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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31:41

文化史论文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1

一、文献辑佚贵在扎实

武侠小说是中华类型小说的重要一种，它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侠气纵横、瑰奇灵异的武侠世界，历来受到读者青睐。应读者需求，历史上武侠小说代有佳作，异彩纷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的歧视和学界对武侠研究的偏见，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品文献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视，作品散佚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弥补这种这种缺憾，学界作了大量的资料文献的辑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辞典》、《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中国武侠小说大观》等多部武侠小说文献辑录辞书，武侠小说文献辑录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体裁和编写目标的影响，这些辞书大多将辑录重点放在民国以后，对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侠小说用力甚少。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辞书类工具书体裁，文献多以音序编排，对文体类型、叙事主题、朝代时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辞书在资料整理上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如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在“作品编”的“唐前古代作品”中，仅仅收录《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杨大眼》、《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数量与实际相差很多不说，其中还收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不是小说的史传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写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时，非常重视对作品文献和相关资料的辑佚。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中，宋巍统计了十五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响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还新发现了《熊渠子》、《周处》、《戴渊》等作品。对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将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献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侠小说研究中，对唐代武侠小说的作品数量统计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收录唐代武侠小说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收录的唐代武侠小说仅有14篇。相较他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搜检唐代古籍，辑出具有完整情节、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题的唐代武侠小说53篇，其中《陶岘》、《懒残》等作品的收录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武侠小说研究迫切需要在较深的层面迅速展开，如此方可正确认识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也正因如此，本领域的早期学者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赏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构建。但限于掌握文献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献分析上的，有些结论尤其缺乏扎实的例证支撑。这个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唐前武侠小说创作的习惯性忽略。因为文献缺失，我们对先秦武侠文学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记•游侠列传》，因而缺乏对武侠传统的文化影响的溯源审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武侠文学的研究重点，常常放在“顾名即可思义”的游侠诗上，既不区分诗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不寻找后代武侠小说的魏晋祖源。因为对唐前武侠小说文献的忽视，我们曾经错误得出唐代豪侠传奇纯为武侠小说的全新开创的结论，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民族独有的小说类型陷入“失祖无源”的研究窘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不但将“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单列三章，探源溯流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承继理清了渊源，而且将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辈学者重视不足的文献辑佚上[2]。他遍阅典籍，系统整理了中国武侠文化中与武侠小说相关的神话、史传、谣谚、笔记，将散于各部的武侠研究文献置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大结构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与武侠小说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古代部分文献丰富而扎实，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献的整理运用，另一方面，该书也十分注意从“论”的角度上，深入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之前学者已有结论的问题，《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驳，而是在掌握扎实文献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然后提出个人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史论》在理论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问题的发现和回答；二是重视老问题的审视和辨正。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来说，武侠小说是小说研究中的新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应注意发现和阐述初期未涉及的新问题，以此促进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表现出明显的“以问题带创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较多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等六部专著，相关论文百余篇，一些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内容，如《中国侠文化史》、《中国游侠史》、《中国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侠小说历史研究中，多数是就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研究加以论述，缺乏武侠小说历史发展脉络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针对这一问题，宋巍大胆提出“前武侠小说时代”的研究观点，即成熟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生成？小说以外的文学发展怎样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侠文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探讨了神话与武侠小说、诸子与武侠小说、史传与武侠小说、笔记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的具体过程。此外，《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还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贯彻着问题意识，如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当了武侠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媒介”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叙事学上的‘无祖’形象”等问题。在提出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新设计了武侠小说研究的问题域，表现出试图为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研究寻找更符合历史演变真相的努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提出武侠小说渊源问题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视发现新问题，而且也格外注意对已有问题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类型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李剑国先生以为可分“蜀妇人型”等八个类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传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缺乏在系统的武侠小说研究语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辈学者提出的“道侠”、“女侠”说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唐代侠客典型还存在“盗侠”和“隐侠”。这是对唐代豪侠传奇人物形象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像这样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是处处可见的，如对唐代武侠小说内容描写和叙事结构的阐述、武侠小说史视野中的《水浒传》研究、明清时期短篇武侠小说成就的总结等问题，都可见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细节上的理论推进。钱穆先生曾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是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在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的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5]”《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始终秉持贯彻对于新问题的提出和旧问题的解答，这样的研究理路也是该书颇多创见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体系完善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特色之三，是为武侠小说研究构建了一个体系完善、脉络清晰的武侠小说发展史。早在武侠小说研究开展之初，学界已比较重视历史研究，并力图梳理出完整的武侠小说发展史脉络，如1986年由王海林先生撰写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1990年由罗立群先生撰写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等著作，都属于这方面研究的早期代表成果。但限于学术草创的客观情况，这些著作还存在颇多不完善之处。宋巍吸收前人已取得的学术成果，结合个人多年研究心得，系统地将上古至清中期的古典武侠小说发展过程以史的形式加以论述。从为武侠小说作史的角度看，《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取得了突出的成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在作史方面的成果，一方面体现在其结构宏大完整上。在此之前，同类著作多从唐代武侠小说开始，对唐前武侠小说发展往往一笔带过，笼统论之。这样的“半途着笔”虽然可集中论述重点时期，但却失去了“历史”的意义。《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则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将历史的宏大叙事和科学研究的小心求证结合，从而梳理出从第一历史阶段——武侠，到第二历史阶段——武侠文学，直至第三历史阶段——武侠小说类型确立的全过程。宋巍在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明确指出，“中国古典武侠小说从小说学的角度有两个源头：一个是由《山海经》、《淮南子》等神话著作构成的奇幻源头，另一个是由《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构成的现实源头。”[2]作者极富创见性地论述了神话之源和史传之源在接受意识层面和小说叙事层面对武侠小说产生的影响，清晰阐述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化源流。作者指出在武侠小说和武侠文学产生以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就存在武侠文化，其影响直到当今。第二章“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从武侠小说本体研究出发，分析以史传散文和诸子散文为主要形式构成的武侠文学如何影响了后来的武侠小说。作者认为秦汉文学是中国武侠小说发生的文学语境。先秦时期是中国侠客活动的黄金时代，在五百年的纷乱中，侠客慷慨悲歌、舍生取义感动了历史的记述者，他们笔下的侠客事迹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绝好素材。两汉武侠题材在中古古典武侠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但这并不能说两汉武侠对中国古典武侠小说没有影响，两汉武侠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不同于上古神话英雄和先秦刺客的“豪侠”气息，是后来中国武侠小说中的草莽英雄所具有的江湖气息的早期历史源泉。从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到第六章“明清时期的武侠小说”，作者以朝代先后为序，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演进。通过如上的结构安排，《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突破上古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的传统历史盲区，重新诠释了武侠小说从文化到类型的历史全过程。《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作史方面的成果，另一方面体现在线索清晰上。读完《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我们不难发现作者在梳理武侠小说发展史的过程中始终以审美风格、文学主题、人物形象和叙事艺术贯穿全书。以此为纲，作者将形式各异的武侠小说整合在一个文学史的大系统中。在“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部分，作者从文化接受角度论述了神话中的“死亡主题”、“复仇主题”和“兵器崇拜主题”，比较了神话与武侠小说两者之间类似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环境。在“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部分，作者突出了“越女剑母题”、《游侠列传》在叙事和人物上对后来武侠小说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部分，则系统地提出了武侠小说“好奇通俗”的审美风格的初步确立和“夺宝-复仇”、“行侠”、“成长”三大叙事主题的渐次成熟。在“唐代武侠小说”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点论述了此时期武侠小说在“人物塑造”、“叙事内容”、“叙事结构”上的突破。在“宋元时期的武侠小说”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对比了文言武侠小说和白话武侠小说的盛衰，揭示出武侠小说走向审美通俗化的历史趋势以及在通俗化过程中出现的“发迹变泰”主题和市井豪侠形象。在“明清时期的武侠小说”部分，《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以《水浒传》为例，深入剖析了武侠小说在叙事主题、叙事环境和人物塑造上的新变化，即主题由行侠仗义走向替天行道，环境上由映照彼岸世界到描写地下社会，人物上由表现任侠使气到追求子女饮食。可以说，通观《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武侠小说的文学发展脉络，也因此体会到了武侠小说由雅入俗，终至雅俗共赏的审美意识流变。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中国；旅游文化；文献综述

早在三十年前，旅游文化已是旅游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内最早对旅游文化的研究，可追溯到1986年俞慈韵在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论旅游文化》。这篇文章以文化为切入点论述旅游文化的自身属性与主体内容[1]。随后郁龙余在1989年于旅游学刊上发表同名论文，主要论述了旅游和文化之间辩证统一的哲学关系并引发旅游学术界对旅游文化的广泛讨论[2]。两年后，张复于在1991年出版了以旅游文化为主体内容的专著《旅游文化》，详细界定了旅游文化的概念，研究范畴，衍生学科以及相关领域的应用，将旅游文化推上了学科的高度，并引发了关于旅游文化学的研究与讨论[3]。

1旅游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众多学者对旅游文化的基础理论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总和论、碰撞论、交际论、收缩论、三体论等[4]。总和论认为：旅游文化的依据是内在的文化价值，通过诸多旅游要素为依托，映射到旅游活动中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人类整体旅游活动中（食、住、行、游、购、娱等）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总和[5]。而碰撞论认为，旅游介体通过与旅游主体、客体相互碰撞最终生成物质与精神的总和就是旅游文化[5]。大部分学者认为，总和论这个广义的概括是正确的，因为旅游的经济活动是通过文化体验消费而实现的，文化是旅游诸多要素的内核，不难推断旅游就是一种文化活动。碰撞论所述内容描述了旅游文化的内含属性，和总和论相比外延有所缩减，对于文化内容却没有体现。随后，张海荣通过文学与民俗学的角度为旅游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提出了交际论。交际论定义了旅游文化为“非定居文化”，通过反面的视角给予研究者更大的研究空间[6]。收缩论是沙向军对前三种观点进行总结所提出的。他认为，引用大概念，是无意义的，旅游文化不能泛泛而论，只有收缩外延，才能更深入更具体的对其进行研究。因此，狭义的旅游文化概念更具有研究价值。最终，他把旅游文化概念缩减为人类精神文化的范畴之内，将其界定为古今人类在旅游活动中所积累的旅游观念、思想、意识等精神文化[4]。在诸多旅游文化基础理论研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三体伦。很多学者的专著与论文都是以“三体论”为框架而构成的。“三体论”最早是由喻学才于2001年《旅游文化》专著中提出[7]，2005年王玉成在撰写《旅游文化概论》的学术专著中引用了“三体论”作为理论框架[8]。所谓“三体论”是通过旅游的主体、客体、介体为研究出发点，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通过介体与客体交互而生的文化现象。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初期，旅游文化研究的启蒙阶段产生成果影响深远，以至于后续研究很难在旅游文化广义的大框架中跳出旅游加文化的大范畴。而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三体论”对旅游文化的内涵及研究对象有所界定外，其余成果仍在定义中徘徊，鲜有建树。近三十年来对于旅游文化基础理论研究依然举步维艰，甚至无法界定研究对象，更难达成共识，其原因在于众多学者对旅游文化本质的误解。于光远在《旅游文化论》中提出：“不要只看中旅游的经济属性，更要重视旅游的文化属性，旅游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一项文化活动[9]。”

2旅游文化特征研究综述

最早对旅游文化特征进行论证是在1997年由王立和刘卫英，发表在盐城师专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题为《旅游文化基本特征试论》的论文。文中指出旅游文化应具有集中性、族群性、群众性、区域性、直观性、承续性、娱教性以及季候性八大特征[10]。同一时期，晏性枝于湖北三峡学院学报发表题为《论宜昌旅游文化发展的战略选择》论文，揭示现代旅游文化业具有体系性、文化性、包容性、沟通性、文明性、经济性、整合性、关联性、服务性、汇聚性十大特征[11]。随后，沈祖祥在1999年发表的专著中认为地域性、民族性、连续性、多样性、实用性是旅游文化首要的最为显著的特点[12]。同年王德刚论述旅游文化是一种融合文化，也是一种冲突文化，旅游文化因主体的背景而异，具有综合性、矛盾性、多样性等特点[13]。2008年，旅游文化研究进入新一轮的热潮，邹本涛、谢春山发表专著《旅游文化学》，书中表示旅游文化具有流动性、开放性、多质性、情感性、适应性、易变性等特点[14]。而曹诗图、孙静则认为旅游文化表现的是综合性的特征，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功利性和非功利性、自我确认性和认同性、外向性和交融性的辩证统一[15]。本文认为对于旅游文化特征的探究应把握两个原则性问题：一是旅游文化特征应是独有的、专属的特征。二是对旅游文化与文化进行区隔进而区隔旅游文化特征与文化特征，相互之间不能存在重复的部分。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旅游文化特征的研究之所以不具备专属性原因在于对于旅游文化的概念把握不清晰，对于旅游文化研究的主体界定的不准确。如：王立和刘卫英所论述的旅游文化特征是基于中总和论的观点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与文化的总和，在研究的过程中基于对旅游的特征和文化的特征分别进行研究最终加以整合得出结论。其中区域性、群众性、承续性属于文化特征，而直观性、娱教性、季候性则属于旅游特征。除此之外，基于“三体论”对于旅游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王立在2012年发表的论文中以三体论作为理论基础，提炼旅游文化中主体、客体、介体在旅游活动中的各自特征[16]，最终整合为旅游文化的总体特征明显是不科学的。探究旅游文化的特征应从整体入手，不应单独研究某一个方面，这样得出的结论往往是片面的。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毕竟旅游文化是文化和旅游的一个分支，三者之间有交融的部分。可以先从旅游和文化共性的特征入手，求同存异，提炼旅游文化的独有特征。在这里我们需要把握旅游文化与文化和旅游的差别性，尽可能的找出与文化和旅游紧密相联且具备独特性的部分。

3分支学科研究现状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虽对于旅游文化是否应独立成为一门学科一直都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旅游文化的分支学科早已引人关注，其中包括：旅游文化史、旅游文学、旅游美学等。1989年，王熹与林永匡发表了旅游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旅游文化史的研究》[17]，他们认为，中国旅游文化史的研究核心是旅游文化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念以及旅游主体的思维与心态。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旅游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可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陶冶民众情操，引发各区域间经济、社会、文化的相互交融等[18]，揭露了旅游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与学科地位。2004年，马勇在《中国旅游文化史论纲》一文中以“三体论”作为横向论述的基础，将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历程划分为滥觞、勃兴、隆盛、新变、穴结和转型等六个时期，对于旅游文化史的深入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9]。旅游文学最早是由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发展而来,可追溯到1982年赵家莹在浙江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中国古代旅游文学概述》。对于旅游文学采用了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界定方式。一切与旅游有关的文学作品都称之为旅游文学，这是对旅游文学的广义界定。而狭义的旅游文学则单指“游记”[20]。通过这则概念我们可以了解旅游文学应从内容上进行区分，对于形式没有严格的要求，这一观点也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关于旅游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则略有争议，赵家莹在《中国古代旅游文学概述》中提出，中国古代旅游文学起源与发展分为萌芽、发展、成熟三个时期[20]。隗芾则在《关于旅游文学的开发与利用》[21]一文中表示旅游文学的发展应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进行研究,将其分为以军事旅游为主的两汉时期、以动乱旅游（逃亡）为主的隋统一前时期、以诗词旅游为主的唐宋时期、以反思旅游为主的南宋至明前时期、以科学、商业旅游为主的明清时期。旅游美学的研究起源于我国古代园林、风水等相关学科体系中的分支，至今仍处于学科体系的建设阶段，对于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仍存在诸多争议。最早研究旅游美学方向并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的学者是王遵近和沈松勤，他们发表的论文《风景美欣赏—旅游美学》对于旅游中风景之美进行了科学论述，并指出具有美感的风景应具备的特征，以及风景的美对于观景者心理产生的效应[22]。而后，徐缉熙在《旅游美学》专著中确定了旅游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三部分：审美主体、审美客体及旅游活动中各类审美关联人[23]，这一观点得到如王柯平、仇学琴等学者的认可，在名为《旅游美学》的教材中得以体现[24]。

4结论及建议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周谷城；史学研究；史学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周谷城是一位颇为独特的史学家，既研究中国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独力撰著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不同凡响的通史著作，成为史学界的一大奇观和“绝唱”。

学界对周谷城史学研究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同和深入研究则在改革开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纪学人周谷城去世，学界随之出现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热”，学术成果纷纷涌现。但略感遗憾的是，学界尚未对此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纵论今古，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其史学思想堪称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活系统》、《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观、反对欧洲中心论、“无差别境界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中西文化观九个方面。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但总体上并未超出上述九个方面。

一、关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统》

《生活系统》是周谷城早年撰写的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成书于“”和大革命期间。该书的基本宗旨是阐明“生活的真相”。反对各种主观武断的人生观和社会理论，对周谷城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指出：“这在我个人的学术体系上似乎是一个框框，但我后来的工作，如果称得上是治学，却实是依这个框框进行的。”

十年来，学界对《生活系统》的写作旨趣颇感兴趣。张志哲认为，“《生活系统》力图表明这样一种哲学观点：任何思想都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生活本身使人有所感，从而产生了各种看法和见解。”武克全指出，《生活系统》把知、情、意三种精神状态与治学相联系，而不同的精神状态又与不同性质的学术相联系，这就决定了周谷城后来治学领域的广泛。孔繁敏认为《生活系统》贯穿于周谷城的史学研究，“《生活系统》是周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萌芽，它与30年代所写的《历史完形论》和60年代所写的《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以及《所谓意境》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莫志斌对《生活系统》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生活三境轮转进化的人生观虽然不是十全十美，甚至在某些方面也不无缺失，然而，这种人生观的提出对于会通古今、融合中西，以及调和科学与人生观来说，堪称为一个楷模。”

二、关于周谷城的《中国社会史论》

大革命失败后，周谷城开始了著书立说的大学教授生涯。但他仍然关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参与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此期间，他撰著而成《中国社会之结构》、《中国社会之变化》和《中国社会之现状》三部社会学著作，后来合称《中国社会史论》。

十年来，《中国社会史论》的革命性和学术性为学界所认同。姜义华先生在分析《中国社会史论》的写作宗旨时指出：“他努力运用自己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剖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特点，试图说明改造中国社会现状的途径。”孔繁敏指出：“他的写作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专从历史上下手，探寻历史上中国的真相，揭示中国社会转变的原因，以图改造现实状况。”张光武认为，《中国社会史论》是周谷城史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该书为以后的周著《中国通史》打下了坚实基础。莫志斌认为，《中国社会史论》的最大的特色就是运用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阶级分析方法，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他对《中国社会史论》的学术性给予了肯定，“他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指导，对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现状以及近代社会的变化，作了极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从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需要指出的是，周谷城本人并不讳言《中国社会史论》存在的某些缺憾，坦承该书过于偏重阶级斗争而辩证性不足。

三、关于周谷城的《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是周谷城撰写于三十年代中后期的代表性史学论著。十年来，学界对周著《中国通史》及其“历史完形论”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和研究。

“历史完形论”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屡屡被认定为资产阶级史学的黑论而横遭批判。莫志斌富有针对性地指出。“历史完形论”是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史学理论，而不是什么黑论。徐复芝认为，在白色恐怖的历史条件下，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不可能公开标榜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而“历史完形论”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见解、新阐释。学界对周著《中国通史》的学术成就给予了肯定。杨志刚认为，周谷城注重在世界史的总体格局中研究中国史，周著《中国通史》是一部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通史。莫志斌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无论是在谋篇布局还是在具体论断上都不乏独特之处。徐复芝指出，周著《中国通史》的坎坷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该通史在中国的通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周著《中国通史》注重历史证据，灵活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国历史的最佳范例。但也有学者认为该通史存在某些偏颇之处。赵梅春指出：“由于周谷城过分地关注通史著作表现出历史的完整性，对纪传体、编年体、章节体等史体一概否定，有失偏颇。……中国通史的内容侧重于社会变化方面，这样固然便于完整把握中国历史的变迁，但个人的活动、学术文化等被忽略，难以反映出历史本身的丰富内涵。”

四、关于周谷城的《世界通史》

周著《世界通史》是周谷城在40年代后期撰写的又一部代表性史学论著，也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世界通史。十年来，该通史以其新颖的史学理论和编撰旨趣而饮誉学界。

关于周著《世界通史》的史观。研究者认为，周著《世界通史》强调世界史的统一整体和有机组织，其史观为“整体史观”。莫志斌分析说：“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打破国别史集合的世界史旧框架，力求从部分与全体的对立统一角度，综合鸟瞰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全局或统一整体。”张广智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指出：“周谷城在他的《世界通史》中，贯穿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反对欧洲中心论，倡言世界史编撰的整体观念。”李勇认为，周著《世界通史》从“历史完形论”的内在要求出发，着力揭示世界史的有机整体性，这样的编撰观念也就是“整体史观”，与近年来风靡史坛的“全球史观”相接近。顾晓鸣指出，周谷城在史学研究中具有世界眼光，能够以健康平等的心态看待世界和自我，因而既能够坚决地反对欧洲中心论又没有陷入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于沛对周著《世界通史》把中国史纳入其中的做法表示了赞许，反驳了某些海外学者攻击该通史散布“中国中心论”或“汉族中心论”的虚妄之论。姜义华先生也指出：“将中国置于世界联系之中，这本是客观而公正的态度，与将中国看作世界的中心风马牛不相及。”此外，研究者普遍肯定周著《世界通史》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法，认为周谷城是新时期倡导中外史学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

五、关于周谷城的古史分期观

古史分期问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无可回避的理论问题，学界对此问题聚讼纷纭，长期争论不休。周谷城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该问题做了不懈的思考，也多有论述，是古史分期流派中“东汉封建说”的倡始人。

莫志斌认为，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既是他注重世界全局性的结果，也是他独立深思的结果，因而能够独树一帜。孔繁敏认为，古史分期问题是近代史家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对历史分期看法的不同，实际上也就是历史观的不同。王秀青认为，“东汉封建说”立足于周谷城对中西历史充分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是周谷城几十年来治学的经验总结。她指出：“尽管他的研究结论尚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他因中西比较的方法表现出来的宽阔视野和因比较而得出来的结论都充分体现出他不懈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陶用舒对周谷城的“东汉封建说”给予了高度评价：“独具特色，理论充分，当为一家之言。”

六、关于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问题

周谷城是中国学界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先驱人物，周著《世界通史》堪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通史佳作。建国后他又多次阐述欧洲中心论的荒谬和危害。

肃清欧洲中心论的消极影响是中国学界面临的艰巨任务。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率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研究者认为，欧洲中心论与周谷城的“整体史观”不相容。这是他能够实事求是地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内在原因。张广智强调：“周谷城从世界历史的全局观念或统一整体出发，断定欧洲中心论是荒谬的，但必须指出周氏的思想是全面的而非偏激的。”李勇认为，周谷城的“历史完形论”与欧洲中心论不相容，这是他率先起来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学术动因。学界对周谷城反对欧洲中心论的努力和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所提出的观点和作出的论证，对于‘欧洲中心论’这一顽症，可以说是一剂良药。”多数研究者肯定周谷城是彻底的反对欧洲中心论者，但也有学者认为，周谷城虽然在主观上坚决地反对欧洲中心论，但从客观效果来看并不彻底。

七、关于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

20世纪60年代前期，周谷城撰文探讨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问题，结果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术大论战，论战影响之大，甚至引起了海外学者的关注。

关于论战的缘起，武克全分析说：“周谷城从史学、美学、艺术创作的角度，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矛盾斗争的限度、矛盾斗争与矛盾统一的关系，如何认识时代与时代精神，如何正确认识科学、道德、艺术的社会功能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批评了当时支配一切的‘斗争哲学’的错误思潮。周谷城的这些文章，特别是其中提出的‘无差别境界’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立即招来了一场人多势众的围攻。”志斌指出：“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意识形态领域过火的政治批判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他在自己熟知的领域进行学术研究，发表一系列文章。阐述了‘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等学术观点，虽然由此而引发了大的学术论争，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与对方辩论。真正表现了一位正直的学者的学术良知与无私无畏的学术勇气。”姜义华先生精辟地分析了论战的背景和实质。20世纪60年代前期，党内外对1958年以来的重大失误作了一些反思和纠正，但与此同时。阶级斗争的弦也越绷越紧，纠“左”努力被指责为要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在此情形之下，周谷城挺身而出撰文纠“左”，其“无差别境界论”和“时代精神汇合论”与当时居于支配地位的“斗争哲学”对立，因而很快就引发了全国性的学术大批判。

八、关于周谷城的中西文化观

如何妥善处理中西文化问题是关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建设能否顺利进行的现实问题，也是长期困扰学界的重大理论问题。周谷城在其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对此问题作了不懈的思索，晚年的周谷城对中西文化问题更为关切，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4

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翚、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睒，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26]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1902年第2期。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5

2．传统舞蹈语言的解构与新舞蹈语言的建构由于中国是个舞蹈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家，因此，当新时代需要新的舞蹈语言体系时，怎样改造原有的语言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一方面，浓郁的风格性舞蹈语言给作品带来绚丽的色彩和很强的异域风情，仍旧是中国民族舞蹈的精华所在。另一方面，鲜明的舞蹈人物个性也很容易消失在强大的风格魅力之中。所以，20世纪晚期中国舞蹈转变之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就是民族舞蹈创作的编导们已经把舞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其他类的象征性形象的塑造当作头等大事。首当其冲的变化，自然发生在舞蹈语言的领地里。

超越简单的舞蹈动作的模仿或是风格性的展览，让舞蹈结合起心灵的真实呼唤，这就是当代中国舞蹈创作的最重要的大趋势。

传统舞蹈语言的变革，是从1980年开始的。

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开始时，由著名舞蹈家贾作光创作、刘文刚表演的男子独舞《海浪》，在比赛中只得了创作三等奖。但是，这个作品在十五年里常演不衰，不但成为各个舞蹈团体的保留节目，而且还被作为"中国舞桃李杯比赛"的法定剧目。

该作品以演员表演动作的双重性、作品形象的双重性而著名。开始时演员的臂膀模仿海燕的翅膀，像是低掠过大海的浪峰。俄倾，同一臂膀的海燕形象又在模仿翻卷的、滚动的、柔软的浪花。"海燕"的双臂一忽儿柔若春柳，一忽儿又棱角分明；"海浪"的身躯时而冲天而起，时而落地有声。他把蒙族民间舞蹈的手臂动作加以改造和变化，创造出海燕动作的独特形态。特别是动作中的"闪势"，扑簌迷离，奥妙无穷。贾作光还借鉴音乐创作中的"复调"手法，将海燕与海浪交替地展现在舞台上，他在作品里创造性地采用了"连续前桥软翻"、"头肩着地后抢脸"等技巧动作，把高难度技巧和舞蹈形象的深刻内涵有机地化在了一起。在《海浪》里，人们已经看不到归属性很强的舞蹈动作了，即已经看不到属于特定民族或是特定舞种的动作了。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新的舞蹈语汇所特有的新鲜感和冲击力。

舞蹈语言的革新成为时代风气。从《丝路花雨》中的"S"型体态以及《文成公主》中藏族舞蹈与汉族戏曲舞蹈风格的结合起，就已经开了新一类动作风气之先。《刑场上的婚礼》、《黄河》等作品融合了多种民间舞素材，不再做纯粹风格化动作的展览，而是以舞蹈形象的创造为艺术的最高任务。

由蒋华喧编导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将多种汉族民间舞蹈的传统动作切分、打碎、割裂，然后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而自由地组合起来，完成"希望"之"田野"的形象。这一70年代末出现的作品，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简单地说，焦点就是传统舞蹈语言的风格性是否可以被打破，原有的语言体系是否可以被"解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上述作品的艺术实践，向人们证实了舞蹈语言可以而且完全应该根据编导的需要而被分解使用。

但是，"解构"尚不是艺术创作的唯一目的。舞蹈语言终究是支撑作品的主干。打碎了旧有的艺术表现方式，最终目的还在于创造新的。一些作品在这方面做得富有成效。

《割不断的琴弦》是根据""结束时披露出来的女英雄张志新的事迹创作而成。作品虽然立意塑造反""的英雄，但却没有简单地、肤浅地照搬生活实际，而是从烈士女儿的深切思念入手，让作品的结构环绕人的幻觉心理展开，描述了烈士惨遭毒打、被割断喉管而仍坚信真理、英勇不屈的侠胆人格。为了符合人物的心理实际，舞蹈从戏曲、武术、体操等艺术边缘形态中借鉴了许多动作方法，并大胆地吸取了西方现代舞蹈的表现手段，运用了一些地面动作，翻滚、抖动、伸展、蜷缩……作品一经演出，反响极为热烈，但对作品敢于突破传统创作模式并借用西方现代舞蹈的地面动作则褒贬不一。

《再见吧妈妈》把西方意识流手法第一次运用到小型舞蹈作品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其中根据特定人物性格而创建的舞蹈语言，如儿子对妈妈的"耳语"，既有生活，又有舞蹈美感。

独舞《残春》也是这一语言建构的带有突破性的作品。

《残春》在一声沉重的锣响里拉开大幕。从黑暗的深处，高踏步走来一个男子。当远处传来回想青春的歌唱时，他一下子扑倒在地，青春永远流失而去的痛苦和难以自制的遗憾，猛地翻滚在心间。他伸出自己的手，像是要抓住飞走的时光，但是，青春永不回头……

《残春》的舞蹈语言已经不再是原有风格化的体系，它在保持某种精神联系的同时，大胆地重新组合了那些动作。

《残春》是如此地动人，是如此地光彩，它深深触动了每一颗经历沧桑的心。它的演出，不仅使朝鲜族的人们落泪，还使得许多普通观众爱上了舞蹈。因为它讲述的绝不只仅仅是鲜族人的情感故事，它更引起了众多人心灵的震撼。从此，人们明白，一个短小的舞蹈作品，是可以有巨大感染力的，舞蹈动作的民族风格是可以加以大胆变革的。

50年代里就参与创作《鱼美人》的房进激，和他的同样富有创造灵感的夫人黄少淑，在《小溪、江河、大海》里运用中国古典舞中最动人的韵律，在水与人的交替形象里，追寻到了最妙的意境。

范东凯、张建民创作的大型群舞《长城》，同样运用古典舞的身韵动律，却将圆、拧、倾、闪、转、冲、靠等一系列动律打破重组，在多重的空间里，把长城的建筑和中国历史的铸造结合在数层形象中，凝重而古朴。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另一个大型群舞《黄河》。张羽军和张建民的合作，令参加表演的演员们激动，因为，舞蹈动作的冲击力，在作品中终于化作了民族感情的冲荡之力，化作了民族人物的内心呼喊。

《好大的风》是张继刚在东北秧歌基础上编创的舞蹈语言极具个性的作品：青梅竹马的恋人被拆散了，木呆呆的富家子弟得到了婚姻的名分，却得不到爱的情感；真正的恋人为爱而自杀身亡，在阴间紧紧拥抱；也已经同入地府的傻子，再次颓然"倒地"，木呆，又痴呆！作品里还有寓意深刻的群舞，他们在风声骤起时，是寒风扫过的森林；在成婚仪式上，他们是浑然无觉的看客；在恋人身亡时，他们是致人死地的"井"；当故事以悲剧结尾时，他们是冰冷的"石碑"；然而，当青春的女儿挣扎着想去伸手抓住那已经破碎的情梦时，他们却叉开了腿，听凭女人从密林一样的胯下爬过，自己如同森严的黑幕……

在许多以民族舞蹈素材为基础的舞蹈和舞剧中，舞蹈语言风格的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奔腾》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马跃的惊世之作。蒙古族舞蹈历来不缺少对于马步、跑马、摔跤、角力等自然生活形态的模仿。但是，到了马跃手里，蒙族舞蹈更贴近了人的情感，更富有人的性格，更多了人的骄傲和潇洒。

在藏族舞剧《卓瓦桑姆》中，著名演员张平扮演美丽的花仙。大约自古红颜多薄命吧，她把尝受到的无尽的苦楚，一股脑地倾泄在前所未见的仰身快速旋转中。藏舞的厚重圆转之意全数含括在内，呈现出全新的语言形象。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由曹晓宁、林树森编导，刘群等主演的蒙族舞剧《东归的大雁》，刻意求新，主张民族舞蹈的风格主要不应该依靠动作的外在形式，而应该贯注民族的精神气质。他们把一个民族回归祖国的过程演绎得如歌如诉，让人回肠荡气。

同样来自内蒙古的诗化舞剧《蒙古源流》，是蒙族著名舞蹈家查干朝鲁和季兰音的多年构思之作，整个演出没有中心事件和主要人物，蒙族舞蹈动作的节奏和力度变化多端，其结构跟随着蒙古族发展的历史大线索推进。其中有：大河流来，晨起牧歌；烈马飞驰，落日浑圆；将士捐躯，母亲折箭；部落盟誓，民族不灭。

岳世果、刘世英合作的《悲鸣三部曲》，不但舞蹈结构新颖，人物的心理语言更令人欣慰。结构是对女性心理的揭示，语言则是对三组女性的着意刻写。这一作品的问世，开了中国当代女性专题舞蹈创作的先河。

从东北的黑土地上走来的王举，为新的舞蹈艺术大潮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释，那就是《高粱魂》。他一直追求把中国传统舞蹈文化与新的时代精神结合起来，于是就有了对电影《红高粱》彻底舞蹈化的演示。电影人物的外在动作和可能被舞蹈演绎的精神，都被王举夸张、变形、浓重、凝练地表现出来。这不仅是一次艺术作品之间的改编，更重要的是一次舞蹈艺术语言的大胆创造。

当然，与舞蹈编导们一起进行艺术探索的还有许多人。

进入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社会转型期里的社会舞蹈即原来人们所说的群众舞蹈活动，蓬勃兴旺地发展起来。著名大企业纷纷成立起自己的歌舞团或艺术团，他们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将企业文化送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口号下，传统民间艺术之薪火在许多地方重新点燃。中国明、清两代非常盛行的"花会"及其舞蹈，又在年关的农村乡镇上见到了它们多彩的身姿。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已经普及千家万户。众说纷纭的电视舞蹈，大型晚会上的歌伴舞，风风火火地演出着，也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

旅游文化的兴盛，造成了民间大型广场舞蹈的繁荣。

中外舞蹈文化的交流迈开了巨大的步伐。从80年代就开始了的舞蹈交流，速度、幅度都在不断加大和提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在国家、地方和集体等多种渠道的演出公司的支持下，大量优秀的外国舞团来华演出，中国人可以不出国门就欣赏到大量优秀剧目。另一方面，中国舞团和演员也在国际上频频亮相和获奖，其中芭蕾舞演员已经成为世界芭蕾舞比赛中令对手们不能小看的佼佼者。

舞蹈创作和表演中的个性化趋向十分明显。舞蹈编导和演员分家的现象正在改观，青年艺术家们越来越多地自己创作自己演出，直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情感。人们评判舞蹈作品的标准也趋向于多样化，舞蹈观念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港台流行歌曲的表演形式"歌伴舞"的出现，提供了广阔的艺术市场，得到了一些人的喜欢，但也受到了许多人的激烈批评。随着各种电视晚会、庆典晚会、主题晚会、大型商贸集团开业仪式的广泛举行以及旅游文化的蓬勃发展，大型歌舞晚会中的舞蹈艺术大幅度地进入了普通中国人的眼帘。舞蹈普及面较从前有了飞速扩大。

开始了新时期舞蹈艺术的80年代，常常被称作是"艺术自觉"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对于舞蹈的理性思考较以往来得更加充分，思考范围更加广泛，更有深度和力度。这种舞蹈意识的自觉，大体上表现在"舞蹈艺术特征大讨论"（约1978-1985）、"舞蹈审美本质和审美意境大讨论"（约1985-1989）、"舞蹈观念更新论说"（约1986-1988）、"关于舞蹈文学性的争论"（约1987-1989）等。这些大规模的研讨，促进了舞蹈艺术理性思维的活动，在后来的舞蹈创作实践中也促进了深刻变革。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6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部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1．中国古代冶金史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冶金技术的发明作为人类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其他两项标志分别是文字的发明与城市的出现)，它在促进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进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冶金技术不断迭进的历史。从早期的铜、铁、锡、铅等的冶炼而造就的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青铜器文明到今天现代化的钢铁冶炼而形成的钢铁文明等，一直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华民族冶金技术的许多次世界领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的独步天下的豪气。因此，通过冶金史的研究，有利于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文明史的形成、发展与兴盛的历史进程。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人类从最初的刀耕火种发展到青铜农具特别是铁制农具，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这不仅使国家富强、人民生活富足，而且也大大地提高了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本领。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冶金技术的发展，所以冶金技术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互相促进、互相发展。因此，如果割裂这种联系而只是单纯地研究各个朝代的冶金技术的发展情况，确实有一种历史的单薄感。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中国是一个拥有浓厚哲学思维与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度，一部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作为时代中人，不论之于达官贵人抑或是从事被称为“雕虫小技”的如从事冶金技术操作的卒与徒，都不能不受到社会思潮或思想的浸淫，而这种影响的结果，便是体现于他们劳动产品或技术产品中的各种各样的技艺或工艺。例如常见于商代中晚期及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饕餮与夔龙纹饰，这一方面给人以威严恐怖之感，另一方面又仿佛是沟通人神的化身，含有巨大的原始宗教力量，体现出超越现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但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纹饰从那些威震一时的饕餮、夔龙等种种神灵，已经变成了人兽搏斗、武士刺虎、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形象，充分反映了人与自然界的题材开始大量涌现，这其实表明了人的价值开始被认识，社会生活的内涵成为青铜器纹饰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变化，其实体现了中国古代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思想观念的变化。此外，中国古代的“五行说”、“阴阳说”、道教、宋明理学等等传统思潮都曾对中国的冶金技术有着深厚的影响。例如灌钢技术的发明，就与中国古代“和”的哲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天工开物·五金·铁》记载：“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生熟相和，炼成则钢。”在这里，作者用“生熟相和，炼成则钢”这一简洁有力的语言，不仅是对这种灌钢工艺所作的生动描述，同时也是用“和”的哲学思想对冶炼技术所作的精辟总结。推究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通晓了生铁与熟铁的各自属性，同时又受到“和”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通过多年的亲身实践后，发明了“灌钢”这一工艺技术，这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综观中国古代冶金史的发展历程，冶金史也像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有高潮也有其低迷的时期。这其中与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推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宋代的矿冶业之所以如此发达，这就得益于宋朝政府对矿冶业的重视的国家政策，例如宋政府对矿冶业的鼓励开发的告发政策、矿产品的售卖政策以及对矿冶业的管理政策等，都为宋代矿冶业的兴隆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但在清末，由于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矿冶管理政策的失误以及当时国外近现代冶金技术的引进等原因，导致了中国冶金技术在清末的逐渐衰弱与萎缩。

5．中外冶金技术交流史研究

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与其同类其他事物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联系一样，中国的冶金技术也必然与国外的冶金技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不论是驼铃声声的塞上古道之丝绸之路，还是碧波荡漾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带去了中国古代的冶金技术，同时也捎回了国外先进的冶金技术。科技交流史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同阿拉伯国家、日本、朝鲜、越南等周边国家确实存在着冶金技术的交流。例如梅建军教授认为：由砷铜的存在及铜器的特征，可以初步肯定，甘青地区在齐家和四坝文化阶段同新疆及欧亚草原地带存在文化上的联系及相互影响。所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同时也可以澄清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问题。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因为科技史本身就是一个边缘性、交叉性的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对它的研究必须采取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而“冶金史的研究涉及到采矿、冶金、材料、历史、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物理及化学组成分析研究手段与方法，因此这不仅要求冶金史研究者本身要不断学习，扩大知识面，改进知识结构，同时多学科的结合，更是开展冶金史研究的重要途径”。在现阶段，冶金史研究与考古或者说是科技考古结合得较为紧密，依靠这种结合，冶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古代铜镜表面“黑漆古”生成原因和机理的研究成果便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其实，从更广泛的学科综合来看，冶金史研究还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结合，即除了传统的“矿冶遗址实地考察一实验分析一文献考证一结论”的研究思路之外，我们还必须吸收或借鉴其他学科的优势方法，例如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等方法，融冶金史的文化价值及社会价值之综合取向，从而拓展我们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空间。例如从民俗学的角度研究冶金史就是一个非常新颖且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在此方面，对西南民族地区的铜鼓研究就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领域，但目前对铜鼓的研究，也还处于铜鼓制造技术、铜鼓金属成分分析等方面，从民俗学的视野进行研究尚待来日。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由于语言的限制、文献的不足以及金属器物的缺乏等原因，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几乎没有涉及对国外冶金技术的相关研究，然而在国外，却有相当一批冶金史研究者对中国古代冶金技术进行研究，这除了与中国古代的金属器物流失海外而给国外的研究者提供了实物考证之便之外，还同他们有着充足的研究经费密切相关。所以，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这种现状，也就决定了国内的冶金史研究者很难与国际同行进行高水平、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这种状况其实也是国内目前整个科技史研究的窘境。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厚古薄今”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贯传统，也是其研究特点，所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几年来力倡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史进行研究。例如从2000年底开展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其研究成果已以《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丛书》的面目出现，但其中缺失中国近现代冶金史研究这一环节，因此作为冶金史研究者，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历史性任务，从而补上这一缺失的环节。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任何一门学科的学科理论发展，都是从零散的、不系统的理论体系而随着研究实践的逐步丰富与提高而发展出系统的、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作为一门在国内较早从事专题史研究的冶金史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与历史的积淀，理应对其理论体系进行系统的研究与总结——主要是对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学科的术语、概念；学科理论的提升等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体系完善、结构严谨的科学技术史的二级学科。

当然，科技史研究的外史研究之转向，是以内史研究之成熟为基础或前提的。随着国内科技史研究之内史研究的日趋成熟，我国的科技史研究应走出内史研究的门槛，从社会学、哲学的角度看科技的发展，通过考察科技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哲学等外在因素的关系，从而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作为国内科技史研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的冶金史研究，也必须勇敢地迈出这一步。因为科技史研究从内史向外史的转变，不仅仅是科技史研究对象的演化与扩展，更是研究思路与视角的重大转换。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2．冶金史与各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之关系

3．冶金技术思想(史)研究

4．冶金史与社会政治之关系

6．多学科多视野的综合研究之路

7．对国外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8．对近现代的冶金技术进行研究

9．对冶金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即冶金史基础理论的研究或冶金史元研究。从而建立起冶金史研究的理论框架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8

一

在我国，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已有上百年的历史。1909年，清政府学习德国做法，在普通中学实行分科设置课程，一种侧重文科，一种侧重实科，这是我国近代课程史上第一次注意如何适应学生个性因材施教的问题，使学生得到了一点选课的自由。这里包含了后来选修制的思想萌芽。1922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学制改革，普通中学实行三三分段学制，把中学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学制各三年。这是我国现代课程史上最早的分科制和选修制。高中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相当于现在的普通高中，以预备升学为主要目的。普通科又分文科和实科，课程设置分两组。第一组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课程都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公共必修科目，二是分科专修科目，三是纯粹选修科目。第一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和文化史，分科专修科目必修有特设国文；第二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分科专修科目无国语或国文。第一组分科专修科目中的选修和纯粹选修科目加起来多达62个学分，这些学分里自然有与国语或国文有关的选修科目。职业科选修课有文字学、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文学概论和国故概要，一般选修课包括国音学和新闻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科目设置多样化局面，但是选修科目过多，“因而造成实际上难开、难教、难学”，[2]严重脱离中国国情，改革没有成功。1963年，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打破了解放后沿袭十几年的单一课程结构，首次在高三年级设置了选修课，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极少数学校进行了试验。1981年颁布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中有选修课设想，但在相应的语文教学大纲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因而谈不上科目设置与教材编写。1990年的《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把高中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却没有把语文列入可以开设选修课的计划之内。[3]1996年教育部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中的课程设置明确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科类课程和活动类课程组成，学科类课程分为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选修三种，其中限定选修包括语文一科，高中三年级开设，文科每周四课时，理科和实科每周两课时。同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与课程计划相呼应，对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和课时作了详细说明，语文必修课在高一、高二开设，限定选修课在高三开设，是必修课的拓宽、应用，供预备升学或预备就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修。大纲为文科、理科和实科列举了如下限定选修课：文科有写作、文言文阅读、中外文学名著选读等，理科有中外科普论著选读、科学小论文写作等，实科有实用口语和应用写作等。任意选修课是为发展学生兴趣爱好、拓宽知识、培养特长、提高某方面的语文能力而设置的，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志向，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修，大纲为此列举了如下选修科目：汉字和书法、实用语法修辞、语言逻辑、影视欣赏和评论、实用美学、乡土文学、民俗文化、中外文学名著选读和中外文化史话等。这是近代以来最为明确和完整的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说明。但是，这份大纲确定的选修课设置计划仍未能得到实施。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1996年的高中课程计划与语文教学大纲可以成为新世纪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先声，但在此基础上修订的2000年高中课程计划与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再一次把选修课从语文学科领域逐出，高中语文课程设置又回到单一必修的老路。

本世纪初，我国政府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始了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构成。设置八个领域，其中“语言和文学”为第一个领域；每个领域由课程价值相近的若干科目组成，在所列十二三个科目中，语文成为第一个科目；每个科目又由若干个模块组成，语文则由五个模块组成。高中语文课程的设置，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增强课程的选择性，为每一个学生创设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促进学生特长和个性的发展”。[4]为此，大量设置选修课，设计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五个系列，每个系列设计若干种教材。目前，人教版、语文版、江苏版、山东版、广东版五家课程教材研发单位设置的选修课教材数量不等，有的16个，有的14个，有的12个；教材内容和名称有的区别较大，有的大同小异。可以看出，此次高中语文课程设置改革力度很大，仅以上五家选修教材种类总计就达70多种，实现了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的历史性突破。

二

我国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已有百年历史，但真正落实到教材建设层面则起步很晚。

1991年，为配合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的《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辑了一套高级中学选修课教材《文言文选读》（两册），第一册供高中前两个年级选用，第二册供高中三年级选用。这是现代语文教材建设史上第一次高中选修教材编制尝试，有开创性意义。

同时，为配合1990年的高中教学计划调整意见，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与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合作开发了《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欣赏》《外国文学名著欣赏》《现代文阅读》《语言表达》四种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主要供江苏省内使用，发行量不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可视为新世纪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改革的先行者；以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与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对合作开发的四种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进行了修订，并增加了《学习心理与学习方法》《口语交际》《中国文化常识》《科学小论文写作》《逻辑入门》五个品种，这九种选修课教材满足了部分学生的需要，对课内必修课教材起到了有力的补充作用。

2003年秋，广州、天津、重庆、南京、长春、武汉和成都七个城市合作编写了高中选修课教材《交谈·演讲·辩论》《解读与赏析》《实用文写作》《文言文拓展阅读（文化篇）》，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七市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联合推行使用，这是地方高中选修课教材建设的一大成果，填补了长期以来地方选修课教材建设的空白。

本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建设。五家出版单位设计的72种选修课教材中，有35种教材已经出版并于2005年投入试验，其余37个品种的大部分于2006年秋投放实验区，这些教材，以其编制理念的时代性、编制方式的灵活性、编制内容的趣味性和编制方向的针对性，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成了无数高中学子的“精神大餐”和“文化补品”。

三

新一轮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和教材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下面谈几点个人的思考。

1.增加必修课的分量，减少选修课的种类，调整选修科目设置结构。

一是量的问题。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语文选修科目设置繁多，教材开发品种过多，占用课时过多，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国情和汉语文教育的传统与特点。邓小平二十多年前就指出：“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5]这话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反思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借鉴世界各国经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中课程改革经验是对的，但一定要结合国情，要从实际出发，要多考察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程度与我们有更多共同之处的发展中国家及隶属华族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了统一的国家课程，个人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这种意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设置这么多的科目，编写这么多的教材，使地方和学校感到无所适从是预料中的事。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考试，考试传统源远流长，几十年延续的高考制度更是极大地制约着高中课程的改革，使培养学生个性和特长几成空话。高考录取率虽然年年提高，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实，自然形成师生急功近利的学习心理，而多数选修课恰恰远离功利，超越考试，这就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和尖锐矛盾。为此，应该对现行高中语文选修科目进行整合，减少选修课教材的系列与品种。实际情况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语文选修科目比我国现在的设置要少得多。我们认为，高中语文选修科目不宜像大学中文系选修课那样分得如此之细，应该再粗放一些，五六种比较适宜，选修课的设置与教材开发权应大力下放给地方和民间，特别应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发有特色的选修课。应大大压缩选修课的分量，增加必修课的比例，提高必修课的地位。要坚持把语文课作为贯穿高中三年的必修课，在此基础上，二三年级适当开设几门选修课供学生选择。英、法、德、芬兰、以色列等国的经济和教育水平比我们发达得多，但选修课在高中语文总课时中所占比例都比我们现在低，有些甚至比我们低得多。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教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要靠长期努力才能成功。

二是结构问题。普通高中不仅承担向大学提供生源的任务，还有给社会输送合格劳动者的任务。但现在所设置的语文选修科目与所编制的教材显然过于偏向升学者。课程研究专家认为，从内容上可把选修课分为学术性选修课、职业性选修课和趣味性选修课三类，这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当前语文选修课设置存在的不合理性。如职业性选修课设置受到严重忽视，学术性选修课开设过多，趣味性选修课太少，所以，今后应大力加强职业类和趣味类语文选修课的设置和教材编写，尤其要加强实用性强的听说读写类选修课的开发，特别建议高中语文选修课分设限制性选修课和任意性选修课。限制性选修课是必修课的拓宽和应用，在现行五个选修系列中，可圈定几个与必修课关系密切的科目，在教师指导下规定学生必须从中选修若干门，以保证进一步打好语文基础。任意性选修课是为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特长和某方面特殊语文能力而设的，应充分体现自主性，可放手让学生自由选择。

2.认真研究必修课与选修课的目标、内涵和定位等问题，正确处理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看，这次高中语文课程设置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在课程目标层次上不清晰，过于模糊化，必修课目标分类是一种标准，选修课目标分类则是另一种标准；选修课五个系列的分类也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缺少理论依据。这里可以看出，有些问题在改革之初缺乏充分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如到底应该怎样做才真正体现了高中语文课程建设中继承与创新、基础与发展的关系？这里包括初中与高中的衔接、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必修与选修的关系等问题。高中语文课程必修与选修的目标、内涵、定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更需要深入思考，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必修课是选修课的基础，选修课是必修课的发展；必修课是普及，选修课是提高。普遍认为，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虽然把基础性放在选择性的前面，但实际上显然过于强调选择性，基础性重视不够，这样势必头重脚轻，最终影响学生的语文基础学力。实际情况是，不少学校的高中语文课只上不到一个半学期，其他所谓选修时间基本上都用来进行高考总复习，这样的选修课当然形同虚设。另外，有些科目的设置超出中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文化水准，如根据某部作品、某个作家、某个年代、某种修辞格而设置和编写的专门选修课，就是偏难的选修课，它们与必修课内容距离较远，脱离中学实际，更适合在大学中文系开设。还有，必修课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语文基本能力训练，选修课的主要目标也应是配合必修进一步强化这些训练。但是，必修课教材中口语交际与写作序列的安排，与选修课教材中诸如《说话的艺术》《文章写作与修改》《写作》中的口语交际与写作安排是一种什么关系？鲜有人进行过审慎的思考与认真的研究，因而很难落实到教材编写之中。

总之，高中语文必修课与选修课的科目设置与教材编制中必修教材与选修教材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应匆匆上马，更不该急于求成，而应循序渐进，稳扎稳打，逐步提高。

3.教材的多套与多本不等于多样，应削减现行选修课教材的品种，大力培植精品教材，实现选修课教材的多样化。

自1986年国家提倡教材多样化以来，我国教材建设在良性竞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不少富有个性的语文教材。客观地说，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教材大多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是，虽然现在高中语文教材版本多了，却并没有真正实现教材的多样化，多套化与多本化并不等于多样化。现行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大量重复建设，浪费现象严重，优秀资源无法实现共享。目前审查通过七十多个品种中，不少品种从名称到编制都大同小异，有特色的教材并不多。如几乎各家出版社都编制了先秦诸子、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传记选读、新闻读写、现当代各体文学选读类的选修课教材，从设计思路、文章选编到编写体例，并不给人百花争艳互竞春色的感觉。为此，今后应大量压缩选修课教材品种，优化和精选那些在模块设置和编制方式上“我有他无”的优良品种，把那些无个性的平庸教材坚决剔除出教材市场，真正实现选修课教材的多样化。

4.选修课教材编写不应过于依赖高等学校教授和研究机构专家，应继承和发扬教材编写队伍“三结合”的优良传统。

新世纪语文教材建设中的编写队伍引人注目，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甚至文学创作界的人士也纷纷参与。几套高中课标必修课教材的主编几乎都是文学研究界的专家，七十多种选修课教材也大都由高校学者任主编，作家当主编也不乏其例。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民国时期语文课程教材建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有众多专家学者的关心与参与：蔡元培、胡适、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他们意识到关心中小学语文课程教材建设本身就是新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于是自觉承担着学者、作家与语文教育家的多重责任。可惜这一传统在解放后中断了多年，随着政府及主流意识形态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专家学者渐渐从语文教育界退场，久而久之，一些人甚至极端地认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小儿科，把自己宝贵的科研时间投入其中，不值得。这造成了中小学语文界与学术研究界多年的隔绝，也成为上个世纪末语文教育大讨论的缘起，中小学语文教育严重滞后于学术界，并受到广泛批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学者自觉恢复民国时期的学术传统，给予中小学语文教育以新的关注。加以政府的呼吁和提倡，高中语文教材建设大军越加壮大，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一些高校，不是个别而是以群体的方式参与高中语文教材建设。短短三五年时间，中学语文界滞后于学术界的局面得到很大改善，学术界前沿的研究成果大量向语文界输送和转化。

新一轮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的编写队伍主要是专家、教授，少有地方语文教研员和一线优秀语文教师参加，这就难以保证教材在中学的针对性和适切性。新一轮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编写队伍存在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必须进行调整，应该坚持由高校研究所专家、教材编制专业人士与一线教师教研员组成的“三结合”队伍来编写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既保持学术品位，又符合教学实际，编制出真正受师生欢迎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

【参考文献】

[1]江山野《课程改革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2]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3]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0-361页。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9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钱伟长在办学实践中长期思考的问题。他说: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1］239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首先是一个爱国者，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修养、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2］我们首先培养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能负责的公民，其次才是一个专门家。［3］278钱伟长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单是培养专门人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视和推行素质教育。为此，钱伟长从德、智、体、美等方面对素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关于德育教育。钱伟长特别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他说:“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学生中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特别是加强道德教育，目前显得尤为紧迫。”［3］184对于教师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问题，钱伟长说:“德育工作应该由全体教师共同承担。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每位教师都责无旁贷。”［4］305“每一位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5］针对学校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钱伟长提出了批评，并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作了阐述。他说学校教育是两个方面的教育:第一，要转变你们的人生观，使你们生活有目的。第二，你们要获得建设国家的技术和知识。一个是给你们武器，一个是坚定你们的方向。［6］225所谓“给你们武器”，指的是智育教育，学生到学校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和技能。但仅仅学习知识又不够，学习还要有目的。所谓“坚定你们的方向”，谈的是德育教育，就是要加强学生价值观、人生观的培养。“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3］129教师“应该给知识以生命，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7］1关于体育教育。钱伟长素来重视体育教育。在他看来，体育教育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体育是意志的锻炼，是培养人战胜自我的重要手段。其次，体育可以培养人的团队精神，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钱伟长称自己一生都在拼搏，在奋斗，这种拼搏、奋斗的精神正是来自体育训练的启示。关于美育教育。钱伟长认为艺术是人不可或缺的素养，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需要重视艺术、审美素养的培养。在他倡导下，1999年，上海大学成立了实施艺术素质教育的专门机构———艺术中心，学校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学生艺术中心的建设，还邀请艺术家，如剧作家黄佐临、音乐家贺绿汀、书法家钱君匋、国画家王个簃、影视艺术家谢晋、钢琴家刘诗昆等人到学校指导，从多方面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素养。

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

钱伟长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视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在他看来，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必须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培养国人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他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贯彻爱国教育是目前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我们绝对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某一专门的业务教学分开来看，把它单纯地看作只是现阶段的一个政治任务。［8］显然，钱伟长把能否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才看作教育成败的标志。对于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钱伟长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其一，从中国历史中发掘爱国主义思想资源。“历史和地理课程，不能仅仅作为一门传授知识的课程，而忽视这些课程在国民教育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意义。应该通过中国历史和地理教育，使爱国主义精神深入青年学生的思想之中，并成为指导他们行为的内在力量。”［3］185钱伟长十分欣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句名言，1987年，他在上海工业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先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多的，譬如像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是很精彩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为天下着想，这个天下现在就是中华民族。”［6］105其二，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资源。钱伟长在《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等文章中指出:“我们祖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有着光辉无比的科学创造”，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足以证明历史上中国的光辉伟大”，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钱伟长主政上海大学时，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建设。中国文化史不仅是文学院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也是全校文科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且还向理工科的学生开放选修。2003年春，91岁高龄的钱伟长邀集中文系教师，商谈编撰《中国文化读本》一事，并委托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董乃斌教授主持编写。书成付梓之际，钱伟长又欣然作序。他在序中说:“历代先人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及道德伦理、育人修身、处世智慧诸方面的种种创造，不仅光耀史册，而且沾溉万世;不仅有助于塑造崇高纯洁之人格，而且确能转化为现代化建设之推动力。对于这份丰厚遗产，我们应当妥善继承，发扬光大，绝不可轻视冷落，而贻无知不肖之讥。我上海大学师生，文科者自需负起加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之责，即使理工科师生，也应以一定时间涵泳学习，俾能提高文化素质，养成品位高尚、发展全面之社会栋梁。”［9］其三，教材的编写应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他以物理教学为例，将物理教学如何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作了具体的说明。有人认为物理学是纯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搭不上边。钱伟长对这种看法深不以为然，认为物理教学与其他学科的教学一样，是可以有爱国主义内容的。中国古代在物理学上有许多发明和发现，例如在力学方面，《墨子•经说》中关于权衡的学说，便是杠杆原理的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桔槔，这是杠杆原理的具体应用。从汉代起，我们祖先便已知道利用反作用力作滑翔飞行的试验，到北宋初年更作了喷射推进的设计，《武经总要》记载有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冯义升、岳义方作的火箭法。在电磁学方面，我们的祖先早在战国时便已发现磁石和它的吸铁性，并已经懂得利用磁石指南，发明了“司南”。钱伟长呼吁，中国物理学界在编写教材时，应注意发掘中国古代物理学的发明和发现，使物理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以增强青年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三、提倡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一)“不能只注意专才的培养”

1952年，我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是按照苏联培养“专才”的模式进行的，专业设置过窄、过细，也带来了种种问题。1957年，钱伟长发表《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工业大学“专业分得过细过专”提出批评，并明确提出“大学的专业不要分得过细”的主张。1980年代初期，我国的高等教育仍然延续50年代的那套做法。1984年10月，钱伟长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我们的高等教育是专业教育，而专业教育不适应新的社会，很多新的东西不属于哪一个专业，常常是两个专业或几个专业合在一起产生的。而这些新东西往往是关键性的。专业教育不能满足这个要求。”［10］他举例子说，学轧钢的不懂炼钢，学栽桑的不懂养蚕，教理论力学的不懂材料力学，教材料力学的不懂理论力学，这样的局面应尽快地改变。钱伟长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后，就提出“拆四堵墙”，其中一堵墙就是“各学院与各专业之间的墙”。

(二)理工科学生必须懂人文科学

长期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是理、工、文分家，各自发展，重理轻文的现象突出，学生知识结构不完善，人文素质普遍偏低。由于缺乏人文知识的修养，洛阳的建筑工程师在施工中炸毁古墓;泰山的地质工程师为采集标本，竟把“经石峪石刻”这样的稀世珍宝毁坏。钱伟长在痛心之余，大声疾呼:“长期以来，理工分家，文科和理工农各科分家的现象，业已明显地影响建设四化人才的培养质量，现在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4］90钱伟长曾就大学生文化素养问题对《文汇报》记者说:“理工科学生也必须懂人文科学，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学艺术方面的素养。”他在上海工业大学学生政工干部的一次会议上也讲道:“我们是一个工程学院，从某种意义上看，工程学院出去是当工程师的，专门搞技术的。我认为他首先是社会的人，要适应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懂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还有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学、美术，要有一定的素养。”［6］67上海大学的课程设置也体现了钱伟长学科交叉、文理渗透的办学思想。在自强学院(现更名为“钱伟长学院”)的课程设置中，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社会学概论等人文基础课程是必修课，而文学院的学生也必须学习高等数学。在文理渗透想想的指导下，学校建设了一系列有利于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公共课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培养口径宽、基础厚的综合型人才

早在1950年代，钱伟长就认为，过分注重专业教育，忽视了基础知识训练，不利于人才的全面发展。进入1980年代以后，钱伟长对专业教育的弊端有了更深的认识，对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更多的批评:“现在大学里有两个大缺点，一是太死，二是太专。你们的基础应该宽，基础宽才爬得高，这如同盖房子一样，基础是很重要的。光靠专业是站不住的。”［1］33为了培养口径宽、基础厚的创新型人才，钱伟长在担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期间，推行前两年不分专业，完全学习基础课，第三年才分专业。1986年，上海工业大学率先试点了“学分制”，1993年，开始推行全面学分制，同时又是全国最早实行选课制的学校。钱伟长大力推行这两项制度的目的，就是帮助学生打好基础，拓宽他们的知识面，形成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1994年，新上海大学组建后，钱伟长培养口径宽、基础厚的通才教育思想得到了全面的推行和实践。各学院按宽口径招生，学生入学时不分专业，两年后选择专业，进入各系学习。以文学院为例，学院为一年级学生设置跨专业的课程平台，要求学生不论今后进哪个专业，一年级都要修读文学、历史、哲学、社会学和中国文化等学科的平台课程。同时，钱伟长先前倡导的学分制、选课制也得到了全面落实。［11］

(四)提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

民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深受西方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科学教育大行其道，有以科学教育取代人文教育的倾向。实际上，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非对立之两极，它们可以相容互补，因为“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中有科学的基础与珍璞;同样，没有人文的科学，也是残缺的科学，科学中有人文的精神和内涵”。［12］钱伟长是自然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强烈人文关怀的教育家，他重视科学教育，又不忽视人文教育，力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1994年5月，新上海大学成立，钱伟长担任校长。新上海大学组建之时，是一所以理工科见长、人文学科相对较弱的学校。钱伟长上任伊始，大力加强人文学科建设，他经常约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教师座谈，畅谈自己对人文教育的认识，并用自己的学习体会启发和引导教师上好人文课。他说:“大学的人文教育应该重视文学教育。通过文学教育引导学生接近人文理想。好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充满了真善美的激情、美好的人性光辉。我相信，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会使学生获得心灵的丰富，懂得人世间美好事物的价值，使自己的精神、道德趋于完善和美好，实现人文精神的传承。”［7］1

四、钱伟长人文教育思想的渊源

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总是有原因的，钱伟长的人文教育思想也不例外。我国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为他这一思想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他本人生活的家庭环境、学习环境与工作环境也深刻影响了他人文教育思想的形成。首先，家庭教育为钱伟长人文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钱伟长1912年10月9日出生在江苏无锡县七房桥村。七房桥钱家素以诗书传家，恪守“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的祖训，对族中子孙的教育非常重视。早在乾隆三十年(1765)，钱家就置义庄，创书塾，兴义学，开展家族教育，鼓励族人读书习业。［13］到钱邵霖时已建有怀海、清芬、宏远三所义庄，兴学育才，救济孤贫。钱伟长的祖父钱承沛是清末秀才，由于体弱多病，三次乡试不中，遂在七房桥开馆授徒，成为一名私塾教师。父亲钱挚从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后就回到家乡，在怀海等三所义庄的支持下，创办又新小学，任校长，致力族中和家乡教育。［14］四叔钱穆自18岁起便在无锡乡间任教，在苏南的无锡、苏州做过18年的中小学教师，一生没有上过大学，靠自学苦读成为国学大师。①六叔钱艺、八叔钱文后来也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在父辈的影响下，钱伟长深受传统文化的滋润与熏陶。幼年时期的家庭教育，对钱伟长日后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在钱伟长成长过程中，四叔钱穆对他的影响尤大。1919年秋，钱穆任后宅小学校长，把年仅7岁的钱伟长带到学校住读。钱穆在后宅小学教书两年，一边教书，一边苦读，在他读书时，总有钱伟长在一旁陪读。钱伟长晚年回忆这段读书生活时说:“陪四叔读书几年，使我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养成良好的习惯于童蒙，终生受用。四叔除读书外，便是练字，纸张贵，就在旧报纸上练字，字越写越好。我也跟着练字，画图画。我对文史方面的兴趣，得益于四叔的熏陶和影响。”［15］4101928年，钱伟长考入钱穆任教的苏州中学，他仍像当年在后宅小学一样随四叔从旁伴读，经、史、子、集，多有涉猎。在钱穆的培养下，钱伟长的文史成绩在全班一直名列前茅。高三时，写出了第一篇历史论文《春秋日蚀考》，还获得了江苏省教育厅的奖励。钱伟长在一篇回忆四叔的文章中深情地写道:“我到苏州中学读书，学费杂费、生活开支全由四叔负担。他在苏州任教时，朝迎启明、夜伴繁星的苦读，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时而豁然开朗。我看他读书的滋味，简直胜过任何美餐。与当年一样，我仍从旁伴读。有时还听四叔讲文学，从《诗经》、《史记》、六朝文赋讲到唐诗宋词，从元曲讲到桐城派、晚清小学，脉络清楚，人物故事有情有节，有典故，有比喻，妙语连珠，扣人心弦。就这样，我和他朝夕相处，耳濡目染，学到了不少东西。记得我考清华大学时，考卷中有一道题，问二十四史的作者、注者和卷数，许多考生觉得很出人意外，被考住了，而我却作了完满的回答，得了满分。这些都是从四叔平时闲谈中获得的知识。”［16］411-412其次，老师的言传身教也丰富了钱伟长人文教育思想的内容。在苏州中学期间，钱伟长受到一批名师的指导，除了他的四叔钱穆外，还有西洋史教师杨人缏、中国史教师吕叔湘、地理教师陆侃舆、音乐教师杨荫浏、英文教师沈同洽等。考入清华大学之后，钱伟长更是遇到不少名师，如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体育教授马约翰，还有校长梅贻琦。在钱伟长眼中，叶企孙教授“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有功于国家的爱国者”。［3］199而体育教师马约翰对钱伟长的影响，与他日后重视体育教育又有莫大的关系。马约翰是清华大学的体育教授，也是清华大学体育教育的开拓者。当时钱伟长的身体不好，马约翰教授教导他:“要重视锻炼，不要退缩，退缩救不了国，没有健康的体格，科学也是学不好的。”［1］45在马约翰教授的带领下，钱伟长加强体育锻炼，还成为清华越野队的一员。在一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中，钱伟长深情地说道:“我拼搏了一辈子。拼搏精神的养成要归功于我的清华老师马约翰，是他把我培养成有拼搏精神的人。”［16］471清华校长梅贻琦的通识教育思想，对钱伟长的影响尤大。梅贻琦是现代著名教育家，自1931年起，即钱伟长进入清华大学读书之时，担任该校校长达17年之久。针对当时大学教育过分注重专门化之弊，梅贻琦提出了通识教育主张。他说，大学教育，通专固应兼顾，但“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17］105梅贻琦主政清华期间，大力推行通识教育，规定所有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数量的人文课程，把体育课定为必修课，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深深影响了钱伟长。钱伟长在担任上海工业大学、上海大学校长期间，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强调为学应先学做人，主张通专结合、文理渗透，这无疑是受了梅贻琦通识教育理念的影响。另外，梅贻琦的“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名言，也深深影响了钱伟长。后来钱伟长明确指出:“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办好大学的关键。”［17］278最后，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对钱伟长的影响。中国古代教育重视人文，儒家强调德性教育，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的完善，《大学》开篇即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可以说，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受教者学会做人，教育的基本精神主要表现为从理想上创造人、完成人，要使人生符合于理想，有意义，有价值。中国有重视美育教育的传统，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谓“游于艺”，就是生活要丰富多彩，应追求艺术化的人生。

五、结语

文化史论文范文篇10

一、由敦煌学研究而肇启其端

上个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物文献的重现于世，敦煌学在海内外兴起［2］，而有关敦煌佛教通俗文学作品的摸索实乃国内现当代以来唐代佛教文学研究之滥觞。自192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采集、整理和研究敦煌通俗佛教文学。王国维将这类俗文学作品呼为“通俗诗”、“通俗小说”［3］，罗振玉则称为“佛曲”［4］，陈寅恪则认为“演义”更适合［5］，郑振铎主张用“变文”［6］，另有“俗文”、“唱文”等称呼。后来通行的还是“变文”，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多数学者将“变文”作为全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总称。向达《唐代俗讲考》［7］，全面探讨了“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俗讲文学之演变”。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8］将俗讲分为讲唱经文、变文和倡导文三大类，特别是关于讲唱的程序和职掌乃独到之论。解放前在敦煌佛教文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还有王重民。敦煌学界的这一倾向很快反映到文学研究领域，即在撰写文学史时，开始考虑佛教因素。胡适《白话文学史》乃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作，主要从写作用语“白话”的独特角度，考察了唐及之前的文学史，认为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乃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相互争斗、且白话文学日渐战胜文言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的“正统”、“正宗”乃白话文学;倡言汉武帝时“古文已死”，此后凡有价值的文学必为白话文学，而文言文学毫无价值，只是一些“死文学”。而佛教文学正是自汉朝民歌、散文以来的白话文学潮流的组成部分。佛教白话文学首开其端的为翻译文学;唐初白话诗的来源之一为佛教之“传教与说理”，和尚与打油诗有着莫大关联;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皆为著名的白话诗人，其诗作特点除通俗晓畅之外，还具有嘲讽和说理的风格。另外，还注意到了敦煌佛教文献，并纠正和补充了一些唐代白话诗人的生平及其诗歌断代等问题:“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以插图形式辅证文学史论述，颇具特色。中卷第十五章专论“佛教文学的输入”，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学”亦包括了白话诗人王梵志、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胡氏一样破除了传统纯文学史观念;第二十九章“传奇文的兴起”，特别提到唐代传奇吸引了印度养分，此即本产生于古印度婆罗痆斯国、为《大唐西域记》［11］576－578所载，后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门、李复言《玄怪续录》“杜子春”条、裴铏《传奇》(《古今说海》《太平广记》等并袭之)等所描述的、慎无语而突发声导致鼎破丹飞的故事，段氏曰:“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认为“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以《佛本生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以及《唐摭言》、《卢氏杂记》、《乐府杂录》等为例，表明僧徒俗讲在中晚唐时期非常流行;变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宋元以来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居、宝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有源之水”。郑氏的其他著述亦涉及唐代佛教文学，如《中国俗文学史》除第六章专论变文之外，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亦称，白居易的诗“实在不是通俗诗”，“像王梵志他们的诗才是真正的通俗诗，才是真正的民众所能懂，所能享用的通俗诗”;而且，“唐代的和尚诗人们，像寒山、拾得、丰干都是受他的影响的”;所举唐代俚曲中，《禅门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南宗赞一本》等皆属于佛教文学作品［12］95、96、104－109。此后，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多受胡、郑二氏影响，开始关注唐代佛教文学。解放后的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一是变文。如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周一良等《敦煌变文集》，周绍良《敦煌变文集补编》，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海外有关研究，还有美国Vic-torH．Mair的PaintingandPerformance，主张只有变相与变文是同一关系［13］。日本学者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14］、《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15］等，前者探讨了变文特有的韵散相兼的讲唱体的演变过程，认为敦煌讲唱体作品源于佛教讲经仪式，是将佛教通俗讲经仪式所用的文体加以拼接、融合而成的;后者着重文本的搜集、对照，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历史、体裁特征及其与佛教仪式的关系做了较深入探究，集中考释了故事略要本、讲唱体、通俗讲经、庄严文、押座文等变文文献。二是诗歌，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辞集》、《补全唐诗》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16］，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敦煌诗歌导论》、《王梵志诗校注》，任半塘、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敦煌赋汇》，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敦煌变文和诗歌方面，研究较为精深的为项楚，其有关王梵志、敦煌变文等专著和系列论文，纠正了校录和阐释中的许多讹谬，揭示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佛教文化深义。此外，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探讨了书札体式和典礼仪注方面的卷子，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涉及的是法事文学，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着眼于灵验记，皆颇有创获。有关敦煌文学概论性著作如张锡厚《敦煌文学》、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等，亦有相当篇幅涉及佛教文学。

二、“佛教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文学界的研究

最早提出“佛教文学”这一概论的，乃日本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该书认为，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以佛教精神为内容、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17］。唐代佛教文学分为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作为俗文学的佛教文学两类，前者的代表为玄觉、石头希迁、慧然、王维、寒山子、柳宗元、白居易等，后者的主体主要为变文、佛曲、佛讃等;能够呈现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诗偈，才是中国佛教文学中的核心。总体上论述佛教与文学关系者，还有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胡遂的《中国佛学与文学》、陈引驰《佛教文学》、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等。1978年，日本学者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18］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和唐代的讲唱文学与小说几个方面的问题，重考据，如白居易的释教碑、李白“金粟如来是后身”的语义、日本流传的“八相变”等。国内最早以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者，乃孙昌武先生，他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佛教与文学方面投入最大精力且收获颇丰的学者。孙先生曾在日本工作，故而或当借鉴过东瀛学术。自1980年代以来，孙氏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方面的几个问题，如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等。这些论文的结集《唐代文学与佛教》乃国内第一部研究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的著作［19］。《佛教与中国文学》更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佛教文学，但其重点乃在唐代:唐代佛教对文人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当时不重经术、统治者大力提倡、儒释道三教调和;唐代的文人普遍有习佛的倾向，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李华、独孤及、贾至等;佛教文献“名相辨析”的特点、佛经譬喻故事、佛典佛陀说话方式等，皆影响到唐代散文创作;偈颂对唐五代诗歌的影响，主要是从中唐以后开始，其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诗僧”这一特殊的团体;俗讲与变文在中唐五代流行甚广，韩愈《华山女》即有反映，文溆法师化迹表明“当时俗讲已进入慈恩、荐福等著名的大寺院”［20］。《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以维摩和观音两位菩萨在中国流传为线索，勾勒出了六朝至两宋期间中国文学中的佛教信仰［21］。《禅思与诗情》［22］重点考察了禅宗弘法和观念与唐宋诗人和诗作的关系。总之，孙氏几乎论及隋唐五代佛教与文学的主要问题，且多从宏观着眼，气魄宏大。上述及其他论著中的观点，在其新作、洋洋五大册的《中国佛教文化史》［23］中又有了新的表述和深化。国内系统研究隋唐佛教文学的，还有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4］，勾画出了较为完整的佛教文学图景，特别是在民间宗教诗歌和敦煌世俗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上着墨较多;然涉及的佛教宗派，只有禅宗。刘金柱《唐宋八大家与佛教》［25］认为，八大家在涉佛文体、佛经、方外之友、寺院之游、早年晚岁生迹等几个方面，皆与佛教有所牵扯，如韩愈“以文为诗”是受了佛教偈颂的影响，柳宗元的动物寓言汲取了佛经故事等。相较而言，陈允吉的研究更多以佛教文献和佛教史为基础，他与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26］即反映了注重原典特色。《古典文学溯源十论》［27］乃力图“探寻古代文学与佛教传播关系之作”，与唐代佛教有关的是中古七言诗与佛偈的关系，以及王维、韩愈、李贺、《长恨歌》和柳宗元寓言等个案研究。《唐音佛教辨思录》［28］等亦颇有深度。陈氏的主要成果，收录于《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29］中。大致而言，其研究特点为材料翔实、考证严密，往往发人所未发，能成一家之言［30］。项楚、张子开等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则在胡适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唐代白话诗的源流。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这个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31］唐代白话诗的萌芽，可追溯自唐前宝志、傅大士、释亡名、卫元嵩诸人之作;而在唐代最突出的代表，一为王梵志、寒山、庞居士，一为贯穿整个禅宗历史的诗僧们。从禅宗谱系的角度理清了唐代禅宗白话派的脉络，揭示出这个诗派发展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语言学、文献学和宗教学等方面，对禅宗诗偈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姚仪敏《盛唐诗与禅》［32］、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33］亦是面世更较早之作，只不过切入点更集中于禅宗角度。谢氏主要论述了禅宗与唐宋文学的关联，如对王维、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等的影响，禅宗与境象说、悟入说之关系，禅宗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等。继之而起者，尚有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34］、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35］等。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佛教对这一时段小说的影响［36］。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则着眼于“唐五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体制”、“唐五代白话小说的题材来源”、“唐五代白话小说的观念世界”几个方面［37］。孙洪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关注于佛经故事与唐代小说的关联［38］。释永祥《佛教文学与中国小说的影响》从转读、讃呗、倡导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唐代俗讲与转变的发展与流变的过程。诗僧研究主要集中于禅宗，除上举《唐代白话诗派》之外，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总结出十个诗僧亚群体，并分析其地理分布、群体特征、创作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认为，唐五代既是由贵族社会向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也是佛教宗派势力起伏波动的时期;诗僧群体计有七类，经历了从“诗为外时”、“诗禅并举”到“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日渐世俗化和文人化。另有高华平《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陆永峰《唐代诗僧概论》、普慧《走出空寂的殿堂———唐代诗僧的世俗化》。其实，其他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的学者，亦或多或少地论及佛教，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的中唐诗僧研究，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及所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40］、《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41］、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42］等。

三、史学、宗教学等维度的探索

对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关系关注较多的，还有史学界。这方面立论最为精深的为陈寅恪，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馆初编》《二编》等，向为研究的首选参考。范文澜1960年作的《唐代佛教》［43］重点厘辨了大乘七宗的特点，特别是《禅宗———适合中国士大夫口味的佛教》剖析了禅宗与士大夫的契合之处，虽然立论不无偏颇，但率直而言，还是很有新意，能为一家之言;所附张遵骝《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亦是研究此一时段佛教史、佛教文学的指南性成果。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则为专论士大夫与佛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之作，书中的“士大夫”还包括了部分文人出身的武官。《士大夫关于佛教的文字活动》一节归纳出了应制、游览等10种士大夫与佛教有关的文类。另外，从王仲荦、吕思勉之《隋唐五代史》直到李斌城等《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唐代文化》等，亦时有论述。相关成果可参看胡戟等主编《20世纪唐研究》［44］。宗教学界和思想界研究隋唐五代佛教，佛教与文学的关系是当然不得不迈的坎。从早期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到后来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杜继文主编《佛教史》，印顺《中国禅宗史》、《妙云集》，杜继文和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杜继文《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吕大杰等《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方立天《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葛兆光《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以及日本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鎌田茂雄《新中国佛教史》，阿部肇一《中国禅宗史》，柳田圣山《语录の历史》《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美国StanleyWeinstein之Bud-dhismundertheT’ang等，皆有不少篇幅涉及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现象，鎌田茂雄还有《中国的佛教与文学》。在佛教信仰界，巨赞法师《佛教与中国文学》、弘学居士《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高观如居士《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等亦可参考。

四、植根于佛教本身的新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