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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否定及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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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消费决定并创造生产”取代“生产决定消费”否定之一

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生产和消费这一对矛盾中,生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支配的地位;消费不是消极地被生产决定,它对生产也有反作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此作了完整而科学的阐述:一方面,“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1995)。另一方面,“消费从两个方面生产着生产:(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1995)。可见,生产和消费相互依存。然而,为了防止庸俗经济学家把生产和消费的地位等同起来,马克思在此又进一步强调:“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马克思,恩格斯,1995)在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在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中,是生产决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决定生产。然而,在鲍德里亚看来,这一关系不仅不能成立,而且得出相反的结论。鲍德里亚认为,随着西方消费社会的到来,消费不仅构成整个经济生活的主导性逻辑,而且成为当代世界的根本特征,“生产主人公的传奇现在已到处让位于消费主人公”(鲍德里亚,2008)。从此,他认为不仅消费的对象与生产没有关系,而且消费也最终决定或创造着生产,这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得到验证:第一,从消费所处的地位来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从先前相对于生产而言的被动吸收的地位,转变为一种建立或设定关系的主动模式,即消费从满足需要的程序中解放出来,也即在一种主动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系统性的活动模式,形成了对“物体系”的全面性的回应:消费不是与生产相对的被动吸收和占有,而是一种建立人与物之间、人与集体和世界之间关系的主动模式,这种模式是系统性活动的全面性回应,并且在此模式之上,建立了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以至整个社会体系。至此,消费成为支配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主要力量。第二,从消费的对象来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对象和范围近乎无限伸展。传统消费主要表现为对物的享有、使用和消耗。但在消费社会,“财富的数量和需要的满足,皆不足以定义消费的概念:他们只是一种事先的必要条件”(布希亚,2001)。可见,在消费社会里,被消费的对象不仅包括琳琅满目的各色物品,而且包括人与物品之间的关系结构本身,且这种关系已延伸到历史及传播与文化关联的所有层面,以至最后所有与此关联的东西,包括思想、理念、文化、感情等都成为消费品。这也就意味着物品具有一个外在的并具有意义关联的关系结构,物品本身被表达为这个意义体系的要素,因而物品的消费不再是因为它首先具有物质的特征,而是因为它更显示出是一种“符号”,是一种“个性化”的处于符号差异体系中的意义对象。随之,人们的消费从传统对“物”的消费转入消费社会对“符号”的消费,从而使消费与生产的关系走向了“断裂”。第三,从消费的功能来看,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的消费创造着生产。传统社会的消费过程是消费物体的过程,但在消费社会中,消费过程却成为创造生产的过程。一般而言,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消费能力也应当随之提高,否则生产将难以为继。消费对生产的这一作用显而易见。由此,鲍德里亚将消费的作用无限放大,认为1929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是因为资本家“不知道如何使人们消费。……1929年的危机表明了令人窒息的时刻:问题不再是生产,而是流通”(鲍德里亚,2005)。为了进一步强调消费的作用,鲍德里亚接着说:“消费是为了重新生产。在消费中的花费实际上是一种投资,从总体上看什么也没有浪费。甚至当焚烧咖啡树根时,当大量的财富在战争中被浪费时,这个体系也不能停止使消费转向更大的再生产,它落入到了生产、积累、获利的必然性中。”(鲍德里亚,2005)可见,鲍德里亚认为消费社会具有特殊表现和特殊作用的消费对生产具有决定性作用并能够创造生产。

二、以“符号价值”取代“劳动价值”——否定之二

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分析,克服并纠正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理论的不彻底性,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一理论不仅揭示了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人类劳动,而且揭示了商品的价值量(包括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和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显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量)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也是可以计量的。在鲍德里亚看来,在传统的生产社会中,人们的消费主要注重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功能性,即消费的对象是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物品;这种被消费的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即其价值是依据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量来确定的,而且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载体。但在丰盛的消费社会里,消费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本身,而是“符号”所代表的象征意义,因而人们的消费从传统对有用性物品的消费转入对符号的消费。而当我们所消费的物品,一旦把它作为一个符号来消费时,对其价值(量)的衡量,就不能从生产该物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劳动价值)出发,而必须通过其符号价值来衡量。所谓符号价值,就是指物或商品在被作为一个符号进行消费时,是按照其所代表的社会地位和权力以及其他因素来计价的,而不是根据该物品的劳动价值(量)来计价的(孔明安,2002)。符号价值与物品的劳动价值(量)有时是髙度不一致的,也就是说,从劳动价值(量)的角度看,一个商品由于所包含的劳动价值(量)很少因而其价值中可能很小,但是如果它被作为符号进行消费,那么其符号价值可能大大超过其劳动价值(量),可见,符号价值可以脱离劳动价值(量)而独立存在。比如一双名牌皮鞋,其中的物化劳动转移价值(量)和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量)可能不是很多,但因为其品牌是名牌,它的符号价值可能相当高。因此,伴随着消费社会的消费从传统的关注使用价值的物质性消费转变为脱离使用价值的纯粹符号的消费,对消费品价值的评判也将从原来的客观价值评判转变为主观价值评判。这种主观价值评判十分注重符号象征、个性差异、品牌档次以及偏好稀缺等主观因素在消费品价值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至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鲍德里亚的所谓的符号逻辑体系中被彻底“颠覆”乃至被“推翻”。

三、以“符号象征的社会分层”取代“经济关系决定的阶级差别”——否定之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阶级差别的实质根源是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决定阶级的根本因素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的注释中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做了一个最具本质的定义:“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马克思,恩格斯,1972)可见,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决定各阶级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等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两个特殊现象”,“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马克思,1975)。资本家阶级就是这样通过利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剥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发财致富的,而工人阶级除了自身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身生存并养家糊口。为了进一步揭示这一关系,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另一个方面: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而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1975)只有实现了价值增殖,资本家阶级攫取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目的才能达到,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所在。但鲍德里亚却认为,资本主义消费社会只存在资本家阶级,不存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里,生产不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消费成了消费社会演进的主流力量。因此,传统的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差别因变得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不复存在。由于现代消费社会巳经不仅仅是一个商品和物体的世界,它巳经成为一个符号的世界、符号的王国,因此,对消费社会的分析,只能从符号入手,因为每个人或物体,它其实就是一个符号,有着它应有的位置。这个社会是由符号来决定社会分层和社会差别的,每个人在社会中有着自己的编码,有着自己的层级。因此,这个社会的不平等巳不再是局限于生产领域,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消费领域,构成社会矛盾的基础也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再是来自生产的支配。“简而言之,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的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的主层次上),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鲍德里亚,2008)由于符号的消费可以是一种建立关系的主动模式,不仅仅可以体现人与物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消费自身也可以建构一套社会关系,可以体现人的地位、层次,可以标志高低贵贱;并且,不同的消费符号所代表的是不同的关系理念,这种不同的关系理念包含着不同符号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品味、个性等诸多差异,所以,消费社会的消费意味着特权而不是平等。消费社会的来临,从表面上看来,人人都可以在消费中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都可以自由地购买自己的消费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民主和平等,因为,“消费并没有使整个社会更加趋于一致”(鲍德里亚,2008)。对符号的消费本身就是建立在差异、个性和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符?号之所以能成为消费品被消费,原因在于其具有社会区分的意义,在此意义丄,消费社会的消费本身就会“重新产生等级和阶级特权”,从而‘‘也确定了其社会结构”(鲍德里亚,2008)。具有强大购买力的消费者,通过符号消费的方式,“从炫耀到审慎(过分炫耀),从量的炫耀到高雅出众,从金钱到文化,他绝对地维系着特权”(鲍德里亚,2008)。所以,鲍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中,“无论财富的绝对量多少,都含有一种系统的不平等”(鲍德里亚,2008),这种不平等和特权是消费社会的内在机制,与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逻辑没有任何关系。

四、鲍德里亚否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源

探究鲍德里亚通过对消费社会的消费逻辑和消费原则的分析,形成了对当下社会特征的一个基本判断:消费决定或创造生产、符号价值呈现以及社会分层的符号象征和符号决定。虽然这些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见解十分独到,但由于其脱离了分析问题的基本原则和辩证方法,也形成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误读和曲解。在此,我们将从根源上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一)鲍德里亚的分析越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范围、脱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后发展为“市场经济”)的分析构成了他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成为基本环节;生产者生产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在商品交换中获得价值和剩余价值(现实中也称“利润”)。但在波德里亚看来,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汽车、冰箱、洗衣机、电视和家具等曰常生活所使用的“物”被符号代替,其价值也将由原来的劳动价值转化为了符号价值。从此,物品的价值变得与生产过程毫无关系;符号交换既没有使用价值,也没有价值。由于符号价值成了商品的最重要的价值,所以,生产活动不再是现代社会的基础。这里鲍德里亚地地道道地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偷换成一般物品的有用性概念,并将能体现消费者个性、身份以及偏好的某些特殊物品当作一般物品;二是彻底逃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语境和逻辑的限制,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始终与客观的人类活劳动的凝结结合在一起的,用符号价值来界定商品价值,从而使商品价值变得十分主观、?难以衡量且缺乏存在基础。

(二)鲍德里亚的分析背离了娜性分析原则

鲍德里亚虽然深知生产的发展促使"匮乏的生产社会”向“丰盛的消费社会”的转变,但他却完全否认生产逻辑和消费逻辑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生产逻辑在本质上的奠基性作用和决定性影响。为了批判马克思的生产逻辑,鲍德里亚在《生产之镜》的开篇带有极强讽刺意味且毫不负责任地写道:“一个幽灵,一个生产的幽灵在革命的想象中徘徊。它到处支持着没有约束的生产浪漫主义。”(鲍德里亚,2005)其实,马克思从来没有孤立地理解和规定生产,即使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也从未贬低过消费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意义。任何一个经济时代,生产和消费都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消费社会也同样不能例外。鲍德里亚极力推崇消费逻辑以及否定生产逻辑的做法严重违背了经济生活的整体性原则。虽然消费社会的符号象征意义以及由此形成的需求或欲望体系日益重要地成为其重要特征并日益深刻地影响和支配着生产,但‘‘消费社会”的生产和消费仍然不能不是一个有机统一体,而且在这个统一体中,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仍然不能不是当代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在这个意义上,一味将消费、“符号价值”等从整个经济生活中抽象出来并使之独立化,从根本上说只能构成一种本末倒置、无“根”的消费逻辑。

(三)鲍德里亚的分析立足现象、琉于本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物与物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其主旨在于揭示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性质和本质内容。而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号指认的消费的分析仅仅是对消费社会的物与物、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社会现象变化特征的分析,他始终没有对最本质的且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即使不同的消费符号所代表的不同的关系理念包含着不同符号拥有者的地位、身份、权力、品味、个性等诸多差异,但这只能是符号象征的社会分层,始终不能从根本性上把握这个社会分层背后的经济关系根源,从而使其消费社会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被悬于空中,难以向经济根源和经济现实深入。这可能也是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之整体的理论重建经常只是徘徊于文化一意识形态层面的主要原因。

作者:冒佩华 王朝科 单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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