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研究范文10篇

渔业研究范文篇1

[关键词]渔业保险渔业保险经营主体渔业保险法规北海市

一、广西北海市渔业保险的现状

北海市地处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北海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捕捞的龙头,全区70%的渔船都集中在北海市，渔业也是北海的传统优势和支柱性产业。2007年北海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104.26亿元，比上年增长3.04%。其中渔业产值为54.36亿，占全市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2.1%。水产品产量98.28万吨，比上年增长1.81%。随着渔业的快速发展，北海渔民对渔业保险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北海分理处下辖电建、地角、港管和涠洲等5个代办处。截止到2007年底，辖区共有大小渔船8700多艘，其中220kw以上大功力渔船2200艘，渔业人口28万人。近几年来，该分理处在上级渔业主管部门、业务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正确指导和支持下，认真结合北海实际，充分发挥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真抓实干，努力开拓渔业互助保险，使参保渔船和渔民数量逐年提高，互保费收取额也逐年增长，2007年互保费收入突破了320万元。

二、北海市渔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1.渔业互保投保率低，覆盖面不全，应对风险能力差

北海市渔业互保十几年实践证明，互保为北海渔业生产发挥了一定的风险保护神的角色。但是，这种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据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北海分理处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北海渔船拥有量达8500多艘，其中小型渔船约4000艘，中型（包括以上）渔船4500多艘，长期活动在海上作业的渔民更达4万人。可在这样庞大的数字背后，参加互保协会的渔船竟不到600艘、渔民也不足2000人。绝大部分渔民群众和中小型渔船未加入渔业互助风险保障体系。渔船投保率仅为应保渔船的13%，渔民投保率不足5%。而农业部渔业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同期我国海洋捕捞渔民和20马力以上机动渔船入保率达22%和25%。

2.保险意识淡薄，意外事故时有发生

应该说一个地区的渔业保险发展状况也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渔民保险意识。目前北海市渔民的收入普遍不高，2007年北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34元，而农民纯收入仅有3846元。当地“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又根深蒂固，家庭的生活和教育支出有很大压力。因此，大部分渔民不愿意够买保险或无力承担保费支出。一方面，北海市渔民不愿买保险或无力购买渔业保险；另一方面，北部湾传统渔场的意外事故却时有发生。这二者形成了强烈反差。近几年来，北海渔船在北部湾传统渔场遭到越南武装舰船抓扣的事件时有发生。据新闻报道，2005年9月23日，广西北海市“桂北渔82018”号和“桂北渔63055”号渔船在北部湾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时，遭到越南两艘武装船只的追赶和枪击。2007年7月4日，桂合渔80151号渔船在我国南沙传统疆界线内海域（东经112°18′，北纬5°40′）生产时，被马来西亚炮艇无理抓扣，船上10名船员被判监禁6个月，渔船被没收。此外，渔船的火灾以及碰撞事故也时有发生。

3.缺乏切实可行的地方性财政扶持制度

渔业保险是具有很强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高赔付率、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导致渔业保险的“市场失灵”，必须得到税收优惠政策才能产生有效的制度供给。与发达国家大幅度补贴渔业保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政府对渔业保险的补贴历来非常有限，对农业保险（包括渔业保险）的税收倾斜力度还非常不够。目前，北海市政府还没有出台针对渔业保险的地方性财政扶持制度，渔业保险难以走快走远。由于渔船海上作业的高风险，渔业保险赔付率非常高，所以北海市尚无一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渔业保险业务。

4.地方性的渔业保险法规亟待建立

目前，北海市还没有对渔船和渔民保险做出相应的规定，地方性的渔业保险法规仍是空白。由此引发船东和渔民投保率低，风险意识淡薄。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渔船等财产和渔民的生命安全都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风险补偿，不利于当地的渔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相比之下，渔业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对渔业保险均有注明，如《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规定第二十五条：渔业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为海上从业人员办理人身保险。

三、推进北海市渔业保险的建议

1.建立健全渔业互助保险

针对北海市渔民投保率低，应对风险能力差的问题，渔业互保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渔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树立“诚信”原则，在渔民遭遇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损失后，能够主动、迅速、合理地给予经济补偿，充分体现渔业互保协会对广大渔民的关怀和温暖，力争在三年内将渔民和渔船入保率提高到30%以上。渔业互助保险机构要以对渔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行业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规范和完善各项制度，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发挥互助保险扎根基层、面向渔民、服务渔业的优势，协助政府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搞好渔民安全知识普及、引导渔民配备安全设备、倡导渔船编队生产，增强渔民自救能力和互救意识；协助做好灾害紧急救助，在灾害发生后，迅速开展定损理赔工作，尽快帮助受灾渔民恢复生产生活。

保险意识淡薄是阻碍北海市渔业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从北海市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对广大渔民群众的安全教育力度。北海市相关渔政工作部门可以利用伏季休渔的有利时机，对渔民进行海上安全生产基本知识、安全操作技能和渔业安全法律法规的培训，进一步增强渔民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海上自救与互救能力，逐步提高渔民整体安全生产的素质，确保渔船安全生产，扎实推进“平安渔场”、“和谐渔场”建设。宣传形式可以多种多样，2007年浙江省举办了“互保杯”渔民安全知识电视总决赛，题目涵盖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互保、渔船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要求参赛选手必须是一线的渔民和养殖户。既普及了渔业安全知识，又有趣味性，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种模式，北海市是可以很好地借鉴的。

2.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

政策性渔业保险是今后我国渔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农业部也在积极推进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自2005年以来，上海、浙江、广东和海南等省市在渔业互助保险基础上，以渔业互助保险机构为载体开展了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政策性渔业保险工作的开展，大大提高了当地渔业安全生产的风险保障力度，得到了渔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同。渔船、渔工入保率也有明显提高，2006年1-11月份，共有1381艘渔船和12834名渔民参加了政策性渔业保险，获省财政补贴201.7万元。自2006年4月起，浙江省嵊泗县开展了政策性互保试点工作。近两年来，该县的渔工雇主责任险投保面达到了98%，渔工投保由原来的人均2份提高到目前的人均10份以上，有效提高了渔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减轻了政府部门灾后经济补助的压力。北海市政府可以借鉴浙江省舟山市等渔业发达地区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地方政策、财政支持，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建立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

3.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由于渔业本身属于弱质产业，经济效益不高，商业性和互助性的渔业保险，单靠保险的收入难以支持其自身的良性循环发展，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和制订特殊的政策保护措施，如实施针对投保渔民的保费补贴和针对承保机构的业务费用贴。一方面：北海市地方财政应针对渔业保险提供相应的保费补贴，吸引渔业生产者投保，并通过自愿投保与法定投保相结合的方式，扩大投保范围；另一方面，除了保费补贴外，政府还可以向经营渔业保险的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补贴，以提高其偿付能力，增强经营积极性。2004年宁波市象山县政府专门拨出200万元用于支持渔业保险，当年该县的渔业保险工作硕果累累。参加渔业人身保险人数由2004年的7736人上升到2005年的10002人，渔船保险由2004年的不足70艘上升到2005年的1891艘。至2005年底，全县参加渔船财产保险的渔船达2366艘，共收取保费933万元；参保船员45075人，收取保费1853万元。共理赔3145起，理赔款1228.7万元。他山之石尚可攻玉，那么象山县的成功经验则更应该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甚至是创新。针对目前北海市水产养殖险的空白，地方政府应当“两头扶持”：养殖户购买保险时，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商业保险公司理赔达到一定风险警戒线的时候，政府在资金上也将给予相应的扶助。

由于北部湾经济区是我国政府批准启动的一个沿海开放经济区，国家对其发展规划有许多扶持和优惠政策。除了对渔业保险进行补贴外，北海市政府还可以向有关政府部门争取对经营渔业保险的承保机构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减免渔业保险承保机构的营业税。因此，如果政府对经营渔业保险的承保机构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减免承保机构的营业税，那么承保机构的税收负担就大大减轻了，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渔业保险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4.尽早出台地方性渔业保险法规

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保险理论认为，渔业保险同渔业本身一样，带有明显的公益性，经营渔业保险不能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其政策目标应与国家农业财政政策相一致，以为渔民提供风险保障，提高渔业劳动生产率、保证食物供应、稳定市场及确保渔民生活水平等为最终目的。当前，我国渔业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同时也面临加入WTO后竞争加剧的挑战。为了贯彻国家“依法治渔，以法兴渔”的渔业方针，我国应当对渔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发展资金进行立法保证。同时，对于渔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收益主体及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立法加以规范，并立法鼓励商业保险机构进入渔业保险。为了尽快改变目前北海市渔业保险无法可依的现状，北海市人大应组织渔政、工商、海洋与渔业局、保监局、互保协会等有关单位和相关专家在依据我国《保险法》、《渔业法》等法律规定，并参照舟山、宁波等地级市制定地方性渔业保险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北海市渔业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管理机构和相关职能，加强监督管理，引导渔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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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虞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渔业研究范文篇2

规制经济学是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研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对市场微观经济体进行干预管理的产业经济学分支，经济性规制主要研究政府在约束企业定价、进入和退出等方面的作用，如渔业中的许可证制度就是经济性规制。

规制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五个阶段（周慧许长新，2006）。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范合君等（2007）总结出西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八大特征，其中规制内容从经济性规制到社会性规制演进，规制手段从传统规制手段到激励性规制手段演进与渔业规制相关，特别是规制手段的变迁。传统的渔业规制没有改变过度捕捞的激励，而基于产权的渔业规制如可转让的个体配额（IndividualTransferableQuotas,ITQs）就是一个激励性的渔业规制。

2渔业规制目标

渔业政策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的和环境上的。一方面，政府应该保证渔民获得应有的利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在现实社会中，渔业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非排他性和可耗竭性的特点，随着捕捞者的增加，拥挤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渔业的这种开放获取的性质主要带来了以下问题：①经济上和生物经济上的无效率。与私有产权相比，开发获取导致付出较多的捕捞努力但是获得较少的收益。并且，高水平的捕捞努力使得生物经济学的均衡鱼存量低于最大持续产量。②过度捕捞。由于渔业几乎没有进入的技术障碍，因此人人都可以进入该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渔民总是试图捕捞更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这就产生了“捕捞竞赛，导致渔业资源的迅速减少甚至耗竭。

尽管有学者认为水产养殖是一个避免过度捕捞并且满足不断增加的对海产品需求的好方法，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发展水产养殖可能会毁坏海岸的地貌，破坏某些生物的栖息地。例如，在我国，许多红树因为水产养殖而遭到砍伐，而由此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也遭到了难以修复的破坏，这些损失难以弥补。另外，过多的水产养殖会降低水质，而修复水质，清洁沉积物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渔业资源开放性获取所带来的无效率和过度捕捞，在经济与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仅仅靠用水产养殖业来代替渔业。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纠正开发获取带来的问题，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渔业规制目标。

3主要渔业规制手段

根据渔业规制的经济学理论，渔业规制可以分为：产出控制（限额捕捞、个体配额）、投入控制（许可证制度、个体投入控制）和技术措施（休渔制）。

3.1渔业许可证制度和限额制度政府主要通过对控制渔船和捕鱼工具，发放许可证和捕捞限额来管理海洋渔业。从1989起，政府就开始对渔船的数量和它们的总功率进行控制，以此来限制捕捞力。限额由农业部分配到沿海各省。当地的渔业管理部门

负责根据配额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在我国，在已经实行限额制度的海域捕鱼或是捕捞已经对其捕捞数量进行限制的鱼种，捕捞者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

为了更好的实施“双控”制，渔业许可证制度也开始实施了。

2002年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将渔船分为三类：海洋大型捕捞渔船，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441千瓦；海洋小型渔船，主机功率小于44.1千瓦且船长不到12米；海洋中型渔船。各类渔船由不同的部门进行许可证的审批以及发放。大型拖网、围网，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协定的共同渔区、南沙、黄岩岛海域作业以及到特定渔业资源渔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作业的这三类渔船的许可证需由农业部进行审批，委托农业部各海区渔政监督管理局发放。远洋渔船的许可证由农业部审批发放，其它渔船的由地方部门进行审批发放。《规定》还指出使用期一年一上的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审，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期为两年。同时规定，我国的渔业捕捞许可禁止进行交易和转让。1999年，政府宣布每年的总捕捞量应该实行“零增长”。在此之后的第二年，新修订的《渔业法》出台，宣布实行对捕捞量的配额管制。这种对产出的控制将某海域内的目标鱼种的最大捕捞量限定在与前一年大致相当的数量上。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实施了“零增长”之后的2000年起，到2005年，总捕捞量基本保持在145万吨，增长率在0%处波动。

3.2休渔制休渔制既包括休渔期，也包括休渔海域。休渔制是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个特定的海域禁止捕捞特定鱼种或是禁止使用特定的方式作业。休渔期一般是在夏季，因为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在该时期进行休渔，可以保护主要经济鱼种的亲体和幼鱼资源，使渔业资源得到修养生息。在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实行休渔制度对特定的鱼种进行保护。①1981年，从4月1日到7月31日，北纬32°到34°，海岸线以东至东经122°30’海域禁止使用拖网作业。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大黄鱼和黄花鱼。②自1988年起，渤海海域全面禁止拖网作业。③自1989年起，为了保护带鱼，从5月1日到6月30日禁止在带鱼产卵区（北纬28°30’到30°30’，海岸线到东经124°30’）作业。

全面的休渔期制度始于1995年，首先是对东海和黄海两大海域，1999年开始在我国其它海域实行。由于每年的环境、气候等情况不同，各年具体的休渔日期不尽相同，2003年农业部对休渔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强调所有海域定置作业休渔每年不得少于两个月，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定，并报农业部和所在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所有休渔渔船必须在休渔时间开始前进港集中，休渔期间不得擅自离港或转移停泊地点，不得从事加水、加冰、加油等活动。

4对我国主要渔业规制的评价

我国的渔业规制主要包括许可证制度、限额制度和休渔制度。但是，这三种制度都仅仅是在限制或是禁止，没有实施激励性的规制手段。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捕捞限额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的情况下，捕捞许可证制度和休渔制度会导致“捕捞竞赛”，一方面“激励渔民在渔汛期为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而激励竞争”，另一方面，“激励渔民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或扩大其捕捞生产能力”。休渔结束以后，强大的捕捞压力和“捕捞竞赛”使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陈卫忠的研究中，也提到休渔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海洋鱼类的数量恢复几乎无所作为。尽管如此，作者仍旧对我国的渔业规制持乐观的态度。王海峰等（2006）用带有虚拟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考查了“零增长”、休渔制度、“双控”制和加入WTO对海洋捕捞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增长”、“双控”制和休渔制度影响显著，但是仍需要改进。其中，“双控”制度在投入控制方面的成果还不稳定。一方面因为它“没有控制机动渔船的吨位”；另一方面，“机动渔船的千瓦数也在临界值,随时可能超过合适的渔船千瓦数”。

总的说来，我国的渔业规制尚存在激励不足，效果不明显，不能有效地改变资源耗竭的状况。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渔业的规制起步较晚，仍有很大的空间进行改进，相信通过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我国的渔业规制可以得到改进，渔业可以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论文关键词】规制渔业中国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随之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发展和坏境保护这两个主要的政策目标，实行了一系列的关于海洋渔业的规制。本文回顾了海洋渔业规制的相关文献，对我国主要的规制手段进行分析，最后对其进行简要的评价。

5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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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研究范文篇3

论文摘要：休闲渔业旅游在我国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本文从旅游业角度，第一次对休闲渔业旅游概念类型以及发展休闲渔业旅游的意义进行探讨。

休闲渔业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沿岸，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欧美亚太地区。国际上，休闲渔业已逐渐成为现代渔业的支柱性产业。我国近邻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面向海洋，多面利用”发展休闲渔业战略。东南亚诸国，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较早把休闲渔业与旅游业有机结合，形成了形式多样广纳客源的游钓业。中国的休闲渔业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福建和浙江省先行。现阶段，休闲渔业旅游在国内蓬勃发展。国内学者对于休闲渔业的研究，也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研究者多为渔业经济专家。而对休闲渔业从旅游业角度也即对于休闲渔业旅游的研究者极少。本文第一次就休闲渔业旅游概念类型以及发展休闲渔业旅游的意义进行探讨。

一休闲渔业旅游概念的界定

休闲渔业旅游，包含的概念有三个，休闲渔业旅游。其组合，可以是休闲渔业，也可以是渔业旅游，或者休闲渔业旅游。休闲是指免于工作家庭社会的责任之外，个人觉得自己的意愿所从事的活动，目的是为了获得松弛娱乐或扩大知识促进社会参与实践创造力。关于休闲渔业的概念，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有所涉及。最早对休闲渔业进行定义的是台湾著名经济学家江荣吉教授，认为：休闲渔业就是利用渔村设备渔村空间渔业生产的场地渔法渔具渔业产品渔业经营活动渔业自然环境及渔村人文资源，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渔业于渔村休闲旅游功能，增进国人对渔村与渔业之体验，提升旅游品质，并提高渔民收益，促进渔村发展。洪惠馨先生在《大力发展休闲渔业拓展渔业发展空间》一文中定义：休闲渔业，是利用海洋和淡水渔业资源陆上渔村村舍渔业公共设施渔业生产器具渔产品，结合当地的生产环境和人文环境而规划设计相关活动和休闲空间，提供给民众体验渔业活动并达到休闲娱乐功能的一种产业。研究休闲渔业的林法玲专家认为：休闲渔业是以资源为依托，从市场需求实际出发，通过渔业和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将休闲娱乐餐饮等行业与渔业结合为一体，实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提高渔业的社会生态和经济效益，实现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一种新型的渔业。国内多数专家认为，休闲渔业是一种集渔业旅游休闲为一体的新兴产业，它不同于普通的渔业，因为它具有包括旅游休闲娱乐业的性质；也不同于以生产为主要目的的第一产业，而属于以服务增殖为特性的第三产业。国内也有专家定义：休闲渔业是在资源开发和环境护协调发展的前提下，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将休闲娱乐餐饮等活动与渔业有机结合，实现渔业资源和旅游资源优化组合的一种新兴产业。上述专家对休闲渔业概念的表述虽各有侧重，表达形式各异，但其共识点有三：一是休闲渔业要利用渔业资源；二是休闲渔业是将传统渔业与第三产业相结合的新型渔业方式；三是休闲渔业是一种新兴的产业。

休闲渔业相对于传统的渔业而言，两者具有本质的区别。从从事的目的看，传统的渔业生产方式是渔民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捕捞行为。其生产目的是为了获得捕鱼量，销售后获得渔业经济收入，从而维持生计。获取渔业经济收入是传统渔业生产的唯一目的。而休闲渔业是为了活化渔业资源，吸引渔业从事人员以外的人，也即旅游者的参与。旨在为前来观光休闲的客人即旅游者创造和提供体验渔民捕鱼生产方式的机会，通过旅游者对渔民生产生活方式的亲身体验，获得身心的休闲与放松，体验另一种生活情趣，从而丰富人生的阅历，增加人生经验。也就是说，渔民是通过旅游者休闲的取得，来获得相应的经济收入的。渔民从事休闲渔业作业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渔业经济收入，但这不是唯一的目的，休闲渔业的目的具有双重性，也即创造渔业收入和为旅游者创造休闲体验。除此，休闲渔业其活动的主体活动的时间活动的空间范围以及活动形式等也与传统的渔业不同。休闲渔业更注重活动主体的参与性，体现出活动时间的短暂性以及活动形式的多样化。根据休闲渔业的这些特征，结合旅游业特点，认为可将休闲渔业旅游概念表述为：休闲渔业旅游是以现有各种渔业资源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休闲为表现形式，将旅游活动与现代渔业生产活动结合为一体的一种新型的体验型的旅游产品。

而对于渔业旅游，目前旅游业专家涉略的还不多，尚没有对渔业旅游进行定义。笔者认为，休闲渔业是个人或团体从事经营的一种关于渔业方面的旅游产品，是渔业旅游的一个组成部分，渔业旅游即是由一种以上休闲渔业旅游产品构成的多种休闲渔业旅游产品的组合，是休闲渔业旅游产品的组装，通常也指关于休闲渔业旅游的线路或者游程。

二休闲渔业旅游类型

对于休闲渔业，台湾专家将其分成五种形态：一是运动形态，主要指以钓鱼为主的体育运动。二是体验形态，让游客直接参与渔业生产活动，如采集贝壳等。三是食鱼形态，表现为旅游购买，品尝海鲜等方式。四是游览形态，指游玩，观赏渔业劳作的观光形式。五是教育文化形态，主要是水族馆渔业博览会及各种展览会等，带有一定的教育性和科普性。

根据以上五种分类，国内一些休闲渔业研究专家将现代休闲渔业分类为：生产经营型，指一些渔场以渔业生产为主，以垂钓为辅的生产经营方式。休闲垂钓型，指一些专业垂钓园和设施较完备的垂钓场以开展垂钓为主，集游乐健身餐饮为一体的休闲渔业。观光疗养型，指一些公园山区及沿海地区结合周围旅游景点，综合开发水资源，“住水边玩水面食水鲜”，既有垂钓餐饮，又能观景休闲度假避暑。展示教育型，指一些水族馆以展示海洋鱼类为主，集科普教育观赏娱乐为一体的现代博览馆。

除此，对于休闲渔业分类还有多种。2004年12月，在浙江省休闲渔业之乡舟山市举行的休闲渔业研讨会上，与会代表对休闲渔业类型进行了多种划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是将休闲渔业划分为休闲养殖垂钓型涉渔运动观光型;旅游综合配套型；二是分为海陆养殖垂钓型渔业生产体验型领略渔村风俗型海岛观光游览型和休闲综合配套型。三是分为体验型品尝型观赏型和综合型。四是分为以海钓为主，集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运动型，以旅游为主，集休闲观赏于一体的游览型，以品尝海鲜为主，集休闲购物于一体的品尝型。五是分为休闲垂钓型生态观光型生活体验型和综合配套型。

而对于旅游产品的划分，依据划分标准不同，其类型也呈现多样化。根据旅游目的标准，可分为观光休闲度假探亲宗教修学以及参与性专题旅游产品。笔者认为：渔业作为旅游活动，应该根据旅游者参与方式参与程度旅游目的的不同来进行类别划分。类别的数量可以因地制宜，以浙江舟山为例可分为四类：一是单纯性观光型休闲渔业旅游，也即单纯让旅游者乘上渔船，绕岛屿或者附近海(湖)域，欣赏和领略海岛风光，或岸上驻足欣赏观光海(湖)景，同时感受渔民捕鱼的经历。如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乌石塘嵊泗县菜园镇的休闲渔业旅游便是。二是参与型休闲渔业旅游，即旅游者或是乘上渔船参与捕鱼或是在圈定的深水网箱内凭杠垂钓或是在小岛(湖)边上垂钓，也可在海边赶海。使旅游者充分体验到参与的乐趣。如舟山市定海区的半岛娱乐园普陀区蚂蚁岛的渔家乐项目岱山县秀山岛的休闲渔业旅游项目以及嵊泗县的田岙村渔家乐项目等均是。三是娱乐型休闲渔业旅游。也就是说，旅游者既参与休闲渔业旅游活动，又可以休闲娱乐。如舟山市嵊泗县位于中心渔港的“海上人家”旅游项目即是。旅游者既可以乘船捕鱼，又可以享用丰硕的劳动成果，同时还可以一边欣赏音乐或高歌一曲，达到充分的休闲效果。四是科普教育型休闲渔业旅游，也即以教育为目的休闲渔业旅游，包括各种渔业博物馆海底隧道水族馆等休闲渔业旅游产品。

三发展休闲渔业旅游的重要意义

休闲渔业与旅游业相结合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产业，其性质发生了变化，原本第一产业的渔业变为第三产业的旅游业，渔业仅仅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一种资源，一种工具，是众多旅游产品项目之一。休闲渔业旅游发达地区，普遍而言是渔区。在渔业发展内外环境不很理想的情况下，发展休闲渔业旅游，具有一定的意义，主要体现为：

(一)休闲渔业旅游丰富了旅游地旅游资源，构建旅游地旅游品牌

休闲渔业旅游产品的开发，丰富了旅游地旅游产品种类，特别是对于旅游资源较为贫乏的旅游目的地，可以将休闲渔业旅游产品挖掘策划成为当地主打旅游品牌。

(二)休闲渔业旅游有利于解决渔区渔民转产转业问题，推进渔业产业结构调整

在海洋渔业资源减少捕捞海域受限渔民出路存在困难的渔区，休闲渔业旅游的开发，为无路可走的渔民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开阔了就业空间。同时，休闲渔业旅游目的地普遍在渔村，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其区位优势较弱，交通不太发达。休闲渔业旅游的开发，可以带动渔区交通业餐饮业住宿业等其他旅游行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调整休闲渔业发达旅游地产业结构。

(三)增加渔区旅游经济收入

由于休闲渔业旅游项目先期资金投入不需很多，又可以利用现存的闲置渔业器械与人力资源，具有投资少见效快的特点。发展休闲渔业旅游，增加了渔区渔民的创汇途径，有利于提高渔业经济与旅游经济收入，达到渔业经济与旅游经济的双丰收，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四)对提高渔民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休闲渔业旅游深得广大旅游者喜爱，满足了旅游者求新求奇重参与重体验的需求，迎合了旅游市场的需求。而从事休闲渔业旅游的人员原本都是渔民，休闲渔业一旦与旅游业结合，那么其产业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的第一产业渔业转化为第三产业旅游业，所以渔民身份与角色也相应发生变化，由原来的渔民演变为旅游业服务人员。旅游者对他们的要求，也以旅游服务人员的要求相对应。这就对渔民们提出了一个提高素质的要求。要求他们既具有渔业知识，也要具备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原来，渔民很少甚至根本不了解旅游业状况，经营上只注重经济效益，而现则需多方面提升自己。这样，渔民势必要改变生活方式，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陋习，利用业余时间自觉参加旅游业相关知识的学习。生活方式与业余时间支配方式的改变，渔民由闲散型生活方式向学习型生活方式的转变，既提高了综合素质，又提高了生活质量，有利于渔区的稳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公务员之家:

总之，在旅游业得以快速发展的中国，休闲渔业旅游仅仅是冰山一角；在地缘广阔的中国，休闲渔业旅游发展地区一般多位于沿海以及内陆具有淡水湖泊之地；与具有近三十年发展历程的中国旅游业历史相比，休闲渔业旅游才是近几年刚起步的旅游。但是，伴随着旅游市场需求的变化，海洋旅游休闲旅游的日益成熟，休闲渔业旅游必将受到旅游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将有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参与到休闲渔业旅游中来。

渔业研究范文篇4

补贴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由于补贴对一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人为地降低，增强了该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对国际贸易造成不正当的扭曲效应。为此，WTO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第一次在一百五十多个WTO成员之间统一了补贴的定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由各个成员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实施的反补贴程序也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根据该SCM协议，反补贴是指凡进口商品在生产、制造、加工、买卖、输出等过程中接受来自其本国政府或公共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捐献（协议中使用的是“financialcontribution”一词），并对进口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的，进口国政府可对该进口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采取价格承诺、征收反补贴税等反补贴措施。

从性质上判断，渔业反补贴税是在海关环节征收的税种，可以起到削减进口能力的阻遏作用。其主要目的是抵销国外政府对其渔业出口企业的补贴，避免国外渔产品制造商或出口商享有不公平竞争利益，对本国渔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渔业反补贴是一个程序性事项。目前WTO各个成员谈判的是渔业补贴的实体部分，也即：哪些补贴应被禁止？哪些补贴应被允许？哪些补贴应视其损害后果而予以削减？至于渔业反补贴的程序规则，WTO各个成员认为渔业反补贴在程序事项上完全可以沿用既有的规则（SCM协议）的规定。

二、国际渔业反补贴：现状与问题

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之一，也是人类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渔业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造船和捕捞技术的进步也使这一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然而，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环境保护，还与贸易、发展、社会甚至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相关。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自己的职责和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渔业补贴与渔业的过度开发存在着密切联系。1999年，一些成员国便向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递交了有关渔业补贴问题的提案，之后有关该议题的争论就未曾休止。2001年，《多哈宣言》更是明确地将渔业补贴列入了规则谈判议程，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渔业补贴新纪律的谈判。一系列渔业补贴的新纪律正在不断孕育之中。

渔业反补贴是个全球性课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渔业补贴是政府行为，渔业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

第二，渔业反补贴的涉及面极为广泛、持续时间长。

第三，渔业反补贴措施适用的连锁效应特别大。在WTO成员政府渔业反补贴调查中被认定的补贴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员在渔业反补贴调查中援引。在当前WTO的其他成员对渔业反补贴是否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模糊不清时，美国的判例可能会成产生很强的连锁效应。美国修改反补贴税法后将之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等其他WTO成员业已效仿美国，重新修订反补贴法，使之适用于中国出口的渔产品。

三、中国遭遇渔产品反补贴：出路与对策

（一）渔业反补贴调查理论研究

我国入世后，在渔产品对外贸易壁垒日益森严，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在非渔产品反补贴对中国开始适用国内调查程序以后，加拿大、美国甚至欧盟更加强化可对华反补贴措施。可以预见的是，我国贸易伙伴必将在渔产品贸易中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

我们要积极应对渔业反补贴调查及其对华渔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必须加强对渔业反补贴调查的研究，不断深化认识，做到从容应对。目前我们对WTO成员的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关注很不够，基础性的数据不完整，研究缺乏全面性、前瞻性，往往是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在前，主动的应对性研究在后，不能适应我国渔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对华渔业反补贴案可能增多的现实。我国需要密切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动向，对它们的进口制度、体系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加强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积累，从案件发生的萌芽、正式发生、最后结束、事后引起的连锁影响等多方面跟踪分析，积累典型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二）渔业反补贴调查预警机制

渔业反补贴目前套用的是传统反补贴程序制度。将来谈判达成的新渔业反补贴机制也不会对之作太大的修补。企业是渔产品出口的主体，数量众多，很多渔业企业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信息来源广、反馈及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拥有独特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我国驻外机构以及使领馆的商贸机构、海关等组织收集各国反补贴调查的信息。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身为民间服务机构的优势，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掌握国外同类商品的销售与价格信息。虽然我国行业协会目前面临美国对之提起的反垄断之诉。但是作为行业组织，其在渔业反补贴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若能协调好各方的优势，建立起“三位一体”的预警机制，将使我国渔业出口产品遭遇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的困扰。

（三）积极应对国际渔业反补贴调查

补贴的存在与否，需要证据的支持。由于补贴是政府行为，因此，起诉方要成功举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渔业反补贴调查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程序性事务，必须取得相关数据才可以据之判断是否存在渔业补贴。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配合起诉方调查机构的渔业反补贴调查，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放弃自己在程序上所享有的权利。渔业反补贴的技术性要求高，证据必须确凿，程序也很复杂。渔业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调查过程中要触及它国国内法和涉及大量的政府间的交涉，被调查对象国政府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同时还要考虑到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所以，国外对华实施渔业反补贴调查并非意味着中国的渔业补贴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国主管部门应当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一支集WTO规则人才、经贸人才和会计人才为一体的精干的应诉队伍，采取主动配合的姿态。我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配合的方式，实现无补贴事实的裁决结果。

[论文关键词]渔业反补贴反补贴调查预警应诉

[论文摘要]渔业反补贴是持续性事项，是对渔业补贴的对抗措施，旨在抵消补贴对渔业贸易正常流动造成的扭曲效果。国际社会尚未对渔业补贴新规则达成一致，对渔业反补贴仍然沿用传统的SCM协议既定的规则。我国渔产品出口遭遇反补贴调查将成必然，为此，我们要作好理论调研、加强预警并积极应诉。

参考文献

[1]FrancisT.ChristyJr.，theDeathRattleofOpenAccessandtheAdventofPropertyRightsRegimesinFisheries.MarineResourceEconomics，Vol.11，Page287

渔业研究范文篇5

补贴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由于补贴对一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人为地降低，增强了该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对国际贸易造成不正当的扭曲效应。为此，WTO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第一次在一百五十多个WTO成员之间统一了补贴的定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由各个成员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实施的反补贴程序也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根据该SCM协议，反补贴是指凡进口商品在生产、制造、加工、买卖、输出等过程中接受来自其本国政府或公共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捐献（协议中使用的是“financialcontribution”一词），并对进口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的，进口国政府可对该进口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采取价格承诺、征收反补贴税等反补贴措施。

从性质上判断，渔业反补贴税是在海关环节征收的税种，可以起到削减进口能力的阻遏作用。其主要目的是抵销国外政府对其渔业出口企业的补贴，避免国外渔产品制造商或出口商享有不公平竞争利益，对本国渔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渔业反补贴是一个程序性事项。目前WTO各个成员谈判的是渔业补贴的实体部分，也即：哪些补贴应被禁止？哪些补贴应被允许？哪些补贴应视其损害后果而予以削减？至于渔业反补贴的程序规则，WTO各个成员认为渔业反补贴在程序事项上完全可以沿用既有的规则（SCM协议）的规定。

二、国际渔业反补贴：现状与问题

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之一，也是人类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渔业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造船和捕捞技术的进步也使这一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然而，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环境保护，还与贸易、发展、社会甚至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相关。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自己的职责和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渔业补贴与渔业的过度开发存在着密切联系。1999年，一些成员国便向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递交了有关渔业补贴问题的提案，之后有关该议题的争论就未曾休止。2001年，《多哈宣言》更是明确地将渔业补贴列入了规则谈判议程，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渔业补贴新纪律的谈判。一系列渔业补贴的新纪律正在不断孕育之中。

渔业反补贴是个全球性课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渔业补贴是政府行为，渔业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

第二，渔业反补贴的涉及面极为广泛、持续时间长。

第三，渔业反补贴措施适用的连锁效应特别大。在WTO成员政府渔业反补贴调查中被认定的补贴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员在渔业反补贴调查中援引。在当前WTO的其他成员对渔业反补贴是否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模糊不清时，美国的判例可能会成产生很强的连锁效应。美国修改反补贴税法后将之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等其他WTO成员业已效仿美国，重新修订反补贴法，使之适用于中国出口的渔产品。

三、中国遭遇渔产品反补贴：出路与对策

（一）渔业反补贴调查理论研究

我国入世后，在渔产品对外贸易壁垒日益森严，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在非渔产品反补贴对中国开始适用国内调查程序以后，加拿大、美国甚至欧盟更加强化可对华反补贴措施。可以预见的是，我国贸易伙伴必将在渔产品贸易中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我们要积极应对渔业反补贴调查及其对华渔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必须加强对渔业反补贴调查的研究，不断深化认识，做到从容应对。目前我们对WTO成员的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关注很不够，基础性的数据不完整，研究缺乏全面性、前瞻性，往往是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在前，主动的应对性研究在后，不能适应我国渔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对华渔业反补贴案可能增多的现实。我国需要密切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动向，对它们的进口制度、体系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加强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积累，从案件发生的萌芽、正式发生、最后结束、事后引起的连锁影响等多方面跟踪分析，积累典型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二）渔业反补贴调查预警机制

渔业反补贴目前套用的是传统反补贴程序制度。将来谈判达成的新渔业反补贴机制也不会对之作太大的修补。企业是渔产品出口的主体，数量众多，很多渔业企业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信息来源广、反馈及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拥有独特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我国驻外机构以及使领馆的商贸机构、海关等组织收集各国反补贴调查的信息。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身为民间服务机构的优势，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掌握国外同类商品的销售与价格信息。虽然我国行业协会目前面临美国对之提起的反垄断之诉。但是作为行业组织，其在渔业反补贴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若能协调好各方的优势，建立起“三位一体”的预警机制，将使我国渔业出口产品遭遇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的困扰。

（三）积极应对国际渔业反补贴调查

补贴的存在与否，需要证据的支持。由于补贴是政府行为，因此，起诉方要成功举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渔业反补贴调查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程序性事务，必须取得相关数据才可以据之判断是否存在渔业补贴。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配合起诉方调查机构的渔业反补贴调查，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放弃自己在程序上所享有的权利。渔业反补贴的技术性要求高，证据必须确凿，程序也很复杂。渔业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调查过程中要触及它国国内法和涉及大量的政府间的交涉，被调查对象国政府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同时还要考虑到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所以，国外对华实施渔业反补贴调查并非意味着中国的渔业补贴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国主管部门应当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一支集WTO规则人才、经贸人才和会计人才为一体的精干的应诉队伍，采取主动配合的姿态。我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配合的方式，实现无补贴事实的裁决结果。

[论文关键词]渔业反补贴反补贴调查预警应诉

[论文摘要]渔业反补贴是持续性事项，是对渔业补贴的对抗措施，旨在抵消补贴对渔业贸易正常流动造成的扭曲效果。国际社会尚未对渔业补贴新规则达成一致，对渔业反补贴仍然沿用传统的SCM协议既定的规则。我国渔产品出口遭遇反补贴调查将成必然，为此，我们要作好理论调研、加强预警并积极应诉。

参考文献

[1]FrancisT.ChristyJr.，theDeathRattleofOpenAccessandtheAdventofPropertyRightsRegimesinFisheries.MarineResourceEconomics，Vol.11，Page287

渔业研究范文篇6

[论文摘要]渔业反补贴是持续性事项，是对渔业补贴的对抗措施，旨在抵消补贴对渔业贸易正常流动造成的扭曲效果。国际社会尚未对渔业补贴新规则达成一致，对渔业反补贴仍然沿用传统的SCM协议既定的规则。我国渔产品出口遭遇反补贴调查将成必然，为此，我们要作好理论调研、加强预警并积极应诉。

一、国际渔业反补贴：定义与性质

补贴是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性措施，由于补贴对一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人为地降低，增强了该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并对国际贸易造成不正当的扭曲效应。为此，WTO达成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SCM协议），第一次在一百五十多个WTO成员之间统一了补贴的定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原来由各个成员政府根据本国法律实施的反补贴程序也得到了高度的统一。根据该SCM协议，反补贴是指凡进口商品在生产、制造、加工、买卖、输出等过程中接受来自其本国政府或公共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财政捐献（协议中使用的是“financialcontribution”一词），并对进口国已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性阻碍的，进口国政府可对该进口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采取价格承诺、征收反补贴税等反补贴措施。

从性质上判断，渔业反补贴税是在海关环节征收的税种，可以起到削减进口能力的阻遏作用。其主要目的是抵销国外政府对其渔业出口企业的补贴，避免国外渔产品制造商或出口商享有不公平竞争利益，对本国渔产业产生不利影响。渔业反补贴是一个程序性事项。目前WTO各个成员谈判的是渔业补贴的实体部分，也即：哪些补贴应被禁止？哪些补贴应被允许？哪些补贴应视其损害后果而予以削减？至于渔业反补贴的程序规则，WTO各个成员认为渔业反补贴在程序事项上完全可以沿用既有的规则（SCM协议）的规定。

二、国际渔业反补贴：现状与问题

渔业是人类最古老的生产行业之一，也是人类经济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渔业资源的需求与日俱增。而造船和捕捞技术的进步也使这一需求不断得到满足。然而，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到环境保护，还与贸易、发展、社会甚至文化等各个方面紧密相关。

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根据自己的职责和需要，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渔业补贴与渔业的过度开发存在着密切联系。1999年，一些成员国便向WTO的贸易与环境委员会（CTE）递交了有关渔业补贴问题的提案，之后有关该议题的争论就未曾休止。2001年，《多哈宣言》更是明确地将渔业补贴列入了规则谈判议程，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渔业补贴新纪律的谈判。一系列渔业补贴的新纪律正在不断孕育之中。

渔业反补贴是个全球性课题。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渔业补贴是政府行为，渔业反补贴的调查对象是政府的政策措施。

第二，渔业反补贴的涉及面极为广泛、持续时间长。

第三，渔业反补贴措施适用的连锁效应特别大。在WTO成员政府渔业反补贴调查中被认定的补贴措施，可以直接被其他成员在渔业反补贴调查中援引。在当前WTO的其他成员对渔业反补贴是否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一原则模糊不清时，美国的判例可能会成产生很强的连锁效应。美国修改反补贴税法后将之适用于中国等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盟等其他WTO成员业已效仿美国，重新修订反补贴法，使之适用于中国出口的渔产品。

三、中国遭遇渔产品反补贴：出路与对策

（一）渔业反补贴调查理论研究

我国入世后，在渔产品对外贸易壁垒日益森严，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的增长。在非渔产品反补贴对中国开始适用国内调查程序以后，加拿大、美国甚至欧盟更加强化可对华反补贴措施。可以预见的是，我国贸易伙伴必将在渔产品贸易中对华实施反补贴措施。

我们要积极应对渔业反补贴调查及其对华渔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必须加强对渔业反补贴调查的研究，不断深化认识，做到从容应对。目前我们对WTO成员的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关注很不够，基础性的数据不完整，研究缺乏全面性、前瞻性，往往是实际工作中出现问题在前，主动的应对性研究在后，不能适应我国渔业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对华渔业反补贴案可能增多的现实。我国需要密切关注主要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渔业反补贴调查的动向，对它们的进口制度、体系的信息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对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和分析。加强对相关案例的研究和积累，从案件发生的萌芽、正式发生、最后结束、事后引起的连锁影响等多方面跟踪分析，积累典型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二）渔业反补贴调查预警机制

渔业反补贴目前套用的是传统反补贴程序制度。将来谈判达成的新渔业反补贴机制也不会对之作太大的修补。企业是渔产品出口的主体，数量众多，很多渔业企业在国外设立了分支机构，信息来源广、反馈及时。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拥有独特的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可以通过我国驻外机构以及使领馆的商贸机构、海关等组织收集各国反补贴调查的信息。行业协会可以利用身为民间服务机构的优势，加强与国外同行的联系，掌握国外同类商品的销售与价格信息。虽然我国行业协会目前面临美国对之提起的反垄断之诉。但是作为行业组织，其在渔业反补贴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低估的。若能协调好各方的优势，建立起“三位一体”的预警机制，将使我国渔业出口产品遭遇不必要的反补贴调查的困扰。

（三）积极应对国际渔业反补贴调查

补贴的存在与否，需要证据的支持。由于补贴是政府行为，因此，起诉方要成功举证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渔业反补贴调查是一项艰苦细致的程序性事务，必须取得相关数据才可以据之判断是否存在渔业补贴。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积极配合起诉方调查机构的渔业反补贴调查，而不是一味地回避或放弃自己在程序上所享有的权利。渔业反补贴的技术性要求高，证据必须确凿，程序也很复杂。渔业补贴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在调查过程中要触及它国国内法和涉及大量的政府间的交涉，被调查对象国政府提供给该国生产商的补贴的详细资料很难获得，同时还要考虑到自身国家整体利益的平衡。所以，国外对华实施渔业反补贴调查并非意味着中国的渔业补贴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我国主管部门应当迅速行动起来，组织一支集WTO规则人才、经贸人才和会计人才为一体的精干的应诉队伍，采取主动配合的姿态。我国完全可以通过积极配合的方式，实现无补贴事实的裁决结果。

参考文献

[1]FrancisT.ChristyJr.，theDeathRattleofOpenAccessandtheAdventofPropertyRightsRegimesinFisheries.MarineResourceEconomics，Vol.11，Page287

渔业研究范文篇7

关键词：渔业；养殖技术；培训

渔业养殖技术是我国渔业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与内容，提高渔业养殖技术培训的质量不仅能够提升我国渔民群体的养殖技术水平，还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提升我国渔民群众的整体养殖技术专业程度，近年来，渔业经济发展已经能够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但是伴随着我国渔业产业的不断发展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我国提高渔业养殖技术培训的质量。

1当前我国渔业养殖技术培训中呈现的新特征

1.1渔业技术培训的形式日趋多样性。对比于传统的渔业养殖技术培训办法的单一性，目前我国渔业养殖技术的培训方式更加具有针对性，在渔业养殖技术培训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多样性的发展趋势。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技术的普及性及广泛性使得大部分的渔民群体能够利用信息技术等平台进行对渔业养殖技术的参考与学习。另外，在很多沿海城市中不断涌现出以提高渔业养殖技术为目标的报刊读物，正在有意识的引领广大渔民群体对渔业养殖技术进行科学系统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在我国一些以渔业产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的沿海地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以渔业养殖技术及渔业服务为中心的技术服务配套部门。1.2渔业养殖技术的培训工作具有针对性。在我国渔业养殖技术不断完善与发展的过程中，我国在渔业发展的领域已经彰显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从原来单一的鱼类养殖过渡发展为具有高产质量的多样性渔业养殖体系，如：螃蟹、中国对虾、日本对虾、南美白对虾、扇贝、牡蛎、海参等。由此可见，如果还按照以往常规的渔业养殖技术来展开养殖技术培训工作，已经难以满足我国渔业养殖当前的发展需求了，这对我国渔业养殖技术具有针对性的推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此一来，能够保证多样的渔业养殖技术需求都能够得到具有针对性的技术支持。

2目前我国渔业养殖技术培训质量提升的相关措施

2.1将渔业养殖技术培训与信息技术相结合。正如上文所说，伴随着我国渔业产业技术的高速发展与渔业养殖需求不断增多的多样性，采用传统的渔业养殖技术培训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渔业养殖形势下渔业产业发展的模式与实际需要。因此，想要提高渔业养殖技术的培训质量就要在渔业养殖技术培训中融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可以利用网络的普及性向渔民推广利用业余时间通过网络课程的学习方式来提升自身的渔业养殖技术，通过网络的途径进行渔业养殖技术的学习能够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的开展，在保证优质的渔业养殖技术得以推广的同时，能够针对不同需求的渔民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渔业养殖技术培训[1]。2.2根据渔业产业发展的趋势及时有效的调整渔业养殖培训方向。在开展渔业养殖技术培训之前，相关的培训人员要结合我国目前渔业产业发展的形势对渔业发展的趋势进行科学合理的预测，保证我国渔民群体能够及时的掌握形势下所必备的渔业养殖技术，有效的避免由于自身渔业养殖技术的问题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另外，渔业养殖技术的培训人员要向渔民群体普及对渔业养殖产业突发事件的应急办法及措施，确保在发生突发情况时，能够将渔业产业的风险降至最低，提高我国渔业产业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的应急能力[2]。例如，由于天气炎热的原因会导致海参大量死亡的现象，给广大的渔民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对于这样现象，经过养殖培训能够有效的避免或降低损失。首先，在天气炎热的情况下，渔民要及时的向水体中加入增氧机等设备类提高水中氧气的浓度，其次，要加大换水的力度，保证水体的健康让海参处于相对健康的生长环境中，最后，需要对池底做好清淤消毒工作，避免细菌及有害物的滋生。2.3加强渔业养殖技术培训的技巧。从目前我国渔业养殖从业人员的现状分析来看，绝大部分的渔业养殖人员都不具备高水平的文化素质，这就要求渔业产业的技术培训人员在对渔民群众进行技术培训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当地渔民的文化素质情况及学习与接受能力，进而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培训方式。首先，技术人员可以利用多媒体的方式，以图片、视频的形式向渔民传授直观具体的渔业养殖技术知识，让渔民群众能够对渔业养殖技术产生兴趣，进而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培训过程中。其次，培训人员在培训相关的渔业养殖技术的时候要结合具体的实际案例进行讲解，确保渔民能够对复杂的理论知识根据实际案例而对号入座，确保一旦出现了突发的情况，渔民能够及时的采取正确的应急方案[3]。2.4完善相关的保障体系。随着我国渔业产业在经济体系中所占据的重要性逐渐呈现，我国要加强对渔业产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让广大渔民群体在渔业养殖的过程中能够受到政策的保护与法规的制约。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强化渔业产业的科技创新，充分体现出国家渔业产业技术的推广作用，对渔业养殖技术加大科研的投入与研究，鼓励渔民对渔业养殖技术进行大胆的创新尝试，毕竟渔民是对渔业养殖最有经验的人群，进而提升我国渔业养殖技术整体水平的提升。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渔业养殖技术培训的开展对我国渔业产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渔业养殖技术的培训人员来说，要结合我国目前渔业产业多呈现出的新特征具有针对性的进行渔业养殖技术的培训工作，同时，在培训工作实施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我国渔民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具有时效性的培训模式，确保渔民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培训过程中，使得我国渔业产业的技术水平能够有效的提升，在增加我国渔业产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推动我国渔业产业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1]周良顺.水产品质量安全与有机水产养殖技术研究[J].乡村科技,2016(3).

[2]吕永辉.水产技术推广体系在保障养殖水产品质量安全中的作用研究[J].中国水产,2014(7).

渔业研究范文篇8

舟山渔业的总体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是海洋环境的污染、过度捕捞（渔业产量提升速度快）、渔业资源衰退等因素的影响，再加之海洋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兴起，都对舟山渔业造成了一定的困扰，而且随着中韩日渔业协定的签订和生效造成了舟山捕捞渔船的可作业渔场的流失，近海渔场拥挤，渔民捕捞无节制等状况，使得舟山渔业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舟山渔业存在的问题

2.1舟山渔船数量众多，违规渔船众多。舟山2016年末有机动渔船7758艘，比上年末减少859艘，其中，生产渔船6698艘，减少842艘；辅助渔船1060艘，减少17艘。渔船总吨位114.78万吨，比上年增长2.5%，其中，生产渔船总吨位92.18万吨，增长3.6%；辅助渔船总吨位22.60万吨，下降1.7%，大部分渔船船龄在10年以上。由数据分析可知，舟山的生产渔船数量众多，渔船使用年数也很长，渔船的总吨位也在上升，并且船舶趋于小型化，大多数船只缺乏先进的装备和技术，船只数量和大小规范控制管理也不够科学。同时舟山违规渔船众多，违规渔船捕捞没有节制，违规渔船的泛滥是造成海洋渔业捕捞强度失控的主要原因。2.2过度捕捞，渔业资源衰竭。近年来渔船数量的增加，渔场现代化、机械化程度不断的提高，渔民的捕鱼技术越来越熟练，然而由于渔民根本没有意识到过度捕捞的严重性，使得近海底渔资源利用过度，捕捞需求的强度超过了渔业资源再生的能力。长期无节制的捕捞，造成了舟山渔业资衰竭的现象。2.3海水水质污染严重。舟山海域是长江和钱塘江的入海口，但是却有大量的企业工厂在上游排放废水。据悉，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水有300多亿吨，排放的有毒污染物300多种，这些污水随着河流流入舟山海域，造成舟山海域海水水质污染严重，严重影响了鱼类的正常繁殖和生长，甚至有鱼因污染严重而死亡。这样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降低了渔业的产量，同时也加剧了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2.4渔业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较低。渔民的综合素质普遍比较低，并且劳动力年龄多以中年为主，转业困难，再学习能力差，有且只有捕捞这一技之长，所以他们大多只能以海上渔业捕捞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渔民缺乏高技能，没有可持续发展意识，单凭力气赚钱，而且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渔民生活没有保障，也是造成舟山渔业资源衰竭的原因之一。

3舟山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海洋开发能力也随之提高，海洋资源越来越被重视，这不仅促进了渔业的发展，更促进了海洋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渔业资源和海洋环境的破坏，因此为了维持渔业资源和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势在必行。3.1政府政策法规制度。要贯彻落实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从政策方面入手，为实施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浙江省在2016年共取缔涉渔“三无”船舶580艘(累计取缔14584艘)，初步完成“船证不符”渔船整治6500多艘，取缔违禁渔具超过20万顶•张(累计取缔36万顶•张)；查处违法案件2104起，移交司法处理案件141起、移送530人，刑事立案和移送人数超过前三年总和，各项指标均位居国内首位。此外，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2月颁布了加强海洋幼鱼资源保护的决定，开创了国内先河。同时也加强了海上执法力度，从根本上控制捕捞渔业强度过大的问题，保护了海洋生态资源环境，坚持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观。3.2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保护渔业生态环境是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由于人类长期无节制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水资源的污染，加上过度捕捞，以及舟山渔业资源养护方面存在的一定缺陷造成了渔业资源衰竭的情况，加强海洋渔业资源环保刻不容缓。保护渔业生态环境一定要根据法律实施，必须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法》《渔业法》《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水污染防治法》《渔业水域水质标准》等法律法规来规范保护渔业生态环境，同时也要合理利用舟山的渔业资源，控制渔船数量，取缔非法渔船，多方面综合地来实现舟山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3.3发展海水养殖业，合理利用海涂、浅海资源。发展海水养殖业是实现舟山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性措施。近年来，海水养殖发展迅速，技术水平也不断提高，海水养殖业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广大人民的菜篮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更促进了舟山的经济发展。综合开发海水养殖业，要合理利用海涂、浅海资源，开发当地优良的鱼类品种，同时也要有机结合，利用生物合理搭配以起到互补作用，保持生态平衡，增强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应该提高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养殖工程技术的建设，完善海涂、浅海资源的使用制度，综合提高海水养殖业发展。3.4加快渔业生产结构调整，高效利用水产品资源。随着人们生活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看重消费品的质量跟种类，加上市场不断地扩大和深化，要求我们亟须提高渔业水产品的附加值和水产品加工业的水平，创造更多的渔业劳动力就业机会，加快渔业生产结构的调整，综合开发水产品高效利用。3.5促进舟山渔业产业升级，用科学的方法对渔业实施有效的管理。目前舟山的传统渔业主要是对渔业资源的单一利用，并没有科学地掌握渔业资源的生长繁殖的规律，这样容易对渔业资源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必须积极地推进传统渔业科学发展，促进舟山渔业的产业转型升级，调整舟山渔业的产业结构，提高科技水平。通过高效的科技和质量的管理，优化渔业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水产品加工工业，形成一条独特的互惠互利的产业链。在舟山渔业产业升级和优化过程中，不但要提高科技水平和先进的装备，同时也要加强科学的管理理念和方式经营舟山渔业的管理，从各个环节相互协调、合作，完善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体系。3.6开展渔业资源保护的相关宣传教育活动。在渔业的思想认识上，要树立合理开发、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注重长久发展，而不只是顾虑到眼前利益而盲目发展。渔业的发展要顺应自然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优势，更要着眼于整个海洋的资源合理开发和利用，提高舟山渔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和综合素质。舟山要多开展渔业资源的保护的相关宣传教育活动，同时也可以设立免费相关教育机构，培养舟山渔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增强渔民的综合素质，让广大舟山人民树立一个科学的渔业可持续发展观念，为促进舟山的渔业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4结语

舟山实施渔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势在必行，这不仅可以让舟山的渔业资源维持长久的发展，同时也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为我国发展“建设海洋强国”奠定了基础。舟山实行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是必然之势，应了解舟山渔业现状，分析总结出现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找寻可实施对策，如：建立健全舟山渔民的社会保障权益，促进舟山渔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用科学的管理理念来完善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体系。舟山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同时海洋资源也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保护海洋环境与发展海洋经济相互协调，使两者共同发展，把舟山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舟山的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不仅会促进舟山海洋经济的发展，也一定会成为全国先进的海洋渔业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先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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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研究范文篇9

[关键词]渔业保险渔业保险经营主体渔业保险法规北海市

一、广西北海市渔业保险的现状

北海市地处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岸。北海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捕捞的龙头,全区70%的渔船都集中在北海市，渔业也是北海的传统优势和支柱性产业。2007年北海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104.26亿元，比上年增长3.04%。其中渔业产值为54.36亿，占全市农林牧渔总产值的52.1%。水产品产量98.28万吨，比上年增长1.81%。随着渔业的快速发展，北海渔民对渔业保险的需求也更为迫切。中国渔业互保协会北海分理处下辖电建、地角、港管和涠洲等5个代办处。截止到2007年底，辖区共有大小渔船8700多艘，其中220kw以上大功力渔船2200艘，渔业人口28万人。近几年来，该分理处在上级渔业主管部门、业务部门和当地政府部门的正确指导和支持下，认真结合北海实际，充分发挥全体干部职工的积极性，真抓实干，努力开拓渔业互助保险，使参保渔船和渔民数量逐年提高，互保费收取额也逐年增长，2007年互保费收入突破了320万元。

二、北海市渔业保险存在的问题

1.渔业互保投保率低，覆盖面不全，应对风险能力差

北海市渔业互保十几年实践证明，互保为北海渔业生产发挥了一定的风险保护神的角色。但是，这种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据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北海分理处的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北海渔船拥有量达8500多艘，其中小型渔船约4000艘，中型（包括以上）渔船4500多艘，长期活动在海上作业的渔民更达4万人。可在这样庞大的数字背后，参加互保协会的渔船竟不到600艘、渔民也不足2000人。绝大部分渔民群众和中小型渔船未加入渔业互助风险保障体系。渔船投保率仅为应保渔船的13%，渔民投保率不足5%。而农业部渔业局的统计数字显示，同期我国海洋捕捞渔民和20马力以上机动渔船入保率达22%和25%。

2.保险意识淡薄，意外事故时有发生

应该说一个地区的渔业保险发展状况也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渔民保险意识。目前北海市渔民的收入普遍不高，2007年北海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34元，而农民纯收入仅有3846元。当地“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又根深蒂固，家庭的生活和教育支出有很大压力。因此，大部分渔民不愿意够买保险或无力承担保费支出。一方面，北海市渔民不愿买保险或无力购买渔业保险；另一方面，北部湾传统渔场的意外事故却时有发生。这二者形成了强烈反差。近几年来，北海渔船在北部湾传统渔场遭到越南武装舰船抓扣的事件时有发生。据新闻报道，2005年9月23日，广西北海市“桂北渔82018”号和“桂北渔63055”号渔船在北部湾海域传统渔场作业时，遭到越南两艘武装船只的追赶和枪击。2007年7月4日，桂合渔80151号渔船在我国南沙传统疆界线内海域（东经112°18′，北纬5°40′）生产时，被马来西亚炮艇无理抓扣，船上10名船员被判监禁6个月，渔船被没收。此外，渔船的火灾以及碰撞事故也时有发生。

3.缺乏切实可行的地方性财政扶持制度

渔业保险是具有很强外部性的准公共产品。高赔付率、系统性风险、信息不对称等特点，导致渔业保险的“市场失灵”，必须得到税收优惠政策才能产生有效的制度供给。与发达国家大幅度补贴渔业保险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政府对渔业保险的补贴历来非常有限，对农业保险（包括渔业保险）的税收倾斜力度还非常不够。目前，北海市政府还没有出台针对渔业保险的地方性财政扶持制度，渔业保险难以走快走远。由于渔船海上作业的高风险，渔业保险赔付率非常高，所以北海市尚无一家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渔业保险业务。

4.地方性的渔业保险法规亟待建立

目前，北海市还没有对渔船和渔民保险做出相应的规定，地方性的渔业保险法规仍是空白。由此引发船东和渔民投保率低，风险意识淡薄。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渔船等财产和渔民的生命安全都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风险补偿，不利于当地的渔业生产和社会稳定。相比之下，渔业发达的广东、浙江等省对渔业保险均有注明，如《浙江省渔业管理条例》规定第二十五条：渔业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为海上从业人员办理人身保险。

三、推进北海市渔业保险的建议

1.建立健全渔业互助保险

针对北海市渔民投保率低，应对风险能力差的问题，渔业互保机构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渔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树立“诚信”原则，在渔民遭遇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损失后，能够主动、迅速、合理地给予经济补偿，充分体现渔业互保协会对广大渔民的关怀和温暖，力争在三年内将渔民和渔船入保率提高到30%以上。渔业互助保险机构要以对渔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加强行业自律，强化内部管理，规范和完善各项制度，提高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要发挥互助保险扎根基层、面向渔民、服务渔业的优势，协助政府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搞好渔民安全知识普及、引导渔民配备安全设备、倡导渔船编队生产，增强渔民自救能力和互救意识；协助做好灾害紧急救助，在灾害发生后，迅速开展定损理赔工作，尽快帮助受灾渔民恢复生产生活。

保险意识淡薄是阻碍北海市渔业保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从北海市渔业互助保险发展的实际出发，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加大对广大渔民群众的安全教育力度。北海市相关渔政工作部门可以利用伏季休渔的有利时机，对渔民进行海上安全生产基本知识、安全操作技能和渔业安全法律法规的培训，进一步增强渔民的安全意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增强海上自救与互救能力，逐步提高渔民整体安全生产的素质，确保渔船安全生产，扎实推进“平安渔场”、“和谐渔场”建设。宣传形式可以多种多样，2007年浙江省举办了“互保杯”渔民安全知识电视总决赛，题目涵盖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互保、渔船安全生产方面的知识，要求参赛选手必须是一线的渔民和养殖户。既普及了渔业安全知识，又有趣味性，使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这种模式，北海市是可以很好地借鉴的。

2.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

政策性渔业保险是今后我国渔业保险的发展方向，农业部也在积极推进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自2005年以来，上海、浙江、广东和海南等省市在渔业互助保险基础上，以渔业互助保险机构为载体开展了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政策性渔业保险工作的开展，大大提高了当地渔业安全生产的风险保障力度，得到了渔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赞同。渔船、渔工入保率也有明显提高，2006年1-11月份，共有1381艘渔船和12834名渔民参加了政策性渔业保险，获省财政补贴201.7万元。自2006年4月起，浙江省嵊泗县开展了政策性互保试点工作。近两年来，该县的渔工雇主责任险投保面达到了98%，渔工投保由原来的人均2份提高到目前的人均10份以上，有效提高了渔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同时也减轻了政府部门灾后经济补助的压力。北海市政府可以借鉴浙江省舟山市等渔业发达地区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地方政策、财政支持，开展政策性渔业保险试点工作，逐步建立政策性渔业保险制度。3.加大地方财政支持力度

由于渔业本身属于弱质产业，经济效益不高，商业性和互助性的渔业保险，单靠保险的收入难以支持其自身的良性循环发展，需要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和制订特殊的政策保护措施，如实施针对投保渔民的保费补贴和针对承保机构的业务费用贴。一方面：北海市地方财政应针对渔业保险提供相应的保费补贴，吸引渔业生产者投保，并通过自愿投保与法定投保相结合的方式，扩大投保范围；另一方面，除了保费补贴外，政府还可以向经营渔业保险的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业务补贴，以提高其偿付能力，增强经营积极性。2004年宁波市象山县政府专门拨出200万元用于支持渔业保险，当年该县的渔业保险工作硕果累累。参加渔业人身保险人数由2004年的7736人上升到2005年的10002人，渔船保险由2004年的不足70艘上升到2005年的1891艘。至2005年底，全县参加渔船财产保险的渔船达2366艘，共收取保费933万元；参保船员45075人，收取保费1853万元。共理赔3145起，理赔款1228.7万元。他山之石尚可攻玉，那么象山县的成功经验则更应该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甚至是创新。针对目前北海市水产养殖险的空白，地方政府应当“两头扶持”：养殖户购买保险时，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补贴；商业保险公司理赔达到一定风险警戒线的时候，政府在资金上也将给予相应的扶助。

由于北部湾经济区是我国政府批准启动的一个沿海开放经济区，国家对其发展规划有许多扶持和优惠政策。除了对渔业保险进行补贴外，北海市政府还可以向有关政府部门争取对经营渔业保险的承保机构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减免渔业保险承保机构的营业税。因此，如果政府对经营渔业保险的承保机构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减免承保机构的营业税，那么承保机构的税收负担就大大减轻了，商业性保险公司经营渔业保险的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

4.尽早出台地方性渔业保险法规

国外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保险理论认为，渔业保险同渔业本身一样，带有明显的公益性，经营渔业保险不能完全以盈利为目的，其政策目标应与国家农业财政政策相一致，以为渔民提供风险保障，提高渔业劳动生产率、保证食物供应、稳定市场及确保渔民生活水平等为最终目的。当前，我国渔业正处于一个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同时也面临加入WTO后竞争加剧的挑战。为了贯彻国家“依法治渔，以法兴渔”的渔业方针，我国应当对渔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发展资金进行立法保证。同时，对于渔业保险的经营主体、参与主体、收益主体及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立法加以规范，并立法鼓励商业保险机构进入渔业保险。为了尽快改变目前北海市渔业保险无法可依的现状，北海市人大应组织渔政、工商、海洋与渔业局、保监局、互保协会等有关单位和相关专家在依据我国《保险法》、《渔业法》等法律规定，并参照舟山、宁波等地级市制定地方性渔业保险法规的基础上，结合北海市渔业保险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尽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管理机构和相关职能，加强监督管理，引导渔业保险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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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研究范文篇10

关键词：渔业；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建设

渔业科研试验基地是开展渔业资源与生态环境、水产遗传育种、水产生态健康养殖、加工流通与质量安全、渔业装备与工程等重点研究领域科技创新、研究示范、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的一线平台，承担了我国主要海域和江河流域经济类、珍稀类、濒危类渔业生物资源保护、品种繁育、开发利用的重要使命，是支撑现代渔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1]。加强渔业科研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建设，将有效提升全国渔业科技创新能力，为解决现代渔业产业发展新问题奠定坚实基础，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有效举措。本文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水科院”）为例，阐述了渔业科研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的内涵，分析了渔业科研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建设的不足，提出了有关建议，以期为我国渔业科研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建设提供参考。

1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的定义

渔业科研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是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紧密相连的动态过程，呈现出分层次、多元化、阶段性的演进规律。本文认为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可从广义上和狭义上去定义。广义上，是指以适应现代渔业发展需求为基本目标，增强业务能力与保障中心工作的条件建设过程。狭义上，是指装备精良、配套完善、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的状态。从具体特征看，表现为软硬件条件的精良、配套和高效等特征；从发展阶段看，划分为相对落后，基本满足，较好保障，引领发展4个层次。相对落后阶段是指试验基地设施装备软硬件条件落后，无法保障日常科研试验需求。基本满足阶段是指试验基地设施装备软硬件条件一般，基本能够满足日常科研试验需求。较好保障阶段是指试验基地设施装备软硬件条件充足，部分设施装备实现智能化、数字化，能较好保障科研试验需求，并能在其他研究领域开展初步探索。引领发展阶段是指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精良，智能化、数字化程度高，能有力支撑高水平科研试验。

2水科院试验基地设施装备基本情况

根据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状和建设需求，本文将试验基地设施装备分为设备装置、业务用房两大类[2]，其中设备装置主要包括科学仪器、器具设备、特殊装置等；业务用房包括各类建筑物、构筑物、池塘水面等基础保障条件。参照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的4个发展阶段，对水科院试验基地设施装备情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处于相对落后阶段的试验基地11个，占比29%；处于基本满足阶段的试验基地19个，占比50%；处于较好保障阶段的试验基地8个，占比21%；处于引领发展阶段的试验基地0个，占比0%。总体看，水科院试验基地设施装备软硬件条件一般，只能基本满足日常科研试验需求。

3水科院试验基地设施装备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研发现，国内外先进试验基地普遍具有设施建设标准高（高标准的建设选材、高标准的设施选型、高标准的水处理系统）、可控性强（安装先进的传感器，设施可以尽量排除各类因子的干扰，在声、光、温等方面做到标准一致）、操作简便、集成程度高等特点[3-5]。水科院试验基地设施装备与国内外前沿水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1设施装备智能化程度低，现代科研管理推进难

国内外先进基地已实现增氧设施自动启闭、饵料自动投放、远程观察鱼类活动、活体取样自动拉网、全维度可控（容量、水温、溶氧、氨氮、水流速）、残饵自动收集、参数远程设定[6]。相比之下，水科院各试验基地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水平尚处于初级阶段，普遍停留在机房、网络及视频监控等层面，一些智能化基础配套和设备配置十分缺乏，难以支撑现代渔业科研管理。缺少实时水质监测智能装备，无法实现实时水质参数查询、远程增氧、远程投饲、远程智能控制等操作；缺少室内工厂化、池塘、深水网箱养殖自动投饲系统，无法通过分析养殖动物的摄食信息，实现精准有效投喂；缺少水下机器人，无法进行水中稳态控制、多种水质参数的实时测量和水下实时拍摄[7]。

3.2设施装备标准化程度低，系统性支撑能力不强

渔业研究的品种多，各品种生活方式不尽相同，设施装备通用标准化程度普遍较低，一般都需要根据实际养殖对象和需求设计工艺进行定制生产和制作，导致一些科研试验系统存在互换性难度大等问题。总体看，水科院试验基地设施装备建设标准化程度偏低，设施装备难以相互配套成体系，系统性支撑保障能力弱[7]。从渔业机械装备研究与制造方面来看，还没有真正形成从图纸，材料采购、加工，中试试验一系列步骤和应用到每个产品的标准化生产过程和标准体系；从养殖设施研究与建设方面来说，也没有真正形成从水产品品种选择、养殖池塘建设、配套设施建设、废污处理、养殖技术标准和病害防控体系等系列化标准体系。

3.3设施装备布局不合理，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足

水科院试验基地建设主要依靠中央基本建设和修缮购置资金，受单个项目投资限制，一个基地建设往往需要多个项目投入，项目间需要有效衔接。通过调研发现，水科院部分试验基地设施装备布局缺乏统筹规划，配套设施建设不足，一是水电气基础设施落后。太阳能、热泵等新能源设施普及率低，与国家节能减排发展战略要求标准不相适应；陆基养殖系统缺乏地下水保障，夏、冬季节能源消耗较大；基地监控设备落后，设备分辨率低，监控点少，不能满足试验基地的安保需要。二是缺少绿色、高效养殖水处理系统。对陆基水产养殖的源水和尾水进行处理，并进行净化和增氧，使水资源能够重复利用，是今后基地建设发展的首要问题，黑龙江水产研究所渤海水产试验基地至今还是依靠天然温泉水作为源水，未配备尾水处理系统。三是公用设施系统集成化程度低。设备装置规模化、集约化和生态化水平差，缺少微生物技术、新型传感器、物联网等前沿高新技术应用；工厂化循环水、渔光一体化等养殖模式推广程度不够；基地管理服务缺少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手段，难以为基地大数据管理、科学监管提供基础条件。

3.4设施装备运行管理能力弱，相关机制有待完善

一是缺乏基地管理人才。试验基地一般位置偏远，工作环境艰苦，难以吸引人才。二是缺乏长期稳定的运行经费支持。少数基地有稳定的财政运行费支持，多数基地运行费用由各单位承担或课题组科研经费维持。三是设施装备使用缺乏规范性。各单位普遍建立了设施装备使用规章制度、制定了管理办法，按照年度使用计划、实行事先申请，以此规范设施装备运行管理，然而还是存在实际使用情况与计划不符的问题，影响设施装备使用效率[7]。四是尚未形成科学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试验基地管理工作归口分散，有的设有专门管理部门，有的将基地管理职能放在科研处、成果转化处或后勤保障部门等，管理体系不完善。五是设施装备开放共享机制不完善。多数试验基地以承担本单位课题组的科研任务为主，对外开放共享程度不高，存在一定的科研条件闲置和资源浪费现象，未形成开放共享的试验基地网络。

4渔业科研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建设的建议

4.1加强试验基地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

试验基地是业务开展的物质基础，试验基地设施装备水平直接影响业务质量，特别是科技创新领域。加强对试验基地基本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建议成立院所两级试验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院级层面成立由院长任组长，分管院长参与的试验基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研究部署试验基地建设各项事宜，审定和督促落实工作推进计划。所级层面，成立由所长任组长，分管所长参与的试验基地建设工作推进小组，负责落实试验基地建设具体事宜，组织编制试验基地建设规划、编写建设方案、争取建设资金、组织实施具体项目等工作。定期组织召开调度会议，统筹研究试验基地空间布局、设施装备建设情况，从根源上扭转试验基地设施装备布局不合理、现代化建设程度低的局面。

4.2加强试验基地顶层设计和科学规划

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开展试验基地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建立试验基地体系建设规划工作长效机制，为进一步加强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建设打下基础。试验基地建设规划应符合当地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要求，明确功能定位、发展目标和建设任务，切实找准各学科、各专业、各品种，以及产业发展需求，立足现有资源，强化统筹、整合资源、兼顾区域、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明确试验基地建成后的运行管理模式，包括运行机制、责任主体、规章制度、日常管理等具体内容和管理措施等，推动落实机构人员编制。编制好的试验基地建设规划作为安排试验基地建设项目的前提和依据。

4.3加强试验基地设施装备建设的专业指导

充分发挥专家作用，组建试验基地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包括规划设计、工程管理、工艺设备，为全面提升试验基地设施装备现代化建设水平“坐堂问诊”、建言献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由具有高级专业职称或同等专业水平，熟悉工艺、规划、建设、工程相关法律、政策法规和标准规范。专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对试验基地基本建设工作进行跟踪和前瞻研究，制定试验基地设施装备建设标准体系，包括试验基地功能分区布局，业务用房、池塘水面、配套设施建设标准和规模，设备装置配置比例和种类；提出各学科方向对试验基地业务用房、池塘水面、配套设施、设备装置的需求，并提供测算依据；制定各类海水、淡水试验基地智能化建设方案。

4.4加强试验基地设施装备标准化建设

依托试验基地建设专家咨询委员会制定的试验基地设施装备建设标准体系，开展试验基地标准化建设。一是按照生态环保、设施一流、场区优美的理念对整个基地进行功能布局，对试验基地内办公实验区、生活区、工厂化室内研究区、室外养殖区、温室设施养殖区、生态景观净化区等功能单元进行明确定位。二是根据功能定位、研究试验的具体方向、工艺技术路线，确定详细的工艺技术方案，并参考各学科方向试验需求测算依据，确定业务用房、设施装置、池塘水面、配套设施等建设规模。三是参考设施装备建设标准体系，按照渔业品种、学科方向，设计试验基地建设内容，开展标准化的实验室、试验车间、试验池塘等业务用房建设，配置标准化的循环水系统、水处理设施，配备相应数量、相应学科方向的仪器设备，实现试验基地设施装备标准化建设。

4.5加强试验基地智能化、数字化建设

逐步有序完善试验基地物联网建设，推广使用智能化、自动化和可远程控制的智能设备，有效降低人力消耗，提升试验基地的实时控制和精确化管理水平，最大程度提升试验基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工作效率[8]。依据《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年）》，推进智慧水产养殖，构建基于物联网的水产养殖科研管理系统，推进水体环境实时监控、饵料精准投喂、病害监测预警、循环水装备控制、网箱自动升降控制、无人机巡航等数字技术装备的普及应用，发展数字化试验基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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