阳，歌声幽咽”，嘹歌的社会文化地位在当时已逐渐地凸显出来。作为双声部民歌，以“嘹-嘹-啰”的拖腔而得名，壮族先民以歌传情，以词为书，口口相传，集合了民族性、文学性和艺术性。另外，侗族大歌、毛南族肥套、瑶族盘王节、京族哈节等，均是广西“地方性”鲜明的文化元素。

三、广西民族动画的当代化叙事策略

（一）结合民族文化，构建情感共鸣

动画创作要求从业者兼具艺术感性和技术理性，动画作品需要表现时代审美，承载民族文化与社会精神，需要在创作者编织的世界架构中与观众建立某种默契。它同电影一样，是大众文化的载体和传播者，需要引发观众普遍的情感共鸣。多元情感共建是动画影像情感共鸣的核心要素。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在《艺术哲学原理》中指出，观众欣赏艺术作品时产生的审美情感隶属于心理范畴，同时具有一定的社会性[6]。就个人心理活动而言，情感是态度中的一部分，它与态度中的内向感受、意向具有协调一致性，是态度在生理上一种较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生理评价和体验，具体表现为爱与恨、喜与怒、怜悯与厌恶等。在动画影片中以民族文化为基础，进行多元情感的交织同构是拉近观众、引发共鸣的有效技巧。例如2017年上映的成人向动画电影《大护法》，影片虽未对故事发生的年代做具体的铺陈，但其角色关系和场景构建则完全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的纲常伦理和美学追求，观众在观影中会自然而然地对故事背景进行某一时期的中华文化定位。影片整体表现为花生人和吉安之间的正义与邪恶的对垒，事实上，这种看似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包含复杂的情感类型，对花生人被利用而残害同胞的愤怒，对花生人悲惨与无助产生的同情和悲伤，深层次地触动民众对社会阶层的叹息，似乎某种程度地看到了自己在虚构影像中的投影，从而引发更深层次心理情感的震颤。创作者在角色塑造和故事情节设计上，埋设多种情感变化段落，在观影中观众移情于动画影像，影像中的丰富情感表露和观众感受互相编织，完成了情感的同构。情感共鸣的维系在一定时期是稳定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作用于社会意识，使之发生应和时代的转变。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少数民族定格动画剧集《阿凡提的故事》中，阿凡提作为善良与智慧的化身，是贫苦阶级的“代言人”，一直与代表着“地主阶级”的巴依老爷较量着，在“阶级斗争”的社会意识尚未完全消退的80年代初期，阿凡提总能激起观众因“阶级立场”而产生的革命情感，如今，改革开放已近四十年，现代语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8年上映的3D动画《阿凡提之奇缘历险》，在尊重原作的基本时空关系的基础上，重置了动画故事，对角色关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原动画中的反派巴依老爷在新剧中和阿凡提握手言和，携手对付葡萄城居民的共同敌人，管理者中的腐败分子——哈孜，巧妙地呼应了近年来大力度的反腐斗争。新动画按照当代社会语境和观众审美期待对动画故事进行了重塑，从而更容易唤起当代观众的情感认知，以完成新时代观众的情感共鸣。

（二）运用地方民族精神，建立文化认同

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为本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道德规范、精神气质的总和。民族精神一定时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它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精神依托。把握民族精神，并有效地将其运用于动画创作，可以丰富动画内涵，助力文化认同的构建。在20世纪动画创作被全面推向市场之后，动画创作者们已经在民族文化的动画表达方面做了大量尝试，对于广西民族文化通过动画建立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2007年美影厂推出根据蒙古族民间故事改编的动画电影《勇士》，基于民族视觉元素特征设计的动画形象，构建了中国观众独有的文化共情，赢得了广泛赞誉，法国导演吕克.贝松在看到影片后由衷赞叹：“你们的人物造型是别人画不出来的，我很钦佩你们能坚持民族特色。1①”2011年中影集团和日本合作拍摄的首部动画电影《藏獒多吉》，由日本知名导演小岛正幸执导，口碑不一，主流评价认为影片有效调动了中日的互补性资源，开拓了新的动画创作模式，且叙事流畅，表达深刻，但另外一些人却不认同。正如饶曙光教授所说，“文化的视觉呈现需要与文化肌理相吻合”。可见，文化视觉符号的呈现，更要带来其内部结构、背后文化的调性一致。2018年上映的武侠动画电影《风语咒》在民族文化的视觉化方面表现则较为突出，影片讲述了青年侠客寻找母亲，在苦难中领悟到父亲教导的深意，掌握“驭风”神技，战胜饕餮，拯救苍生的故事。创作者通过移情和托物等艺术手段，串联起匹配创作主题的视觉符号，完成文化和历史、精神和风俗的物象化，形成受众和创作者共通的符号系统，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构建了文化层面的共情[7]。在利用广西地方民族文化进行动画转化时，应充分考虑民族文化肌理与动画工业生产的妥恰融合，以及民族精神与现代叙事策略的和谐统一。

（三）民族文化温和发声，达成叙事共识

理查德.卡尼（RichardKearney）认为，一个民族总是通过讲述自己及他者的故事来界定自己，或者说，民族的构建总是通过叙事来完成的，民族整体是在差异中构建起来的[8]。这种叙事通常是围绕某一地域某一族群的历史人物、神话故事展开的。例如，广西壮族的人熊婆的传说、刘三姐的故事，瑶族的盘王传说等。这些民族故事在千百年的历史中传唱，因时代和社会意识的变迁，演绎出各种版本，在多元化价值、思潮涌现的当代，需要运用更为贴近时代生活，契合时代价值的方式讲述故事，以形成新时期的叙事认同，完成民族故事的传播，从而扩大民族文化影响力，提升民族自信。在激烈的国内外动画市场竞争中，国产动画早已摆脱了历史原因造成的说教型叙事，转向更为开阔的当代动画语言，以更为自然、温和的方式表情达意，讲述故事。就观众而言，希望影片的叙事可以关照其情感体验，希望影片以一种自然而然，润物无声的方式浸润、抚摸人性，希望影片可以关联社会和民族的文化价值，既要有艺术化的夸张，也要触动观众的共同经验。例如，2019年的现象级动画《哪吒之魔童降世》，影片重构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形象以及角色关系，将李靖塑造为情感更为细腻甚至愿为哪吒牺牲自我的一位普通父亲形象，而非传说中较为脸谱化的陈塘关总兵，传说故事中一直被弱化的哪吒母亲在新剧中是一位“巾帼”且柔情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神话传说中胸怀天下、除暴安良的故事内核没有改变，创作者为这个核心价值包装了更易触动当代观众的“时尚故事”。上述影片在叙事共识方面为广西丰富的民族文化动画转化提供了优秀的范式，具有较强的可复制性。

四、结束语

经济、文化、信息技术全球一体化的加剧，他国强势文化思潮的渗透，各民族的文化传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民族文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在外来文化交融于我国社会环境的客观事实中，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扬需要更多元且有效的融通路径。近年的国产动画在民族化创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广西富饶的民族文化资源提供了当代化动画表达的参照：以当代化动画理念融合广西地方民族文化，构建情感共鸣，建立文化认同，达成叙事共识，以润物无声的方式浸润观众。在完成民族文化传承和民族精神传递的同时，也必将助力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文化自信构建。

参考文献：

[1]鲍济贵.中国动画电影通史[M].北京:中国连环画出版社,2010.

[2]饶曙光,常伶俐.“中国动画学派”的现代化转化[J].民族艺术研究,2021,34(01):5-13.

[3]吴兴玺.敦煌图案元素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筑视觉传达设计中的运用[J].建筑设计管理,2017,34(08):52-53+64.

[4]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36-44+76-77.

[5]斯竹林.论格尔兹对地方性艺术的符号学阐释[J].理论界,2021(08):99-105.

[6][英]科林伍德.艺术哲学原理[M].王至元,陈华中,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7]李涤非.武侠动画《风语咒》:民族文化底色下的无厘头叙事[J].电影评介,2019(09):102-105.

[8][爱尔兰]理查德.卡尼.故事离真实有多远[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李涤非 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设计与创意学院 陕西科技大学“一带一路”文化 IP 开发与设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