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强国下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研究

摘要:建设体育强国是我国体育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公共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及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体育强国的建设，更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文章通过文献的研读与分析，调查与访谈的结合，对目前我国公共体育产品现存的发展状态与供给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得出:目前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体育场地、设施、人才等有形产品数量有限、品种不多、利用率不高;区域、城乡、个人之间存在差距;政策、制度、规则等无形产品可操作性不强。为实现体育强国，在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上，我们应改变目前公共体育产品的政府单一供给机制，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供给;在供给策略上应实行不同地区梯度推进和非均衡发展。同时，还应该开发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竞技体育产品在公共体育服务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关键词:公共体育服务;体育强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

新世纪以来，中国体育在弘扬和发展民族体育文化的同时，已悄然地由体育大国自居———移向体育强国的建设之梦。这种梦想，从人类社会的特质来看，既吻合于“追求强者是人类个体的本性、追求强盛直至强国更是每个民族的天性”;也吻合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和体育事业的成长之路。正如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体育领先其它行业一般，部分项目率先迈入了世界列强之林，定格为新中国跻身于国际社会的一个标识。当然，今日中国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万物待苏，而在于综合国力、各行业的强劲发展都有望追求行业内的强国之梦，恰如中国首艘航母“辽宁舰”正式交接使用一般，被西方媒体评论为:“这对中国军队来说，不只是增加了一个舰种，而是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明显提升的象征，是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的必经之路”。而中国体育同样具有可圈可点之处，即从1984年至2012年近三十年的奥运金牌及奖牌数(201、473枚)在国际社会中的排序，以及北京奥运的成功举办等等，足以清晰地彰显中国由体育大国梦想体育强国的建设路标。近年来，针对体育强国的内涵、以及如何建设体育强国，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诸多研究与论述中，学者和专家都强调体育强国的建设内容是一个体系性的工程，涉及体育制度、体育政策乃至综合国力等诸多领域建构，而公共体育产品的有效供给及发展不仅直接影响着我国体育强国的建设，也更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已被各路学者普遍认同［1－2］。可是，在目前建设体育强国的形势下，我国公共体育产品的建设与供给却不尽如人意，不仅表现为供给数量的缺乏，而且质量也不高，阻滞了我国体育强国的建设。本文通过文献的研读与分析，调查与访谈的结合，阐释目前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背景下，我国公共体育产品现存的发展状态与供给情况，并针对现状提出辨证的发展思路。

1体育强国背景下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问题分析

1.1政府主体单一供给公共体育产品存在缺陷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政府一直是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最权威的机构。政府利用自己的垄断权力，集中有限的政府资源，为社会供给一些简单的公共体育产品。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公众的公共体育产品需求产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向着多元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面对公众多元化的公共体育产品需求，政府的单中心供给机制缺乏生命力。第一，政府虽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性以及公共利益的代表性等优势，但由于在信息的获取、资源的分配和产品的生产上的缺陷和限制，致使政府无法达到服务供给的目标，造成了政府单一供给的效率低下，产品短缺、消费拥挤等现象的发生。第二，在传统的公共体育产品供给体制下，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决策往往不是基于公众的所需，而是根据领导的喜好，由领导“拍脑袋”或者凭着先前的工作经验决定。由于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和评估监督机制，导致政府对公共体育产品供给问题判断存在局限性，供给方案设计缺乏合理性，严重影响了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有效执行、预期效果难以实现。

1.2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数量有限，供给质量较低

首先，从有形的公共体育产品———体育场馆的角度来看。目前，公众最需要的有形公共体育产品无非就是体育场馆与设施。在对北京、上海、广州大中城市的城镇居民体育产品的需求情况调查，有79.2%调查对象将“锻炼场馆”作为首选的体育产品需求［3］。可是目前我国体育场馆数量整体偏少，例如在上海市民对公共体育服务满意度低的归因调查中，首选体育场馆数量太少［4］;在安徽省、江西省、山西省、东北三省、河北省、福建省等省份大众体育的调查中，分别有84.7%、82.4%、78.4%、68.2%、60%、59.8%的人群反映居家地带没有可供体育健身的场馆［5］，场馆缺乏毋庸置疑。此外，由于目前体育场馆所提供的消费价格相对公众的收入还略显偏高，导致目前有限的体育场馆的开发与利用率不高。如:北京、上海、广州商务中心地带的营业性场馆(球类、跆拳道、武术等)，单次进馆计费2小时150元左右，社区附近的开放性场馆，单次进馆计费2小时80元左右。这种花钱买健康的消费价格(剔除会员身份的季卡、年卡消费不说)，如今在各省各城市营业性场馆中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客观地看，此种“以馆养馆”的市场化体育消费形态，为人们获得理想的健身去处提供了便利，它既是体育产业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也是民众锻炼身体选择的一种方式，本身无可厚非。但在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不足2千元人民币的现实生活中［6］，经济的捉襟见肘，导致人们很少选择这样的收费场所进行锻炼，而只能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居家附近和免费场所来进行锻炼。从这些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场地是公众进行体育锻炼最基本的需求，然而场地不足且消费偏高已成为普遍问题。有形公共体育产品的稀缺，是当前我国体育强国建设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其次，从无形的公共体育产品———政策法规、人才培养与经济投入来看，也存在不足的现象。从政府法规方面来看，虽然我国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对体育的发展进行规范与指导，诸如《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等，从现行的体育立法中可以看出关于公共体育产品方面的论述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体育法律法规中有关于体育公共产品的内容，但多是停留在原则性表述，缺乏具体服务内容和实施标准，使得法律条文的可操作性不强。例如，虽然《体育法》在我国近二十年的体育发展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发展方面还缺乏在立法语言上对保障公民体育权利和推进公共体育服务的明示规定，还应加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制度与措施的设计［7］。在社会体育人才与体育事业经费投入方面来看，在《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中，提出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到有100万人获得等级证书，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的人数达到10万人以上，根据2014年我国最新的统计人口13.6亿来说，体育指导员人均比为1360∶1。韩国现有144193名各种类型的体育指导员，平均338人拥有1名体育指导员。在经费的投入方面，2009年中央和地方财政投资体育事业238.26亿元(折合37.34亿美元)，人均2.8美元。韩国用于体育事业的投资为34090亿韩元(折合3.07亿美元)，人均6.3美元。可以看出，人才与经费的缺乏直接影响了我国公共体育产品的提供，人才与经费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基础，没有充足的人才与经费的投人，发展体育强国只能是空谈。

1.3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存在地区、城乡和个人差异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在资源、环境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形成了我国公共服务水平不仅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还存在城乡差异和个人之间差异。通过对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学校体育教育均等化水平现状的调查，我国学校体育教育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内学校之间均存在着不均等的现象，具体而言东部学校体育教育在投入(包括场地设施、师资配备、课程开设、经费投入等)方面要好于中部学校，市区学校体育教育要好于郊区，省市直管的学校要好于基层管理的学校。社区体育服务发展情况表现为东部地区好于中部地区;城市街道好于乡镇农村;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好于欠发达地区。社会成员之间所能够享有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存在不均等［8］。并且我国体育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均等还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东、中、西部体育事业经费支出差异的泰尔指数由1994年的0.29上升到2008年的0.39;2003年省际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变异系数达0.57;体育场地仅有8.18%分布在农村［9］。另外，在同一城市，人与人之间在享受基本公共体育服务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之间，而后者多为农民工。上述现象的存在无疑会对目前我国体育强国的建设产生巨大的障碍，如何实现地区、区域、城乡等无差别的供给，使公众享受均等化的公共体育产品将是建设体育强国最主要的目标。

2体育强国背景下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发展策略

2.1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供给机制

基于目前建设体育强国背景下我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与矛盾，我们急需进行变革的是改革公共体育产品供给模式，改变目前政府的单中心供给和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在英美等体育强国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实践中，发挥社会力量，实行公共体育产品的多元化供给一直是政府采纳的主要模式，并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因此，在公共体育产品供给过程中，我们应该积极转变思维，不仅要重塑并优化政府自身的能力和结构，还要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应进行行政职能的转变，创新公共管理模式，鼓励市场、社会以及个人以多元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实行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服务供给机制，力求缓解政府的供给压力，进而为社会提供丰富的公共体育产品。例如:北京回龙观镇政府购买“北京回龙观业主超级足球联赛”;上海市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2014年市民体育大联赛、青少年十项系列赛交给体育社会组织举办。广州市购买广州鸽协举办的全民健身信鸽系列赛;深圳体育局购买深圳登山协会承办的山地马拉松比赛;湖南省长沙市暑期中小学生游泳服务购买等实践，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实践证明，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实现公共体育产品的充分供给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建设体育强国过程中，我们应结合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这一供给模式，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主体多元的合力，利用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实现公共体育产品充分供给。

2.2公共体育产品供给应坚持多层次和梯度化发展

体育强国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公共体育产品的均等化供给。可是，我们应该清楚，面对当前我国区域、地区和城乡发展存在的差异，以及公共体育产品供给的现状，我们不可能实行一刀切、一盘棋，不能脱离实际盲目的“平均化”发展。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应结合区域、地区和城乡发展状况，实行有层次与梯度化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的根本目的，但是我们应清楚，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是绝对平均，不是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持一致，而是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都在某个水平—即“底线”之上。《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界定是:“全体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获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其核心是机会均等，而不是简单的平均化和无差异化”。各地区应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在这个底线之上制定本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成熟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表现为在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居民个人之间的公共服务分布均等。其发展的过程是阶段性的，初级阶段的目标应是实现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中级阶段的目标为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高级阶段的目标为实现全民公共服务均等化［10］。中国人多地广，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客观问题，构建体育公共服务体制也必须直面这个现实。在实际构建过程中，应必须采取非均衡的发展策略，在不同地区实行梯度推进［11］。因此，在努力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应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内实现本地区非基本公共服务，即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同理，在同一地区内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也应该首先实现底线均等化，在此基础上提供非基本公共服务。因此，在今后一定的时期内，梯度推进公共体育产品均等化是符合建设体育强国的要求。

2.3扩展公共体育产品的种类

从发达国家来看，体育强国应该具有丰富和多元的公共体育产品的种类，不仅具有群众性体育服务产品，还应推广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供给。竞技体育服务产品是指提供高水平竞技运动表演以满足人们从其他表演艺术中无法获取的审美享受的一类产品。这类产品包括代表国家荣誉的竞技服务产品和由职业竞技体育运动员或运动队利用非运动会时间提供的竞技表演或娱乐服务产品，如邀请赛、明星赛、挑战赛、国内各种级别的联赛。它是近代体育发展中为满足人们通过观赏竞技表演获得享受需要而出现的、以竞技运动表现作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劳动者，并进而逐渐形成一种竞技表演服务产业。公众更多的是满足精神和文化层面的需求，例如，关注我国国家队在国际比赛中能否获得好成绩、要看到自己崇拜的明星或球队能否在比赛中获胜等等。在建设体育强国的进程中，将竞技体育作为公共体育产品予以发展，无疑会丰富体育公共服务的品种，更好地满足公众需求。

3结语

体育强国应该是一个公共体育产品发展丰富、公民均等享受丰富体育产品的态势。目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的发展还比较落后，公共体育产品的供给还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不仅表现为有形产品的缺乏，而且无形产品还有待完善和开发。实现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是建设体育强国的必须，影响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最主要的因素是财政投入的不均衡，我们可以通过改革财政制度，采用二次分配或转移性支付等手段达到其相应的均等。并且，我们还应该明白均等化不是绝对平均，不是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保持一致，而是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都在“底线”之上，是全国的各地区之间、同一地区的城乡之间、同一城(乡)的人群之间分别实现“底线”的均。

作者:谢叶寿 许明思 阿英嘎 单位:安徽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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