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育论文范文10篇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1

叙说案例引出主意

教育漫笔往往是由一个详细案例作为由头。对这个案例的要求是:实在、生动、有新意。实在,就是案例有必要是日子傍边的确存在的,是自己所见所闻乃至是经历过的,而不是随意伪造的,或许道听途说的；生动,是指案例有必定的故事性,并且比较风趣,或许有经典细节的,可读性较强,不是那种平淡无奇的陈词滥调；有新意,指的是案例能折射出某种新的意向、新的认识,或许是一种新的现象的端倪。例如下面这个案例:

这是一次区级优异小学语文教师语文教育课堂展现活动。第三位上场执教的是一位年青的女教师。她执教的课文是《捐躯炸暗堡》。由于是借班上课,上课伊始,教师为了调集情绪,生动气氛,她问学生“:你们最崇拜的是谁?”学生纷繁举起了手,有的说崇拜球星罗纳尔多,有的说崇拜影星赵薇,有的说崇拜棋王聂卫平……待学生讲了一些崇拜目标后,教师反诘:“你们猜,我最崇拜谁?”话音刚落,学生们简直异口同声地说“:教师崇拜。”一听这么规整的答复,坐有近百位听课教师的多媒体教室里登时爆发一阵哄笑。教师们为什么笑?笑学生答复得奇妙?笑学生答复得规整?恐怕都不是。本来,教师也许是要说崇拜的,但是,这一阵哄笑,使教师为难了,语塞了,她供认不行,不供认也不行。

这个案例无疑是新颖而有新意的。案例的叙说应该简练而不大略,详细而不烦琐,不要用抽象的归纳,也不要用细腻的描绘。案例是否具有典型性,在很大程度上决议了漫笔的价值。因此,精心选择案例是写好漫笔的第一步。引出案例后,能够说说自己的感触和主意。

引经据典深入剖析

案例的内涵总是多元的,往往能够从多方面来考虑,发生不同的主意,但在教育论文写作时,不能想到什么写什么,不能方方面面都写,而是要捉住感触最深的、有新意的、最有现实意义的一点来翻开。在这一层写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A.不要就事论事,只作简略的判别,说这个现象好或欠好,简略的判别是简单的,但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B.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作深层次剖析,挖掘出潜伏在现象背面的本源。例如有一篇《教育的庄严在于思维》的漫笔,在举出案例后剖析:“有些教师太听话,他们规规矩矩照着讲义教,他们不折不扣地依照参阅书上说的办,他们把讲义和教参作为肯定正确的圣旨,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会这样谨言慎行、唯唯诺诺呢?剖析原因,大概有三:一是他们认为这样教就不会错,稳妥,由于讲义和教参就是这样,如果说错了,那也不是我的职责；二是他们认为这样教,就能有用应对考试,考试的内容总是课内为主,课外是没底的,课内是抓得牢的；三是这样做省力,讲义和教参里现成的,拿来就可用,不用动任何脑筋,并且谁也不会说”。这个剖析,实事求是,很有说服力。

C.剖析要引经据典,要翻开思路,从多方面简述,以增强文章的深度和广度。仍是《教育的庄严在于思维》一文,在剖析原因后,有这样一段引申和发挥“四百年前法国闻名思维家、哲学家帕斯卡尔从前说过:‘人只不过是一棵芦苇,是自然界最软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棵能考虑的芦苇。’因此他又说:‘人的悉数庄严就在于思维。’帕斯卡尔终身体弱多病,只活了39岁,但在死后却为自己留下了高耸的纪念碑。他的《思维录》给无数人带来心灵的慰藉。帕斯卡此后面的这一句,粗粗一听,好像有点不行了解,细细一想,却颇有道理:一个没有思维的人,一个被他人的思维牢牢操控的人,一个有思维却无法表达的人,还会有多少庄严?那还不是奴才!这儿,我想唐突地引申一下:教师教育的悉数庄严也在于思维。一个教师想在教育上获得尊重,就有必要有自己的特性和思维。一个没有自己教育思维的人,是不行能赢得学生尊重的,也是不行能赢得同行的欣赏的。”这段引经据典,不光突出了立意,并且使论说更赋有力度,一起,也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性。

照顾最初表明态度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2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群中有3个国家重点学科，数十个省级重点学科;有3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或正在全国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哲学、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汉语言文字学、文艺学、宗教学、民族学、教育学原理等多个学科已建成为特色学科。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才队伍建设卓有成效。

在人才队伍方面，学校已经拥有一支年龄与职称结构合理、学缘关系好、创新能力强、学术视野开阔、事业心特别强的文科教师队伍。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拥有3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位“国家千百万人才工程”入选者。古典文学家霍松林教授、民族学家周伟洲教授当选为陕西省首届社科名家，历史学家赵世超教授现任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尤西林、郝文武等教授入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100多人在全国性或陕西省各类学术组织中担任理事以上学术职务，其中担任会长、副会长或秘书长20余人。一大批“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入选者等中青年教师已在学术界脱颖而出。

三、学术影响进一步提升，在科研项目、经费、成果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

近年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年均30余项，2014年又有新的进步，全年获得42项国家社科基金(不含单列学科)，居全国第12位次。同时，承担国家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解决的能力也在增强。2010以来，我校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18项。研究成果产生了良好影响，获得同行认同，相继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二、三等奖多项;获得陕西省人文社科奖第一、二等奖占陕西省的1/3;一些服务社会的成果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有些成果直接被吸收进入政策层面。

四、科研基地与平台建设稳步推进。

目前，我校已建成多层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创新平台。“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作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发挥着积极的辐射和引领作用，“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西北基础教育与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宗教研究中心”、“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等4个中心已建成为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已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旅游研究院西部旅游发展研究基地”成为西部旅游发展研究的高起点、高水准平台。我校与陕西省文物局等部门共建的“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对推进中华文化传承和区域文化建设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五、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期刊建设成绩喜人。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3

现代德育思想具体体现在有关著述中。由于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在德育思想建设方面冲破了原来的“封闭”状态，出版了一批西方国家德育理论的译著和国内学者有关现代德育思想的编著，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翻译出版了当代西方德育论著作，除80年代初傅统先、陆有铨翻译出版了皮亚杰的《儿童的道德判断》(1984)外，有陈欣银、李伯黍翻译出版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论》(1989)，博维利翻译出版了美国哈什的《道德教育模式》(1989)等；此外还有瞿葆奎先生主编的《教育学文集》(1989)的第二、第七卷均收入了一定数量的德育译著。我们不敢说翻译出版的这些著作一定都是符合我们所需要的现代德育思想，但我们首先要了解国外的德育思想成就和理论成果，然后才谈得上对其进行分析。第二，许多学者出版了介绍西方德育思想理论的著作，如冯增俊的《当代西方学校道德教育》(1993)，魏贤超的《现代德育原理》(1993)、《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1994)、《道德心理学与道德教育学》(1995)，戚万学的《冲击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袁桂林的《当代西方道德教育理论》(1995)，詹万生主编的《中国德育全书》(1996)中也较为系统地介绍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实践。第三，国内学者还编著了一定数量的有关现代德育论的著作和教材，如朱小蔓著《情感教育论纲》(1993)，张志勇著《情感教育论》(1993)，戚万学著《活动道德教育论》(1994)，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1994)，班华主编的《心育论》(1994)，詹万生著《德育新论》(1996)，班华主编的《现代德育论》(1996)，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1997)等。这些编著是近五年来的成果。

二、现代德育思想的精髓

我对德育思想现代化或现代德育思想的理解，在《现代德育论》“绪论”和拙文《世界之交论德育现代化建设》中已有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考虑到现时代的社会发展、人的发展，强调了“以促进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现代化为中心”。但未拓宽到生态空间考虑，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现代德育不能仅从时间意义上理解，主要应从现时代性质方面理解。“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德育最简捷的表述，也是关于现代德育的核心思想。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即把人作为道德主体培养，促进人的德性发展。这是现代德育的本质规定，是区别于传统德育的根本标志，以致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德育是主体性、发展性德育，即主体—发展性德育。柯尔伯格继承了杜威发展性道德教育思想，提出“认知—发展性德育”。相对于无视儿童自己思维方式的传统德育而言，柯氏强调“认知—发展性”把儿童看作“道德哲学家”是德育观上的飞跃。但忽视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问题，“认知—发展性”的表述是有局限性的。“主体—发展性”德育培养现代道德主体，发展的内容包括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主体—发展性”可以看作是现代德育的精髓，其理由是：1、体现了现代德育目标要求，即培养21世纪道德主体，促使其德性的现代化发展；2、体现了现代德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亦即现代德育的本体功能；3、体现了现代德育的内在价值，即现代德育满足受教育者的需要：发展自己德性，使道德人格得到提升。可以说，“主体—发展性”集中地表现了现代德育与传统德育的区别。

三、关于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的探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现代德育性质与功能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德育是“阶级斗争工具”转向德育是促进人的德性现代化的教育，把人的德性发展作为德育的根本。王逢贤教授对德育本质属性、德育实体性及德育地位等作了系统论述。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的最高问题，多年来的一种观点即对德育本质的认识包括两个基本方面即德育与社会的关系，德育与人的关系。然而随着生态伦理学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对德育应在社会、人、自然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上认识。现代德育性质是德育本质在现时代的具体展现。在认识德育与社会与人的发展关系方面，我以为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德育、社会、人作为三位一体的对象进行综合考察，即始终联系社会与人的发展认识德育，而不是脱离社会与人孤立地就德育论德育。二是动态地即在德育、社会、人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分析三者关系，阐明德育现代化问题。用系统整体的思维对德育发生、发展，德育现代化作综合的动态的考察，其方法是可取的，但我们没有把自然生态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较大的局限。1994年德育专业委员会的年会上，易连云提交了关于德育生态环境的论文，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在人、社会、自然广阔的背景上思考德育问题，才是更好地体现现代德育思想的。

现代德育功能的探讨，弥补了把德育只看作因变量的局限。关于德育功能，鲁洁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对其作了全面、系统的探讨，拓宽了人们对德育功能的视野。虽然有的学者有不同看法，但是可以促进人们作更深入的探讨，求得更符合科学的认识。

我们把现代德育社会功能概括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这是与传统德育社会功能本质上的区别，同时也指出现代德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具有先进性、超前性特点。

结合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人们对现代德育功能的认识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拓宽了思路，扩大了认识空间。“今天有识之士都认为世界是一个命运相联系的共同体。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各处困扰人类的重大问题具有整体性和全球性”。例如德育的政治功能，当前各国各民族之间既有竞争，也表现出各国、各民族的相互合作与相互尊重。应立足于全球来认识现代德育功能问题，为了全球的、全人类的利益，必须超越国界，超越民族、文化、宗教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为人类共同的长远的利益，也为本国、本民族的自身利益，同舟共济，通力合作。所以，现代德育政治功能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公正、和谐，维护国际和平、合作、团结。

基于社会和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现代德育经济功能的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社会现代化实践，使德育的经济功能显得更为突出。而可持续性发展思想也为其提供理论依据。1、德育的经济功能在内容上不是片面地强调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要以保护生态平衡为前提的增长，也就是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的增长；2、为了可持续性发展，德育的经济功能促使人们认识和处理好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公平与效益关系；3、德育的经济功能还表现在以新的资源观、发展观，代替原有的资源观、发展观；4、培养经济道德，坚持勤俭建国方针；5、为迎接知识经济到来，教育包括德育尤其应注重创新性素质的培育，知识经济需要现代科技支撑，也需要现代德育支撑。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人们由对经济功能的认识扩展到对德育生态功能的认识。当然德育生态功能的实践依据是生态环境的现实，主要理论依据是生态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奠基人莱奥波尔德认为人的道德观念是按三步发展的：人——人关系的道德，人——社会关系的道德，人——自然关系的道德。生态伦理学扩大了伦理的对象范围，扩大了德育的范围，从而也扩大了德育功能的范围。40年代莱奥波尔出版了《大地伦理学》一书以来，生态伦理思想得到迅速发展，90年代初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参与编制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一书，提出了“新的可持续生存的道德”，认为“可持续生存道德”是“可持续的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可持续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德育的生态功能就在于要为可持续发展服务。正是由于生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学者们也纷纷提出关心环境的教育或生态德育的命题。1996年全国德育年会上刘惊铎、王磊提交了《生态德育：世纪之交德育改革的价值取向》论文。

四、关于德育过程思想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对德育过程的思考和研究很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时，已作了系统的回顾。由于学者们对过程研究的重视，使有关理论更加系统化、更加深化。关于德育过程的本质，德育过程与品德形成过程、德育过程的影响与环境影响，德育过程与各育过程，德育过程的结构，德育过程各阶段及运行等等，都作了较前更为深入的探讨。关于德育过程的规律与特点，更有很多人作过探讨。但作为德育过程区别于其他各育过程固有的特点，似研究的不够。笔者提出过两方面的区别，一是教育目标上的区别；二是德育与其他各育所依据的规律方面的区别（详见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第八章）。

德育过程在历史上就是存在着的，我们要探讨的是现代德育过程；然而作为客观的德育过程，现代的与历史上的应当是有一致性的，其客观规律应当有其共同性。探讨所谓现代德育过程，实际上是探讨德育过程在现时代的表现形态或现代性特质。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现代德育过程思想，在德育的现代性特征中有两点是能鲜明体现现代思想的，一是现代德育过程结构要素在德育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有变化。教育者、受教育者是德育过程中两个基本要素。在传统的德育思想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是对立的，教育者居高临下，以专制的、强迫的办法，对受教育者“灌输”现成的道德；受教育总是处于被动的、服从的地位和消极的状态。现代德育过程的思想，强调教育者、受教育者的民主、平等、和谐、合作的教育关系，在教育者的指导、引导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参与德育过程，相互教育与自我教育，双向影响，相互砥砺，共同进步。因此，德育过程是教育者受教育者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教学相长，品德共进的过程。二是现代德育的开放性，现代德育过程是与外部环境相互开放、双向互动的过程。这里的所谓外部环境包括社区环境、社会环境以致国际环境；当然，以德育生态环境的思想为指导，还应当包括自然环境。

五、德育目标与德育内容的现代化

现代德育是促进受教育者德性现代化，这就把德育目标定位在培养具有现代思想道德素质的主体。这是社会现代化对人的要求，也是人自身发展的要求，是适应现代社会与经济发展全球化、信息化的要求。社会本位、个人本位的发展观已转向人的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的统一。依据三维思想品德结构的设想，1987年前已把道德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作为德育目标组成部分。在社会转型期尤需对学生心理品质和品德能力的培养予以充分的重视。德育目标是德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共同的精神追求，是德育活动的内在动因，是直接制约德育内容、课程、方法形式以致整个德育的首要因素。德育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德育目标上，对德育目标的理解将影响着对德育内容、课程、方法、管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因此，对德育的探讨极为重要。当前“可持续性发展”、“全球本位理论”是认识确立现代德育目标、德育内容的重要理论依据。人、社会、自然的统一和谐发展是人类社会宏观文化结构的基础，德育目标要体现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要求。对未来道德主体的素质要求，在道德与心理素质方面，不仅要具有我们通常要求的一般的道德品质，而且要有科学道德、生态道德、经济道德、信息道德等方面的素质。心理素质应更具现代性，在心理和道德上更重责任感、义务感、自信心、效率感、创新性、合作与竞争等。人类社会不断前进，思想道德不断发展。70年代国外便有学者提出了一系列上升的价值观和衰落的价值观。按E·拉兹洛所述，人们已对19种主流价值观念和信念提出质疑，而有10条新兴起的社会观念；同时人们还面临着政治上绿色趋势等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向未来的道德主体提出了终身德育的要求。

德育内容是为实现德育目标服务的，是体现德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S·拉赛克和G·维迪努对现代教育内容的源泉作了系统阐述，其中包括：人口增长，经济变化，社会政治变革，文化变革与科技进步，世界性问题，教育系统内部动因等。这对我们研究、制定德育内容同样具有参照的价值。袁正光教授关于经济、社会、科技变化所作的概括，更能看出制约现代德育内容的因素：经济，正在发生新的革命，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新的转型，工业社会转向知识社会；科技，正在出现新的突破，走向数字化信息时代。

基于现代德育目标要求的提高以及其制约因素，现代德育内容正在拓宽，形成一系列崭新的极富时代特色的德育内容。

1、科学价值观和科学道德教育；

2、生态伦理教育或环境道德教育；

3、经济教育，含经济伦理教育，其中主要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教育；

4、信息道德教育；

5、现代人的（道德）心理素质教育。

此外，还应进行国际理解教育、人口问题中的道德教育等。

六、德育方法的改革

德育方法和德育手段的现代化进展迅速。

（一）基于对德性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受教育者自主性。在教育与自我教育中，着重自我教育。当然，自我教育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德育思想和德育要求，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也是德育的原则和方法。在中学和小学关于主体性德育的课题研究，改变了忽视自我教育，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参与，体现了主体性德育精神。主体性德育当然不仅仅是方法问题。国内学者研究自我意识、自我教育的很多，例如韩进之等“中国儿童青少年自我意识发展与教育”的研究(1983—1987);刘守旗“自我教育及其能力培养”的研究(1990);刘秋梅“培养小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实验研究”(1991)等。近年来提出的“自我教育力”或“自我教育力量”的概念，包括自我教育的意愿、要求，自我教育的方法、能力，自我教育的习惯等。

但不是任何一类“自我教育”都是完全符合“主体性”要求的。只有在主体—发展性思想指导下的自我教育，即把德育当作主体人格的提升，当作主体德性发展的过程，才是符合现代德育要求的。因此，自我教育有两类情况：一是姑且称其为“约束性自我教育”，即把自我教育主要看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自我反省之类的自我贬损、自我压抑的过程；总是把自己当作教育、改造的对象。这是很难形成自尊、自信、积极向上的主体人格的，很难发展其积极的个性道德品质。另一种，我们姑且称之为“发展性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着眼培养主体精神，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不是片面地、单纯地检讨自我，约束自我，而是追求道德理想人格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因而能够悦纳自己，充满自尊、自信、积极进取的精神。

（二）对“灌输”问题人们已有共识。当然“灌输”也是一种“德育”型式，不仅是“方法”问题，包括德育（目标）意图、方法、内容、效果等方面。德育实践已经向人们展示：人的德性的生成、发展、成熟，不是靠“灌输”，它不是外界“授予”的，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因此重在主体自己的积极活动，包括外部的物质性实践活动和内部的观念性活动，着重依赖于主体的践行、体验、体悟。魏贤超的关于主体参与大德育思想，建立青少年义务社会服务制度的思想，戚万学的活动道德教育论等，都是从根本上改革德育方法的指导性理论。

（三）关于品德测评方面，国内学者作了大量研究，尤其是胡卫和肖鸣政进行了多年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

（四）关注现代德育手段的效应。

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用之于德育，有其优越性，但它毕竟是“手段”。不论何种道德价值观都可借助于这些工具进行传播。所传播的内容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因此它可能产生积极的效应，也可能产生消极的不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负效应。1996年的全国德育年会上郭娅玲提交了大众传播媒介的德育功能问题的论文；麦志强提交了现代文化传播技术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发展的论文。

七、关于德育课程论的重要进展

在以往的教育学论著、教材中，包括在德育原理的著述中，几乎未见“德育课程”这一术语，较多见到的是“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德育组织形式”这类提法。近几年来使用“德育课程”这个术语的频率日益提高。“德育课程”问题的研究也被列入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的研究课题之中。近20年中，我未见专门论述“德育课程”的专著。我第一次见到系统阐发德育课程理论的著作是1994年出版的魏贤超的《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的几章。1995年魏贤超又在《教育研究》第10期发表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初探》一文，再次阐明了他对大德育课程体系的见解，以全息论、系统论、现代课程论为指导，他提出了建立由两类正规的显性的课程与四类非正规的、隐性的课程组成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这一德育课程理论体系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德育课程理论建设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的德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备。此后，在笔者主编的《现代德育论》中，设专章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强调德育课程的本质特征是育德性，提出区分“德育课程”和“关于德育课程”的问题。戚万学、杜时忠编著的《现代德育论》一书中，更以较大篇幅系统论述了现代德育课程思想，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外德育课程思想理论，更开阔了我们对德育课程的视野。

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范围很广，涉及问题很多，以上是就个人学习中提出的几点看法，因篇幅有限，有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没有阐述。本文所涉及的仅是有限的几个方面。

注：

[1]见《现代教育论丛》1997年第1期，或朱永新主编《中国教育家展望21世纪》，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柯尔伯格著，魏贤超译：《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德育》，人教社1989年版。

[3]鲁洁、王逢贤主编：《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4]班华主编：《现代德育论》，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一章。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4

一、成人研究维度

一些学者研究成人教育时自觉不自觉地套用普教研究的观点、体系、方法甚至结论，教育学中的分支学科有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教学论等，成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也就有了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经济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学和成人教学论等。似乎只要教育学中有的分支学科，成人教育学都应该有，只不过需要在前面加上“成人”二字。用教育学的理论、概念或方法取代成人教育基础理论的研究，最终导致成人教育研究主体性失落，使成人教育研究成为实质意义上的非成人教育研究，“一些研究看起来充满了成人字眼，但却对成人缺乏深刻的理解，没有深入了解成人的身心规律、学习特征、内在发展需要，未能注重成人教育独特性的研究。”追本溯源，这种研究范式的缺失归咎于研究活动严重缺乏“成人”意识，更是远离了充满生机的“成人世界”。脱开“成人”与“成人世界”而空谈“教育”，往往失却了研究活动的逻辑起点以及进行深入演绎的逻辑空间。

特色是成人教育学这门学科永葆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是成人教育学得以独立的法宝。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指出：“一门科学只有在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个性并真正独立于其他学科时，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一门科学之所以能成为特别的学科，是因为它研究的现象是其他学科所不研究的。”一门科学的产生与否，不仅决定于外界有无客观需要，而且还取决于其内部有无特殊的研究对象，即研究对象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学科的对象。由此可以推论，成人教育科学研究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有自己相对稳定、独特的研究边界。中国成人教育研究者的大脑不应该成为中国普教思想、理论的“跑马场”。相对于普通（基础）教育学而言，成人教育学理论研究，只有真正摆脱依附、从属于研究儿童养护、陶冶、训练、管理的（普通）教育学的地位，建立起以研究“现实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为对象，而不是以研究者“想象中的成人特点和成人学习特点”的自主研究，才有可能适应以至推动成人教育实践的发展。面对社会和专家对成人教育学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我们只有加强对成人教育学的“元”研究，才有可能争取到成人教育学的学科独立地位。美国著名成人教育专家诺尔斯将成人学生与一般未成年学生作了比较，提出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他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指能够独立地指导和控制自己行为和活动的人；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具有生活经验和工作经验的人；从教育学的角度看，成人学生是学习目的明确、凭借经验能够主动学习的人。也就是说，成人教育学与传统的普通教育学之间有着完全不同的研究对象，成人教育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为逻辑起点和建立起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只有回归丰富的成人生活世界，走进缤纷的成人精神家园，才能捕捉到成人生存境遇中的发展需求与发展困境，去思考教育可能提供的支持。“成人教育涉及多种学科，成人教育研究的开展离不开汲取、借鉴其它学科的有关概念、理论和方法论体系。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成人教育研究不能过分依赖于其它学科的理论研究，各种理论都有其特殊适应的对象和背后的基本假设，不当的移植可能会误用其建立的知识体系和方法和适切性。”

二、弱势群体的研究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成人教育得到快速的发展，但全体受教的权利并没有很好的落实，教育不均衡明显。如关注城镇教育多、农村教育少，关注从业者多、无业人员少，关注定居人口多、流动人员少，关注有偿教育多、义务教育少等。表现在我国成人教育招生规模受限；实行考试选拔录取，开放力度受限；重视脱产、轻视业余；重学历教育，忽视非学历教育及在职培训。于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还是难有享受成人教育服务，拉大了我国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公民的受教育权、发展权得不到普遍而平等的尊重与保护。这种集中社会有限资源，培育社会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对推动科技发展和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但是，它是以牺牲大多数成人的利益和教育需求而换取少数成人的成功来实施的。

2002年“弱势群体”一词首次见诸官方文件，随后有关“弱势群体”的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所谓弱势群体，是指由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状态而导致其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人群或阶层。在传统意义上，弱势群体主要是指老弱病残者和无劳动能力的依赖人群。但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那些并非由于主观方面的低下或缺陷而是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在权利和权力方面、发展的机遇方面、生活的物质方面不具有优势的人们便成了这一群体的新成员。具体而言，主要包括生理性弱势群体（老年人、残疾人）、贫困农民群体、城市边缘群体（城市农民工是自发流动人口）及失业下岗工人群体。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认识当前弱势群体的现状。截止到2003年中国老年人口统计显示，目前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万。预计到2025年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的20％，每5个人中就有1位老年人。2001年，国有企业登记失业人员为680万，下岗人员为500多万，总计为1200万人左右，到2002年底上升到1400万人左右。另外，截止2002年11月，全国有1985万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人口。从以上分析可知，目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在1.4亿～1.8亿人左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14％。弱势群体已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为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不和谐音。只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为了平等地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同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这个观念就是要按平等的方式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遵循这一原则，较大的资源可能要花费在智力较差而非较高的人们身上。”关注农民工教育、下岗职工教育、老年教育、妇女教育、残疾人教育、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社区教育是今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的重点课题。给每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即对每一个人一视同仁，如目前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

机会平等是要肯定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个人的特点的。每个人并非要接受同样的教育，但每个人却应受到比较适合自己的教育。给下岗职工以教育关怀，让其接受新技术培训，接受广泛的信息，提高自身的素质，跟上技术更新的步伐，把握住再就业的机会。对城市农民工实施教育关怀，在改变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提高他们的从业技能，培养他们的合作意识和敬业精神等方面进行系列教育培训，是使农民工改变自身地位，融入所在城市社会群体的重要措施。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老年人对老有所用、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提出了更高、更多、更细的要求，成人教育也应反映他们的切身需要和自身特点。

三、中国化研究维度

现代成人教育勃起于西方，在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西方国家不仅开拓了成功的成人教育实践，而且产生了丰富的成人教育思想，创立了比较系统的成人教育理论，搭建了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框架。如1816年托马斯·波尔（T.Pole）出版《成人学校的起源及发展》；1851年哈德逊（J.W.Hudson）出版《成人教育史》；1918年麦丁斯基出版《校外教育和它的作用、组织与技术》；1926年林德曼（E.Linderman）出版《成人教育的意义》；1928年桑代克（E.L.Thorndike）发表《成人的学习》；1959年基德（J.R.Kidd）出版《成人如何学习》；1959年布伦纳（E.Brunner）等人出版《成人教育研究总览》；1964年由以北美专家为主的成人教育教授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成人教育——一个正在形成的大学研究领域的概况》；1970年诺尔斯（M.Knowles）出版《现代成人教育实践——成人教育学与儿童教育学的对照》；1970年保罗·郎格朗（P.Lengrand）出版《终身教育导论》；1970年弗莱雷（P.Freire）出版《被压迫者教育学》；1988年霍拉（H.S.Bholal）出版《国际成人教育论》。而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历史短暂和理论研究薄弱。所以，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成人教育时，主要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凭国外资料“想象”，运用抽象思维，或“移植”、“嫁接”、“拼盘”，引经据典术语满篇的“科研成果”，对深层次的价值观、文化观等层面的差异缺乏理性认识，加之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局限，使得部分研究结果难有适合国情。

一门学科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绝不是无中生有的，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相对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为此，一门学科的发展必须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其加以审思，从中汲取养分，方可保证研究的持续与深化。中国成人教育研究学习、借鉴、参照欧美诸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的成功经验是应该的，也是必需的，然而不能将这种学习、借鉴蜕变为“以外为准”、“以西为准”来引进或加工，不能变成欧美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套用或翻版。中国的成人教育有自己的国情，有自身的实际，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渊源，“原封不动”地一味借鉴会失去成人教育的民族特性。历史地来看，中国的教育学，在建国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先是学德国的赫尔巴特，后是学美国的杜威，在建国以后，很长时间内学凯洛夫的《教育学》。如果中国成人教育学发展也走这样的道路，那么有中国特色的成人教育学将永无形成之日。由于世界各国的成人教育是在本国的背景下开展的，受本国的文化、经济等因素制约，所以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时，不能盲目地机械照搬，要考虑到国外研究成果的理论基础、内在的文化观、价值观以及适用的范围和条件，结合我国的成人教育实践情况和我国的研究特色，真正做到“洋为中用”。“创新”与“原创”是理论研究的灵魂，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事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中国的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不是“引进式”思路以达到目的的。只有立足于“原创性”思路的前提下，以中国的成人教育实践和成人教育问题为理论研究、学科建设之源，吸纳数千年文化传统孕育的教育智慧，借鉴西方成人教育实践和研究的成功经验，才能真正使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批判与重构走向正规化和科学化。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有极为丰富的教育思想资源，又是当今世界成人教育的大国，积有一百多年、具有现代性内涵的、丰富的成人教育实践经验。要从中国成人教育实践的自身问题入手，从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植根于中国具体的、真切的成人教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进行对本土成人教育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从而逐步建立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成人教育理论，进而拓展中国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

四、体系化研究维度

在我国，成人教育实践和经验总结有着几千年的历史。然而，从建国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成人教育的学科体系意识十分淡薄，而且还常与普通教育研究混杂在一起，很少单独开展相关的研究活动。部分研究人员的选题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兴趣、特长出发，研究活动处于散兵游勇、各自为政的状态。部分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不在学问和学术，而在个人的评职晋级，缺乏深沉理智的学术研究精神，“跟风”研究、“政策研究”浓厚，导致成人教育学的研究长期难以深化。大多数专业研究者来自相对封闭的普教系统，知识结构、研究领域、学术视野不能完全适应成人教育研究的需要，存在着诸如“专门知识基础的薄弱、科学方法的欠缺、理性思维的僵滞和大多停留在实践运作体会感性归整的层面”的现象，只能是“出体会、出经验、出观点”，科研水准停留在较低的档次上，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不强。一些成人教育研究机构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不能联手攻关，联合自强，在大范围内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很少。

学科体系建设是成人教育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学科群的形成是成人教育学成熟的标志。学科建设成熟的标志，不只要求“出经验、出观点、出思想”，而且要求“出理论、出学说、出体系”。作为教育科学理论的一门新兴学科，成人教育系统研究的真正肇始却是最近20多年来的事情。通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成人教育学科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成人教育学科框架结构基本形成，成人教育研究者在成人教育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原则、方法等方面基本达成共识。改革开放20余年来，我国出版了超过500种成人教育研究专著。其中王文林、余博、宋文举主编的《成人教育概论》是我国建国后第一部成人教育专著；叶忠海主编的《成人教育学通论》、《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管理》、《国外成人教育概论》、《大学后继续教育论》等“成人教育理论丛书”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成人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本学科的理论体系；王北生主编《成人教育概论》、《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管理概论》、《河南成人教育史》是一套具有充满时代气息和前瞻预测的著作；黄尧等主编的《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制度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终身教育体系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学科建设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法规建设研究》和《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等“面向21世纪中国成人教育发展研究丛书”是一部贯通古今中外、颇有分量的丛书。现有的专业研究人员中的相当一部分年长专家和相当一部分中青年学者是从其他学科、专业“转行”来的，他们的背景和研究工作可大大提高成人教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他们是“半路出家”者，其成人教育研究的功底不足。“半路出家”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成人教育研究水平是今后的一个努力解决的问题。成人教育理论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必须强调通过不间断的专门培训、自主学习和长时期的专业化实践，使科研人员具有较宽广的知识面、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的能力和严谨的研究态度。研究人员、研究机构要加强交流沟通，发挥整体效益形成研究合力。要集中各省、各地区和各高校的研究力量，形成研究合力，有计划地组织一些学术研讨活动，对一些较大的课题采取联合攻关。成人教育学科体系是一个多序列、多维度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其中，成人教育学、成人教育哲学、成人教育心理学、成人教育社会学、成人教育管理学、成人教育教学论、成人教育史、比较成人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学和职工教育学，是成人教育学科体系中有较强代表性的、主要的分支学科。要对这些学科展开相对系统、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成人教育学科真正从“自在”走向“自为”，并在“自为”的发展中走向成熟和完善。

五、跨学科研究维度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文化观念文教兴国

中美音乐教育之比较

美国教育界对音乐教育的认识是不断演化的，上个世纪60年代初它还是主科(如语文、数学等)的“饭后甜食”或“装饰花边”。①当时音乐教育在美国并不是处于核心地位，“它比核心科目低上一二英寸”。②但美国音乐教育的地位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稳步提升。以《音乐教育的基本概念》和《音乐教育的基础和原理》等著作为发端，美国不断进行音乐教育改革，直至1994年3月克林顿政府承袭布什2000年教育战略的几乎所有内容，用立法程序通过了《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该法令对美国艺术教育（包括音乐）给予了史无前例的支持，艺术被法定为六点国家教育目标中第三项所列“核心学科”之一。在这一系列的措施下,美国学校教育已将艺术列为与读、写、算并列的四个基本能力。美国2000年联邦法案已规定艺术为幼儿园至高中毕业的核心课程，而各州大学已将修读高中艺术课程定为大学入学条件之一。

据上世纪90代初的统计，中国的音乐教师至少缺50万人。正统音乐教育的缺乏，自然导致许多学生更多地接受娱乐式、快餐式的流行音乐。虽然音乐讲究多元化，但单一地接受流行音乐会造成“营养不良”。中国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落后也暴露了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存在着缺陷。人们常说，现在的大学生，学理的就是“一文不染”，而且大部分理科生连论文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说音乐了。形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应试教育；其二则是因为许多大学生视野太狭窄，偏重专业而忽视博览百家之长，尤其缺乏音乐艺术方面的素养。

通过对中美音乐教育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音乐教育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技能、轻综合素质，是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严重弊端，而伴随市场经济而来的实用主义、急功近利的思想，更是高校人才成长的严重障碍。

中国高等教育观念的文化缺陷

中国音乐教育缺失的现象，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深层次的原因。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教育始终处于从属地位，直到现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在普通学校教育中还没有取得核心学科的地位。

从文化的起源和演变来看，西方自古希腊文明以来，一开始便是从工商业生产方式所培育出来的理性思维进入其发展历程的，这种文明本身具有一种超越自然之上的人为性；相反，中国农业生产的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因而需要顺应天地自然，重经验而轻理论，重实践而轻创造。我们还可以用哲学上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文明结构上的差异，古希腊从柏拉图开始就完成了“名实关系”的颠倒，即倒名为实，将语言、逻辑、普遍法则看作比现实事物更为实在的宇宙本体；而中国古代哲学在名实关系的热烈讨论中，没有任何一派是将“名”看得比“实”更重要、更实在的，这决不是偶然的。正是这种文明结构的区别，使古希腊有了研究型的“学园”，中世纪有了超凡脱俗的“经院”，近代以来有了养成人文精神的“大学”；而中国古代除了道观禅院之外，只有民间私塾和书院及通过八股文的考试向世俗官僚爬升的文官体制。这种学习的目标不是追求真理，而是“学以致用”，并且所谓“用”也只局限于狭隘的做官和发财，除此之外则是“百无一用是书生”，这种只盯着世俗功利的教育心理经过长期积累已形成了一种文化心理。可惜的是，至今国人尚未意识到这种文化心理的局限性，从而造成社会精神生活和文化层次的下滑。

反观现在我国的高等教育，突出地表现为学生被动接受知识，学生自主发展之路所需要的人文教育思想和文化建设被严重忽略，大学存在着技能化、市场化、功利化倾向，“大学为什么服务”的观念模糊。因此，营建超越功利关系的大学文化环境是十分必要的，要从培养实用人才转变到培养具有综合文化素质的人才上来。现代大学的文化观念需要新的构建方式，大学不应该只是成为人们追求好的工作或物质生活的跳板，而应当成为当今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化特区，引领整个社会走向理性、自由和创新，并使之成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文化场所。目前，我国仍然存在创造力低、技术落后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单单是市场意识不够，而是因为科技人员科学精神与人文素养的缺失，缺乏对科学追求的好奇心。虽然音乐并非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许多研究显示了音乐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批判力、反省力及解难能力，并对他们的学业及行为有正面的影响。此外，学习音乐还能增强学生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自我表现力。因此，音乐教育对弥补我国高等教育文化观念中存在的缺陷有着独特的作用。

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文化意义

将音乐融入文化之中，与其他人文学科相结合，可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综合能力，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许多音乐教育家认为，“音乐文化应转向文化中的音乐”③，学习音乐是学习人类交流的一种基本形式，学习世界上的各民族的音乐，有利于学生从音乐的角度去了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可以培养学生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拓宽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正确的思维模式。从社会学角度来讲，一些音乐学家提出了人类音乐文化身份的问题。从社会学意义来说，音乐包含了人们对其文化内涵、语境和形式的把握理解，以及由此形成的集团心理、情感的内聚方式。④目前，音乐教育规划及课程设置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文化发展策略的重要部分。比如从1986年开始举办，每两年一届的“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促进了中国艺术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受到国家艺教委的关心与支持，音乐教育正在各个层面蓬勃发展。

因此，在综合性大学，音乐教育的任务已不是简单地给大学生加一门音乐课，而是树立一种正确的高等教育文化观念。我们可以学习西方大学“为知识而知识”“为自由而自由”的教育精神，激发年轻一代的创造力，用音乐之魂重塑我们大学教育的文化观念。

注释:

①③④《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展望》，管建华著，百度网

②《音乐教育的哲学》，贝内特·雷默著，人民音乐出版社

参考文献：

[1]《世纪之交的美国音乐教育战略〈豪斯赖特宣言〉：前瞻2020年音乐教育的观念与行动纲领》，刘沛著，原载于《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4期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6

“人文”二字，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在中国，“人文”一次最早出现于《易经》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天下”。人文在《易经》中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中国古代的人文，是指礼教文化，一方面强调内心修养，使人成为有德行有善心的人。另一方面强调掌握礼乐仪文、琴棋书画等文化艺术形式或技能。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认为“人文”指的是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行、理解力和批判力等理想的人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出现了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思考。

现代学术界把人文精神定义为依靠社会学科的基础知识，结合生活实际，通过内心反省，感悟而形成的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自由、批判及超越精神。和对人生的的意义与价值的批判和思考。它是以对人生的价值的终极关怀和现实关切相结合为原则，以实现完整人性为基础，以全面而自由发展为目的的一种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它对人的生存发展起着定向或定位的作用。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性化的教育，是通过授予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使其在认识自我世界，认识和适应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能力和人文精神等方面得到发展，通过历史熏陶的与涵化，提高其自身修养与素质。学会做人。

二、中学历史教育中的人文精神

历史乃人文之本，作为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历史教学不但要传授知识，更要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稳定的心理素质、良好的人文素养以及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从人的角度重塑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历史学是对人类既往生活的记载、认识，历史学蕴藏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例如从“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霍去病到“精忠报国”的岳飞，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等历史人物所表现的都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这正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历史教学中，我们提倡人文精神，学生通过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在思想上受到教育，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明确了为祖国勤奋学习的目的。[

2、通过悠久的文化遗产的教育提高人文素养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千百年来，这些丰富的遗产激励着每一位华夏儿女自强不息、奋勇前进，是我们中华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如中国古代的瓷器，通过对瓷器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精美的瓷器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它能表现出各个历史时期的进程，反映每一个时期的时代特征。通过启发、诱导，可以提高学生的探究精神、审美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如：唐代妇女多彩多变的服饰，处处显示出靓丽、浓艳的色彩，各种造型都很丰满，雍容之中显示着富庶，这些，无一不说明这一时期国家经济的繁荣，人民生活安康。唐代的服饰所呈现出的包容、开放、大气、进取的文化精神，是我们培养人文素养的宝贵财富。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历史之美，文化之美，使学生从内心确立其对真、善、美价值的追求，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陶冶学生的人格情操，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

3、通过历史事件，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一部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人类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历史。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无限创造的民族，在科技、文化等众多领域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历史上通过改革创新而带来了社会大治的史实举不胜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以及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为加强自己的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采取的各种政治经济改革措施等。这些改革无一不表现出改革所具有的锐意创新、不墨守成规的改革精神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这些改革为国家政治上的清明、经济上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

结束语：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创造和发明的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创新连绵不断。文学艺术、建筑、医学、天文历法、科技创造，尤其是四大发明无一不彰显着中华民族文化创新的灿烂辉煌。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培育了中华民族丰厚的人文精神，但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这种丰厚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今后应该更加努力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素养，升华教材知识，在历史教学中更加注重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参考文献】

［1］张凤飞论历史教育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当代教育论坛2006.2.

［2］陈长华历史教育应弘扬人文精神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4.9.

［3］楼宇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夏毅辉试论孔子的人文关怀与人文精神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1.2

［5］袁英慧历史教学中的人文教育科教文汇2008.7

［6］余伟民历史教育与展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7

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术界出现“一稿两投”一词，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将英文词汇duplicatepublication翻译为“重复发表”［1］。同期同义的词还有repetitivepublication(“冗余发表”)与redundantpublication(“多余发表”)。1995年，“腊肠切片”(salami－slicing)一词产生［2］。它指“将同一研究课题的结果总结成多篇论文，先后投寄到多个杂志发表的现象，我国学者据其性质也称作‘变相重复发表’”［3］。我国学术界不少学者将“一稿两投”等同于“重复发表”［4］［5］。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论点值得商榷，分析“一稿两投”未必会造成“重复发表”，“重复发表”也未必是由“一稿两投”导致的，有时候编辑部转载但未注明也会引发“重复发表”的现象;二者难以对应，理应厘清其界限。北川(M．Kitagawa)和津谷(K．Tsutani)将重复发表定义为:“假说及结果雷同，作者一致，没有说明为二次出版文献，没有交叉引用相关文献。”［6］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则指出重复发表是同时或先后在不同期刊以不同出版形式发表大致相同的文稿［7］。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在定义重复发表时，存在的问题是内涵过于宽泛，有扩大化的嫌疑，而且“大致相同”也难以操作。本研究认为，一稿两投属于投稿阶段的学术不端行为，重复发表是发表阶段的学术不端行为，二者不属于同义词，应该严格区分，同时采用北川和津谷有关重复发表的概念。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因重复发表而被期刊撤稿的事情时有发生。本文对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研究人员的重复发表现象进行研究，旨在分析其特性，为加强学术规范提供政策参考。

二、文献述评

(一)重复发表的现状。刘宇等分析了2001—2010年图书情报学界的198518条文献，发现重复337篇，累计发表697次［4］。刘宇、钟鸣宇以1994—2014年理论经济学的3603617条文献为样本，统计出2222条重复，累计发表4979次［8］。李艳红等以宏观经济管理领域为例，对1994—2014年的1080420条文献进行分析，发现重复1079篇，重复发表2527次［9］。张辉玲等以期刊《广东农业科学》为例，发现2007—2013年有92篇论文存在一稿多发和疑似自抄等问题，占总发文量的0．97%［10］。汤代国、喻俊以《腹部外科》为例，该杂志2010年收稿485篇，其中32篇属于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占总收稿的6．6%［11］。张菊、钟均行以5种肿瘤学核心期刊2005年发表的所有文章为素材，发现14．8%的论文属于“腊肠切片”稿件［2］。秦慧娟对1996—2012年SCI收录的被撤销论文、撤稿声明进行分析，发现中国、美国、印度、日本和德国的研究者的论文被撤稿的主要原因是重复发表和抄袭［12］。拜伦•J•贝利(B．J．BAILEY)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领域为例，对1977—1988年该领域发表的50000篇文献进行研究，结论是228位作者以相似的题目发表了938篇论文［13］。杜兰特(P．Durani)选取2000年整形手术期刊中的431篇论文，结果是27篇论文疑似多余发表［14］。契纳吉里(R．J．R．Chennagiri)筛选出1999—2000年发表在《手外科杂志》(JournalofHandSurgery)上的600篇文献，其中25篇(4%)重复发表［15］。金(S．Y．Kim)以韩国医学杂志为例，发现2004年455篇文献中有27篇(5．93%)论文重复发表［16］。(二)重复发表的合理性。就重复发表而言，国内学者争议较大。有的学者认为，“一稿多发”会浪费研究者的时间、精力，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17］。还有的学者认为，重复发表会造成编者的重复劳动，增加其他作者的难度系数，侵犯了首发期刊的权利［18］。不过有的学者则持宽容态度，提出“一稿多投”现象存在局部合理性［19］。在国外，“一稿多投”和重复发表都被视为“自我重复、自我剽窃，属于学术欺诈行为”［17］。它们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将招致学术同仁和期刊的谴责。国内学术界和国外学术界对重复发表的态度迥异，原因是复杂的，或许与国内严峻的学术生态紧密相连，故而能够获得一部分学者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国内外虽然关于重复发表已经作了一些研究，能够为本文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但是针对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研究人员的重复发表行为的大规模实证研究仍然阙如，有必要深入追溯，分析其特征和原因，提出建议。

三、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确定和选择普通高校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1)除原“985工程”建设高校和原“211工程”建设高校以外的学校，都被视为普通高校;(2)筛选出首发论文的第一作者的单位;(3)如果一个作者同时有两个单位，以工作单位为准。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2018年3月，本研究在其高级检索中，选择文献分类目录中的“高等教育”，时间限定为1956年6月15日—2018年3月29日，来源类别选择“核心期刊”和“CSSCI”。之所以将时间追溯到1956年6月，具体原因是，中国知网收录的高等教育领域的核心论文最早至1956年，郑衍杲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关于科学研究的方向和在我校开展科学研究的建议》［20］。共检索到249725篇核心文献，剔除征稿须知、本刊启事、学校简介、总目录、会议讯息以及无作者的文献，然后分批次导出参考文献，以后缀名“．xls”的格式保存到电脑上，筛选出217009篇文献。本研究运用Excel表格中的条件格式，在其中选择“突出显示单元格规则”里的“重复值”，获得重复值4012条。采用人工的方法，逐一检查每一条文献，剔除相同题目但不同作者的文献、讲话稿、连载的论文以及注明转载的论文等。同时为了保证研究数据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根据重复发表的含义，将相同作者发表的同一题目的论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比对。如果结果雷同，就视作重复发表;如果结果不一致，就舍弃。最终获得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的首发论文167篇，重复发表338次。这里需要解释的是，由于技术限制和工作量巨大，尚难筛选出作者将同一论文修改题目后发表的文献。虽有不足，但是仍然能够揭示出目前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的情况。

四、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重复发表的首发时间分布。1956—2018年，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核心文献为167篇，占217009篇文献的0．08%，即每2000篇就有1．6篇重复发表。拉里维耶尔(V．Larivière)和金格拉斯(Y．Gingras)发现1980—2007年人文和社会科学重复发表的文献量约占同期总文献量的0．02%［21］。显然，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问题尤为严重，值得重视与反思。1985年，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1篇文献。2002年，达到顶峰(13篇)，趋势线反映了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呈上升趋势(R2=0.1663)，相比图书情报学界(重复发表现象呈现逐年下降趋势)［4］，前者学术规范的前景不容乐观。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差异，或许是刊发高等教育论文的核心期刊的数量远远高于刊发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论文的核心期刊的数量。比如，以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来源期刊(含扩展版)为例，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有26种期刊入选CSSCI(含扩展版)，教育学有44种期刊入选CSSCI(含扩展版)，后者比前者多18个。种类繁多的核心期刊能够刊发高等教育的论文，故而被学界揭发重复发表的可能性较小，违反学术规范与学术道德的成本也更低，近些年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的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也就不足为奇。1999—2009年，高等教育领域精英型高校的研究者共发表了99篇文献(见图1)，占总文献量的59．28%。刘延玲的研究发现，新闻、中医杂志最早产生“一稿两投”现象(1958年)，20世纪80年代“一稿两投”的数量较少，90年代至21世纪日趋严重［17］。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渐生到高峰也进一步验证了刘延玲的结论，而且她分析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认为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杂志的逐渐增多有密切的关系［17］。(二)重复发表的次数分布。图2为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次数分布，符合幂分布特征，拟合指数为1。167篇核心文献重复发表338次，平均每篇文献发表2．02次。163篇文献发表2次，占总数的97.60%;4篇文献发表3次(见图2)，占总数的2．40%。在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2次的论文占总数的比例与国内理论经济学界(81．0%的论文会重复发表2次)［8］具有一致性;重复发表2次以上的论文占总数的比例2．40%，比图书情报学界(20篇，占总数的5．93%)更低，表明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学术失范的严重程度低于图书情报学界。如《文化整合与教育创新》一文以高度相似的内容在不同的核心期刊(《陕西师范大学学报》《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高等教育研究》)上发表了3次，而图书情报学界的论文《AC元数据研究》在《情报探索》《图书馆杂志》《图书馆建设》《津图学刊》等杂志上重复发表4次［4］。(三)重复发表的时间差。图3为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首发论文与最后重发论文的时间差，符合幂分布特性，拟合优度达到了0．9431。从图中可知，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者重复发表的时间间隔以1年和1年以内为主，共156篇，占总数的93．41%;间隔2年及以上的论文共11篇，占总数的6．59%。这样的发现与拉里维耶尔和金格拉斯的结论一致。他们对所有学科领域的重复发表进行研究后得出:85%以上的重复发表的时间差在1年之内或间隔1年［21］。刘宇等人的研究则发现，84．9%的重复发表的时间差为1年，只有极少数论文的间隔在1年之内［4］，本研究的发现与他们的结论截然不同。单卫华等人对55种期刊进行分析，发现时滞最长16．88个月，平均6．96个月［22］。韩牧哲等人以16种图书情报学中文核心期刊2013年刊载的学术论文为样本，得出发文时滞最长884天(2.422年)［23］。期刊从收稿到发表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普通高校大多实行以年为基本单位的绩效考核制度，要求研究者发表更多科研成果，使他们面临较大的科研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人急功近利，缺乏等待漫长的审稿周期的耐心，希望尽快收到录用通知，就一稿多投，提高发表的成功率，因而首发论文和重发论文的时间差主要在1年之内。(四)学科覆盖路径。本研究将的期刊分为教育类期刊和非教育类期刊两种，发现高等教育领域普通高校的研究人员重复发表的学科覆盖路径包括:(1)首发与再发均是教育类期刊;(2)首发与再发均为非教育类期刊;(3)首发为非教育类期刊，再发为教育类期刊;(4)首发为教育类期刊，再发为非教育类期刊。第一类重复发表的论文136篇，占总数的81．44%;第二类重复发表的论文10篇，占总数的5．99%;第三类重复发表的论文11篇，占总数的6．59%;第四类重复发表的论文10篇，占总数的5．99%。杨世魁和胥祖良认为，“一稿多投还有利于条条块块之间的新闻传播和交流”［24］，他们支持一稿多投与重复发表。就高等教育领域而言，学术论文如果要利于传播和交流，适切的路径就是首发为教育类期刊，再发为非教育类期刊，以便获得其他学术共同体的承认与尊崇，但80%以上的重复发表是在教育领域，仅有10篇论文的学科覆盖路径是教育类期刊至非教育类期刊，前者为后者的13．60倍，显然重复发表的理据在高等教育领域是经不起推敲的。(五)刊载重复的期刊。表1将最高重发次数在10次以上的期刊筛选出来。由表可知，《中国成人教育》重复发表27次，排在第1。该刊由中国成人教育协会、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成人教育协会主办，被1996年版、2000年版、2004年版、2008年版、2011年版和2014年版北京大学核心期刊收录。此外，一些期刊重复刊登同一作者相同题目的论文。比如，《国外高校学生就业指导工作概况与启示》发表在《教育与职业》2005年第1期、第7期，《基于学生满意度的高校本科教学质量调查研究》发表在《教育研究与实验》2010年第1期和2013年第5期，《高校教学质量评价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发表在《继续教育研究》2006年第1期、第2期，《基于视窗分析模型的我国高校科研效率评价》发表在《科研管理》2013年第7期和2014年第4期，《高校信息意识教育研究》发表在《情报科学》2001年第12期和2002年第3期，《产学合作教育是高校改革的必然趋势》发表在《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5期和1994年第1期，《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思考》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07年第5期、第16期，《从职业倦怠问题看高校辅导员队伍职业化建设》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4年第19期、第23期，《大学精神在大学生创新素质培养中的作用探析》发表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年第24期和2014年第10期，《大学生就业问题解读》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09年第15期、第19期，《地方本科院校专业创新发展策略》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09年第17期和2010年第3期，《对民办高校筹资体系构建问题的若干思考》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1年第2期、第6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研究》发表在《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12期和2008年第4期，《规范与训练:毕业论文写作指导的研究与思考》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2年第2期和2013年第17期，《论大学生社会实践知行模式的链接》发表在《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年第4期、第7期，《论电大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发表在《中国电大教育》1990年第7期和1993年第2期，《论文化的多元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06年第6期、第11期，《论学生文化主体性与创新性人才培养》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7期、第11期，《主体及模式:高校治理现代化的多重选择》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5年第17期、第19期，《研究积累限度与高校教师学术行为取向》发表在《中国高教研究》2012年第2期、第6期，《香港和内地高校学生工作比较研究》发表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6期，《我国高校辅导员职业化现实可行性研究》发表在《黑龙江高教研究》2008年第3期和2010年第4期，《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进一步发展的思考与对策》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S1期和2005年第S1期，《文化整合与教育创新》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S1期和2004年第S1期，《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2年第15期、第16期，《试论高校新教师的“教学适应”》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08年第24期和2009年第18期，《试论高校德育工作方法的创新》发表在《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6期上，《让古典文学在人文素养教育中传递人生的正能量》发表在《语文建设》2015年第18期、第24期，《浅论思政课实践教学与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结合》发表在《中国成人教育》2013年第8期和2014年第11期，《民族院校思政教育中的民族理解与民族表达———基于萨德勒比较教育思想》发表在《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5期，《高等技术师范教育实习指导工作探索与实践》发表在《教育与职业》2004年第21期、第28期。如果普通高校的研究者一稿多投，编辑部由于要处理大量的稿件，为了节约时间，不进行和联网查询，就很容易造成重复发表。在研究中也发现一些杂志多次刊登相同作者相同题目的论文，造成资源浪费、挤占其他研究者的空间和增加他们发表的难度，研究者和期刊都应承担责任。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8

组织中的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必须编制人力资源发展规划，该规定应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即人力资源的质量和数量。质量是指组织需要什么类型的雇员，数量是每一中类型需要多少名雇员。工作分析、工作祥述是人力资源规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信息人力资源规划来说，首先要分析不同类型的信息工作，然后描述信息工作，进而祥述完成信息工作的具体要求，最后在此基础上拟定规划。

1.信息工作分析。为了招聘、雇佣到适合某项工作的人员，组织有必要事先了解该项工作自身的需求，这个步骤就是工作分析，它是人力资源规划的起点。信息工作分析是对组织的信息管理工作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以确定每一项信息管理工作的性质、特点以及需的技能。在进行信息工作分析时，重点在于明确以下几个问题:（1）谁来做这项工作？（2）在这项工作中，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3）在什么时候完成这项工作？（4）在什么地方完成这项工作?（5）如何完成这项工作？（6）为什么要这样做？

2.信息工作描述。信息工作描述在信息工作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它是一份对组织中某一项信息工作的目标、内容、所需技能、涉及的责任、该项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以及工作条件进行描述的局面报告。这份报告常用于新雇员的挑选、信息工作人员定位、信息工作人员培训和信息工作绩效评价等工作。

3.信息工作详述。信息工作详述与信息工作描述的关系最为密切。它是描述从事某一信息工作的人员抽应具备的专门资格的书面文件，包括技能、学历、所需的工作经验等。它与信息工作描述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的是从事工作的人员的素质，而信息工作描述强调的是工作本身的内容。

二、信息工作人员的招聘与挑选

招聘工作是组织获得人力资源的基本方式。其核心任务是为组织中设置的不同职位配备适当的人选,以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为了招聘到合适的人才,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招聘标准。由于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以将信息工作人员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且对从事不同信息工作的人员有不同的要求，所以，不同岗位人员的招聘标准也不尽相同。

1.信息工作人员的招聘。当组织中的信息管理部门出现职位空投或者设置了新的职位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要进行信息工作人员的招聘。信息工作人员招聘的方式包括两种。一是内部招聘，即通过组织内部人员晋升或调动来实现。二是外部招聘，即从组织外部招聘人员。外部招聘和内部招聘各有优缺点，应该根据组织的具体情况决定采用哪种方式。

信息工作人员的内部招聘。主要通过下属文件、内部资料、布告栏等方式公布招聘职位和标准，在组织内部公开进行招聘。内部招聘的主要优点包括：完善组织内部的竞争机制，申请人能尽快进入角色，能节省评价时间和费用。主要缺点包括：难以摆脱原有各种关系的制约；无法带来新的经营理念;助长论资排辈。

信息工作人员的外部招聘。主要通过新闻媒体、职业介绍所和猎头公司、人才市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熟人推荐等渠道在组织外部进行招聘。外部招聘的主要优点包括：促进组织创新、节省培训费用；增强组织内部的竞争压力。主要缺点包括：招聘费用偏高；易造成招聘失误；外聘人员融入组织文化的时间较长。

2.信息工作人员的挑选。面对前来应聘的申请人，组织的下一步工作便是人员的挑选。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择效用最佳的人选，是人员挑选工作的中心目的。组织应参照工作分析、工作描述、工作详述、信息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及招聘标准等衡量申请人，并辅以面试、试用等手段进一步考察申请人的实际能力，从而作出聘用的一系列人力资源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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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信息人力资源管理

[日期：2009-01-22]来源：作者：李国芹马瑞平[字体：大中小]

三、信息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

绩效评价在员工招聘、挑选之后，在员工培训之前，并与二者相辅以成。绩效是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的各种具体劳动的客观过程的产物。员工的绩效是指员工经过考核评价，被组织管理层认可的工作行为、工作表现、工作成绩以及工作结果。儿评价是组织对员工在某一时期内的工作业绩、行为等作出评价的过程。绩效评价是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它可以为组织确定报酬，改进员工工作绩效，这培训、晋升及选任或留用员工提供标准或依据。

一般来说，绩效评价制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非参与性的绩效评价制度；另一类是参与性的绩效评价制度。

1.非参与性的绩效评价方法。非参与性的绩效市政府方法又分为客观评价方法和主观评价方法两类。客观评价方法主要侧重于评价员工的付出，评价建立在数量基础上。由于信息工作的特殊性，信息工作人员生产的信息产品不能简单地套用物质产品的讲师方法，如某程序员设计了两个程序与某员工生产了两个零件对组织的贡献为可相比；而两位程序员每人均开发了一个新程序，也不能简单认为他们的工作业绩相同。因而客观评价方法不太适用于信息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

2.参与性的绩效评价方法。参与性的绩效评价方法主要是目标管理法。这种方法主张各层管理人员与员工必须参加制定目标和实施计划，要求上下级之间就如何实现目标充分交流意见，在确立目标的同时，也确定了考核指标和标准。目标管理能够不断地将实现目标的进展情况反馈给行为人，以便于行为人能够调整自己的行动。当目标明确、可衡量、有实践性时，目标管理法用于绩效评价很有效，它注重于对员工绩效的定量评价。但对于信息工作人员的绩效评价来说，目标管理的缺点主要在于较高层次的信息工作难以量化。

四、信息工作人员的培训

由于知识的快速更新，以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信息部门不仅要向本部门员工提供不断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而且还应承担提高组织全体员工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的责任。这实现这一目的，内部培训和继续教育是较好的方法。

1.内部培训。对信息工作人员实施内部培训是为了使信息工作人员具备开发、利用和管理信息资源的技能，从而改善组织中的信息资源管理，使信息更有效地为组织服务，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幼儿园教师；艺术教育；教育能力

近年来，我们利用承担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研究的机会，深入全省多家幼儿教育机构展开调研。在随堂听艺术教育活动并同时对教师的活动方案进行评析中，我们发现，教师在教育活动中更着重对幼儿艺术技能的培养，较忽略教育性。即，更偏重艺术技能的艺术活动，较忽略教育性的艺术活动。其结果是幼儿的技能水平提升了，但审美能力却没有得到提升，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如何把幼儿表面的艺术技能转化为幼儿内在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力呢？我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升教师的艺术教育能力。那么，幼儿园教师艺术教育能力具体是怎样的呢？2013年以来，我们在江苏省先后对60所幼儿园200余名教师展开了艺术教育能力的调研。调研结果主要呈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艺术教育活动中普遍偏重技能的传授

很多老师认为自身的艺术技能越高越好，大多数教师把艺术知识技能放在了教育能力的首位，而且普遍认为艺术学科间较少横向联系，或难以横向联系。在教师的艺术教学论文中，教师对艺术学科知识和技能研究的论文占了所有论文内容的七成以上。论文内容显粗略，极少提及教育学知识，所有艺术教育论文中，提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艺术目标要求的仅不足三成。论文中着重研讨艺术技能的讲解与传授，详尽剖析“怎么做？”，但“为什么这么做？”却鲜有提及。在教学评价中，也更侧重于“唱的好听”、“画的好看”等纯技能方面的评价，评价维度单一，造成评价效度的缺失。

二、教师艺术技能中也普遍存在偏科现象

在音乐和美术两个艺术领域中，教师普遍存在偏科现象。如，有的老师歌唱能力强就偏爱歌唱的教学研究；有的老师律动能力强就偏爱律动游戏等教学研究；有的老师绘画能力强就偏爱绘画的教学研究；有的老师手工能力强就偏爱手工的教学研究；等等。如此一来，被偏爱的方面由于加大了教学研究的力度，艺术技能越来越强；而本身存在的技能弱项被不断忽视，艺术技能越来越弱，最终造成较为严重的偏科现象。另外，幼儿园学科组一定程度上也助推了这一现象的发生，虽然学科组的宗旨是为了促进学科教学活动的发展，但很多参与的教师却借此发展自己的单项艺术特长，片面追求某一技能的突出发展，从而淡化了其他艺术技能的整体提升，这本身也违背了学科组活动的初衷。针对幼儿园教师普遍存在的艺术教育能力的问题，研究认为，要提高教师教育能力，除自身具备的艺术技能外，必须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学习，并融会贯通加以应用，才能真正促进教育发展，促进自身艺术教育能力的整体提升。

三、由“唯技能”向重教育理念倾斜

艺术教育大致有两种价值取向的教育，一种是艺术技能取向的艺术教育，另一种是教育价值取向的艺术教育。艺术技能取向的艺术教育主要是适用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教育，如，培养歌唱家、演奏家、画家等专门人才。很显然，这种教育观不适合幼儿，因为幼儿作为人生的起始阶段，重在体、智、德、美全方面发展的全面教育与启蒙教育，其中艺术教育领域也明确了幼儿感受、欣赏、理解、创造的审美价值观，立足感受与欣赏，培养幼儿发现美、感受美、理解美的心灵体验。因此，教育价值取向的艺术教育才是真正适合幼儿的，这也是所有教师必须正视的问题。价值取向不同，也决定着教育理念的不同。幼儿教师要深入学习与领会《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并以《纲要》中的教育建议为指导，把教育理念和艺术技能有机融合，形成教育的集合体，合力解决幼儿艺术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四、拓展学习空间，实现多项艺术技能的全面发展

幼儿需要多项艺术的熏陶，作为幼儿教师，则更应该具有广博的艺术知识和技能。教师提升自身的艺术技能，除了自学或参加网络学习以外，还应积极主动的参加如声乐、器乐、舞蹈、手工、简笔画、国画、书法、普通话、戏剧表演等相关的教学与学术团体。每周定时学习和参加活动，积极参加技能展示和作品交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教师应力所能及的多选多报此类教学与学术团体，避免偏科现象的发生，促进自身艺术技能的全面提升。教师在努力学习各项艺术技能的同时，亦要及时做好总结工作。如，记录学习过程，分析学习问题，提炼学习心得等。同时，要积极参加艺术技能的学术交流，吸收好学习经验，找到自身发展中存在的不足，并及时加以纠正、改进与完善。

五、强化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哲学教育论文范文篇10

大学，按照蔡元培的理解，是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思想包罗万象、言论百家争鸣的场所。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1912年5月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目标就是按照现代大学的标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大学理念。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坚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锢人民的头脑。此时的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在上书黎元洪、段祺瑞积极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不少人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学校里封建复古的陈腐思想泛滥，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为了扭转这种腐败的学风，蔡元培在就任校长的第一次演说中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了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要将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要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要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中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认识切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北京大学的校情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他“从1917年到1919年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他在办学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不仅促进了北大的发展，其意义远超出了一所大学的范围，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学术和教员两方面。

1．在学术上反对墨守成规，提倡自由发展。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大是腐败与专制并行，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教师不学无术，墨守成规，学生无心学习。蔡元培立足于中国近代教育国情，强调了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悉听其自由发展。”在学术上各种派别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在相互包容和讨论中吸收精华，促进学术的发展。

2．以学术造诣为主罗致各类人才。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地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为贯彻兼容并包的原则，蔡先生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在聘请教员上，最重要的标准是有无专门学问。只要有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在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立即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北大的钱玄同等学者一起致力于北大文科的革新。而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如刘师培，曾参与反清革命，后变节为清探，又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任为教授，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教员，则不管什么人，坚决辞退。因此，北大一扫往日沉闷保守的气息，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各种思潮学说纷起，形成了各种学术思想新旧交融、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盛极一时。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酝酿发祥的思想摇篮。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了进步作用，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三、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文理沟通

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学”为学理，“术”为应用。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故是术。“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也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非研究真理为目的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进术之进步。”J(丹“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但“学”重于“术”。这一改革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和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在北大蔡元培主要进行了如下整顿。

1．扩充文理，改变“重术轻学”的思想。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二科。因此在学制的设置上，《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他保留北京大学文科原有的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门，增设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三门。理科原有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增设地质学一门。工科并人北洋大学，原有工科两班，毕业后即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门，并人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2．沟通文理，废科设系。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如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其为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不能截然分开。

如心理学从前属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划人理科；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理，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蔡元培主张沟通文理，合为一科。1919年，他在北大撤销了文、理、法三科界限，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全校设立l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3．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为进一步落实文理沟通的思想，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3／4，选修占1／4。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四、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在学校管理体制建设上，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是蔡元培的基本思路。蔡元培反对大学校长独断独行，主张民主办校。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时亲手起草的《大学令》中就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但未能切实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一切校务仍然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连各科学长也无权与闻其事。蔡元培任校长后，认为这种局面不利于学校建设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开始分步建立教授治校的体制。第一步，设立评议会，重新制定了北大的《评议会章程》，规定“大学内部规则”须经评议会通过，始能生效。评议会成员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校长为当然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1917年，北大评议会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规定各门重要学科，各自合为一部，设教授会。各教授会各设主任一人，由本部会员投票选出，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主要是为了让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管理学校，1920年，北大开学时，他说：“我希望本校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不要因校长一人的去留使学校受影响。”1922年，在《北大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开会词》中，他说“为沟通文理科及采用教授制起见，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至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

经过蔡元培的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改革，北大逐步革除了原来的“形同衙门”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以教授为主体，以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长为基本机构，立法、行政、教务、事务分立的教授体制。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北大的蓬勃发展。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大学产生以来第一个系统地总结、阐述大学观的教育家。他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在北大的实践对近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反对把大学作为官僚养成所，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实行选科制；反对文理相隔，主张文理沟通；反对校长独断专行，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思想，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素质教育、高校改革创新以及课程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3]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J]．北京大学学报，1998，(2)．

[4]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二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6]孙培青，李国钧．中国教育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