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调控论文范文10篇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1

一、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一）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在2002年已基本走出低谷的基础上，2003年已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2004年前三季度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同时，物价温和上涨，货币供给充足，国民经济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有人据此认为，从高的GDP增长率、高的投资率和物价上涨这几个经济发展指标来看，经过这几年以增发国债扩大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过热的问题，并有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可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政策不符合反经济周期调节的基本原则，再实施减税政策就是给现在过热的国民经济“火上添油”，结果助长了通货膨胀。

直观上看，所谓的经济过热，其判断标准主要有三个：（1）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2003年我国GDP增长了9.3%，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2004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2）较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03年的26.7%提高到了2004年第1季度的43%和1-3季度的29.9%，个别部门投资增长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100%，如今年第1季度，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其他如电解铝、煤炭、房地产和汽车等的投资增长率也居高不下。（3）较高的CPI涨幅。2003年1-12月累计平均，我国CPI比2002年同期上涨1.2%。2004年1-9月份，除2月份和9月份外CPI同比涨幅逐月走高，各月同比分别上涨了3.2%、2.1%、3.0%、3.8%、4.4%、5%、5.3%、5.3%和5.2%，呈较明显的V字型变动态势。1-8月份同比累计上涨4.0%，是自1997年以来涨幅最高的。

但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说明经济并未整体过热：第一，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GDP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我们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按谷－谷方法划分）中历年的GDP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年到1998年9年中只有3年低于9.1%。也就是说，2003年GDP增长速度虽为7年来最快，但还不及上一个经济周期的平均水平。第二，从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来看，高投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显出了重工业化的特征，而这需要高投资来支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既是投资需求又是最终需求，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所以目前投资需求高于消费需求。第三，现在国内各种商品库存并不是短缺到能使价格上升过高的程度，而且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中国物价也相应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基础。

我国经济存在的局部过热现象，可以归结为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性过热现象。当前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

（1）产业投资增长不均衡。2004年1-7月份，我国第一产业投资277亿元，同比增长15%，；第二产业投资10851亿元，增长42.5%；第三产业投资15987亿元，增长24.6%。

（2）行业发展冷热不均。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汽车等行业过热，而其他行业则相对较冷。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在建的钢铁项目全部建成后，到2005年年底全国至少将形成3.3亿吨钢的生产能力，而钢需求量预计2010年才能达到3.3亿吨，钢铁工业投资已超前5年。到2003年，我国水泥总产量已达到8.13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以上。目前，我国电解铝在建能力有310万吨，2005年产能预计达到1000万吨以上，超过市场预计需求近1倍。

（3）即使在投资过热的行业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如，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据初步统计,2003年我国新建成炼铁高炉81座,能力约3542万吨,其中1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只有6座,能力1000万吨,占28%；新建炼钢炉60座,能力3475万吨,其中100吨以上的转炉只有8座,能力940万吨,占27%。第二，产品结构不合理。据分析，我国钢材品种结构中，普通型线材、中厚板、窄带钢等一般档次产品占钢材总产量的7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而高档次的钢材品种，还需要大量进口。据统计，2003年全年进口钢材3717万吨中，90%是附加值高的板材产品，占到国内市场消费量的35%—70%。但现在我国钢铁企业，特别是民营钢铁企业扩建、新建的钢材品种，大多是棒线材和热轧窄带钢，大部分属于低水平扩张的范畴。再如，我国水泥行业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根据中国水泥协会的数据，2003年中国水泥企业的平均日产规模是16.8万吨；全国最大的安徽海螺集团达到4000多万吨，这也是全国唯一超千万吨的大型水泥企业；百万吨以上的水泥企业也不过几十家。此外，水泥行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体现在技术差异上，代表水泥发展方向的新型干法水泥比重很小，90%以上是工艺落后的立窑水泥。所以说，即使是过热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不是全行业过热。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基本思路

自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至今已有6个年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8年至2002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年均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1.5、2.0、1.7、1.8和2.0个百分点。但是，以扩大国债投资规模为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就应适时转型。

从前文分析可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已然形成，并正在加强。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是鉴于我国经济中尚存在的问题和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应采取渐进式的转型方式，对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手段和方法组合上进行适时调整。

1.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由刺激经济增长转向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症结，就在于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真正启动，将是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保证。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列为财政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不仅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便于将当前的财政政策与今后长期的财政政策及发展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

2.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我国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措施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刺激需求展开的。但就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既有消费需求不旺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水平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长期实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刺激需求而得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兼顾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而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由主要使用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转向财政支出与税收手段的并用。一般来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采用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两种政策手段。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尽管在税收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国债投资手段来说，则是很微弱的。政策手段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方式的变化。在将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纳入财政政策的目标、实行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的条件下，再继续单独依靠国债投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手段，包括税收、国债、投资、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的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从市场与计划调节的关系来看，税收相对于财政支出手段，更符合市场调节的要求。因此，应特别重视税收手段的运用，通过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为社会投资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

（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这对完善我国税收体系和制度，改善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一轮税制改革实质实行的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

减税政策通常是指通过调整税收的法规制度而带来的税负的降低，即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税种、缩小征税范围（包括提高起征点和免征额、增加扣除项目及数额、增加税收减免优惠等）等来降低税负。而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则是指结合税制调整，把一些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的微观税负（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税种和调高一些辅助性税种的税率，但从总体上看，具有减税效应。尽管减税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但从短期来看政府确实存在减收的压力，所以，在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同时，为缓解财政收支的压力，就需要采取辅助性的增税措施，这与减税并不矛盾，因为减税是主旋律，增税是减税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新一轮税制改革实行的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并且力度相当大。首先，伴随着增值税转型、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和减免农业税等减税政策的实施，我国还将采取诸如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提高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增加消费税部分税目、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等一些辅助性的增税政策，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其次，从本轮税改对财政收支所带来的总体影响来看，据我们粗略估算，就改革方案算大账，改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统一城乡税制，大约会减收2000－2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10%-15%；如果再加上偿还欠出口退税款，则约减收5000－5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25%-27%。可见税改的减税效应之大。

当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减税，不论对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政策，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个有力的证明。对不同的税种进行减税，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具有扩张效应是共同的。第二，我国税费总负担相当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第三，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国外和周边国家比，都偏高。第四，我国最近几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过高。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2003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平均为33%，而2003年高达39%。这就是说，每年新增GDP的1/3以上被税收拿走了。

目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非常必要，而且新一轮税制改革确实具有力度很大的减税效应。这如果在西方，将会被执政党和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宣扬，因为它会对经济和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赢得民心，争取选票。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国政府似乎忌讳谈论减税问题。表现在，在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这次税改的原则和内容，但没提及税改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到底是增税，减税，还是不增不减？从主管部门领导的讲话和文章来看，税改的基调似乎是明确的，即不增不减。但这显然与本轮税改的内容差距过大。若果真按此指导思想来设计税改方案，恐怕优化税制的目标就会落空。

2.结构性减税政策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存在矛盾

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当前经济并非整体过热，只是一种结构性过热。而且我国政府从去年下半年始采取的一系列“有保有压”的调控措施，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的成效，整个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应该承认，从短期来看，减税政策确实与我国当前结构性过热的经济形势存在一定矛盾，但并不严重。从优化税制结构本身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来讲，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是有它实行的必要性。

首先，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一个良好的税制就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税制，这也是我们优化税制的目的所在。而我国增值税的转型和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无疑会使我国的税制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增值税的转型更有利于体现税收中性，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所得税法定税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减少逃税激励，提高了税务行政效率。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城乡税制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体现了横向公平；而个人所得税计税模式的转变，则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体现了纵向公平。所以说，我们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要求，这也正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则给优化税制带来了契机。

其次，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的国际经验是吻合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经济结构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变动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又影响着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有一个加速期，即“起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结构的及时转型。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能否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则在客观上优化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增值税的转型，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规定的废除、R&D费用税前扣除标准的提高等都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规范税收优惠，建立税式支出制度等，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统一城乡税制则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有力举措。

另外，结构性减税政策正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性选择。与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相比，减税政策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作用不可替代。长期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会使资源日益向政府集中，不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扩张，危害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减税政策的作用则主要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使得有利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减税政策逐渐成了我国长期性的战略选择。减税政策的长期化也与新经济的出现密切相关。这种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新经济更适应于中小企业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在此前提下，增值税转型，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就成了减少干预以培育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3.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据商务部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02.9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资国。这也是我们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所面临的现实背景。减税政策中重要的一条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两税合一后，外资企业的税负会有所提高。那么，这会不会影响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进而影响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呢？我们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税收政策在一国的投资环境中只能起到部分激励作用，并非决定因素，因此，外商税负的提高对我国外资增量的影响不大。经济学家约翰.邓宁于1977年提出了著名的“OLI”理论（折衷理论）。他认为,若想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必须为其提供三个方面的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区位优势（L）和内部化优势（I）。所有权优势为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而国外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主要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优势等。区位优势是跨国公司在选择海外公司的国别、地点时必须考虑的东道国或东道国公司所具有的各种优势的反映。不仅包括资源禀赋，还包括经济和社会因素，如市场规模和结构，市场发展的前景和潜力，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政府法制和政策等。区位优势的大小不仅决定着一国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地区的选择，还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部门结构。内部化优势是指由于某些产品或技术通过外部市场转移时会增加交易费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母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进行中间产品的转移，就会防止市场缺陷的冲击，从内部化中获取高额利润。

在我国，这三个优势之中，区位优势比其他两个优势的影响要大得多。首先是我国的政局、政策和法律。若政局不稳，意味着投资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政策多变，将使投资者无所适从；法律不健全，投资者的权益将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这三者实际上是外国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的前提。其次，我国是否具备办企业所必需的条件，如原材料、市场与劳动力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产品是否有销路，这是一切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再次，我国是否具备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如较高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完善的交通、运输、银行、通讯、保险等基础设施等。如果投资的前提、办企业的必需条件和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均已具备，这就表明投资能够赚取利润。只有在确信投资能够赢得回报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考虑赚多赚少的问题，也就是考虑诸如税率的高低、税收优惠的多少等优惠待遇的问题。否则，优惠再多、税率再低对外国投资者也不会有吸引力。例如，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征税最低的国家，但它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不大；美国尽管对外资企业不实行税收优惠，但它一直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税收政策只是构成投资环境的一个因素，只能起到部分激励的作用，并非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税收优惠、地皮价格的优惠和劳动力成本低等因素只对中小资本和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有较大的吸引力，大型的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本、一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其投资往往推行长期战略回报，注重整体利益和综合经营，对一般的投资优惠或投资刺激常常兴趣不大，而更多地关心基本的投资环境以及投资条件的稳定性。

第二，企业所得税负担提高对外资存量的影响也不大。主要基于以下判断：其一，外资选择在中国，更看重的是投资环境，而并非只是税收优惠，而且一旦撤离，外资将承担此前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其二，在华经营过程中，外资透过转让定价，其应纳税所得额其实已经大幅降低，由提高税率所带来的业绩敏感性并不高。其三，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已在华投资的老企业，可以采取一些过渡办法予以补救。例如，对外资老企业，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例如3-5年）对其由于两税合并而多交的税款予以退税。

从未来走势看，我国吸收外资还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是因为我国吸收外资诸多有利的基础因素并没有改变：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软硬环境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外商在新一轮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此外，我国社会稳定，奥运会、世博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带来的商机所具有的吸引力，都表明我国吸收外资不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下降的可能。并且，从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以及合同外资额30%以上的高增长率来看，我国吸收外资有望上一个更大规模的台阶。

4.当前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最好时机

当前我国经济已基本走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而我国税收连续几年的超额增长也为实行减税政策提供了现实的财力支持。所以说，当前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最好时机，具有可行性。

近几年我国税收增幅很大，财政有能力拿出一部分支持税制改革，从而形成“经济－税收－经济”的良性循环。2001、2002、2003年和2004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分别为21.6%、15.2%、16%和26.3%，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7.3%、8.0%、9.3%和9.5%。根据前面的测算，这次税改的减税效应，如果不考虑偿还出口退税的欠账，大约在2000-2500亿元之间。由于这次税改的任务是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假定5年内完成，则每年平均减税在400-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增长额的13%-17%，仅占2003年税收总额的2%-2.5%；估计占2004年税收增长额的8%%-10%，仅占2004年税收总额的1.6%-2%。应当说这一减税规模财政是承受得了的。至于拖欠3000亿元出口退税款的问题，据报道到今年5月底已基本还清，这反映了财政具有相当大的承受能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每年的税收收入增幅都不小，这说明我国税制改革实际面临的财政约束并不大。那么，税制改革步履蹒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关键就在于领导人的指导思想问题，即决策层对税制改革的认识程度问题。如果认为税制改革步伐必须加快，刻不容缓，财力自然会向这方面倾斜，那么所谓没钱支持税改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应该认识到，新一轮税制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长远看，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所以，对改革的预期效果，我们宜“放眼量”，而不应急功近利。

二、以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关键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动产业升级，促进新型工业化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群，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税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如何选择有效可行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

（一）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中出现了以下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需求结构出现失衡。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呈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而投资需求明显过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消费率（或最终消费率）过低、而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过高的宏观结构问题。我国1997年的投资率为38%，此后连续四年下降，2000年下降到36.4%，2001年起重又开始上升，2002年上升到39.2%，2003年进一步上升到47.2%（而2003年世界平均投资率只有22%），超过了上一轮经济过热时期的峰值（比出现经济过热的1993和1994年还分别高出9.5和10.8个百分点），说明2000年来，我国投资率已经表现出了上升的势头；与之相对应，消费率由1997年58.2%连续四年上升到2000年的61.1%，2001年重又开始下降，2002年下降到58.2%，2003年又进一步下降到55.4%，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的历史最低点，说明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二，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受自然、历史、社会等人为与非人为因素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按照缪尔达尔的理论，这种区域性经济发展差异，会因为“累积性因果循环”的作用而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低，由此形成的居民购买力难以为东部地区生产的商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部地区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民个人所有及混合所有并存的多元化格局。相应的，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大幅提高，因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的采用，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逐渐扩大。

第四，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民营企业近10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宪法层面上，党的十六大和新修改的宪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法律保障；在经济上，民营企业面临的投资和贸易政策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正确认识税收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从税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可通过对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等的调整，使经济实现协调发展。如差别税负可影响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合理的税负分配原则有助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合理的税制结构与税负水平有助于收入结构的改善等等。因此，从理论上说，税收政策可以从中发挥重要的结构性调节作用。

应该说，税收对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决不能把这种作用过分夸大。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国家，政策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是因为税收调控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也具有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调控产业结构看，税收作用的范围主要限于增量调控，而在增量有限的情况下，调控力度必然受阻。具体来说，为避免税收对市场机制可能产生的扭曲，一般不宜借助商品劳务税优惠来达到调控产业结构的目的，但在所得税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所得税优惠在调控产业结构方面难免存在力度上的局限性。

第二，从调控地区结构看，为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其发展步伐，在税收方面主要实行以所得税优惠为主的税收待遇，但由于落后地区大多处于财政紧张的状况，要提供税收优惠，首先将因财力上的限制而存在局限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只有在交通、基础设施等生产的外部条件先行发展的前提下，税收优惠才能在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第三，从调控收入分配结构看，由于税收主要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即税收调控收入分配主要是事后调控，它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差距，而不能完全消除不合理的差距。而且，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既与国民收入再分配有关，也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有关，这就决定了税收调控收入分配存在内在的局限性。

（三）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当前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各国的产业化调整正呈现高科技化的趋势，我们应该通过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升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借鉴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应该实施以下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一，改革增值税。内容包括：一是改革增值税的试点方式，以减少税收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鼓励产业重点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避免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二是对企业购入和自行开发的科技成果费用中所含的税款比照农产品或交通运输费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进项税额，减轻高科技企业的税收负担；三是规定对企业当期购进存货增值税进项税额可全额抵扣，促进企业流动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四是不宜盲目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以交通运输业为例，交通运输行业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财务核算不健全，改征增值税后大部分将成为小规模纳税人，这与现行按运费发票一定比例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没有根本区别，所以，对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意义不大；再如，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加区别增值率的高低而统一实行4%或6%的征收率，有违增值税设立的初衷，有失公平；五是将货物批发、零售和修理修配业务改纳营业税，增值税只在工业生产环节征收。

第二，完善科技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大小与税收刺激或激励的方式有着较大的关联。一般认为，对于基础性的科研开发活动，宜选择事前税收扶持政策；而对应用性技术研究开发，宜选择事后鼓励的税收政策。具体说来，一是要完善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关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科技税收政策实施单独立法，消除现行税法中的矛盾、重复和混乱的现象，加强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整体性；二是将目前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的税收优惠转向对科研技术开发补偿与中间试验阶段给予税收优惠；三是完善税收对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四是调整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方式，做到税基减免、税额减免和税率优惠三种方式的协调配合，注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基式优惠手段的应用；五是变区域优惠为产业优惠。特别是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应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根据三次产业理论，由于第三产业行业多、领域宽、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并存，可容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对拓宽就业范围、增加劳动力需求、吸纳新成长劳动力、降低失业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据实证研究，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吸收下岗失业人员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促进宏观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税收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对那些投资少、就业成本低、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如对新开办的服务、餐饮等行业实施减免所得税、提高营业税起征点等优惠措施，加快其发展。

第二，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采取减免税等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大力创办服务业，特别是在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三，对社会上专门提供就业培训的机构提供减免税优惠。

第四，对依法设立的各种劳务输出公司给予定期减免所得税和营业税的优惠政策。

三、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选择

就业是民生之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供给的不断增加，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4.0%；若再加上600多万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则城镇总的失业率超过7%；若再把没有登记的失业者统计在内，可以推算出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接近12%。另从劳动部科研所课题组提供的有关数据来看，我国约有1.6亿的隐形失业者，约占就业总量的26%。此外，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公开化的失业和迅速增长的失业率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减少失业，扩大就业。

（一）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中的积极作用

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对提高就业水平和改善就业结构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税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可以从扩大劳动需求总量、调整劳动需求结构和改善劳动供给结构三个方面来考虑，可以采用的税收政策工具调整税种、变动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首先，扩大劳动需求。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扩大生产，因而税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主要表现在，运用税收政策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劳动需求总量，增加就业机会。其次，还要根据劳动供给结构，相应地调整劳动需求结构，以吸纳不同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再次，要加大税收政策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降低人力投资的成本，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根据我国就业的现实需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应该大力促进民营经济、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以利于更好地再就业。

（二）发达国家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失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现象，失业率过高对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采取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来促进就业。在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就业方面，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1.减税政策。减税是确保短期内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的重要方式，减税的规模和幅度由经济波动的程度和失业率的高低等因素决定。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各国纷纷推出了新的减税计划和方案，掀起了新一轮的世界性减税浪潮。例如，2001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10年期13500亿美元的庞大减税计划，2003年又批准了其追加的10年期3500亿美元减税方案，这些减税政策有利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2.扶持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比如，美国1997年出台的纳税人税收减免法规定，小企业在以后10年中将会得到数十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英国连续削减公司所得税率，将年产出低于30万英镑的小企业的公司税率由30%降低到20%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大企业税率为30%）；法国建立了研究开发投资税收优惠制度，规定凡是R&D投资增加的中小企业，都属减税范围，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以专利形式向创新企业投资；加拿大主要通过降低税率、减免税收、税收返还和延长税收宽限期等对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迅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等优点，且分布领域、行业广泛，为数众多，在推动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就业、活跃市场、促进企业制度和技术创新、以及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与大型企业相比，由于规模较小，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较低，竞争能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较差等“天然”的弱点，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又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中小企业这种既重要又处于弱势的地位和特征，决定了政府必须从政策上，包括税收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我国现行税制中。没有针对中小企业制定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现行的某些对不同规模企业实行的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对中小企业是有扶持作用的。不过，由于原有的税收政策目标不明确，标准定得太低，优惠措施不多，且手段单一，加之有些规定实际上是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和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在坚持公平税负、轻税、产业导向和便于征管等原则的前提下，对税收政策做以下调整：

（1）改革和完善税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要包括：

第一，增值税的改革和完善。主要内容有：抓紧时机，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调整标准，扩大一般纳税人的征收范围和比重；进一步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建议工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调低到4%，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调低到2%；适当提高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具体调整如下：销售货物的月销售额由现行的600-2000元提高到2000-5000元；提供应税劳务的月销售额由现在的200-800元提高到800-2000元；按次（日）纳税的每次（日）销售额由现在的50-80元提高到80-150元。

第二，企业所得税改革和完善。尽快合并现行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统一税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主要内容包括：降低税率，特别是要降低中小企业的优惠税率，具体设想是：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为25%；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适用18%的优惠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适用10%的优惠税率；放宽并规范税前费用列支标准，包括：取消“计税工资”规定，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税前列支的限制，准予享受关于R&D费用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第三，转变观念，完善制度，优化税收服务体系。税务机构和干部应该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和意识，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纳税服务，营造良好的纳税环境。

（2）调整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改变现行单一的减免税方式，采用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方式，特别是注重采用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到税收优惠方式；改变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在覆盖范围上主要局限于企业的创建环节，积极探索制订将扶持范围扩展到研发、设备更新、增资、再投资以及改制等企业发展中关键环节的税收扶持政策；适当扩大税收优惠政策涉及的税种，发挥不同税种对中小企业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对西部落后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议下放给其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管理权限，使他们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通过多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加以扶持。

（3）清理乱收费，实行“费改税”，减轻中小企业的非税额外负担。

（4）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的业务收入实行营业税优惠，对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提供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实施所得税优惠等。

（四）进一步完善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部、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就业和下岗再就业，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覆盖面较广的再就业税收政策体系。归纳起来，我国现行促进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鼓励和扶持下岗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鼓励企业积极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安置富余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四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对纳税人销售额达不到起征点的，分别给予免征增值税、营业税及城市建设税的照顾。

现行促进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取得了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在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职能部门缺少统筹协调，无统一的牵头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税务、工商部门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门，这些部门在办理相关优惠措施的时候只是横向联合，彼此之间缺少一个统筹部门。如办理再就业优惠证、新办企业认定书、工商营业执照就分属不同的职能部门，由于各部门工作时间的不同、对政策理解重视的程度不同，导致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滞后。

（2）再就业优惠证的办理存在很多问题。再就业优惠证是下岗失业人员及企业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最重要的凭证之一，但是由于宣传的力度不够，许多失业人员和部分企业对此不了解，导致办理优惠证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失业人员认为办理优惠证环节多、手续杂、周期长，因此不愿意办理。有些企业认为招收有优惠证的失业人员并不划算，因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企业要先为每位职工交纳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企业对于这笔费用是“先缴后补”（国家补贴养老和失业保险金），但是有些地方政府（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补贴很难及时到位，导致很长时间企业得不到补贴，享受的优惠又不是很多，因而积极性不高。

（3）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是符合规定的服务型企业、商贸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等，而对于新办生产型企业则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众所周知，生产型企业是安置、吸纳下岗职工最多的企业，却享受不到相关的税收优惠。其次，目前享受税收优惠的失业人员仅限于以下四种：一是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二是国有企业失业人员；三是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置的人员；四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失业一年以上的城镇其他失业人员。这就把相当一部分集体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以及由于城市扩建、农田被征而造成的实地农民排除在外，形成一种“政策歧视”，极不公平。

再就业工程，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税收在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中的积极作用，税收政策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1）扩大优惠对象范围。享受优惠的人员范围应扩大到集体企业的下岗人员、失地进城的待业农民以及下岗后再失业人员。税收优惠政策不仅要惠及能吸收较多劳动力就业的生产型企业，还要惠及商业、餐饮业、旅游业、社区居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2）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的制订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操作性。

（3）加强税务与劳动、工商等部门的配合，对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实行有效的监控，严肃查处利用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偷、逃税款的不法行为，公平税收环境。

（4）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做好对下岗失业人员的服务工作，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透明性，切实帮助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用足、用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安体富：《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必要性、条件与对策》，《税务研究》2003年第12期。

3.安体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12期。

4.安体富王海勇：《新一轮税制改革：性质、理论与政策（上，下）》，《税务研究》2004年第5、6期。

5.安体富王海勇：《结构性减税：宏观经济约束下的税收政策选择》，《涉外税务》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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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阮宜胜：《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8.庞凤喜：《论我国当前税收调控面临的约束与政策选择》，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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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丁芸：《对我国现行再就业税收优惠制度的思考与建议》，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2

一、税收调控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挑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制约着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也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和税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我国税收宏观调控提出新的挑战。

（一）税收调控要更多地服务于多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传统上，我国税收调控比较单一，主要侧重于保证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国家在运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时，基本上是一种自主行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技术等流动性要素禀赋占有不同，导致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更为明显；科技教育正成为影响各国竞争力的首要因素；保护本国资源和生态环境，谋求可持续发展愈益成为各国政府共识。这表明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经济环境的改变，必然影响到税收调控目标上来。任何一个处于开放经济中的国家，在运用税收这一调控工具时都必须考虑全球经济与税收环境的变化，并更加注重使税收同时服务于多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如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社会公平、可持续发展、科技进步、优化资源配置、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等等。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税收调控服务于多重性目标将是一种必然选择。

（二）税收调控要更多地着眼于在经济全球化中谋取最大效益

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的确立，拓宽了不同国家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范围，关税壁垒作为国内经济的屏障因关税减让而弱化了保护作用，国内税制的作用开始凸现。全球资本、商品、技术、知识、人才等经济要素对各国税收制度调整的反应将更为敏感。国内税制同样会对全球资源配置产生重要影响，如消费者会在不同国家商品之间作选择，厂商会在不同国家生产要素之间作选择，居民会在储蓄和消费之间作选择等等。同时，由于生产要素流动频繁，市场准入程度提高，国际流动性税源税基的出现，使税源的涉外性明显增强，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各种形式的税源争夺和转移将更加激烈。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主权国家必须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更加倚重运用税收工具减弱经济全球化对本国内部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谋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三）税收调控要更多地在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中有所作为

随着贸易自由化的深入，关税作为限制商品流动，保护本国产业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功能将大大削弱，各国政府必然将视线转向国内税制和税收征管，在降低税率和税收优惠等方面展开国际竞争，以吸引资本、技术等经济要素的流入。不同国家的税收竞争也促使经济行为主体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套取税收利益的机会，从而形成政府和纳税人之间以及政府和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税收竞争不可避免。为了保证税收竞争积极作用的发挥，约束其负面影响，加强国际税收协调愈益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事实上，国际税收协调是参与协调国家以让渡一部分税收主权为前提的。由此可见，经济全球化对一国税收主权带来了极大挑战，主权国家已不再拥有完全的税收主权，税收调控也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事。税收调控必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税收制度的矛盾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税收制度的冲突，在国际税收竞争与协调中，趋利避害，才能减少税收调控的外部影响，强化本国税收调控政策措施的有效性。

（四）税收调控要更多地依赖创建现代国际税收征管机制来实现

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兴起，使社会生产、流通方式和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跨国公司、电子商务、网络贸易的迅速发展，对税收征管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现代科技的高度发达使得巨额资本交易、大宗贸易和信息技术的转移通过网络瞬间完成，并游离于传统课征手段之外；国际流动性税源税基不断遭到避税港、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等的侵蚀，税源监控难度加大，逃避税现象日益突出；各国税收管辖权的差异，助长了税收征管的冲突和税收流失的漏洞，直接影响到税收调控的效率。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今天，仅仅依靠一个国家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全解决日益严重的逃避税问题的。只有在税收征管领域寻求国际合作，创新现代国际税收征管机制，才能减少由于征管冲突和逃避税而造成的税收调控效率损失。

二、以经济全球化眼光审视我国当前税收调控的主要问题

我国现行税制是经过1994年税制改革后建立起来的，基本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初步体现了国际惯例，改善和加强了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但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当前我国税收调控还有许多不适应，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宏观税负和政府收入的税收依存度偏低，税收总量调控乏力

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劳务的补偿，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财力保障。在经济活动国际化背景下，要增加税收调控能力，税收必须保持一定的收入规模。宏观税负和税收依存度是衡量税收调控能力的两个主要指标，目前我国这两个指标均低于正常水平。从宏观看，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平均在12%左右，税负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却存在着大量的非税负担，各种收费和基金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大大降低了政府收入对税收的依存度，造成收费对税收的冲击，严重影响了税收的宏观调控能力。从微观看，则存在名义税率偏高，实际税负偏低的问题。在各国普遍减税的背景下，我国增值税、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的税率已明显偏高，同时，各种收费吞食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所得，大量侵蚀税基，导至欠税、逃税增加，税收实际征收率下降，抑制了企业对税收调控导向的灵敏度。

（二）税收调控资源配置存在偏差，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力不足

现行税制在调控资源配置方面，存在重成份优惠、地区优惠，忽视产业优惠的问题，导至资源配置的区域结构向东部倾钭，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在税制结构上，过高的流转税比重，强化了税收对价格机制的干预，容易扭曲市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而过低的所得税比重，抵制了其在调节公平、防止市场失效中的作用能力。流转税和所得税的这种比例差距与全球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要求极不适应。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对资本投入推力不足，如“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资本投入；对科技进步推力不足，如高新技术产品税负偏高，促进科技进步的税收优惠范围狭窄、方式单一；对重点产业推力不足，如扶持农业和新兴产业的税收倾钭政策较少；对商品输出推力不足，如出口退税率低于法定税率等等。在调节社会公平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规模极小，调节对象主要是工薪收入者，而对私营企业主、高层经理人员、演艺明星等高收入者调节力度不够，未能发挥调控个人收入分配的主力作用。同时，我国社会保障税、遗产税和赠与税缺位，使税收调控社会分配手段体系不健全。

（三）税收调控缺乏弹性，对经济周期的适应性较差

现行税制是在总需求膨胀、经济短缺的背景下设计的，税制结构缺乏必要的弹性，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反周期”调节能力不足。一方面，缺乏收入弹性，税收政策和征管措施相对滞后于经济结构、税源结构的变化，未能覆盖和涵养新兴、后续税源，税负仍主要压在对

GDP增长贡献份额低的国有企业、内资企业、生产性行业和传统产业上，造成税源老化、税基弱化，税收增长乏力，制约了税收占GDP比重的提高，使税收应对形势需要实行增税或减税的空间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缺乏经济弹性，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不具备充分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并直接减少了其他税种的调节空间，而且流转税的政策效应和传递速度不如所得税来得明显和快捷。近几年面对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税收政策的调整空间十分有限，税收调控经济周期乏力的问题表现得十分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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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整个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较低，税收调控传导机制不畅

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期，由于开放统一的市场体系尚未形成，市场秩序不规范，在许多环节形成税收真空和税负的不规则转嫁，扭曲了税收调控效应。如地下经济逃避税收、利用寻租减轻税负等；由于政企分开不彻底，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缺陷，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还不具备完全自由竞争的特征，企业对税收调控导向反应迟钝，税收调控传导机制存在着体制性障碍；由于市场开放度低，对民族工业和本国市场的保护并未反映到税收限制上来；由于市场经济法制体系不健全，税收立法层次低，税法透明度不高，缺乏应有的规范性和稳定性，降低了税收调控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税收执法水平不高，征管手段和措施跟不上，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造成税收执法的宽严差异，降低了税收调控的质量和效率；社会成员懂法守法程度较低，税收司法保障体系较为薄弱，行政干预税收执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一些故意违抗税法的纳税人偷逃税款，造成税收调控的漏损。所有这些，都大大影响了税收政策的乘数效应。

三、经济全球化下拓展税收调控职能作用的若干思考

（一）确立税收调控的基本思路，构建面向经济全球化的税收调控目标体系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税收调控应当是面向全球统一规范的调控，是一个不断适时调整、趋于优化的过程。我国税收调控总的思路应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和WTO规则的要求，按照统一税法、公平税负、调整结构、强化征管的原则，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构造一个协调有序的动态税收调控目标体系，实现远期优化与近期接轨的有机统一，以加快我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远期优化看，税收调控目标应注重迎合经济全球化下的多重性趋势，与现代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相协调；从近期接轨看，税收调控目标应立足本国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现状，在保持政策目标一定延续性的基础上，逐步向多重社会经济发展目标靠拢。要拓宽税收调控视野，注意税收调控目标的协调。既要着眼经济增长，调节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利用，又要注意经济稳定，调节社会总供求平衡，熨平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既要着眼经济和社会公平，调节收入水平和财产数量，合理税收负担，又要注意提高社会经济效率，减少对市场机制的干扰，加快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既要着眼资源配置，调节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城乡结构，又要注意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既要着眼发展高科技，培育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及企业集团，又要注意扶持传统弱势产业，保护好农林牧业，支持服务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既要着眼参与国际竞争，调节资本、商品等经济要素流入流出，发挥我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又要注意协调国际经济关系，调节国际税收利益分配，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利益。只有处理好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的关系，解决好国内与国际经济目标的冲突，将短期、总量目标与长期、结构目标衔接起来，才能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的整体效应。

（二）寻求经济全球化下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的最佳结合点，改革和完善我国税收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是有政府宏观调控而非自由放任的经济。政府既要遵循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又要更多地承担起减少市场效率损失，抵御市场波动和风险的责任。因此，要发挥税收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必须把税收中性与非中性的辩证结合作为改革完善税收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1.规范政府收入机制，增强税收调控的收入弹性。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界定政府支出范围，确定合理的税收总量规模，保持一定的收入增减空间；理顺税费关系，界定和规范税收调控范围，适时推进费改税和开征新税种，如社会保险税、环境保护税、资本利得税等，解决税收缺位和关税减少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提高政府收入的税收依存度。

2.统一税制，营造公平竞争的税收环境。遵循国际惯例，按照WTO无歧视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完善个人所得税，逐步取消内外资企业及个人在适用其它税种方面的差异；逐步消除内外资企业在进口税收政策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减少税收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和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促进各类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

3.明晰税收调控导向，强化税收在市场失效领域的调节功能。充分运用WTO的“例外”条款，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通过税负的有增有减，调整产业性和区域性税收政策，加大对国家重要产业和领域的支持，如保护农林牧业，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扶持发展服务业、促进西部大开发等，促进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实现。

4.优化税制结构，发挥税收调控的整体功能。适应多重性税收调控目标要求，通过税种的增、减、并，合理分布税种，调整我国税收结构，适当降低流转税比重，提高所得税比重，保持一定的税制弹性，增强税制的“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功能。通过税制的内部协调性与外部适应性来实现税收调控目标。

（三）积极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与合作，维护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经济和税收主权

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税收国际化。税收调控职能要向国际税收领域拓展，必须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与合作。应用好关税政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顺应世界税制发展趋势，逐步实现国内税制与国际惯例接轨。针对当前新一轮世界减税浪潮和国内外经济形势，可借鉴西方国家“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的税制改革经验，采取适当的减税政策，如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适当降低所得税名义税率，提高我国企业竞争力。应面向国际市场，重新调整税收优惠政策。在清理整顿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国际间税收优惠比较，制定既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又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税收优惠办法，如对外资可采取选择性税收优惠。应尽快改进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实行全额彻底退税，提高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应加强税收领域的国际合作，协调国际税收关系。制定税收政策时，既要有利于世界范围内税收中性作用的发挥，又要发挥税收的国内调控作用，同时还应注意相关国家的反映，尽量避免国家间税收权益的矛盾和冲突；加强国际税收协调，在维护国家税收主权的前提下，与尽可能多的国家签订国际税收协定，避免对跨国纳税人重复征税，避免引发税收方面的国际争议，减少税收竞争带来的外部性。

（四）加快完善税收法律制度和现代国际税收征管体系的步伐，提高税收调控质量和效率

推进依法治税，加强税收征管，是实现税收调控既定目标的重要保障。要适应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对税收法制的要求，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完善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规范税收立法行为，合理划分税收立法权限，提高税收立法级次，增强税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奠定税收征纳行为规范的法律基础。要进一步深化征管改革，加快建立现代化的税收征管体系。从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出发，科学设置征管机构，对征管专业职能进行重组优化，规范税收执法行为和程序，提高税收执法透明度，增强税收执法的统一性；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建设，大力推行电子申报、网上申报等多种申报方式，采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广泛高效的税收征管监控系统，提高对税源税基的跟踪监控能力；重视和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简化办税程序，优化税收服务，建立对税务行政行为的审查和纠正机制，强化税收执法监督，最大限度减少由于执法不统一，造成纳税人税收待遇事实上的不公平。要着眼税收征管的国际化，创建现代国际税收征管机制。针对跨国经济活动的日益频繁，要加快完善我国的转让定价制度和管理机制，加大以打击逃避税为中心的国际税收管理力度；加强国际税收协定的管理和执行工作，增进国际经济的交流与合作，避免因税收管辖权差异造成税收征管的冲突和漏洞；积极与国外税务机关合作，建立长期的情报信息交换系统，减少国家间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税收损失；适应全球未来发展趋势，加强对电子商务税收征管的研究，探索建立海外投资税收管理机制、国际税收审计体系等。

主要参考资料：

（1）金人庆《中国当代税收要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载《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3）安体富《当代中国应采取适当减税政策》（载《财政与税务》2002年第6期）。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市场税率；税收调控

一、市场机制的效率与效率限制

在市场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是人们的自我诱导和自我支持的内在机制，同时，市场机制也存在效率限制。正确地认识市场机制的双重属性，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所论证的观点，市场经济机制是以“看不见的手”学说为依据的。他认为，人类是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不断改善自身的命运，在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条件下，使人们获得利益和满足。在斯密看来，人是理性的，同时也具有利已本性，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如果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行动，不仅不会达到自身的最高目标，而且还不利于促进公共利益。斯密认为：“人类几乎随时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斯密认为，竞争不仅可以激发主观努力，推动财富增长，在客观上还能调节供求关系，使之趋于平衡。他认为，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竞争便会迫使每个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干得相当正确。竞争和比赛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反之，单有大的目的而没有促成其实现的必要，很少能够激起任何巨大的努力。他认为，竞争对推动劳动要素和调节资本要素合理配置有重要作用：竞争可以激发劳动要素的能量，鼓励劳动者提高熟练程度和能力技巧；劳动力供给的多少会自动引发雇主间的竞争，引起工资水平的变化，从而使劳动力在部门和企业间合理流动；由于资本家的逐利性，竞争使资本流向利润最大部门，并最终导致利润平均化；部门之间的竞争使工资和利润符合自然率，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他认为，竞争离不开市场的作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的高低调节生产要素投入者的实际收入和社会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斯密认为，每个人在努力地运用其资本以实现产出的价值最大化时，通常，他既非旨在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关心的仅仅是他自身的安全和得利。然而，此时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比他在真正地有意识这么做时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斯密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经济生活赖以有效运行的“经济秩序”，这就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秩序，即市场机制自发作用所形成的自然秩序。市场经济是惟一自然、合理和能够带来繁荣的经济，因为它是惟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经济。生活的精髓就在于它无穷无尽和神秘多样，因而，就生活的完美性和变换性而言，任何中心人物的智慧都无法加以涵盖和设计。市场经济又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应追求经济效率，而惟一独市场经济体制最能体现经济效率的要求，具有自动促进提高经济效率的内在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认为：效率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eney）的简称，有时也称帕累托效率。其含义是：在一个经济资源和技术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该经济的组织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可能的各种物品和劳务的组合，那么，这个经济就是有效率的。效率只能在当任何可能的生产资源重组都不能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而使任何一个人的情况都变好的条件下出现。这就是说，在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下，只有降低某个人的效用才能增加另一个人的满足或效用。美国的另一个经济学家蔓昆认为：效率是指资源配置使所有成员得到的总剩余最大化的性质。如果资源配置使总剩余最大化，我们说，这种配置表现出效率；如果一种配置是无效率的，那么，买者和卖者之间交易的一些好处就还没有完全被实现。概况地讲，效率是对资源的利用实现优化配置，使其投入最省、结构最优、收益最大、浪费最小。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经济资源，通常都具有一系列的可供选择的用途。因而，人们迫于竞争的压力和利益的推动，必须对其所使用的资源进行选择，以确保在较省的资源投入前提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如果人们面对具有多种用途的资源，在使用上是盲目的或随意的，必然导致资源利用的不经济，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同时，资源在数量上又具有有限性的特点，在一定时期内，可用于生产物品或提供劳务的资源与人们的需要相比，总是远远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这本身就蕴含着效率的要求，即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使经济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人们就必然会提高资源稀缺意识、择优配置意识和最大效用意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存在机会成本因素，人们为了追求最大利益，必须使机会成本为最小。这种动力的影响，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在资源数量有限的前提下，多生产一个单位的某种产品，就必然以少生产若干个单位的另一种产品为代价，这就是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处于竞争中的各经济主体，面对资源有限的客观情况，在生产决策中必须以机会成本最小为决策的基础。如果目前正在生产的产品的收益不如另一种产品给生产者带来的收益多，生产者就可能放弃当前正在生产的产品而转向另一种产品的生产。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把机会成本称为选择成本。

市场经济在客观上要求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产量组合，从而提高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社会用其全部资源和当时最好的技术所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最大数量组合，它表明社会生产可能选择的菜单。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当这些经济资源被充分利用时，增加一定量的某种产品的生产，就必然放弃一定量的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因而整个社会的生产选择过程，就形成了一系列的产品间的不同产量的组合。如何选择不同产量的组合才能使资源利用有效、经济效率提高呢？通过生产可能性边界我们可以直观地分析效率的概念。当社会不减少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就不能增加某种产品的生产时，生产就会产生效率。这就是说，生产的组合点必须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如果生产的组合点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说明资源的使用存在浪费，该经济显然是无效率的。在经济资源既定时，边界以外的各点是不能实现的。

然而，不论市场体制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理想，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就是市场机制的效率限制。市场机制的效率限制主要表现为：（1）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的市场，是对有效市场的重要偏离因素之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任何企业或个人都无法影响价格，而当买者或卖者能够左右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时，就被认为出现了不完全竞争，其极端情况是垄断，即惟一的卖者独自决定某种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水平。当市场出现不完全竞争或垄断时，社会的产出将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使物品的产出低于最有效率的水平。（2）市场存在的经济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当某一经济单位的产量增加，给其他经济单位或个人带来无须酬报的收益时，称为生产的外部经济效果；当某一经济单位的产量增加，给其他经济单位或个人造成得不到补偿的额外成本时，称为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效果。由于外部性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无关，所以，往往不会纳入市场当事人的理性计算和决策之中，因此市场的压力和吸引力对其不产生作用。（3）市场对提供公共物品失效，是因为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物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对它的消费不存在竞争性，也不存在排他性。（4）市场会形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即使市场经济的运行完全符合效率原则，仍然有可能导致一种缺憾，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5）市场经济存在周期性的波动，表现为繁荣与萧条、衰退与扩张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而带来市场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两个顽疾：失业和通货膨胀。

二、税收调控市场的目标

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所存在的效率限制，必须通过政府这只“有形之手”进行宏观调控。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发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税收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政府的税收调控，能够对市场失效进行有效的弥补。政府实施税收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市场物价，控制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保持物价和货币的稳定。物价和货币的不稳定，容易诱发通货膨胀，使广大工薪阶层和普通百姓深受其害。

2.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对有限的经济资源实现充分的利用，是发展一国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前提。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包括国家的全部生产要素（劳动和资产）的充分利用，这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总量，同时也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国富民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由于资源的充分利用，还会极大地增加社会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群。根据世界上多数国家衡量充分就业的标准，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被认为是充分就业。实现充分就业是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实现国富民强和充分就业，国家必须把充分利用资源作为政府的经济目标之一。

3.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的福利程度。衡量经济增长最常用的指标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与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社会方面指标，共同构成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体系。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起伏很小，不存在因增长率的大起大落而造成就业与价格水平的较大波动。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政府经济的重要目标。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这两大目标常常是相背离的：刺激了经济增长则可能波及货币的稳定；奉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又易妨碍经济增长。在两难选择过程中，一般市场经济的国家大都将经济增长置于首位。

4.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在当今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国际经济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发展国际经济必然会涉及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既影响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对国内通货膨胀发生影响。贸易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会影响本国的设备和技术引进；若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剩，也会对国内的物价稳定形成压力，容易引发“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所以，应通过政府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政策对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进行调节，以不断保持国际收支在动态上的大体平衡。

三、税收弥补市场失效的调控机制

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能够对一个或多个宏观经济目标施加影响的经济变量，就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政策手段。政府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将有可能使经济导向一个高产出、高就业、价格稳定和商品、劳务、资本旺盛的较好的经济组合。税收调控是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

（一）税收调控的利益驱动机制

税收具有调节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说这就是税收的杠杆原理。政府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规定不同的税收鼓励措施或限制措施，给予纳税人以有利或不利的税收条件，以此来影响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政府的政策措施与制度所决定的税收的不同分配，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税收分配是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调节。由于利益驱动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使被调节者根据政府提供的税收环境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自愿地倾向于经济杠杆主体的预期目标。政府通过税收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有目的的调节，使纳税人的行为朝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方向转变，这一机制就是税收调节的杠杆原理。

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是因政府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而自动产生的。虽然政府征税是强制的，但税收对经济的调节是自动产生的，是被调节者根据政府提供税收环境的变化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而自愿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过程。这一过程可概括为：首先是政府的税收政策影响纳税人的经济利益，这种影响是强制性的；其次纳税人因经济利益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经济行为，这种变化变化不具有政治上或行政上任何的强迫性，只是来源于经济上利害关系的一种动力或压力。假如市场主体不能根据政府的税收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使其朝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只能以牺牲自己的更多的利益为代价。

（二）税收对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机制

首先，政府运用税收手段，可以调节宏观经济总量。经济总量是指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它包括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经济的供给总量；一个是经济的需求总量。如果经济发展属于均衡的状态，那么经济的供给总量和经济的需求总量二者是大体平衡的。如果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表现为经济的过热或膨胀状态；另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表现为经济的紧缩或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中的两种不平衡的状态，都需要政府根据产生经济不平衡状态的原因，进行不同的税收调节。税收调节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解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的矛盾，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税收对社会经济总量的调节具有“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当经济的发展出现过热的膨胀状态时，政府通过增加对投资的课税，减少对消费的征税，以此抑制过度的供给，刺激消费，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当经济出现紧缩状态时，政府通过对投资的减税和对消费的增税，刺激供给，限制消费，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当经济的发展处于平衡状态时，政府的税收应该是中性的。总之，税收对经济总量调控的重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一个综合、宽泛的概念，是衡量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他在报告中还指出，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确定宏观经济的增长目标，既要考虑到改革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到稳定的需要、宏观经济目标连续性的需要。

其次，政府运用税收手段，可以调控经济结构。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政府有意识地运用税收手段可以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以引导结构转化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税收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节、区域经济结构调节、供给与消费结构调节、投资与消费结构调节等。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税收对经济结构的调节重点是对产业结构的调节，其根据主要有四点：其一，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的蓬勃兴起和广泛应用，已使一些发达国家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时代迈进。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表明，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是大势所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二，产业结构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产业的技术结构、产业的资本构成、产业的地域结构、产业的规模构成和相应的产品构成等。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永恒性主题。其三，在我国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传统的遗产过多，经济发展又处于赶超阶段，市场信息尚不充分的特定时期，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还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政府通过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指导、宏观调控和财力资助，以此推动与促进产业的升级和结构的合理化。其四，目前的经济工作任务为税收调节提出了新的挑战，税收调节应贯彻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求：（1）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2）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3）适当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4）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5）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6）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振兴老工业基地；（7）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7）加大社会就业。

（三）税收调控的法律约束机制

税收对经济进行宏观控制以弥补市场效率限制，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实施的，具体表现为通过制定税法对纳税人设定义务。为了弥补市场的效率限制，政府要确定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并要求市场主体的一切行为都应朝着有利于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的方向来选择。那么，如何实现使市场主体的行为朝着有利于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方向来选择呢，其重要的手段，就是国家制定与实施税收法律，在税收法律中对市场主体设定义务。通过义务的设定，要求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设定义务的核心是无偿纳税，具体表现为有无纳税义务和纳税义务的多少。通过强制性的纳税义务设定，使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调整其经济活动的具体行为，进而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国家对市场主体设定纳税义务，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和纳税人的经济权益，是一项严肃的经济与政治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能滥用权力。如果滥用设定纳税义务的权力，会造成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和对纳税人利益的侵害。国家依法设定义务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其一，税收义务的设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事实的存在。主要要素是：具有责任能力的纳税主体存在，具有承担税收的纳税客体存在，有明确的纳税主体和税收客体的所属地域。其二，税收义务的设定必须有法律依据。主要要素是：设定义务的主体合法，被设定义务的主体合法，被设定义务的客体合法。其三，税收义务的设定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度。主要要素是：税收负担要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相适应，税收处罚要在法律的幅度内实施。

由于税收调控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的经济调控，因而它同其它经济调控手段相比，具有自身的不同特征和优越性：（1）税收的调控范围具有广泛性的特征。税收可以对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组织、各种经营方式、各种类型的企业以及社会各阶层居民的行为和收入等进行调节。（2）税收的调节手段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国家可以通过开征不同的税种、选择不同的课税对象、确定不同的计税依据和税率水平、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税收减免与抵免、免税与退税等税收优惠措施，以及加成征税和税收处罚等多种税收政策手段的运用，实施对经济的调节。（3）税收可以对经济实行全过程的调节，具有调节的全面性。国家可以在收入的形成环节课税，调节产品与服务价值的实现水平；可以在收入的分配环节课税，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和个人的收入水平；可以在支出环节课税，调节投资和消费水平；可以对财产课税，调节社会财富的存量水平等。（4）税收调节具有与价格调节不同的特征：其一，价格调节属于市场行为，政府的税收调节属于政府的经济行为；其二，价格调节的目标仅是实现市场均衡，而税收调节包括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等多重目标；其三，价格调节不具有主观上的倾向性，而税收调节具有明确的政策目的性。（5）税收调控中被调控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具有对等性。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统一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在政府的税收调控中，被调控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是对等的。税收调控是通过强制、无偿的税收分配来实现的，是价值的单方面转移，纳税人依法纳税是无代价地履行义务的行为，这种义务不要求其对等的权利与之对应。根据税收调控中的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的这种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在设定纳税人权利时，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权利要及时设定，建立与完善各种制度，有效地保护被调控主体的合法权益，这是实施税收宏观控制的重要前提。

参考资料：

[1]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曾国强。税收学[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3]哈维。S.罗森。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约瑟夫。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4

关键词:房地产业房地产税收政策长效机制税制改革

正确认识房地产业及税收调控的地位

(一)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需要摆正位置,坚决扭转“房地产依赖症”

房地产业从2003年开始,被确认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地位的特殊性一直受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但房地产业的“过度非理性发展”也会产生一系列负面作用,导致一些地方政府不惜违法用地;房地产业的“过度非理性发展”加剧了人口、土地、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房价上涨过快加剧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高房价必然抑制居民对其他领域的合理消费,不利于扩内需、促消费;地方收入“房地产依赖症”对其他产业产生资本和土地的挤出效应,使其他产业可能被忽视,因此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受到影响;大多数中央调控政策的执行最终都要靠地方政府,而对“土地财政”和房地产的过度依赖让地方政府既无力建设保障性住房,也无心抑制高房价,这可以说是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作用失灵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摆正房地产业的地位,房价一味上涨和房地产业“一枝独秀”的发展绝不是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模式,必须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认识和局面。

(二)房地产税收调控要着眼于建立长效机制,努力改善税收调控方式

房地产行业具有的“资金密集型”和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性特征,决定了土地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房地产市场调控最重要的手段,而税收调控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不宜频繁使用,相对稳定的税收体系更有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在对房地产市场可以采取的常用调控政策中,税收调控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金融、信贷等政策调控往往是“一刀切”,而税收政策更多是结构性调整。因此,虽然税收调控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但在房地产调控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就税收调控而言,现在的问题是:当前房地产业的税收政策,没有一项是从房地产市场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台的。

对前一阶段房地产税收政策的梳理

(一)2005年以来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实施情况

我国的房地产税收政策从2005年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至2008年上半年,其间为应对房价偏高、增长幅度偏快等现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底,这一阶段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配合国家的扩内需、保增长、惠民生的指导方针,为鼓励国民购买住房和扶持房地产企业发展,税收政策以宽松政策为主。从以上两个阶段来看,宏观调控措施尽管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从税收政策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国内大部分城市房价波动较大,同时在总体上延续着不断上涨的趋势。第三阶段,2009年底至今,为遏制部分城市房价又出现过快增长的势头,宏观政策又开始趋紧,相应税收政策方面也开始收紧。

(二)2008年以来国家采取的具体房地产税收政策

2008年3月,为了支持廉租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国家减免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和运行当中涉及的有关税收。2008年11月,为了减轻个人购房者的负担,促进个人住房消费,将个人首次购买90平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税税率统一下调到1%。同时还规定个人住房买卖的时候可以免征印花税,个人销售住房还可以免征土地增值税。2008年12月出台的国办131号文,规定对住房转让环节的营业税暂定一年实行减免政策。规定个人购买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让免征营业税;将个人购买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超过2年(含2年)转让按其转让收入减去购买住房原价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购买非普通住房不足2年转让的,仍按其转让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这次税收政策调整和原来执行的政策相比,调整了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的征免期,同时加大了税收优惠的力度。通过这次营业税的政策调整可以降低住房转让交易成本,促进二手房市场发展,鼓励普通住房消费。

2009年1月1日起,国家废止了《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消除了内外资企业在房产税征收方面的“双轨制”。2009年12月22日,国家下发财税[2009]157号文,规定自2010年1月1日起,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非普通住房或者不足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这次政策调整把个人购买普通住房后转让免征营业税的时间从2年恢复为先前的5年,体现了政策较以前开始趋紧。

下一阶段完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建议

(一)尽早全面开征物业税,改革现行房地产税制和土地出让金制度

开征物业税主要是完善财税制度的需要,同时对调节收入分配、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分税制体系以及抑制房地产投机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至于调控房价,虽然短期内效果尚待考察,但从长远来讲增加房地产保有阶段的税负、改革现行“土地批租”制度,肯定对房价的合理化和避免过快增长有积极的作用。当务之急是需要认真研究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各项现实问题,包括房地产税的征税对象和纳税义务人、计税依据、税目、减免税、税收征管以及过渡时期新旧体制的衔接等具体问题,对这些问题逐一研究解决。考虑到改革的难度,可以采取分步骤,由易到难的办法进行,可以考虑先行开征“房屋空置税”和“土地闲置税”等简单易行的税种,将来再逐步过渡到全面开征物业税。我国的房地产税收制度必须改革。中国房地产税制存在的诸多问题,税制不合理已经成为制约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2010年“两会”期间,有委员提出房地产税费涉及12种税,50项费,一套房合计征收62项各种税费,这也是高房价的原因之一。

(二)调整房屋租赁税负,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

理论上,物业税的纳税义务人应该是房产的所有人即业主,但业主会不会把此税转嫁给租户?事实上,从香港的情况来看,业主普遍会把物业税转嫁到租客身上。租户除承担租金外,还多交了税,可以说政府征收物业税是从租客身上收了一笔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必须调整房屋租赁时的税负,降低租赁成本,活跃房屋租赁市场。我国税法规定个人出租住房要征收六税一费,不仅税种多、税负重,而且在实际征管中偷逃税款的现象十分严重。建议统一税率,对普通住宅个人住房租赁统一按租金收入的一定比例征税,以此来盘活空置住房,提高住房的使用效率。公务员之家

(三)研究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以配合物业税的征收

从世界各国财产税征收的情况来看,大多都会配以完善的遗产税和赠与税以使财产税的征收不至落空或有漏洞。在房主在世时赠与或者去世后由子女继承的房产征收遗产税,这样可以有效降低房产的长期收益预期。联系到我国的实际,如果征收大额的遗产税,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会降低富人购置固定资产的原动机。那么相应就应该能起到降低需求的作用,从而起到影响房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2010(1)

2.陈真诚.不表态不代表物业税不会开征.法制日报,2010(2)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需要；市场失效；税收调控

一、市场机制的效率与效率限制

在市场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是人们的自我诱导和自我支持的内在机制，同时，市场机制也存在效率限制。正确地认识市场机制的双重属性，对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所论证的观点，市场经济机制是以“看不见的手”学说为依据的。他认为，人类是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不断改善自身的命运，在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条件下，使人们获得利益和满足。在斯密看来，人是理性的，同时也具有利已本性，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无不以追求自己最大经济利益为动机，如果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行动，不仅不会达到自身的最高目标，而且还不利于促进公共利益。斯密认为：“人类几乎随时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斯密认为，竞争不仅可以激发主观努力，推动财富增长，在客观上还能调节供求关系，使之趋于平衡。他认为，如果竞争是自由的，各人相互排挤，那么相互竞争便会迫使每个人都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干得相当正确。竞争和比赛往往引起最大的努力，反之，单有大的目的而没有促成其实现的必要，很少能够激起任何巨大的努力。他认为，竞争对推动劳动要素和调节资本要素合理配置有重要作用：竞争可以激发劳动要素的能量，鼓励劳动者提高熟练程度和能力技巧；劳动力供给的多少会自动引发雇主间的竞争，引起工资水平的变化，从而使劳动力在部门和企业间合理流动；由于资本家的逐利性，竞争使资本流向利润最大部门，并最终导致利润平均化；部门之间的竞争使工资和利润符合自然率，达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他认为，竞争离不开市场的作用，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的高低调节生产要素投入者的实际收入和社会资源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斯密认为，每个人在努力地运用其资本以实现产出的价值最大化时，通常，他既非旨在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关心的仅仅是他自身的安全和得利。然而，此时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比他在真正地有意识这么做时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斯密认为自己发现了社会经济生活赖以有效运行的“经济秩序”，这就是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秩序，即市场机制自发作用所形成的自然秩序。市场经济是惟一自然、合理和能够带来繁荣的经济，因为它是惟一能反映生活本质的经济。生活的精髓就在于它无穷无尽和神秘多样，因而，就生活的完美性和变换性而言，任何中心人物的智慧都无法加以涵盖和设计。市场经济又是一种有效率的经济。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应追求经济效率，而惟一独市场经济体制最能体现经济效率的要求，具有自动促进提高经济效率的内在属性。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认为：效率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eney）的简称，有时也称帕累托效率。其含义是：在一个经济资源和技术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该经济的组织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可能的各种物品和劳务的组合，那么，这个经济就是有效率的。效率只能在当任何可能的生产资源重组都不能使其他人的情况变坏，而使任何一个人的情况都变好的条件下出现。这就是说，在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下，只有降低某个人的效用才能增加另一个人的满足或效用。美国的另一个经济学家蔓昆认为：效率是指资源配置使所有成员得到的总剩余最大化的性质。如果资源配置使总剩余最大化，我们说，这种配置表现出效率；如果一种配置是无效率的，那么，买者和卖者之间交易的一些好处就还没有完全被实现。概况地讲，效率是对资源的利用实现优化配置，使其投入最省、结构最优、收益最大、浪费最小。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经济资源，通常都具有一系列的可供选择的用途。因而，人们迫于竞争的压力和利益的推动，必须对其所使用的资源进行选择，以确保在较省的资源投入前提下，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如果人们面对具有多种用途的资源，在使用上是盲目的或随意的，必然导致资源利用的不经济，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同时，资源在数量上又具有有限性的特点，在一定时期内，可用于生产物品或提供劳务的资源与人们的需要相比，总是远远不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靠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这本身就蕴含着效率的要求，即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从而使经济主体实现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人们就必然会提高资源稀缺意识、择优配置意识和最大效用意识。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由于存在机会成本因素，人们为了追求最大利益，必须使机会成本为最小。这种动力的影响，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在资源数量有限的前提下，多生产一个单位的某种产品，就必然以少生产若干个单位的另一种产品为代价，这就是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处于竞争中的各经济主体，面对资源有限的客观情况，在生产决策中必须以机会成本最小为决策的基础。如果目前正在生产的产品的收益不如另一种产品给生产者带来的收益多，生产者就可能放弃当前正在生产的产品而转向另一种产品的生产。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把机会成本称为选择成本。

市场经济在客观上要求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产量组合，从而提高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社会用其全部资源和当时最好的技术所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最大数量组合，它表明社会生产可能选择的菜单。由于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当这些经济资源被充分利用时，增加一定量的某种产品的生产，就必然放弃一定量的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因而整个社会的生产选择过程，就形成了一系列的产品间的不同产量的组合。如何选择不同产量的组合才能使资源利用有效、经济效率提高呢？通过生产可能性边界我们可以直观地分析效率的概念。当社会不减少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就不能增加某种产品的生产时，生产就会产生效率。这就是说，生产的组合点必须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如果生产的组合点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说明资源的使用存在浪费，该经济显然是无效率的。在经济资源既定时，边界以外的各点是不能实现的。

然而，不论市场体制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理想，它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这些缺陷就是市场机制的效率限制。市场机制的效率限制主要表现为：（1）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的市场，是对有效市场的重要偏离因素之一。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任何企业或个人都无法影响价格，而当买者或卖者能够左右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时，就被认为出现了不完全竞争，其极端情况是垄断，即惟一的卖者独自决定某种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水平。当市场出现不完全竞争或垄断时，社会的产出将会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移至边界之内，使物品的产出低于最有效率的水平。（2）市场存在的经济外部性，包括两个方面：当某一经济单位的产量增加，给其他经济单位或个人带来无须酬报的收益时，称为生产的外部经济效果；当某一经济单位的产量增加，给其他经济单位或个人造成得不到补偿的额外成本时，称为生产的外部不经济效果。由于外部性与当事人的切身利益无关，所以，往往不会纳入市场当事人的理性计算和决策之中，因此市场的压力和吸引力对其不产生作用。（3）市场对提供公共物品失效，是因为纯粹意义上的公共物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对它的消费不存在竞争性，也不存在排他性。（4）市场会形成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即使市场经济的运行完全符合效率原则，仍然有可能导致一种缺憾，产生令人难以接受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巨大差异。（5）市场经济存在周期性的波动，表现为繁荣与萧条、衰退与扩张不断循环往复的过程，从而带来市场自身所无法克服的两个顽疾：失业和通货膨胀。

二、税收调控市场的目标

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所存在的效率限制，必须通过政府这只“有形之手”进行宏观调控。2003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发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税收是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政府的税收调控，能够对市场失效进行有效的弥补。政府实施税收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稳定市场物价，控制通货膨胀。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影响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保持物价和货币的稳定。物价和货币的不稳定，容易诱发通货膨胀，使广大工薪阶层和普通百姓深受其害。

2.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对有限的经济资源实现充分的利用，是发展一国经济、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前提。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包括国家的全部生产要素（劳动和资产）的充分利用，这不仅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了社会的财富总量，同时也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国富民强，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由于资源的充分利用，还会极大地增加社会的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群。根据世界上多数国家衡量充分就业的标准，失业率控制在5%以下被认为是充分就业。实现充分就业是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为实现国富民强和充分就业，国家必须把充分利用资源作为政府的经济目标之一。

3.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提高社会的福利程度。衡量经济增长最常用的指标是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与反映经济发展质量的社会方面指标，共同构成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标体系。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起伏很小，不存在因增长率的大起大落而造成就业与价格水平的较大波动。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是政府经济的重要目标。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这两大目标常常是相背离的：刺激了经济增长则可能波及货币的稳定；奉行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又易妨碍经济增长。在两难选择过程中，一般市场经济的国家大都将经济增长置于首位。

4.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在当今经济国际化、全球化及世界贸易组织的快速发展的趋势下，国际经济部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发展国际经济必然会涉及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国际收支平衡状况既影响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对国内通货膨胀发生影响。贸易逆差过大，外汇储备不足，会影响本国的设备和技术引进；若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剩，也会对国内的物价稳定形成压力，容易引发“输入性的通货膨胀”。所以，应通过政府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政策对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进行调节，以不断保持国际收支在动态上的大体平衡。

三、税收弥补市场失效的调控机制

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能够对一个或多个宏观经济目标施加影响的经济变量，就是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政策手段。政府如果能够正确地运用各种政策手段，将有可能使经济导向一个高产出、高就业、价格稳定和商品、劳务、资本旺盛的较好的经济组合。税收调控是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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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收调控的利益驱动机制

税收具有调节经济的能力，从理论上说这就是税收的杠杆原理。政府通过制定不同的税收政策，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规定不同的税收鼓励措施或限制措施，给予纳税人以有利或不利的税收条件，以此来影响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政府的政策措施与制度所决定的税收的不同分配，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另一方面，税收分配是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调节。由于利益驱动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使被调节者根据政府提供的税收环境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自愿地倾向于经济杠杆主体的预期目标。政府通过税收对纳税人经济利益的有目的的调节，使纳税人的行为朝着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的方向转变，这一机制就是税收调节的杠杆原理。

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是因政府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而自动产生的。虽然政府征税是强制的，但税收对经济的调节是自动产生的，是被调节者根据政府提供税收环境的变化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而自愿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的过程。这一过程可概括为：首先是政府的税收政策影响纳税人的经济利益，这种影响是强制性的；其次纳税人因经济利益的变化而改变自身的经济行为，这种变化变化不具有政治上或行政上任何的强迫性，只是来源于经济上利害关系的一种动力或压力。假如市场主体不能根据政府的税收环境的变化而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使其朝着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发展，那么，它只能以牺牲自己的更多的利益为代价。

（二）税收对经济总量和结构的调控机制

首先，政府运用税收手段，可以调节宏观经济总量。经济总量是指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它包括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经济的供给总量；一个是经济的需求总量。如果经济发展属于均衡的状态，那么经济的供给总量和经济的需求总量二者是大体平衡的。如果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即表现为经济的过热或膨胀状态；另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表现为经济的紧缩或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中的两种不平衡的状态，都需要政府根据产生经济不平衡状态的原因，进行不同的税收调节。税收调节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解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平衡的矛盾，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税收对社会经济总量的调节具有“内在稳定器”的功能。当经济的发展出现过热的膨胀状态时，政府通过增加对投资的课税，减少对消费的征税，以此抑制过度的供给，刺激消费，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当经济出现紧缩状态时，政府通过对投资的减税和对消费的增税，刺激供给，限制消费，实现经济的平衡发展。当经济的发展处于平衡状态时，政府的税收应该是中性的。总之，税收对经济总量调控的重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一个综合、宽泛的概念，是衡量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指出，抓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加注重搞好宏观调控，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改革创新，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他在报告中还指出，要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确定宏观经济的增长目标，既要考虑到改革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到稳定的需要、宏观经济目标连续性的需要。

其次，政府运用税收手段，可以调控经济结构。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出发，政府有意识地运用税收手段可以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以引导结构转化并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税收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包括产业结构调节、区域经济结构调节、供给与消费结构调节、投资与消费结构调节等。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税收对经济结构的调节重点是对产业结构的调节，其根据主要有四点：其一，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的蓬勃兴起和广泛应用，已使一些发达国家由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时代迈进。几十年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表明，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是不可违背的客观规律，是大势所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其二，产业结构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产业的技术结构、产业的资本构成、产业的地域结构、产业的规模构成和相应的产品构成等。因此，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中的永恒性主题。其三，在我国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尚不完善，传统的遗产过多，经济发展又处于赶超阶段，市场信息尚不充分的特定时期，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除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还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政府通过运用税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指导、宏观调控和财力资助，以此推动与促进产业的升级和结构的合理化。其四，目前的经济工作任务为税收调节提出了新的挑战，税收调节应贯彻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求：（1）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2）坚持扩大内需的方针；（3）适当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4）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5）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6）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推进西部大开发和振兴老工业基地；（7）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7）加大社会就业。

（三）税收调控的法律约束机制

税收对经济进行宏观控制以弥补市场效率限制，主要是通过法律手段来实施的，具体表现为通过制定税法对纳税人设定义务。为了弥补市场的效率限制，政府要确定出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并要求市场主体的一切行为都应朝着有利于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的方向来选择。那么，如何实现使市场主体的行为朝着有利于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方向来选择呢，其重要的手段，就是国家制定与实施税收法律，在税收法律中对市场主体设定义务。通过义务的设定，要求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设定义务的核心是无偿纳税，具体表现为有无纳税义务和纳税义务的多少。通过强制性的纳税义务设定，使纳税人在利益驱动下调整其经济活动的具体行为，进而实现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国家对市场主体设定纳税义务，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和纳税人的经济权益，是一项严肃的经济与政治问题，必须谨慎从事，不能滥用权力。如果滥用设定纳税义务的权力，会造成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和对纳税人利益的侵害。国家依法设定义务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其一，税收义务的设定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事实的存在。主要要素是：具有责任能力的纳税主体存在，具有承担税收的纳税客体存在，有明确的纳税主体和税收客体的所属地域。其二，税收义务的设定必须有法律依据。主要要素是：设定义务的主体合法，被设定义务的主体合法，被设定义务的客体合法。其三，税收义务的设定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度。主要要素是：税收负担要与纳税人的纳税能力相适应，税收处罚要在法律的幅度内实施。

由于税收调控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的经济调控，因而它同其它经济调控手段相比，具有自身的不同特征和优越性：（1）税收的调控范围具有广泛性的特征。税收可以对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组织、各种经营方式、各种类型的企业以及社会各阶层居民的行为和收入等进行调节。（2）税收的调节手段具有多重性的特征。国家可以通过开征不同的税种、选择不同的课税对象、确定不同的计税依据和税率水平、规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税收减免与抵免、免税与退税等税收优惠措施，以及加成征税和税收处罚等多种税收政策手段的运用，实施对经济的调节。（3）税收可以对经济实行全过程的调节，具有调节的全面性。国家可以在收入的形成环节课税，调节产品与服务价值的实现水平；可以在收入的分配环节课税，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和个人的收入水平；可以在支出环节课税，调节投资和消费水平；可以对财产课税，调节社会财富的存量水平等。（4）税收调节具有与价格调节不同的特征：其一，价格调节属于市场行为，政府的税收调节属于政府的经济行为；其二，价格调节的目标仅是实现市场均衡，而税收调节包括经济目标、政治目标和社会目标等多重目标；其三，价格调节不具有主观上的倾向性，而税收调节具有明确的政策目的性。（5）税收调控中被调控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具有对等性。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统一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但在政府的税收调控中，被调控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不是对等的。税收调控是通过强制、无偿的税收分配来实现的，是价值的单方面转移，纳税人依法纳税是无代价地履行义务的行为，这种义务不要求其对等的权利与之对应。根据税收调控中的调控主体与被调控主体之间的这种特定的税收法律关系，在设定纳税人权利时，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权利要及时设定，建立与完善各种权设制度，有效地保护被调控主体的合法权益，这是实施税收宏观控制的重要前提。

参考资料：

[1]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2]曾国强。税收学[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3]哈维。S.罗森。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约瑟夫。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M].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6

关键词：房地产；税收；市场供求

1房地产税收效应分析

房地产税收是调节房地产经济运行的有力经济手段，在对房地产市场资源配置、社会财富分配、市场结构调节等诸多方面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1.1房地产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

（1）可以通过对空地、闲置土地征收重税，抑制土地的过度投资开发，促进土地的有效利用。

（2）可以通过对不同产业的土地采用差别税收政策、对不同地段采取分档税率，有效调节用地结构，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3）房地产税收中属于财产税的部分，它的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通过税收杠杆，公平分配财富。

（4）在市场投机现象严重时，通过提高增值税的契税的手段,在市场低迷时，通过税收减免、品种调整，实现调节市场活跃程度，平衡市场供求的效果。

1.2房地产税收的税负转嫁性分析

1.2.1税种属性

商品课税容易发生税收转嫁，所得课税不易发生税收转嫁,增值税、营业税等中间性质的税种容易发生税收转嫁,终端性质的所得课税等不易发生税收转嫁。

1.2.2商品或生产要素供求弹性

供求弹性与税收归宿有着密切关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曲线的弹性越大,需求者支付的税收比例越小,供给者支付的税收比例越大;相反,供给曲线的弹性越大,转嫁给需求者的税收比例越大。在完全无弹性供给曲线的极端情况下,全部税负都由供给者承担;相反,在完全弹性供给曲线的情况下,全部税负都转嫁给需求者。

2房地产税收对市场供求及价格的影响

2.1税收对房地产市场供应及需求调节的作用机理

2.1.1需求不变时，房地产税收对供给的影响

我国目前采取的税收政策中有三项是直接作用于供给者的：对卖房者征收营业税、个人所得税、以及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征收土地增值税。从理论上讲，它的效应是政府对卖方增加税负，直接提高了供给者的成本，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供给方为取得同以前相同的利润，会将税收成本包含在出售价格中，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导致供给曲线左移，新的市场均衡价格E2比原来的均衡价格E1提高，同时Q2〈Q1

从理论上看，目前针对供给方的房地产税收在抑制房价上作用是不明显的，且不能有效改变住房供不应求的结构。

2.1.2供给不变时，房地产税收对需求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相对于对供给方征税，房地产税制中对需求方征税是有一定优势的。我们知道对供给方的征税容易向前转嫁给消费者，特别是需求弹性小于供给弹性时。而对需求方的征税不能直接包含在房屋价格中，不会直接造成房价上涨。如图2所示，由于对房地产需求方的税收属于从价税，因而征税后需求曲线斜率发生变化，左移至D''''，在新均衡点E2下，价格由P1下降到P2，数量由Q1下降到Q2。

2.2税收对房地产价格形成的作用机理

2.2.1不考虑税收转嫁条件下,房地产课税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在房地产开发环节，房地产开发商是税收的主要承担者。如果不发生税收转嫁，征税加大了开发商的生产成本,使其减少利润,从长期来讲,必然导致房地产的供给减少，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住房价格将呈上涨趋势。至于在流通环节针对消费者征收的契税,会通过加重购买成本,而使消费需求减小,从而产生降低房价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由于契税税率较低而不是十分明显。

2.2.2考虑税收转嫁条件下,房地产课税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在发生税收转嫁情况下,土地批租、房地产开发环节所征收的税收,其名义负税人为房地产开发商,但短期内，房地产需求是缺乏弹性的，经济利益作用下房地产开发商可以通过提高房价的形式将所负税收向前转嫁给住房消费者，于是现实的房价会因这种税收转嫁而提高。从长期来看,需求弹性增强,对住房的需求可能会因房价的上升而减小,在供给不变下,供求力量的变化会导致房价下降。房价这种上涨或者下降的程度和持续时间长短,取决于需求的调整强度和时间长短。

3不同税种在房地产不同环节的作用分析

3.1作用于保有环节的财产税、资源税

房地产保有环节中的财产税和资源税是以纳税人拥有的土地、房产为课税对象的一类税收。它们都属于直接税,一般不易发生税收转嫁,这样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产生的直接影响便是增加了房地产的持有成本。从消费终端抑制,对那些相对于资源多用多占有住房的房产业主,以及房产投资人施以高额税负的政策,既可以有效控制“无用多占”的过度住房需求,从而会降低房地产的需求,促使房价下降。强化房地产保有环节课税将会刺激土地、房屋的经济供给和频繁的交易活动发生，有利于房地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标准的房地产保有环节税是按市场价值(评估价值)进行课税的。

3.2作用于出让、交易、收益环节的流转税

一方面房地产税收在流转环节的调控,有易于操作的突出优点。但另一方面，房地产投机资金的获利空间要么被税收成本挤压,要么被持有成本消耗,其中持有成本主要来自利息支出。在流转环节征税,属于间接税,没有一种流转税是不能转嫁的。流转环节税负增加后,售房者的交易成本非常容易转嫁,税负转嫁终将流向消费者。在流转环节的税收调控政策只是增加了买房者的成本(主要是消费性需求者),对卖房者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由于投机资金税负的成本可以转嫁,如果投机者见到持有环节税负没有变化,从长远来看,税收成本则没有太大变化。投机者是否占有房屋则主要取决于信贷支出与房价涨跌博弈的结果,如果房价存在上涨的必然性,就可以持有房产以继续获得既得收益。

3.3作用于转让环节和保有环节的所得税

（1）所得税作为最典型的直接税，一般不会发生转嫁，它在维持经济繁荣、抑制资本的过度集中以及组织财政收入方面有独特的优势。房地产税收中的所得税部分是地方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地方税收规模的壮大。这也是所得税财政功能的集中体现。

（2）由于所得税的直接税性质，对二手房交易收益征收所得税，直接增加二手房售房者的交易成本,减少其投机收益以抑制房地产市场投机需求,从而降低房地产市场价格(或抑制房地产价格上涨速度)。

（3）在不发生税收转嫁的情况下,对于房屋出租租金收益的课征所得税,会直接降低出租房屋的各期净收益,从而导致房屋出租量减小,有可能使原来租房者转向房地产初次流通环节,从而抬升房地产的初次交易价格,

参考文献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7

关键词：税收手段；税收杠杆；房地产市场；房产税；供求平衡；宏观调控

前言

就发展历程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至今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已初步建立了房地产税收体系。房地产税收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完善税制、发挥税收聚财功能、进一步发挥税收经济杠杆作用、保护和合理使用土地资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国外相比,我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房地产税收体系中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外成功的调控经验和先进的措施对于我国政府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体系，无疑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一、国外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做法

各国对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均有自己的观点和措施，如果抛开文化背景和历史因素不看，归纳起来其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房地产市场中的政府税收手段这只“有形之手”，绝大部分情况下也都是针对住房保障问题的；二是为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和谐发展，对房地产市场的税收调控政策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对供给的掌控与对需求的调控。其中大多数国家主要致力于在需求的调控方面做文章。如果单纯从供给方面调控，势必进一步加剧供求关系的扭曲，客观上增加需求方对价格上涨的预期，实际的结果便是房地产价格不但没压下来，反而与日俱增。因此，在掌控供给的基础上，发挥税收政策对需求的调控就显得极为必要。

（一）以高额税率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征税，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

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攀升，与城市一般居民的需求在结构和支付能力上存在着双重矛盾。这种异常现象，主要是房地产投机性需求造成的。各国在利用重税抑制投机行为的做法主要有种：一是利用高额地皮税的征收有效抑制了房地产行业内的投机行为。如在法国，购房者除要缴纳高额地皮税外，还需支付住房税或空房税，这导致了长期以来法国人不把房地产市场视为投资或财产保值的重要领域；二是采用逐步升级的办法，用重税打击投机。如韩国的做法是，从2007年起，将对出售第二套房产的卖主征收50%的资本收益税，对拥有第三套住房的卖主征收60%的资本收益税。也就是说，投机者卖掉一套住房，政府就拿走一半，使投机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三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高税。例如，美国对不动产征收的税收要占到其全部财产税收入的80％。而我国在房地产保有环节涉及税种相对较少，税负相对较轻，这就降低了房地产保有者的经济风险，在客观上增加了房地产投机者的需求。

（二）对低收入购房者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或补贴

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持续升温，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购买住房时力不从心。为了有效的缓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矛盾，平衡供求关系，许多国家都对低收入购房者给予了税收方面的优惠或出台了各种补贴方案：一是对低收入者和老年人购房和租房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为了使低收入者能买得起和租得起房子,美国国会在1986年通过了低收入者购房和租房税收抵扣的法案,并在1993年成为永久性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联邦每年给各州分配税收抵扣的最高限额(每人1.25美元乘以各州的人口),房屋的业主可在10年内每年接受个人所得税的直接抵扣。而凡已到或已超过55岁的纳税人(或其配偶),出售其住房时,符合一定条件可享受一次性扣除125000美元售房纳税赢利的政策；二是实施廉租房制度，运用各级税收对廉租房进行补贴。如法国政府规定，各大城市必须建设一定数量的廉租房，其比例约为总住房面积的15%至20%。廉租房的存在使得房屋买卖市场需求减少，房价因此处于稳定状态。除此之外，政府还长期运用税收推行租房补贴等福利制度，社会各阶层的无房户都可在租房时享受政府相关的税收补贴，而建造廉租房的房地产企业也可获得中央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或补贴；三是利用税收收入推行福利住房，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所谓“福利住房”，是指由国家资助建造、租金较低、专门租给低收入者的住宅。例如德国，多年来，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大规模兴建了许多“福利住房”，很好的满足了市场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对“福利住房”的需求，而这些“福利住房”的预算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国家的税收收入。特别是在北欧一些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政府利用税款建造福利住房已经是家常便饭。

（三）充分运用税收杠杆促进住宅业的发展。虽然各国政府施行的具体措施不同，但均对从事开发廉价住房、福利房、或是集体筹资建房等有利于调控房价的商业行为予以了税收方面的支持。一是对利用抵押贷款购买、建造和大修自己房屋的业主,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减免抵押贷款的利息支出。二是对拥有自己住房的业主,还可减免地方税、财产税等。三是对出租房屋的业主实行税收豁免政策。四是豁免出售自用住房(又称主住宅)收益的个人所得税。如美国按照现行的税法,出售一套自用居住满二年以上的住宅,如果是单身,其售价与购入价的差价收入不超过25万美元,就可免税；如果是已婚家庭,差价收入不超过50万美元,也可免税。由于美国房价一直比较平稳,售房差价收益很难超过这一限额,这意味着美国房屋的出售几乎都是免去所得税的。这不仅提高了消费者的居住条件,同时也活跃了房地产市场,扩大了国内的有效需求,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设计差别性税收政策体系，即对房地产所有权转让环节区分有偿和无偿，并考虑实际占有权属时间长短征税。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区分正常房产需求和投机性房地产需求，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二者在税收政策上的差别性对待，保护合理的理性需求，增加投机性需求的交易成本。

从国际税收实践来看，当房地产发生买卖等有偿转让时，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应对转让收益增值部分课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芬兰等国家，把房地产转让收益归入个人或法人的综合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或法人税（公司所得税），其中美国实行15%到34%的累进税率。意大利将从买入到转让时的价格上涨部分作为税基，按照价格增长幅度采用累进制，按5%至30%的税率征收不动产增值税。

（五）针对房地产市场征收不动产税、财产税，以防止房地产市场中的商业活动出现欺诈，漏税等非法行为。所谓不动产税，是对土地或房屋所有或占有者征收的税，依据为不动产的评估价值。不动产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将土地、房屋和有关建筑物、机械以及其他固定资产综合在一起而课征的不动产税。如巴西、日本、芬兰、加拿大等的不动产税；二是只对土地和房屋合并征收的房地产税，如墨西哥、波兰的房地产税，泰国的住宅建筑税等；三是单独对土地或房屋课征的土地税或房屋税。土地有地亩税（面积税）和地价税两种形式，西方多采用地价税（主要采用估价计税方法）。除此之外，在不征收不动产税的国家，一般征收财产税，如美国、英国、瑞典、瑞士、丹麦、挪威、荷兰等国，操作办法是将不动产与其他财产捆在一起，就纳税人在某一时点的所有财产课征一般财产税，计税依据是财产的评估价值。其中美国的财产税最具代表性。当然还有定期不动产增值税：该税种主要是针对占有房地产超一定年限的产权所有者征收，通过对房地产的重新评估，对其增值额征收，一般为5年期和10年期增值税两种。因此，以上三种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征税有效地保证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避免了业主控制或低效率使用房产，刺激了交易活动，这既繁荣了房地产市场，又推动了房地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同时也打击了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和非法交易行为。

二、国外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特点

从以上国外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做法，可以总结出其主要特点：一是大多数国家对房产和土地合一征收，适用统一的税制；二是国外房地产税收的征税范围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三是大多数国家按房屋和土地的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评估价值根据房地产坐落地点、建筑结构、成新程度等因素确定，相当于市场价值的一定比例。与此相适应，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和评估制度，按照一定的周期对房地产进行评估；四是大多数国家房地产税的纳税人是房地产的所有者，或者是对所有者和使用者均课税；五是在大多数国家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构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公务员之家

三、国外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我国的经验借鉴

（一）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对那些图谋暴利的房地产企业征税高税，坚决打击各种投机行为。

众所周知，我国房地产市场属于暴利行业，年增长率极高。房地产厂商的一举一动，牵动着社会上千家万户的心，甚至影响了沪深股市的走势，给股市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老百姓对房价居高不下的抱怨，媒体对房地产泡沫的置疑，专家对房地产隐患的责问，使得征收高税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征新的统一规范的“房地产税”，增大税收对房地产存量的税收调节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我国改革后的房地产税其基本思路是否可作如下考虑：

1.将现行房地产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对土地、房产开征统一的房地产税；

2.按房地产评估价值作为计税依据，以客观地反映房地产价值；

3.适当扩大征税范围，将发达地区农村纳入房地产体系；

4.体现区别征收原则，对第一套自住房免税，第二套自住房征税，第三套以上加成征收；

5.房地产税应逐步发展成为地方主体税种，因此应在法律层面上对房地产税征收范围、基本税率确定、浮动幅度等方面赋予地方相应的立法和管理权限。

（二）切实利用税收杠杆促进住宅业的发展，同时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对低收入者和老年人购房和租房实行税收优惠或补贴。

税收政策是国家进行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手段，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配置的有效方法，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税收政策中支持住宅产业发展的方法来改革我国税收杠杆，支持我国住宅产业发展。此外，由于我国还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贫富差异，存在相当多的低收入者，合理地解决低收入者居住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安全的重要问题。如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老年人购房和售房,不仅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年人的居住问题，使他们可以安度晚年，而且还能有效地增加二手房市场的房源，激活楼市，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三）开征“房地产转让收益个人所得税”，即对有偿转让房产产生的利润征税。房地产转让中的差别性税收在房地产转让环节应针对消费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实行差别性税收政策，这是当前税收政策调控的力度点所在。

具体做法可以参照国外成功的经验，对购买房产一年内的转让所得征收25%的所得税，三年内的转让所得的征收15%的所得税，三年以上的免征。开征房地产转让收益个人所得税可以在保护真实购房需求的同时，有效地抑制投机性需求，降低泡沫风险。其次是对购入未满三年的商品住房转让征收5％营业税，以及营业税税额7％的城建税和3%的教育费附加，三年以上减半征收。之所以采用“组合拳”，是因为仅仅征收营业税的调控力度有限，而且也容易让房地产投机需求将税负向后转嫁。沿海一些城市的实践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李蕴,朱雨可.美国房地产税收体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3(12):29-31.

[2]李进都.房地产税收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3]邓宏乾.中国房地产税制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8

关键词：税收手段；税收杠杆；房地产市场；房产税；供求平衡；宏观调控

前言

就发展历程来看，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至今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已初步建立了房地产税收体系。房地产税收促进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完善税制、发挥税收聚财功能、进一步发挥税收经济杠杆作用、保护和合理使用土地资源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与国外相比,我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发展阶段，房地产税收体系中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严重影响和阻碍了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国外成功的调控经验和先进的措施对于我国政府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体系，无疑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一、国外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做法

各国对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均有自己的观点和措施，如果抛开文化背景和历史因素不看，归纳起来其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住房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房地产市场中的政府税收手段这只“有形之手”，绝大部分情况下也都是针对住房保障问题的；二是为确保房地产市场的和谐发展，对房地产市场的税收调控政策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对供给的掌控与对需求的调控。其中大多数国家主要致力于在需求的调控方面做文章。如果单纯从供给方面调控，势必进一步加剧供求关系的扭曲，客观上增加需求方对价格上涨的预期，实际的结果便是房地产价格不但没压下来，反而与日俱增。因此，在掌控供给的基础上，发挥税收政策对需求的调控就显得极为必要。

（一）以高额税率对房地产行业进行征税，有效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

房地产市场价格持续攀升，与城市一般居民的需求在结构和支付能力上存在着双重矛盾。这种异常现象，主要是房地产投机性需求造成的。各国在利用重税抑制投机行为的做法主要有种：一是利用高额地皮税的征收有效抑制了房地产行业内的投机行为。如在法国，购房者除要缴纳高额地皮税外，还需支付住房税或空房税，这导致了长期以来法国人不把房地产市场视为投资或财产保值的重要领域；二是采用逐步升级的办法，用重税打击投机。如韩国的做法是，从2007年起，将对出售第二套房产的卖主征收50%的资本收益税，对拥有第三套住房的卖主征收60%的资本收益税。也就是说，投机者卖掉一套住房，政府就拿走一半，使投机者无利可图甚至亏本；三是对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高税。例如，美国对不动产征收的税收要占到其全部财产税收入的80％。而我国在房地产保有环节涉及税种相对较少，税负相对较轻，这就降低了房地产保有者的经济风险，在客观上增加了房地产投机者的需求。

（二）对低收入购房者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或补贴

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持续升温，导致越来越多的低收入者购买住房时力不从心。为了有效的缓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矛盾，平衡供求关系，许多国家都对低收入购房者给予了税收方面的优惠或出台了各种补贴方案：一是对低收入者和老年人购房和租房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美国为了使低收入者能买得起和租得起房子,美国国会在1986年通过了低收入者购房和租房税收抵扣的法案,并在1993年成为永久性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联邦每年给各州分配税收抵扣的最高限额(每人1.25美元乘以各州的人口),房屋的业主可在10年内每年接受个人所得税的直接抵扣。而凡已到或已超过55岁的纳税人(或其配偶),出售其住房时,符合一定条件可享受一次性扣除125000美元售房纳税赢利的政策；二是实施廉租房制度，运用各级税收对廉租房进行补贴。如法国政府规定，各大城市必须建设一定数量的廉租房，其比例约为总住房面积的15%至20%。廉租房的存在使得房屋买卖市场需求减少，房价因此处于稳定状态。除此之外，政府还长期运用税收推行租房补贴等福利制度，社会各阶层的无房户都可在租房时享受政府相关的税收补贴，而建造廉租房的房地产企业也可获得中央政府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或补贴；三是利用税收收入推行福利住房，满足低收入阶层的住房需求。所谓“福利住房”，是指由国家资助建造、租金较低、专门租给低收入者的住宅。例如德国，多年来，政府投入了巨额资金，大规模兴建了许多“福利住房”，很好的满足了市场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对“福利住房”的需求，而这些“福利住房”的预算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国家的税收收入。特别是在北欧一些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政府利用税款建造福利住房已经是家常便饭。

（三）充分运用税收杠杆促进住宅业的发展。虽然各国政府施行的具体措施不同，但均对从事开发廉价住房、福利房、或是集体筹资建房等有利于调控房价的商业行为予以了税收方面的支持。一是对利用抵押贷款购买、建造和大修自己房屋的业主,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减免抵押贷款的利息支出。二是对拥有自己住房的业主,还可减免地方税、财产税等。三是对出租房屋的业主实行税收豁免政策。四是豁免出售自用住房(又称主住宅)收益的个人所得税。如美国按照现行的税法,出售一套自用居住满二年以上的住宅,如果是单身,其售价与购入价的差价收入不超过25万美元,就可免税；如果是已婚家庭,差价收入不超过50万美元,也可免税。由于美国房价一直比较平稳,售房差价收益很难超过这一限额,这意味着美国房屋的出售几乎都是免去所得税的。这不仅提高了消费者的居住条件,同时也活跃了房地产市场,扩大了国内的有效需求,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设计差别性税收政策体系，即对房地产所有权转让环节区分有偿和无偿，并考虑实际占有权属时间长短征税。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完全区分正常房产需求和投机性房地产需求，但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二者在税收政策上的差别性对待，保护合理的理性需求，增加投机性需求的交易成本。

从国际税收实践来看，当房地产发生买卖等有偿转让时，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应对转让收益增值部分课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芬兰等国家，把房地产转让收益归入个人或法人的综合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或法人税（公司所得税），其中美国实行15%到34%的累进税率。意大利将从买入到转让时的价格上涨部分作为税基，按照价格增长幅度采用累进制，按5%至30%的税率征收不动产增值税。

（五）针对房地产市场征收不动产税、财产税，以防止房地产市场中的商业活动出现欺诈，漏税等非法行为。所谓不动产税，是对土地或房屋所有或占有者征收的税，依据为不动产的评估价值。不动产又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将土地、房屋和有关建筑物、机械以及其他固定资产综合在一起而课征的不动产税。如巴西、日本、芬兰、加拿大等的不动产税；二是只对土地和房屋合并征收的房地产税，如墨西哥、波兰的房地产税，泰国的住宅建筑税等；三是单独对土地或房屋课征的土地税或房屋税。土地有地亩税（面积税）和地价税两种形式，西方多采用地价税（主要采用估价计税方法）。除此之外，在不征收不动产税的国家，一般征收财产税，如美国、英国、瑞典、瑞士、丹麦、挪威、荷兰等国，操作办法是将不动产与其他财产捆在一起，就纳税人在某一时点的所有财产课征一般财产税，计税依据是财产的评估价值。其中美国的财产税最具代表性。当然还有定期不动产增值税：该税种主要是针对占有房地产超一定年限的产权所有者征收，通过对房地产的重新评估，对其增值额征收，一般为5年期和10年期增值税两种。因此，以上三种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征税有效地保证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避免了业主控制或低效率使用房产，刺激了交易活动，这既繁荣了房地产市场，又推动了房地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同时也打击了房地产市场中的投机行为和非法交易行为。

二、国外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的主要特点

从以上国外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的基本做法，可以总结出其主要特点：一是大多数国家对房产和土地合一征收，适用统一的税制；二是国外房地产税收的征税范围既包括城镇，也包括农村；三是大多数国家按房屋和土地的评估值征收房地产税，评估价值根据房地产坐落地点、建筑结构、成新程度等因素确定，相当于市场价值的一定比例。与此相适应，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和评估制度，按照一定的周期对房地产进行评估；四是大多数国家房地产税的纳税人是房地产的所有者，或者是对所有者和使用者均课税；五是在大多数国家房地产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税种，构成了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三、国外利用税收手段调控房地产市场对我国的经验借鉴

（一）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尤其是对那些图谋暴利的房地产企业征税高税，坚决打击各种投机行为。

众所周知，我国房地产市场属于暴利行业，年增长率极高。房地产厂商的一举一动，牵动着社会上千家万户的心，甚至影响了沪深股市的走势，给股市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老百姓对房价居高不下的抱怨，媒体对房地产泡沫的置疑，专家对房地产隐患的责问，使得征收高税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因此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开征新的统一规范的“房地产税”，增大税收对房地产存量的税收调节很有必要。笔者认为，我国改革后的房地产税其基本思路是否可作如下考虑：

1.将现行房地产保有环节的房地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对土地、房产开征统一的房地产税；

2.按房地产评估价值作为计税依据，以客观地反映房地产价值；

3.适当扩大征税范围，将发达地区农村纳入房地产体系；

4.体现区别征收原则，对第一套自住房免税，第二套自住房征税，第三套以上加成征收；

5.房地产税应逐步发展成为地方主体税种，因此应在法律层面上对房地产税征收范围、基本税率确定、浮动幅度等方面赋予地方相应的立法和管理权限。

（二）切实利用税收杠杆促进住宅业的发展，同时制定相关税收政策，对低收入者和老年人购房和租房实行税收优惠或补贴。

税收政策是国家进行产业政策调整的重要手段，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配置的有效方法，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税收政策中支持住宅产业发展的方法来改革我国税收杠杆，支持我国住宅产业发展。此外，由于我国还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一定的贫富差异，存在相当多的低收入者，合理地解决低收入者居住问题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安全的重要问题。如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老年人购房和售房,不仅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年人的居住问题，使他们可以安度晚年，而且还能有效地增加二手房市场的房源，激活楼市，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公务员之家:

（三）开征“房地产转让收益个人所得税”，即对有偿转让房产产生的利润征税。房地产转让中的差别性税收在房地产转让环节应针对消费性需求和投机性需求实行差别性税收政策，这是当前税收政策调控的力度点所在。

具体做法可以参照国外成功的经验，对购买房产一年内的转让所得征收25%的所得税，三年内的转让所得的征收15%的所得税，三年以上的免征。开征房地产转让收益个人所得税可以在保护真实购房需求的同时，有效地抑制投机性需求，降低泡沫风险。其次是对购入未满三年的商品住房转让征收5％营业税，以及营业税税额7％的城建税和3%的教育费附加，三年以上减半征收。之所以采用“组合拳”，是因为仅仅征收营业税的调控力度有限，而且也容易让房地产投机需求将税负向后转嫁。沿海一些城市的实践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1]李蕴,朱雨可.美国房地产税收体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房地产金融,2003(12):29-31.

[2]李进都.房地产税收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

[3]邓宏乾.中国房地产税制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2.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9

一．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1］郑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

税收调控论文范文篇10

一．引言

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往往在原理上说不通。例如，把政府开支当作经济系统外部的所谓外生变量，这怎么行呢。政府开支受制于税收，而税收多了，利润、工资就会减少，否则钱从那里来？又说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是个外生变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我不否认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对国民经济能够起到调控作用，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调控作用呢？或者说货币发行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举个简单的例子，货币发行量增加一倍，国民经济将会怎么样？我认为数据一定令人兴奋：收入翻一番，GDP翻一番，当然，物价也都翻一番。有人根据1998年由国家统计局编写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过，从1952年－1997年，我国名义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8.5%（张金水，1999，第92－95页）。2003年我国GDP增长率才9.1%，真是小数见大数。货币调控国民经济的“威力”可见一斑。本文不打算多谈旁人的调控方法，本文依据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简单介绍一种国民经济的调控方案。

二．国民经济调控原理

笔者曾经在网文［3］中，根据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原理，将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Y一步步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消费C，追加投资I和政府开支G（不考虑进出口）：

再假定固定资产折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f，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b，0＜f＜1，0＜b＜1，即有下列式子：

这样，由式（1）可以得到关于投资的方程式：

I=(1－f－b)Y－G(3)

国民生产总值Y中有一部分是税收和规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τ，税费额就是τY；国家对式（3）中的投资额可能也要征收投资调节税，设这项税率为q，0≤q＜1，税费额就是qI。这样，总的税收T由下式表示：

T=τY+qI(4)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假定政府开支G跟踪总税收T，按照总税收T与政府开支G的差额进行调控，调节关系式为：

式中β>0，税收多于政府开支时可以增加政府开支。另外，投资额I扣掉调节税以后的实际追加投资额为(1－q)I。所以，设资本存量为K，则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率由下式表示：表示：

设资本量为K时，产出的国民生产总值为Y，资本产出率为u，则有下式：

Y=uK(7)

资本产出率u的意义是：投资1亿元，每年的产出为u亿元。现在归纳一下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

给定初始条件，就可以求解上列方程。经济系统的结构图，见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经济系统在不考虑进出口的情况下，是个封闭系统，不存在什么外生变量。这是一个自我成长系统。我们地球就是个封闭的经济系统，它并没有得到外星人的资助，经济成果不是也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吗！

三．经济系统的求解

对上述经济系统的运动方程进行整理可得：

初始条件是：t=0，资本存量为K(0)，政府开支为G(0)。对上式稍加运算，改写成矩阵形式如下：

下面为了有个具体的结果，代入数值：f=0.25，b=0.25，τ＝0.25，u=0.25，q=0.1，β＝0.1。系数矩阵A如下：

对上式采用拉普拉斯变换求解，s为变换变量，则有：

对上式求反变换可以得到K(t)、G(t)。如果再假定：

G(0)=0.25Y(0)=0.25uK(0)=0.25×0.25K(0)=0.0625K(0)

则可以得到（下面直接给出结果）：

K(t)=K(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Y(t)=Y(0)｛0.8666exp(0.07626t)+0.1334exp(－0.07376t)｝

由以上数据可知，年经济增长率为7.6%。

四．经济增长率的讨论

在通常情况下，由矩阵A的特征值，可以近似得到关于年经济增长率r的公式：

将前面的数据代入得：r≈0.075=7.5%，与上面的结果差不多。由式（16）可知，提高资本产出率、降低税率、减少浪费、提高调控效率都能够加速经济增长。

由图1可以看出，这里对投资采取了适当课税的调控策略，既可以抑止过度投资，又起到扶持投资不足的平衡效果。调控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政府开支对税收收入的跟踪状态。公务员之家

五．结束语

有些学者，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模思想，所建立的宏观经济调控模型，与“真实经济过程”相比较，“方程中所有的常系数几乎是不存在的，甚至这些系数很难找出可观测量，因为有可能这些关系本身在统计上是不成立的。”（郑辉，2001，第89页）而本文所列经济模型中采用的经济量、经济参数，都是真实经济活动中的变量、参数，如垫付资本、周转率、折旧、工资、利润、投资、税收、GNP、税率，等等，由过去和现在的经济变量和参数的数值，调控将来的经济变量的数值，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果建立某种目标函数，也可以探讨最佳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动不动就是“均衡值”，“均衡值”等于多少？说得再头头是道，就是缺乏可操作性。经济系统不是什么稳定平衡系统；如果经济系统是个稳定平衡系统的话，我们只能一直呆在原始社会。

有文献借托外宾的话说：托宾（JamesTobin）写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论文如果没有运用‘微观基础’的方法，就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任何研究报告如果被怀疑违背了‘微观基础’的戒律，就逃脱不了同行的批评；一个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如果不能表明博士论文中假设的关系式是用‘微观基础’方法推导出来的，他就很难在学术圈子里找到理想的工作。”（郑辉，2001，第70页）我的这篇文章，既没有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微观基础’，又不讲“均衡”，也不是“非均衡”，完全依据西方民间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却也讨论了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这当然难逃“根本不能在任何主要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可悲下场。

参考文献

［1］郑辉，2001，《资本控制与短期宏观经济动态稳定》，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