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非公经济理论创新探索

温州民营经济作为国内非公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典型，在党非公经济理论指引下创造了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温州人对此有着生动形象的阐述:温州民营经济是放出来的、逼出来的、创出来的、扶出来的。

一、概念差异

公众与学术界习惯把非公经济等同于民营经济，其实不然。非公经济是一个法律概念，现有政策法律与实务作均从所有权的归属上界定非公经济的性质、类别与地位。党的文献中涉及的非公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非公有制成分。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使用非公经济这一概念，政府统计机构在实务操作中也以财产所有权来划分经济部门的归属。民营经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经济概念与学术话语，与国营经济相对应，民营经济包括国有民营、集体民营、混合民营、民有民营四大类。

二、现实表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党对非公经济基本上采取了限制甚至否定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党紧紧围绕两个层面不断深化对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作为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与前提;二是将发展非公经济作为所有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30年来，党不断创新非公经济理论与政策，历经家庭副业的鼓励———个体经济的支持———私营经济的容许———股份制经济的保护———混合经济的引导;历经提出发展方针———形成并存制度———确定发展原则———保障法律权利，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可喜的态势。在党的非公经济理论指引下，民营经济成为推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柱，2010年民营经济总量占温州全市国民经济比重达到81．6%。温州依靠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省继杭州、宁波后第三个进入“2000亿GDP俱乐部”的城市。三、历史关联非公经济理论创新是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选择的历史;温州人民把党非公经济理论应用于温州实践形成温州模式的民营经济，这也是选择的历史。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不断致力于非公经济理论创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对经济形态、体制、制度、权属等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深化，党选择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积极探索非公经济变革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这段选择的历史中，党不断做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满足人民主体诉求的正确选择，其非公经济理论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30年来，温州民营经济从第一个体户的诞生、第一座农民城的兴建、第一个股份合作制地方性规章的颁布、第一条股份制铁路的建设、第一个民营财团的组建、第一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等等，都是温州人基于党非公理论创新，发挥自身特点与文化底蕴在不同时空境遇中不断选择的结果。这启示我们:一个地方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形成一种发展模式，才能彰显一个地方特色。

四、理论渊源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所有制及非公有制的精辟论述，以及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所有制结构的积极探索，成为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的思想渊源。马克思指出: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1］286针对单一公有制在经济发展中的弊病，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者个人的辩证关系。同年陈云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均侧重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视角来思索非公经济存在的必要价值。党非公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宏观政策引导，要使它在特定区域实践中发挥指导绩效，就必须找到一种为本地区人民所能接受与理解的文化形式，将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的价值诉求与当地特有文化底蕴相结合。温州人成为发展民营经济的弄潮儿，其发展既符合党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政策导向，又与温州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在历史文化传统方面，一是得益于永嘉学派的“事功”主张，温州是永嘉学派的发源地，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发达，永嘉学派十分强调发展工商业，大胆论证雇佣关系与私有制存在的合理性，反对传统儒家重义轻利的偏颇，突出义利合一的民生之道;［2］313另一方面，得益于海洋文化的熏陶，自古以来温州就有死(水)路一条的发展主张，海洋文化铸就了温州人敏锐的眼光、闯荡的性格、耐劳的品质、协作的精神与抱团的意识。

五、发展脉络

30年来，党非公经济理论经历六次大变革，温州民营经济也历经六个重要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家庭副业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号角，党大力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庭副业开始红火。三中全会报告指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经济的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此时，温州人开始积极探寻搞活家庭副业与集市贸易的途径与方式，前店后厂式的家庭作坊异军突起，形成千家万户办家庭工业，千军万马跑市场营销的局面。［3］37

(二)第二阶段，发展个体经济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实行，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从事个体劳动经营的小私有制经济不断涌现。党认识到，这种分散、多样与灵活的小私有制经济与当时城乡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十二大充分肯定个体经济是对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素有商业头脑的温州人，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并形成区域性专业市场。

(三)第三阶段，发展私营经济

由于个体经济规模的扩大，涌现了大量以获取利润为经营目的的私营企业。虽然这种经济存在一定雇佣劳动关系与剥削现象，但它仍受公有制经济的领导，又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满足消费需求，十三大把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有益的补充。温州地方政府则在国务院颁布《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前一年就出台了《温州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

(四)第四阶段，发展股份制经济

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发展非公经济是一项长期的方针，不同经济成分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此时，温州民营经济顺应发展规律和党的理论方针，进入股份合作制改革的高潮。第一，规避政治风险。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国际工运处于低潮，反对与抵制发展民营经济的呼声不绝于耳。第二、规避市场风险。单个经济主体很难抗击市场竞争风险，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参与市场竞争。第三，规避效率风险。股份合作制的劳动联合与资本联合，既具有股份制特点又具备合作制特征，既能提高资本的运作效率又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

(五)第五阶段，推行公司制改革

十五大期间，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带动非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十五大提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能提高资本运作效率。二是通过国企改革引导民企提升。十五大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企改革的方向，实际上这也是民企改革目标。中国民营企业大多带有浓厚家族色彩与乡土气息，必须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90年代中期，温州民营企业在结构上逐步建立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逐渐从股份合作制转向股份制，少数民企开始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

(六)第六阶段，发展混合经济

十六大提出除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外，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十七大进一步提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这一理论引动下，温州民营经济以金融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以实业为基础，发挥温州人抱团取暖精神，通过市场运作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的民营财团。

六、价值取向

回眸30年来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历程与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历史，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

(一)实事求是

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实事求是的历史，是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实出发，充分认识到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化程度不高、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下，需要发展非公经济来发展商品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离开非公经济发展就背离了基本国情，就会重蹈历史覆辙。温州人民选择发展民营经济正是面对“七山二水一分田”的被迫无奈之举。改革开放前，温州人多地少，交通设施落后，自然资源贫瘠，地理位置处于前线，国家投入甚少，公有制经济薄弱。面对这种客观境遇，经受重商文化洗礼的温州人发现，灵活多样的个体经济符合温州现实，选择从事个体劳动经营的小私有制经济日益增多，遂成就今日温州民营经济之辉煌。

(二)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就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兼有社会主义和非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经济。这一思想解放既避免了搞私有化的右倾错误，又与一大二公的左倾冒进划清了界限。党历来反对只有搞私有化才能搞活市场经济的错误主张，这种右的思想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也反对回到过去单一公有制的时代，这种左的冒进也会葬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前者的案例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导致苏联解体，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改革使得俄罗斯经济发展倒退几十年;后者的案例是，改革开放之前，党在所有制结构上重全民、轻集体、排个体、灭私营，一味求大求公，结果效率低下且活力不足。改革开放打破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不仅巩固了公有制主体地位，也提高了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质量。思想解放也为温州人赢得了民营经济改革发展的先机，温州人常言道:规则是用来打破的。当别人还在为理论争得面红耳赤之时，温州人先干起来，用实践革新思想，通过先干减少内耗;当理论与实践存在冲突之时，温州人毫不犹豫地选择理论让位于实践，通过实干冲破束缚思想的桎梏。

(三)与时俱进

30年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突出体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党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国情相结合，在创新非公经济理论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三中全会强调以家庭副业作为活跃经济的开端;十二大肯定个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十三大突出私营经济的有益补充;十四大提倡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十五大确立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发展;十六大突出多种所有制的统一发展;十七大强调多种所有制的平等发展。实践表明，不断创新也是温州民营经济保持旺盛活力的源泉。第一，市场创新———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民营经济的起步是以家庭经济为基础，以专业市场和小城镇为依托，以营销为纽带的小商品大市场。第二，体制创新———组织方式。80年代后期温州民营经济走上股份合作道路，成功规避了政治风险与市场风险。第三，品牌创新———创立自主品牌。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州人清醒认识到“质量立市、名牌兴业”战略的重要性。2010年末，全市拥有30个中国驰名商标、38个中国名牌产品、38个部级生产基地称号、30个省市级专业商标品牌基地、2个省级品牌强镇。第四、金融创新———民资运作与引导。温州是我国民资最发达地区，一方面，民间自我创新，它以民间信用与人脉关系为纽带，以资本增值为动力，以抱团投资为模式，使大量沉积闲散资金得到高效利用;另一方面，政府适时引导，搭建投融资平台，减少民间投融资的失范与炒作。例如，建立风险投资研究机构、成立股权投资基金公司、建立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建立股权营运中心等等。第五，产业创新———产业集群建立。温州目前形成了以低压电器、服装、鞋革、打火机和眼镜五大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第六，组织创新———民间商会兴起。它是市场经济发展、政府服务创新与公民社会发育之间相互关联的一种组织创新，行业服务与集体行动并存是其发挥功能的重要特点。

(四)求真务实

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30年的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体现出党基于实际、重视实践、注重实效。首先，基于实际为非公经济理论创新奠定可靠基石。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且多层性决定了非公经济的存在与多样化。其次，重视实践为非公经济理论创新提供判断标准。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再次，注重实效为非公经济理论创新寻找价值认同。30年来，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方面成效显著。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奇迹是温州人求真务实的结果。首先，基于实际。温州民营经济发端于小商品，成就于大市场，温州人以小善大，不因事小而不为，正是这些小商品成就了温州民营经济的大辉煌。其次，重视实践。由于特殊地理环境与文化底蕴，温州人计划经济观念淡薄，事功意识较强，注重实干，理性务实，在实践中创造了诸多全国第一的称号。再次，注重实效。温州民营经济作为一种民本经济或草根经济，植根于民、受益于民、藏富于民，其与苏南模式的政府经济、珠江模式的外资经济相比，对民生实质改善与财富内生增长绩效明显。

七、历史启示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30年来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与温州民营经济实践历程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历史启示就是要勇于创新。

(一)政党的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非公经济放开的历史，党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先导。回眸30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轨迹，可以清晰看出其每次重大突破都源于党的非公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温州人用“放出来”的深刻总结，印证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得益于党对家庭副业的鼓励、个体经济的扶持、私营经济的定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原则的确立、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人民的实践创新

人民群众是民营经济实践的主体，党非公经济理论创新是对人民群众探索与实践非公经济形式多样化的历史总结与理论升华。党在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中必须激发人民群众的主性，尊重其首创精神。被称为“创出来”的温州民营经济是温州人在发展民营经济实践中敢闯敢试的结果，是坚持创新是常态，不变是变态，率先进行变革与突围的结果。

(三)政府的服务创新

良好的外部环境是非公经济理论创新与民营经济成功实践的沃土，其中，政府服务创新至关重要，对政策落实与实践引动具有双重绩效。随着市场体制完善与非公经济蓬勃发展，服务型政府呼之欲出，转变政府职能与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势如破竹。只有提升政府对民营经济服务水平，才能使党的非公经济理论创新真正成为民营经济发展变革的先导，才能更好整合民资、释放民智、展示民力。温州民营经济之所以受到公众与学术的广泛关注，一个重要归因在于地方政府的行政效应。一方面，政府的有所不为营造了宽松的舆论氛围。政府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只要政策法律没有严格禁止，坚持冷处理，看不清搞不准的事情不表态。例如，在民营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股份合作制归属的界定、早期私人钱庄合法性的质疑等方面，温州地方政府的有所不为就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的积极作为创造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当私营经济受到舆论非议时，府为其排忧;当股份合作制经济界定不清时，政府为名;当民资盲目游荡时，政府为其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