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论文范文10篇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1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2、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3、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3］《第一财经日报》著《拯救全球金融》中信出版社2009.1.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2

一、贝尔的学术研究与其批判性传播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首先是西欧的传播学家们，围绕“信息时代”的社会制度、传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曾展开一场广泛的国际讨论。这场国际讨论直接发端于两本书的问世，第一本是《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另一本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均为丹尼尔·贝尔所著(张隆栋，1993：287～290)。

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19——)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贝尔在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担任过美国文理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名居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列，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甚高(Bell,D.1980:11～13;Waters,M.1996:11～16)。

贝尔的学术著述很多，构成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两书外，还有一本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在前两本书中，贝尔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会(技术—经济)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则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剖析这种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贝尔全面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他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会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关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技术—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它的调节方式(轴心原则)，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贝尔，1989：30。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当然，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为轴心原则的技术——经济体系，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这套独特文化和品格构造逐渐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为奢华糜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所取代，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与此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商业机制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了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维系的道德基础，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74)。

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质的论题，其核心“就是揭示资本主义文化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清教精神到自恋主义的蜕变过程”(傅铿，1990：292)，由此凸显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演进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但作为大众文化载体同时也是大众文化一部分的大众传播媒介，无疑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就是着眼于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作用机制，力图把贝尔批判性的传播观勾勒出来。因此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先总体看一下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再分别考察一下贝尔所谓的大众传播媒介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最后对贝尔的批判性传播观予以分析评价。

二、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

贝尔的大众传播媒介观涉及到他对大众传媒社会功能、社会作用的总体看法，在这方面，他零零散散地主要表述了这样几层意思：

1.包括电影、广播、电视等电子传媒在内的通讯技术革命，与交通运输革命一起消除了社会的隔离状态，导致了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贝尔认为大众传媒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扩大了相互间的影响和联系，同时也“造成对变化和新奇的渴望，促进了对轰动的追求，导致了文化的融合”(137)。

2.大众传媒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贝尔指出，“电影有多方面的功能——它是窥探世界的窗口，又是一组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巨大的感情力量。”广告突出了商品的迷人魅力，是“新生活方式展现新价值观的预告”，在这方面，“广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单纯地刺激需要，它更为微妙的任务在于改变人们的习俗。”(114～116)《时代》周刊和《读者文摘》“这两家杂志均作为价值观变革的杠杆深入地影响了20世纪中叶的美国生活方式。”(124)

3.视觉文化是大众文化最重要的性质，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而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比重中的增加，实际上瓦解着文化的聚合力。贝尔注意到了电视这种视觉媒介在二战后的迅速崛起，他比较了印刷媒介和视觉媒介在传播效果上的差别；印刷媒介允许读者调节自己的阅读速度，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它强调的是认知性、象征性的内容和抽象思维的方式，因而能引起读者的理解和情感的净化；以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媒介，则把自己的速度强加给观众，没等观众来得及思考就一闪而过，它强调的是形象性内容和情感的震惊，导致的是观众反应的情绪化、戏剧化。

在贝尔看来，视觉媒介创造出来的这种传播效果，不是来自内容而几乎全部来自技巧。视觉媒介就是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如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或宽银幕立体声，为人们提供感官的刺激，追求直接、冲击、同步、轰动的效应，因此不可能使人获得某种超验的天职感、美化感，或一种经过悲剧和痛苦之后的心灵净化，相反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人类经验的整个范围内制造一种对常识知觉的歪曲。”(167)所以，视觉文化虽比印刷文化更能迎合大众的感官需要，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却枯竭得更快。

较早致力于传播研究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lasswell,H.)曾提出大众传媒三大功能的理论，即监视环境、联系社会和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Wright,C.)又在其中增加一项功能——提供娱乐，这都是对媒介正面功能的考察。另外两位对传播学贡献突出的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Lazarsfeld,P.)和默顿(Merton,R.)，则分析了媒介的四种负面功能；把人变成丧失辨别力和顺从现状的单面人、导致审美情趣及文化素养的普遍平庸化、廉价占用人的自由与时间、使人处于虚幻的满足状态从而丧失行动能力(李彬，1993：134～141)。

从贝尔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主要是从传播技术和大众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大众传媒的功能的，注意的是大众传媒长期的、潜在的社会作用和传播效果。他虽然肯定了大众传媒的正面功能，如认为大众传媒导致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大众文化的出现，以及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大致相当于拉斯韦尔和赖特所说的联系社会、教育示范和娱乐功能)，但更多地侧重于对媒介负面功能的论述。譬如，他认为视觉媒介为人们建构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对常识知觉的歪曲”，从而瓦解着文化对社会的聚合力，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到了媒介的隐性的负面功能。事实上，贝尔即使在肯定大众传媒上述正面功能的同时，在具体的分析上却又着眼于它的消极影响，这从我们下面将要考察的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正因为如此，他对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麦克卢汉(McLuhan,M.)持激烈的批判态度。麦克卢汉预言了电子媒介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和进步，描绘了一幅带有明显的技术决定论色彩的未来图景，它的“媒介即信息”和“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基本论断，不啻是对媒介的膜拜和礼赞。尽管贝尔也注意到了通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以及麦克卢汉对印刷文化和视觉文化的区分，却仍然认为麦氏“热媒介”和“冷媒介”以及电视创造“地球村”的概念，“除了在微不足道的水准上讲，似乎没有多大意义。”(156)他把麦克卢汉形象地称为享乐主义时代“胜任的预言家”，说麦克卢汉“在很多方面是在为人类的梦想做广告。”(121)与麦克卢汉相比，贝尔对未来社会(后工业社会)进行科学预测的同时，又具有深邃的人文主义的价值关怀，在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方面则表现出一种悲观主义的倾向。

三、从新教伦理到享乐主义

马克斯·韦伯(Weber,M.)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3)一书中，精巧而又深刻地揭示了加尔文教义对18世纪美洲新大陆资本主义的兴起所发生的重要催化和诱变作用。贝尔在立论之初就接受了韦伯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有着双重起源：禁欲苦行主义(宗教冲动力)和贪婪攫取性(经济冲动力)。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早期，这一对冲动力被锁合在一起，前者代表了资产阶级精打细算、勤俭持重的精神，后者则体现在技术—经济领域的无限进取的激情。新教伦理将工作视作神圣的天职、得救的标志，强调清醒、俭省、节欲和严肃的人生态度，为人们提供了超越性的道德目标。

但是，内战之后，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社会结构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注重超支购买的消费社会的出现，从根本上破坏了那种强调节俭、简朴、自我约束和抑制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花钱和享受、炫耀和时尚成了成就的标志，甚至连性也成了消费的对象，结果美国文化成了享乐主义的乐园。

那么，在贝尔眼里，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的瓦解和享乐主义的风行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第一，贝尔把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看成是“农夫的、小城镇的、商人的和工匠的生活方式合成的世界观。”(102)而正如前面所谈到的那样，正是技术革命“借助汽车、电影和无线电，打破了农村的孤立状态，并且破天荒地把乡村纳入了共同文化和民族社会”(112)，从而造成了小城镇主导美国人生活方式的局面的终结。

第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自觉组成的青年知识分子团体，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首次向拘谨而陈腐的小城镇生活方式和清教传统发起攻击。这场自称为“解放”的运动，是一股从欧洲吹来、登上了美国海岸的现代主义之风，一直延续到20年代消费道德观的建立，在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运动中又得到恢复和进一步延伸。

第三，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116)

第四，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118～119)。

放弃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的结果，使资本主义丧失了道德或超验的伦理观念。“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仍沿用新教伦理业已失去活力的古老语言，但在消费领域却刺激娱乐、放松和纵欲的风气，结果导致了人格的分裂：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放浪形骸”。“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118)贝尔认为这只能造成人们灵魂的空虚。

据贝尔看来，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不过，贝尔主要还是从传播内容剖析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功能的，他对大众传媒负面功能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以它为载体的大众文化(享乐主义)的批判。

经济领域内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出现)，只是导致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瓦解的一个方面的根源，另一个直接因素便是反传统的现代主义的冲击。

贝尔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遍及文学、音乐、绘画、雕塑等所有艺术领域，并波及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文化思潮或文化运动。现代主义以19世纪中叶自封为“先锋派”的现代文艺为开端，先是在艺术领域否定资产阶级价值观，后来又通过割据飞地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空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便开始向传统文化发动攻势(如对清教传统和小城镇生活方式的攻击)，宣布新的美学、新的形式、新的风格。时至20世纪60年代，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已发展为后现代主义，它彻底破除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尤其是与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合流，便演变成了其极端的形式——反文化运动：热衷于暴力和残忍，沉溺于裸体和性反常，渲染吸毒的致幻经验和摇滚乐的大吵大闹，如此等等。于是，现代主义文化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叛，完全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传统文化统治，原来局限于少数精英中的艺术自治发展成为渗透大众生活方式的文化楷模。

据贝尔看来，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除了其自身内在逻辑(如形式上松散零乱、一味翻新，结果像一只泼尽了水的空碗，徒落下个反叛的外壳)，它还受到了“文化大众”的侵袭和改造，而这一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另一负面功能的体现。

贝尔所说的“文化大众”(culturalmass)，不是指文化的创造者，而是那些为文化提供市场的人们。其中的许多人也是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在高教、出版、杂志、电台、剧院、电影院、博物馆和时尚界工作，在这些范围内影响和形成文化产品的普及，同时为更多的大众文化受众生产通俗的产品(Bell,D.1980:289)。文化大众的数量同整个社会相比虽不算多(贝尔估计在几十万到几百万之间)，但他们由共同的文化气质粘合成群，形成强大的阵营，目前即使不是支配却也实际影响着现代文化设施。不难看出，贝尔所谓的“文化大众”，属于“社会的知识和传播行业中新兴的知识分子阶层”(80)，他们代表的是整个中产阶级(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壮大的管理人员队伍、白领阶层以及具有较高专门技术的技术工人)的文化趣味。

贝尔认为，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首先是由艺术家来定型的。过去的先锋艺术曾惨遭观众的践踏，但随着中产阶级的出现和壮大，他们需要从文化上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予以判明和确认，于是开始敬重、接受和追随展览馆、商业性画廊和新闻媒体等大众传播媒介制造出来的文化见解，成为资产阶级“敌对文化”(现代主义文化)的赞助者。

然而，贝尔进一步指出，最先由先锋艺术家定型的中产阶级文化趣味，表面上假装尊崇高雅文化，实际上却努力使其溶解并庸俗化。正如中产阶级流行杂志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并非是对严肃艺术作品的讨论，它实际上是要宣扬经过组装、供人消费的生活方式”(90)。大众传媒于是迎合中产阶级的文化趣味，在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等方面为他们引路，原来仅限于少数文化精英的生活方式在大众传媒的巨大屏幕上展现出来，“传播媒介的任务就是要为大众提供新的形象，颠覆老的习俗，大肆宣扬畸变和离奇行为，以促使别人群起模仿”(36)。就这样，现代主义通过文化大众的普及和模仿而变得非常时髦，文化大众成了高级文化的饕餮之徒，现代主义的实验形式变成了广告和流行时装的象征符号，艺术风格成了时髦娱乐的同义语。

贝尔力图超越美国60年代那场有关大众文化的论战，但他无疑是一位精英文化论者，尽管他对瓦解资本主义社会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主义同样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他眼里，传统现代主义就其作为一种艺术追求而言，即为人类超越自我的努力提供了意义，塑造了人们的象征性表现方式。然而后现代主义却把幻想与快感带进生活，把艺术变成了行动，只对社会起到颠覆作用，再也难以为人们提供超越现实的价值意义了。尤其是与享乐主义、大众文化的合流，现代文艺成为了文化大众的公有财产，针对传统观念的震惊已变成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资本主义文化日趋琐碎浅薄、粗鄙无聊了。贝尔认为，在现代主义的衰竭和异变过程中，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就是其普及化、庸俗化的一面，这是由大众传媒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文化趣味决定的，反过来又导致大众文化受众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的进一步平庸化。然而，“社会秩序既缺乏作为生命力之象征性表现的文化，又缺乏作为动机或聚合力量的道德因素，那么，靠什么才能够把社会粘结为一体呢?”(132)贝尔提出了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某种宗教观念回归”(75)，他寄希望于通过传统信仰的复兴来拯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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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贝尔批判性传播观的批判

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贝尔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作用；在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的异变过程中，贝尔又从传播者(文化大众)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的社会作用。通过这两项剖析，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认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大众文化(包括现代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起着瓦解破坏作用，而且由于大众文化内容本身的娱乐性、庸俗性和空幻性，使人们丧失了超验的信仰，而这是造成文化失去聚合力，导致西方社会领域断裂的根源所在。

不仅如此，贝尔在一定程度上还从大众文化的商业性中，看到了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控制机制——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贝尔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文化复合系统。经济上它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和商品生产基础上，文化上它也遵照交换法则进行买卖，致使文化商品化渗透到整个社会。”(60)在市场成为经济与文化的交汇点后，“经济逐步转而生产那种由文化所展示的生活方式。”(35)贝尔蕴涵的意思无非是说，大众传媒之所以要迎合中产阶级享乐、庸俗的文化趣味，它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对流行艺术的倾泻，是因为文化大众长期视文化为商品，并从它的交换中获得了一种势利的价值观，因此将艺术的思想迅速地翻制成商品加以推销，尽可能为社会提供娱乐性的文化消费品。正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导致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了负面的社会作用。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霍克海默(Horkheimer,M.)、阿多诺(Adorno,T.)、马尔库塞(Marcuse,H.)等，把大众文化(他们称为“文化工业”)看成是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认为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实行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的，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殷晓蓉，1999)。贝尔尽管也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并且同样认为大众文化是商业社会的产物，但他是从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对资本主义传统价值体系的瓦解、破坏作用的角度加以批判的，正如同他把现代主义看作瓦解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专门工具而加以批判一样。问题是，西方社会的大众传媒是否脱离开了社会结构(技术—经济体系)而变成了它的对立物了呢?其实不然。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是因为西方社会在20年代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新资本主义虽然在生产、工作领域维持一种理性、持重的社会秩序和组织形式，但在消费领域却不断刺激享受、消费的需要，大众传媒对享乐主义生活方式的提倡，实际上是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和维护。至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虽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起到破坏作用，但这是一种“驯化”了的破坏作用，因为大众传媒把现代主义文化对社会的强烈震惊，变成了花哨浅薄的生活时尚，在庸俗化的同时也消解了它的破坏作用。事实上，大众传媒在西方社会一直起到“排气阀”的作用，资产阶级利用大众传媒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力，使大众文化成为操纵和麻醉人们意识和情绪的有力手段，使他们安于消遣、安于现状，变成“嘻嘻哈哈的一群”，这就是以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即使有反社会的倾向，也不会遇到来自上面的阻力的原因。更何况，大众传媒作为一种赚钱的行业，只有迎合大众的口味，把大众传播手段和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维持一种理想的商业行情，精明的资本家自然要开动一切宣传机器为大众文化捧场(周绍珩，1989：192)。所以，大众传播媒介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控制，贝尔所说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树立、文化大众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是表面上的。相反，倒是马尔库塞等人说得对，他们认为文化的自我表现冲动，已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吸收，并将它转化为商品(发达工业社会借此消除高级文化中敌对的、异己的和越轨的因素，来克服文化同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现代主义的衰竭正说明它已同资本主义“相互认可”(38)。但贝尔却不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仍旧标榜自己的颠覆性质的现代主义文化，在资本主义社会大致找到了归宿，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缺乏一种来自宗教信仰的文化，便反过来把要求“解放”的文化大众的生活方式当作自己的规范；然而，文化内部的这种混乱，只会促进人们共同分享的道德秩序的瓦解，从深层结构上破坏资本主义本身的基础(196)。

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不单纯是一场文化危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文化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美国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其背后就有大众贫困的蔓延、黑人争取平等运动、青年的异化、越南战争等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贝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注意到了文化变革背后的社会根源，如他从社会结构的变迁(人口的增长、都市的出现、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革命，特别是20年代大众消费社会的出现)，剖析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的崩溃以及享乐主义的盛行；再如他把现代主义生成的原因，归结为技术革命造成的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现代主义者捕捉变化之流的努力。但贝尔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在青年时代一度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成名后在同行中也博得了“精通马克思”的声誉。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生成还有一个原因，即宗教信仰的泯灭、超生希望的丧失，导致了自我意识的危机，而现代人拒不承认这种人生的大限，坚持不断的超越(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从而使文化和经济领域发生激烈的碰撞。事实上，资本主义技术—经济领域内等级制的组织结构，把人日益贬低到角色和功能的位置，人的丰满个性被压榨成单薄无情的分工角色，而追求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现代主义，正是对这种“非人化”的社会结构的反动。贝尔把大众传播媒介和资本主义文化危机联系起来，也基本上是在文化领域内解释文化，他不可能找到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真正根源。贝尔反对马克思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学家把社会视为由一个主导性原则制约的磐石一块的整体，由此形成了现代社会的社会(技术—经济)结构、政治、文化三个领域断裂对立的学说，而且不相信“社会结构‘决定’社会的其他方面，……当今文化的独立性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引起的变化，并不是由于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化而产生的。”(贝尔，1984：49)贝尔这一世界观与他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常常自相矛盾。

贝尔自己反复强调，他“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21)贝尔一生也先后经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三大现代思潮的冲击影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相应复杂的立场。“新保守主义的内容成分相当复杂，它即是针对自由派激进改革纲领和政策作出的批判纠正，也反映出美国社会公众近年来向传统回归、寻求稳定价值观念的广泛心理……以便在日趋严酷的局势下维持美国的繁荣与尊严。”(赵一凡，1989：5)贝尔复杂的立场不但决定了他论述中的自相矛盾，更决定了他找不到解决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答案。贝尔关于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论题，目的就是探讨60年代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文化危机，因此才对曾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新教伦理的现代西方的命运，做出百年回溯和断代分析，但最后得出的答案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神圣性的复归”，表现出一种风烛残年的缅古怀旧之情。他为后工业社会设计出的他称之为“公众家庭”理论的新宗教或文化崇拜，实质上是揉合了他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社会改良方案。他大书失落的痛苦，呐喊重建精神价值的需要，力图使资本主义社会恢复它赖以生存、发展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这一立场决定了他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的批判，是温和的，也是不彻底的。

资料来源

丹尼尔·贝尔(1984)：《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丹尼尔·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三联书店中译本。

李彬(1993)：《传播学引论》，新华出版社。

张隆栋主编(1993)：《大众传播学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周绍珩(1989)：《当代西方文化思潮》，辽宁人民出版社。

赵一凡(1989)：《贝尔学术思想评介》，《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

殷晓蓉(1999)：《法兰克福学派与美国传播学》，《学术月刊》第2期。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3

金融危机又被称为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价下挫，出口放缓，消费滞涨，失业率增加。危机现在依然在持续，其破坏力及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消费观念带来了什么启示？

2、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4、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参考文献】

［1］巴曙松等《金融海啸中的那些人与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孙飞赵文锴《金融风暴启示录》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4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费孝通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万载；花炮文化；金融危机；传播策略

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给我国花炮出口企业带来重大影响，湖南、上栗不少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据了解，上栗某花炮厂2008年底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来自欧美地区的订单减少70％。万载也不例外，花炮产业是万载经济支柱产业，出口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在突然而来的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花炮产区当前是如何传播其花炮文化的?在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万载该如何解决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本文将就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看法和建议。

1金融危机背景下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

自2007年8月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并没有放松其花炮文化传播活动，近两年来，宜春中秋时节的月亮文化节上都可以看到万载花炮的精彩表演，特别是2008年中秋万载更是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外界极大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1成功举办彩天情2008中国·万载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国内外展示万载花炮文化。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2008年9月16——18日举办的部级、国际性、专业化的花炮文化节，县内150余家花炮企业积极参与，和相关部门一起共接待国内外宾客1600余人，花炮企业和客商广泛签订业务合作合同，并进行各种形式的花炮燃放表演活动，例如万载彩天燃放制作有限公司创造的“龙腾盛世彩烟彩龙”吉尼斯记录获得成功，并当场授牌。另外，在宜春新城区举行的闭幕式晚会“万载之夜——火树银花不夜天”国际音乐烟花展演，邀请美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熊猫集团等5支燃放队伍参加，气势恢弘、精彩无限，吸引了中外客商和6万多宜春市民现场观看。并举办各种花炮文化论坛，通过相关活动和媒介报道，最大限度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

1．2将万载其它传统文化与万载花炮文化相结合，力求丰富花炮文化内涵。

万载有着深厚的花炮文化历史底蕴，还有源远流长的与花炮相互呼应，而且万载本县及周边还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可以起到辅助作用。万载利用花炮文化节的契机，很好的结合了万载当地的傩舞文化、有机农业和特产文化、以及红色和绿色旅游文化。

1．3出台相关政策，支持花炮企业做大做强，大力发展万载花炮产业。

一个产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政策的支持和市场的开辟。近年来，万载县政府积极协调，为花炮企业提供财政支持，重点培植大企业和大品牌。在市场开辟方面，简化花炮企业出口通关手续，开辟多个出境通道。内销方面则抓住奥运年国家大事多，喜事多的有利时机，大力开辟花炮市场，实现产销两旺，组团参加各种订货会、展览会，如中国(长沙)烟花爆竹博览会和上海庆典烟花国际博览会，宜春市月亮文化节暨经贸活动周，通过产品展示，经贸洽谈，焰火晚会，高峰论坛等方式，大力宣传万载花炮，让更多的客商了解万载花炮。

1．4利用广告媒体积极宣传万载花炮文化。

2008年，万载开办“国际烟花网万载专栏”和“国际烟花爆竹供应商网站”，通过互联网，大力宣传万载花炮企业，宣传万载花炮文化和产业政策，及时将万载花炮的经营、发展、管理和亮点、信息输送到全世界所有花炮供销商和消费者。另外，花炮文化节期间，万载云集全国各路媒体记者，对万载花炮节的各项活动进行全面报道。

2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的困境

近年来，万载县利用各种方式和渠道，在宣传万载花炮文化方面可谓硕果累累。但前进的道路总是曲折的，面对将来的发展，万载花炮文化传播依旧面临着巨大挑战。

2．1国际金融危机对万载花炮行业发展的影响。

自2007年以来，随着国家对花炮出口退税政策调整，加上烟花原材料价格涨价、运输受阻、海运成本大幅度升，当前，烟花爆竹产业面临严峻的形势与新的挑战。金融危机的到来，使得原本花炮平均外向度偏低的万载外贸市场进一步萎缩。由于受众多规模以下企业外向度低的影响，万载烟花爆竹整体外向度依然较低，据统计，2008年上半年万载花炮外向度为22．3％，而浏阳鞭炮整体外向度为65％。

2．2浏阳、上栗、醴陵等其它花炮主产区的激烈竞争。

浏阳早在8年前就通过“文化搭台，工业唱戏”，大力举办“浏阳国际花炮节”向世界推介浏阳市、推介浏阳的烟花。通过政府企业上下联动宣传和积极争取，“全国烟花质监站”、“国际烟花协会”和“烟花爆竹原产地”均落户或确定在浏阳，浏阳地域保护品牌也申报成功，拥有一批全国乃至世界知名商标，烟花爆竹产业的开放度和品牌知名度得到稳步提升。

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万载的花炮行业在进入2002年后放慢了发展的脚步，甚至停滞不前。据万载花炮局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炯花爆竹产值为11O亿元，作为主产区的万载只有18亿元，而上栗达到30亿，浏阳则是51亿元。醴陵号称“花炮祖师李畋故里，花炮之乡”，株洲统计信息网数据显示，醴陵目前共有花炮企业六百余家。2005年全市花炮行业产值过四十亿元，品种多达数千种，产品远销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2．3万载花炮企业发展滞后，未形成特色优势和规模优势。

万载花炮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呈现一种“小而全、散而乱”的局面。据当地政府部门统计，80％的企业的主要产品都是一些生产成本相对较高、利润率低的低附加值产品，像海外市场走俏并且高附加值的大型地面礼花、高空和芳香型爆竹等产品生产规模小，生产厂家寥寥无几。但潜力还是巨大的，例如，在一个全新的、极具发展潜力的烟花领域——日景烟花和白天庆典产业上，万载华泰烟花厂和彩天燃放公司在国内已经占有了较高的知名度，无论在技术积累还是市场占有率方面都远远领先浏阳等竞争对手。

3金融危机背景下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策略

花炮行业是一个极具发展潜力的行业，据万载花炮局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世界烟花爆竹产量中国约占90％。印度、南美、西欧约占10％。2008年中国烟花爆竹国内总产值190个亿左右，其中出口约50个亿，国内市场约140个亿。中国出口烟花概况。按出厂价算，人民币升值之前约5亿多美元，人民币升值后约6亿多美元。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额：约50多亿美元。出口地区分布：欧洲约45％；美国约40％；南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约15％。中国主要出口地区：湖南浏阳、醴陵、江西的万载、上栗四个主产区约占80％，北海、巢湖、河北等地约占20％。

介于如此朝阳的产业，万载凭借现有基础，通过上下一致努力，一定可以在花炮行业占据更重要的地位。为此，系统地进行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研究新策略、新途径、新手段，显得尤为重要。万载花炮文化传播，不能依靠零散的活动，如花炮文化节的期间强势宣传，更要把万载花炮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工程来加以研究和思考，在不断丰富其时代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切实措施避免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让万载花炮在全世界拥有良好的品牌形象。具体不妨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3．1结合当地传统特色文化，举办丰富多彩的花炮文化活动，加大力度丰富花炮文化内涵，打造万载花炮“时尚、安全、美丽、响亮”的新形象，走复合文化传播之路。

万载的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较多，一方面想方设法把万载的传统文化，如傩舞面具造型，融合进花炮产品设计中，形成特色文化烟花产品，研究开发多项传统文化花炮产品；另一方面，万载不同领域的强势产业和企业集团间密切合作，形成异业广告联盟，互相宣传，如百合粉生产企业，可与花炮集团进行广告合作，在包装上相互宣传。第三，继续举办诸如花炮文化节等花炮文化活动，举行各种大型花炮高峰论坛，让万载始终处于花炮行业发展前沿。第四，在利用传统文化和特色产业与花炮文化融合外，还应加强花炮文化前沿研究，不断丰富花炮文化内涵，让万载花炮在全世界树立“时尚、安全、美丽、响亮”的全新形象。第五，与宜春本地高校宜春学院合作，成立花炮文化研究和调研机构，收集分析竞争对手发展现状，对万载花炮文化进行科学研究，在全国学术界创造广泛深远影响。

3．2采取必要措施，发挥万载日景烟花领先优势，传播万载花炮文化特色，进一步引导花炮企业朝规范化、规模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发展。

对万载花炮优势企业，聘请外脑进行全面导人CIS(企业形象识别系统)，打造强势企业新形象，积极培植一批强势品牌企业。对于日景烟花这一极具广泛发展前景的领域，万载要保持当前优势，积极创新，积极宣传，发挥在该领域的领头羊作用。采取切实措施，减小万载花炮出口企业损失，避免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带来的严重影响。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鼓励企业创新和良性竞争，互相促进，例如可进行万载花炮文化节指定产品选拔活动，对人选企业和产品，可利用该称号进行广告宣传和产品营销。

3．3整合优势媒介资源，研究科学的整合广告传播策略和媒介组合策略，长期不问断传播推广“万载花炮”这一证明商标。

首先，利用大众媒体在重大花炮文化活动期间，展开密集广告投放；其次，在无重大活动时，也要不间断的传播万载花炮之都的形象，可选择省级卫视投放电视广告；另外，要特别注重新媒体传播和线下广告传播，这对万载花炮文化进行长期不问断的品牌传播尤为有效，在当前多元化媒介格局下，花炮文化常态传播多可采用多种媒体共融的新传播模式，整合internet、IPTV、博客、播客、移动电视、手机电视、楼宇电视等多种新媒介形式，树立花炮文化传播的数字媒体观。

3．4搭上宜春旅游和万载旅游发展的快车道，打造花炮文化常态持续传播氛围，建设花炮文化展览馆，有效提高万载花炮文化的内涵深度、知名度和美誉度。

建设万载花炮文化展览馆，集中展示花炮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吸引游人和客商参观。在专用场地定期举行烟花燃放活动，开发花炮文化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力图建设一个舒适安全的万载花炮文化旅游市场，让游人来参观万载花炮传统工艺展示和企业新技术新成果展示，有条件的企业可开展企业花炮文化旅游项目，向游客展示企业发展成果，游客参观企业也迫使该企业更加重视安全生产和形象传播。

3．5积极和浏阳、醴陵、上栗等花炮主产区交流合作，传播万载花炮主产区良好形象。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6

文化产业基金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也亟须基金的支持，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那么，在非常时期、面临非常机遇的情形下设立部级的“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运作？下面就这个问题略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现状

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省市政府、机构、公司率先开始设立与运营文化产业基金，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从总体上看，以地方省市政府、机构、公司发起与设立为主，基金规模相对弱小是我国文化产业基金发展的现状，随着近两年来各地文化产业基金的快速成长，我国的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正从初创阶段逐渐过渡到成长阶段。

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化产业而设的部级文化产业基金，都是以地方省市政府、机构、公司发起与设立为主。例如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会和湘财证券有限公司及其旗下湘财贯通投资管理公司主导设立的中国文化产业基金（CCF）；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共同发起设立的上海市东方惠金文化产业投资资金；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华夏济南分行在2000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孔子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及近两年以来陆续发起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莱芜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淄博市文化产业基金、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基金、青岛市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等等。

无论是浙江省第一只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计划为2.5亿元人民币的东方星空文化传播投资基金，还是北京市计划每年拿出5亿元人民币建立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但也仅仅是停留在发展本地方文化产业的层面，基金规模不仅比国外的国家文化产业基金规模小，就连相比于国内其他产业基金来说也是弱小的。在国内外运作良好的其他产业基金，例如，在2006年12月30日正式挂牌的我国第一只经国家特批设立的契约型中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其总规模就达200亿元人民币；另外，于200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山西能源产业基金是我国首个能源产业基金，其基金总规模也高达100亿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动辄就高达数百亿的外国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国家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而目前普遍设立的政府专项资金，是政府在支持文化产业建设方面的政策突破，也体现了当前中央政府提倡的文化体制改革精神，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的要求，在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政府专项资金也普遍存在着部门管理、运行不规范、监管缺失和投资效益低下、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摒弃这种操作方式当然不是明智之举，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取代政府专项资金这种操作的时候，如何改善和发展这种基金方式，才是上策。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并健全相关体制，是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的。以下部分将就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简略的分析。

二、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可能性分析

（一）国家积极支持文化产业基金的设立与发展

1．2001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获批准通过，“文化产业”的概念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使用。

2．2003年2月，《2003年—2010年中国文化市场发展纲要》中指出要“继续扩大文化市场准入，完善投融资体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点文化项目和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文化设施建设”、“利用财政、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资金投向，调整文化产业布局，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3．2003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强调要“根据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按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不断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政府可设立各种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如文化艺术基金、电影基金、图书出版基金等。”

4．2003年9月4日，《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争取一定数量的政府投资，作为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与运营，特别是内容产业文化产品的生产给予资金补助和信贷贴息等支持。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形成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强与金融机构的联系与沟通，积极推荐有发展前景、有良好效益的文化产业项目，争取银行给予信贷支持。”

5．2005年8月8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发展。

6．2006年1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改进和完善国家扶持方式，坚持和完善有关文化领域的重点扶持政策和措施。要以项目投入为手段，以激发活力为目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7．2006年9月13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拓展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8．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同志在报告中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活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

9．2008年4月16日，文化部落实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要求，提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思路和六项措施，明确要求“完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要“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贷款贴息、资助、奖励、设立投资风险基金等方式，扶持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和优秀文化产品生产。”

10．2008年10月19日，在安排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时说“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后来在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十条”措施，其中就有“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的明确表态。

以上这些国家政策、法规等都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发展文化产业基金的理念及政策是明确的，对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也表明国家是积极支持文化产业基金的设立与发展的，这为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二）我国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GDP多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态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水平,2007年达到246619亿元。中国进出口贸易连续增长，贸易活动持续顺差，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广阔的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着大量国外投资者，外商直接投资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为发展资本市场和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还将迅速发展。从而为文化产业基金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另外我国金融市场资金较为充裕，“据央行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民间资本沉淀金额达数十万亿元，”②这些资金大多以存款的形式存在于银行系统，只要国家政策引导得力，将这部分资本引入风险投资，可以说，发展部级的文化产业基金是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的。另一方面，现在中国财政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不小的水平，据国务院关于2007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显示，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21.78亿元，增加12561.58亿元，增长32.4%。因此，中央是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支持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

2．机构投资者的增加，提供了顺畅的资金来源渠道

我国近几年机构投资者规模和市场成熟程度都有了很大发展。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从资产配置和提高收益的要求考虑，希望介入产业基金。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从探索综合经营提高竞争力的角度，也希望介入产业投资基金。虽然文化产业投资具有高风险性，但从整体来看，它也是最具潜力的投资对象之一。机构投资者的增加为产业基金提供了顺畅的资金来源渠道。

3．其他产业基金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创造性地运用专项资金方式，组建了一大批文化发展基金，为我国文化产业投资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近年发展创业投资结合各种委托理财工具，以及经国务院特批设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金融产业基金、山西能源基金等产业基金的探索，也为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4．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具有现实操作性

按照我国现有政策法规和产业投资管理机构的实践经验，文化产业基金可以先行按投资公司模式设立，并由产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目前部分省市积极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将对文化产业基金发展和文化产业结构优化起到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三、尽快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必要性分析

（一）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不科学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不科学是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基金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在业界对“官产学研一体化”的认同比较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至今仍停留在共识层面，还缺乏实际的操作实践，政府、学界、企业之间尚未形成真正有效的整合机制。就政府而言，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等均与文化产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联合机制，而且各部门的资源也得不到有效的整合。通过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的方式，并对相关的制度安排作适当的改革，例如在下文将提到的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建立起文化产业科学发展新模式，可以更高效地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不够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还是远远不足。据《2008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十五”期间，国家财政对文化部系统的文化事业费拨款达到133.82亿元，加上地方财政的文化事业投入，“十五”期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达到495.22亿元。五年来，全国财政用于文化体育事业支出累计3104亿元，但是相比国家对科技、教育、农业等领域上万亿的投入来说，这个数字还是极低的，还需要加大对文化及文化产业的投入，以进一步提高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韩国、日本在1997亚洲金融风暴中的一系列表现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以韩国为例，1999-2001年间，韩国政府在“文化立国”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先后制订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并先后成立了“文化产业局”、“影视振兴委员会”及“文化产业振兴院”等专门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机构。在2002年韩国政府就投入5000亿韩元（约22亿人民币）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文化产业方面的预算在2003年就高达1878亿元，约占文化事业总预算的17.9%，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虽然目前我国已有不少省市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口号，但往往是雷打得响，雨下得少，缺乏真正的实际行动。今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美术馆退出原定在今年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计划就反映了文化产业项目在应急状态下的尴尬状况，从长远战略上看，这似乎失之短浅。因此，在目前处于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我国必须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力度，其中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就是其中具体举措之一。

（三）金融危机进一步突出中小文化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困境

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目前正处在体制改革大环境下，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是融资渠道畅通与否的基础条件，由于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仍不完善，导致在当前金融危机下，进一步突出中小文化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困境。

首先是准入政策不完善。虽然国家有关文件指出“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项目审批、资质认定、融资等方面与国有文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但是从开放的领域可以看出，这些领域要么是民间资本早已进入、市场已经做得比较成熟的领域，要么是无利可图或是长期需要补贴的领域，所以对于民间资本来说，其经营范围还是较小。其次是财政税收政策不完善。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非常重视财政税收对文化产业的扶持，这也是他们文化产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国文化产业的财政税收政策虽然也在不断鼓励投融资主体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但力度还不够，对投资者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不能有力地引导资金流入到文化产业领域。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金链条断裂、资金供应紧张是许多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最为关注、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难题。国家相关部门必须考虑如何为文化企业建立无形资产质押贷款、信用担保和资信评估体系等等。因此，建议由文化部联合有关部委尽快向国家申请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专项用于引导专业投资、担保机构向文化企业投资、担保。通过引导国家文化产业基金对文化产业的风险投资、担保，不仅可以满足广大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保障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可以带动社会资本围绕政府整体产业布局有效聚集、整合，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四）激活民间资本，刺激内需的现实需要

国外创投资金的来源广泛，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公司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政府创业投资基金以及个人资金等。而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募集由于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和组织形式的制约，来源渠道相当狭窄和单一，主要是政府资金和国有企业资金，以及少部分上市企业资金和民间资金。政府资金毕竟是有限的，仅能起引导作用，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产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产业投资基金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截至2008年9月份，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20万亿元，“打造文化产业高地首先是打造风险投资资源竞争优势”，③如何为广大的国内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之外，开辟一条参与产业基金的投资渠道，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通过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实现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可更大程度上激发民间资本对文化产业投资的动力与活力。

另一方面，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刺激内需以促进经济发展尤显得必要和紧迫，目前国家也正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刺激国民消费，如国家旅游局在今年11月份已向有关部门提出“国民休闲计划”，倡导奖励旅游、福利旅游、修学旅游、银发旅游等，以促使更多国民参与到国内旅游活动中去，中国旅游研究院目前正在着手研究全国性的《公民旅游休闲指导计划》。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激发民间资本对文化产业投资的动力与活力，也是间接刺激国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进一步贯彻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

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推动我国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迫切需要，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迫切需要。那么文化产业如何发展才是体现科学发展观呢，“产业基金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④在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下，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有非常作为。通过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基金，以支持国家发展大型文化产业项目，从而增加文化产业发展的机会、刺激文化产业界的信心。从中，我们要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在当前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发展文化产业，本身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

四、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所面临的难点分析

（一）观念上的认识不足

观念层面上的认识不足是影响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设立的一个很重要因素。虽然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途径，但它仍无法避免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例如最常见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另外，由于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种资本，逐利是它的本性，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控制投资的规模、避免出现投资过热、避免出现泡沫等等也显得很关键。但是对这些风险的过度惧怕使得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基金的时候畏首畏尾，担忧不断，不敢突破陈规，勇于建设，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国家文化产业基金是发挥国家财政导向性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手段，因此，转变我们的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公务员之家

（二）基金管理人才匮乏

如果说产业基金政策、法规等等是文化产业基金发展的“硬件”的话，那么基金管理人才就是文化产业基金发展的“软件”。由于产业基金的在我国兴起比较晚，基金管理人才形成一定规模和质量还尚需时日，此外，加上监管体制和诚信体制的缺失，成熟的基金管理人才的培养还将长期困扰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健康发展。

（三）基金的激励机制有待优化

基金的良性离不开对受托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关系限定和约束。“在契约型基金中，内部约束的核心是受托人和管理人的信义……需要一套激励、强化、维持其运转的机制来保障的。”⑤一旦我国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由于其管理人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下文详细讲述），发起人也很大程度上是它，因此，就会出现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存在一定的重合这样的情况，这毫无疑问会加大内部约束的难度。在今后具体的操作中，如何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优化基金的激励机制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

（四）基金的退出机制尚需完善

产业基金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退出机制，否则“投资者无法获取高增长阶段的高利润，将会影响到基金规模的扩大。”⑥完善产业基金投资者从基金中的退出机制，有利于增强产业基金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增加产业基金的投资价值。我们目前的基金投资还没有成熟的退出机制，投资风险较大，这也不利于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顺畅发展。

五、“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运作的若干思考

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可以说是金融的创新，但如何保证其有效的运作，我们就必须要回答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基金从哪里来、规模如何；怎么监管；如何保证基金的增值收益等等。本部分将就这些问题略作初步探讨。

（一）基金来源

今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并初步匡算实施“国十条”中的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据国家发改委的计划安排，这4万亿投资当中，投在“医疗卫生、文化事业”上就有400亿元。因此，这400亿一定程度上应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来源之一。另外，在政府的强力政策支持下，吸引大企业、大资本积极投资文化产业，并以多元融资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壮大基金规模，这也应该是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来源之一。

（二）基金规模

今年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在国家财政中安排了共51.1亿元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其中今年新增的22亿中，16亿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贷。可见，国家为帮助中小企业渡过困难期，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是很大的。另一方面，韩国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于2001年成立了文化振兴院并在第二年通过国家预算拨款、投资组合、专项基金等方式共融资5000亿韩元（约22亿人民币）作为文化产业基金，“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占文化事业总预算的比例由3.5%增长到约17.9%。”⑦资金的大力投入使得韩国文化产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加快了韩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步伐。

然而，这次金融危机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峻，若比照韩国对文化产业高达1800多亿的投入，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理应远远不止这个数，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这样比照。为了最低程度上保证我国众多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作为部级别的“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总规模在初期可设置为50至100亿元。

（三）基金管理人

在当前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一定程度而言加快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因而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跨界域全面整合资源就面临着极好的机遇。但是如何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跨界域整合资源呢？韩国的“文化产业振兴院”模式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与借鉴。该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全方位地支援文化产业，即在加强文化立法、建立资金支持机制、构筑集约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奖励机制、加强流通现代化建设、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着力，提高和加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在目前的特殊机遇期下，为有效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可考虑设立由文化部牵头、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政府部门参加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这一公共机构，以有效整合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资源，加强各部门的沟通联合，高效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受出资人（国务院）委托，“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可作为政府基金管理人，负责对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进行统一管理。另外，“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可通过制定基金章程、《引导、担保基金投资实施细则》等制度，明确基金运行程序及要点，规范基金管理者的投资行为，实现引导、担保基金的风险控制。

（四）基金监管

文化产业基金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属于新兴，而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更是还没露脸，对于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监管还缺少成熟的经验。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为主的监管方式，制订相应的政策和强有力的措施，对国家文化产业基金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和控制，使得新设立的国家文化产业基金依靠政府的力量而非简单的市场引力在短期内快速发展，从而缩短我国文化产业基金从起步到快速成长的周期，最大程度上保证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的增值收益，也体现了中央对4万亿元投资尽快落实、尽快见效的要求。

在法律体系的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对产业基金起到规范作用的法律文件主要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于2007年8月联合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产业技术研发资金试行创业风险投资项目申报和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由于基金监管具有典型的博弈特征……因此基金监管法律体系必须紧随基金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与完善，”⑧另外，基金监管法律体系的建设需要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相配合，如信托法、公司法、证券法等，以有效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基金向前发展。

结语：

金融危机或许在2009年才是真正对我国带来考验的一年，不管这次金融危机如何演变，我们都要力争把握机遇谋求文化产业的发展，坚持“四个一点”的基本态度：“尽量把问题想得复杂一点、准备充分一点、行动积极一点、措施具体一点”。党中央在今年11月28日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同志强调：“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相当严峻。我们一定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密一些，坚定必胜信心，扎实做好工作。”这与本研究中心之前一直主张“四个一点”的基本态度不谋而合。

因此，在由于金融危机而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尽快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以保障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是非常有必要而且是迫切的可行的。虽然在设立与运作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要我们坚定“四个一点”的基本态度，抱着高度建设的心态，困难与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必将跨过初创阶段的艰辛探索，迎来成长阶段的活力四射。

[参考文献]

1．蔡尚伟、王倩茹：《论金融危机与文化产业》，人民网，2008年10月17日

2．蔡尚伟、江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人民网，2008年11月19日

3．蔡尚伟、张玥：《金融风暴对传媒产业的影响及对策初探》，人民网，2008年10月22日

4．蔡尚伟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民网，2008年10月27日

5．蔡尚伟、唐丕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对策：“文化十条”》，中国文化管理传播网，2008年11月28日

6．贝政新等著：《基金治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

7．李健国著：《基金治理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

8．乐后圣著：《资本涅槃：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战略》，民族出版社，2001年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金融危机；产业发展

前言

金融危机早已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开来，在全球金融环境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挑战的时候，却在一些行业看到了希望和机遇，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当人均GDP在1000-5000美元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造业、加工和传统服务业；当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科技创新、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产业。中国的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这类要求。所以在这样混乱的时候文化创意产业反而显示出了自己的光辉，展现出了朝阳产业的魅力。

一、现阶段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

（一）国际经济发展现状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逐步演变为金融危机并向国外扩散。特别是2008年9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各国包括文化创意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都受到了相应的冲击，主要体变现在:

金融机构面临严重的信用危机和经营危机。无论是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都未幸免，金融市场呈一片混乱。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破产，特别是具有150年历史的雷曼兄弟投资公司的破产，使得世界各国银行和投资人损失巨大。部分国家财政危机，国家经济濒临破产。金融危机发生后，冰岛、波兰、匈牙利、乌克兰、阿根廷和巴基斯坦等国家经济濒临破产；为了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不得不为银行大量注资或收归国有，但仍然难以避免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和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将步入较长时间的衰退。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必然面临一轮较长时间的衰退。其主要体现在：订单与消费的急剧下降，使众多企业经营困难。通用等大企业的倒闭或减产。金融业、制造业、建筑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世界失业人数的激增，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预测，2009年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创记录的2.1亿。除此之外，世界各国股市连连暴跌，大多下跌幅度在40-70%之间，给世界各国投资者带来约30万亿美元的损失。

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危机时引起的人们的信心不足和精神上的空虚与不满往往增加了人们对文化创意产品的需求量，有时更形成短时间的井喷。

（二）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全球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负面影响超出了原来的预期。

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下,我国经济下行风险比预想的要严重,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0%,为2003年以来最低水平。

2.对投资的影响。受金融的牵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下滑。面对当前存在的诸多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的经济形势,企业对经济增长信心普遍不足,加上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明显不足和国内银行放贷更趋谨慎等因素,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

3.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相当高,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2/3左右,其中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对象。这次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经济走向衰退或增速放缓,从而对外需求降低,进口萎缩。2008年11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是自2001年10月份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出口方面,11月出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9.1%逆转为下降2.2%;进口增速由上个月增长15.5%逆转为下降17.9%。

4.对消费的影响。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不景气、股市低迷、企业效益下滑、失业增加等因素,降低了居民收入预期,消费增速开始放缓,一些消费热点明显降温,消费者信心逐渐下降。1～11月,全国商品房销售呈现负增长态势,商品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累计增幅分别下降18.3%和19.2%,住房消费处于2000年以来最为低迷的时期。

5.对工业生产的影响。全国工业生产增速迅速回落,对沿海地区影响时间早,对中西部地区影响速度快。下半年以来,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速连续6个月下滑,平均每个月回落1.3个百分点;而中西部四季度才出现明显回落,平均每个月下滑3.5%和2.8%。

6.对主要行业和企业的影响。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产业联动传染机制影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由外向型行业正在向内向型行业扩散,多数工业行业的生产增速开始放缓,特别是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受到的冲击更大。1～11月份,电力、石化、冶金、有色、建材、机械、电子、纺织、轻工、医药和烟草等11个大类的工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均低于上年同期。从企业层面来看,受国际国内需求萎缩、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下降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困难。不少企业订单明显减少,库存大幅增加,资金严重短缺,一些企业不得不限产半停产或停产。

2008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上述情况的发生，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资金链条呈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断链现象，资金的缺乏使许多在进行的项目无法继续；文化创意产品的出口受阻，海外市场减少；消费者对文化创意产品的消费能力明显减弱，导致该行业呈现短期的低迷。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继续，经济的持续低迷使人们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反而引发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渴求，促使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一时期又突发出无限的潜力，市场需求量的大增，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使该行业有更加充足的资金进入，出现良好发展的态势。

二、金融危机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和问题

（一）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

2005年就有统计显示，全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经济每天创造着220亿美元的产值，并以5%的速度递增，占全球GDP总量超过7%。因此，文化创意产业被冠上“朝阳产业”或者“黄金产业”的称号，各国政府都鼎力支持着国家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该产业的发展乘风破浪。我国各地区都出台相应的政策以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杭州、长沙、成都等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尤为迅速。例如上海创意产业中心于2005年初正式挂牌运作，上海市政府出台了十一五期间创意产业发展重点指南。上海改造利用了100余处老厂房、仓库，形成了独特的创意产业园区，如昌平路新型广告动漫影视图片生产基地、共和新路上海工业设计园、杨浦区滨江创意产业园等。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为该市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契机。根据上海统计局的预测，文化创意产业将是十一五期间上海经济发展的重点，占GDP得比重也将增加到10%以上，争取用20年时间建成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创意产业中心之一。而北京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早已大力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每年拨出5亿的专项资金，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包括对北京数字娱乐产业示范基地北京798艺术区、北京潘家园古玩艺术品交易园区、北京宋庄原创艺术与卡通产业集聚区和中关村软件园区的支持。

与全球金融环境的一片看跌的形式相反，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带着逆流而上的力量形成了一股暖流。以北京、上海、深圳三个创意产业发展比较早也比较完善的大城市为例，2008年，北京经济增长12.3%，创意产业增长19.4%；上海经济增长13.3%，创意产业增长22.8%；深圳经济增长15%，创意产业增长25.9%。显而易见，这三大城市的创意产业增长幅度都远远高于其经济增长幅度.

金融危机反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契机。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初期的影响，资金链断裂，通常投入到金融、地产、制造的大批资金由于投资风险加大，投资信心不足而转投到创意无限的文化创意产业当中，加快了创意产业的发展速度同时也加快了其他行业的产业调整。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下，低迷的经济，大企业的倒闭导致大量的裁员，使不安的因素四溢，不稳定、动荡的社会使人们的内心更加的迷茫不安，这个时候人们需要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而创意产业在这时迎合了这个需求。以致文化创意产业在这个时期逆市发展，同时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就提出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重点扶持和重点发展，多个省市都将创意产业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推进了其的快速发展，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二）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还存在许多的不理想和局限性。其呈现的问题主要有：

1.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许多人对创意产业的内涵、外延、特点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认识比较模糊，我国尚未核定文化创意产业的门类。目前对创意产业政策的理论分析仍语焉不详，政策设计明显缺乏基础理论研究的强力支持，使文化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明显落后于实践，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得不到理论的支持，在理论层面无从应对，相关的专业书籍和资料都较为陈旧，跟不上快速发展的该行业的要求。

2.特色不足。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保留着独特的民族风情，各个地区有丰富的区域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近几年地区政府逐渐重视发掘特色产业，如休闲旅游业，但在产业结合地区特色上，我国仍然发展得不足，例如在黄山景区和在张家界景区买到的旅游纪念品都大同小异，无非是水晶工艺品、玉石、茶叶、中药材之类，并且相似度极高。这些纪念产品的开发完全没有将结合当地的人文环境、民族特色、景色风光的特点结合进去，缺乏地方特色和新意，完全不具备纪念意义。这说明目前的创意产业在有效结合民族特色、区域特色方面做的还远远不够。

3.人才缺乏。我国创意产业的人才培养机制有待创新，传统教育培养的学生基本上追求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相近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直接导致创造性人才的不足，特别是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直觉感悟的人才奇缺，人才的素质无法满足产业需求，尤其是在将文化和科技紧密结合的创作环节，原创能力和核心创意能力亟需提高。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对创意产业人才的培养重视不够，创意产业还没形成独立的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大多来源于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起步较晚，许多方面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文化创意产业人才究竟要如何培养还没有一套成熟的培养方法。虽然全国已经有40多所高校开设了与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专业，但是培养方式陈旧，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相应的实习基地，当然很难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无法适应该行业的变化。美国南加州出了很多的艺术和影视人才，因为它靠近好莱坞，很多的课程直接搬到了好莱坞，许多一线的经验也就直接传授给了学生。

4.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够。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我国在这方面是比较落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执行力度也不够。突出的表现是我国产业化水平低和知识产权的保护还不尽人意，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不够，各种盗版产品泛滥，很容易对创意产品的创造者造成伤害，从而损害产业的发展例如像2008年大热的动画片《喜洋洋与灰太狼》，虽然有官方授权的衍生产品制造商，但是市场上喜洋洋的盗版衍生产品随处可见；早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前半年，上海的市中心、地铁站通道等人口流动大的地方就已经出现贩卖假冒的世博吉祥物“海宝”的摊贩。这些情况不仅对相关企业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对国家形象的树立也是不利的。

5．文化创意产业的园区建设低端化倾向明显、区域合作层次较低，完整产业链尚未形成。近几年，全国各地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方兴未艾，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科学规划和完善的配套服务体系，不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中的创意企业规模小、原创能力不足、核心竞争力弱、经营模式亟须创新，导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背离了创意的核心而重回产业低端，完整的产业链尚未形成。在地域合作方面，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呈各自为战的分割状态，未能形成有效的合作联动机制与粤港澳的合作更是停留在较低层次。此外，创意产业虽与高科技行业（如动漫、软件等）互动较多，但是向传统产业的渗透不足，自身的产业链未能得到有效整合和延伸，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开发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品牌塑造。

三、发达国家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经验

“文化创意产业”通常包括广告、建筑艺术、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品、时尚设计、电影与录像、交互式互动软件、音乐、表演艺术、出版业、软件及计算机服务、电视和广播等等。文化创意产业的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技术整合性,对于增强城市文化竞争力、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全球每天自创意经济创造的产值是220亿美元,并以5%的速度递增。在一些国家增长得更快,美国为14%(1996年开始,美国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率已超过其他所有传统产业,成为美国最大宗的出口产品来源),英国为12%(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经济总量的9%)。公务员之家

许多国家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和活力，投入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而他们的发展经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一）英国经验

英国是最早提出创意产业的定义和内容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政策性推动创意产业的国家,创意是人类的高级思维,更需要高端的政府服务。所以英国成功的要诀即是运用政策扶持文化创意产业。1997年5月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第一件事就是成立英国创意产业领导小组,把推广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拯救英国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创意产业的推动政策主要包括:创意出口推广、教育及技能培训、协助企业融资、税务和规章监管、保护智慧财产和地方推动自主权等6项,是目前国际上产业架构最完整的文化产业政策。同时强化财政、金融调控，为创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英国政府协同金融界和有潜力的民间投资者为它们提供资助，逐步建立强大的创意工业财务支持系统。以奖励投资、建立风险基金、提供贷款及区域财务论坛等方式作为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财务支持。例如英国科学、技术及艺术基金会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个人从业者提供发展资金；政府的小型公司贷款保证计划为苏格兰企业连续5年提供2500万英镑作为创意种子基金。正因有这样良好的扶持政策，才使英国从1997年以来文化创意产业年均增长9%,大大超过传统工业2.8%的增长率,是其他产业的3倍。2002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达809亿英镑,占经济总量的9%,显示英国经济从制造型向创意服务型的转变,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创意产品生产国。

（二）美国经验

美国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占GDP的5.24%;创造就业800万个,接近全国总就业人数的6%。在1977-1997年间,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1977-1997年间,版权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3%,而同期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2.7%。在这20年间,美国版权产业就业人口翻了一番,达到380万人,占美国就业人口总数的2.9%平均年增长率达到4.8%,而同期美国经济就业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6%。1997年美国版权产业从国外销售和出口中创利668.5亿美元,超过了包括农业、汽车、汽车配件和飞机制造在内的所有主要产业。——2001年,美国的版权产业为国民经济贡献了5,351亿美元左右,占国内总产值的5.24%。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已遭遇了多次经济危机。尽管每一次经济危机所处的时代、产生的根源、波及的范围、带来的影响各不相同,但美国文化产业却愈挫愈勇,以百老汇和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产业往往成为萧条时期的经济增长点。

从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结果来看,美国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企业不仅没有受到冲击,反而逆势而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快的发展速度,像美国迪士尼、兰登书屋和美国的电影工业等,均是在那个时期发展壮大起来的。由此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

美国在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美国高度重视对创意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投入，科技含量高已成为美国创意产业的一大特征。以影视业为例，每一项可能对影视产业的创制与传播产生影响的科技成果，几乎都会同步运用于电影电视之中。在大众传媒领域，如印刷复制、录音录像、电子排版、网络传输、数字化、地球通讯卫星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美国创意产业具备了向全世界扩展的“桥梁”和“利器”。在图书和唱片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发的网上售书等业务，极大地促进了其销量的增长。

另一方面美国重视创意园区建设，创建企业孵化器。创意园区是一种介于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和企业发展平台，它通过提供一系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管理支持和资源网络，帮助处于初创阶段或相对弱小的新创企业，使其能够独立运作并健康成长。1956年，美国人乔曼首次提出了孵化器概念，并在纽约成立了第一家企业。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的船业园区数量从12个迅速发展到900个以上。美国创意产业园区主要有4种形式：政府主办的园区、私人主办的园区、学术机构主办的园区、公私合营的园区。这些园区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目前美国很多创业园区集团本身就是新创企业，它们不仅向其他新创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和设施，而且还提供更加全面的管理咨询，包括企业发展和技术开发、市场营销、竞争研究分析、法律顾问、会计等。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通过创业者和风险投资的联合，将巨额资金与大量具有创意的新创企业结合，同时喜迎了大批优秀的管理人才加盟。

（三）日本经验

日本在近20年来,几届日本政府都把发展资源消耗低、附加值高的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日本的创意产业发展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是有比较成功的市场动力机制日本创意产业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市场动力机制的成功解决，如日本在照顾国情因素和吸收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创造出了一种物质动力与精神动力并重，奖励与惩罚、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综合型的动力机制。同时日本社会所极力提倡的“命运共同体”与“团队精神”都很自然地使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其次是比较严密的宏观经济计划。日本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文化创意产业模式。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发展战略和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对企业起着“指导”、“引导”和“预测”的作用。1996年，日本确定了“文化立国21世纪方案”；1998年的“文化振兴基本设想”又提出，要把文化的振兴提高到国家最重要的位置；强调对文化进行重点投资，认为对文化的投资是对未来的先行性投资；2003年又制定子“观光立国战略”。对振兴地区和地方文化，日本政府明确规定：政府应支持地区文化活动，包括重新挖掘、振兴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遗产、民间艺术、传统工艺和祭祀活动等；制订长期规划，对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提供全面支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手举办全国规模的文化节。

（四）韩国经验

韩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总体战略主要有三步。第一步是实行立法保障。以此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规范经营秩序，凝聚国力、民力，确保文化产业高效有序发展。1999年2月，韩国颁布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界定了文化产业的范畴，对政府扶持文化产业的职责范围、实施手段、运营规则、组织机构、财源筹措及使用方法，均做出具体规定，做到政策落实，有法可依。依据该法，韩国政府1999年至2001年先后制定和实施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21世纪文化产业展望》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对文化产业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针对不同阶段出现的问题，适时采取有效的扶持对策。第二步即打开资金瓶颈。资金供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血脉”。韩国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规律，贯彻“选择与集中”的原则，对选定的重点扶持对象，从创业到研发、创作、制作和营销、流通的每个阶段，都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在国家财政全面吃紧的情况下，文化事业预算反而逐年增加：1998年占国家财政预算0.62%，2000年首次突破1%，2001年大幅提高为9.1%。同时动员民间资本，建立官民共同投融资体制，是韩解决文化产业资金的有效办法。具体做法是运作“文化产业专门投资组合”。韩文化产业振兴院在2000年至2001年的两年里，先后组建17个“投资组合”，融资总额达2073亿韩元，其中政府350亿韩元，民资1723亿韩元。在此基础上，运作日臻成熟，成功率大幅提高，年融资达1000亿韩元以上，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最后一步为税收优惠激励。韩国政府根据文化产业发展需要，提高扶持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对从事知识基础产业的小企业实施减税优惠。

四、借鉴国际经验,加快发展我国文化创意产业

无论是工业经济时代,还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产业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力和影响力,都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互动,展示出这一朝阳产业的广阔前景尤其是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我们透过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审视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发现经济危机的出现一般都伴随着文化产业的勃兴。我要善于从危机中抓住契机,推动文化产业逆势而上、加速前进。

宏观经济的萧条期往往是文化产业的机遇期。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期或萧条期,往往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机遇期。在这个阶段,经济会出现低增长与高失业,但出于提升竞争能力和获得精慰藉的需要,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消费与投入不降反增。同时越是经济萧条文艺创作就越有素材、越有灵感、越有创新源泉,正所谓“文章僧命达”、“诗穷而后工”。审视美国、日本和韩国文化产业在经济危机时的发展,我们可以获得很多规律性的认识和有益的启示。美国的经验表明文化产业是应对金融危机的宝贵财富和精神支柱。

所以我国应该借鉴他国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上的经验，加快发展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

（一）将发展创意产业列入国家创新计划

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引擎,它理应成为国家创新战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建议学习英国的经验有计划的使用政策扶持文化创意产业，尽快出台与“科技创新”并驾齐驱的“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和近期行动计划。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并合各种文化资源,通过应用技术的嫁接为各产业的创新服务。

（二）营造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鼓励各类创意产业非营利组织的发展

文化创意的繁荣需要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对各种文化创意,只要无害就应允许其存在。同时创意产业的发展还需要多元文化的交流,中国本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多民族必定又孕育出了多样性的文化，同时东西南北地域的差异性使中国的民族文化和风俗更加的丰富，可以成为文化创意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库，在此基础上通过文化的交流可以促进创新，可以为文化创意注入新的活力。另一方面要学习美国的经验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重点推进包括协会、研究机构、大学等非营利组织的建设,将研究与应用相结合，这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也可以更广泛地开展国际交流吸取国际经验。为此建议:尽快成立全国性创意产业协会,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协助政府推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和监管产业的运作有效的将创意产业这样的朝阳产业引入良好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国家创意产业品牌促进中心,定期举办节事活动,设立部级的创意产业大奖,以吸引和培养文化创意方面的人才，并为创意企业和产品提供信息、展示、推介等公共服务。

（三）制定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

对于文化创意产业，建议政府学习英国政府的做法为创意企业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并协同金融界和有潜力的民间投资者为它们提供资助，逐步建立强大的创意工业财务支持系统，同时给予一定的财政倾斜，成立专项资金，以奖励资助、贷款贴息、项目补贴等方式支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公益性文化创意产业相目应当给由于更多的扶持，逐步建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建立创意产业的投资基金,担保基金,鼓励创新的奖励计划和文化创意产品走出去的财政支持政策等;制定支持中小创意企业的发展政策,包括促进投融资与风险分担的机制、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作、加强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人才培养等;对一些市场化程度高的文化创意企业，可以积极大胆的引进并合理利用外资，鼓励外商在该领域直接投资；出台“中国创意产业统计指标体系”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各级政府部门在实际操作中能够规范并有效地落实国家发展创意产业的各项鼓励政策。

（四）制定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用地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发展

对于像文化创意产业这样低耗能，低碳的产业，应该多方面得政策优惠，特别是在用地方面，为创意产业的发展预留空间。特别是如今土地资源不足的一级城市，尤其要注意发展空间的腾换，应鼓励城市建成区内的废旧厂房、仓库等存量房地资源以廉租等的经营方式吸引文化创意企业的入驻对废旧资源的再次利用。北京的798是这方面成功的典型，它不仅成功的对废旧资源再利用，也降低了文化创意类企业的运作成本，同时成为了著名的新型文化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发展了旅游业，达到了一举三得的资源高效利用开发。

（五）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知识产权保护是创意产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创意产业的易复制性使其相对于传统产业来说风险更大、成本更高，只有实施比传统产业更为严苛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才能为创意产业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创意之父霍金斯曾言知识产权(专利、版权、商标、设计)是创意经济的一种货币，知识产权保护在创意产业发展过程中是“中央银行”，对此，我们应该借鉴韩国的做法，实行全面系统的立法保障，以此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规范经营秩序，凝聚国力、民力，确保文化产业高效有序发展。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会损害创新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再创新的积极性，就如当今的中国歌坛，优秀的原创歌手和歌曲匮乏，优秀的音乐人和歌手都无法以出音乐专辑盈利，全靠走穴挣钱，唱的永远是那么几首歌，盗版的泛滥和网络下载的兴起将中国音乐人逼到了绝境，中国音乐市场的衰落时必然的。为了不让创意产业也重蹈覆辙我们必须将该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尽早的完善。另一方面要形成一种尊重知识产权和创新成果的社会文化氛围，创造出一种保护创意产业发展的良好的软环境，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根本。

（六）吸引并培养有创造力的人才

目前我国的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是创意人才的匮乏。全方位、多渠道培养和集聚创意人才是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环节。大批量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是我国未来文化创意产业获得大发展的前提，从近10年来的经验来看，各国创意产业的发展无不得力于各国创意人才的教育与培养。仅以游戏产业为例，到2003年美国设有游戏专业的大学(学院)有540所，日本有200所大学设有游戏（开发、设计、管理、运营）专业。美国和日本的游戏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相互竞争的状态，与其丰富的人才资源的强大支持分不开。国内创意人才的培养，受到原有教育培训机制的制约，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需要，为了改变这样的现状，应该相应的创造新的培育机制培养大批量创意人才，推动我国创意产业的健康高速的发展。着力培养创意产业的领军人物，重点吸引一批海外从事创意产业的优秀人才特别是那些既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又有宽阔国际视野的海外留学归国人才。对于已经在文化创意产业工作岗位上的年轻专才，应营造宽松活跃的工作环境，鼓励其大胆创新，采取各项激励措施，奖励先进，不断激发其创新热情。

（七）以举办如上海世博会这样的世界级的会展为契机,推进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

世界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从产业层面的第一阶段发展到创意经济的第二阶段,一些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已进一步向“创意社会”第三阶段发展。我国可以汲取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经验,推进中国创意城市的建设,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创意示范城区”的试点建设,跳出单纯的“创意产业园区”建设的局限,将创意结合在城市规划、旅游休闲中去，例如成都的合江亭由于其百年好合的美好寓意而成为成都人结婚必到的地方，由此在合江亭前的斑马线被画成了粉红的型心的“爱情斑马线”，这就灵活的运用创意将人们美好的祝福运用到了交通设施中去。又如深圳的大芬村，由于加工出口油画而成为世界油画的生产基地，而大芬人更是借此机会将村内的建筑外墙都画上了各种彩绘使原本平凡的小村庄成为一个充满浓郁艺术气息的艺术村，这就是将创意充分的运用到了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去的典型。借鉴这些成功的创意方式实现创意硬软件的互动,在街区、社区的地理范围内实现将创意与平凡的生活巧妙的结合，真正的实现创意随处可见，创意无处不在，展示出中国文化创意的活力，推进我国创意城市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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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8

如今，文化软实力在提升国家整体实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通过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成为中国转型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然而，一场发端于美国金融业的危机正逐步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危还是机？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如何在本次危机中面对挑战，抓住机遇，持续有效地推进“走出去”战略？等等，是目前中国文化相关业界亟需思考的问题。

一、现状：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影响概述

文化“走出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文化理念，展示具体的文化形态，其二是指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包括广播影视、信息服务、演艺剧目、文化用品等方面。而文化理念的传播，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载体，并且最有效的实现方式是受者自觉的文化消费，因此，文化出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部分。

自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这场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金融业到各行业，正逐步蔓延。文化贸易方面，文化出口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文化市场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从而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造成一定影响。

由于文化产业多侧重于创意型经济，介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中国文化出口总量较小，因此金融危机初始，产业链上尚未显现出大规模的受影响状况。目前波动较大的出口部分在文化相关类，如文化产品制造业。由于欧美市场萎缩，江浙一带的工艺品制造商均表示今年圣诞礼品的欧美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原本抱了较大希望的广交会也未能如预期带来大量订单。这对国内部分资本储备不足、产品单一的中小型企业是严重的打击。其次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在海外拍卖会上表现均不如从前。在11月初结束的伦敦苏富比秋拍会中，中国当代艺术品共成交203件，平均每件成交价107万港元，较春拍的每件158万港元降低了32%，成交总额已萎缩至最近三季最低。[1]海外演出方面，杨丽萍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原计划年底赴日本进行的巡演临时取消；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出品的舞台剧《功夫传奇》，原计划明年4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的几十场演出，如今也生出许多不确定因素。[2]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扩散，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必然受到波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文化消费作为柔性需求，消费随意性较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海外文化市场有可能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人们缩紧开支，对文化消费可能更为谨慎，从而导致市场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人们也可能更频繁地选择以休闲娱乐方式缓解经济带来的心理压力，导致产生新的文化需求空间。更重要的是，由于欧美市场衰退，出于本土贸易保护，未来一段时间西方国家极有可能出现对华反倾销、技术性、标准性等贸易壁垒的手段。因此，国内部分出口型产品主导的企业，或许会借国家拉动内需政策之机，调整产品销路，转向国内市场，这将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二、时机：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机遇分析

尽管国际文化格局在短期内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今后一段时间内，抓住文化产业发展机遇的国家和地区很有可能在本次危机中趁势而上，占据世界文化版图的有利地位。如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日韩均抓住机遇调整国内产业结构，促使其文化产业崛起从而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因此，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面临风险与挑战，更是有着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首先，从国内文化发展环境看，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出口导向型调整，甚至加速我国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是难得的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出口的产业结构偏重于制造业，消费的随意性、可替代性较强，原发性不足。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文化产品占出口总额的近七成；外资企业文化产品出口额占七成以上；真正体现中国文化内容的出口产品出口占比不足15%。[3]近期文化产品海外订单的减少，恰好反映出我国文化产业出口结构的不科学性，这种反馈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十分有利。从各文化产业大国发展经验可以看出，文化走出去不仅要输出单纯的文化产品，更要输出本国文化，才能以原创性、创意性的绝对优势占领国际市场。而本次金融危机极有可能带来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变动，因此，在调整机遇中，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应更注重开发产业链上游，全面加入国际文化产业分工体系，囊括文化生产、输出各环节。此外，来自国际市场的压力迫使我国出口型文化企业优胜劣汰，这对国内出口型企业着眼长远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打造国际影响力方面存在较大机遇。

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卓别林、米老鼠系列作品，97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星际争霸”游戏碟、日本“疗伤系”卡通形象趴趴熊，本次金融危机中日本卡通形象“快乐小鸡”等，都是特殊时期文化形象创新推广、文化产品服务借机开发的优秀案例。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使得中国市场在本次危机中表现突出，较为稳定的中国市场使得全球各国刮目相看，这正是推广中国文化的大好机会，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出口的最佳时机。同时，稳定的市场是吸引海外资本注入，拓展境内文化产业国际影响力的最大保证。以影视制作业为例，近年来，好莱坞六大片厂的制作费保持在六千至七千万美元的范围内居高不下，为节约制作成本，各大片厂纷纷将拍摄地转移至海外，包括加拿大、东欧、澳洲等地。同时，在海外进行后期制作的影片数量也不断上升，据预测，以泰国、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等地为主的亚洲地区有成为世界电影后期制作中心的趋势。金融危机当前，欧美影视制作业投资锐减，因此削减开支转移拍摄地、外包制作业务极有可能成为欧美影视市场得以持续发展的最优出路。

再次，从外部环境看，在拓展海外市场，鼓励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方面也是最好时机。

本次危机中，美国影视业由于资方退出导致部分公司发展停滞，博物馆、歌剧院等由于赞助、拨款减少而陷入经营困境；德国出版行业初显低迷；英国上半年广告市场营业额大幅下降、艺术演出行业遭遇寒流；日韩动漫产业、影视产业也受市场低迷影响不得不缩减开支……国际文化市场动荡，而中国国内市场稳定，这对有理想有实力走出国门寻找机遇的部分企业来讲，可谓恰逢其时。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更是突飞猛进，综合来看，中国资本有实力、也是时候走出去了。目前，金融危机导致美国金融市场紧张，部分企业由于资金困难而急欲出售，降低了其估值。特殊形势下，外资在政治层面的风险性也有可能降低，加之近年来人民币总体上对美元升值，这些外部条件给我国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并购机会。把握当前形势，依托国家近年来针对“走出去”战略制定的一系列优惠鼓励政策，选择暂时陷入困境但有实力有潜力的海外企业合作，是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大好机遇。

三、思考：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文化“走出去”对策初探

“走出去”战略，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基础上做出的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97亚洲金融风暴后，在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谈到做好经济工作、增强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时强调了六点，其中一点就是实施“走出去”的战略。[4]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特别提到：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实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加快“走出去”步伐，扩大我国文化的覆盖面和国际影响力。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工作，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这是在新形势下党和政府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新要求，也是关系到新时期新阶段，如何在国际上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问题。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除了通过外交、对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等活动，还要从扩大对外文化贸易的思路来做。当前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影响巨大，而文化出口对于拉动其它制造业、服务业产值、附加值，创造就业岗位等间接效果显著。因此国家鼓励扩大内需的同时，仍然倡导出口市场多元化，这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推进十分有利。

（一）宏观导向上的政策重视

2006年1月，时任韩国国务总理的李海瓒主持国务会议，专门讨论“韩流”的世界化问题，提出扶植“韩流”以中日为中心世界化。由国务总理亲自主持、专门讨论本国文化产品世界化问题的，这在世界各国中还不多见。尽管近年来为培育涉外文化企业，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文化产品服务出口的意见》、《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等。然而与欧美、日韩等文化产业大国相比，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对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我国目前尚未制定明确的关于中国“大文化走出去”的具体方案，也未建立起完善的对外文化贸易的政策扶持体系，在资金补助、税收减免、出口奖励等方面力度也还不够。

在金融危机还未对我国市场造成大幅影响之际，国家出台了十项措施以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其中，“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几项对中国文化事业与产业在国际上争取新的发展机遇有着政策上的保障，也给我国文化产品服务“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带来了契机。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9日上午进行的第九次集体学习中，中共中央总书记强调，要着眼于全球经济发展新态势，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加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12月3日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形势报告中总结我国文化建设基本经验时也提到，必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

因此，在“文化兴国”战略前提下，以国家政策层面支持文化出口，并将其最终指向中国整体国际影响力，是中国文化产业着眼长远发展的必然考虑。

（二）为“走出去”做足准备

目前，国家对文化出口贸易尚未有较为明确的统计标准，对我国可出口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各门类出口优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国际竞争力等也欠缺系统梳理，因此，为“走出去”作好准备，可考虑对出口文化资源及其价值做系统调研，分析其输出的可行性、出口结构搭配的合理性、出口渠道的有效性等。其次，深入研究各国文化体制机制，探寻中外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差异，以利于制定适合我国国情及特殊资源优势的文化方略。再次，调研国际文化消费市场空间及文化产品的国际化需求，致力将我国现阶段欠开发的传统文化、文化遗产类产品服务与国际需求相结合，推向全球市场。

（三）抓住时机采取具体措施

1、及时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目前金融危机尚未对全球文化产业造成大规模破坏性打击，可利用时机，以探讨全球性文化议题，如“文化产业与金融危机”等为契机，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困难。而国际文化论坛本身，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有利平台。中国若是把握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为支撑，邀请全球文化产业界共赴盛宴，对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更进一步借机形成国际文化论坛的长效机制，打造高规格的文化对话平台，也可助于中国扩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论坛为例，2004年，由教科文组织及主办地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及赞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届全球性文化论坛于巴塞罗那正式揭幕，以艺术、文化和对话作为主要活动。来自全球若干国家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通过演讲、研讨、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对话并宣传各自文化，展现出丰富且令人惊艳的各地文化意涵，对所在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国若能举办类似活动，并将议题的时效性与论坛的长效性相结合，会有利于吸引国际文化界对中国的聚焦。

2、广泛吸纳国际文化产业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闭、重组的信息屡见不鲜，海内外各大企业也陆续出台裁员计划，这些无论对在职者还是求职者都是沉重的打击。例如《洛杉矶时报》、时代华纳旗下时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级传媒集团均传出了裁员计划。然而，这也恰好成为国内许多文化机构难得的招贤机遇。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制度优化的时机。经过一次洗牌式的调整，对加速国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构优化、拓展人才储备，都是难得的机遇。若能把握时机，通过如“文化产业人才储备计划”等策略，吸纳国际上有经验有实力的文化高端人才，从他们身上获得国际先进的文化产业运作经验，同时吸取本次危机中其失败教训，将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文化产业健康、良好、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可利用这类熟悉国际化企业操作的海外人才，与熟悉中国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结合，打造精英团队，拓展海外市场。

3、加速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机构建设

目前，中国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学院是我国较具代表性的驻外文化交流机构。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常设机构，可以长期、稳定、自主、灵活地开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全球已设有巴黎文化中心、开罗文化中心、马耳他文化中心、贝宁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汉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准确地介绍当代中国发展为主要任务，是驻在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而孔子学院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汉语推广机构，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由中国和海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合作举办。截至2008年3月，我国已经启动建设了238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69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孔子学院总部计划，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设500所孔子学院，使孔子学院年在学人数达到10万人，参加汉语言文化活动的人数达到50万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亿。[5]

然而，国家间外交因素带来的政治障碍、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类似机构在海外布局时存在重重困难。因此，在扩建此类文化交流机构时，可适当考虑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在保证传播中国文化本职不变质的情况下，尽量产业化运作，通过融入海外市场从而输出中国文化。

此外，还可拓展民间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动，或借助相对平等的产业资本，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4、以广电媒体境外落地、新媒体合作等多种形式输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机中，民众对于财经信息的报道和商业新闻的关注日益高涨的同时，不少国外媒体却陷入广告锐减、融资困难的境地。以美国新闻集团为例，在雷曼兄弟的帮助下，福克斯互动媒体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收购了IGN娱乐和图片分享网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新闻集团网络业务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闻集团不再依赖某个单一市场或某种单一媒体。此外，美国一些报业公司还将印前、印中和印后业务分别外包，以节约成本；国外电视台寻求与网络互动以摆脱单纯的电视广告减少的局面，获得更大的收益空间……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产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所在。广电传媒的海外落地向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传播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建渠道，即通过中国电视频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视节目自办发行，直接掌控平台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体出售节目的海外播映权，以及与境外媒体合办公司和频道进行本土化传播两种方式。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传播、民营企业的比重还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海外媒体，对拓展我国对外传播渠道、输出我国核心文化产品，都是非常现实且有力的途径。

但是，各国对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开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确限制外资进入广播影视业；俄罗斯也限制外资进入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传媒业务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投资地，以有效的审批渠道和企业形式，配合恰当的品牌经营策略，努力争取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声音。

早在2004年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国广电系统要严格执行总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以我为主、对外有利”为原则在海外拓展广电业务，并有针对性地播出外宣节目。国家十一五文化纲要及此后一系列鼓励对外文化交流的政策中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在境外设立出版社、广播电视网、出版物营销机构等，商务主管部门在境外投资促进、扶持、保障、服务、核准等方面提供便利。上述文件对我国传媒行业拓展全球市场、争取国际话语权既有政策层面的鼓励，对媒体也有着导向性的规范，避免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公务员之家

5、加大国内文化企业“走出去”力度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目前很多境外公司市值已经较低，跨国并购对于中国希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然而文化产业投资见效周期较长，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由于中外企业运作方式的差异，易导致投资境外文化企业的国有资产监管失位，以致资产流失，甚至进一步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有资料显示，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至少600亿美元。因此，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在规范资产转让权、探索国企改制等方面，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考虑。对购入海外濒临破产的文化企业，亦需将风险防范意识放在第一位。

在打造竞争主体方面，国际文化市场竞争要求国家文化产业有较高的集中度，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竞争力主要表现为该国若干家文化企业集团以雄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实力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能力。[7]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需重点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比如以中国对外文化集团为代表的大型国有文化企业。近年来，该集团在建立金融和资本平台、形成较强融资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扩大文化出口基地建设、运营大型常年演出系列剧目、建设文化产业园区和在境外设立国际文化市场前沿营销阵地等战略性举措，正逐步从传统的文化中介商转变为文化集成商、制作商以及文化产业规划者[8]，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公司一直在探索如何通过金融和资本运作渠道，解决中长期文化产业投资的资金问题，以利于打造更具实力的国际性企业。在特殊背景下，国家可考虑以产业基金方式，引导鼓励一批大型文化企业发展，带动更多的文化企业走出去。其次，还可引导目前市场稳定且发展潜力巨大的非文化类大型企业进行业务拓展，例如通过投资文化地产、注资海外文化产业园区、建立文化产品分销机构等，以多元化发展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再次，由于直接投资海外文化项目的风险较大，对国内中小型民营文化企业来讲，投资收益不确定性高，因此，中小文化企业应在稳定其国内市场的同时，立足国内根据地，适当寻求国际合作，找准时机拓展海外业务。

对于出口资金短缺的问题，商务部早在2000年便设立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给予走出国门的中小企业以支持，2008年中央财政也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扶持政策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比如连续5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安排资金12亿元支持中小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等。除中央、地方的专项资金，还要充分发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支持作用。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接受17大集体访问时曾提到，近年来，在出口方面中国进出口银行更加强调支持中小企业和农产品走出去，将来会对服务贸易、旅游、信息产业的进出口给予更大支持。[9]国家目前已经将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纳入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国家发改委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资信贷支持机制，对推动有比较优势的中国企业境外投资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从目前文化企业“走出去”的进程来看，对上述银行资金扶持的利用是不够的。在当前机遇下，我国各大中小型文化企业应充分认识、利用以上政策，积极走出国门，以中国产品的质优价廉拉动海外消费。

产品市场方面，目前世界主流的文化市场仍然具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出口定位也可根据形势作出调整。有资料显示，中国对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的文化产品出口额合计占出口总额的85%以上，近期欧美市场的波动对国内文化产品制作业出口造成一定影响，但也让我国文化出口企业看到了全球其它很多地区尚有待开拓。比如，目前与中国文化贸易量较小的日韩、东南亚等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这些国家的消费者较容易理解中国的文化产品,文化折扣相对较小；此外，我国与亚非拉地区的文化交流、贸易往来日益密切，文化出口方面存在较大空间。

如何有效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中国文化界、贸易界讨论的热点。尽管就目前而言，本次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还未完全显现，但不可否认，风险与机遇并存的2009年极有可能带来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转变，对中国文化产业本身而言，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从全球各文化出口大国的发展经验来看，把握时机、跟进研究、调整政策，是制胜的关键。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百年难遇的世界经济动荡中，如何化危为机，建构强势的国家文化软实力，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国际影响力，值得更多的文化“官、产、学”相关人士进一步思考。

（三）抓住时机采取具体措施

1、及时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

目前金融危机尚未对全球文化产业造成大规模破坏性打击，可利用时机，以探讨全球性文化议题，如“文化产业与金融危机”等为契机，搭建国际文化对话平台，携手各国共同应对困难。而国际文化论坛本身，也是促进国际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有利平台。中国若是把握机遇，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以相对稳定的国内市场为支撑，邀请全球文化产业界共赴盛宴，对推动全球文化贸易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若是更进一步借机形成国际文化论坛的长效机制，打造高规格的文化对话平台，也可助于中国扩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话语权。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论坛为例，2004年，由教科文组织及主办地政府为主导，非政府组织及赞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届全球性文化论坛于巴塞罗那正式揭幕，以艺术、文化和对话作为主要活动。来自全球若干国家的文化艺术从业者，通过演讲、研讨、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对话并宣传各自文化，展现出丰富且令人惊艳的各地文化意涵，对所在国文化“走出去”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国若能举办类似活动，并将议题的时效性与论坛的长效性相结合，会有利于吸引国际文化界对中国的聚焦。

2、广泛吸纳国际文化产业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闭、重组的信息屡见不鲜，海内外各大企业也陆续出台裁员计划，这些无论对在职者还是求职者都是沉重的打击。例如《洛杉矶时报》、时代华纳旗下时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级传媒集团均传出了裁员计划。然而，这也恰好成为国内许多文化机构难得的招贤机遇。这次的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一次资源重新分配、制度优化的时机。经过一次洗牌式的调整，对加速国内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结构优化、拓展人才储备，都是难得的机遇。若能把握时机，通过如“文化产业人才储备计划”等策略，吸纳国际上有经验有实力的文化高端人才，从他们身上获得国际先进的文化产业运作经验，同时吸取本次危机中其失败教训，将有助于推动今后中国文化产业健康、良好、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文化企业可利用这类熟悉国际化企业操作的海外人才，与熟悉中国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结合，打造精英团队，拓展海外市场。

3、加速中国海外文化交流机构建设

目前，中国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学院是我国较具代表性的驻外文化交流机构。中国海外文化中心作为文化部外派的常设机构，可以长期、稳定、自主、灵活地开展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工作。全球已设有巴黎文化中心、开罗文化中心、马耳他文化中心、贝宁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汉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准确地介绍当代中国发展为主要任务，是驻在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扇窗户。而孔子学院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汉语推广机构，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由中国和海外教育机构、社会组织合作举办。截至2008年3月，我国已经启动建设了238所孔子学院（课堂），分布在69个国家和地区，已成为各国学习汉语言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场所。孔子学院总部计划，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设500所孔子学院，使孔子学院年在学人数达到10万人，参加汉语言文化活动的人数达到50万人，国外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1亿。[5]

然而，国家间外交因素带来的政治障碍、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类似机构在海外布局时存在重重困难。因此，在扩建此类文化交流机构时，可适当考虑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励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完善管理机制，在保证传播中国文化本职不变质的情况下，尽量产业化运作，通过融入海外市场从而输出中国文化。

此外，还可拓展民间交流合作领域，鼓励人民团体、民间组织、民营企业和个人从事对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动，或借助相对平等的产业资本，带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产业发展。

4、以广电媒体境外落地、新媒体合作等多种形式输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机中，民众对于财经信息的报道和商业新闻的关注日益高涨的同时，不少国外媒体却陷入广告锐减、融资困难的境地。以美国新闻集团为例，在雷曼兄弟的帮助下，福克斯互动媒体分别于2005年和2007年收购了IGN娱乐和图片分享网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产，新闻集团网络业务陷入不知何去何从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闻集团不再依赖某个单一市场或某种单一媒体。此外，美国一些报业公司还将印前、印中和印后业务分别外包，以节约成本；国外电视台寻求与网络互动以摆脱单纯的电视广告减少的局面，获得更大的收益空间……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尤其是新媒体产业拓展海外业务的机遇所在。广电传媒的海外落地向来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传播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自建渠道，即通过中国电视频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视节目自办发行，直接掌控平台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体出售节目的海外播映权，以及与境外媒体合办公司和频道进行本土化传播两种方式。我国对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国家唱主角，以政府为主导，民间传播、民营企业的比重还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国民间资本进入海外媒体，对拓展我国对外传播渠道、输出我国核心文化产品，都是非常现实且有力的途径。

但是，各国对外资准入审批制度存在差异，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开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确限制外资进入广播影视业；俄罗斯也限制外资进入覆盖俄领土一半区域的广播媒体、发行量较大的报纸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传媒业务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投资地，以有效的审批渠道和企业形式，配合恰当的品牌经营策略，努力争取中国传媒在国际上的声音。

早在2004年广电总局就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影视“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国广电系统要严格执行总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国外租买频道和设台管理暂行规定》，以“中央为主，地方为辅”、“以我为主、对外有利”为原则在海外拓展广电业务，并有针对性地播出外宣节目。国家十一五文化纲要及此后一系列鼓励对外文化交流的政策中提出，鼓励文化企业在境外设立出版社、广播电视网、出版物营销机构等，商务主管部门在境外投资促进、扶持、保障、服务、核准等方面提供便利。上述文件对我国传媒行业拓展全球市场、争取国际话语权既有政策层面的鼓励，对媒体也有着导向性的规范，避免在“走出去”过程中出现危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行为。

[参考文献]

1.蔡尚伟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人民网，2008年10月27日

2．蔡尚伟、王倩茹：《论金融危机与文化产业》，人民网，2008年10月17日

3．蔡尚伟、江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人民网，2008年11月19日

4．蔡尚伟、张玥：《金融风暴对传媒产业的影响及对策初探》，人民网，2008年10月22日

5.蔡尚伟、唐丕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对策：“文化十条”》，中国文化管理传播网，2008年11月28日

6.蔡尚伟、崔嘉艺：《刍论“中国——南亚——东盟文化贸易体系”的构建》，人民网，2008年6月10日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9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讨论的只是一个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发生在亚洲许多地区的“金融危机”（货币动荡只是这一危机的表现之一），与上面这个例子的性质是一样的——信誉危机。在西方成熟的カ场经济里，所谓“坏帐”固然难以避免，但是出现与韩国政府贷款的坏帐比例（根据一份材料的估计，接近40%）类似的坏帐却是少见的。中国的银行向国营企业发放的贷款，坏帐比例即使已经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经济开始从古典发展阶段（即珀特尔MichaelPorter所谓“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进入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即珀特尔所谓“投资驱动的发展阶段”），从而需要建立大规模集资的机制。政府干预下的集资固然可大规模进行，如同韩国在1970-1990年期间所做的那样，但其社会弊端往往抵销了经济效果（例如由此而来的政治腐败和新的老的“财阀族”），即使经济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预期那么好（参阅人们最近几年对“亚洲奇迹”的批评）。但是，如果放弃政府干预这个手段，在互不相识的广大人竤之间如何实行大规模集资呢？“金融”做为一种特殊的信用关系，一种“大众参与”的信用关系，便在亚洲诸“非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一特定阶段里凸显出来。这一“金融深化”公务员之家

（financialdeepening）过程与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识（localknowledge）的冲突性也便凸显出来了。

从亚洲各国在“经济起飞”（thetake-offstage）阶段所发生的社会变化来看，现代化过程在很强的意义上就是西方化的过程。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经济起飞的阶段，这两个国家的离婚率、自杀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统计意义上非常显著的增加；人们对家庭的观念和社会对“个人主义”的态度也都有了很大改变。在传统道德意识不断弱化的同时，新的、与西方“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共识却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於是，这许许多多刚从“家”的牢笼里走出来进入“カ场”的陌生“个人”，开始体验到普遍的信誉危机。这在中国大陆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说法叫做“杀熟”，就是亲友之间为利益金钱而展开的厮杀。道德基础在传统与现代两方面的缺失，这种“两处茫茫皆不见”的道德无政府状态，显然是难以为继的。而在这一社会转型期里的金融过程，显然也是难以为继的。当金融过程继续不下去时，在这些社会里，其实只有两个解决危机的办法∶（1）政府出面干预，并且面临著经济集中化的危险；（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场经济里去，放弃规模经济的好处。除非，社会有能力重构自己的道德基础，否则是不会有甚么长期意义上的“信用关系”的。

上面这些没有附加经验数据的论说，大体上只可以当成“判断”而不是学术性的结论。不过，当我们凭著对非西方社会行为方式的熟悉来想像，那些金融机构里的贷款分析员和监督人员是如何处理日常帐目往来的，他们以及他们的上级如何在评价投资项目时受到各种私人联系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项目已经出现问题时试图隐瞒……；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被费孝通概括为“一个一个同心圆构成的”、以每一个个体为圆心的社会关系网里，个体是如何对待那些写在纸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联系”的规章制度的；我们可以想像“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这句话对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种非常或过份彻底的意义上认为∶人们必须在商品“等价交换”公式的两端异化到非人的状态，异化到只服从抽象的金钱的驱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约束的时候，才有资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样（同时也不要忘记了莎翁笔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来玩“金融”。

文化危机论文范文篇10

文化产业基金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也亟须基金的支持，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那么，在非常时期、面临非常机遇的情形下设立部级的“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运作？下面就这个问题略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现状

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省市政府、机构、公司率先开始设立与运营文化产业基金，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从总体上看，以地方省市政府、机构、公司发起与设立为主，基金规模相对弱小是我国文化产业基金发展的现状，随着近两年来各地文化产业基金的快速成长，我国的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正从初创阶段逐渐过渡到成长阶段。

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化产业而设的部级文化产业基金，都是以地方省市政府、机构、公司发起与设立为主。例如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会和湘财证券有限公司及其旗下湘财贯通投资管理公司主导设立的中国文化产业基金（CCF）；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共同发起设立的上海市东方惠金文化产业投资资金；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华夏济南分行在2000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孔子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及近两年以来陆续发起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莱芜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淄博市文化产业基金、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基金、青岛市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等等。

无论是浙江省第一只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计划为2.5亿元人民币的东方星空文化传播投资基金，还是北京市计划每年拿出5亿元人民币建立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但也仅仅是停留在发展本地方文化产业的层面，基金规模不仅比国外的国家文化产业基金规模小，就连相比于国内其他产业基金来说也是弱小的。在国内外运作良好的其他产业基金，例如，在2006年12月30日正式挂牌的我国第一只经国家特批设立的契约型中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其总规模就达200亿元人民币；另外，于200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山西能源产业基金是我国首个能源产业基金，其基金总规模也高达100亿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动辄就高达数百亿的外国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国家对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而目前普遍设立的政府专项资金，是政府在支持文化产业建设方面的政策突破，也体现了当前中央政府提倡的文化体制改革精神，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的要求，在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政府专项资金也普遍存在着部门管理、运行不规范、监管缺失和投资效益低下、退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摒弃这种操作方式当然不是明智之举，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取代政府专项资金这种操作的时候，如何改善和发展这种基金方式，才是上策。因此，本文认为可以通过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并健全相关体制，是可以有效地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的。以下部分将就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作简略的分析。

二、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可能性分析

（一）国家积极支持文化产业基金的设立与发展

1．2001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获批准通过，“文化产业”的概念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使用。

2．2003年2月，《2003年—2010年中国文化市场发展纲要》中指出要“继续扩大文化市场准入，完善投融资体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重点文化项目和直接为群众服务的文化设施建设”、“利用财政、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引导资金投向，调整文化产业布局，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

3．2003年8月，中共中央专门组织了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总书记强调要“根据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特点和规律，按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求，不断推进文化体制和机制创新，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政府可设立各种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如文化艺术基金、电影基金、图书出版基金等。”

4．2003年9月4日，《文化部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争取一定数量的政府投资，作为文化产业引导资金，对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开发与运营，特别是内容产业文化产品的生产给予资金补助和信贷贴息等支持。拓宽文化产业融资渠道，形成多渠道投入机制。加强与金融机构的联系与沟通，积极推荐有发展前景、有良好效益的文化产业项目，争取银行给予信贷支持。”

5．2005年8月8日，国务院颁布《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鼓励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政策许可的文化产业领域，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发展。

6．2006年1月，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改进和完善国家扶持方式，坚持和完善有关文化领域的重点扶持政策和措施。要以项目投入为手段，以激发活力为目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7．2006年9月13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拓展文化产业投融资渠道。鼓励文化企业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企业债券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

8．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同志在报告中说，“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加快文化产业基地和区域性特色文化产业群建设，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活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

9．2008年4月16日，文化部落实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要求，提出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思路和六项措施，明确要求“完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要“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贷款贴息、资助、奖励、设立投资风险基金等方式，扶持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和优秀文化产品生产。”

10．2008年10月19日，在安排部署四季度经济工作时说“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完善中小企业担保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贷款，拓宽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加大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财政支持力度”。后来在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十条”措施，其中就有“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的明确表态。

以上这些国家政策、法规等都充分说明了国家对发展文化产业基金的理念及政策是明确的，对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也表明国家是积极支持文化产业基金的设立与发展的，这为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二）我国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条件已基本成熟

1．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GDP多年保持着高速的增长态势，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水平,2007年达到246619亿元。中国进出口贸易连续增长，贸易活动持续顺差，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广阔的市场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着大量国外投资者，外商直接投资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有利的政治、经济环境为发展资本市场和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还将迅速发展。从而为文化产业基金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另外我国金融市场资金较为充裕，“据央行统计，截至2007年底，中国民间资本沉淀金额达数十万亿元，”②这些资金大多以存款的形式存在于银行系统，只要国家政策引导得力，将这部分资本引入风险投资，可以说，发展部级的文化产业基金是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来源的。另一方面，现在中国财政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不小的水平，据国务院关于2007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显示，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21.78亿元，增加12561.58亿元，增长32.4%。因此，中央是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来支持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

2．机构投资者的增加，提供了顺畅的资金来源渠道

我国近几年机构投资者规模和市场成熟程度都有了很大发展。保险公司、社保基金等从资产配置和提高收益的要求考虑，希望介入产业基金。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从探索综合经营提高竞争力的角度，也希望介入产业投资基金。虽然文化产业投资具有高风险性，但从整体来看，它也是最具潜力的投资对象之一。机构投资者的增加为产业基金提供了顺畅的资金来源渠道。

3．其他产业基金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近些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创造性地运用专项资金方式，组建了一大批文化发展基金，为我国文化产业投资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近年发展创业投资结合各种委托理财工具，以及经国务院特批设立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上海金融产业基金、山西能源基金等产业基金的探索，也为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4．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具有现实操作性

按照我国现有政策法规和产业投资管理机构的实践经验，文化产业基金可以先行按投资公司模式设立，并由产业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专业化管理。目前部分省市积极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将对文化产业基金发展和文化产业结构优化起到带动作用和示范效应。

三、尽快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必要性分析

（一）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不科学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的不科学是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基金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在业界对“官产学研一体化”的认同比较高，但不可否认的是它至今仍停留在共识层面，还缺乏实际的操作实践，政府、学界、企业之间尚未形成真正有效的整合机制。就政府而言，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等均与文化产业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联合机制，而且各部门的资源也得不到有效的整合。通过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的方式，并对相关的制度安排作适当的改革，例如在下文将提到的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建立起文化产业科学发展新模式，可以更高效地推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

（二）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不够

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虽然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总体来说，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还是远远不足。据《2008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十五”期间，国家财政对文化部系统的文化事业费拨款达到133.82亿元，加上地方财政的文化事业投入，“十五”期间全国文化事业经费达到495.22亿元。五年来，全国财政用于文化体育事业支出累计3104亿元，但是相比国家对科技、教育、农业等领域上万亿的投入来说，这个数字还是极低的，还需要加大对文化及文化产业的投入，以进一步提高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韩国、日本在1997亚洲金融风暴中的一系列表现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以韩国为例，1999-2001年间，韩国政府在“文化立国”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先后制订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并先后成立了“文化产业局”、“影视振兴委员会”及“文化产业振兴院”等专门扶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机构。在2002年韩国政府就投入5000亿韩元（约22亿人民币）作为文化产业发展基金，文化产业方面的预算在2003年就高达1878亿元，约占文化事业总预算的17.9%，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虽然目前我国已有不少省市提出了“文化强省”、“文化强市”的口号，但往往是雷打得响，雨下得少，缺乏真正的实际行动。今年“5•12”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省图书馆、四川省美术馆退出原定在今年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计划就反映了文化产业项目在应急状态下的尴尬状况，从长远战略上看，这似乎失之短浅。因此，在目前处于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我国必须加大对文化产业的重视力度，其中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就是其中具体举措之一。

（三）金融危机进一步突出中小文化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困境

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目前正处在体制改革大环境下，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是融资渠道畅通与否的基础条件，由于目前我国文化产业投融资政策仍不完善，导致在当前金融危机下，进一步突出中小文化企业普遍面临的融资困境。公务员之家

首先是准入政策不完善。虽然国家有关文件指出“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在项目审批、资质认定、融资等方面与国有文化企业享有同等待遇”，但是从开放的领域可以看出，这些领域要么是民间资本早已进入、市场已经做得比较成熟的领域，要么是无利可图或是长期需要补贴的领域，所以对于民间资本来说，其经营范围还是较小。其次是财政税收政策不完善。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非常重视财政税收对文化产业的扶持，这也是他们文化产业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国文化产业的财政税收政策虽然也在不断鼓励投融资主体进入文化产业领域，但力度还不够，对投资者还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不能有力地引导资金流入到文化产业领域。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资金链条断裂、资金供应紧张是许多文化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最为关注、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难题。国家相关部门必须考虑如何为文化企业建立无形资产质押贷款、信用担保和资信评估体系等等。因此，建议由文化部联合有关部委尽快向国家申请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专项用于引导专业投资、担保机构向文化企业投资、担保。通过引导国家文化产业基金对文化产业的风险投资、担保，不仅可以满足广大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保障文化企业的融资渠道，而且可以带动社会资本围绕政府整体产业布局有效聚集、整合，为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四）激活民间资本，刺激内需的现实需要

国外创投资金的来源广泛，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基金、公司企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政府创业投资基金以及个人资金等。而我国产业投资基金的募集由于受到市场准入的限制和组织形式的制约，来源渠道相当狭窄和单一，主要是政府资金和国有企业资金，以及少部分上市企业资金和民间资金。政府资金毕竟是有限的，仅能起引导作用，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产业发展的资金需要，不能也不应该成为产业投资基金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截至2008年9月份，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已超过20万亿元，“打造文化产业高地首先是打造风险投资资源竞争优势”，③如何为广大的国内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之外，开辟一条参与产业基金的投资渠道，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通过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实现融资方式的多元化，可更大程度上激发民间资本对文化产业投资的动力与活力。

另一方面，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刺激内需以促进经济发展尤显得必要和紧迫，目前国家也正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刺激国民消费，如国家旅游局在今年11月份已向有关部门提出“国民休闲计划”，倡导奖励旅游、福利旅游、修学旅游、银发旅游等，以促使更多国民参与到国内旅游活动中去，中国旅游研究院目前正在着手研究全国性的《公民旅游休闲指导计划》。因此，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激发民间资本对文化产业投资的动力与活力，也是间接刺激国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进一步贯彻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迫切需要

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从2008年9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全党分批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这是在深刻变化的国际环境中推动我国发展的迫切需要，是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迫切需要，是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迫切需要。那么文化产业如何发展才是体现科学发展观呢，“产业基金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人们解放思想和提高认识”，④在金融危机的非常时期下，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有非常作为。通过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基金，以支持国家发展大型文化产业项目，从而增加文化产业发展的机会、刺激文化产业界的信心。从中，我们要让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在当前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发展文化产业，本身就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

四、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所面临的难点分析

（一）观念上的认识不足

观念层面上的认识不足是影响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设立的一个很重要因素。虽然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种创新的金融工具，为文化产业提供了一种新的融资途径，但它仍无法避免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例如最常见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另外，由于文化产业基金作为一种资本，逐利是它的本性，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控制投资的规模、避免出现投资过热、避免出现泡沫等等也显得很关键。但是对这些风险的过度惧怕使得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基金的时候畏首畏尾，担忧不断，不敢突破陈规，勇于建设，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国家文化产业基金是发挥国家财政导向性作用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国家文化政策的重要手段，因此，转变我们的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基金管理人才匮乏

如果说产业基金政策、法规等等是文化产业基金发展的“硬件”的话，那么基金管理人才就是文化产业基金发展的“软件”。由于产业基金的在我国兴起比较晚，基金管理人才形成一定规模和质量还尚需时日，此外，加上监管体制和诚信体制的缺失，成熟的基金管理人才的培养还将长期困扰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健康发展。

（三）基金的激励机制有待优化

基金的良性离不开对受托人和管理人之间的关系限定和约束。“在契约型基金中，内部约束的核心是受托人和管理人的信义……需要一套激励、强化、维持其运转的机制来保障的。”⑤一旦我国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由于其管理人是“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下文详细讲述），发起人也很大程度上是它，因此，就会出现基金发起人和管理人存在一定的重合这样的情况，这毫无疑问会加大内部约束的难度。在今后具体的操作中，如何更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以优化基金的激励机制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

（四）基金的退出机制尚需完善

产业基金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完善的退出机制，否则“投资者无法获取高增长阶段的高利润，将会影响到基金规模的扩大。”⑥完善产业基金投资者从基金中的退出机制，有利于增强产业基金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减少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增加产业基金的投资价值。我们目前的基金投资还没有成熟的退出机制，投资风险较大，这也不利于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顺畅发展。

五、“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运作的若干思考

设立“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可以说是金融的创新，但如何保证其有效的运作，我们就必须要回答一些关键问题：例如基金从哪里来、规模如何；怎么监管；如何保证基金的增值收益等等。本部分将就这些问题略作初步探讨。

（一）基金来源

今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并初步匡算实施“国十条”中的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据国家发改委的计划安排，这4万亿投资当中，投在“医疗卫生、文化事业”上就有400亿元。因此，这400亿一定程度上应成为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来源之一。另外，在政府的强力政策支持下，吸引大企业、大资本积极投资文化产业，并以多元融资的方式吸引民间资本，壮大基金规模，这也应该是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来源之一。

（二）基金规模

今年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在国家财政中安排了共51.1亿元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其中今年新增的22亿中，16亿用于支持中小企业信贷。可见，国家为帮助中小企业渡过困难期，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力度是很大的。另一方面，韩国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于2001年成立了文化振兴院并在第二年通过国家预算拨款、投资组合、专项基金等方式共融资5000亿韩元（约22亿人民币）作为文化产业基金，“文化产业预算由1998年的16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亿元，占文化事业总预算的比例由3.5%增长到约17.9%。”⑦资金的大力投入使得韩国文化产业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加快了韩国文化产业走向世界的步伐。

然而，这次金融危机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为严峻，若比照韩国对文化产业高达1800多亿的投入，我国对文化产业的投入理应远远不止这个数，当然，由于国情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这样比照。为了最低程度上保证我国众多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作为部级别的“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的总规模在初期可设置为50至100亿元。

（三）基金管理人

在当前金融危机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一定程度而言加快了我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因而创新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跨界域全面整合资源就面临着极好的机遇。但是如何创新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模式、跨界域整合资源呢？韩国的“文化产业振兴院”模式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与借鉴。该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全方位地支援文化产业，即在加强文化立法、建立资金支持机制、构筑集约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建立奖励机制、加强流通现代化建设、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着力，提高和加强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在目前的特殊机遇期下，为有效地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可考虑设立由文化部牵头、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工信部、发改委、财政部等有关政府部门参加的“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这一公共机构，以有效整合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资源，加强各部门的沟通联合，高效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受出资人（国务院）委托，“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可作为政府基金管理人，负责对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进行统一管理。另外，“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促进院”可通过制定基金章程、《引导、担保基金投资实施细则》等制度，明确基金运行程序及要点，规范基金管理者的投资行为，实现引导、担保基金的风险控制。

（四）基金监管

文化产业基金在我国发展的时间不是很长，属于新兴，而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更是还没露脸，对于国家文化产业基金的监管还缺少成熟的经验。借鉴日本的经验，我们可以通过行政手段为主的监管方式，制订相应的政策和强有力的措施，对国家文化产业基金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引导和控制，使得新设立的国家文化产业基金依靠政府的力量而非简单的市场引力在短期内快速发展，从而缩短我国文化产业基金从起步到快速成长的周期，最大程度上保证国家文化产业引导、担保基金的增值收益，也体现了中央对4万亿元投资尽快落实、尽快见效的要求。

在法律体系的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对产业基金起到规范作用的法律文件主要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以及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于2007年8月联合下发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产业技术研发资金试行创业风险投资项目申报和管理相关工作的通知》。“由于基金监管具有典型的博弈特征……因此基金监管法律体系必须紧随基金的发展而不断调整与完善，”⑧另外，基金监管法律体系的建设需要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相配合，如信托法、公司法、证券法等，以有效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基金向前发展。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