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论文范文10篇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1

关键词：老子无为而治现代管理

一、“无为而治”——老子管理思想的本质

1.“无为而治”思想的人性假设

一切管理理论都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前提。老子虽未明确将人性假设作为管理前提，但也曾系统地探讨过人性问题，且有意无意地将之作为管理的前提。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了“自然人”假设，认为人和自然一样也有其规律，管理措施须符合之才有效。所以他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本来如此之意）老子强调管理者要通过无为的策略来获得民心，认为管理者能以“无为而治”理念进行管理，将收到“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效果。何谓“无为”？其义包括：其一在个人方面少为，在政治方面“近朴还淳”；其二率性而为，人皆有有所能，有所不能；其三因势而为，人或社会能随时势走就是无为。其四顺理而为。

2.休养生息和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是实现“无为而治”思想的重要措施

实现“无为而治”需两条措施。一是休养生息。“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三章）指执政者治理天下，要使官吏少私寡欲，使人民得到温饱，弱化人民的期望值，增强人民的体魄和自立自强精神，使百姓淡化政治斗争意识，减少贪欲。“无为”不是主张人们不为，而是反对违反自然规律的妄为。用无为的态度去对待一切，顺应自然的规律，辅助万物自身的发展，不勉强用人为的力量去干扰它，不背离自然规律去追求个人的目的。另一措施是管理者加强自身道德修养，达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老子指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八章）强调统治者应当行善有如水的品格，把自己摆在行善的地位，心胸总是保持宽广和宁静，交往总是讲求爱人利物，说话总是讲求诚信可靠，行政总是追求民众安居乐业，做事总是讲究创造实效，行动总是讲究抓紧时机。这种策略恰恰是大智慧，因为一味争强好胜，易心劳神伤，退避三舍，则海阔天空，以柔克刚，则无往而不胜。

二、“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二十五章)即道、天、地、人都是“大”的。老子把人看得如同道、天、地一样伟大，由此可以看出其思想包含着“以人为本”的思想。老子认为管理者践行“以人为本”管理思想应做到：“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四十九章）”即管理者没有自己固定的意志，总是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以善待民、以诚信待人。其次“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三十六章)，即要让老百姓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先满足老百姓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基本需要。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积极性。第三，在如何吸引人方面，做到“江海纳百川”，惟有这样才“方为百谷王”。

三、矛盾转化的辩证管理思想

第一“反者道其动”的规律。反，是矛盾对立斗争的体现，对立斗争是道的运动发展的动力，是普遍规律，万事万物皆然。这是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高度概括。第二“祸福相倚”的思想。“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揭示了祸与福相互依存、相互贯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关系。这对现代管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思想。“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六十四章）这一论述揭示了质变总是由量变引起，它鼓励人们勇于尝试，不能沉溺于空想当中，还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开始做，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小做起，成功在于不断的积累。

四、对当代管理的启发

第一，以人为本——人是管理因素中的最重要因素。管理国家与企业最关键的是处理好人的问题，应重视人的因素。正因为人才是管理中最重要的资源，松下幸之助说：“经营的基础是人，尽管有钱、有产品，要是没有一个会利用这些的人才，那这些东西也产生不了作用，人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管理中要坚持人本理念，尊重人才、重视人才，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第二，无为而治——管理措施须符合规律顺应民心。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为，履行职责做到无为。社会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绝大部分与某些政府部门职责不到位有关。另一方面，政府应顺其自然而不为，遵循事态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不侵犯百姓的自主权不干扰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就是越位，而这往往也是我国政治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需要改变政府越位不到位的弊端。这一规律还告诉我们在引进或学习西方的管理制度时，要结合本国实际不能照搬照用，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国人的心理规律，是否顺应民心容易为人民所接受，否则达不到预期效果。

总之，老子的管理思想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只要我们能将老子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的管理思想结合起来，完成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就能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发展和管理效能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唐突生:老子哲学与人生智慧[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淦述卫邓海兰:从老子管理思想到现代企业管理[J].当代经理人，2005，(05)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2

20世纪是中国历史突变的时代。引起这场突变的因素有来自西方的冲激，也有来自传统自身的裂变。这种变化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种变化又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它直指人们的心灵深处。中国古典艺术的终结和近代艺术萌发的新旧交替和转型就是这种变化在艺术领域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与教育是以诗书礼乐作根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的文化理想。西洋文艺自希腊以来所富有的“悲剧精神”，在中国艺术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且往往被拒绝和闪躲。人性中那些只有通过剧烈的内心矛盾才能发掘出的深度，往往被浓挚的和谐愿望所淹没。在中国文化里，从最低层的物质器皿，穿过礼乐生活，直达天地境界，是一片混然无间，灵肉不二的大和谐，大节奏。（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见全集第二卷）中国当代有的美学家还不厌其烦、一论再论“美是和谐”的观点，可见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追求，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肯。古典和谐美作为古代艺术的理想，它要求把构成艺术的多种元素如再现与表现，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时间与空间等处理和组织为一个平衡、和谐、稳定、有序的统一体。古代艺术的实践实际上也基本上是用这种理想来规范和陶铸的。

中国古典艺术发展到明清时代已进入到一个平淡而多彩的以表现世俗和人情为核心的广阔世界。小说和戏曲成为这个时代文艺的代表。明代资产阶级因素的萌芽和发展，使得下层的市民文艺和上层的浪漫思潮得以蓬勃展开，袁中朗、汤显祖、冯梦龙、吴承恩、李贽等风靡一时并连成一气。不料满族入主中原，强制推行保守的文化政策，“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盘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从文体到内容，从题材到主题，都如此。”（李泽厚《美的历程·十》）于是浪漫变成了伤感，对朴实而充满朝气的市井生活的描绘变成了对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揭露。到晚清，伤感愈深甚至悲鸣，激愤愈烈甚至革命。所唱是《爱国歌》（康有为的一篇长诗），所见是《革命军》（邹容），所闻是《盛世危言》（郑观应）、是《警世钟》（陈天华）……古典主义的和谐完全被历史的巨轮所辗碎。石门锁不住，黄河入海流。近代的帷幕艰难地升起，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美术革命、还有文界革命、戏剧改良，一时间舞者如潮。

如同中国近代文化的变革有一个从器物到制度、心理逐渐深化的过程一样，近代艺术演变也有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合中西成新体的渐进过程。比如，诗界革命就未能突破旧风格，而是“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小说界革命也存在“新小说之意境”与“旧小说之体裁”的矛盾，而美术革命也意识到要改良中国画，不能只限于模仿一点西洋画的技法，而必须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还有古文的衰微与新文体的诞生更是如此。如梁启超则以文章革新家的气度与胆识，在从古体文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无所顾忌地博采一切于己有用的古文、史传文、辞赋、骈文、佛典、语录、八股文、西学译文、日本文字句法，打破古今中外各种文体的界限，不名一家而自成一体，即所谓“新文体”。新文体的特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有这样的归纳说明：“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这里除提及“外国语法”一点之外，其余都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联。特别是他能在晓之以理的同时，又动之以情，且两方面都极度扩展，并行不悖，更是发扬了情理并重、一体圆融的古典艺术精神。因此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可以说近代艺术是在西方文化的刺激下中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内在发展。

中国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是建立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理性早熟的农业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其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温柔敦厚、和谐圆满为审美理想的古典主义艺术文化模式。“有进步则有过渡”，中国艺术文化的发展进入到了这一过渡时代，在这个时代，新的艺术文化模式在酝酿，形成之中。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聚合。首先，它不能是无根的，它应该是传统的新发展。其次，它又面临着西方艺术文化的挑战，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作出回应，最后，它整合各方面因素，形成一种审美价值观，并树立一种典范，形成主流。由典范的传承、审美心理的积淀，就形成了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艺术文化传统，凝结成一种新的艺术文化模式。

艺术，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在20世纪初的中国，如同复杂的社会现实一样，呈现出一派繁芜景象。尚变是这个时代艺术文化的一大特点，因此，艺术以及作为表达并规定其思想方向的美学很难得到系统而周严的思考，而更多地表现在对引起社会生活中审美变化的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回答与倡导上。这种解答与倡导也往往是通过对西方美学理论的介绍和对中国传统的艺术理念的改造而实现的。下面我们对20世纪初中国的艺术哲学和美学理念在其现代转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评析，我想这对于新世纪的艺术理论建设和艺术实践导向仍然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二、艺术与哲学

人类对宇宙人生的感叹和认识，最初是通过原始的歌舞、祭祀等艺术活动表达的，哲学思想、艺术作品、嘉行懿德、相通为一。中国哲学对宇宙人生之道的把握，实际上是凭一种浸透着主体生命意识的诗性直觉。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都带有浓厚的诗人、艺术家素质，而中国诗人的灵性从来就涵泳着一种悠悠的形上情怀。中国哲学是诗性的，中国艺术是高妙的。这是一个方面。

世纪之初，于艺术与哲学均有深造者，若唯举一人，则独数王国维。王国维从康德、叔本华那里吸取了一些美学观念，并竭力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结合起来，在分析中国古典艺术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主张，从而开中国近代美学之先河。对艺术（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他说儒家之经典如《系辞》上下传与《孟子》、戴《记》乃为“aaa最粹之文学，若自其思想言之，则又是纯粹之哲学也。”周、秦诸子以至濂溪、横渠、朱子、阳明，“凡此诸子之书，亦哲学，亦文学。”如舍其哲学思想而欲全解其文学，“是犹却行而求前，南辕而北其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唯以其纯粹，故哲学与艺术通而为一。此纯粹乃指哲学与美术（文学艺术）为天下“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因为“哲学与美术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故不能尽与一时一国之利益合，且有时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若夫忘哲学美术之神圣，而以为道德之手段者，正使其著作无价值者也。”王国维强调哲学与美术的独立价值，并形容如若能对其有深味自觉，“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在国危如线，世变急剧的时代，王国维将学术之独立性拔高至此，在当时看确乎显出有些不合时宜。他不得不感叹今纯粹之哲学与纯粹之美术之不能得势力于我国思想界矣。

当时思想界之状况如何呢？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举其主流有如下数支：“第一，我自己和我的朋友。继续我们从前的奋斗，鼓吹政治革命，同时‘无拣择的’输入外国学说，且力谋中国过去善良思想之复活。第二，章太炎（炳麟）。他本是考证学出身，又是浙人，受浙东派黄梨洲、全谢山等影响甚深，专提倡种族革命，同时也想把考证学引到新方向。第三，严又陵（复）。他是欧洲留学生出身，本国文学亦优长，专翻译英国功利主义派书籍，成一家之言。第四，孙逸仙（文）。他虽不是学者，但眼光极锐敏，提倡社会主义，以他为最先。”所举清末思想界之重镇，或鼓吹政治革命、种族革命，或提倡功利主义、社会主义，在王国维看来，他们“不知学问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虽时有学术上之议论，不但剽窃灭裂而已。”而文学界，如诗界革命等，“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他强调“欲学术之发达，必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而后可。”（《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的声音在当时救亡图存的热浪中几被淹没。然从历史的高度、从学术建设的角度观之，可谓“大音希声”而不为过。

作学术之哲学观之可能，言二者皆具独立之价值，皆以真理为志，未免过于简略。具体而言二者之对象、之本质又有相重叠相联结之处。王国维说：“今夫人之心意，有知力、有意志、有感情。此三者之理想，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也。”（《哲学辨惑》）又说“感情之最高满足，必求之文学、美术”（《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又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文学小言》）。可见，重视感情和知力为哲学与艺术所同然，而尤以感情为重。“感情生活之发展之最高者，美之理想也。”而“真理之智识使人辨别事物，而不能使之爱好事物。善良之意志足以匡正人心，而不足以感动人心。”因此欲使人间生活进入完全，尚需“真知其为美而爱之者”。我们的灵魂，只有“达于审美之醒觉”，方可“达人类之理想之境遇”（均见《霍恩氏之美育说》）。王国维正是具有“知”与“情”兼胜的禀赋，这使他足以融中西通古今，由哲学而观艺术，而成为中国近代美学之开山。至于这种禀赋也不幸使他深陷于感情与理智的矛盾痛苦中而无以自拔，终至成为一个以自杀来结束自己的悲剧人物，这一点另当别论（参见叶嘉莹著《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这一时期艺术哲学的主题当是集中在情感与理智、理想与现实、内容与形式几点上。下面就此分别作一简要论述。

三、情感与理智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乃“为中国文化转一新方向”，“其哲学之立脚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当代也有一些学者指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ofradicalization）”，&127;“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性思考”（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香港中文大学廿五周年纪念讲座第四讲》）。可见情感在中国近代思想上所受的重视。

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国势阽危，救亡图存成为每一个有觉悟的中国人意识的中心。但在如果救国的问题上，主要有两股潮流，一些人要推翻专制，进行政治革命；一些人提倡教育救国，再铸国魂。两者可以说是互为补充，殊途同归。他们都十分重视国民的情感状态。前者以自己“笔锋常带情感”之文章来激起民众之忧愤，因势利导，以为其政治宣传服务，而自觉地把文学艺术作为救国的一种手段。后者侧重于通过情感教育来改造国民的落后、愚昧，医治国民之精神涣散。情感教育，或曰美育，或曰艺术情感教育，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由微至显，蔚然发展成潮，由王国维发其端、蔡元培揭其旗而晚期梁启超总其成，形成鼎足而三之势。

这里还得从鸦片说起。鸦片之于我国政治、经济以至国民精神方面损害大矣。明知其害，为何染指者众而渐成风？王国维究其原因说：“此事虽非与知识、道德绝不相关系，然其最终之原因，则由国民之无希望，无慰藉。一言以蔽之，其原因存在于感情上而已。”（《去毒篇》）用禁焚的办法去制止，王国维认为是舍本求末，因为“我国人之嗜鸦片，有心理的必然性。”（《教育偶感四则》）心病还需心来医。王国维说：“感情上之疾病，非以感情洽之不可。必使其闲暇之时，心有所寄而后能得以自遣。夫人之心力，不寄于此，则寄于彼，不寄于高尚之嗜好，则卑劣之嗜好所不能免矣。”故而若欲抑制卑劣之嗜好，不可不易之以高尚之嗜好。培养高尚的嗜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美育的宗旨。美育是拯救国民精神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鸦片毒害的积极办法。“故禁鸦片之根本之道，除修明政治，大兴教育以养成国民之知识及道德外，尤不可不于国民之感情加之意焉。其道安在？则宗教与美术二者是。前者适于下流社会，后者适于上等社会，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兹二者尤为我国今日所最缺乏，亦其所需要者也。”（《去毒篇》）以宗教为“去毒”剂，这一点后来为蔡元培所修正，而提倡美育则为蔡元培所发展。

王国维的“美者，感情之理想”，“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以及美育“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故称“美育即情育”（《论教育之宗旨》）等，其论虽精粹，然在当时并未能引起多大反响。美育在国民教育中的位置和意义的确立，是在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发表《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之后。在蔡元培的教育体系中，有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育。其各自作用，“譬人之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可见美育之地位。那什么是美育呢？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教育大辞书》上册，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742页）怎样具体陶养呢？他在《以美育代宗教》中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人损人之观念，以渐消沉者也。”又说：“美术的教育提起一种超利害的兴趣，融合一种划分人我之僻见，保持一种永久和平的心境。”（《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在美育这一点上，蔡元培的思想较王国维更进一步，一方面表现在他自觉地将美学理论与教育结合起来。他的美学理论主要是从康德而来，他的美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美感的心理分析无不如此。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受康德的影响之处也颇多。此处不论。另一方面，他注重美育的具体实施方法。认为“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的知识，而普及社会。”具体来说有家庭的美育方法、学校的美育方法和社会的美育方法，“一直从未生以前，说到既死以后”，他强调因材施教和结合中国国情，以达到“真美”的目的。蔡元培以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和国民政府大学院长等行政的力量，把美育列为新式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其影响力自然比王国维这样单纯的学者要强得多。

如果说王国维和蔡元培的美育说是侧重于情感的社会意义和独立价值的各自研究（由于缺乏社会实践的观点，二者没有有机统一起来），尤其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就是要代替孔教，否定对孔教的膜拜，是符合新文化运动的潮流的。晚期的梁启超则从研究情感本身出发，论及情感与理智、艺术情感教育诸问题。

梁启超认为“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它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情感为何如此神通广大呢？他说情感作为“生命之奥”，是人的一种本能的、实际的存在，它又能超越本能、超越实际。他把情感和理智作为人类两大精神因素，又努力将它同理智区别开来，他说“用理解来引导人，顶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象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梁启超把情感和理智对立起来，说“情感这样的东西，含有神秘性，想用理性来解剖它，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情感能变易情感，理性绝对不能变易情感。”（《评非宗教同盟》）因此情感的陶养就变得十分重要。情感陶养就是情感教育。情感教育的目的是扬美善，弃恶丑。怎样来发挥情感教育的作用呢？他认为艺术是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因为在他看来艺术的本质在于情感。这样发挥情感教育作用，重点就在于艺术的创造和欣赏。艺术的情感教育就是要在“移情”的基础上，达到“移人”的目的。移情侧重于艺术创造者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全盘表现，移人则是欣赏者所感发而达到的一种境界。有了这份真情，还要善于表达。“因为文学是一种‘技术’，语言文字是一种‘工具’，要善用这种工具，才能有精良的技术；要有精良的技术，才能将高尚的情感和理想传达出来。”（《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当然艺术家的修养是第一位的，就是要把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升aaa，向里体验。”这既是美的要求，也是善的要求。屈原、陶渊明、杜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同时梁启超也十分注重研究“哪一种情感该用哪一种方式”表达。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列举了五种表情法：即奔迸的表情法，aaa荡的表情法、含蓄的表情法、浪漫派的表情法和写实派的表情法。这对于中国诗歌表情艺术的总结，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世纪之初的这股情感思潮是对中国古代情感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王国维的超功利的美和高尚的嗜好中的悲观情调是传统的老庄思想与康德、席勒，尤其是叔本华的美学相结合的产物，蔡元培温文尔雅的性情，完全是一个儒者的形象，但他既强调美的超脱性，又把情感愉悦性作为美的享乐的前提。而梁启超把情感作为生命的底蕴，甚至排斥理智，具有更浓的近代人文主义色彩。

情感思想蔚然成潮，是与中国近智的萎缩相联系的。近代中国先进的思想体系的建立、或者是托古改制，还要披着经学的外衣，或者向西方寻求真理，要么以弱肉强食为人类之公理，要么模仿几何学、代数学建构体系，总觉情寡而理枯。传统中国哲学的“理”范畴演变至近代的情形，由王国维的《释理》一篇可窥全貌。他说“理”之概念“其在中国语中，初不过自物之可分析而有系统者抽象而得”，至朱熹把“理”形而上学化，说“理即太极”，并认为“天理”可以体认、可以“自证”等，王国维批评程朱的根本谬误在于把“理”视为“别若一物”。朱熹又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这样又赋予“理”之一字以伦理学上的价值（善）。戴震所谓“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aaa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与朱熹一样，把真与善“尽归诸理之属性。”王国维对这些传统观念进行了批评，他严格区分了真与善、理性与德性、行为的动机和标准，认为“理性者，推理之能力也。”“不过吾人知力之作用，以造概念，以定概念之关系，除为行为之手段外，毫无关于伦理上之价值。”这样就把传统的“理”范畴的意义确定在认识论和逻辑学上（理性、理由），而剔除掺杂其中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意义。其结果这一范畴的内涵是清晰多了，然而却也清瘦多了。王国维的《释理》一篇之很得运用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来重建儒家哲学的形而上学的现代中国哲学家冯友兰的同情，谓其“用现代哲学”“用现代逻辑的话说并不难以理解”（《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十九章）就不难理解了。

四、理想与现实

康有为悬“大同”为社会之理想，用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说反对封建主义，旨在“使人人皆得其乐、遂其欲、给其求”，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乌托邦。而现实却尽是束缚人的网罗，“如地狱矣”（谭嗣同《仁学》三十八）。于是有人起而大声疾呼要“冲决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天之网罗”（《仁学．自叙》）等。理想与现实之悬隔若云泥。理想与现实之不隔如何实现？在当时只有诉诸艺术，诉诸艺术的“境界”。

王国维的“境界”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他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云：“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人间词话》，以下引此书，不另注）这些都比较好地论述了艺术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统一。理想与自然是艺术境界中矛盾统一的两个基本方面，在王国维境界理论的营造上“颇具纲领意味”（佛雏著《王国维诗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73页）。所谓“入”与“出”、“隔”与“不隔”、“有我”与“无我”均围绕此纲而展开。

艺术境界中理想与现实的统一，需要艺术家深入宇宙人生，却又并不粘滞，在“入”与“出”的交错深化中得以体现。王国维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入乎其内”就是要能“体物入微”，重视外物，能与花鸟共忧乐，对一草一木都有真实之意。这样对象的“生气”与美才能写得出来。又要能“出”，即“有轻视外物之意”，轻视外物，故能奴仆风月，借以体现人的理想。此外“能观”一词也颇值玩味。王国维曾说：“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人间词乙稿序》）这里的“观”不是孔子“诗可以观”的“观”，而来自叔本华美学中的“直观”与“静观”。能观之“我”需是从生活之欲中解脱出来，“犹积阴弥月而旭日杲杲也”，“犹鱼之脱于罾网、鸟之自樊笼出，而游于山林江海也。”（《红楼梦评论》）之自由纯粹的主体，王国维反复强调“无我”，“胸中洞然无物”，即是无“欲之我”，无物持碍。因为“美术之为物，欲者不观，观者不欲”，王国维有“悠悠然七尺外，独得我所观”之句正是此意。要之，诗人必“无我”而后“能观”，以达到“审美的领悟”。这正是“诗人之眼”的卓越处。“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前者可建树“一时之功绩”，后者却往往能观照和再现“天下万世之真理”，相形之下，自有高致。

“入内”与“出外”，均需自然真切，无迹可寻，方能有境界。是造作因袭还是自然真切，这便是区分“隔”与“不隔”的标准。简单地说“真”便不隔。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中，&127;“不隔”便有原作“真”处（佛雏校辑《新订〈人间词话〉广〈人间词话〉》，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年，第87页）反之，不真便隔、便无境界。王国维说：“境非独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这种“真景物”“真感情”，来源于诗人体物之妙，而真情更显得关键。因为“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文学小言》）。唯有情真、景真，才能使“读者但觉亲切动人”，“精力弥满”，才能不隔。否则“其谁信哉”！王国维把真与美（意境）紧密联系起来，以真作为判断意境美的认识论基础。但他对真的要求也不尽相同，他说“主观之诗人”侧重于表现（抒发）主观的真情实感，这种真是本源的，源于本性，因此它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强调的是“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赤子之心”。“客观之诗人”侧重于再现（摹画）客观的真景实物。有人将王国维“境界”说的审美标准概括为“在审美观照中客观重于主观，在艺术创作中再现重于表现，两者密不可分。”（佛雏《王国维诗学研究》，第195页）其当否且不论。但从字面上看似乎是只针对客观之诗人而言。王国维确说过“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大诗人既具真性情，又知真世相。正所谓“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也。”知“隔”与“不隔”只在一个是否“真”上，类而推之，其“情隔”与“景隔”也即在情是否真景是否真上，具体而言之是也。事实上情不隔而景隔，或者景不隔而情隔都不能达成完美境界，“有我之境”如此，“无我之境”亦然。

王国维在此强调“真”与“美”的联系，使我们联想到梁启超在晚年也很重视“真美合一”（《美术与科学》）。他读杜甫《羌村》、《北征》等描写入微的诗篇，觉得“这类诗的好处在：事实愈写得详，真情愈发得透，我们熟读他，可以理会得‘真即是美’的道理。”（《情圣杜甫》）梁启超侧重强调的是观察“自然之真”。他也指出过“自然派文学，就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淋漓尽致，真固然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欧游中之一般感想》）对自然主义的批评是恰切的。当时社会上泛滥的黑幕小说可以说是自然主义的末流，在20年代思想界又泛起一股“真情之流”，&127;宣扬“唯情哲学”，与上面论及的情感思潮及其对“真”的强调也不无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实现的途径，不得已在艺术中追求其统一，这也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情。而悲剧正是那个时代最好的精神慰藉。在中华民族的危急关头，王国维一反人们仍习惯于传统的“乐天”苟安精神，敏锐地发现了《红楼梦》这部“悲剧中之悲剧”的重要价值。他认为“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红楼梦》的作者正是“以生活为炉，苦痛为炭，而铸解脱之鼎”。以审美的方式来解脱痛苦，从现实看它是悲观消极的，然而其精神价值自不可抹杀。

五、内容与形式

20世纪初，从艺术文化方面看，是一个内容爆炸而形式贫乏的时代，是死的拖住活的的时代。艺术界，革命之声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如同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所言：“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他所提倡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文界革命，为改革现实的需要，多注重新名词、新思想和新意境这一属于内容的方面，而对旧风格，旧体裁这一属于艺术形式的方面确很少触及。我们知道，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依赖内容。在一定的范围内，内容的变化并不会引起形式的立即变化，形式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在这个过渡时代，艺术发展的实况是内容和形式之间虽然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而中国古典艺术形式的独立性并没有最后突破。在这时，王国维提出了“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下引此文，不另注。）的命题，可以视之为掀起的艺术形式革命的先声。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3

有为与无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实际中没有绝对的有为、无为。所以我们不能绝对地追求有为，或保持无为。从无为可以到有为，从有为又可以回到无为的状态。人在实际中的工作，可以算是有为，而功成身退是回到无为的一种表现。

有为在老子学术中，有盲目作为、主观作为的含义。盲目作为、主观作为是会造成人们在个人在实际中的损失的。所以说：“盲目作为的人会有所失败，固执己见的人必定会有所损失”（虽然盲目作为或固执己见并不会全部都失败，但却是招致失败的原因）。要使个人不至于在实际中的损失，那就要去除个人的主观的、盲目的行为。

有为、无为是相对而言的。纯粹的有为（过度的作为），只会伤精劳神。纯粹的无为（不作为），是庸碌的表现。人的行为皆发于心，在实际中无为，而心理上有为，也是有为的表现。所以善于修养无为的人，必先修心。以无为的状态为根本，而在实际中有所作为。从无为的状态，到不主观、盲目地作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们在实际（大道）之中的“德”，避免在实际中遭受损失。我就是我们学习、研究老子学术的根本。

第二部分老子学说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借鉴作用

随着现代我们研究管理思想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发现我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对现代管理的影响之大，尤其对于我们在寻找一种“中西合璧”管理模式的国家，其价值更为巨大。我认为，老子的学说对现代企业管理至少有如下一些借鉴：一、注意树立正确的企业价值观老子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这正道出了企业永葆活力的真谛。老子所言：“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正因如此，许多著名企业都把服务社会作为企业的价值取向。二、注意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老子提出：“治大国如烹小鲜。”就是认为要爱民治国，这与现代管理理论提倡的激励员工，最大限度发挥员工积极性有相通之处。三、注意辨证地看问题管理是否卓越，与管理者的思维方法有很大关系。善于辨证思维的，会在危机时抓住机遇，从而反败为胜；在顺境时，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四、注意管理者的品格修养老子提出：“上德若谷”，“上善若水”等等，说明了他对管理者品格的看重。这与现代领导科学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强调影响力的作用不谋而合。

老子不愧为大智者，他的“无为”、“不治”的主张，开启了“治”与“为”的另一扇大门，使管理者出乎其上，又入乎其内。无论历史还是当今，无论中国还是外国，老子的思想对治国和经营管理的影响都随处可见。第三部分“无为”和领导思想

老子“为”的最高原则是“为无为”。“为无为”首先是为。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为乎？”，也就是说一个领导者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要治理一个单位、地方或国家，能什么都不做吗？很显然，他不能，他必须有所作为。老子的哲学中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在为的时候，要根据“道”的原理，也就是规律去办事情。做为一个领导应认识事务及领导的规律、原理，然后根据事务及领导的规律、原理去工作。他关注的事务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他的目的是内政通人和、外春和景明，他领导的航船一帆风顺，就是前有暗碓，他也能凭借对“道”的认识，已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这就是“为无为”。“为无为”也就是不能不顾规律妄为、甚至胡作非为。“为无为”是一种这样的为：在该不为的时候就不为，在该为的时候就要为，这是一种恰到好处的难得造诣，它体现的是事物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也是才能方法论中最特殊、最智慧、难度最高的、效益最好的技术。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美国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就是这样一个领导，他在已连续四届担任美国联储会主席之位，在1987年到1998年中有几次这样的记录：他曾在1994年2月到1995年初不到一年的时间竟7次提高利率；也曾在三年里，他领导的联储会几乎没对利率做过任何改动。但是这个时期却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上升时期之一。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4

在管理学的几个主要分支中，战略管理学（StrategicManagement）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一般认为只有在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战略管理才形成了真正的理论体系。在商学院里，战略管理学在此以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一直依赖案例作为研究和教学的手段。今天，战略管理学与管理学的其他领域一样，被视为广义的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上，战略管理学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通过在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做出的。

我们试图通过对国内管理学刊物上发表的战略管理论文进行检阅，试图对中国战略管理学研究现状进行评估。在进行调研与分析之后，我们选取国内两份典型性管理学刊物《管理世界》和《南开管理评论》，对它们2003年全年中发表的论文进行了研究。

战略管理学的主要课题包括：战略制订与实施、战略规划与决策过程、战略控制与报酬制度、资源配置、多元化与组合战略、竞争战略、合作战略、总经理的选择及其行为、以及高层管理团队的组成与机制。按照这些标准，我们分别从两本刊物的论文中确定二十三篇（《管理世界》）和十九篇（《南开管理评论》）战略管理论文。

我们发现，第一，国内战略管理学研究从内容上讲尚停留在学科“边缘”。

出现频率最高的题目属于“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董事会”这一类，共有约11篇论文；其次为“竞争力／竞争优势”类与“跨国公司／国际战略”类，各有6篇左右；其他至少有三篇的还有“创新”类和“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类。

如果把这一结果与前述的战略管理学的“领域陈述”相对照，可以看到本领域内一些最基本的课题，例如属于战略内容的行业分析、战略组别、商务层战略、横向多元化与纵向一体化、合并与兼并等，以及属于战略过程的决策机制、结构选择等，均未得到应有的位置。

在出现的课题中，除了“竞争力／竞争优势”一类外，其他几类均属跨领域的课题，而不被视为战略管理的“核心”内容。比如，“公司治理／股权结构／董事会”也是经济学、金融学、和会计学的课题；“跨国公司／国际战略”是国际管理与战略管理的交叉领域；“创新”在管理学中自成一系；而“企业家／职业经理人”则可视为战略管理学的一个半独立的分支。

第二，规范型论文偏多，实证型不足。我们把管理研究论文分为规范型、描述型、文献型、概念型、实证型、定性经验型以及以演绎数学模型为主的类型。我们的研究发现，规范型占17％，实证型占24％，描述型占38％等等（一篇论文可同属于几种类型）。

所谓规范型指的是表明立场或是政策性的文章，规范型论文在国外学术界并不被视为严格的学术性论文，而是经常出现于面向企业管理者或政策制定者的刊物，如著名的《哈佛商业评论》。

规范型论文，特别是明显带有政策建议目的的文章存在于本应以理论研究为宗旨的学术刊物中，一向被海外学术界视为国内管理学研究水平低下的一个标志。当然，在主流刊物上发表的典型的战略管理学论文也经常谈及理论的实践意义，但是这往往是指对于企业的“管理意义”，而非对于政府的政策含义。毕竟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服务，而非作为政府管制的依据。

虽然我们从论文整体上考虑只划分了7篇规范型论文，但我们还是在其他许多论文中看见了“规范性”或“政策性”的倾向，即研究者在针对企业对象做出了研究和分析之后，却自然而然地试图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

实证型则是以定量分析验证理论性假设，它是推动当代管理学理论研究工作最主要的方式。实证型论文——只占了总数的四分之一不到。这是直接反映出国内管理学研究水平落后的标杆性指数。

描述型论文以案例或数据描述现象，而不涉及实证分析。占最大比例的描述型论文虽然学术贡献有限，但毕竟也是一种贡献，因为数据与现状的描述是进一步分析工作的必要步骤，也是与我国管理学研究工作的现状相匹配的。

但我们对中国管理研究的发展前景却有理由表示审慎的乐观。最大的可能之一是在中国背景下创建出新的理论。例子之一是BoisotandChild（1996）关于中国社会和企业现代化道路的论述，他们认为与西方从官僚制到市场化的进程不同，中国企业是从封建采邑制（fiefs）到家族制（clans）、向“网络状资本主义”（networkcapitalism）发展的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所说的新理论，并不是经常被滥用了的“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后者明显受限于背景而缺乏有效性（validity）和普适性（generalizability）。我们认为一般而言理论受限越多，对人类知识的贡献就越小。极端受限的理论就是单个案例，因为它对其它个案没有适用性。鼓吹这种“理论”，特别是它对中国企业的指导作用，实际上是把理论贡献和实用性混为一谈。

我们的一个强烈感受是，中国的战略管理学尚有待于摆脱其他传统、尤其是经济学的“影子”，而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每期《管理世界》的15篇左右论文中，一大部分是各种关于经济学的课题，只有一小部分才与管理学有关。有些自称属于战略管理类的论文，实际上却是在行业层面（industrylevel），而非企业层面（firmlevel）上展开分析。而充斥于这两种刊物的管理学论文中的各种政策建议，也反映出根深蒂固的经济学思维倾向，即为公众利益服务、为政府的宏观和产业政策提供依据，似乎管理学就是为社会谋利的、改良了的经济学，而管理学所特有的为企业服务的立场却失落了。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5

为了进一步落实教育部《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努力提高新任校长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切实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能力和水平，使“**”期间新上岗的小学校长能掌握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知识和技能。经研究，决定举办**县“**”第一期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未取得小学校长任职资格证书的小学正、副校长和校长助理（具体培训名单见附件）。

二、培训目标

通过培训，帮助校长树立正确的办学思想，具有履行职责必备的思想政治素质、品德修养、知识结构和管理能力。

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熟悉邓小平教育理论，明确办学方向；熟悉国家的教育法规和政策，具有依法治校的意识和能力。

了解当代社会发展形势和国内外教育改革与发展动态，了解教育科学新知识，掌握素质教育基本理论和教育科研的基本知识、方法，提高组织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了解现代管理科学知识，掌握现代学校管理理论和方法，了解现代教育技术发展情况，提高科学管理学校的水平。

树立开放性的终身学习观，增强自我学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提高人文和科学素养。

二、培训内容和授课时数

本次培训采用学分制，共计300学分。其中210学分为集中培训，包括政治理论、教育政策法规、教育理论与实践、学校管理理论与实践、小学教育科研等内容为主的课程；90学分为实践调研，包括县内外学校实践考察学习和学员在岗研修等活动。具体内容及课程安排另见教学计划。

三、培训时间和形式

培训时间定于2007年12月至2008年5月。培训形式采用集中培训和岗位实践相结合、理论研讨和观摩交流相结合。第一阶段培训时间为2007年12月27日、28日两天，其余时间另行通知。

四、报到时间与地点

参训学员须于2007年12月27日上午8时15分前到县教师进修学校报到，8:30举行开班典礼并正式上课。

五、考核与结业

（一）学员学完每门课程后，都要进行考核。考核包括必修内容的理论考核、学员结合工作实际撰写的专题论文、研究报告或教改方案的撰写，以及学员参加面授的考勤和自学、研讨等内容。

（二）培训期间每位参训学员应结合学习及管理实践，撰写一篇教育教学管理论文；县外学校实践考察结束后，参训学员要上交一份考察报告。论文和考察报告成绩作为结业考核的重要依据。

学员学完本教学计划规定课程，经考试、考核合格，**县教育局和**县教师进修学校发给由浙江省教育厅统一印制并中编号的《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合格证书》。

六、培训费用及其他事项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6

一、企业管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位置

国内外专家对企业文化所涵盖的内容与范围，有着不同的研究成果与表述，而较有共识的是：企业文化应包括企业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等。这就清晰地确认企业文化并不是作为精神、意识的虚无形态而独立存在，而是可以渗透在企业的运行过程、经营过程、管理过程以至产生物质成果过程当中。其中制度文化与企业的主体经营理念关系非常密切，在企业文化中占据非常大的分量，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必须抓住与企业管理紧密结合这个重点。只有实现文化与管理的紧密结合，企业文化建设才能走出只做表面文章、空提概念口号、满足表层“效果”的误区，而扎根于企业管理的沃土之中，突显其生命力。

经营一个企业，一是靠人才，一是靠管理，管理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一个成功的企业，必然有一套的完善的管理体制、科学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管理理念。如果说，企业的体制、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主体手段，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处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提炼先进的管理理念，培育良好的管理行为，就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这就决定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必须“结缘”，才能使企业在管理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中实现持续发展。

二、企业管理与企业文化的功能及关系

企业管理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法治手段”，企业管理的运行是以企业的一系列制度、规则、章程的有效执行来维持的，具有显性、刚性的形态特点，员工一旦进入企业，就必须认真执行维护企业正常运行的管理制度，没有可执行，可不执行的选择。而企业文化是企业倡导的“道德规范”，企业文化的确立是以企业的价值观、经营理念的培养和有效践行来实现的，具有隐性、柔性的形态特点，员工在企业中有认同或不认同，或逐步认同、或认同另一种理念的选择。企业的经营决策者要善于提炼、倡导、培育有本企业特色、对企业经营、管理、发展有激励、导向、促进作用的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管理中，与管理制度深度融合，并让员工感受到这种融合，对形成严谨而和谐的管理氛围、严密而高效的管理效果，推动企业发展、使员工受惠所带来的好处，从而在严格中感觉宽松，在压力中感觉自如，再鞭策中感觉激励，使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产生润滑剂、粘合剂、催化剂的作用，使员工既有制度化的规范，又有价值观的导向，显性与隐性相融，刚性约束与柔性导向优势互补，实现“刚柔并举”。这也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一种目标，企业文化建设也因此发挥了创新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有效载体的作用。

公司在两年的企业文化建设中，紧紧抓住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结合，为企业管理提炼出管理理念，让员工所认知、认同、接受，员工对企业管理制度的执行，从“要我执行”变为“我要执行”，从“刻板执行”变为“创新执行”，实现了公司管理的高效、优质运行，公司管理水平也由此提高。

三、企业管理导入企业文化的运行方式

企业管理由整体管理和分项管理组成，分项管理是整体管理的基础，整体管理是分项管理的统领。企业管理导入企业文化分为整体导入和分项导入。

关于整体导入。*年初，在公司的年度行政工作报告中，把“大力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作为公司的首要任务，提出了“诚信、和谐、关注业主、关心员工”的经营管理理念，强调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员工达成理念的共识和价值观的认同，最终融合为全体员工的默契、习惯和氛围，从而使企业内部环境更加和谐，管理更加顺畅，内耗大大减少，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这种企业文化理念的培养和形成，为公司同时进行的业务流程再造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理念支撑。公司把主体理念导入公司整体管理模式的调整和优化（即业务流程再造）当中，企业文化成了业务流程再造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流程再造以前瞻性的眼光对公司的业务流程进行一定程度的超前设计，这本身就是提出了一种文化，新理念的要求；也就是说，没有新文化、新理念的支持，流程再造就会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而公司的每一流程又反映了企业文化的特征，深受企业文化的影响，理顺了公司的管理流程，就是完善了公司的制度文化。

关于分项导入。更好地诠释“诚信、和谐、关注业主、关心员工”：对市场，诚实守信是我们的第一承诺；对企业，和谐协调是我们追求的环境氛围；在市场，顾客是我们第一关注的焦点；在企业，员工是我们第一关心的对象。把这个主体理念贯穿于公司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在这一经营管理理念的引导下，按市场营销、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科技管理、品牌管理以及对业主的回访服务等分解出具体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模式，为公司各项业务的有效运行提供了导向作用。

工作理念作为管理思想境界，具有引领作用和目标性的特点；工作模式作为管理行为习惯，是优化了的流程和手段。前者引导后者，后者实现前者。对每项管理提出工作理念与工作模式，有利于引导员工培育、形成并规范有本业务管理系统特点的精神动力指引与工作行为准则，激发员工提高本业务系统的管理层次，打造管理工作品牌。

在项目管理上，导入了“用精品回报业主，靠诚信链接市场；用管理提高效益，靠团队实现目标”的项目管理理念。引导员工认识项目管理是公司一切工作的核心，是对外展示形象的窗口，建设优秀的企业文化离不开建设优秀的项目文化，以优秀的项目文化激励员工为实现项目和公司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在局提出推进“三大文化”（项目文化、安全文化、廉洁文化）建设后，公司对“三项文化”建设的目标、措施、任务作了系统的分解，使项目部及员工知道“三项文化”是什么、有什么、做什么，切实将局提出的项目文化、安全文化、廉洁文化融入到项目管理、安全管理和廉政建设中。

四、企业管理导入企业文化的具体成果

在业务流程再造中，公司按业务分类和参照国际工程公司部门设置模式调整组织机构，为公司按照现代施工企业的特性和适应市场运作的需要建立管理体系，提供了保证。同时，公司编制出版一系列的业务管理程序，把公司的各项业务纳入程序管理，使公司的经济活动按规则运行，并以此推动资源高效整合，显性、刚性形态的企业管理体制、管理规范初步形成。公司按照将企业文化建设融入企业管理的工作思路，将隐性、柔性的形态的企业价值观、经营理念培育起来，促进了现代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的形成，营造出和谐、顺畅、高效的管理行为、管理习惯和管理氛围，使业务流程再造“如虎添翼”，使管理流程的执行“事半功倍”。企业管理导入企业文化催生了公司的制度文化，制度文化的生成又推进了公司的现代管理。

在确定了各项业务管理的工作理念与工作模式后，各业务管理系统提高了自身的工作标准，明确了自身的工作目标，并按局“争港工第一，创建筑一流”和公司“建设水工工程施工一流企业”的发展目标的要求，提出本业务管理系统争创同行一流管理水平。如：建设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使人才优势充分发挥；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实现项目成本过程可控，提高了盈利水平；材料、分包集中采购，确保了预期效益；资金集中管理，极大改善了经济运行质量；规范合同管理，规避了法律风险；资源、信息共享，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优化船机结构，增强了竞争实力；实施经营策略和诚信履约，培育了主业地域市场和扩大主业市场占有分额；实施科技战略，打造了优质品牌等。业务流程的有序运行使公司逐步实现按现代施工企业管理模式运作。通过管理创新，使公司达到低消耗、高效益的目标，加快了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步伐。

公司对业务流程再造工作进行总结，形成了“高效整合资源优化流程管理”的公司管理工作品牌，获得“广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优秀成果一等奖”，正申报国家企业管理现代化成果。公司在施工企业管理杂志上发表的《资源整合推动持续快速发展》、《以文化力打造企业品牌》等文章，引起国内多家管理科学研究机构及论坛广泛关注，被确定为征集、交流论文。公司《强化施工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整合管理》、《建设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管理经验材料，在局*年度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上作了交流。公司选定采购管理、QS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作为*年创管理工作品牌具体项目。公司召开了第三届青年管理论文、技术论文交流会，相关部门、项目部撰写了《采购业务中流程管理的瓶颈与展望》、《项目QS成本核算报表编制及成本管理工作》、《QS制度及其在“四航二”的应用》、《项目的合同管理》、《创新安全理念全面提升项目部安全管理水平》、《7S架构在施工项目管理中的应用》等一批管理论文交流，获得一批管理工作品牌成果。这些成果是各业务部门在管理工作导入文化理念，又以文化理念引领管理水平提升的总结。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7

一、前期准备工作更加充分

1、党委高度重视是做好培训的关键因素。

局党委高度重视本次校长现代管理高级研修工作，把这一活动作为完善丰富云龙特色干部继续教育体系、整体提升云龙教育干部队伍素质的重要契机，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本次活动，保证人力、财力、物力的专项供给，并专门成立领导小组，抽调精干人员，负责活动的策划、安排，保证活动有序开展。

2、精心组织是做好培训的重要保证。

在局党委的领导下，政工科和进修学校在全国排名前列的高校中，精选了北师大、华师大和浙大作为备选地点，经过对这三所高校的师资队伍、培训质量及全国的教育影响力等内容的专项调研和反复的比较，最后选取了浙大作为本次培训的目的地，为学员们提供了一个全国级的优秀培训地点。接着对浙大提供的培训课程反复论证、分组调研，结合我局校干培训培训需求，最后制定了本次培训的教学日程，保证工作细致全面，考虑周到细密。

3、各校主动配合是做好培训的必备条件。

本次培训，局党委在去年以校级干部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基础上，逐步向基层一线倾斜，广泛吸纳各校业务骨干加入到培训工作中来，据统计，本次培训，38%的学员来自各校总务、教导、团队等部门，对学校岗位覆盖率达到100%，极大的促进了各校中层及业务骨干的工作、学习积极性。

二、现场研修过程效果更明显

1、培训管理更加科学。

本次培训共计112名学员，分两个批次进行培训，每个培训班均由两名局党委委员带队，推选班长、副班长各一名，组长、联络员若干，各班组管理人员尽忠职守、兢兢业业，为此次培训活动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培训内容更加全面。

本次培训内容共涉及“领导艺术、学校管理、教师发展”三个方面以及“专家辅导内容有领导者的工作智慧、学校特色品牌创建和发展、学习型教师团队建设与教师专业发展、学校危机管理与媒体沟通、教育管理者的领导力及提升、基础教育改革情况介绍”等六个专题，基本涵盖了学校发展中遇到的各项问题。

3、培训方式更加多样。

吸取首届培训班的成功之处，本次研修采取了集中培训与自主探讨、理论辅导与实践考察、小组研讨和大组论坛相结合的学习形式，学员们一致反映各位教授报告精彩，具有很高的理论性和实用性；有党委委员及授课教授参与的小组讨论和大组研讨活动更加深入有效；实地考察的几所学校，使大家大开眼界。

三、后期培训效果延续性更突出

1、“三个一”保证培训取得实效。

为使大家通过培训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获、学以致用，文教体局党委对本次培训活动提出了“三个一”的要求：培训回来每位学员要开一次培训讲座，交一篇培训体会，完成一篇创新管理论文，将培训效果向培训外延伸。现在看来各位成员上缴的体会文章，内容真实、详实、朴实，培训效果较为明显。

2、研训一体放大培训效果。

在学习过程中有目的的加大学员相互交流研讨的力度，增加讨论的次数，每次讲座后都安排一次小组讨论，每天组织一次大组研讨，一边培训一边研究；一边研究一边总结；一边总结一边培训，不断探索培训的有效途径。大家结合各自学习的思考和工作实践争相发言，畅谈学习收获，交流管理经验。通过大家思想的碰撞，推动培训工作不断向纵深方向发展，放大了培训的效果。公务员之家: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8

1.国外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知识管理作为人类的一个活动，早已存在，但是正式用“知识管理”这个词来形容企业的知识活动过程，还得始于美国的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1959年，彼得·F·德鲁克在其《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ofTomorrow）一书中创造了“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这个新词汇，他认为产业工人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劳动力阶层，这些工人接受了大量的正规教育，具备获得与应用理论和分析知识的能力。同时，德鲁克在上世纪60年代还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彼得·F·德鲁克是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管理宗师，也是最早提出知识社会和知识管理的人。

尽管上世纪50～60年代国外学者就已经提出“知识经济”、“知识工人”等概念。但是国外对知识管理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美国成立了知识资产管理研究会，对知识管理专项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咨询公司知识非常密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内部知识管理活动。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写了许多关于知识管理的论著。比如：日本的野中郁次郎（Nonaki，Ikujiro）发表了《知识创新型企业》。在该著作中，他指出：在一个“不确定”是唯一可确定之因素的经济环境中，知识无疑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那个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知识主管（CKO），他就是雷夫·埃德文森（LeifEdvinsson），成为了总部在瑞典的Skandia公司的知识主管。雷夫·埃德文森成立了知识资本研究课题的权威领导，代表作有《发掘隐藏的智力，实现公司的真实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管理界的精英们开始认识到知识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很快被当作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2.国内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末期，知识管理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从那时起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发展迅速，知识管理成为国内企业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朴素的知识管理阶段：1997年两会召开之前，两会代表的桌前都收到了科技部的一个报告《知识经济与中关村》。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从1995年开始，经过两年的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在1997年的两会上，关于知识经济的探讨直接引申到中关村关于风险投资、知识型企业、知识资产等中国实际问题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知识管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进入1999年，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和实践逐渐从宏观层次转向了微观领域，学术界开始研究知识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知识管理等问题，企业界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知识管理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大好机遇。1999年，许多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国内不少学者也敏捷地投入该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文章。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将“企业知识管理问题研究”作为2000年鼓励研究领域为标志，国内学术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掀起一个高潮，并将波及到企业界，引发一个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高潮。[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在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上提出了朴素的知识管理思想。其主要的含义是：在企业中，认为企业业务运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处理、创造新的知识，知识无处不在。第二，知识能够不断的重用，而且在重用中创造新的知识。企业要不断地提炼自己的知识，要不断地推导积累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整理已有的知识，使得知识在重用中创新。朴素知识管理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组织分析、信息技术、人。

《IT经理世界》、计算机世界、《首席财务官》杂志、计算机世界网等媒体与国内知识管理领域的领头羊深圳蓝凌公司在京共同举办了“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独家推出了“2005中国知识管理调查报告”。该报告重点调查研究了中国企业知识管理的成熟度现状分析以及中国知识管理调查趋势的分析。报告显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企业知识管理水平并不乐观。“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的召开成为中国知识管理发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对知识管理应用和实践将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知识管理10年的节点上，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知识管理论坛年度盛会的召开，将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动力支持。会议探讨了知识管理实施和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并探讨了知识管理的评估问题。

知识管理方面的论著大部分是国内学者翻译国外知识管理研究学者的著作。国内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乌家培的《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王德袜的《知识管理：竞争力之源》以及王方华的《知识管理论》等。

二、国内外对知识管理的定义

1.国外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外关于知识管理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如：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认为：知识管理是以增强竞争力为目标的识别、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战略和过程，这个动态过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创造、发现和收集公司内部的知识与技能，第二阶段主要是共享和理解收集来的知识与技能以便利用，第三阶段主要是修正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其运用于新的环境中。

Wiig认为：知识管理是有计划地、详尽地、慎重地对知识进行架构、更新以及应用，以将组织内部知识相关的效率以及知识资产的获利最大化的过程。CarlFrappaolo认为：知识管理就是通过集体智慧的杠杆效益达到增强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学科。

2.国内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内关于知识管理的内涵有多种表述。王方华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把知识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把知识和知识活动作为企业的财富和核心，对信息的获取和传播、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创新和传播、知识交换及企业内部知识的分享和共享的结构、知识水平的提高进行管理，发挥企业员工和集体的智慧，在知识创新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江文年，杨建梅等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系统体系，具体地说就是管理者通过创造一种协作和学习的环境，使得企业中的每位员工能够方便和快速地获取、共享、重复使用企业中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以形成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并由此推动企业中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在充分肯定知识对企业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支持、激励个人将知识应用、整合到企业产品和服务中去，最终提高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陈锐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通过系统管理组织的知识资源来提高组织效率、反应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本价值的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是人类信息管理活动迄今为止最高级的形式和最新的发展阶段。

三、国内外知识管理会议

1.世界知识管理会议。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管理成为信息学家和管理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一、二、三届世界知识管理会议分别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集中于技术问题；第二次会议则主要重视和强调管理问题；第三次年会的主题是:利用最佳的技术和管理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评估知识管理对组织的影响。

2.国内知识管理会议。在1997年的两会上，国内学者和专家首次对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进行了探讨，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胜利召开。研讨会上专家们主要研讨了知识管理的发展、知识管理的实践及信息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学者和企业家对国内企业知识管理的应用水平进行了探讨。此次高峰论坛侧重于研究国内知识管理在企业和经济实体中的应用和实践。“2008知识管理实施论坛”于2008年5月23日在北京顺利举办。论坛总结了中国知识管理十年的成败得失。就知识管理实施的经验、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展望，推动中国知识管理的实施。知识管理中心（KnowledgeManagementCenter）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2008中国知识管理论坛”于2008年12月27日顺利举办。会议主要探讨中国知识管理的未来路径和发展轨迹，涉及到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实施、知识管理案例、知识管理评估等多个方面。

四、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国外的知识管理研究主要是在基于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出的。而国内的知识管理研究则更多的是在基于引进国外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国外知识管理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峰，而中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和探索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国外不仅学者非常重视知识管理的研究，而且很多企业已经付诸行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些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所都成立了知识管理研究机构。而中国的知识管理还停留在学术研究上，企业对知识管理的实践少之又少。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从管理纬度来看，知识管理已经成为优化和提升企业管理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工具。不论对知识经济持何种态度，在管理领域中，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知识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的主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介入对知识和知识管理的研究，包括学者、专家、企业家等，为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促进知识管理的具体实施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卡尔.弗莱保罗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2.彼得·F·德鲁克.杨开峰等译.知识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2004

3.陈锐.公司知识管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4.[美]卡尔·弗莱保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5.王方华等.知识管理论[M].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

6.江文年,杨建梅等.浅谈企业知识管理的体系与方法[J].中国科技论坛,2003增刊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9

论文摘要：知识管理是当前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对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进行了综述和对比分析，发现国外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已趋于高潮和成熟，而国内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从人类社会开始，知识就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积累。因此广义地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知识发展的历史，一部知识管理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正规的商务实践，知识从上世纪50～60年代才开始植根于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中。知识管理的本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北美洲的商务实践中。而中国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始于1998年。

一、国内外知识管理理论的演进

1.国外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知识管理作为人类的一个活动，早已存在，但是正式用“知识管理”这个词来形容企业的知识活动过程，还得始于美国的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1959年，彼得·F·德鲁克在其《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ofTomorrow）一书中创造了“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这个新词汇，他认为产业工人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劳动力阶层，这些工人接受了大量的正规教育，具备获得与应用理论和分析知识的能力。同时，德鲁克在上世纪60年代还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彼得·F·德鲁克是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管理宗师，也是最早提出知识社会和知识管理的人。

尽管上世纪50～60年代国外学者就已经提出“知识经济”、“知识工人”等概念。但是国外对知识管理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美国成立了知识资产管理研究会，对知识管理专项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咨询公司知识非常密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内部知识管理活动。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写了许多关于知识管理的论著。比如：日本的野中郁次郎（Nonaki，Ikujiro）发表了《知识创新型企业》。在该著作中，他指出：在一个“不确定”是唯一可确定之因素的经济环境中，知识无疑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那个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知识主管（CKO），他就是雷夫·埃德文森（LeifEdvinsson），成为了总部在瑞典的Skandia公司的知识主管。雷夫·埃德文森成立了知识资本研究课题的权威领导，代表作有《发掘隐藏的智力，实现公司的真实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管理界的精英们开始认识到知识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很快被当作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2.国内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末期，知识管理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从那时起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发展迅速，知识管理成为国内企业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朴素的知识管理阶段：1997年两会召开之前，两会代表的桌前都收到了科技部的一个报告《知识经济与中关村》。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从1995年开始，经过两年的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在1997年的两会上，关于知识经济的探讨直接引申到中关村关于风险投资、知识型企业、知识资产等中国实际问题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知识管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进入1999年，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和实践逐渐从宏观层次转向了微观领域，学术界开始研究知识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知识管理等问题，企业界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知识管理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大好机遇。1999年，许多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国内不少学者也敏捷地投入该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文章。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将“企业知识管理问题研究”作为2000年鼓励研究领域为标志，国内学术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掀起一个高潮，并将波及到企业界，引发一个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高潮。[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在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上提出了朴素的知识管理思想。其主要的含义是：在企业中，认为企业业务运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处理、创造新的知识，知识无处不在。第二，知识能够不断的重用，而且在重用中创造新的知识。企业要不断地提炼自己的知识，要不断地推导积累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整理已有的知识，使得知识在重用中创新。朴素知识管理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组织分析、信息技术、人。

《IT经理世界》、计算机世界、《首席财务官》杂志、计算机世界网等媒体与国内知识管理领域的领头羊深圳蓝凌公司在京共同举办了“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独家推出了“2005中国知识管理调查报告”。该报告重点调查研究了中国企业知识管理的成熟度现状分析以及中国知识管理调查趋势的分析。报告显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企业知识管理水平并不乐观。“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的召开成为中国知识管理发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对知识管理应用和实践将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知识管理10年的节点上，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知识管理论坛年度盛会的召开，将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动力支持。会议探讨了知识管理实施和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并探讨了知识管理的评估问题。

知识管理方面的论著大部分是国内学者翻译国外知识管理研究学者的著作。国内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乌家培的《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王德袜的《知识管理：竞争力之源》以及王方华的《知识管理论》等。

二、国内外对知识管理的定义

1.国外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外关于知识管理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如：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认为：知识管理是以增强竞争力为目标的识别、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战略和过程，这个动态过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创造、发现和收集公司内部的知识与技能，第二阶段主要是共享和理解收集来的知识与技能以便利用，第三阶段主要是修正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其运用于新的环境中。

Wiig认为：知识管理是有计划地、详尽地、慎重地对知识进行架构、更新以及应用，以将组织内部知识相关的效率以及知识资产的获利最大化的过程。CarlFrappaolo认为：知识管理就是通过集体智慧的杠杆效益达到增强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学科。

2.国内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内关于知识管理的内涵有多种表述。王方华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把知识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把知识和知识活动作为企业的财富和核心，对信息的获取和传播、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创新和传播、知识交换及企业内部知识的分享和共享的结构、知识水平的提高进行管理，发挥企业员工和集体的智慧，在知识创新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江文年，杨建梅等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系统体系，具体地说就是管理者通过创造一种协作和学习的环境，使得企业中的每位员工能够方便和快速地获取、共享、重复使用企业中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以形成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并由此推动企业中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在充分肯定知识对企业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支持、激励个人将知识应用、整合到企业产品和服务中去，最终提高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陈锐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通过系统管理组织的知识资源来提高组织效率、反应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本价值的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是人类信息管理活动迄今为止最高级的形式和最新的发展阶段。

三、国内外知识管理会议

1.世界知识管理会议。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管理成为信息学家和管理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一、二、三届世界知识管理会议分别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集中于技术问题；第二次会议则主要重视和强调管理问题；第三次年会的主题是:利用最佳的技术和管理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评估知识管理对组织的影响。

2.国内知识管理会议。在1997年的两会上，国内学者和专家首次对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进行了探讨，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胜利召开。研讨会上专家们主要研讨了知识管理的发展、知识管理的实践及信息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学者和企业家对国内企业知识管理的应用水平进行了探讨。此次高峰论坛侧重于研究国内知识管理在企业和经济实体中的应用和实践。“2008知识管理实施论坛”于2008年5月23日在北京顺利举办。论坛总结了中国知识管理十年的成败得失。就知识管理实施的经验、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展望，推动中国知识管理的实施。知识管理中心（KnowledgeManagementCenter）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2008中国知识管理论坛”于2008年12月27日顺利举办。会议主要探讨中国知识管理的未来路径和发展轨迹，涉及到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实施、知识管理案例、知识管理评估等多个方面。

四、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国外的知识管理研究主要是在基于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出的。而国内的知识管理研究则更多的是在基于引进国外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国外知识管理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峰，而中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和探索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国外不仅学者非常重视知识管理的研究，而且很多企业已经付诸行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些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所都成立了知识管理研究机构。而中国的知识管理还停留在学术研究上，企业对知识管理的实践少之又少。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从管理纬度来看，知识管理已经成为优化和提升企业管理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工具。不论对知识经济持何种态度，在管理领域中，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知识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的主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介入对知识和知识管理的研究，包括学者、专家、企业家等，为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促进知识管理的具体实施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卡尔.弗莱保罗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2.彼得·F·德鲁克.杨开峰等译.知识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2004

3.陈锐.公司知识管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4.[美]卡尔·弗莱保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现代管理论文范文篇10

论文摘要：知识管理是当前一种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成为学术界和企业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对国内外学术界和企业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进行了综述和对比分析，发现国外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已趋于高潮和成熟，而国内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还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

从人类社会开始，知识就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积累。因此广义地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知识发展的历史，一部知识管理的历史。但是作为一种正规的商务实践，知识从上世纪50～60年代才开始植根于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中。知识管理的本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60年代北美洲的商务实践中。而中国对知识管理的认识和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知识管理理论研究始于1998年。

一、国内外知识管理理论的演进

1.国外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知识管理作为人类的一个活动，早已存在，但是正式用“知识管理”这个词来形容企业的知识活动过程，还得始于美国的管理大师彼得·F·德鲁克。1959年，彼得·F·德鲁克在其《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ofTomorrow）一书中创造了“知识工人”（knowledgeworker）这个新词汇，他认为产业工人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劳动力阶层，这些工人接受了大量的正规教育，具备获得与应用理论和分析知识的能力。同时，德鲁克在上世纪60年代还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彼得·F·德鲁克是公认的当代最伟大的管理宗师，也是最早提出知识社会和知识管理的人。

尽管上世纪50～60年代国外学者就已经提出“知识经济”、“知识工人”等概念。但是国外对知识管理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9年美国成立了知识资产管理研究会，对知识管理专项进行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咨询公司知识非常密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内部知识管理活动。这一时期，国外学者写了许多关于知识管理的论著。比如：日本的野中郁次郎（Nonaki，Ikujiro）发表了《知识创新型企业》。在该著作中，他指出：在一个“不确定”是唯一可确定之因素的经济环境中，知识无疑是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那个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位知识主管（CKO），他就是雷夫·埃德文森（LeifEdvinsson），成为了总部在瑞典的Skandia公司的知识主管。雷夫·埃德文森成立了知识资本研究课题的权威领导，代表作有《发掘隐藏的智力，实现公司的真实价值》。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管理界的精英们开始认识到知识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很快被当作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

2.国内知识管理的发展状况。20世纪90年代末期，知识管理理念开始在中国传播。从那时起国内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和实践发展迅速，知识管理成为国内企业家和学者关注的焦点。

朴素的知识管理阶段：1997年两会召开之前，两会代表的桌前都收到了科技部的一个报告《知识经济与中关村》。这份报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从1995年开始，经过两年的关于知识经济的讨论，在1997年的两会上，关于知识经济的探讨直接引申到中关村关于风险投资、知识型企业、知识资产等中国实际问题的探讨。在这些探讨中，知识管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

进入1999年，关于知识经济的研究和实践逐渐从宏观层次转向了微观领域，学术界开始研究知识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知识管理等问题，企业界也在积极探索如何进行知识管理以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大好机遇。1999年，许多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的著作被翻译出版，国内不少学者也敏捷地投入该领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的学术文章。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部将“企业知识管理问题研究”作为2000年鼓励研究领域为标志，国内学术界关于知识管理的研究掀起一个高潮，并将波及到企业界，引发一个企业知识管理实践的高潮。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在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上提出了朴素的知识管理思想。其主要的含义是：在企业中，认为企业业务运作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在处理、创造新的知识，知识无处不在。第二，知识能够不断的重用，而且在重用中创造新的知识。企业要不断地提炼自己的知识，要不断地推导积累的知识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整理已有的知识，使得知识在重用中创新。朴素知识管理主要强调三个方面：组织分析、信息技术、人。

《IT经理世界》、计算机世界、《首席财务官》杂志、计算机世界网等媒体与国内知识管理领域的领头羊深圳蓝凌公司在京共同举办了“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本次论坛独家推出了“2005中国知识管理调查报告”。该报告重点调查研究了中国企业知识管理的成熟度现状分析以及中国知识管理调查趋势的分析。报告显示，从整体上来看，中国企业知识管理水平并不乐观。“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的召开成为中国知识管理发展历史中一个里程碑，对知识管理应用和实践将带来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改革开放30年和中国知识管理10年的节点上，在全球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情况下，2008年中国知识管理论坛年度盛会的召开，将为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转型提供动力支持。会议探讨了知识管理实施和战略层面上的问题，并探讨了知识管理的评估问题。

知识管理方面的论著大部分是国内学者翻译国外知识管理研究学者的著作。国内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乌家培的《信息管理与知识管理》、王德袜的《知识管理：竞争力之源》以及王方华的《知识管理论》等。

二、国内外对知识管理的定义

1.国外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外关于知识管理的含义有多种解释。如：美国生产力与质量中心（APQC）认为：知识管理是以增强竞争力为目标的识别、获取和利用知识的战略和过程，这个动态过程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创造、发现和收集公司内部的知识与技能，第二阶段主要是共享和理解收集来的知识与技能以便利用，第三阶段主要是修正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其运用于新的环境中。

Wiig认为：知识管理是有计划地、详尽地、慎重地对知识进行架构、更新以及应用，以将组织内部知识相关的效率以及知识资产的获利最大化的过程。CarlFrappaolo认为：知识管理就是通过集体智慧的杠杆效益达到增强响应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学科。

2.国内关于知识管理含义的解释。国内关于知识管理的内涵有多种表述。王方华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把知识作为最重要的资源，把知识和知识活动作为企业的财富和核心，对信息的获取和传播、知识的学习和运用、知识的创新和传播、知识交换及企业内部知识的分享和共享的结构、知识水平的提高进行管理，发挥企业员工和集体的智慧，在知识创新中谋求生存和发展。江文年，杨建梅等认为：企业知识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系统体系，具体地说就是管理者通过创造一种协作和学习的环境，使得企业中的每位员工能够方便和快速地获取、共享、重复使用企业中的显性和隐性知识，以形成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并由此推动企业中知识的创造和传播，在充分肯定知识对企业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支持、激励个人将知识应用、整合到企业产品和服务中去，最终提高企业的知识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陈锐认为：知识管理是一种综合了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通过系统管理组织的知识资源来提高组织效率、反应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和资本价值的信息管理理论与方法，是人类信息管理活动迄今为止最高级的形式和最新的发展阶段。

三、国内外知识管理会议

1.世界知识管理会议。20世纪90年代末，知识管理成为信息学家和管理学家共同关注的焦点。第一、二、三届世界知识管理会议分别于1997年、1998年、1999年召开。第一次会议主要集中于技术问题；第二次会议则主要重视和强调管理问题；第三次年会的主题是:利用最佳的技术和管理使企业价值最大化，评估知识管理对组织的影响。

2.国内知识管理会议。在1997年的两会上，国内学者和专家首次对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进行了探讨，当时还是一种非常朴素的思想。2003年中国知识管理理论与实践专家研讨会胜利召开。研讨会上专家们主要研讨了知识管理的发展、知识管理的实践及信息化等几个方面的问题。“2005知识管理&创新高峰论坛”学者和企业家对国内企业知识管理的应用水平进行了探讨。此次高峰论坛侧重于研究国内知识管理在企业和经济实体中的应用和实践。

“2008知识管理实施论坛”于2008年5月23日在北京顺利举办。论坛总结了中国知识管理十年的成败得失。就知识管理实施的经验、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进行总结、展望，推动中国知识管理的实施。知识管理中心（KnowledgeManagementCenter）和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主办的“2008中国知识管理论坛”于2008年12月27日顺利举办。会议主要探讨中国知识管理的未来路径和发展轨迹，涉及到知识管理战略、知识管理实施、知识管理案例、知识管理评估等多个方面。公务员之家

四、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述评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国外的知识管理研究主要是在基于企业的生产实践中不断提炼出的。而国内的知识管理研究则更多的是在基于引进国外知识管理的相关研究。国外知识管理始于20世纪50～60年代，在20世纪80～90年代达到高峰，而中国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关注和探索知识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国外不仅学者非常重视知识管理的研究，而且很多企业已经付诸行动，并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些知名的大学和研究所都成立了知识管理研究机构。而中国的知识管理还停留在学术研究上，企业对知识管理的实践少之又少。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取代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源，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从管理纬度来看，知识管理已经成为优化和提升企业管理的新的管理思想、管理工具。不论对知识经济持何种态度，在管理领域中，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知识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的主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介入对知识和知识管理的研究，包括学者、专家、企业家等，为知识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促进知识管理的具体实施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美]卡尔.弗莱保罗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1

2.彼得·F·德鲁克.杨开峰等译.知识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哈佛商业评论》精粹译丛）,2004

3.陈锐.公司知识管理[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0

4.[美]卡尔·弗莱保罗.徐国强译.知识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