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调解前景

一、产生的背景及现状

进入二十一世纪，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来自各方的利益冲突日益频繁。利益冲突导致大量民事纠纷的产生，寻求解决纠纷的机制便成为当下的首要问题。在“诉讼爆炸”法院不堪重负的现实环境下，面对如何打破僵局的问题，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成为了研究的课题。值得一提的是在2010年8月28日《人民调解法》颁布后“，大调解”格局最终形成。新议题是探索调解的创新形式，电视调解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在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获得成功之后，山东卫视的《和为贵》、山西卫视的《和事佬》、江苏卫视的《超级调解》、青海卫视的《下一站幸福》等一系列电视调解类节目搬上了荧屏。”[1]目前还有部分电视台在效仿，例如湖北卫视的《调解现场》、吉林卫视的《广角民生》、北京电视台的《第三调解室》等。电视调解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有关方面的支持，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在看过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解》之后批示：“让人民调解工作直接走上荧屏，是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好形式。用老百姓身边的事讲法制、讲道德、讲和谐，自然要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同时也取得了调解一案、教育一片，调解一案、化解一类矛盾的效果。”[2]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之多的同类节目着实有点“”的味道，毕竟还处在探索阶段。

二、法理分析

电视调解作为一种法律现象需要我们从法理上分析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电视调解作为一种新型的调解形式也需要法律的规制，只有这样才能够健康地发展。《人民调解法》第二条“本法所称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那么电视调解的调解主体是什么，电视台能否设立调解委员会，这就关系着电视调解能否适用《人民调解法》的问题。《人民调解法》第八条：“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由居委会、村委会设立，也可以由企事业单位设立，电视台作为企事业单位是可以设立调解委员会的。实践中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电视台设立自己的调解委员会，另一种是电视台本身不设调解委员会而是和其他已设立的调解委员会合作，将电视栏目演播厅作为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现场，采取合作的形式给调解委员会提供一个电视平台。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电视调解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产生的调解协议也具有《人民调解法》所规定的法律约束力。

三、优点及所存在的问题

电视调解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与电视媒体嫁接的模式，具有双重特点。新事物总要经历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从目前电视调解迅速的发展态势可见其自身的优点还是很明显的。“对于电视调解红火的原因，上海市人大代表、《新老娘舅》节目明星调解员柏万青认为，电视调解是一个惠民的有效载体，其深受欢迎的关键在于贴近百姓、贴近生活、真实而富有生命力。”[3]的确，电视调解的素材都是来自民间，多数都是家庭纠纷、邻里纠纷等反映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和情感生活，生动逼真。除了节目的素材吸引观众之外，在调节的技术层面上讲也是节目成功的重要因素。电视调解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有些是由其自身固有的特点所决定的，有些是疏于管理监督而引发的问题。为了吸引观众提高收视率，节目在选材上局限了调解的范围，通常都涉及个人隐私，关注当事人的情感纠纷强调故事性和戏剧化冲突，存在着过分娱乐性的趋势。这一点和电视媒体关注受众的喜好有很大关系，毕竟收视率是电视节目的生命。调解的手段上主要体现为道德评判，发生纠纷的当事人被推到了电视荧幕前接受全国观众的道德评价。观众很少从法律角度思考问题，当事人被架上了道德的悬梯上下不得，调解的结果有可能蜕变为道德的绑架。节目的编排可能使调解演变为情景剧丧失应有的真实性。“讲好故事，选好人物，挖掘矛盾，制造悬念，把握好开头和结尾，都是我们需要认证研究的。”

四、发展对策及前景预设

电视调解的优势不能否认，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重要的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针对上面提到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发展对策：1、栏目的组建要走当地司法行政部门与电视台合作的发展模式；2、采取电视台和当地调解委员会合作的模式，电视台服务调解委员会；3、节目的编排须征询当事人的意见；4、节目的选材由调解委员会、电视台、司法局三方决定；5、调解委员会做好回访工作，电视台做好宣传工作，司法局做好监督与指导工作。通过以上对策的设计与落实可以预设电视调解的前景。基本的程序是当事人向调解委员会申请通过电视调解，调解委员会将材料报送电视栏目组和司法局征询意见，栏目组和司法局认为选材得当方进入电视调解。如此一来，当事人、调解委员会、电视台、司法局四方的意见达到统一，电视调解品质得以保障，社会功能得以良好发挥，让一部分不符合标准的节目退出电视调解的行列。电视调解的未来是精品栏目的发展趋势，品质上的要求可以和央视的《社会与法》等栏目媲美，同时又拥有自身的功能价值，宣传法律、弘扬道德、解决纠纷。如果没有良性发展的理念和理性的机制设计，电视调解很可能会走上“电视相亲节目”的路子，当观众审美疲劳厌倦那些浮夸的表演后在无奈之下掀起新一轮恶俗的炒作。

五、结语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对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在大调解格局下，电视调解作为新的调解模式刚刚兴起，正如我们培育幼苗一样更加需要关注。从现状来看，已经暴露出一些不好的苗头，在狂热面前更需要冷静思考。电视调解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是故事性与真实性相平衡，严肃性与娱乐性相平衡，公开调解与保护隐私相平衡。未来的电视调解是有生命力的，其生命力在于当事人、人民调解委员会、电视台、司法局之间的互相配合，合力推动电视调解充分发挥其媒体与调解嫁接模式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