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建筑论文范文10篇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建筑教育建筑设计

在国外，有一个很深的感触是，国外基本上把建筑学视为文科，至少为一非常特殊的学科，学生的来源也形形色色，不象国内，我们都是绝对的理生。从根本上去理解建筑学，它确是一门很特殊的学科，不能简单的定义为介于文理之中。但国外所有的名牌大学都会有这门学科，而中国建筑专业的分布就很怪。著名的北京大学现在有张永和先生主持的建筑室，但却没有建筑学的学生。因此从基本出发点来说，中国的建筑教育存在极大的误区。

有多少中国的“知识分子”能知道建筑学和土木工程学的区别？恐怕少的可怜。我有时会费很大的劲去解释，这么多年来，至少解释了几十次了。对于建筑和土木的区别，以及怎样从根本上去理解“建筑学”的含义，那不是三言两语说的清的，也不是我现在力所能及的。

从一个较低的层次上说，一幢建筑上集中了很多的技术要求，也凝聚着审美心理。譬如，结构——怎样保证房屋的牢固，设备——供排水，通风及空调，电器设备，物理环境——隔热保温，光学照明，声响，建筑同城市的关系——，绿化等等。因此建筑师的工作是给建筑一个大的框架，他要协调这方方面面，试图最好的满足要求。而土木结构师负责的只是建筑结构这一个方面。建筑师是整个工程的LEADER.建筑从无到有，这一步至为关键，也确实最难，最有挑战性。关于这一点，我想大多数的建筑系的学生都会明白。而国内的建筑教育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层次。所以中国的建筑教育也常培养出画图匠，而出不了建筑大师。

更进一个层次，建筑是人生活的场所，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反映。因此，建筑应该反映人的意识（CONSCIOUSNESS），建筑的主体也是人。可是人的意识非常的复杂，而且深深的烙上的印迹。因此建筑，也应该关注。故可以简单的表述为，建筑是一定时候的人们的生活方式（LIVINGSTYLE）。环顾中国的建筑师，能关注到这一层次的非常少，中国的建筑师的作品经不起推敲，没有深度，也与他们缺乏对人生活方式的思考有关。我们听国外的建筑大师的报告，他们会很注重于对时代特征的，如日本的黑川纪章，他的共生，以及较早时期的新陈代谢理论，都是基于对时代的思考而贯穿于建筑思想。中国的建筑师，缺乏这种思考，他们擅长的是对建筑大师作品具体形式的分析，然后去模仿。高明的模仿和拙劣的对某些片段的肢解，便形成国内这么多“庸俗”的水平不一的建筑。

再往高的层次上说，建筑是社会的缩影，是的载体之一。我们现在参观各处名胜古迹，所以常常感慨的原因是，其中的建筑，记录了当时的社会。建筑的魅力，从一定意义上说在于它较为久远的穿梭了时间的隧道，而成为后世景仰的对象。我们在古埃及的金字塔前，在巴黎圣母院前的崇拜，是建筑的无穷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的建筑设计，只是在某个时期提供一个栖身之所，而后被推倒，那么建筑的意义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因此，为什么北京的四合院，以及上海的里弄的价值会很高，因为，四合院上体现的是中国封建时代家及住的观念，而上海的里弄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化，商品化的一种密集的居住方式，它是旧有的家族观念的解体，是吸收外来文化的典型实例。那么中国现在的建筑物所体现的是什么呢？难道是西方所谓“国际式”的建筑在中国的翻版？因此，建筑师要有这样的动力，即我的设计要成为历史。当然不是所有的设计都会成为历史，但是这样的观念是促使建筑师更好的思考的基础。我举个例子，现在的中国的小城镇，其建筑水平不去评价，不是对大城市房屋的邯郸学步，就是盲乱的无目的建造。如果哪位建筑师以智慧和执着能思考出一种漂亮的解决方式去引导城镇居民的居住形式，那么很有可能成为历史。所以我听说清华有几位老先生在潜心研究乡土建筑，心里大为佩服。

前面这么罗嗦的说这么多，想说明的是，中国的建筑教育没有从根本上教育未来的建筑师他们的工作的意义在哪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所以，现在的中国的建筑师，他们的工作不过是从国外的建筑书刊上摘抄一个设计拼凑一个方案，稍微聪明的人，能说几句大话吓唬人，那就能出点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中国的建筑教育鄙视建筑理论的思考，甚至片面强调绘图能力的高低，一手好的徒手画是学生能力的基本考核点，整个建筑教育的风气即如此，那么除了培养了画图匠，怎会出建筑大师？

每当我在看一本西方非常有名的建筑历史书——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ODERNARCHITECTURE：ACRITICALHISTORY）时，都非常感慨，那些在建筑历史上留名的建筑大师，哪个不是充满对社会的深刻关注，哪个不是深切思考当时的社会？现在的中国建筑学教授们，狠命的往自己腰包里赚钱，他们的研究生们是他们的画图工具，赚钱机器，没有人去思考，没有人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哪怕是经得起推敲的理论观点。这反映的是学术上的急功近利，也是整个国内学术界的通病！

上次和我的SUPERVISOR聊天，他也对中国的建筑设计表示担忧。他有点讽刺的指出，中国人，建筑师和老百姓理解的“现代性”（MODERNITY）有点荒唐，最为典型的是某些仿古的街道和城区，实在不伦不类。不是抄几个立面符号就是维护传统，延续文脉！我的SUPERVISOR博士论文研究的是英国巴洛克建筑向新古典主义的转变。他的论文详细论述了培根的思想怎样反映在CHRISTOPHERWREN（圣保罗教堂的设计者）的设计思想上，在如何反映在SHAFTSBURY上，怎样的一种对美的认识、欣赏的转变，论证非常严谨。他说，这才是从根本上认识建筑。

国内的建筑学生非常容易，写出来的论文随便什么垃圾也可毕业。有的博士论文都不忍目睹。我有时在想，国内的论文最大的毛病在于不强调论证的严密，喜欢说大话，或不加思考的引用。甚至很恶心的一点是，引用的东西不注明出处。这在国外就是剽窃，小小的剽窃即可导致拿不到学位。所以看的论文和国外的论文区别很明显，凡是注释特别多的，严格标明引用出处的即为外国学者的论文。这说明什么？说明对待学问的不负责任，存在侥幸心理！

举个例子，日本的建筑师和中国的建筑师，前者的水平高出一大截，同为亚洲的国家，深受儒家学说的，日本的建筑师对日本的建筑应该怎样融合于世界，并且保持自己的IDENTITY，其思考的深度要多很多！日本的著名建筑师，人人都有上的建树。当今中国的建筑，最缺乏的是理论上的思考。因为理论上的思考，可以使建筑师保持风格的延续，作出积极的探讨，而不是随波逐流。为什么在西方，MIACHAELFOUCAULT，MartineHeddeger很有名，因为他们从上思考建筑。而中国的建筑系学生，教师绝大部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对迈耶倒是津津乐道，后者的白色派建筑是非常好模仿的。

中国的建筑教育轻视理论及，强调画图能力，甚至只强调图面的好看，看起来是注重实践和动手能力，但结果往往是，学生及建筑师的设计理念大而空，而且不知道怎样把它一步步落到实处，所以设计到后来，总欠缺深度，细微处的思考任意为之，最后整个建筑只剩下空壳，不耐看，不耐用，只有大的体量，经不起推敲。所以我会对湖北一设计人员的国家大剧院方案感到好笑，那实在是下下之作。

当然中国的建筑教育跟整个大环境有关，现在的建造活动频繁，建筑师以赚钱为第一，急功近利，劣品居多。但这种风气在学校泛滥，在学术界泛滥，那是中国建筑教育的悲哀！

因为，中国的建筑学教育需要的是思考，需要理论上的提高！需要从根本上思考建筑，不再是只制造画图匠！

补充：

上面我写的关于建筑的主要在于把建筑的价值（VALUE）和建筑师的责任（DUTY或RESPONSIBILTY）粗略的分为三个层次：

1，综合各种因素（技术，设备，使用功能等等）而产生的一个综合体（COMPLEXITY）

2，介绍或引导新的生活方式或者居住的模式

3，反映和特征，而成为历史的载体。

这三个层次可以再细分，每个层次包含有不同的等第。

我以为，中国的建筑师集中的主要在第一层次，而中国的建筑教育的悲哀在于竟然没有教导学生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的涵义。因为整个建筑学术界的急功近利，不强调对生活和社会的感悟，不重视潜心的理论思考，而很大程度的不理解建筑里应该倡导的生活模式及时代反映。反映在建筑师身上，就在于建筑师并不深刻的理解社会及生活，他们的建筑理念或者空洞无物，或者华而不实，或者说，建筑师自己并不清楚自己要表达一种什么样的建筑概念，或者居住方式，因此，中国建筑师的作品往往只剩下大的壳子，或者浮华掠影的立面符号而贯彻不到实处和细微。这难道不是教育的失败？

举个例子，上海的金贸大厦，含有中国的传统意蕴（取意于传统的塔）而不失都市摩天大楼的特征，其室内装修的细微处，你都能感受到中国传统建筑的表达但决不失时代感。美国人（SOM）的设计确实高出一筹。而上海博物馆，其设计师在中国可算名家，意图表达中国的传统文化，整个外形取意于青铜器，或者说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圆地方，可是在室内设计方面，在布局方面，传统的影子瞬间消失。中庭的大楼梯，其黄橙橙的金属栏杆在我看来是绝大的败笔。因此，建筑师的所理解的建筑理念只是一个空壳，是外形的模拟而已。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曲阜孔庙；园林景观；景观设计

曲阜孔庙又称“阙里至圣庙”，是孔子生前居所后变为庙宇，是祭祀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以及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祠庙，同时也是祖庙与学庙两种的结合。曲阜孔庙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移，规模也越来越大，成为全国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孔庙。

一、景观设计

曲阜孔庙位于山东省曲阜市明故城南部，距今已经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历史记载对曲阜孔庙的重大维修活动有六十多次，孔庙的格局也是在历代王朝的不断修缮和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变化的，是经历了多种因素影响才最终发展成现在的规模布局。孔庙是从曲阜明故城中南城墙的南门下开始，万仞宫墙是孔庙所特有的一种形制，整个园林景观的空间分布都是在其之内。孔庙总体布局呈长方形，南北长1120米。其整体空间布局严密规整，建筑布局普遍采用中国古代均衡对称的惯用手法，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左右对称，以此凸显中心。依据纵轴线为主进行庭院的划分，独享九进院落，以大成殿为中心建筑，追求在总体布局“向心内聚”的基础上，达到规整统一的布局原则，更加突出了孔庙的主要空间。曲阜孔庙是一组东方建筑特点浓厚、规模宏大、气势恢宏的中国古代建筑群。共有殿庑四百六十六间，五殿、一祠、一坛、两堂，门坊五十三座。孔庙建筑的结构、形式和色彩也形成了孔庙最基本的景观现象。孔庙内最为著名的建筑有：棂星门、奎文阁、杏坛、大成殿等，每座建筑及院落划分都是功能明确，结构严谨。棂星门是孔庙的主入口，古代传说棂星是天上的天田星，特以此命名寓有江山代有才人出。孔庙设门名棂星，也是说尊孔如尊天，代表了对孔子的尊崇。棂星门建于清朝乾隆十九年，六楹四柱，铁梁石柱，柱子的顶端屹立着四尊天降石像，八面威风。门里东西各有一座木坊，使用了“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八个字。奎文阁坐落于孔庙的中部，它是以藏书丰富、结构独特而驰名中外的孔庙藏书楼。中国的宫殿建筑在中心建筑之前，常设有屏障，以示庄严。孑然独立的奎文阁就担当着这个角色。杏坛，民间相传孔子教学的地方。位于大成殿前的院落正中心，一座方亭，十字结脊，黄瓦朱栏，彩绘金龙色彩绚丽、精致华美，坛前设有精雕石刻香炉，杏坛旁种有几株杏树，初春来临，杏花摇曳。曾有诗人以绝妙佳句秒回了杏坛的景色，“独有杏坛春意早，年年花发旧时红”。大成殿是孔庙的中心建筑也是主殿，和故宫太和宫、岱庙宋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殿。大殿结构整齐简洁，重檐飞翘，斗拱交错。四周廊下环立二十八根雕龙石柱，其中殿的后檐十八根石柱刻有浅雕云龙纹，每面浅刻九条团龙，每柱七十二条。前檐十柱深浮雕云龙纹，每柱两龙对翔，绕盘升腾，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曲阜孔庙的建筑装饰也同建筑形制一样遵循着传统的礼仪制约，其建筑装饰在历经各朝各代的演变下，在石刻、碑刻和彩绘上形成鲜明的艺术特点。曲阜孔庙建筑构件雕刻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龙柱。例如大成殿的前檐有十根柱子，每根石柱上都雕刻了两条龙，腾云驾雾于云彩之中，在龙与龙之间还刻有一颗宝珠，此为“二龙戏珠”。大成殿正面的10根龙柱可谓是雄伟壮丽，采用的是深浮雕云龙纹花样，造型生动，刀法刚劲有力，龙姿栩栩如生，是极其稀有的雕刻艺术珍宝。大成殿的柱子上共雕刻有1296条龙，彰显了孔子至尊至贵的地位。数目众多的碑刻也是曲阜孔庙中一个独特的景观特色。孔庙中现存一千多块碑刻，像孔庙这样集中汇集上千块碑刻的园林也是极其罕见的。同时这些碑刻也最直接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历朝的历史信息，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法制、文化等提供了宝贵资料。如十三碑亭、圣迹殿内，都保存着众多的碑刻石碑，石刻技法也是粗细不同，各有千秋，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中国古代建筑构件彩绘是我国建筑装饰中又一突出特点。孔庙建筑结构中如天花、悬梁、柱等结构物件上都有彩绘的繁复表现。主要为“上等青绿间金装绘”和“次等青绿彩画”。上等的彩绘主要用于大成殿、寝殿等，都使用了大量的沥粉金云龙，精致绚丽。绘制了龙凤花纹等一些象征吉祥的图案，色彩浓艳大气，彰显华贵。而次等的则纹路相对简单，周围以漩涡状的花纹装饰，造型同样生动灵巧。在园林景观设计中，水体作为一种景观规划元素是不可或缺的，唯独曲阜孔庙的水体景观面积却占较小比例，仅有位于弘道门前的一条几近干涸的碧水河。但在曲阜明故城的东南角，有一处古泮池遗址，作为建筑形制规模的标志是孔庙又一重要标志。古泮池传达了儒家文化积厚流光的内涵，也代表象征了“学无止境”的渊博思想意义。同样作为景观元素的植被，其能够营造清新寂静环境的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孔庙内古木参天，且种植最多的为柏树，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柏树也成了曲阜孔庙中最具生机活力的元素，最古老的树木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几个大人围着都抱不过来的粗壮枝干，树木光滑沉积的纹路，也记录下曲阜孔庙悠久的历程和历史的沉淀。高大年长的古柏环绕在正殿周围，历经沧桑见证了孔庙的演进。不仅可以美化环境，还能够遮蔽光线，创造一个清凉舒适的环境，营造园林内寂静庄严的空间氛围。除了柏树，在孔庙的杏坛周围也集中种植了杏树，因杏花又叫及第花，中国古代每年考取进士时，正值三月杏花开放，所以以此得名，杏坛又是相传孔子讲学的地方，寓意着文运吉祥，仕途兴旺。

二、孔庙园林景观的价值

曲阜孔庙始建于公元前478年，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孔庙内的园林景观则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升华和完善的，反映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对于相关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重要史料记载。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古典园林之间又相互紧密联系。从广义上讲，古典园林就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狭义上讲，古典园林就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所以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园林景观的发展。曲阜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其园林景观中都内含着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

孔庙作为世界瞩目的文化遗产，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孔庙的思想文化以及孔庙的园林景观的研究无论何时都是一个庞大又繁复的课题，其中容纳更多的还是对人类璀璨文明上升到哲学层面的思考。曲阜孔庙的园林景观设计无论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还是在当今这个开放融合的时代下，其功能设计和审美要求都无疑是成功的典型，对我们现代的园林规划与景观规划都具有积极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李鹏，邓庆坦，徐振杰.教化之道——地方文庙与曲阜孔庙的建筑形制及功能比较研究[A].2017年山东社科论坛--首届“传统建筑与非遗传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7

[2]陈淑飞，许艳.曲阜孔庙建筑装饰的文化内涵及价值研究[A].2017年山东社科论坛--首届“传统建筑与非遗传承”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17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3

【论文摘要】河北是宋辽对峙的前沿地区，在宋辽金考古中的区域位置十分重要。河北的宋辽金时代考古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一、宋辽金时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b.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4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b.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10］a.郑绍宗：《耶律加乙里妃墓志铭》，《考古》1981年5期；b.郑绍宗：《契丹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考古》1962年8期。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5

宝顺同志自1951年参加工作以后，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奋战在文物考古与古建筑工作的最前线，先是参加了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后来又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古建筑的勘察测绘和保护维修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省和国家的表彰与奖励。如由他负责主持保护修缮的具有重大历史艺术价值的唐代古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阳修定寺塔，其艺术价值之高在全国古塔之中十分罕见，塔身遍布精美华丽的砖石雕刻，而且均为唐代原构，全国绝无仅有。宝顺同志在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首先对塔的现状和残坏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勘查测绘，然后拟制出科学的保护维修方案，并一直在工地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施工工作。我记得在此塔的年代问题发生争论的时候，他多方进行实物研究和文献查考，向有关专家请教，费尽了千辛万苦，不仅把这座“中国第一华塔修定寺塔”修缮完工而且还了它唐代原物的真实名份。为此以该塔“饰面花砖的复制研究及补砌锒嵌工艺的两项研究成果”而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级科技成果奖。

又如由他负责领队、深入到太行山区对素有“神秘的万佛沟”之称的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和摩崖石刻塔林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查和清理研究工作。

因该寺院地处深山峡谷中曾长期遭受山洪泥沙冲击，自清末以来其寺院建筑遗址多被湮埋地下，附近的石窟及摩崖石刻塔林等也大部被泥沙湮盖和堵塞。因而要查清这处千年古刹的本来面貌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完成勘查清理任务，宝顺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持食宿在这处人烟稀少的山沟里，长达半年之久，从未离开岗位一步。最后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全部完成了既定的考古勘查清理及现场研究任务。不仅将这处全国现存时代最早、数量最多、雕刻艺术精美、风格独特并多数刻有塔铭的摩崖石刻塔林（包括北齐双石塔共158座）全部展现出来。而且还完成了附近三处石窟，即：由著名高僧道凭开创的东魏“大留圣窟”和刻有北齐著名高僧僧稠供养像及碑铭的北齐“善应石窟”及由隋代著名高僧灵裕开凿的隋代“大住圣窟”,以及寺院基址的勘查清理工作。从而揭开了这处鲜为人知的“神秘的万佛沟”之谜。大量实物史料表明，宝山灵寺及其石窟塔林，历经东魏、北齐、隋、唐、宋数个朝代。为我国佛教大发展的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产物。不论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还是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都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此，我对宝顺同志这次担任领队克服多种困难完成了全部勘查任务，所获得的成果，表示高度的称赞。宝山灵泉寺的考古勘查清理任务完成后，宝顺同志又及时将材料进行整理并撰写成书出版。受到上级领导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曾被授予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奖。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摩崖塔林，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宝顺同志还在地下考古方面，曾主持过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等的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中比较突出的如：1954年在鹤壁市首次勘查发现了宋、元时期，具有地方风格和巨大规模的瓷窑遗址。还曾应邀参加由中科院组织的黄河水库考古队，担任河南地区领队，按时完成了对黄河水库湮没区内的考古勘查工作，曾受到上级领导表彰。还负责主持完成了渑池西河南村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他曾于1959年勘查发现了鹤壁市一处宋代的大型煤矿遗址。当时他曾在这处距地表50米深的古矿井下，坚持涉水勘查达30多小时之久，终于查清了这一古煤矿的原貌。除发现一些古瓷器和一方石砚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古矿的4条巷道及当时的井口，照明用的灯龛、排水井、条筐及生产工具、运输工具，以及空间巨大的采煤区10处。经研究新发现的井下古瓷器，其形状、质地和釉色均与当地宋代瓷窑遗址中出土的相同，其文具石砚也是宋代遗物。从而表明古煤矿的时代，应为宋、元时期。为我国现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煤矿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的采煤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证价值。此外，他还在安阳的洹河之滨，首次调查发掘了一处规模较大的隋代瓷窑遗址。过去有些研究中国瓷器史的人，曾有一种“南青北白”的定论，但都被北方经常出土的青瓷所质疑。但北方多次出土的青瓷，其烧造的窑址究竟在何处？却未曾见到。所以，多年来人们对此问题一直猜测不一。因此，宝顺同志对安阳隋代相州瓷窑遗址的调查发掘成果，确凿的证实了相州窑（安阳隋代时称相州）的地点。这对研究我国陶瓷史是一突出贡献。另外，他还主持过对安阳北齐范粹墓、温县唐代杨履庭墓及焦作的金代邹复画像石墓等多处重要古墓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收获。

宝顺同志除了主持和参加了许多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保护维修、勘查测绘的实际工作之外，他还潜心学习，刻苦钻研，把取得的经验和成果总结归纳，写作论文，编辑成书，以广流传和交流经验。除《安阳修定寺塔》（1983年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温县慈胜寺》（1988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宝山灵泉寺》（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200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等专著之外，他几十年来所写的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古建筑考察研究，时代特征考证，年代鉴别，保护维修工程等的报告、介绍、论文等一百多篇，分别发表在国家、省各级报刊上，是一笔珍贵的当代历史文化财富，如不将其收集整理出版，日久散失，将是河南乃至全国文物考古和古建筑历史文献的损失。为此，我非常赞佩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史研究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在省文史馆建馆50周年之际，在已出版了由馆员们撰写的《中原文史萃编》一书之后，又将出版一套馆员丛书，以展示馆员的科研成果，丰富科学文化的内容，是属一件功在当今，利及后代的盛举。

在杨宝顺同志此次出版的《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中，所选出的50余篇，只是他一百多篇中的一部分。从这50余篇文章之中不仅可以看出他近半个世纪来在文物考古与古建筑工作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我认为同时也是他把毕生心力奉献给祖国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事业的历史见证，至为可贵。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6

论文关键词：解构主义，建筑理论，建筑文化

1历史的演变

1977年，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Jencks)在他的一本著作中宣布：“现代建筑(指“现代主义”建筑)在1972年7月15日下午3时32分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城死去”，其所取的主要标志就是帕鲁伊特·伊戈(Pruitt—Igoe)住宅区的几栋住宅楼在那个时间被炸毁。

帕鲁伊特·伊戈住宅区是著名的美籍日裔建筑师山崎实的作品，该住宅完全是按照“现代主义”的“科学”理论设计的，曾获美国建筑协会(AIA)的奖励。但是，这些“科学”和荣誉并没有让它们的住户满意，他们憎恶它、诅咒它、破坏它，并最终迫使政府给予它“慈悲的一击”，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些住宅既然是如此的“科学”和“优秀”，为什么会让使用者如此的不满意呢?原来，现代主义“科学”的指标、功能理论等是在剔除了人们具体的经济状况、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家庭成员组成、个人兴趣爱好等具体内容后，根据“纯粹”的生理意义上的“人”的物理“需求”来制定的，而且还将人们的生活“规定”得十分明确，没有改变的余地。这样的住宅实际上根本未考虑使用者的真正需求，在美国这个住宅已经不紧张的国度里，它被拒绝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这确实有些滑稽，打破了古典教条的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将西方城市建筑进行了一次翻天复地的革命，但当人们想要欢呼现代主义的胜利时，却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教条中，被尊为真理的现代主义刹那间变得面目可憎，“建筑师再也不能被正统现代主义的清教徒似的道德说教所吓唬住了”，人们开始研究如何人性化地进行设计，后现代运动在西方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这其中以威尼斯学派为反思现代建筑运动的重要思想策源地，塔夫里(Tafuri)在他1973年出版的《建筑与乌托邦》及80年代出版的《领域与迷宫》两本书中，探讨了一种针对现代建筑和城市所置身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结构体系的意识形态的批评，他回顾了自启蒙运动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和中产阶级文明文化发展的过程，并指出现代建筑和规划所持的乌托邦和先锋立场，表面上试图与这种文化相抗争，但事实上不得不屈从于它。在先锋摧毁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进程和一种不断推进的理性化正日益壮大。像柯布那样的现代主义者所追求的，通过提供一套物质的形态(建筑与城市设计)可以指导人们建立新的生活方式从而为未来的社会发展指明方向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塔夫里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悲观色彩，虽然他并没有为未来指明方向，但是他将人们对现代主义城市和建筑的认识引向纯专业领域之外进行反思，从这点来看，他的理论在今天所起的作用仍然意义重大。

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筑理论在吸取其他学科丰富成果的同时，也在各方面发展着自己，在社会需求如此多样化的时代，理论也变得专门化起来。同时，自然环境的恶化、资源的短缺越来越威胁到人类生存状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才开始为人们所重视，这也是对后现代建筑只注重纯形式和哲学思辨的批判，对建筑师更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强调，应该说此时的建筑理论是应该向着严肃的方向发展的。

2文化作用

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指美国和西欧国家)已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真正的自然已消失，整个世界已不同以往，成为一个完全人文化了的世界，“文化”成为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世界整个地被知识化、话语化了，现代化就好比是把“自然”建构成“文化”，而后现代则是把文化到文化进行重构，将现代主义所坚持的打破然后重立。

传统的审美规律在很多情况下已不再适用了，社会生活环境赋予了建筑文化新的选择压力。正如德国建筑评论家威廉·克劳泽尔在论述建筑与环境的关联时给人们的忠告：“建筑师倾向于根据视觉规则理论来组织环境……由于它赖以存在的假设条件已经改变，传统的视觉规则理论已不再真实可靠，曾经在建筑形体中建立起来的视觉和谐模式将不再重现。”在新的社会环境要求下，涉及不同环境层面的综合体系的新理论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在这里，从建筑与环境的关系阐明建筑文化观念的演进机制。建筑学的发展轨迹是非线性的。用完形心理学对建筑风格的研究强烈地表明了这一点。古典建筑以构件精细取胜，忽略虚实、阴影等完形因素；现代建筑则从整体完形出发，忽略门、窗、柱等细部的表现。当代的解构建筑学说则将整体完形打散，后现代建筑则将细部装饰重新拾起，甚至加以分解突出表现。从“古典建筑”到“现代建筑”再到“后现代建筑”，建筑文化呈现出跳跃发展的趋势，而且带有明显的“返祖”现象，这是建筑文化的广义进化特性。

3形式和功能

形式和功能未必一定对抗，形式也不一定要服从功能，形式有时就是功能，而有些功能就是形式。对形的不断创新与追求，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历史学家在划分世界文明发展史时，把用审美观念建造建筑与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距今五千年以上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亚述、巴格达古城遗迹不正是被认为人类文明的起点吗?否则，蜗牛的壳、蜜蜂的巢、熊窝、由人工建造的简陋的猪圈、马厩、输油管道、涵洞等，就是最纯粹的现代建筑理念了。因为它的形都是从功能出发而形成的。人类文明最根本的灵魂就是创造，岩画、图腾、原始建筑的装饰、彩陶、音乐、舞蹈，这都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特征。一旦温饱基本满足后，人类精神、感情的需要便大于物质需要。

当代的人类社会更是如此。这些感情的创造物便是艺术。艺术的触角无所不至，建筑能抵制吗?能抵制得住吗?不能分割“用”与“形”，它们都可能是建造的目的。形与用可以互相转化位置，形与用都重要，对形的创造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这些基本观念和现代主义的形式与功能比较则更具有混沌、复杂、矛盾的特点，但它更接近于实际，更容易描绘建筑行为的瞬间，这便是当代建筑观的另一种趋势。

4理论和实践

人们都认为建筑学无疑具有被社会广泛公认的理论传统，在人类历史发展中始终秉持着严肃的方法态度。对于那些急切地关注真实世界变迁的人们来说，建筑理论与建筑实践相比，在功效、贡献和地位方面似乎并不显著，难以引发人们对有关建筑的种种内容和学问做出总结、概括甚至提升的理论兴趣；相反，具体的建筑创作以及对创作结果的探讨，长久以来占据着研究上的主题优势，成为学科中主要的日常研究内容。由此，理论研究便散落在各个分化的专业关注点之中，而这些关注点仅在某程度上有所联系，研究的目标也着重于创作的发展和形态的生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无论是建筑理论研究还是建筑学整体学科，现今状况和发展前景中都隐含了某些简单化的错误倾向，或者说是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为的简单性。理论著作通常无力提出一套协调透彻的完整成果以回答，诸如：“建筑的本质的科学界定”、“建筑活动的社会构成”或者“建筑的社会意义何在?”等等此类的问题。在如今理论发展现状中普遍存在着简单化倾向，在认识和方法上缺乏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作风，那么这样一种建议就只能生发出一番窘迫不安的骚动。

解构主义建筑活动向传统的以及现代运动以来公认的建筑创作原则及规范“质疑”。这种“质疑”反映出解构主义建筑活动与以往建筑活动的本质区别。1)“质疑”不同于“否定”和“排斥”，它规定了解构主义建筑活动的非排他性，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们的建筑观念相比，这种以非排他性为特征的创作思想，意味着新一代建筑师对建筑活动复杂性的理解、重视和肯定；2)“质疑”与“再次肯定”形成鲜明的对照，它力图发现古典形式美以外的东西，发现创作思路的非理性、非逻辑的成分，发现建筑中非文化的、极端个性化的艺术形式，与后现代主义建筑活动相比较，解构主义更富有自觉意识和开拓精神。这两点可以说是今后西方建筑理论会一直遵循的方向。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7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8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9

这篇文章将尝试着回答在跨文化交流和教育机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所要做的分析与其说是说明性的，不如说是探索性的；它将试图唤起文化在期望与观点中转换的可能性，并引起思索。“恢复景观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实践”在这里有三个方面的理解：①以批判的态度对待文化界horizons，因为它在展示趋同主义特色的时候，使乡土观念在某些形式上自然化与合法化。②通过挖掘景观或文化在当前陷入困境的根源，否定、忽略它们或使它们重新具有生命力，以达到修复一定形式的景观或文化的目的这里主要指中国的景观文化。③解释为什么恢复景观会涉及“恢复理论”，这种理论由于各种原因被繁忙的从业者和迷惑的学生所曲解。

基本前提是：目前景观建筑学的发展已经使它与中国文化比在20世纪的任何时间里都更容易结合起来探讨，论证的方法是以事实为例证的，并具有选择性，将主要针对近一段时间里在西方读者中盛行的关于景观建筑学的论文的片断进行分析，并揭示他们的论文是怎样掩盖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目的并不是要下定论或批判他们，而主要是引用这些作者的观点。笔者主要的兴趣在于跨文化交流可能出现的时空穿梭性shuttling，不会停留在深度的批评上。不管怎样，希望穿梭不仅能使我们感觉到存在交流的可能性，同时也提醒我们个人的观点是有限的。

在开始论述之前，先排除三个不恰当的假设。第一，对文化的兴趣不在于静止的内容，而在于其动态的变化过程。跨文化交流的过程是这样的：研究景观建筑学的人们努力应答特定的困境，并在更大的变化中不断跟进，在这种变化过程中，可能会有跨文化交流；第二，跨文化交流场景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人们可以主题化或地方化“中国”或“非西方”的范围内，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可延伸至如下一些特殊的场景：一个人在讨论中国园林、中国的社区中心、中国大使馆或中国城。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作者表面上谈论的并非中国问题也可能引起争论，最后导致跨文化的交流。最后，差异并不是导致不相关的理由。相反，正是位置、环境、文化背景和先入为主上的不同使我们在正视相关性和可刺激发现的相互性启发上变得困难起来。

一、景观过程，触觉和（诗歌化）语言在纯视觉的领域理解景观的语言，近些年招致了许多的批评。在一篇名为“景观里的建筑学：面向统一的视觉”的文章里，安妮·惠特森·斯伯恩抱怨道：“许多建筑师甚至景观建筑师都坚持这样理解景观建筑：反对有活力的创作过程，而仅仅把景观作为现有建筑物视觉上的设置，只考虑景观中山、树和花的形状和颜色，而不考虑使景观有活力的过程。”在另一篇同主题的文章中，詹姆斯。科纳提出在设计景观这一重要的文化性工作中，应该把物质的触觉性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为强调触觉将帮助我们避免“将景观降至风景或视觉背景来处理的设计冲动。对景观视觉上的观察倾向于把主观物体客观化和距离化，与之相反，触觉却能吸引、拉近人们对环境的体验，并使这种体验得到升华。触觉以文字的方式把下列事物之间的紧密联系反馈给我们：树木的温暖性与金属的寒冷性，湿润叶子的芳香与潮湿空气的清香，火山岩石的粗糙以及化石的光滑”。

对把景观作为视觉设置这种观念的批判可以为讨论中国园林清除障碍，因为中国园林经常被不正确地理解为带有建筑物的完整的户外空间和亭盖下undercover的空间。这种整体性的理解在20世纪变得很晦涩，在西方的影响下，现在中国对园林的学习已经被两种主要观点所支配。一种观点盛行于建筑院校的学者中，强调的是园林建筑方面的学习；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对园艺的考虑是最重要的，并被园林院校的学者所倡导。斯伯恩提出的关于景观和建筑视觉上的统一性观点取代了在理解上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观点，而这种一分为二的理解方式有悖于中国的传统观点。斯伯恩坚持使景观有活力的模式也帮助中国园林恢复了现代感temporality，而这种现代感长期以来被引入的强调静态空间和空寂depopulated画面的现代主义的理解方式所弱化。科纳对触觉的强调则有助于恢复和体验园林的尺度感。这种尺度感在中国园林的作品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本世纪却被大多数展示风景图片的中国园林出版物所忽略。

我们也可以想像一下中国传统的景观的观念是怎样唤起对斯伯恩和科纳的论文的新一轮的反思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斯伯恩关于“过程”的论点和中国“特色”的观点作比较。“中国特色”的说法最初是在对中国军事政策和政治的讨论中被提出来的，但逐渐也用于书法、景观、绘画和历史领域中。这种说法在动态和静态的观点中动荡：即在任何一个给定的结构体系中，未伸展开的事物都有一个内在的特性。例如，水从一个曾经阻挡它的墙壁中喷涌而出，摧毁周围的一切事物；或弓弩拉至一定的限度会对一定距离产生致命的影响；一个技艺高超的将军通过研究一些战略性的因素，在一定距离里，能够以最小的力量收取最大的效果。（现代景观建筑学的学生将会认识到中国传统观念和科纳的关于“场地设计”的讨论之间产生的反响）这种特性由张力所控制（类似于水被墙挡住所产生的张力和弓弩被拉至极限所产生的张力）。这种张力的感觉可以和斯伯恩提出的“统一性视觉”进行对照，在这种“统一性视觉”的观点中存在着和平共处性和基本适应性，例如，可存在于格林·默卡特的屋顶和屋顶上的桉树雨篷之间，也可存在于倾泻的雨水和满足排水需求的巨大的水槽之间。

二、思考从斯伯恩的论文中摘抄的段落“景观是最原始的居所……这种建筑起源于遮风挡雨和躲避野兽的庇护所。建筑是一个强有力的适应性工具，但它现在已经变成了令我们疏远自然的器械。绝大多数现代建筑，窗子密封，重点强调立面而忽视景观，把我们从生活的亲密状态、从自然、从基本的生活方式中分离出来。我们改变地球的力量使我们产生了幻觉，仿佛我们已经控制了自然，我们正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自然的依赖。作为一种物种生存，我们现在依靠的是能否以新的方式适应自然。对我们生存年龄的这个基本问题的解决将决定我们作为物种的生存能力。我们最终必须适应我们的制度，我们的建筑、景观和居所。”

读者会被斯伯恩的原文中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方法和目标的说法所打动。事实上，关于特色的对话从来都没有使方法和目标之间的联系变得明确起来，却一直被认为是进步和有效的方式而操作着。那种可能表达方法和目标之间联系的敏锐的策略在斯伯恩原文的讨论中显得很含蓄，但在一些经典作品如西塔里埃森，格林。默卡特住宅中可以找到诗一般的描述。斯伯恩的建筑和景观视觉上的统一论被著名的职业设计师在作品中加以体现；这依然是对人类中介机构的奖励，并给人类的主观性留有很大空间。与之对比，中国对于特色的强调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效率不依赖于个体的人类价值。我做以上对比的目的并不是要做出裁决或者表露倾向，而是表明：现在景观建筑学论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和中国所关注的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并给大家这样一种感觉，即进行跨文化的对话是可行的。

以下事实可认为是更高层次上的跨文化的共鸣：在景观建筑学的作者中，斯伯恩是很杰出的，因为他开创了以诗歌引起人们对艺术关注的先河。斯伯恩对诗歌的兴趣不在于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价值和感觉传递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在于以一种基本的方式唤起景观建筑界对当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关注。那些可以引起思索、传递感情、表达感觉的词汇和公式，随着时间的发展，变成了仅仅是听起来还比较舒服的陈词滥调。在传统的对中国园林的讨论中，富有文学幻想的诗歌般的语言被普遍运用着，它强调具体和细节，避免抽象和理论。在17世纪关于中国园林的专著中，《园冶》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我尝试着指出该书中存在着的思维萎缩，使得陈腐的重复形式和不胜枚举的事实停留在了直接表达资料信息的水平上。在20世纪80年代，作为新一轮的学术浪潮，中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园冶》的学术论文。在这个学术浪潮中存在着这样的趋势：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园冶》中一些特定的段落和想法，通过重复讨论原文的初始结构，来评定它们的重要性。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关注唤起曲折构思和意识的内容。

当我们回顾过去20多年来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生态和过程的讨论时，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现在所流行的关于物种和栖息地的陈腐的说法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新观点出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将大众修辞学和某些人，诸如格雷。斯奈德的诗歌作品进行对比，斯奈德作品中的语法和措词暗示了我们和土地之间那种新型的亲密而又自然的关系。在他的诗“ForAll”中，有一个新颖的对句和科纳关于触觉的强调相映成趣：“冰河里的水闪着微光，沙沙做响／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在这里，明喻“硬如足尖”是修饰在陆地上栖息这种接触方式的。但是每一种新颖语言的深思熟虑的应用和新奇的视点，在现代社会与在传统的中国一样，面临着被流行用语排挤的境况。请大家关注当前的困境并不是因为有可行的普通而又确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因为任何一篇西方论文对这个问题所做的深思熟虑的答复对于中国的论文都可能有参考价值。

三、二元性思维和极性在斯奈德的诗“ForAll”中，诗句“石头在脚下转动／又小又硬如足尖一样”和诗句“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在里面歌唱／溪流的歌唱，心灵的歌唱／太阳照在沙砾上的气息”相呼应。蒂姆·迪安在这两句诗中发现了一个互相对应的感觉：这里的“硬如足尖”象征着土地与人类的经济关系，而暗喻“鼻子冷得要掉下来”则象征着人类与土地经济的关系——诗人的鼻子（和他的诗）像北部落基山脉的溪流。这种语言模式引导着我们去考虑思维的模式。在E·K·迈耶最近的一篇随笔中，他对景观建筑学中存在的普遍而又有害的二元性思维模式做了一个有启发性的批判。迈耶认为：“景观建筑学是一个混合行为，不能把二元性的两方面作为对立的情况来简单地描述。”他认为建筑和景观、男人和女人、文化和自然这些二元的形式是过时看法的组成部分，它们在本世纪已经最大限度地影响了人们对景观建筑学的兴趣以及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以二元性方式进行思考时，景观被指定为女性或女性化的其他元素并且从属于文化和建筑。我对迈耶对二元性思维批判的兴趣是从如下事实中产生出来的：在英裔欧洲人的传统中，思维的形式有着哲学和文化的基础。它的不确定性是由虚无创作的世界性观点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一种不确定性的和无条件的基础力量决定着世界的本原和秩序。这种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初级的二元论，是诸如知识、观念，普遍、特殊，自然、文化，原因、结果这种二元分类模式的源泉，这些元素组成了人类的经验体系。在西方建筑学中，这种经验体系是和“几何与代数，理想的原型，……以及它们的流动性与变化着的地上世界的现实性之间的永恒对比”相联系的。西方把建筑和景观设计作为把一种普遍的原则，理性地运用于具体的设计，并且通过运用几何和均衡原则对自然进行模拟，这些都是同以上想法的重要性紧密相联的。

正如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所谈到的那样，中国发展传统的景观观念并没有借助二元论的思维。中国传统的景观观念的基础是阴阳两极论，这意味着在相关联的两个元素之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需要参照另一个元素才能得到解释。与二元论的对立性不同，极性的每一极都需要另一极作为它的存在条件。但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两极之间不是辩证的关系。与辩证关系不同的是，两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从对比和综合抵消中产生的对立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阴和阳不同于阳光和黑暗，男人和女人这类二元论的原则。在这类二元论原则中，对立面之间的元素是相互排斥的。在阴阳之间，“彼此相互承担，互为补充，成为一个整体”。甚至，阴会转化成阳，反之亦然。更进一步地说，阴阳之间的关系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并且“相互关联，相互依存，具有多样性以及产生动态关系的有效性”。这种动态关系被认为是内在的关系并能使世界变得稳定。综上所述，阴和阳属于解释的范畴，阐述了世界上最直接和具体的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细节上的差异和任何假定相同或严格同一性的缺乏在这里都是很重要的。通过对比，二元论的两方面如自然、文化，或男人、女人包含着潜在本质相同的因素。因此，认识到二元论和阴阳两极论指代的是二元性思维的不同模式是很重要的。在另一篇文章里，我对《园冶》中出现的体现中国传统的关键性因素作了一系列的反思，展示了诸如“相互依存”，“借用”，“适宜性”，“适当性”的概念是如何伴随非二元论的逻辑产生的。

通过对比二元论和两极论，我们现在就有可能认识到：对于把景观和建筑一分为二的做法的批判只是对英裔欧洲人的传统进行基础性批判的一小部分。通过和奥古斯丁·贝尔克最近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迈耶的论文揭示了避免将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二元论解读的可能性。这将最终导致这样的认识：一旦现代主义和已经被加入到对中国物质materials理解中的二元论猜想被摒弃，迈耶的事业是有可能通过对中国景观和园林的反思而得到发展的。

四、相互关系的场合论“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理论吗？”“景观建筑学的确需要一个理论吗？”“你认为景观建筑学需要通过其领域之外的资源来发展吗？”在大多数时候，当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发现自己非常的困惑，无言作答，因为在被问及这些问题的同时，关于景观建筑学的文化中介agency却很少被涉及。我想质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再攻击对这些问题保持沉默的文化界？为什么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是要求我们争论在原则上是否需要某些理论？为什么我们不能清楚地表达我们所面临的困难并询问这些问题是否已经或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被表达而不借助“理论”这种概念资源？

以R·库哈斯在一般城市的范围内思索城市未来的尝试为例。库哈斯把一般城市比作现代化的飞机场，反对把城市和建筑放在地方识别性localidentity的范畴来思考。库哈斯认为这种一般城市是地方识别性不再存在的结果。在他的论文中，“地方识别性”和历史相关，在建筑学中沉淀。并且库哈斯认为：“把地方识别性当成是过去的形式是失败的命题。”含蓄地说，库哈斯提出把一般城市的概念作为正确的命题是一种“大亚洲主义”的体现。如果库哈斯的论文意味着剥去了亚洲的表皮，那么他已经是成功的了。在台湾的建筑杂志《对话》中，王维真观察到，一般城市的概念是被“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说法所支持着，并沉浸于一种“新东方主义”的气氛中。

在这里我并没有对库哈斯的原文进行仔细的阅读，但我仍将指出他的文章是一种没有精确理论基础的狭隘的“全球化”观念的象征。在传统的中国，建筑的物理生存环境并没有成为城市“识别性”的一个完整部分。与欧洲持久性纪念碑的传统不同的是，中国的建筑一直处于建与重建的永久性循环中。如果库哈斯发现他不得不面对亚洲城市的“识别性”，这是因为亚洲城市已经逐渐进入了被阿洛伊斯·里格尔所称作的“时代—价值”的模式中。当他用一般性反对“识别性”时，他运用的理论看上去倒像是西方所反对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熟悉理论家约翰·拉杰曼作品的读者将会意识到，以吉尼思·德鲁兹的观点为依据，识别性的属性可以通过迥异的集合被定义，而不是对一般性概念的反对。参照拉杰曼的观点，我在其他文章里解释了分类categories的思维模式如何能在诸如中国景观建筑学的识别性的问题上被重新理解，而不需借助分类本身的概念。读者可以感觉到，库哈斯已经对某种态度attitutdes有了正确的批判，但在他的批判中并没有暗示跨文化在思维上的差异。他通过强加欧洲的模式以一种普遍主义者的态度结束了他的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理论”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著名建筑论文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建筑理论动态过程建筑文化建筑风格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回顾建筑发展史，建筑理论在社会文化艺术发展中，往往显示出滞后性，是其他哲学艺术文化等杂交”的产物。这可能是由于建筑要综合解决功能技术艺术环境以及社会问题等，因而建筑理论必然充满着矛盾，I''''II~D复杂性。从历史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每个时期作品风格，如何反映当时人们的观念例如，文艺复兴时期．先后有阿尔伯特<论建筑)、维尼奥拉的<建筑五柱式)、帕拉弟奥<建筑四书>，所有这些与15世纪初资本主义的萌芽产生后，资产阶级为了动摇封建统治，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掀起借助古典文化来反对封建文化和建立自己的文化人文主义”精神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因此，建筑理论必然受文化精神的影响。

为什么建筑的现代主义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中心在德国呢7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物资匮乏，通货膨胀．房屋紧缺，为大家盖房子是紧迫任务，勒·柯布西耶高呼住宅是居住的机器，建筑现代主义就是带上这具体的时代烙印。他强调实用、经济，希望用新材料、新技术加快建造速度，降低造价。马斯洛提出的人的需求分五个渐进的层次，首先是生理的需求，吃住是第一位的。当然，这里也注重艺术，但艺术必须同实用、经济、新技术统一起来．装饰有罪的说法容易被采纳。理性知识不断积累，人们进而抛弃了所有其他思维方式。这样与工业文明相对应的现代主义应运而生了，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把古典文艺看得很高，工业社会把现代技术看得很高，引起一些人的崇拜心理。在思想中，一种重要思潮叫做技术主义或者技术至上主义，这样现代主义就成了当时社会的主流。

现代英国著名建筑史学家N·佩夫斯在一本著作的前言中写到建筑并不是材料和功能的产物，而是变革时代的精神的产物。正是这种时代精神渗透了它的社会生活，它的宗教，它的学术和它的艺术之中……现代建筑运动也不是因为钢筋骨架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而发生，它们都产生于一种它所要求的精神“佩夫斯在这段话中割断了建筑与材料及功能的关系不妥．但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渗透于它的社会生活、它的宗教、它的学术和它的艺术中去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为现代主义建筑作了相当充分的思想和心理准备。

当人们开始接受理性建筑世界观，深信它将创造更高的生活的标准，为之欢呼雀跃的时候，实际面临的却是一个忧心忡忡的社会，一个不知去向的社会拥挤不堪的城市和进一步扩大的贫富差异，使人们开始反思理性主义正如马斯洛原理提出人在满足基本生理安全要求之后，有更高的精神要求，建筑远非仅仅为人类提供庇护，更重要的是表达人类社会和精神境界。换句话说，理性思维已经束缚了我们很久，我们应该探索更多的途径去理解人类的存在。理性主义过分强调理性市场经济资本变成惟一的普遍标准社会价值被忽视，或仅仅被视为增加市场资本价值的手段。

回顾历史，战后时期存在主义在世界许多地区广为流传，它对此后西方文学艺术的影响十分深远。从世界是荒谬的这基本观点出发，存在主义的文艺作品着重表现荒诞混乱、不连贯性，无意义性、虚无、中突无序等，这些也是存在主义文学艺术作品的表现方法和存在主义美学的特征。这些思想或多或少地冲击着建筑理论。1966年文丘里发表了<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正反映了在这个背景下，建筑学家的思考。菲力浦·约翰逊在1978年回顾20世纪世界建筑思潮转向时说：整个世界的思想意识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落后在最后面，建筑师向来都是赶最末一节车厢当然凡事都有例外，勒·柯布西耶与众不同，譬如，战后他创作的郎香教堂，出自他与存在主义思想上的相通性．用一个特殊的抽象形体，间接地、模糊地，然而又是深刻的强烈的表达与存在主义观念相通的人的情绪、情节、心境和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