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选修课程教材管理论文

总观当今世界各国基础教育，高中阶段集中单一的课程设置已基本不存在，开设选修课成普遍做法。有人统计，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亚、非、欧、美等洲60个国家中，普通高中开设选修课的国家就占76.7%，[1]由此看出，普通高中设置选修课已成为世界各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语文作为各国高中的核心课程，同样顺应这种潮流，即结束单一的必修课设置格局，增设选修课，实现语文课程设置统一性和灵活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结合。<--IWMS_AD_BEGIN--><--IWMS_AD_END-->

一

在我国，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已有上百年的历史。1909年，清政府学习德国做法，在普通中学实行分科设置课程，一种侧重文科，一种侧重实科，这是我国近代课程史上第一次注意如何适应学生个性因材施教的问题，使学生得到了一点选课的自由。这里包含了后来选修制的思想萌芽。1922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学制改革，普通中学实行三三分段学制，把中学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学制各三年。这是我国现代课程史上最早的分科制和选修制。高中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相当于现在的普通高中，以预备升学为主要目的。普通科又分文科和实科，课程设置分两组。第一组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课程都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公共必修科目，二是分科专修科目，三是纯粹选修科目。第一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和文化史，分科专修科目必修有特设国文；第二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分科专修科目无国语或国文。第一组分科专修科目中的选修和纯粹选修科目加起来多达62个学分，这些学分里自然有与国语或国文有关的选修科目。职业科选修课有文字学、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文学概论和国故概要，一般选修课包括国音学和新闻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科目设置多样化局面，但是选修科目过多，“因而造成实际上难开、难教、难学”，[2]严重脱离中国国情，改革没有成功。1963年，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打破了解放后沿袭十几年的单一课程结构，首次在高三年级设置了选修课，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极少数学校进行了试验。1981年颁布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中有选修课设想，但在相应的语文教学大纲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因而谈不上科目设置与教材编写。1990年的《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把高中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却没有把语文列入可以开设选修课的计划之内。[3]1996年教育部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中的课程设置明确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科类课程和活动类课程组成，学科类课程分为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选修三种，其中限定选修包括语文一科，高中三年级开设，文科每周四课时，理科和实科每周两课时。同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与课程计划相呼应，对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和课时作了详细说明，语文必修课在高一、高二开设，限定选修课在高三开设，是必修课的拓宽、应用，供预备升学或预备就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修。大纲为文科、理科和实科列举了如下限定选修课：文科有写作、文言文阅读、中外文学名著选读等，理科有中外科普论著选读、科学小论文写作等，实科有实用口语和应用写作等。任意选修课是为发展学生兴趣爱好、拓宽知识、培养特长、提高某方面的语文能力而设置的，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志向，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修，大纲为此列举了如下选修科目：汉字和书法、实用语法修辞、语言逻辑、影视欣赏和评论、实用美学、乡土文学、民俗文化、中外文学名著选读和中外文化史话等。这是近代以来最为明确和完整的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说明。但是，这份大纲确定的选修课设置计划仍未能得到实施。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1996年的高中课程计划与语文教学大纲可以成为新世纪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先声，但在此基础上修订的2000年高中课程计划与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再一次把选修课从语文学科领域逐出，高中语文课程设置又回到单一必修的老路。

本世纪初，我国政府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始了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构成。设置八个领域，其中“语言和文学”为第一个领域；每个领域由课程价值相近的若干科目组成，在所列十二三个科目中，语文成为第一个科目；每个科目又由若干个模块组成，语文则由五个模块组成。高中语文课程的设置，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增强课程的选择性，为每一个学生创设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促进学生特长和个性的发展”。[4]为此，大量设置选修课，设计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五个系列，每个系列设计若干种教材。目前，人教版、语文版、江苏版、山东版、广东版五家课程教材研发单位设置的选修课教材数量不等，有的16个，有的14个，有的12个；教材内容和名称有的区别较大，有的大同小异。可以看出，此次高中语文课程设置改革力度很大，仅以上五家选修教材种类总计就达70多种，实现了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的历史性突破。

二

我国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已有百年历史，但真正落实到教材建设层面则起步很晚。

1991年，为配合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的《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二室编辑了一套高级中学选修课教材《文言文选读》（两册），第一册供高中前两个年级选用，第二册供高中三年级选用。这是现代语文教材建设史上第一次高中选修教材编制尝试，有开创性意义。

同时，为配合1990年的高中教学计划调整意见，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与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合作开发了《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欣赏》《外国文学名著欣赏》《现代文阅读》《语言表达》四种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主要供江苏省内使用，发行量不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可视为新世纪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改革的先行者；以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与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室对合作开发的四种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进行了修订，并增加了《学习心理与学习方法》《口语交际》《中国文化常识》《科学小论文写作》《逻辑入门》五个品种，这九种选修课教材满足了部分学生的需要，对课内必修课教材起到了有力的补充作用。

2003年秋，广州、天津、重庆、南京、长春、武汉和成都七个城市合作编写了高中选修课教材《交谈·演讲·辩论》《解读与赏析》《实用文写作》《文言文拓展阅读（文化篇）》，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在七市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联合推行使用，这是地方高中选修课教材建设的一大成果，填补了长期以来地方选修课教材建设的空白。

本世纪初开始了大规模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建设。五家出版单位设计的72种选修课教材中，有35种教材已经出版并于2005年投入试验，其余37个品种的大部分于2006年秋投放实验区，这些教材，以其编制理念的时代性、编制方式的灵活性、编制内容的趣味性和编制方向的针对性，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成了无数高中学子的“精神大餐”和“文化补品”。

三

新一轮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和教材建设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下面谈几点个人的思考。

1.增加必修课的分量，减少选修课的种类，调整选修科目设置结构。

一是量的问题。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语文选修科目设置繁多，教材开发品种过多，占用课时过多，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国情和汉语文教育的传统与特点。邓小平二十多年前就指出：“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5]这话现在仍有现实意义，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反思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借鉴世界各国经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高中课程改革经验是对的，但一定要结合国情，要从实际出发，要多考察历史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程度与我们有更多共同之处的发展中国家及隶属华族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我国的实际情况是，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了统一的国家课程，个人服从集体、地方服从中央这种意识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设置这么多的科目，编写这么多的教材，使地方和学校感到无所适从是预料中的事。我国自古以来就重视考试，考试传统源远流长，几十年延续的高考制度更是极大地制约着高中课程的改革，使培养学生个性和特长几成空话。高考录取率虽然年年提高，但仍然不能满足需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实，自然形成师生急功近利的学习心理，而多数选修课恰恰远离功利，超越考试，这就形成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和尖锐矛盾。为此，应该对现行高中语文选修科目进行整合，减少选修课教材的系列与品种。实际情况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语文选修科目比我国现在的设置要少得多。我们认为，高中语文选修科目不宜像大学中文系选修课那样分得如此之细，应该再粗放一些，五六种比较适宜，选修课的设置与教材开发权应大力下放给地方和民间，特别应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发有特色的选修课。应大大压缩选修课的分量，增加必修课的比例，提高必修课的地位。要坚持把语文课作为贯穿高中三年的必修课，在此基础上，二三年级适当开设几门选修课供学生选择。英、法、德、芬兰、以色列等国的经济和教育水平比我们发达得多，但选修课在高中语文总课时中所占比例都比我们现在低，有些甚至比我们低得多。改革不能急于求成，教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要靠长期努力才能成功。

二是结构问题。普通高中不仅承担向大学提供生源的任务，还有给社会输送合格劳动者的任务。但现在所设置的语文选修科目与所编制的教材显然过于偏向升学者。课程研究专家认为，从内容上可把选修课分为学术性选修课、职业性选修课和趣味性选修课三类，这可以帮助我们认清当前语文选修课设置存在的不合理性。如职业性选修课设置受到严重忽视，学术性选修课开设过多，趣味性选修课太少，所以，今后应大力加强职业类和趣味类语文选修课的设置和教材编写，尤其要加强实用性强的听说读写类选修课的开发，特别建议高中语文选修课分设限制性选修课和任意性选修课。限制性选修课是必修课的拓宽和应用，在现行五个选修系列中，可圈定几个与必修课关系密切的科目，在教师指导下规定学生必须从中选修若干门，以保证进一步打好语文基础。任意性选修课是为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培养学生特长和某方面特殊语文能力而设的，应充分体现自主性，可放手让学生自由选择。

2.认真研究必修课与选修课的目标、内涵和定位等问题，正确处理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关系。

总的来看，这次高中语文课程设置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在课程目标层次上不清晰，过于模糊化，必修课目标分类是一种标准，选修课目标分类则是另一种标准；选修课五个系列的分类也不在同一逻辑层面上，缺少理论依据。这里可以看出，有些问题在改革之初缺乏充分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如到底应该怎样做才真正体现了高中语文课程建设中继承与创新、基础与发展的关系？这里包括初中与高中的衔接、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必修与选修的关系等问题。高中语文课程必修与选修的目标、内涵、定位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等更需要深入思考，必修课与选修课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必修课是选修课的基础，选修课是必修课的发展；必修课是普及，选修课是提高。普遍认为，新一轮高中语文课程改革.虽然把基础性放在选择性的前面，但实际上显然过于强调选择性，基础性重视不够，这样势必头重脚轻，最终影响学生的语文基础学力。实际情况是，不少学校的高中语文课只上不到一个半学期，其他所谓选修时间基本上都用来进行高考总复习，这样的选修课当然形同虚设。另外，有些科目的设置超出中学生的实际水平和文化水准，如根据某部作品、某个作家、某个年代、某种修辞格而设置和编写的专门选修课，就是偏难的选修课，它们与必修课内容距离较远，脱离中学实际，更适合在大学中文系开设。还有，必修课主要是对学生进行听说读写的语文基本能力训练，选修课的主要目标也应是配合必修进一步强化这些训练。但是，必修课教材中口语交际与写作序列的安排，与选修课教材中诸如《说话的艺术》《文章写作与修改》《写作》中的口语交际与写作安排是一种什么关系？鲜有人进行过审慎的思考与认真的研究，因而很难落实到教材编写之中。

总之，高中语文必修课与选修课的科目设置与教材编制中必修教材与选修教材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有必要进行深入探索。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应匆匆上马，更不该急于求成，而应循序渐进，稳扎稳打，逐步提高。

3.教材的多套与多本不等于多样，应削减现行选修课教材的品种，大力培植精品教材，实现选修课教材的多样化。

自1986年国家提倡教材多样化以来，我国教材建设在良性竞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出现了不少富有个性的语文教材。客观地说，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教材大多有它自己的特点。但是，虽然现在高中语文教材版本多了，却并没有真正实现教材的多样化，多套化与多本化并不等于多样化。现行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大量重复建设，浪费现象严重，优秀资源无法实现共享。目前审查通过七十多个品种中，不少品种从名称到编制都大同小异，有特色的教材并不多。如几乎各家出版社都编制了先秦诸子、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传记选读、新闻读写、现当代各体文学选读类的选修课教材，从设计思路、文章选编到编写体例，并不给人百花争艳互竞春色的感觉。为此，今后应大量压缩选修课教材品种，优化和精选那些在模块设置和编制方式上“我有他无”的优良品种，把那些无个性的平庸教材坚决剔除出教材市场，真正实现选修课教材的多样化。

4.选修课教材编写不应过于依赖高等学校教授和研究机构专家，应继承和发扬教材编写队伍“三结合”的优良传统。

新世纪语文教材建设中的编写队伍引人注目，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教授甚至文学创作界的人士也纷纷参与。几套高中课标必修课教材的主编几乎都是文学研究界的专家，七十多种选修课教材也大都由高校学者任主编，作家当主编也不乏其例。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民国时期语文课程教材建设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有众多专家学者的关心与参与：蔡元培、胡适、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他们意识到关心中小学语文课程教材建设本身就是新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于是自觉承担着学者、作家与语文教育家的多重责任。可惜这一传统在解放后中断了多年，随着政府及主流意识形态深度介入中小学语文教育，专家学者渐渐从语文教育界退场，久而久之，一些人甚至极端地认为，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小儿科，把自己宝贵的科研时间投入其中，不值得。这造成了中小学语文界与学术研究界多年的隔绝，也成为上个世纪末语文教育大讨论的缘起，中小学语文教育严重滞后于学术界，并受到广泛批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些学者自觉恢复民国时期的学术传统，给予中小学语文教育以新的关注。加以政府的呼吁和提倡，高中语文教材建设大军越加壮大，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一些高校，不是个别而是以群体的方式参与高中语文教材建设。短短三五年时间，中学语文界滞后于学术界的局面得到很大改善，学术界前沿的研究成果大量向语文界输送和转化。

新一轮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的编写队伍主要是专家、教授，少有地方语文教研员和一线优秀语文教师参加，这就难以保证教材在中学的针对性和适切性。新一轮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编写队伍存在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必须进行调整，应该坚持由高校研究所专家、教材编制专业人士与一线教师教研员组成的“三结合”队伍来编写教材，只有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既保持学术品位，又符合教学实际，编制出真正受师生欢迎的高中语文选修课教材。

【参考文献】

[1]江山野《课程改革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2]吕达《中国近代课程史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3]课程教材研究所编《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0-361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