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形成的条件综述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也是这样,它是应时代的呼唤而产生和发展的,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阶级关系、政治、道德、哲学传统的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革命和战争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形成与发展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运用的历史,同时也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初、中期,由于我党路线的正确以及党员干部和群众高昂的革命积极性,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是到了末期,由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当时的党中央教条式地理解“二次革命论”,放弃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同时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斗争,使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1927年春夏,国民党乘机发动“运动”和反人民的战争,从而导致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最终失败,已经发展到六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一万多党员。指出:“所有这些情形,都是由于没有经验,缺乏深刻的革命认识,还不善于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此后经过1927年的“八七会议”,我党由于更多地领会了马列主义理论,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所以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正确的总方针。我党不仅缔造了红军和创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而且学会了领导革命战争、和各种政权工作。

红军也连续击败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然而,此后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克思主义,一味从本本出发,把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结论和词句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圣药,最终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红军也被迫长征。认为,“左”倾教条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2〕。只有到了遵义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党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然而,大批的新党员还没有受到教育,很多的新组织还没有巩固,他们同老党员和老组织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3〕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从1942年开始在全党进行整风,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在此基础上,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接着举行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历史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不仅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而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做好了思想和人才准备。我党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历经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的十年三个阶段,终于初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我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些胜利都是马列主义的胜利,都是由于我党一贯的思想原则是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通过1950年党中央在全党进行的着重整顿党的干部的整风学习和1951年至1954年的整党,我党马列主义的思想水平较之以前又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许多同志仍然存在着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提出“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4〕。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长达十年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期间,既取得了很大的建设成就,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1957年的经济工作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1958年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加之等领导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致使经济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严重地泛滥,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进一步发展,“”是晚年所犯最为严重的错误。虽然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也是经常提醒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特别痛惜的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

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对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揭露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教条主义只重视书本知识,而轻视书本知识以外的许多实际知识。经验主义只重视个人狭隘的经验,轻视理论,轻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二者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它们都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它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因此,它们被统称为主观主义。我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遭受的各种挫折,都与指导思想上存在主观主义的错误有着直接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克服了主观主义,我们事业的发展就比较顺利;什么时候主观主义泛滥,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曲折反复,付出沉重的代价。为此,“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5〕。

1927年3月,为了克服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回答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亲自到湖南作了32天的考察工作以后,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报告》中,他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高度肯定了农民革命斗争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1929年12月,认为主观主义在红四军的某些党员中严重地存在着,“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6〕。在遵义会议以前,我党曾连续出现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由于穿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更加容易迷惑人。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人开口闭口要“拿本本来”的做法。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其中“中国革命斗争”、“中国同志”和“中国情况”三处凸现了“中国”的重要性,这显然是针对有些人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或者盲目照搬苏联革命经验而提出的。1936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强调要重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其锋芒所向,直指那些来自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1937年6月,在进一步分析我党“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的原因时指出,这是由于我党还只有十几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地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在我党内,既有过教条主义的长期统治,也有一部分经验主义的同志长期拘泥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1937年7月、8月,分别写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名篇。在《实践论》中,他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7〕从而深刻地揭示了教条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在《矛盾论》中,他进一步论述了掌握对立统一规律以在实践中具体认识和把握中国实际的方法论。1938年10月,向全党发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号召,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8〕

1942年至1945年,我党抓紧局势变化相对较少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领导全党干部和党员来认识和克服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列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特别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演说《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泛滥的现象,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9〕作为一场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运动,扫除了1931年以来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恶劣影响,帮助了大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党员脱离小资产阶级立场而转入无产阶级的立场,不仅使党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而且使党空前地团结起来了。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始终结合在一起进行。他说:“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10〕为此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要反对右。建国之初,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我们大量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其中不乏一些照搬照抄的错误做法。随着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开始对斯大林的批判,加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错误逐渐暴露,1956年4月,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写了《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要以苏为戒,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进而提出,我们要继续学习马列主义、斯大林的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但是不能照搬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第一次提出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能照搬苏联经验的话,那么在《论十大关系》中,则第一次明确提出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不能照搬苏联经验。认为,主观主义在我党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永远都会存在。这既是对主观主义产生、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的准确判断,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由于我党处在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环境里,不仅受着小资产阶级的包围和影响,而且党员的大部分是小资产阶级出身,本身就带着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保守方面,就表现为教条主义;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散方面,就表现为经验主义。而“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11〕。为了反对主观主义,要求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并且这两种人要互相结合。1945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12〕

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是在对中国共产党党情判断和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广大党员干部是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决定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党从幼稚走向成熟、从弱小走向强大,领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领导中国人民初步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是我党从自身情况出发,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学习的结果。

1921年7月,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提出“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并且十分注意党同工人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这是我党成立伊始就表现出来的一大优点。1922年,我党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此时我党虽然已经分清了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但是不懂得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界限,还不懂得应当是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1923年6月,我党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提出“对于工人农民之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但还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党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不足,表明当时我党还处在幼稚的阶段。1928年,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到,边界各县的社会组织是普遍地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党在村落中的组织,因居住关系,许多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支部会议简直同时就是家族会议。在这种情况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另外,边界各县的党,也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指出:“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3〕1929年12月,针对红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14〕他要求党的领导机关增加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并且提出纠正主观主义错误的方法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930年5月,专门针对那些“从书本上讨生活”和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共产党员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5〕并且重申离开实际调查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这一时期,与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是主要的危害相反,我党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左”倾,这再次充分暴露了我党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的不足,比如在划分阶级的问题上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个弱点。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党员人数激增,其中不少党员是带着非无产阶级思想入党的。一些党员轻视政治,把战争孤立起来,不愿去做动员群众的工作。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16〕他说,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其结果必然取消胜利。在肯定我党马列主义修养有了一定进步后,指出我党的马列主义修养仍然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仍然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等文献中,他的这一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有些党员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认为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将无法使我们的工作更进一步。他强调相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还非常不相称,理论方面显得非常落后。为此,和党中央要求全党采取具体措施,收集国内外各方面的材料,加强对于历史和环境、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并将这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工作同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密切联系起来。为使革命运动更好地开展,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又一次指出,我党在许多基本理论问题上或是不了解,或是不巩固;党内有许多新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对许多基本观点不知道,对许多问题不会解释。那么解决的办法就是要读马列著作。

1955年,鉴于高饶事件,认为骄傲自满情绪不仅在我党内确实存在,而且在一些党员身上还很严重。他提出必须克服这种情绪,否则,就会妨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任务的完成。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按照辩证法观察和处理国际国内新问题。他还要求全党注意思想理论工作,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在总结1956年我国个别地方发生的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事件的起因时,强调主要就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对于群众缺乏教育。他认为通过这件事,可以促进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和群众。在这个意义上说,坏事也可变成好事。1957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指出,不是说一进了共产党就都是圣人,而是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党员之间通过面对面的交谈,在不损伤马列主义的原则下,接受别人的一些正确意见,放弃自己的一些错误意见。在“一五”计划期间,针对我国在经济、文教和军事工作中存在的教条主义,重申了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的思想方法问题。以后,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我党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干部中,自以为是的很不少。他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为此,他要求全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认识论的学习,开展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从中找出事物的固有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可见,是在对我党理论知识不多、理论修养不够、理论水平不高的基本判断和分析的基础上逐步提出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正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抓紧对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断增强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自觉性,才使我党不仅成就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业,而且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崭新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