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下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研究

一、城市化背景下保护壮族乡村文化的特殊意义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壮族乡村文化保护面临着各种挑战，加强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与研究，是包括壮族在内的各民族面临的共同问题，具有现实意义。第一，有利于促进壮族乡民更好地适应城市化生活。城市化在丰富壮族乡民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解构着壮族乡村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使壮族乡民在城市化过程中面临着“文化适应”的问题，必须通过保护、开发壮族乡村文化的开放、包容、和乐、尚义、勤劳等优秀文化传统资源，赋予它们时代内涵，与外来文化在融合、创新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第二，有利于提升壮民族的文化影响力，提高壮民族认同感。壮族文化影响力与其自身人口数量所占比例极不相称，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壮族乡村文化的保护、发掘不够相关。壮族文化的根在乡村，保护好壮族乡村文化就是保护好壮族人民的精神家园，就能够给壮族人民留下“记得住乡愁”的空间，在面对各种外来不良文化冲击时能“找到自己精神的家园”。第三，有利于保护我国文化生态平衡。我国是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的存在与识别以本民族文化作为前提。壮族是我国汉族以外人口数量最多的少数民族，地域分布宽广。保护好壮族乡村文化，能给其他少数民族以信心和榜样。反之，如果保护不力，致使其作用受限，甚至于面临各种危机而消亡，就会影响其他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进而放弃本民族文化，最后有可能使我国文化多样性不复存在，文化生态平衡将被打破。第四，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和民族共同繁的基础和前提。保护民族文化是民族平等的具体要求和体现。壮族地区农村发展相对落后，这与壮族乡村文化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相关。壮族乡村与乡村文化发展滞后，不利于壮族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不利于壮族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茁壮成长。保护发展好壮族乡村文化，能为壮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加速发展提供精神支持和文化资本支撑。第五，有利于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更紧密的文化联系。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不断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引发文化交流需要越来越密切。壮族主要分布地广西和云南处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桥头堡的位置，也是“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与越南、泰国、缅甸等国接壤，具有相似或相通的壮族文化传统，或与壮族文化同源，把壮族文化的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上升为国家文化战略，努力构建“壮傣民族文化圈”，有利于建立中国与东盟更紧密的经贸、文化联系，与设在东盟国家的“孔子学院”式的文化机构形成互补关系，为打造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和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二、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村文化的基本现状

在城市化背景下，壮族地区各级政府日益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壮族乡村文化保护工作取得不少成果，如将壮族传统节日“三月三”确定为广西法定假日，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壮族乡村民间艺人和文化设施建设力度得到加强等，但也应看到壮族乡村文化现状不容乐观。（一）壮族乡村文化主体存在流失、断层的危险。壮族乡村节日文化的主体主要包括壮族乡民、当地各级政府、学校和民间团体等。壮族乡民是壮族乡村文化最主要的创造者和直接受益者，因而是壮族乡村文化传承保护的主体；政府理所当然是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的领导者和引领者；学校和社会民间团体是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传承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城市化引起留村人口减少，乡村“空壳化”现象严重所导致的保护传承主体后继乏人。城市化推动壮族乡民进城务工、经商和求学成为常态化，而务工是目前广大壮族乡民进城最主要的动因，也是壮族乡村青壮年流失的主因。壮族乡民进城务工对增加其经济收入，提高他其生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客观上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带来不利影响：一是使留在乡村的青壮年明显减少，有的村屯9成以上青壮年外出务工。应引起注意的是，当今外出务工的壮族乡民数量不降反增，务工人员年龄呈低龄化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田地因此荒芜，破坏了壮族乡村文化赖以存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二是导致壮族乡民的生活习惯、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等都与壮族传统乡村生活习惯极为不同，引发他们对壮族乡村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降低；三是影响其他乡村留守人员，如儿童和老人对壮族乡村文化的认同感，甚至导致部分乡民采取摒弃的态度。壮族乡村留守少年儿童由于受父母外出务工、学校汉族文化的教育，尤其是电视城市文化的影响，他们从小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渴望，对乡土不留恋，不愿意，也根本无法认识到要留村保护传承乡村文化的责任，导致保护传承主体出现断层危险；老年人是乡村文化传统的主要传播者，因青壮年的地位和作用上升而下降，因丧失文化话语权正逐渐被边缘化，无法承担传承保护责任，有的文化找不到传承人而因老人过世不同程度被他们带走。壮族乡村“空壳化”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壮族乡村文化的领导者———当地政府的决策，不利于壮族乡村文化保护政策的科学制定。（二）壮族乡村文化客体的危险存在灭失。壮族乡村节日文化客体，是指壮族乡民在节日活动中所用的各种物质文化产品、精神文化产品和制度文化产品的总和。壮乡不恰当的城市化，严重影响到壮族乡村文化客体的传承发展。本文仅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1.城市化使壮族乡村传统服饰十分“鲜见”2012年11月，笔者通过问卷的形式对来宾市泗贯等5村壮族传统服饰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了60份问卷，有效问卷55份，有效率为91%。从表1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受访壮族村民者都表示壮族传统服饰现在“多数是中老年人穿，年轻人很少数穿”，这说明壮族传统服饰穿戴人群由过去的不分男女老少，今天变成只有老年群体尚在独自“支撑”，年轻人对壮族传统服饰不以为然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甚至不屑一顾。村民平时不穿，只在特殊日子里，如三月三或接待游客时才穿、赶集和走亲访友不穿。在田阳县壮族人文始祖布洛陀的居住地敢壮山举行的布洛陀旅游文化节上，壮族人口占据大半的聚集场所，除进行祭拜活动人员之外，基本上很难看到穿着壮族传统服饰的群众也得到进一步证明。2.城市化使壮族乡民使用壮语的能力下降2015年10月，笔者通过问卷的形式对德保、西林、宁明壮族村民或村负责人壮语言文字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了90份问卷，有效问卷81份，有效率为90%。从表2可以看出，有的村接近50%左右的村民认为认为壮族地区中小学应该用汉语，有的村全部负责人都认为是用汉语，主张学校用汉语教学的比例高于主张用壮语教学的6个百分点，是主张用壮汉“双语”人数的1倍还多。对于“您会要求您的下一代学习壮语”问题，选择“由子女自己决定”和“会”各占40%，选择“不会”的占20%左右，明确要求下一代学习壮语的比例远远低于“不会”和“由子女自己决定”两者总和；对“您认为壮话有推行学习的价值吗”问题，回答“没有”的人数超过“有”的人数将近10个百分点。从这3个问题的答案的统计可以看出，壮族村民包括村干部并不看好壮语的前途。壮语地位、作用不断下降与壮族地区村民外出打工、求学、经商等日常交往活动，需要不时进出城镇，有的甚至是长期生活在城市密切相关。为了适应、融入城市生活，壮族村民学习掌握城市文化必不可少，这首当其冲的是对城市主流语言，包括普通话的学习和掌握。由于青壮年外出打工，留守家乡的子女大多只能交给祖辈照看，爷爷奶奶为了与满口普通话的孙子孙女交流，也只好舍讲已经习惯了的壮语，不时蹦出几句蹩脚的普通话。由于城市化的影响，使用壮语交流的语言环境产生变化，使用壮语的空间被挤压，讲不好壮语的人越来越多，不会讲壮语的人呈低龄化发展趋势。3.城市化使壮族山歌“渐失”，难登舞台2011年10月，笔者通过问卷的形式对靖西壮族村民山歌情况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了100份问卷，有效问卷93份，有效率为93%。从表3可以看出，其中不会唱山歌的村民52人，比例为55.9%，高于会唱山歌人数15个百分点；不愿意学唱山歌人数占总数比例为23.7%的比例。虽然村、乡镇或县会举办歌圩，但是只有中老年人喜欢唱山歌，年轻人不喜欢，会唱山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会编山歌的年轻人更少，会编也会唱山歌的年轻人则几乎没有。一些村、乡镇壮族歌圩因为群众基础的广泛性丧失而形同虚设，自然消失，不少地方歌圩已不复存在。不少游客到武鸣参加三月三歌节，因听不到用壮语唱的原汁原味的山歌而扫兴而归。

三、影响壮族乡村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文化生态环境恶化。壮族乡村文化是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因素长期综合作用形成的结果。壮族乡村不恰当的城市化，使壮族乡村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受到破坏，这不仅改变了壮族乡村的经济面貌和社会结构，也改变了壮族乡村文化结构，壮族乡村文化的内容、形式，以及韵味都不可避免受到冲击。一是地理环境变迁。随着城市化不断深入，壮族乡村文化依赖的自然地理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由于壮族乡村普遍处于后发展地域，城市化导致城扩乡缩，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了城中村、村中城、村中镇、村中市等现象，原来十分固定、确定的依托地域已经变得相对模糊，导致壮族乡村文化在城乡之间“游离”，难以找到“归宿”。二是经济因素变异。如农村土地用途过度商业化，或因景区景点开发、工业用地、城市用地、开发区、库区建设等需要，导致非农用地比重不断增加，有的壮族乡村因此不复存在，其文化也不同程度消失。三是乡村文化资源过渡商业化，破坏了乡村文化“土壤”环境。它集中表现为乡村旅游业的无序发展，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壮族乡村经济发展、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也不同程度破坏了壮族乡村文化生态环境，如把不是季节的民俗文化硬搬上演出舞台来，显得不合时宜。四是生活方式城市化。越来越多的壮族乡民，尤其是那些有外出务工经历的青壮年，逐渐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其饮食、娱乐、穿着打扮、居住、生活用具和用品、婚丧礼俗等方面逐渐向市民学习、靠齐，对壮族乡村文化，尤其是民俗文化认同感降低。（二）壮族乡民民族意识淡化。民族意识是民族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其核心是维护、捍卫和实现本民族生存发展的利益和权利。壮族人口分布范围广，开化时间早，其思想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稀讼狱”［1］139，更容易与其他民族融合，使得壮族民族意识相对较弱。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壮族乡村文化受到城市文化、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壮族乡民的民族意识不断淡化，这可以在前文有关调查中壮族年轻人对本民族语言、山歌、服饰抱无所谓的态度得到体现。壮族乡民民族意识的淡化，使壮族民众在乡村文化的选择上就难以达成一致，减少了壮族乡村文化的稳定性，加剧了壮族乡村文化的失落。（三）传承方式落后。在网络化时代，各种自媒体、新媒体层出不穷，文化传承方式越来越先进、传播时间越来越短，影响人群越来越广。但是，壮族乡村文化仍然主要通过师傅传承、家族传承，采取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在文化的传承过程中，有些文化项目或者某些领域的传承和延续飘忽不定，往往因传承人的死亡而灭失，特别是在现代化急剧发展的社会环境下，文化的链接更容易出现中断，甚至在不经意间就会消失。（四）西方文化的冲击。随着城市化不断推进，西方文化不可避免会“踏进”壮族乡村，影响壮族乡民的生活。以节日文化为例，壮族乡村农民的娱乐方式受西方节日文化的影响，在交通、通讯条件较好的壮族乡村，许多传统节日逐渐被淡化,不少人，尤其是年轻人也开始把过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万圣节等当作时髦而在乡村流行起来，有些节日甚至比当地的传统节日举办得更加热闹，能够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人气更旺。西方文化的冲击，必然导致壮族乡民对本民族文化的拥有感也逐步消逝,原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文化自信心也随着传统乡村文化土壤的消失而丧失。

四、城市化背景下保护壮族乡村文化的对策

（一）发挥经济功能，提升壮族乡村文化的“含金量”。城市化导致壮族乡村“空壳化”，致使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传承后继乏人，能否留住村民，成为壮族乡村文化保护成功与否的关键。壮族村民渴望过上与城市人一样的文明生活，这是他们的权利，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伟大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壮族乡村文化保护要采取“精准保护+盈利性开发+扶贫”模式，有效发挥其经济功能，满足村民需要。“精准保护”是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的关键。城市化背景下，需要保护的壮族乡村文化面广、点多，但受限于政府财政保护经费不足、地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以及村民认识水平、保护技术跟不上等因素决定，只有在摸清壮族乡村文化现有家底基础上，对各种乡村文化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定位、“精准”规划、“精准”实施，让壮族乡村文化中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让政府把有限的文化经费集中用到“刀刃”上，避免全面播种却开不好花结不好果的弊端。“盈利性开发”是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的重要举措。文化保护与文化开发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开发也是保护。开发性保护分为盈利性开发保护与公益性开发保护两种类型。壮族地区农民普遍不富裕，尚有部分农民未脱贫，当地政府文化建设经费不足等实际情况决定，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的应以盈利性开发保护为主，公益性开发保护为辅。盈利性开发主要是通过把壮族乡村文化资源资本化，发展相关文化产业来实现。如靖西市旧州镇，当地村民在政府的领导下，把绣球、壮锦、壮族陶瓷等具有壮族乡村文化特色的产品做大、做强，部分产品甚至远销海外，使绣球、壮锦和陶瓷等壮族乡村文化保护走上良性发展道路。“扶贫”是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不可绕过的一道坎。目前，脱贫是广大壮族地区农村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壮族乡村文化“精准保护”与“盈利性开发”的结果，应该让当地村民从中收获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包括实现壮乡农民“脱贫”致富，过上美好生活。只有这样，当地壮族村民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壮族乡村与城市之间差距才能不断缩小，乡村对村民的吸引力才能不断增强，愿意留村的村民才会逐渐增加，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主体才得以最终稳固。（二）完善规章制度，提高壮族乡村文化的保护力度。壮族乡村文化保护和开发是关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的大事，这决定了它是一种政府化行为，各级政府都应该担负起相应的文化保护职责。建立完善规章制度，是保护壮族乡村文化的重要举措。壮族集中分布的广西为保护壮族文化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从1956年10月到2017年10月，共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200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201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市场管理条例（199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2010）等35个文件①，使壮族文化，尤其是壮族传统文化保护有了更多的政策依据，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针对壮族乡村文化保护出台包括单行条例和专门条例在内的政府规章制度。例如，壮语是壮族乡村人们交流的工具，城市化冲击下也存在蔑失危险，但目前广西尚未有专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相关的法律法规虽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规定，但也是宽泛的原则性的阐述，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应该尽快出台《广西壮语言文字工作条例》等相关规章制度，使壮语保护工作落到实处。（三）创新传承方式，提升壮族乡村文化的吸引力。文化传承保护需要“包装”。符合人们心理需求，为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收到良好效果。城市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在壮族乡村轮番登台，壮族乡村文化要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维系自身的影响力，就必须创新传承方式。一是利用互联网传承保护壮族乡村文化。当今是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能够为壮族乡村文化传播提供快速、生动、真实的平台。以壮族乡村节日文化保护为例，在节日活动举办前，及时把壮族乡村各地将要举办的节日文化活动的信息，通过制作成图文、歌曲、动漫等鲜活形式，借助有影响的网站快速，强力推介，能够很好引起各地人们的关注；节日活动举办时，通过相关网站进行现场直播，把节日内容、现场的节日氛围、文化活动的靓点等及时播报，满足人们猎新的需要；节日活动结束后，把活动记录进行剪接，寄存在互联网，能满足人们随时观看的需要。二是利用各种平面媒体宣传壮族乡村文化。如把各县的特色壮族乡村文化，通过电子屏幕，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在高铁站、汽车站、市中心繁华地带滚动播出，长年累月下去，受其影响的群众数量将十分庞大。三是利用手机，借助“今日头条”等平台，随季节免费发送壮族乡村各种民俗文化活动到手机客户端。四是利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保护壮族乡村文化。壮族地区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通过开播壮语节目，增加壮语节目数量和播出时间；用壮汉双语播报本地新闻；在本地娱乐文化、体育活动举办现场用壮语播音，屏幕汉字同步说明；把收视率高的电视连续剧、小品翻译成壮语后播放；以壮族乡村文化为题材创作电视广播作品等形式，提高壮族乡村文化的影响力。（四）加强教育，提升壮族乡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壮族乡村文化保护传承的主体是壮族乡民，他们对本民族乡村文化的认知如何，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壮族乡村文化采取什么样的态度，进而决定了壮族乡村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城市化背景下，壮族乡民的民族文化意识有减退趋势，需要加强教育。首先，开展壮族乡村文化内涵教育。针对不少壮族乡民认为壮族没有特点、没有自己的文化、壮族乡村没有自己内涵的错误说法，要通过办学习班、建设文化长廊、利用广播电视等方式向乡民宣传壮族和壮族文化，重点是宣传壮族乡村文化，要向他们理直气壮灌输壮族不仅有自己特色的文化，而且它的根就在壮族乡村之中；要组织他们系统学习壮族传统文化，使他们了解本民族具有恋土、平和、忍让、知恩必报的优良文化品格［2］100，增强壮族乡民的民族认同感、自信心和凝聚力。其次，开展壮族乡村文化价值教育。壮族乡村文化像其他文化一样，不仅具有育人的文化功能，而且具有经济创收等多重社会功能；不仅对本村、本民族具有维系作用，而且对促进民族团结和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壮族乡村文化与壮族乡村现代化、壮族地区城市化并不矛盾，只要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一定能够达到“两促进、两不误”。第三，开展壮族乡村文化保护方式方法教育。保护壮族乡村文化进行不仅是政府行为，更应该是村民自觉的行动，他们要身体力行就是对乡村文化最好的保护方式。如教育他们重视过本民族节日，积极参加各种民俗文体活动，带头讲壮语、穿壮族传统服饰、佩戴壮族饰品、用壮族仪式接待客人等；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开展旅游业时，要因势利导，不做杀鸡取卵的事，绝不以牺牲文化长远利益来换取来眼前局部利益等。（五）加强学校教育，扩大壮族乡村文化的受众。群体学校被誉为知识的殿堂。壮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让壮族乡村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校本教材，能够提高壮族乡村文化的档次和说服力，这也与学校不少学生是壮族，他们生活在壮族乡村文化圈，有的会讲壮话，有的学生穿壮族传统服饰，喜欢听壮族英雄故事，对壮族乡村文化有感情，“每个民族都是从自己丰富的民族文化中接受道德教育，高通人际、代际关系的”［3］26，愿意接受壮族乡村文化教育契合，这些壮族乡民的后代从小接触、学习壮族乡村文化，一定程度上弥补壮族乡村文化后继乏人、甚至是断层的危险。壮族地区高校要处分利用本地乡村文化资源优势，对民族大学生广泛开展热爱家乡文化的教育，把专业教学与壮乡文化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如美术专业学生，可以组织他们到壮乡采风、写生；音乐专业的学生，可以到壮族乡村文体活动现场，感受壮族原生态音乐的魅力；体育专业的学生，可以开设壮族传统体育课程，组织铜鼓队、舞龙舞狮队等，无形中就能增大壮族乡村文化的受众群体。

［参考文献］

［1］黄家信.论壮族的历史文化特点［J］.学术论坛，2004（3）.

［2］梁庭望.陆荣廷与壮族文化［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6（1）.

［3］赵志毅.中国民族德育论纲［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

作者:刘武军 单位:百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