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文化发展历程分析3篇

第一篇

一、人民主体性的价值维度

从价值维度去揭示人民的主体性，就是认为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主体。所谓价值主体，就是指需要者，具有一定需要的人，价值关系的承担者之一方，与一定客体发生价值关系的人［1］。马克思历史主体理论认为，人民的需要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出发点和价值所在，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具体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上来说，即指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文化发展为了谁”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题线索。马克思认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2］从历史上看，封建主义文化的目的是将老百姓的意志统一到“君权神授”的幌子下，从而能更好地为封建王朝服务，而资本主义文化的任务则是将全体民众的意志统一到“天赋人权”的观念中去，以符合资产阶级的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正确解释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该历史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因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在文化建设中不断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3］863，“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3］864。“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3］1012的一系列论述为我党文化建设的主体理论奠定了正确的基础，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化建设的基本方针。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程中，始终坚持这一根本方针，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我党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坚持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他说:“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4］256同志提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5］。新世纪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加强发展文化产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强调“要把人民作为表现主体，着力歌颂人民生动实践、展示人民精神风貌，走到生活深处，走进人民心中”［6］。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质结合起来。总之，正是我们党始终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根本价值追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广泛参与，从而使我们党的文化建设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二、人民主体性的创造维度

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1031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主体。作为文化创作主体的“人民”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包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力量的广大人民群众，各种文化人才和组织。我们要从社会、个人、群体三个角度去区分理解。

(一)从社会角度来看人民是文化创造主体

从社会角度来看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创作主体，就是将“人民群众”作为一个社会整体的概念来看待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历史推动作用。

1．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为精神文化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文化创作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同等程度地参与其中。由于文化水平、生活环境和职业分工等因素的不同，很多人并不直接进行文化生产，但这并不影响其作为文化建设的主体性地位。人们要进行精神文化活动，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具备物质生活资料和文化生产设备，而这一切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破浪前行，取得了可喜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创造了丰富的经济财富、政治财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群众虽然并不直接从事文化生产，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力量。

2．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为精神文化生产提供了创作源泉。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3］860邓小平指出要“自觉在人民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4］211。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为社会主义文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创作主题、素材和原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不竭源泉。

3．人民群众是精神文化的直接生产者。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还是精神文化的直接生产者。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方面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创造积极性，激发了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创造潜能，全社会的文化创作活力竞相迸发、争相涌流，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广大人民群众集体智慧的结晶。

(二)从个体角度来看人民是文化创造主体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从个体角度来理解人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就是要看到不同层次的文化人才在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具体来说，我国文化建设人才主要包括高层次文化领军人物、专业文化工作者、基层文化人才等。

1．高层次文化领军人物是文化建设的先锋力量。在我国文化建设领域，高层次文化领军人物是指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领域和行业中做出突出贡献、具有较大影响力、发挥引领带头作用的杰出文化工作者，主要包括中央所确定的“四个一批”人才、文化名家大师、各文化领域的首席专家、民族文化代表人物等等。高层次领军人物是我国文化人才队伍中的核心力量，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先锋队和引领者，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领头羊和攻坚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高层次领军人物代表着我国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窗口和名片。其次，高层次领军人物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文化建设从本质上来说就是高智力的精神创作活动，离不开高层次人才的引领。高层次领军人物代表着社会文化建设的最高水平，体现着我国文化建设的民族特色，必然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具体来说，就是能够在引领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文化发展的不断创新、提高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扩大文化发展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再次，高层次领军人物引导文化人才成长进步。一般而言，高层次文化领军人物有着正确的政治方向、高超的专业水平、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人格魅力，对其他文化人才的成长有着很强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2．专业文化工作者是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专业文化工作者是以精神文化生产或传播作为自己的专门行业、在某一专业领域中作出较大贡献的文化人才。一般来说，专业文化工作者是指所有专门从事文化创作的人员，其内涵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高层次领军人物。但是，为了更加清楚地区分我国文化人才队伍构成，笔者对二者进行了范围上的区别，因此这里说的专业文化工作者特指中青年理论研究者、新闻媒体编辑记者、出版业工作人员、文艺工作者、文化经营管理者等等文化创作人才。专业文化工作者是我国文化人才队伍中人数最多、涉及领域最为广泛的一个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首先，专业文化工作者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文化建设是精神领域的创作，文化建设更多地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文化水平，因此具备高素质、高学历的广大专业文化工作者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主力军。从理论研究到传媒影视，从图书出版到文艺创作，专业文化工作者遍布文化领域的不同层次、各行各业。其次，专业文化工作者的创作水平体现着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专业文化工作者是文化建设的主要力量，其整体素质决定着一个国家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因此，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整体进步，必须要立足于广大的专业文化工作者。再次，专业文化工作者还担负着培养文化人才的重任。文化人才的培养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力保障，有着很重要的意义。专业文化工作者有着扎实的专业技能，具备培养人、教育人的能力，不仅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者，还是文化人才的主要培养者。

3．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力量。基层文化人才指地方县级和城乡基层宣传文化工作者，主要包括县(市、区、旗)、乡镇、村和街道、社区从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干部和文化工作者。基层文化人才队伍由专职队伍和业余队伍两个部分组成，专职文化队伍主要包括乡镇、街道党委宣传委员、宣传干事和乡镇综合文化站专职人员。业余文化队伍主要包括业余文艺骨干、村(社区)文化活动室工作人员等。据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共有24.27万名县乡专职文化队伍和366.85万名的业余文化队伍(数据来源于2010年10月21日文化部下发的《关于开展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工作的意见》)。基层文化人才队伍是我国文化人才队伍中的重要部分，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基础力量，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同样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首先，基层文化人才是文化部门面向农村、面向群众开展文化管理，进行文化服务的直接承担者。人民基本文化需求的满足离不开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精心组织和热心服务。基层文化工作者是广大群众享受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开展群众性公共文化活动的重要服务者和组织者，是组织实施农村和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主要力量。其次，基层文化人才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生产者。基层文化人才与群众的联系最为紧密，最能贴近群众生活，因此他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能从群众生活中汲取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往往更容易创作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优秀作品。很多基层文化工作者本身就是乡土文化能人、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创作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们在弘扬乡土特色文化、传承民族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中，除了我们以上所说的三支队伍，还包括文化产业领域的一些从业人员，如文化企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服务业等行业的普通员工，他们也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参与者，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三)从群体的角度来看人民是文化创造主体

人作为历史主体，是个体性与群体性的统一。既要看到在历史发展中个体起到的作用，又要看到群体的作用。从群体的角度来看，文化创造主体主要是指参与文化建设的社会群体。按照这些组织在文化建设中的基本作用，可分为文化管理组织、文化生产传播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

1．文化管理组织。文化管理部门是指在文化建设中发挥领导、管理和组织作用的党和政府的各级部门机构。从国家层面来说，文化管理部门主要包括、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文物总局、国务院新闻办以及新华社等部门。从地方层面来说，文化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各级地方党委宣传部门，地方政府的文化厅、文化局、新闻出版局、文物局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各个领域。对于这样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首先需要一个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功能强大的管理机构。因此，我国的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担负着领导、管理和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2．文化生产传播组织。文化生产和传播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文化生产传播组织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建设群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产和传播组织可以按照性质划分为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化企业单位。参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笔者认为，事业单位性质的文化生产传播组织主要包括国家兴办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科技馆、群众艺术馆、美术馆等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党报、党刊、电视台、通讯社、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艺术院团等，主要承担着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即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公共文化活动的任务，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企业性质的文化生产传播组织主要包括一般艺术院团、一般出版单位和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类等报刊社，以及新华书店、电影制品厂、影剧院、电视剧制作单位和文化经营中介机构、文化产品销售单位等等。这一类文化生产传播组织承担着满足人民群众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他们主要关注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和商品属性。

3．各种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中，除了上述的文化管理组织、文化生产和传播组织之外，还存在着各种非政府组织，它们也在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着力量。所谓非政府组织(NGO)，就是指那些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并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民间组织。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公民意识的增强，非政府组织获得长足发展，数量上快速增长，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有关资料介绍，截至2012年，我国取得执照资格和注册登记的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约有90多万个［8］。此外还有大量未注册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成为一支广泛活跃在各个社会领域，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聪明才智的有生力量。非政府组织是对政府和市场的补充。非政府组织不以经济利益和权利欲望为驱动，秉承利他主义和互利主义，有着强烈的志愿精神和奉献意识。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尤其是涉及文化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如各类文化志愿者组织、群众性文化协会等，在基层文化工作和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着重要文化产品供给和组织协调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人民主体性的接受维度

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人民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接受主体。所谓接受主体，就是指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落脚点，是社会主义文化成果的享有者。

(一)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接受者

接受主体的问题是文化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从历史上来看，任何文化都有其特定的接受主体。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历来以人民群众作为接受主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将革命文艺的接受主体界定为“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3］855。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从人民群众伟大的改革实践和火热的社会生活中汲取丰富营养和素材，从人民群众中获取强大的力量源泉，从而创造出繁花似锦、异彩纷呈的社会主义文化，深受人民喜爱和广泛接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人民群众作为接受主体。首先，这是由我们所建设的文化的性质所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其他文化根本不同的一点，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和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这就决定了我们所创造的文化必能符合人民群众的需要，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其次，这是由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需求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条件的限制和历史的原因，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需求远没有得到满足，始终处于一种饥渴状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决定了人民群众必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接受主体。

(二)人民群众在文化接受中充分展现其主体地位

1．人民群众的评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衡量标准。人民对文化的接受也是对文化的评价过程。邓小平指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4］212群众是文化消费的主体，是文化产品的最终评判者，也是文化企业的衣食父母，群众的评价是文化创新的强大动力。李长春指出:“坚持把群众喜欢不喜欢、满意不满意、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作为评价作品的最终标准。”［9］人民群众的评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

2．文化的接受沿续着文化的生产。马克思认为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文化的消费与文化生产相辅相成，互为中介。首先，文化的接受使文化产品得以实现。马克思说:“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10］9文化的消费是文化产品显现自身价值的根本途径。没有消费，社会主义文化产品就会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地窖里的马铃薯”［11］那样，只具有物的因素。其次，文化的接受创造出文化的生产动力。“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10］9社会主义文化的消费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需求和喜爱，从而为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生产提供了可能。

3．文化的接受是文化的再创作过程。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接受者总是依据自己既有的知识和理解结构去接受文化产品。面对同一件作品，不同的接受主体会有不同见解。这种既有的知识和理解结构，就是接受美学派学者姚斯说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一方面，接受者有着不同的“期待视界”，而另一方面，作品本身也存在着“空白”和“未定点”。只有在接受过程中，这些“空白”才得到填补，作品的意义就是从这种填补“空白”的接受过程中生成的，因此，对作品的接受是一种解释和再创作活动。如姚斯所言，一部文学作品“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下的存在”［12］。不仅文学作品如此，作为精神成果的文化产品皆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接受并不意味着文化生产的彻底完成，文化接受不仅是一种消费的过程，更是对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意义填充和诠释，这就是文化的再创作过程。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其对社会主义文化产品的接受得到了充分体现。（本文来自于《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杂志。《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陈辉吾1，2工作单位：1．解放军外国语学院2．国防大学

第二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反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我们党在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要尽快改变我国在文化建设上“西强我弱”的状况，使经济和文化能够协调发展，就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不能照搬西方模式，也不能固守原来的作法。这是从总结和反思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一般结论，是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体”“用”之争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仁人志士就在艰难探索中国文化的发展之路。为了抵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维新派人士主张积极吸收西方的先进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因而在文化上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这种“中体西用”观点作了系统的论证。他认为，中国“道统”“纲纪”“伦常”是能变的，而西方的“器用文明”包括某些体制则是可以借鉴的。这种观点相对于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顽固守旧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在本质上仍然是保守的。当时的改良派人士梁启超和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都对这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尔后，现代新儒家提出了“中国文化本位论”，他们承认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但是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的道统中本身包含有开出西方科学和民主的种子。因此，向西方学习不是把西方的东西机械地添加到中国文化中去，而是通过学习和吸纳西方先进文化，从中国文化里面发展出现代的东西。这种观点正确地看到了文化发展中坚持“以我为主”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性，看到了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必须以批判改造传统文化为基础和前提，但是，它过高估计了传统文化的合理性，认为一切现代化的东西都可以从传统文化中生发出来。新儒家的这种观点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热潮中，一些学者又提出了“西体中用”论，其所说的“体”主要是指生产和生活中的“器用”之体，而对于政治制度，则主张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循序渐进地推动改革，并实行“转换性的创造”。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西化论”，但又渗透了某些保守主义的东西，实质上如其所言就是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的一种“再说”。除此之外，我国另外一些学人们还提出“互为体用”论，认为以谁为“体”谁为“用”，都要从具体实际情况出发，从有利于文化自身的发展出发，而不能将其定型化和机械化。持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任何文化相对于一定的环境条件来说，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或适应和不适应之处。因此，对于中、西文化，应该根据具体条件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以上这些观点，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已经证明“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论不仅在理论上存在严重的错误(“中体西用”论割裂了“体”和“用”的关系，导致理论上不彻底;“全盘西化”在理论上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至于“西体中用”论，虽然在阐释上存在着种种矛盾，但在本质上仍旧是“全盘西化”论的翻版。现代新儒家“中国文化本位”论虽然肯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基础和前提作用，确立了在文化变革中“以我为主”的主体作用，但是，它的所谓从“内圣”开出“外王”的观点，还是人为地夸大了传统文化的意义，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互为体用”论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却回避了中西文化在矛盾冲突中的主次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中国仁人志士们经过近一个世纪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论争及其历史实践最终证明，所谓“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中国文化本位”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二)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早期思考与实践

在20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化建设的“中国道路”的观点，是一种崭新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的影响日益扩大，并最终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理论。在前后，马克思主义者和陈独秀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及建立在这种新历史观基础上的文化思想。李达、艾思奇等马克思主义者也为此作出了贡献。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也开始投入到这种宣传中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发表的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系列论著，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对中国文化的性质、任务、特点、道路、方向和前途都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在文化建设的“中国道路”问题上，强调的基本观点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的性质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它的根本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文化建设的根本路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社会文化现象，认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在与工农大众及其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建设和发展新的文化。实践证明，在20世纪上半叶纷纭复杂的文化论争中，各种文化流派都在理论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但是，除了马克思主义外，其他文化流派都只是上阵打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偃旗息鼓了。而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辩证的历史的态度，对于文化的唯物辩证的分析，确实比其他文化流派的观点来得高明和深刻，因而受到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工农群众的认可和接受，其影响越来越大。

(三)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艰难探索与曲折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曲折而艰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提出了在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开展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建设具有高度文化的先进文明国家的目标。当时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扫除文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破除迷信，移风易俗;在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群众中进行社会发展观的教育，让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为现代化建设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等。但是，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的推行和发展，正常的文化建设遭到扭曲，文化和教育领域成了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和重灾区。十年“”使文化遭到空前破坏，在文化领域，“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盛行”是最为严重的。但是，把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和文化理论说成一团漆黑也是片面的。关于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发展的思想，关于实现科技现代化和建设高度文化国家的思想，关于大力发展文化教育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对于如何突破苏联既有模式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所作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正在从事的文化改革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属于文化发展道路曲折探索的三十年。我们曾依靠革命的激情，希望尽快在中国大地上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在干部群众中进行社会发展观的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全社会进行破除封建迷信的科学宣传活动，等等。应该肯定，这些做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种利用行政的力量，从主观愿望出发所进行的种种“文化革命”，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违背了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对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采取全盘否定和全面打倒的态度，其结果是造成了“”这样灾难性的破坏。但这一时期也不是一团漆黑，提出的关于文化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文化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关于对传统文化批判继承的观点等，对我们今天文化改革和发展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其反面的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形成和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文化建设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改革之初至党的十六大，第二个阶段即党的“十六大”之后。在第一个阶段，我们党主要通过阐述“两个文明”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来表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在这一阶段，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决定，对于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指导思想、目标任务、根本方针、具体举措等都作了全面的论证。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的概念，指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关系，对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作了专门的论述和具体的部署，特别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纲领。在第二个阶段，我们党在深刻总结文化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把对“中国道路”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对文化建设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在当代条件下，文化不仅对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而且它本身就是生产力即“文化生产力”，“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其二，“十六大”明确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并提出了“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其三，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思想，并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涵。其四，“十七大”提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思想，表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识更加科学和深刻。其五，十七届六中全会所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仅提出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且对如何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了全面部署，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成为新时期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重要时代命题。通过对我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历史总结，我们深刻认识到，文化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客观知识的世界”和“主观心理的世界”的总和，和“物质世界”一样，也有它的客观性，不是主观人为地能够加以改变的。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只能是也必然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才是一条根本的文化繁荣和复兴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理性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所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并不是一个不变的固定模式。从根本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不是现成的，而是遵循历史和逻辑一致的观点，在文化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按照文化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不断开辟和创建出来的。（本文来自于《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

文化发展的规律不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它本质上就是人的文化创造规律。文化规律的运行是决定性和选择性的统一，片面夸大人的选择性，把文化发展看成是人的主观设计的产物的观点，是主观唯意志论;而把文化创造简单地看成一个离开人而自发演进的过程，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的观点，则是机械主义的宿命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上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它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这个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脉相承的。过去，我们之所以常常犯割裂历史文化传统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认识到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虽然离不开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种规律并不是机械的，它是建立在人的现实的文化实践基础上的，通过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实现的。由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问题上，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其基本走向是一致的，即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是不变的，但在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却是多样的，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关键。这就是，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基本趋向的一致性和路径选择的多样性的统一。任何规律包括文化规律并不是一个命定的线性运行过程，而只是指明了文化发展规律的总的趋势和方向，但通往这一基本趋势和方向的可供选择的路径却是多种多样的。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就形象地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基本趋向的一致性和路径选择的多样性的辩证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反映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辩证关系。任何形态的文化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元性的特征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不同形态文化之间在日益频繁交往中，其共识性和统一性的东西也日益增多。它们之间并不是一方克服一方的关系，而是在“和而不同”中一同向前演进的。中国正处于改革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生活方式深刻变化，社会呈现出利益主体、生活方式、就业方式、社会组织形式等多样化的局面，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人们价值观念的多样化、多变化趋势不断加深。与此相适应，文化作为人类生活原貌的浓缩，是抽象化的人类生活，人类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客观上要求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人们不同的文化需求也会在客观上产生不同的文化形式;而且，不同的文化形式之间的碰撞、交流、融合还会产生新的文化形式。这就导致了文化多样化的必然结果。纵观中国当前的文化，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文化样式异彩纷呈，多样的文化画面和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正统文化、先进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商业文化、时尚文化、另类文化、地域文化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些多样性的文化，相互交织、相互融合，体现了人们多样化的观念和多样化的价值选择。但是，从总体来看，这些不同的文化样态并不是绝对冲突和互相抵触的，它们内在品性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共同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统一性，是多样化基础上的统一，排除了多样化就是对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人或利益群体在理想、信仰、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精神文化等多方面需求的不尊重，也就无所谓统一性。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多样化无时无刻不表现出文化的统一性，它们是人类文明演进的自然结果和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们对于人类社会就如同生物多样性对于生物界那样必不可少。促进当代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不仅是人类文化良性成长的自身要求，也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石。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和世界性

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是通过其民族性和世界性而具体表现出来的，民族的必然是多样的，而世界的即是统一的。世界的统一性存在于民族的多样性之中，而民族的多样性又包含着世界的统一性。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这一原理告诉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绝不是要固守民族性，也不是全盘“西方化”，而是要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多民族全体成员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创造、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新形态，离开了文化的民族性，离开了民族文化的世代传承和积累，也就没有了文化的“认同依据”和“中国特色”，正如所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3］。民族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存之根，它赋予了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以顽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并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昌盛。曾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的，也是很难自立于民族之林的。”［4］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本民族所独创的不朽文化精神，离不开对民族传统和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扬。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又绝不是孤立的、封闭的、保守的和排除了一切外来文化的，相反它是在与世界不同民族文化平等交流中，以彼之长补己之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事实上，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文化发展的全球化也不可避免。马克思曾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马克思这里的“文学”实质上就是指“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全球化或文化的世界性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景观和共同趋势。在这种文化态势下，各种文化通过平等交流和对话，一方面形成维护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一些基本文化价值，促进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各民族文化在向世界文化的开放和交流中使其自身不断得到修正、丰富、完善与发展。最后，文化的世界性并不是文化的“西方化”。虽然在文化的跨民族交往过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之间的落差还存在，但随着众多亚文化群体的增多和新的文化平等对话机制的形成，西方单一文化中心地位正被逐渐消解，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西方化”只是一场梦境而已。

作者：韩美群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第三篇

一、相对圆满的时期

这是先秦时期，即进入秦朝之前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社会对人的素质发展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圆满，当然，这是一种较低水平的圆满，这种圆满不仅表现在人们对人的素质发展的价值追求上，而且表现在人的素质发展的广泛现实上。这里举三个例子。其一是西周时期的“六艺”体现的人的素质发展观。“六艺”系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门课程。礼、乐是“六艺”教育的主干，礼与乐互为表里、不可分割。乐在古代是艺术的总称，其中包括音乐、舞蹈等多项表演艺术。射，是射箭的技术；御，是驾御战车的技术，射和御是武士必备的技能。书，指识字和著文，在文字产生之初，识字教学之中往往还要传授自然博物常识。数，是数术的简称，数的教学不仅有数学知识的传授，而且还包括一些“技术性”知识的传授，例如“数日”，即关于记日、记月、记年的方法，甚至八卦也属于数教的范围。“六艺”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来经过夏、商的发展，到西周时期而定型，达到完备的状态，它体现出人的素质发展的圆满性。其二是孔子的“成人”观。孔子很注重“成人”，即成为一个合格的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那么，“成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呢？下述话语体现了他的基本观点：“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5］210不难看出，这种“成人”的观点对人的素质发展的要求是比较圆满、比较全面的，这对当时的素质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三是墨子的理想人格的素质标准。我国先秦时期的墨子，提出了理想人格的如下素质标准：“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6］50具体而言，墨子主张的理想人格的素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厚乎德行，具体包括兼爱正义、刻苦俭朴、守纪奉公等品质；二是辩乎言谈，即能够用最适当的语言表达最合理的思想；三是博乎道术，具体包括具备生产劳动工艺技巧、军事防御守备技巧等。这样的素质发展标准，体现了较为圆满的素质，它在当时受到较广泛的重视。在先秦时期，人们较普遍地强调追求人的相对圆满的素质，这就形成了一种人类精神，并表现为各种相应的形式，因此也就形成了与之相应的素质文化。如何从人学角度来解读先秦时期人们较普遍地追求人的相对圆满的素质呢？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由于那时社会上层的控制性较弱，即并不是处于将一切注意力放在控制人这个方面，因此较多地以人为本，人性比较真实，这样，能够较多地关注人自身（而不过多地关注人的社会地位），而人自身首先是人的素质，既然较多地直接关注人的素质，就注重人的素质的圆满。第二，由于那个时期并非把过多的努力放在社会控制上，因此在人类价值体系中，人的素质重于人的社会地位，人们将较多的追求放在人的素质上，这样，人们较多地追求人的素质的圆满。第三，在那个时期，由于社会分工尚未过于细化，单个人的生活较为完整，为适应人的较为完整的生活，人的素质也较为圆满。

二、相对片面注重德性发展的时期

这是从秦汉到清朝末年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在较大的范围内，社会对人的素质发展的要求相对来说比较片面，即基本上聚焦于人的德性的发展。这个重要特点既体现在人对素质发展的价值追求上，也较广泛地体现在人的素质发展的现实上。这里举几个例子。其一是汉代的选士制度。汉代选拔人才使用察举制，采用四项基本标准：“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可以看出，这四项标准的主要内涵是德和智，其中特别注重德，尤其是，虽然分为不同科目，但是任何一科都必须具备“孝弟廉公”这一条［7］134。汉代的著名思想家董仲舒更强调，人的素质发展应该聚焦于德性，他强调，人致力于养性冶情以养成“以仁安人，以义正我”的君子［8］82。其二是宋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朱熹把“明人伦”作为人格的基本内容，使受教者通过对以三纲五常为核心内容的人伦道德的认识和践行，强调“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勉焉以尽其力”［9］13，成为自觉地遵循当时的“礼”的秩序的人，甚至养成圣贤人格———这种圣贤人格包括“孔颜乐处”和“圣贤气象”两个基本方面。他明确宣称，伦理是本，技术是末，只要人们的伦理修养好了，自然会纲举目张，甚至，他还强调，道义为重、死生为轻、衣食则更是微末之事，因此德性是唯一最重要的［10］409。其三是明代的文教政策。到了明代，在文化教育政策上，比以前各个时代都注重德性，而且在许多文教政策中，明确地宣称德性是最重要的，才艺是其次的［11］385－392。其四是清代张之洞的重要主张。虽然到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开始较多地注重科学技术，但总的来说，还是在人的素质发展上较片面地注重德性，这集中体现在张之洞的思想中。他在名著《劝学篇》中强调：“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12］；“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天不变，道亦不变”［12］24－25；“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12］12。也许有人会问：从隋唐到清末，盛行科举考试制度，这还能片面地注重德性吗？其实，科举考试渗透的主要也是道德思想，特别注重考察人的道德知识、道德意识、道德气魄；尤其是到了明代中期，开始实行八股文，这就把文章的结构格式上的要求都固定下来了，因此更加集中于考察人的道德素质。怎样从人学角度来解读这个时期相对片面地注重德性的素质文化呢？这特别要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就人性来讲，在这个时期，基本上是从德性角度来诠释人性的，即从儒家的义理角度来诠释人性，“性善论”尤其如此，认为只要关注了人的德性，就关注了人性，也就真正关注了人的素质发展。第二，在人的价值方面，这个时期，由于几乎一切努力都放在维系等级化的社会秩序上，因此放在首位的是人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人本身，不是人自身的全面素质，即已经基本上不是完整的“以人为本”，而为了维系等级化的社会秩序，主要的是养成人们适应于等级化社会秩序的德性。第三，从人的生活来看，备受关注的生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生活，而且是一种固定化甚至凝固化的生活，适应这种生活要求的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相应的德性。

三、追求全面发展但存在尖锐矛盾的时期

这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到现在的时期，这个时期处于现代化历程之中。这个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在社会期望上追求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但存在尖锐的矛盾，这种追求在现实中的实现程度不高。追求人的素质全面发展的具体表现有多种，诸如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等，其中，最为普遍的表现为前面两种。

（一）主观上追求全面发展

近现代明确地追求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在思想家们那里开始得较早。例如，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可以说始于严复1895年的《原强》一文，当时他是提“智、德、力”三个方面，他的主张很快就流行起来，并演变为“德、智、体”三个方面。又如，追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可以说始于王国维1906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他说：“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是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志）、美育（即情育）是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13］580不过，追求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真正较广泛地渗入人类精神，成为一种文化价值，成为素质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大致始于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这里举几个例子。其一是追求德、智、体诸方面发展的例子：1．1915年7月公布，1916年10月修正的《国民学校令》提出：“国民学校施行国家根本教育，以注意儿童身心之发育，施以适当之陶冶，并授以国民道德之基础及国民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为宗旨。”［14］772．1942年的《小学课程标准第二次修订经过》中强调：“国民教育小学部之课程，可分析为三大训练：①道德的训练；②身体的训练；③知能的训练。即小学整个教育之设施，应以德、体、智三大训练为中心目标。”［14］1743．1982方针12月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其二是追求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的几个例子：1．1919年4月，教育调查会通过了“教育宗旨研究案”，该案明确提出“以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为宗旨。该“宗旨案”提出的健全人格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国家之本；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第三，强健活泼之体格；第四，优美和乐之感情。显而易见，这体现了将人格的基本内涵划分为德、智、体、美四个方面的观念。2．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如下的教育目标：“坚持全面发展。全面加强和改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上例子在教育领域体现了追求全面发展的素质文化。

（二）存在尖锐矛盾

在这个时期，基本上并没有实现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而只在较小的范围内实现了这个素质文化的理想。事实上，在较大范围内，存在尖锐矛盾，这种尖锐矛盾最突出的情况有如下三种情况。其一是政治素质与其他素质矛盾，在个别时期内走向较片面注重政治素质。例如，国民党统治时期开展“新生活运动”，对于人的素质发展的要求就有过度政治化的倾向，该运动提倡“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而其中特别关注“效忠”国民党的“党国”。又如，在“”时期，虽然对人的素质发展的要求强调“又红又专”，但从根本上讲还是相对片面地强调“红”，强调“政治挂帅”。这两个例子，都既表现在学校教育中，也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其二是知识素质与其他素质的矛盾，在较多的时期内走向片面注重知识素质。这种情况，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考试制度的实施，就已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到现在变得日益严重。1977年以来，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等倾向的影响之下，首先在学校教育中，然后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人们更多地只注重知识素质，而相对忽视其他素质，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的许多素质都较差，例如：道德素质较差———人们普遍认识到的“道德滑坡”就是道德素质差的表现；创造力素质较差———中国经济结构过度地依赖国外的科学技术和创造设计、而中国自己只能“制造”或模仿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就是大多中国人的创造力素质较差；身体素质下降，对此人们也有较普遍的认识。在此情况之下，许多人产生了对国民素质的忧虑性的反思，较为流行的“国民性改造”就是一例。其三是专才与通才矛盾，在较多的时期内走向注重专才。本来，现代社会素质文化中主导性的价值追求是人的全面发展，这表现在人的才能上应该是追求“通才”，但在现实中，人们往往只追求在单个领域内获得专长，成为“专才”，这实际上是一种片面发展。很长时间以来，“通才”实际上较少，而不像古希腊时期雅典城邦那样存在大量的“通才”。

（三）人学解读

如何从人学角度来解读这个时期的素质文化发展呢？这特别要注重如下几点。第一，从人性方面上讲，一方面，人性在进化，其趋势是逐渐倾向于发展较全面而圆满的人性；另一方面又受制于民族解放战争、政治斗争和经济落后于西方国家因而亟需追赶的现实，人性又在一定程度上走向片面化，有时甚至走向异化。第二，从人的价值方面来讲，一方面，人们日益追求人本身的价值，包括追求人自身的素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正处于追赶西方国家的时期，单个人的价值的自我实现尚不具备充足的条件，因此，在现实中，个人素质的价值、人的自由发展等受到的重视程度并不高。第三，从人的生活来看，由于现代社会中人的分工精细而较为固定，因此，虽然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但与精细而较固定的分工相适应，人的素质发展又相对片面化。

四、反思与前瞻

中国素质文化的发展历程值得我们反思，我们应该在反思的基础上前瞻，展望我国素质文化发展的应有走向。

（一）反思

中国人素质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不令人满意，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迅速变迁，人的素质发展并没有迅速提升，有时甚至存在下降的情况，许多人对此进行了批判，例如，张宏杰分析中国人的国民性演变时说：“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历程如同直跌下来的三叠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惊讶。源头的中国人，品格清澈；唐宋时的中国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国人的品质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无创造力。”［15］虽然他的批判未必适当，但人的素质发展进程确实缓慢。那么，导致人的素质发展进程缓慢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这主要是素质文化发展缓慢。人的素质具有多方面的极端重要性，本来，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人的素质发展水平应该迅速提升，人的素质应该日益全面均衡。然而，人是一种有能动性、自觉目的性的存在，人要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素质，就需要有价值追求上的有力推动，而要有价值追求上的有力推动，就需要具备这个条件：人的素质发展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价值。这就需要素质文化在整个文化中占有突出的位置，需要大力发展素质文化。而在中国，长期以来，素质文化的发展是很缓慢的，在文化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利益文化，即以财富、权力、地位等为主导价值追求的文化［16］。

（二）前瞻

文化学者钱穆强调：“今天的中国问题……已是一个整个世界人类的文化问题。一切问题都从文化问题产生，也都该从文化问题来解决。”［17］1基于上述分析，解决中国人素质发展的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从以利益文化为整个文化的核心，走向以素质文化为整个文化的核心。首先一步是增强人们对人的素质发展的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8］195。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从文化层面认识到素质发展对个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素质文化虽然一直存在但一直发展不够，未来应该居于整个人类文化的核心，并致力于寻求素质文化建设的有效策略。马克思曾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9］594，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20］649。这就把人的素质发展置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核心位置。当前，我们需要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如何把人的素质发展置于整个社会的核心，素质文化置于整个人类文化的核心，大力而有效地发展素质文化。这是一个紧迫的文化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人学问题。（本文来自于《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丁念金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