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论文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8:29:59

社区论文

社区论文范文篇1

1.1对象

以2010年上半年同时开课的护理(生物)2006级本科(五年制)一个教学班48人、2007级护理本科(四年制)一个教学班65人共计113人为观察组;护理(生物)2006级本科另一教学班(五年制)48人、2007级护理本科另一教学班(四年制)62人共计110人为对照组。

1.2方法

原《社区护理学》课程教学计划理论课时28学时,实践课时2学时,总学时30学时;考核方式为单一的期末卷面考试。观察组采用新的教学模式,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从教学中深刻认识到主动学习、主动获取知识的重要性,从而全面推进教学改革。优化整合教学内容,避免与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课程重复讲述。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改变期末考试办法,通过多种能力测试方案全面考核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完善《社区护理学》课程建设工作,推进护理学科的发展,提高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和教学指导能力,为进一步推进PBL教学打好基础。培养学生语言表达、文字整理、PPT制作的能力;培养学生学会设计各种调查问卷、调查表、评估表、健康教育计划等社区护士应具备的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精诚团结、协作协调的团队精神。具体实施方法如下。

1.2.1资料准备

编写教改方案、课程内容整合方案,修订原课程教学计划。拟定总学时不变,调整理论课与实践课学时比例,增加实践课程学时数,突显本课程实践性较强的特点,理论课时调整为10学时,实践课时调整为20学时,其中理论学时主要用于讲授1章~5章的基本概念等内容;依照此计划修订教学大纲、课程说明、课程教案,编写实践教学大纲、实践教学设计和指导。编制学生实践活动评价标准、学生作业评价标准、PPT评价标准、教学效果评价标准,并聘请专家审核;建立《社区护理学》理论考试选择题题库。

1.2.2教学及考核方法

观察组:采取“新教改方案”方式授课,先对前5章内容用10学时进行课堂理论讲述,讲解基本理论、基本概念,使学生对本门课程建立初步认识,并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利用媒体学习学科背景和前沿知识,扩展知识面,开阔眼界,加深对所学理论知识的进一步理解和记忆,要求提交作业数次;然后组织学生利用16学时的时间深入社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家庭、学校、单位、公共场所等部门运用护理程序针对存在的健康问题设计并开展相关健康教育活动、家庭访视、居家护理;最后,利用4学时组织学生集中汇报学习成果、学习体会、存在的问题、改进措施;并按照学校要求进行期末笔试。每次实践活动之后均需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全面评估,参照已制定的评定标准评定成绩,全程记录备查。学生期末考试采取题库抽取50道选择题组卷的方式,满分50分;平时的实践活动评分总和占50分,合计满分100分。课程结束后,请有关专家、同行、学生运用教学效果评价标准对观察组进行全面评估,综合评价本教学方法的可行性、科学性、实用性,评定有无推广价值。并查找存在的问题和差距,对教改全过程进行再次修订和完善。整理有关数据,撰写学术论文,提交研究报告。

2结果

本研究实施后,对观察组和对照组学生统一进行理论及实践技能考试,结果见表1。对观察和对照组学生进行同一问卷调查,了解其对开设本门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方面的认识,对本课程内容的实际意义的理解及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现状的了解情况。结果显示,理论知识考试两组学生成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实践技能考核结果显示观察组学生与对照组学生成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学生在开设本门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方面的认识更加充分,能更好地理解本课程内容的实际意义,了解我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现状。

3讨论

社区论文范文篇2

【摘要】我国自2006年以来全国各地区陆续推行基层医疗服务机构药品“零差率”销售,这一举措旨在压缩药品流通环节,取消药品加成,抑制虚高药价,让利于民。本文试列举目前零差率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几点问题并由此提出一些看法。

【关键词】零差率社区补偿机制配送

1零差率的概念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使用的药品均要实行政府集中采购、统一配送和零差率销售。常用药品按照政府集中采购确定的药品采购价格销售给老百姓,配送单位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均不得有任何中间环节的加成。在药品采购价格整体降低的基础上,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还取消了15%的药品批零差价,最大限度的让利于民。采用政府打包采购的方式,压缩药品流通领域的中间环节,取消药品的批零差价,将药品价格降低,让利于百姓。这种做法叫做零差率。

2零差率的概况

北京是全国范围内第一个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创新性开展药品“零差率”的地区。在北京,从2006年12月25日起,全市2600多家社区医院的常用药正式开始实行“零差率”销售,312个品种、926个规格的药品由政府统一采购,统一按购入价出售,取消15%的加价率;2008年12月15日,北京市的零差率药品扩大到328品种(1024个品规);北京市基层零差率药品将比照国家公布的307种基本药物,从2008年的328种扩大到519种,预示着“零差率”药品的组成将会愈来愈丰富。

继北京之后,全国各地区陆续试行“零差率”。在上海,2008年10月1日,上海郊区农民在村卫生室就诊可享受基本药品按实际进价收费的优惠;从2008年12月28日开始,上海社区卫生机构将全部推行基本药品零差率,所涉及的药品为《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零差率”收费西(中)药目录》中的166种。天津市2009年4月1日推出了《天津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本用药目录》,涵盖537种基本药品,与此同时同时在6个中心区和塘沽、汉沽、大港(城市部分)的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中推行基本药物零差率制度。安徽省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1月1日进入试点实施阶段,32个试点县(市、区)共有政府举办的7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06个服务站,390所建制乡镇卫生院和4799个一体化管理的行政村卫生室。

特别是在09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出台之后,“零差率”的推行将成为改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其回归公益性的突破口。

3零差率的成效

北京药品实行“零差率”后,社区医院的药品平均降价幅度达到了36.1%。[1]2007年底北京市卫生局的统计显示,居民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看病,平均每次门急诊药费从原来的近百元降到现在的66.47元,省了近30%,一年下来,社区医院共向患者让利4.46亿元。现在,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市民看病首选社区医院。2008年底,据初步统计,零差率药品政策实施以来,累计为群众让利7.68亿元。社区卫生机构门急诊总量占全市医疗机构门急诊总量由2006年的不足8%提高到2008年的28%多(2008年上半年同期数据对比),社区机构的单处方费用明显降低,社区机构的门诊人均医药费用为109.99元,是全市门诊人均医药费用的50%,是三级医院的1/3(2008年上半年同期数据对比)。社区卫生机构2008年上半年的公共卫生工作量已超过2006年的全年工作量。2009年北京仅丰台区全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卫生所共采购零差率药品2.73亿元,销售零差率药品2.5亿元,涉及药品品种890个,降价幅度达36.11%,患者看病少花药费约9028万元。

天津市实行统一集中采购后,该市药价已经同比下降了10.28%,社区再减少15%的加成,药价就降低了近25%,据统计,天津市共有75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49个卫生服务站和154个乡镇卫生院。推行零差率6个月以来,已向老百姓让利接近1.2亿元。

安徽省全部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后,受益人口将超过2000万人。

4零差率存在的不足

4.1药品零差率之后,受益最大的是医保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

由于医保人群和公费医疗人群的支付比重合计达到医药费的四分之三,在其他机制未有动摇的背景下,医保机构和公费医疗机构受益最多已成事实,医保和公疗患者只享受了15%~20%的让利。

4.2补偿机制有待完善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卫生服务收入所占比例较大型医疗机构低,业务收入主要靠药品收入,以天津为例,在天津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费用支出的64%都是靠药品加成获得的。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相当于拿掉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如果补偿部分不能平衡其收入,将会造成部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无法正常运行。现行的补偿机制是按照药品费用的比例(各地区不同)进行零差率补偿,这种补偿方式会使得定点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大开处方,增加药品费用总额,以取得更多补偿。

4.3独家配送机制,缺少竞争,不利于配送服务质量的整体提升

规定定的区域内只有一家配送企业拥有配送的权力,其他中标配送机构无权配送,此机制鼓励垄断。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配送服务的购买者,有接受的义务而无选择的权力。目前这一现状不符合市场竞争法则。

4.4零差率政策引发药店撤药风波

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在山东引发“撤药风波”,有60余家连锁药店的济南药店连锁巨头——漱玉平民大药房采购部对旗下门店下发部分基本药物紧急撤柜通知,近两成的基本药物下架。这是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国内首起药店针对“零差率”政策的撤药事件。

5对于完善零差率的一些看法

(1)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报销比例。例如,基本医疗保险对于社区卫生服务药品的开销实行全额报销。使得老百姓成为零差率的最终也是最大的受益群体。

(2)逐步完善补偿机制

可探索按测定的人均费用和就诊人头进行药品差价补偿的方式,改变目前定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只停留在“卖药”的现状。

(3)配送引入竞争机制

根据零差价药品配送的经验,零差率药物配送引入竞争机制。相关业内人士提出:每区县或医疗机构对中标配送商的选择应不少于两家,每半年可以重新选择一次;医疗机构为选定的两家配送企业正常开户,使配送企业在充分的竞争中,提高配送服务质量,降低配送成本。全市选择3~5家具有现代物流能力的规模企业,负责全部医疗机构的基本药物配送,发挥规模效益,加速流通产业的优化调整。

社区论文范文篇3

党建论文

甘棠街道六角石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居民区,社区党支部是在2001年整合社区的基础上产生的。辖区面积0.05平方公里,下辖21个居民小组,有居民1544户,总人口3992人,辖区党员147人。近几年来,在街道党工委的领导、指导和帮助下,在实施社区党建“三三四”模式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服务居民,多方联动,激发出社区党员、居民群众、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夯实了社区党建的基础,社区党员和居民组织为他们的“娘家”。六角石社区先后被江西省评为“人民调解优秀委员会”、“市学习型先进单位”、“市计划生育优秀单位”,“区社区建设名星社区”,连续五年被评为区“先进党支部”等荣誉称号。一、夯实基础,党员的聚凝之家在加强社区党员的教育管理上,采取四种方式加强了对社区党员的管理。一是对流动党员进行“协管”,制定社区流动党员管理制度,建立流动党员档案,努力做到“三知”:知去向、知现状、知思想。对流入本社区的党员,动员他们参加社区支部的活动;二是动员居住在社区的一些党员把组织关系转入社区,并做好居住在社区的待职毕业大学生党员、复退军人党员、分流下岗失业党员组织关系的转接工作;三是对组织关系留在原单位的退休干部职工党员实行社区和单位“共管”,社区党支部委派专人与退休职工党员进行定期联系,建立“退休干部职工党员联系册”,通过个别谈话、家庭走访、电话、书信等联系方式,全面掌握退休干部职工党员在思想、工作和生活方面的情况,并征求他们的对社区建设的建议和意见;四是积极探索对党员进行教育培训的有效途径,以党员活动室为基地,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先后组织开展了“如何争当先锋,为社区建设作贡献”等专题教育培训活动,极大地调动了社区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增强了服务意识。社区党支部,帮助张巧表、李德江等26名下岗职工联系到了新的就业单位。支部书记张宝华,居委会副主任、共产党员李金花、张淑芬带头落实党员“一帮一”活动,分别与困难户涂雪平、王富年、赵焱森结成对子,定期到联系户家里走访慰问,与他们交心谈心,时常送去大米和衣服等,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二、以人为本,居民的贴心之家社区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桥梁和纽带,落实到基层,使广大居民群众相信党、依靠党,我们努力贴近居民,从为居民办好每一件小事做起,形成为居民解难事、办实事、做好事的工作特色,做居民的贴心人,用党心凝聚民心,做到有情必知,有求必应,有难必帮。一是做到有情必知。我们规定了有情必知的五必访、五必问、五必记的“三五”工作标准。“五必访”是指,党支部要做到对新迁居民家庭必访、支持社区工作的领导必访。规定每个社区干部每月必须走访50户居民家庭,同时做好笔记。通过五个必访,不但随时了解居民的实际情况,而且沟通联络了感情,还可以及时帮助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五必问”是指党支部要求在社区干部要经常通过同居民随意的谈心、聊天,问寒问暖,做社区的有心人,倾听社区的党员和居民群众要求什么?关系什么?随时掌握社区的工作动态,做到“每月户籍变动情况必问,遇到共建单位必问,碰到社区统战对象必问,70岁以上老人情况必问,再就业上岗人员情况必问。“五必记”是,党支部要求社区干部要十分注意收集、记录整理、分析社区的各种工作情况,做到“下岗待业情况必记,困难家庭情况必记,解难设想措施必记,居民互助服务必记,走访家庭情况必记”使党支部工作有基础、有条理、说得清、做得明。二是做到有求必应。社区党支部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需求,想方设法满足居民提出的各种要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思想,认真规划和建设社区便民、利民设施,设立和开展为民服务的项目。几年来逐步办起了老年人活动室、医疗点、再就业服务中心等公益设施,基本形成“小修小补不出社区、小毛小病不出社区,一般咨询不出社区”的为民服务新格局,不断扩大社区居民群众的受益面。由于我们社区是老城区,存在下岗工人较多、物业管理不全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主动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将下岗工人的基本情况逐一登记,建立资料,同时根据他们的需求为他们联系工作。去年,百岁坊附的有三栋楼的居民由于物业管理不善,造成很长时间用不上水,居民意见很大,想集体上访,我们得知后,修缮公司进行沟通,及时解决了居民用水,又防止了居民上访,维护了社区稳定。三是做到有难必帮。社区的许多事是小事,也是大事。这些小事做好了,也就是为社会作出贡献。我们社区有个残疾人叫张立珍,没有工作,就业无门,大夫年老多病,生活的困境一度令她灰心、消沉、社区党支部了解这一情况,立即帮助她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并安排到社区当起了卫生监督员,生活有了着落,张立珍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同时充分发挥在职党员和社区现有的85名特困家庭和14名残疾人都结成帮困对子。特别是市委副书记林兴富与我们社区的盛广荣、殷俊国两家特困户结成“一帮一”对象,经常到他家中走访慰问,送钱送物,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居民申传为佳话,也正是有了像林书记达样的领导率先垂范,较好地带动了其了党员干部积极参与帮扶活动,使社区真正实现了“不让一个老人受屈,不让一个穷孩子辍学,不让一个贫困家庭挨饿,不让一个下岗职工失去生计”的目标。三、建立机制,社区是居民服务之家。随着“两级政府,三级管哩,四级网络”的社区工作新体制、新思路的确定和形式,社区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单纯依靠社区干部几个人的工作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社区工作的发展要求,关键是耍发挥社区每一位成员的作用,尤其是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于是,我们支部一班人边学习、边实践、边探索,以“四个双向”为抓手,切实加强社区党员的队伍建设,发挥好他们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一是双向认识。社区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繁琐工作,大事是大,小事也大,这些大大小小的家事、杂事维系着每家每户。党支部、社居委的几个人再热心,再尽力,只能是杯水车薪,要靠居民大家热心,齐心,才能势众力强。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了,把群众带动起来,社区的事就好办了。有了这样的认识,于是我们分头到社区党员家庭及党员所在单位宣传社区工作的重要性,恳切地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使这些党员和党员所在单仕都认识到:社区的居住环境、生活质量、文明程度提高了,得益的首先是居民自己。同样居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了、心情舒畅了,就会更加努力地工作,尽心尽责,得益的是社会,是单位本身。二是双向联系。党员队伍管理好了,就有战斗力;管理不好,就缺乏战斗力。为此,我们把这些同志的情况登记造册,根据区委组织部的要求,向每位在职党员发放一本《报到证》和“四卡”,上面有党员在社区参加备种活动和社区的日常表现记录栏等等。由此建立了在职党员所属单位党组织和社区党员支部双向联系的渠道,规范了社区在职党员的管理。同时在社区设有公示栏,公布社区党员的情况,每户党员的家门上还张贴上《党员之家》的标牌,党员们走进社区,就能自然产生一种荣誉感,更有一种责任感,促进在职党员做“全天候”党员,在八小时以外也能自觉发挥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王晓玲是国棉一厂的在职党员,她主动在社区报到,并积极为社区想办法、出点子,发挥自己从事团的工作的优势,与社区党支部一起经常组织社区团员、青少年志愿者开展“假日雏鹰”、“红领巾助残”等主题活动,受到社区居民的欢迎。三是双向服务。党支部组织、发动社区党员参与社区的管理,建设和服务,不能搞“指令型”,只能提倡“志愿型”。我们社区党支部一贯以真心换人心,努力做好社区党员的服务工作,为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创造条件;在日常生活中为他们排忧解难,关心他们子女入托、读书、就业,帮助他们请家教、请保姆、请医生、请钟点工,从而与他们建立了感情,沟通了思想,大大激发了他们和他们单位的领导回报社区的积极性。于是这些单位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为社区改造、建设、创造文明社区、安全社区做出了贡献。我们还特别、尊重在职党员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每次拟订社区的工作目标,召开社区议事会时,都要请一些同志一当“内参”,定期向他们汇报社区各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不失时机地让这些同志在社区这块精神文明的天地里找到自已第二个舞台,党支部努力为他们“唱好戏、搭好台”。如在抗非典的战争中,为了阻隔疫情输入,辖区100多名党员主动请缨,有的义务担当信息员,有的对外来人员做细致的思想工作,有的宣传防非的科普知识,70多岁的老党员赵玉兰,退休不退岗,积极发挥余热,自觉担负起维护环境清洁、报告外来人口、社区日夜巡逻的任务,被居民亲切地称为“不拿工资的党员干部”,党员用真情奉献社区,构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非典无情人有情”,社区34户孤老人、残疾人、特困户收到了党支部及辖区党员送来的消毒液与宣传品,党组织的关情义一次送到了弱势群众的手中。四是双向反馈。党支部与在职党员所在单仕的党组织对党员的情况进行双向反馈,实行单位—家庭—社区“一条龙”的考核机制,单位里要提干、晋级、评先进、发展入党,现在都习惯先到社区党支部听取意见。党支部也把在职党员在社区中的先进事迹、好人好事及时向所在单位党组织反馈,并且及时在社区内进行宣传表彰,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

社区论文范文篇4

本文作者:张君隆符永钰胡豪梁少伟工作单位:澳门大学中华医药研究院

研究对象在美国纽约、中国澳门、中国珠海三地随机选取30间社区药房,对30名药房药师和70名消费者进行访谈(表1)。三地药师的情况在美国纽约地区,访谈地点分别在法拉盛及唐人街,访谈的时间5min~3h;在中国澳门,访谈地点分别在中国澳门半岛及凼仔岛,以中国澳门半岛为多,访谈的时间30min~1h;在中国珠海,访谈的时间30min~1h。三地消费者的情况在美国纽约,消费者年龄23~75岁,职业以退休占大多数;在中国澳门地区,消费者年龄23~73岁,工作范围广泛;在中国珠海地区,消费者年龄21~53岁,工作范围广泛。访谈问卷设计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问卷,分为药师和消费者两部分。药师部分的主要问题包括:①你在药房如何熟悉药品情况及特殊药品的使用管理办法?②消费者来药房主要询问哪些药品的信息?③在销售药品时,向消费者询问哪些信息、介绍哪些用药信息?④你是否遇到过不良反应的情况以及如何处理?⑤药房是否建立回访制度、药历制度、药物预订服务?⑥无法回答消费者咨询的何种情况?⑦药房是否提供药物预订?消费者部分的主要问题包括:①你来药房主要会询问哪些相关药品的信息?②购买药品时,药房人员主要向你介绍哪些用药信息?③你是否遇到不良反应的情况以及如何处理?④药房有建立回访制度吗?有没有询问过用药情况?⑤药房有建立药历制度吗?配药时是否了解你的病史?⑥你在药房是否遇上不快经历以及原因?⑦药房人员在何种情况无法回答你的咨询问题?⑧药房是否为你提供药物预订?

美国药师对药学服务的评价在美国,药师主要通过上课、实习及工作来熟悉药品的使用情况。大部分药师认为足够应付平日工作。政府规定药师需进行持续教育,每年必须取得一定学分,才可继续执业。药师主要回答消费者关于药物疗效、用法用量、价格等问题。销售药物时,药房人员首先会询问消费者的基本资料,然后根据患者用药情况观察处方是否正确,如处方正确,药房人员根据消费者的保险状况决定药物价格,核对药物标签进行配药,将药品编码进行扫描以确保正确给药。为了防止药品分发错误,药师在分发药物时会询问消费者的住址。药房人员除了口头上向消费者说明药物情况外,药瓶上附有标签,说明药物禁忌及注意事项,部分药品包装上还会附有警告标志,向消费者详细说明用药后反应,凸显药房的专业性。药房未建立回访制度,无法了解消费者用药情况,但药房会建立消费者的药历制度,可在电脑上查阅消费者的用药史、过敏史,更好地监管消费者用药情况;药房缺货时,会为消费者提供药物的预订,隔天便可领取。中国澳门药师对药学服务的评价在中国澳门,药师主要通过工作经验、查阅说明书和书籍熟悉药品的使用情况,特殊药品设立专门的锁柜及专人记录药物数量,药师认为这些学习可以应付平日的工作。销售或调配药物时,在处方药方面,药师主要凭医生处方来说明药物的情况;而非处方药方面,主要询问消费者病症,再根据消费者病征给予合适药物。中国澳门地区大部分药房未建立回访制度和药历制度。缺货时,药房提供药物预订服务,一般取药时间1~7d。中国珠海药师对药学服务的评价在中国珠海,药师主要通过工作经验熟悉药品使用情况,药房还设有培训,增加药师专业知识。药师认为这些学习尚可应付平日的工作。大部分药房不设特殊药品,因为销售特殊药品需要执照。销售调配药物时,在处方药方面,药师主要凭医生处方来说明药物的情况;而非处方药方面,主要询问消费者病征,再根据消费者病征给予合适药物。绝大部分药房没有建立回访制度,不会致电消费者询问其用药情况,小部分药房设立回访制度,在消费者再次消费时,询问他们的用药情况。小部分药房设立药历制度,把消费者的用药情况记录在案。在药房缺货时,药房会为消费者提供药物预订,一般取药时间为7d。美国消费者对药学服务的评价在美国,消费者较少主动询问药物有关信息,其药物信息由医生提供。当遇到药物不良反应时,消费者会即时向医生求助。药房没有建立回访制度。药房人员有时无法回答消费者关于药物保险的问题,但大部分消费者认为药学服务基本满足他们的需求。中国澳门消费者对药学服务的评价在中国澳门,消费者普遍认为药房人员较被动,不会主动询问消费者用药情况。部分消费者出现过药物不良反应,但程度较轻。虽然药房提供药物预订服务,但大部分消费者不知晓。药房人员没办法回答消费者的用药情况很少,但部分消费者认为药房人员的专业知识不足,小部分消费者因为药房硬售药物而感到不满。中国珠海消费者对药学服务的评价在中国珠海,大部分消费者自行选择购买药物。在购买过程中,消费者认为药房人员会推荐贵的药物,若消费者有问题,便自行查阅药品说明书。部分消费者出现药品不良反应,但程度较轻;部分消费者因为药房人员专业知识不足、等待时间长而发生不快经历。药房人员无法回答消费者关于药物作用、不良反应以及缺货药品的到货情况。虽然药房提供药物预订服务,但大部分消费者不知晓;当药物缺货时,药房人员会推荐其他药物,而不会主动提供预订。三地的对比分析通过对中国珠海、中国澳门、美国纽约三个地区的访谈分析发现,国内外药房的药学服务差异显著。美国药学服务已积累了一定经验,而中国的药学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药学服务水平低且服务深度不够(表2)。主要体现在:①药房药历制度差异,美国药房已建立药历制度,记录消费者的用药情况及过敏史,中国澳门及珠海均没有或极少有;②药房人员药学服务水平差异:在销售药品时,美国药师会首先询问消费者的基本资料,然后根据患者的用药情况观察处方是否正确再进行配药,向消费者说明药物情况时,会在药瓶上会贴上标签,说明药物禁忌及注意事项,而中国澳门及珠海药师主要凭医生处方来说明药物情况,并未提供药物的标签;③专业知识水平差异:美国药师通过上课学习、实习及工作经验学习熟悉药物使用及管理,再学习和后续考核不断提高药剂师的专业知识水平,而中国澳门和珠海的药师主要通过工作经验来熟悉药物。

现今药品销售竞争激烈,作为药品销售终端之一的药房竞争也十分激烈。药房管理者可以通过不断丰富和完善药房药学服务内容、提高药学服务水平,增强药房竞争力。相比之下,我国加强药房药学服务可以借鉴以下几点。①增加药师服务水平:据世界卫生组织(WHO)提供的资料,全球1/3的患者不是死于疾病的本身,而是死于不合理用药[10]。推荐合适药品,介绍科学用药方法有利于患者理解治疗措施,并做出治疗决定。通过对药师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在销售药品的过程中,提高服务水平以及减少硬售药品行为;②增加药房的药历记录制度、回访制度:通过药房咨询热线电话或上门服务进行问候,特别是特殊性疾病、慢性病、孤寡老人用药问题等[11]。药历记录制度可以充分了解消费者的基本用药情况,可以就患者用药情况对药品处方进行积极调配干预,有效避免患者用药不良反应;③增加药师的药学专业知识水平:药师的专业水平将直接影响药学服务的开展,提高药学服务质量的关键在于增加药师的再学习和后续考核。

社区论文范文篇5

经过多年的努力,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管理机制逐渐形成规范,硬件设施也趋于完善,社区中越来越多的居民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市政府也越来越重视社区管理和建设。但我市关于新型社区的建设方面同沿海省市相比还是存在明显的差距,社区服务机制的起步也落后于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关于社区建设与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突出反映在以下几个问题:

1.管理体制缺乏科学性,社区工作人员专业性偏低

由于我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保持着高度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惯性的影响下,人们对社区的含义和社区服务的价值还处在较浅的认识层面,社会工作专业几乎不为人知。“人们把社区工作等同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把社区工作者等同于居委会大妈”。[2]所以在社区管理机制、服务方式等方面,反映出明显的行政化,政府制定的社区计划和任务,忽略了每个社区的特殊情况,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自上而下的执行;而所谓的“居委会大妈”,一般是在一个社区内工作工作了几年,还有的甚至超过十年,他们对社区工作的运作相当熟悉,对社区内家庭、邻里间的矛盾纠纷处理更是得心应手。但至于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技巧、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社会工作者角色等问题大都知之甚少。例如,在处理一起家庭矛盾时,他往往会把当事人双方看做是社区居民或邻居来处理,而不是以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把他们作为案主来对待,也不能运用“同理心”、“优势视角”等观点来分析问题的成因,或者鼓励案主潜能来化解矛盾。

2.社区服务内容有待完善,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建设,社区内的服务和活动渐渐趋于完善,包括针对全社区居民、青少年、老年人、残疾人等不同对象的分类,但在实际的社区服务和福利中,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首先,前期需求调查阶段,对社区居民服务需求的分类有待进一步细化。当前,虽然社区服务已开始针对不同群体提供不同服务,但在对不同服务对象的需求进行调查时的针对性仍然不足,无法满足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其次,社区服务的分配方式有待优化。在社区服务的实践中发现,社区服务的分配大多采取平均分配的方式,这样虽然保证了社区服务的公平性但却缺乏灵活性,使得一些服务需求较大的社区居民无法得到满足,而一些服务需求较小的社区居民则接受了过量的服务,甚至给居民带来不便。

3.社区文化建设薄弱,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较为淡薄

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化管理模式的社会生活影响社区管理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使得居民主要依赖政府的统一安排和指挥,对社区内开展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导致居民对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意愿较低。近年来,由于社区宣传力度加大、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等因素,社区居民对社区建设方向路线、社区服务质量等方面问题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但从总体上讲,居民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规模依旧处在较低水平。

二、形成当前问题的原因

首先,社区工作人员构成方面。目前,克拉玛依市(区)的社区工作者,年龄大多在30至50岁之间,文化程度以高中或大专为主,而政府在近几年逐渐开始重视社会工作专业,作为老一辈的社区工作者,能受到的专业社会工作培训则十分有限。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在国内仅有十余年,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普遍倾向于经济发达、社会工作专业较为成熟的东部沿海城市;而新疆,地处西北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除非是家在新疆,或者待遇十分优厚,一般的毕业生大都不会把新疆作为首选。这几年社区工作专业的毕业生虽然为社区注入了新的血液,但在总数上还没有形成一定规模,至于拥有专业社会工作师资历的工作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其次,社区的管理体制方面。在我国,从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的形成到现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长久以来,行政性的社区管理模式占有主导地位,而近些年政府下放权力,倡导社区自理、居民自治,在改善民生的同时,也减轻了政府了在社会管理上的压力。但之前的惯性还没有彻底消除,在个别社区还存在“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的现象;在社区管理上,没有在根据社区自身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和计划,以及对服务对象的细分不足,在服务项目的开展上缺乏灵活性,使福利和资源没有做到合理利用,导致资源的浪费。最后,社区活动开展方面。就目前,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居民仍然以为社区的建设与管理应由政府全权负责,而并不知道自己才是社区管理与建设的主体。社区活动的单一和宣传力度的不足,使得居民的参与意识一直处在较低水平,而参与社区工作的群体主要是年龄较大的离退休人员,通常是在社区工作者的劝说下被动的参与到社区活动中。参与的内容主要是偏娱乐性的,对社区的未来路线、服务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基本毫不关心。

三、克拉玛依市(区)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主要路径

1.注重管理机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定期组织社区人员培训

我国的城市社区管理一直以来的机制是,政府带头,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各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发动社区,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完成福利发放、教育宣传等任务,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被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制。应转变为把社区工作内容以服务的方式落实,突出服务于民、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工作重心,构建居民服务型社区,不能只注重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而忽略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质量标准等未来建设路线。首先,转变管理理念,改变管理方法。根据实际情况转变管理理念,把社区的服务功能放在第一位,以社区居民的利益为中心,做好社区服务项目的规划工作;实现服务机构和网络的配套实行,为社区居民能够顺利参与管理提供便利渠道,体现社区自治管理的真实性和民主性。“社区管理,其实就是社区居民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社区公共资源和服务事项的执行、分配是否达到居民成员平等和享受要求的管理。社区内居民、市场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志愿者等社区成员以相互支持和合作关系形成一个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民主管理的网络,共同处理社区内的公共事务”。[3]其次,通过对现有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专业的培训能够在短时期内实现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工作的认识和社区工作基本方法的掌握。转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思想,使其认识到社区工作是一种服务于社区居民的服务型工作而不是简简单单行政式的管理;用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知识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服务能力和素质。主要利用现有社会工作院校、地方党校以及民政系统院校和培训中心等各种资源,通过拥有专业资格社会工作师培训和远程函授自学等方式,实现社区工作人员专业素质的稳定提高。

2.细化社区服务项目及对象,保障资源有效利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满足日常温饱问题后,逐渐体现出对多样化、多层次服务的需求,因此,社区已不能仅仅保持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水平上,社区服务的范围也应该逐渐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文化娱乐服务、老年服务,还包括家政服务、劳动保障服务、卫生保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健康服务、教育服务、法律服务等等内容。注重社区老年娱乐服务、安全管理服务、卫生保洁服务,充实社区服务内涵,要围绕多元化、多层次、多方面、广泛化的定位拓宽社区服务领域”。[4]同时,根据社区内实际情况,将不同服务对象的不同需求进行细化,尽量使服务送到真正需要的居民手中,把资源有效的利用起来。

3.加快社区文化建设,提高居民民主参与意识

社区论文范文篇6

第一,访谈法。根据访谈提纲对社工进行结构式访谈,向社工站负责人了解社工站基本情况、运行现状;与专业社工人员了解其日常工作内容及在工作中如何发挥专业性、在实际工作中遇到哪些困难以及希望得到什么帮助等;向社区居民了解对社工站的满意情况及评价,是否促进社区建设等。第二,参与式观察法。与社工一起开展活动,参与到工作中观察社工是如何开展服务,观察社区居民在参与社区活动或社区事务中的积极性,是否配合专业社工等。第三,文献调查法。查阅、整理大量资料,对学者研究进行二次分析,对专业社工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有关内容作文献分析。

二、社区建设及其社工状况——以X社区社工站为例

工作站专职社工及实习生等工作人员在对社区居民服务需求进行初步预估之后,结合本机构服务宗旨,自成立以来为促进社区建设开展了以下内容的服务:

(一)提供个案服务,倾听居民内心烦恼

社工主要以企业中的单个员工为服务对象,运用专业知识和技巧,通过专业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增强和发展个人的社会适应能力。社工站面对的群体主要是企业员工,工作压力大是这一群体的普遍特征。社工经常接触到的是情绪波动较大、内心苦闷的案主,为他们提供个案服务,疏导情绪是十分必要的。

(二)开展小组活动,促进居民行为改变

在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通过小组活动的开展为小组成员提供有目的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能借助集体生活加快自身的成长,获得行为的改变,协调各类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进步与健康发展。工作站针对社区居民实际情况曾开展过自信心提升小组,“化解压力、轻松生活”,“战胜缺陷,面对生活”等小组活动。在小组活动中,社工带领组员参与小组活动,在富有启发的活动中获得行为及态度的改变。

(三)策划社区活动,增强居民社区归属感

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在社区内开展“提高社区福利、促进社区和社会协调发展”等社会服务或社会管理。其主要目的是促进社区居民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意识;调整或改善社会关系,减少社会冲突,培养互助关怀、彼此互济的美德;促进社区进步和增强社区凝聚力。工作站成立以来,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如:艾滋病宣传日活动、情系五月感恩母亲活动、复古儿童节社区活动、社交礼仪培训活动等其他有意义的社区活动。

(四)开设社工学校,提高社区学生学习、生活技能

社工站成立了“四点半社工学校”,每周一至周五下午四点半辅导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学习,每个年级配备一至两名社工。辅导内容包括完成当天家庭作业,空闲时间则额外布置其他作业。根据每位小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进度施以不同的教学。同时,为全面提高小学生素质,社工学校开设了手绘工作坊、家务工作坊、亲子工作坊等,培养小学生兴趣爱好,处理不良亲子关系,为小学生营造幸福快乐的成长环境。

(五)实施社会调研,为政府出谋献策

社工在开展本机构服务项目的同时,也承接政府部门的社会调研项目。为将要推行的政策作前期调查,预估受惠人群及需要哪些部门参与执行。后期调查评估整个政策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群众反响如何,实施过程中有哪些不足等,形成调研报告反馈给政府。

三、专业社工促进社区建设时面临的困境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社区建设水平的提高,专业社工在社区建设职能进一步深入,社工在开展社区服务时亦遇到了来自社工本身、社区、政府等多方面的困难,阻碍了专业社工作用的发挥。

(一)专业社工自身素质有待提高

社会工作者自身素质不仅具备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理论方面的知识,还应具备处理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法,熟练运用专业技巧。专业社工本身能力与服务效果直接相关,尤其是与特殊对象如精神病患者、残疾人接触时,良好的专业素养显得尤为重要。造成社会工作者自身素质不高的原因有:第一,社会工作专业本土化发展不充分,社会工作专业课程教育设置不完善。中国的社会工作教育总体上是“重理论,轻实践”,多引进西方成熟和先进的理论模式来指导中国的社会工作。社会工作本是一个实务性极强的专业,由于社会工作机构相对缺乏和发展不全,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践操作机会较少,缺乏实战演练的平台,尤其是在社会工作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职业社工集体表现出经验不足和实务性不强。第二,社工接受的专业培训有限。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从事社会工作后,很少再有其他专业技能培训的机会,社工很大程度是靠自己的摸索来吸取教训和积累经验。另一方面机构大多是非营利性质,经费有限。除用于服务项目的开支,很少有结余用来给专业社工提供技能培训。机构间亦缺乏互相交流和共同进步的意识。种种原因导致专业社工自身素质不高,直接制约着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和服务质量。

(二)社会认知度低,难以顺利开展服务

我国专业意义上的社会工作只在部分地区的社区服务、社区救助等领域中较为普遍开展,大部分公众对其缺乏正确的认知,甚至将其与传统的行政工作联系在一起①。专业社会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遇到的一大难题是居民的不了解、不认同。由于社区居民对社会工作不甚了解,造成居民对社会工作者的不信任。专业社工最初在社区开展社区服务,当涉及居民个人隐私如家庭地址、联系电话和家庭状况时,大多居民要么认为社工是骗子,骗取居民钱财;要么以为社工是做推销传销,害怕上当。大多数居民会表现出自卫、抵触心理,对社工的介入较为反感和不信任。因此,社工融入到某个社区是比较困难的,这需要社工耐心真诚地与居民相处,让社区居民了解社会工作,信任社会工作者,以利于服务的开展。

(三)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事务难度大

首先,居民对社区认同感低。社区参与即社区成员广泛地参与社区建设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体现了社区建设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也是社区建设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②。社区居民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是当家做主和主人翁意识的体现,但现实中社区居民参与情况差强人意。城市社区居民流动性大,异质性强,彼此间没有血缘关系,是以业缘关系为主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较为淡薄,社区认同感低,容易产生“社区冷漠”的文化现象③。其次,社区居民参与内容简单,多是社区文娱体育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少④。居民大多只对文体娱乐活动感兴趣,对于社区管理和决策则不上心,认为不关自己的事,习惯依赖于社区居委会等行政组织。再次,根深蒂固的传统家庭意识制约社区居民参与。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每个人在家庭中都扮演一个或多个角色,承担着家庭责任。一个家庭的喜怒哀乐、荣辱兴衰才是居民最关心的问题。家庭利益与居民息息相关,而社区利益大多居民则不太关心。长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令居民对社区居委会产生依赖,凡事依靠居委会解决,居民自主性极低。

(四)政府支持力度不够,限制社工发展

社会工作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它的发展要靠政府部门的鼎力支持。政府支持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政策照顾不够。政府为加大社会工作发展会出台一些有利于社会工作及社会工作者发展的政策,目的是从宏观上给予社会工作政策照顾。但有些制度具有表面性、宏观性和空泛性,全国各地区操作起来面临的具体问题都不尽相同,这需要每个地区因地制宜,结合自己实际发展情况制定本地区适用的政策。现今对于社会工作者薪资待遇政策尤其重要,社会工作行业呼吁建立等同公务员薪酬福利体制,以提高社工积极性,吸引更多人从事社工。

2.资金保障不足。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面临着资金来源少、筹资面窄的问题⑤。社工机构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购买服务以及少部分的社会捐助。专业社工在社区开展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与资金充足紧密相连。大多数社工都反映开展一个服务项目时间长、见效慢、变数大。专业社工不是医生,不可能立竿见影就解决所有问题,他们是通过在长期相处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居民行为,促使其行为改变。目前政府对社会工作还处在一个观望阶段,需要专业社工做出成绩来证明政府的投资是有效的,能给群众带来益处的,这对社工的考验相当严峻。

3.资源链接不到位。专业社工在社区建设中不是单打独斗,往往是以小组或是团队的方式开展社区服务项目。在日常工作中,尤其重视与民政系统、街道及群团组织等主要社会工作部门的沟通协调⑥。同时,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学生以及志愿者义工队伍都是可利用资源。然而政府在资源链接中的角色不明显。民政系统、街道社区居委会以其管理者的身份面对社工机构和社会工作者,他们不愿意配合社工或是提供所需资源,专业社工在开展服务项目时显得捉襟见肘。此外,民政部门购买服务招标的形式令机构团体间存在竞争,民间社工机构团体呈单独发展趋势,缺乏强强联合的合作精神。

四、改善专业社工在社区建设中困境的对策建议

(一)高校和社工机构:加强社会工作者专业培训

职业社工应是具有社会工作专业教育背景的本、专科学生,接受社会工作系统教育,考取社会工作师职业资格证书。从源头把关,避免半路出家的业余工作者影响整体质量。

1.高校多层次培养专业社工高校培养的对象要进行层次分工,注重不同层次的培养要有相应针对性⑦。如专科生侧重技能和应用的培养,本科生侧重理论与实践综合培养。社会工作是一门实务性极强的学科,因实习条件限制,大多学生缺乏实地带领小组、开展个案服务和社区活动的经验,场景模拟代替了实地演练。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在最开始从事社会工作时会表现出惊慌失措,发现实际与案主接触时与书本理论知识完全不一样。高校在分层次培养专业社工时也应注重实践技能的训练。

2.社工机构间多进行专业技能交流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社工机构应多进行专业技能交流,输送内陆地区缺乏实践经验的社工到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经验,将成熟的工作模式带到内陆。每一位专业社工应有自己的专长领域,每个领域的工作手法和服务对象大不相同,把“一锅捞”大杂烩式的社会工作细分化、专业化,每位专业社工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开创出新天地。不同社工机构之间加强合作,把每个领域的专业社工定期组织起来交流,互相学习经验,并共同开展服务项目,把专业化的服务带给社区居民。

(二)社工站:发挥团队优势,扩大社会影响

社工站进驻到社区中是以一个集体形式出现的,在社会认知度较低的情况下,社工站应发挥团队优势,扩大社会影响。每次活动应及时在社区公告栏和网站进行张贴宣传,告诉居民社工站又做了什么,了解社工站动态。除为特殊群体开展服务项目以外,在“3.15消费者日”、母亲节、儿童节等节日开展一些全民教育和娱乐性活动,吸引居民积极参与,愉悦身心的同时增强社区凝聚力,亦可借机宣传社会工作者。每次外出活动社工应统一着装,佩戴勋章或帽子,也是一种无形的宣传。社工站发挥社工影响力多以传递正能量为主,树立积极向上和互帮互助的精神。此外,社工站可在社区内部招募志愿者,参与到社区活动、社区照顾中,并在社区居民间口口相传。

(三)社工:工作方式多样化,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

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的主体,他们的行为对于社区建设至关重要。一个社区建设优良的社区,应该是居民相亲相爱,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一致对外;社区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卫生文明。要达到这些目标关键是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中,促进社区发展。社工在开展服务项目时,应转变工作方法,变被动为主动。与社区居委会合作,逐步把社区管理职能下放给居民和社区组织,选拔社区领袖,充分利用业主委员会和其他组织。社工除负责开展专业的服务项目之外,可号召居民成立各种服务大队。如绿化大队、保安大队、行政大队、外联大队、爱心服务大队等,居民按照自己特长和喜好加入到服务大队中,推选大队长和小组长,让居民担任职务,强化责任感。每月一次评比,表彰工作开展好、居民表现积极的大队,增加居民荣誉感,对社区事务更尽职尽责,改变以往漠不关心的冷淡态度。创新工作方法,把社区利益与居民利益联结起来,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促进社区建设。

(四)政府: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

社区论文范文篇7

1.1研究对象

选取自2012年6月起,我市进行全科医学试点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研究对象,按照分层随机抽样,共抽取实施全科医学医疗模式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个和乡镇卫生所4个作为全科医学组,同期选取未行全科医学医疗模式的8个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作为对照组,每组随机选取30例社区医生及100名就诊居民进行问卷调查。

1.2研究方法

1.2.1全科医生问卷调查

选取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社区医生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全科医生问卷进行调查,问卷主要包括:社区医生的一般资料,如性别、年龄、学历、是否执业医师等;岗位适应情况,包括工作环境适应能力、人际关系沟通协调能力、诊疗技术能力、仪器设备使用操作能力4项,每项下设定多个条目,被调查者依据自身情况进行填写,并将条目定量化转为得分值,统计同一项下的各个条目得分值,计算各项总评分。

1.2.2就诊居民问卷调查

选择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诊的居民为调查对象,采用自行设计的就诊居民问卷进行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一般情况调查,如就诊居民的性别、年龄等;卫生需求度调查,如期望接受健康教育、疫苗接种、疾病咨询、慢性病防治等等;卫生服务满意度调查,如服务质量满意度、服务价格满意度、服务态度满意度、工作技能满意度等等。就诊居民根据自身需求及感受认真填写,后将条目定量化转为得分值,统计同一项下的各个条目得分值,计算总分。

1.2.3质量控制

调查问卷的发放由经培训的专业调查人员于实施全科医学医疗模式6个月后进行,问卷调查过程中,及时解答被调查者的疑问,及时发现问题并修改。两组全科医生问卷分别发放30份,回收3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两组就诊居民医生问卷分别发放100份,回收10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1.3观察指标

统计并对比分析全科医学组和对照组社区医生的临床技能及能力素质评分及就诊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及满意度评分。

1.4统计分析

数据处理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计量资料采用均值±标准差表示,组间对比行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社区医生临床技能及能力素质评价

通过开展全科医学医疗模式,全科医学组社区医生的临床技能及能力素质各项得分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5)。具体见表1。

2.1就诊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及满意度评价比较

全科医学组就诊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及满意度评价得分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1)。如表2所示。

3讨论

全科医学是以突出以病人为中心的医学模式,其以个人或者家庭为单位,提供全方位、高效率、长时间的医疗服务,打破了传统的以疾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不再局限于专科就诊,而是进行全方位的医疗管理,不仅减少疾病治疗的费用,同时对于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通过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全科医学医疗模式发现,全科医生的介入和全科医学专业知识的培训,能够促进社区医生临床技能及能力素质的提升,从而更好的处理日常常见病、慢性疾病等的预防和治疗,方便社区居民就近就诊并进行健康咨询,也促进了就诊居民对于卫生需求的增加,调查结果显示,全科医学组的就诊居民卫生服务需求及满意度得分情况均较对照组显著升高(P<0.01),表明全科医学的开展对于社区诊疗具有促进作用。目前,国内全科医生的培养体系尚不完善,多数社区全科医生并非属于全科医学专业[5]。因此,加大教育投入,加快全科医生培养,是开展全科医学医疗模式的关键[6]。对于全科医生而言,须具备全面的医学知识,掌握常见健康问题的检查方法、预防措施等;同时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如讲解糖尿病、高血压等的防治方法、鼓励社区居民进行体检。此外,提供健康咨询服务,注意倾听社区居民的真实感受,解答社区居民的疑问,提供科学全面的解释和指导,缓解就诊居民的消极情绪和精神压力,铲除威胁健康的潜在隐患[7,8]。

社区论文范文篇8

社区体育有如下特点:

①社区体育的娱乐性。

社区体育所针对的对象是社区内的所有居民,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目的也比较明确。

②自控性与个人针对性。

居民参与社区体育活动主要是在其业余时间自愿参与其所喜欢的体育活动。虽然有时候社区也会组织居民参与一些集体性的体育活动来丰富居民业余生活,增强邻里间的感情。但在多数情况下,居民参与体育活动所选择的运动项目、运动时间等都是由居民自主控制的。

③参与的随意性。

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项目形式多样,运动内容极其丰富,因此在社区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在森林公园、社区广场,只要人们有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就可随意选择与之相应的内容与形式进行身体锻炼。

二、烟台市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现状

(一)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

通过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最主要目的是以锻炼身体和塑造形体为主,其次为休闲娱乐、提高家庭凝聚力、满足兴趣等。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锻炼身体(27.16%)和休闲娱乐(24.02%)占参与调查居民总数的一半以上,这说明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主要动因为以上两项。居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目的与心理、生理、年龄、性别、经济条件、兴趣等有关,因此,参与的动机会有不同。在动机的选择上年轻人倾向于休闲娱乐和兴趣满足,中年参与者偏重锻炼身体和塑造形体,年长者偏重锻炼身体和加强交流。由此可见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动机是多样的。

(二)社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频率

对于居民活动频率的调查统计中,将调查表设计为不参加(0次/周)、少参加(1-2次/周)、参加(3-4次/周)、积极参加(5次以上)等四个层次。通过调查,居民参与体育锻炼与年龄也有很大的关系。如老年人退休后,时间较多,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参与体育活动;中年人工作、家庭生活压力较大,同时他们也逐渐意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作用,在有时间的情况下一般先一周参与1-2次体育运动。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刚刚参加工作或是上学的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时间一般集中在周末。

三、影响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要因素

(一)经费少,健身器材、场地不足

在对烟台市社区进行调查中发现,社区体育最大的困难就是经费不足的问题,经费不足造成体育器材设施严重缺乏,不能满足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目前社区内的体育设施主要集中在学校中,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大多数学校的体育建设设施是不对居民开放的。因此居民的活动场所主要集中在公园、广场、社区内。

(二)对于现有的体育建设器材设施保护意识差

对于目前烟台市多个社区内的体育建设设施进行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社区健身设施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如有的健身器材明显缺乏日常保养维护造成油漆脱落,锈痕斑斑;另外还有些体育设施已经损坏,存在安全隐患。这些损坏的体育器材或是被人故意破坏,或是因管理不善导致损坏,更有甚者一些健身器材成为人们发泄的对象,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仅仅将责任归结到管理部门,我们市民的保护意识也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健身意识薄弱

目前社区居民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并不是很高,能够积极主动参加锻炼的人群主要集中在老年人群上。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中年人、年轻人能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比重较低,特别是中年人能主动参与体育运动的占中年人调查总数的7%。在调查过程中,能明显感觉目前大多数居民对健身活动作用的认识水平及了解程度整体上偏低,有些居民对健身的认识尚停留在“没病就是健康”的肤浅层次上,因此产生了“既然身体是健康的,就无需浪费时间去进行身体锻炼”的错误观点。目前大多数居民将业余时间用于、逛街、看电视、玩电脑等活动上,仅有很少的居民在闲暇时间内进行体育锻炼,总体上揭示了当前居民的自我健身意识相当薄弱。全民健身活动要得到广泛发展,提高全民的体育意识是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

四、提高社区居民体育活动现状的对策

(一)提高管理意识,培养居民进行体育锻炼意识

尽快建立一个规范化的社区体育发展、规划管理体制,构建科学的社区体育管理体系,加强体育功能的宣传,建立愉悦的体育健身氛围,增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同时利用媒体的力量进行广泛的宣传,加强体育锻炼方法的科学指导。在和谐社区的建设进程中,烟台市政府对于小区体育设施的建设、保护等问题,已进行了全面的规划并已颁布开发配套政策,并贯彻到小区体育设施修建工作中。这一政策的充分落实,体现了烟台市政府对于群众体育开展的支持力度和决心。现在已建成的小区体育设施配套方面,总体规划是规范的,规模也有扩大的趋势。在今后的社会体育运动发展中要逐步完善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以街道办事处为主的体育健身管理网络,使大众体育逐步迈入良性循环发展,组织引导好广场体育、公园体育的开展,吸引社区成员参加体育活动,努力扩大体育人口。

(二)加强体育设施购置,增加场地的建设

更应突出普及化的问题,避免为健身面积达标而修一些脱离大众体育的设施。即使修建有偿服务的健身设施,在现阶段应特别注意有偿性服务与公益性服务的比例。小区体育设施的修建,可考虑分层、分区、分段的布局,进而形成小区内各种体育设施完善的服务网,并从数量上合理增加。在开展小区体育设施的配套修建时,应考虑修建环区“跑道”的项目设立,(在小区内公路旁修建1.2-1.4米的塑胶跑道)以使跑步爱好者长期无路可跑的问题得以解决。重视在市民住宅周围留有足够的绿地或建设简易实用的体育健身场所,特别是新建生活小区和旧城改造拆低建高更应引起重视。随着社会的进步,住房条件的改善,人们逐渐把体育健身场所设在自己家中,这既有利于锻炼,又安全可靠,在今后的住宅楼房设计时,增加运动器材摆设地方,能不同程度地满足人们的健身需求。

(三)发挥社会体育指导员的作用

因为社区居民的年龄层不同,对体育活动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因此,社区体育健身指导员要根据他们的各自情况及需求来开展运动,来满足他们科学锻炼、科学健身的需求,从而更好地促进社区体育的发展。学校里的专业体育教师和培养的体育特长生都可以深入社区帮助社区居民开展各类活动。通过活动,不仅可以增加学校与社会的接触,而且可以促进教师的教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还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多的社会锻炼机会,这对社会和学校都大有益处,学生可以经常进入社区组织各种体育活动。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多参加社会实践,多接触社会,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而且在参与社会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加强了学生与企事业单位、机关的联系,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得到了加强,社区体育活动还可以与学校的各种活动联系起来,如校运会,各种球类比赛,社团活动等,以增进对社会的了解。

五、建议

第一,构建科学的社区体育管理体系,加强体育功能的宣传,增强愉悦的体育健身氛围,增强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同时利用媒体的力量进行广泛的宣传,加强体育锻炼方法的科学指导。

第二,由于在现阶段应特别注意有偿性服务与公益性服务的比例,可考虑形成小区内各种体育设施完善的服务网。在开展小区体育设施的配套修建时,应考虑修建环区“跑道”的项目设立,以解决跑步爱好者长期无路可跑的问题。

社区论文范文篇9

关键词虚拟社区电子社区网络社区数字化社区数字社区智能社区

1引言

互联网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的最后10年所出现的最激动人心的事情。随着网络对社会全方位影响的不断扩大,国内外专家学者从各种不同角度对虚拟网络世界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各种新名词、新概念,如虚拟社区、网上社区、电子社区、数字社区、数字化社区……这些概念有些是重合的,有些是有差别的,但是目前学术界对此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因此在使用这些名词时有着很大的随意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去定义它们,怎样界定它们的联系,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又有着什么样的包含关系,困惑着许多人。本文旨在通过对虚拟社区、电子社区及其相关概念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它们的差别,以期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纠正这些概念认识上的混乱。

2虚拟社区、电子社区、数字(化)社区等概念的形成与发展

2.1虚拟社区的产生与发展

虚拟社区的雏形,在万维网发明以前就出现了,实际可追溯到1984年Brand和Brilliant创建的TheWell(WholeEarthLectronicLink,全球电子讨论链),主要用来实现“虚拟邻里关系”的交互式讨论和协商,1990年Well引进Cyberspace的名称,虚拟社区开始进入世人的视野。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虚拟社区迅速发展。从最初的电子公告版到新闻组,从网上聊天室到在虚拟社区服务器上构建自己的主页,一大群素昧平生的人由趣味相投而经常在线聚会,“匿名”的乐趣和摆脱空间限制的信息交往自由,使众多参与者在这个网络上构筑交流个人经验、分享兴趣的虚拟社区。随着虚拟社区的成熟,人们开始大规模地在网上集结、传文件、讨论和聊天,使用者因此获得了真正社会交往意义上的网络传播的乐趣。与此同时,虚拟社区自身的扩张也极其迅猛。一个典型的例证是:1994年由DavidBohnett创建的Geocities社区网站,到1998年3月,其访问人次已达1420万,1999年时,已拥有350万个会员站点。

在中国,虚拟社区也是由BBS和新闻组起步的。通过BBS和新闻组,网民可以实现一种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交流。1997年10月,“网易”在国内第一个创建虚拟社区服务,“新浪”也随即宣布把虚拟社区作为主攻方向之一。而成规模的应用意义上的虚拟社区的出现,则是以1998年3月大型个人社区网站“西祠胡同”的创办,和1999年6月创办于美国硅谷的“全球华人虚拟社区”ChinaRen的登陆为标志的。其中,“西祠胡同”成功地发展了以讨论版组群为主导的社区模式,而ChinaRen则第一次以聊天室为核心,开发了游戏、邮件、主页、日志等一系列的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内容。由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形态等方面的特殊原因,中国的虚拟社区的发展速度和繁荣程度一直十分引人注目,它们大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多功能、立体化的社会交往空间。这些虚拟社区所涉及的分类主题和交流主题,涉及了实在化的当代社会的几乎所有重要现象和事件。正是在共同探讨相同和相似主题的过程中,虚拟社区加大了社会阶层的凝聚力,它们不仅体现为地区、人群、阶级的汇聚,有时甚至反映了民族情绪聚合的观念水平。

2.2电子社区、数字社区、数字化社区与智能化社区概念的产生

电子社区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可追溯到美国最初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即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II)。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其1993年2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设想,旨在建立“一个能给用户随时提供大量信息的、由通信网络、计算机、数据库以及日用电子产品组成的无缝网络”,使分布在全美各个地区的社区成为真正的智能电子社区。之后美国《大众科学》杂志对此又作了一个系统的概说,构筑了一个美国电子社区发展的全景图:一个前所未有的、全国性的和世界性的电子通信网,它能把任何人与其他地方的任何人联系起来,并提供几乎是任何种类的可视化的电子通信。用户可以把计算机、交互式电视、电话这三种不同属性的设备结合起来,把这种装置与电子通信网挂钩,传呼机、移动电话等数字式电子通信工具也可以与通信网相连。能够提供远程电子银行、教育、购物、税收、聊天、下棋、电视会议、医疗、图文电视、数据广播、信息查询、电子邮政等服务。美国政府的设想,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讨论“地球村”和“数字地球”、“数字城市”、“数字社区”的热潮。

随着计算机、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得到空前的应用,信息技术本身已经溶入全球国民经济,乃至人们的生活之中。支撑信息技术的平台就是计算机、通讯技术,其具体表现基本形式就是数字化。一方面,信息作为资源必将通过交流才能产生价值,另一方面,信息作为资源在现代经济活动、人民生活中蕴藏巨大的需要,这就势必需要一个数字化的平台。包括数字城市、数字社区、数字岛、数字细胞等概念的提出,无非都是为数字化信息在各个不同空间区域为信息共享、交流及延伸出来的服务提供系统通道。信息要进行广泛的传播,是需要社会有机的综合。在城市,人们生活和活动的空间是城市,体现信息化的是城市骨干网;城市骨干网与下一级应用子网的连接能通路,重点在系统网络体系的构造,或作为基础的支撑,为各个应用的基本单位社区提供连接。而信息交流和产生价值需要具体的应用层的支撑,这些应用和增值将是依托社区为基础,那么数字化社区的概念应运而生。智能化小区是随着数字化社区的发展而发展来的。数字化社区包括了智能化社区。

3虚拟社区、电子社区及相关概念

3.1虚拟社区与网络社区

虚拟社区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最早提出“虚拟社区”这一个概念的是英国学者HowardRheingold。他将虚拟社区定义为:以虚拟身份在网络中创立的一个由志趣相同的人们组成的均衡的公共领域。其实虚拟社区的概念核心来源于“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是指计算机创造的所有环境。在虚拟现实中,人们再也感觉不到习以为常的上下、左右、前后的方位概念,唯一实在的就是它的物理外壳——计算机、网线、外部设备等,而通过这些工具展示虚拟现实具有模拟性、互动性、人造性、身临其境、远程展示以及网络化交往等特点。从虚拟现实出发引申出了虚拟社区、虚拟社团、虚拟城市、虚拟国家等一系列基本概念。1993年HowardRheingold又在著名经典之作《虚拟社区》一书中,将虚拟社区定义为:一群主要媒介为计算机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彼此有某种程度的认识,分享某种程度的知识和信息,相当程度如同对待友人般彼此关怀所形成的团体。Fernback和Thompson在1995年将虚拟社区定义为:通过既定领域内的不断联系,在虚拟空间中形成的社会关系。Balasubramanian和Mahajan在2001年对虚拟社区做出如下定义:虚拟社区是具备四大特性的任何实体,即人的聚合体、合理的成员、虚拟空间的相互作用和社会交流过程。尽管他们对虚拟社区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一致同意使用“虚拟空间”这一关键要素来界定虚拟社区。

国内对于虚拟社区没有权威统一的定义。杜骏飞认为:虚拟社区,或称为网络社区、虚拟社群,它并非是一种物理空间的组织形态,而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人们组成、成员可能散布于各地、以旨趣认同的形式作在线聚合的网络共同体。而戚攻和邓新民认为,网络社区在网络社会中具有一般社区的实体表现:第一,网络社区是一个空间单位;第二,网络社区存在着一定的人群;第三,网络社区内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互动表现为合作、竞争、同化、冲突、适应等各种形式;第四,网络社区具有相应的组织对社区进行管理,同时,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需要。林子华认为网络社区具有二重界定性。一重界定的网络社区是着眼于现代社区建设中的物质标志,表明特定社区建设中所应具备的网络信息设备、网络信息通讯及网络信息使用等各种指标情况。二重界定的网络社区是着眼于跨越时间和地域限制的网络空间的形成,表明网络信息沟通对人类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广泛影响。撇开第一重界定,按第二重界定来说,网络社区相当于虚拟社区,它们是同一的。因此这两个词常互用。3.2电子社区、数字社区、数字化社区和智能小区

(1)电子社区。电子社区从广义上是指社区信息化,实质上就是社区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也就是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渗透到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本质是对物质社区及其相关现象的数字化重现和认识,是利用数字化的手段来处理、分析和管理整个社区,以促进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交通流的通畅、协调和高速,通过数字化信息将管理、服务的提供者与每个住户实现有机连接的社区。电子社区就是要通过综合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技术和图形图像技术,依靠社区宽带网络,实现家庭智能化,社会管理现代化和社区服务信息化,从而全面提高居民的工作效率、生活效率和生活质量。

从管理层面来说,电子社区包括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社区智能交通、市政基础设施管理、公众信息服务、教育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社区环境质量监测与管理、社区管理等几乎涵盖社区生产与生活的所有管理方面和经济层面。

从技术层面来说,电子社区就是以全要素数字地形图、数字正射影像(包括航空、卫星遥感影像)、数字地形模型(DEM)、社区三维景观模型为空间定位的基本信息数据,结合地下管线、规划、土地、交通、绿化、道路、环境、经济、开发、旅游、房地产、人口、工业、商业、金融、电讯、电力等我们所关心的与空间位置有关的信息,建立数据库。在此基础上,建立各种信息管理系统和监控与决策系统,如综合市情系统、社区规划系统、交通指挥系统、配电管理系统等。

电子社区的形式可能是电子城市、电子街道和电子城镇,包括某一区域范围内的政府机构、企业、学校、医院、图书馆、社团、购物中心、银行、邮局、酒店、旅馆、车站、码头、机场、娱乐中心和家庭等基本信息节点。

(2)数字社区与数字化社区。数字化社区,人们习惯上简称为数字社区,是现实社区的数字化映射,是数字城市不可缺少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数字化社区,便没有数字城市,数字化社区是联通家庭和数字城市的关键节点,数字化社区可以有效地组织整合社区内的信息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及经营业务的共享。公民在网上可以享受到政府通过电子政务和企业通过电子商务提供的全程服务,使社会资源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它同电子社区实质一样,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电子社区倾向于从宏观出发,就整个大环境而言,它可以由数字化社区、数字城市和数字国家等组成。数字化社区从微观出发,强调数字化社区作为数字城市的基本单元。建设部关于“建筑住宅数字化技术应用”的国家标准,将数字社区定义为:“数字社区是指数字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准的社区,是数字城市的组成部份,未来数字社区的集合,将覆盖到整个城市乃至到整个社会。社区数字化是指在社区范围内,利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控制网技术、IC卡技术、互联网技术,建立社区建设、管理、服务数字化综合信息共享平台互联互通。使社区内的政府管理部门城镇居民、各行各业的企事业单位可以通过这一信息共享平台提供或享受各种社区内部及外部数字化的建设管理和服务的信息资源。”

(3)数字社区与智能社区。数字化社区和智能社区是不完全等同的,数字社区包括了智能化住宅小区。由于“数字城市”与数字社区不仅具有强烈的信息时代前卫观念色彩,而且应用前景十分激动人心,因此在智能化住宅小区工程建设领域的人士,积极地把数字社区的概念引入智能化住宅小区,并将两个概念等同统称为数字社区,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智能社区强调的是小区中提供“以人为本”的高科技手段的智能化服务和管理;而数字社区在通常意义上的智能小区基础上,更加强调数字信息资源共享,它的建设目标是在未来数字化信息社会里,实现人类共同的“无距离、无时差”的信息资源共享,同时实现住宅的智能化功能和管理。也就是说,数字社区是在智能社区概念的基础上,与整个“数字地球”、“数字城市”连在一起,是它们的一部分,具有更高的含义。数字社区与智能小区概念的最大不同是,数字社区建设的出发点是把小区作为整个数字信息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来考虑。强调的是在小区内实现社会的信息资源共享,从而提供更多的社会化数字化信息服务。

4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知,网络社区、虚拟社区、电子社区、数字化社区都是“网络社会”的表现形式。“网络社区”等于“虚拟社区”、“网络社区”大于“电子社区”或“虚拟社区”。虚拟社区是一个开放的分布式集成化的人际交流环境,它涉及到计算机应用技术中虚拟现实、多媒体、网络通讯、人工智能、CSCW等多个领域,也关系到心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虚拟社区的功能在于它能够集中并搜索到人们迫切需要的各类资讯,为社区成员提供和创造充分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使成员产生对社区的忠诚度,促使虚拟社区蓬勃发展,当虚拟社区蓬勃发展时它的经济效益就出现了。虚拟社区已经被认为是电子商务中的一种重要商业模式,虚拟社区的存在破坏了原有商业交易的平衡,将更多的控制力转移到消费者手中,使买方地位得到加强。虚拟社区概括了未来一大类应用,凡是涉及人与人交流的领域,虚拟社区都有用武之地。对虚拟社区的研究,将促进虚拟会议、实境式电子商务、远程协同工作、数字图书馆、虚拟研究所、远程教育、网络娱乐等应用的实现,并进而迎接虚拟社会的到来。

电子社区、数字社区与数字化社区的实质一样,只是考察的角度不同。电子社区广义上指的是社区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并列为社会信息化的三大主题,是社区信息化的重要内容,电子社区的形式大到数字城市、数字国家,小到数字社区、电子城镇和电子村庄;而数字社区或数字化社区是和数字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数字社区是构成数字地球的一个组成区域,数字社区是构成数字社会的一个基层组织。数字社区是由数字地球和数字社会引申出来的。数字社区是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电子金融的有机结合点,是数字城市的重要应用设施之一。数字社区应当覆盖整个城市,因此它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当各种类型的数字社区建成以后,才能构成丰富多采的数字城市,只有最后整个地球都数字化了,才能真正实现社区信息化。

参考文献

1周玉陶.网络虚拟社区建设对图书馆用户教育的影响[J].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2(2)

2杜骏飞.存在于虚无:虚拟社区的社会实在性辨析[J].现代传播,2004(1)

3严康敏,赖茂生.信息高速公路[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

社区论文范文篇10

2006年秋天以前,中国“农村社区”这个概念及农村社区建设还只是在少数学者中讨论和在少数地方试点,并不为关注三农问题的更多人所熟悉和认知。这一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标志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而在此前,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已经取得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成果。先是在理论上,由于“治理”理念的提出,学者和政府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基层的公共管理行为。治理的理念与中国农村管理的现代化进程有相当的契合,甚至有专家如贺雪峰认为:“治理”这个词,对农村政治社会研究与实践特别有用,比如农村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民主形式,就是一种治理。[i]因此“治理”理论也就指导了中国农村社区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这种实践,表现为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的管理者,开始在传统的“三农”工作中进行农村公共管理的治理,从某种角度上说,它就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的“社区化”。在这里,“社区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社会学意义上,它首先表现在政治学和管理学意义上,即它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模式。它注重的是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与公民”(这里就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合作管理”,建立一种“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ii]

其次在实践上,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提出,或者说,农村建设与管理的社区化。据了解,目前已有江西、浙江、湖北、山东、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安徽、青海、上海等省(区、市)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研究部署,开展了试点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iii]而被称为农村社区建设“第一块试验田”的江西,甚至早于“农村新政”,在2001年就进行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可以看出,将传统的农村建设与管理变为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改变,也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已经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个相当广泛的实践。它表明了中国农村建设与管理正在从理念、体制、模式、途径和目标上,向着现代化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迈进。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实践,也受到了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实践的启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统筹中国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都促进了农村管理社区化。它虽然还在起步期,但无疑它具有光明的前景。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农村社区的定义。

在社会学的范畴中,本来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甚至社会学中的社区理论本身起源于对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定义。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如果我们认识到必须进行农村社区重建的话,那么这种重建如何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相结合,就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建设的对象,那岂不是有很大的盲目性。

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大多是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行政村或自然村,后者也可以看作是村民小组。江西的实践操作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而青岛的实践操作者虽然也定位于自然村,但考虑到青岛市所属五个县级市共有5651个自然村,设置5450个村民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村设置一个村民委员会,因此也可以说青岛的实际定位是行政村。农村社区建设的另一个典型——湖北姊归,将农村社区建设定位于村民小组的新的组合,其实也是自然村。

与上述观点和操作着力点不同,笔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建设需要,可以定位于:它是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主的,包括乡镇管辖区域和村民小组范围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个定义指出:

首先,农村社区的主体应当是自然村或行政村,在条件可能时与现有村委会的管辖区域一致。在中国,行政村有两种情况,一是较大的自然村,本身设立村委会,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自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二是村落较小,由中心自然村带分散小村落范围内的人们所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组成一个村委会自治区域。

其次,农村社区也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这是由于两个理由:⑴农村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已经使得传统的农村社区具有发散性、通开性,密切了与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的联系,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⑵乡镇党委和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担当着特别重要的责任,也面临着自身体制改革和工作方式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乡镇党委与政府的行为,极其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因此,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乡政”与“村治”不可分,“乡村治理”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离开乡镇党委和政府,离开较之行政村更大的地域范围,去谈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是不现实的。

再次,农村社区在许多地区应当特别关注村民小组这个层次。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层次也是自然村。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色彩更浓、比较分散或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可以并且应当将农村社区建设的着力点放在这一层次。

自然村可以说是“原生形态”的农村社区,行政村可以说是“现实形态”的农村社区,而乡镇管辖范围可以说是“发展形态”的农村社区。这里特别要注意,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不要把村民自治权利与国家行政管理权力过于明确地划分。在社区意义上,如果将乡镇社区概念导入,既符合农村社区的发展趋势,也会促使乡镇党委和政府进一步的改革,如乡镇直选。当乡镇实现了较真实的直选,改变了乡镇领导的授权方式,将会使其更加融入农村社区。在那个时候,“乡政村治”将会有完全不同的涵义。

一般地说,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关注重点,应当是行政村。行政村是一个学者们感情复杂的对象,“我们有近100万个行政村,这些村庄的历史和地理格局、经济格局都很不相同,将如此复杂的村庄放在一起,给出一些一般的结论要冒很大风险,在如此多的村庄中找出反例是很容易的。……村庄并没有从农村社会结构中消失,只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村庄被重新创造出来,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有很大不同,首先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家通过财产关系的变更、合并和权力赋予以后形成的;它们并非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逐渐创造出来的。在农村改革以后,村庄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村庄居民之间的认同越来越低,在国家不断强化对村庄管理的同时,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庄正迅速地趋于解体。”[iv]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农村社区时,大多过于偏爱自然村,这也许有很多道理。但本书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中国大多数自然村也已经不是费孝通写的那种“乡土中国”了,虽然行政村带有过多行政色彩,也有过重的历史痕迹,但它已经形成一个农村治理的现实格局,并影响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尽管它有一些弊端,但我们尚看不出这种格局有改变的可能。甚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行政村已经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格局,在行政村的范围内,村民打破了原来的自然村分割,逐渐混合起来。过分割裂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内在的经济、社会联系是不恰当的。行政村的存在,虽然是解体后国家干预的一个结果,但也必然有其自然条件的依据,甚至也是农民的一种认同。农民将行政村往往称为“大队”,绝不仅是一种习惯的称谓,其实也包括了一种感情和思想的认同。

同时,这个定位的一个好处是与现行村委会自治区域吻合,并与体制内资源对接。中国农村发展历来不能与基层政区的划分脱节,否认农村社区的范围与基层政区的重合,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与发展规律。而在已有的村委会下,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有了现成的组织机构资源,便于与国家的政策(如农村医保、救济)、乡镇的指导和村民小组的活动对接。另一个好处是行政村有较大的建设容量,在进行有关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的建设和开展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时,会具备起码的规模,形成更好的效益。

另外,因为社区建设实质是农民群体的自治动员机制的表达,所以当前由于税费免征改革等而导致的村两委会的功能转变也是与农村社区建设一致的。在中国农村特有的小农村社的地理状况和制度沿袭下,一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如果一心地想干群众的事,那就必然是着力进行组织、协调、服务农民等合作上的事了。其实,合作的政治、合作的社会、合作的经济、合作的文化是四位一体的。这也是农村社区建设发育过程中积极借用村两委等体制内资源,促进村两委职能由行政职能为主转变为地方自治功能为主、促进村里人群(如阶层、代际、小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之间)关系改善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在国家力量逐渐退出村庄或以新的方式如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显示存在、各种民间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乡村建设的条件下,一个村庄里的党组织、村委会、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农民自治组织能够相辅相成,整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村庄各种公共品的积累机制,满足村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全面发展的需求。

不过,行政村在当前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有的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并村运动。比如安徽合肥市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将所辖6个郊县区的原来的数千个村庄合并为500个。并村的后果虽然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的管理成本(目前许多村干部也开始由政府发工资或者补贴),但却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当一个行政村的面积达到数十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上万人,其原有的行政村的社区特征和资源将会损失惨重,其自治基础和质量也会在现有的条件下遭受打击。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政府主导的消极作用:政府仅是从自己利益而不是从农民利益出发,就轻易做出了这种与当年盲目推行公社化运动类似的决策。其实,如果政府真正承认行政村是村民自治的政治单元,那么并村最起码应当征求村民的意见。认真考虑行政村的管辖规模,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不超出半熟人社会的、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有效进行村民自治的边界内,是我认可行政村为农村社区范围与层次的一个前提。

从具体情况说,在许多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应当在自然村或行政村的村民小组的层次进行,这也就是习惯说的“村落”。自然村有传统农村社区最显著的标志,即农民的熟人社会,以及在这一社会特征下的道德与伦理的特征与人际关系支配准则,由此构成了村庄认同和守望相助的行为规范。从现实的治理角度看,自然村的社区建设也有若干法律资源和管理资源。在法律上,按《村组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自治的一个层次。村民小组作为全体村民的一种组织,负责经营、管理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同时,村民小组是农村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最基础的政治单元和一个有着较强行动能力的行动单位,并且村民组大都以自然村的名字来命名的。由小组全体成员选出的村民小组长负责全面管理,既要执行上面下来的各种命令和政策,比如收取税费、计划生育以及防治非典等,同时组内的各种大小事情,比如修路、维修堰塘、农业生产用水以及纠纷调解等都由组长来组织。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大规模村组合并,一下子打破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界限,农民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村组合并后的“行政村”的新范围,他们的日常交往一如既往地局限在原来的界域内。

总之,关键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和层次定位,而不是一概而论。虽然乡镇范围、行政村范围、自然村范围三种农村社区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视野和现实实践活动中,但在不同地区,其着眼点和着力点不同。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经济发达地区,乡镇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行政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许自然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更加合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当地实际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侧重点,是在中国农村状况极其复杂的国情下,一个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

关于将乡镇也纳入农村社区的范畴,会有较大争议。这里有必要再加以更加详细的阐述。

其实,江西省从2001年开始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在试行初期,是同时把着力点放在了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在一些试点县初步搭建了“一级政府、两级管理、三个层次”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但在实践中,感到乡镇和行政村两个层次,工作难以沉下去,难以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特别是乡镇政府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村委会管理范围广,并承担着大量乡镇政府交办的事务,农村工作的许多问题,农民群众的种种企盼,完全靠乡镇、村来解决不太可能,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经过反复探索和实践后,江西省民政部门决定将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转向村落。

但我们这里要注意,江西省的情况是2001年即农村新政前的情况。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上面已经说到农村社区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的两个理由,我们还可以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宏观的进程与中国特殊的国情两个方面来把握乡镇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作用。

从我国当前农村政治和治理结构与格局上看,乡镇与村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层次和两种不同的组织,乡镇是政府,而村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这种结构,使得这两种组织在农村社区的治理中有不同的任务和行为特点。乡镇作为一个“秩序从的集结点”,“作为国家与农民直面遭遇的层面”(焦若水语),特别深刻而现实地表现了它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特殊地位与担当的责任。

前一段,乡镇政府的存废引发了一些讨论。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国家甚至农民自己都不认为乡镇政府应当取消,也不应改为派出机构,但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在保留的同时,必须重新塑造与社区的关系,实行社区化的转变。

中国县以下的治理,如果从历史上看,国家权力的影响代不相同,但大体上有着官民共治的传统。[v]官民共治是以农村社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农村社区这个共同体中,即使是政治国家,也不得不尊重其治理的规律。这里我们要提到当代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改革为乡镇政府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都发生在1980年。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在进行“政社分开”改革试点后,将已经挂了22年的“向阳管理委员会”牌子摘下来,换上“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建立了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而1980年1月8日,在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以蒙宝亮、蒙光新、韦焕能等为代表的合寨村村民,冲破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僵化体制,率先实行村民自治,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我们注意到,仅从时间上看,乡与村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改革为乡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虽然起步于两个省,并且没有什么统一计划部署,但都是从1980年开始的。这种时间上的完全耦合,大概有巧合的因素,但这种基本的同步,并且村的改革还有农民自发的因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同步,反映了乡村关系的一种内在联系。过去,我们试图从国家管理(控制)与农民自治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比如乡政村治,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它实际反映了一个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乡村关系:即它们是一个共同体,或者说,是一个社区。只不过“政”和“治”的表象掩盖了这一点。

后一点,可以从当前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看得更清楚。在国家“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确立后,几乎所有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都认为保留后的乡镇政府的职能是主要是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极大需求和现有农村公共品的短缺,以及国家正在大力加强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乡镇这个层次来行使国家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融合农村社区自身的公共服务资源。面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压力,乡镇政府作为与农民最接近的一级政府,应当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要求,把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无论是乡镇机构设置、组织形式的调整,还是管理机制、运作机制的改变,都要有利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以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为重点,提高乡镇政府服务农民的水平,通过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来调节农村各种利益关系,逐步形成惠及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式,保持乡村安定有序。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为中心,整合农村各种资源,以低廉的行政成本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vi]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国家提供给农民的一个公共产品。请注意农民当初自发成立村委会的初始目的,并非是什么自治,而是“协助乡政府(或者)维护社会治安和集体水利设施”,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初始动因是一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需要,而且这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基本还是由乡来提供的[vii]。

农村社区政治改革起步的同步现象和互动作用,使人们起码从表象上可以感知它们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并促使我们思考更加深入的一些东西。比如,如果我们不那么加强国家含有控制因素的所谓种种主导措施,农村社区的自然发展,会否导致其重建的必然结果呢?对于乡镇常委和政府新的角度定位,即它应当是联结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个柔软、顺畅的纽带,需要多方面改革配套,比如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大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是说,要进行乡镇常委和政府的直选。乡镇自治也就是提高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应该是今后发展方向。具体说,其必要性如下:

⑴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毫无疑问的是乡镇政权面临着转型的艰巨任务。当然,乡镇政权的行政管理费用,可以由县、市、省甚至国家予以支持,但是,如何以创新思维来建构一个责任政府、有限政府,一个责任、权力和义务对应的政府,一个主要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服务型政府而非管制型政府,是摆在中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乡镇政权因其直接面对农民,更迫切和更直接地面临着这一问题。陈文胜在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乡镇负责人有32%的时间参加会议,22%的时间对上接待,15%的时间应付各种考核,9%的时间用来发展经济,17%的时间用来计划生育,只有2%的时间是服务群众。而在问到向上级负责和向群众负责的关系时,只有13%的人认为这两者可以基本统一起来,其余87%的均认为难以统一;如果二者产生矛盾时,有63%的人选择向上级负责。而这样做的理由,有71%的人认为上级有权力。[viii]其实陈文胜的调查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但是从已经试点直选的乡镇领导来看,他们的价值导向出现了真正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改变,从向上级负责变为向选民负责,这样,就为乡镇政府的各种任务的实现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用成都市新都区委组织部部长的话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在我们选出来的干部中扎根了。他们当然还要受上面的制约,但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倾向性肯定更强。他是群众选出来的,他不能不面临着一种民意压力。公推直选有效地解决了领导干部怎样对下负责的问题。可以说,基层民主让干部有了一种真正的群众意识。”同时,这种改革激活了干部动力资源,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提高了乡镇党委和政府工作能力和运转效率。

⑵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重大内容和手段是从中央到县的财政支出对农村的支持。在巨大的财富转移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基层民主政权的有效运作和廉洁保证,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也许会变成又一次向上级邀功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或各级贪官的又一次瓜分财富的饕餮盛宴。可以说,中央的财政支持必须得到具有一个从执政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则、权力制约的新型的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配合,才能收到“建设新农村”之成效。

⑶激活了农村社区的重建资源,使得社区居民更加密切地融合到社区公共生活中去,并且对于公共服务机构也就是乡镇政府和党委官员的去留有了更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直选后的乡镇这一级党委和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把自己捆绑在这个社区中,他们的政治命运和社区建设事业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而农民则有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更强烈的参与意识、更直接可行的参与渠道及必要的决定权力。这也有利于农民组织的建设,有利于形成农村社区丰富多彩而生机勃勃的治理生态,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⑷有利于中国整体的民主化建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必然要从基层民主发端。由于在村级自治上我们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经验和成就,现在应当向乡镇级上升。乡镇是我国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一级。由于这一特点,它与其辖区的人民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过去封建社会称县令为“亲民之官”,因为那时“皇权不下县”,县令是政府最接近民众的官员。但是,今天,我们应当说乡镇领导才是“亲民之官”。农民对于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关切度,由于与其利益直接相关,所以有着高度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反过来说,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执政与管理效果,也与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与和谐,有着极大的关系。由于这个特点,乡镇直选不但有很好的选民基础,而且从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进程来看,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进步。由于乡镇政府具有国家政权的特点,其直选将不仅是村级自治的简单上升,它有着性质的不同。乡镇直选不但具有民主政治内在的进程逻辑和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先行意义。邓小平早就讲过中国的县可以进行直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希望至今没有实现,但是在乡镇这个层次,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直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有较大的乡镇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五万人。这在西方国家可以算是一个小市了。如果在乡镇进行直选,其意义相当于在西方国家进行小城市市长的直选,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不但表明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且会在世界上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树立中国政治的新的形象。

⑸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通过以上各种目标的实现,对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社会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地方党委主导下的乡镇直选大大密切了党与人民的关系,加强了党的威望,扩大和优化了党的执政基础。

综上所述,乡镇直选的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回应。如果我们不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要求,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从总体上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给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果说在县以上的层次进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的话,那么,乡镇一级的民主改革已是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

赵树凯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反方向的运行逻辑:一方面,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正在生成发展,农民的自治冲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性运作并没有相应消解,某些环节比的行政控制还强劲。在村庄活动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自主化的同时,村庄内部的公共权力组织却被政府更多地作为科层制组织来管理了。形式上,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日益强化,实际上,基层政府与村庄社会不断脱节。在行政控制和物质激励下,有些村庄干部还在围绕乡镇政府指令转,但是,更多的村庄干部则不然,村庄里的农民则更不然。在上级看来那些娓娓动听的工作,其实仅仅是基层政府“自己陪着自己玩”,与农民无涉。从上层听汇报,基层对于各种部署号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亦步亦趋,但事实上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从政府的角度说,许多工作变成自说自话,对于乡村社会失去实际影响力,不能说是好事;从农民角度说,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干预逐渐式微,社会正在自主运行,不能说是坏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农村工作应该首先考虑如何顺势而为,理清两者的关系边界,让农民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现在的问题是,逆潮流而动的政府行为还有很多。[ix]如果是强化国家控制的乡镇政府改革,那么,乡镇政府越是强化,它也就越会成为农村社区重建的障碍。今天所有关于乡镇政府存废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一点:这个政府或派出机构或自治机构能为社区农民干什么,而不是能为国家干什么。如果它不能适应社区农民的基本需求,不能为农村社区的重建作出贡献,那么它的改革与创新就始终没有完成。

如果我们从社会迸发发展角度,把县与乡镇的管辖区域作一个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并不仅是行政区划概念,而且是国家行政区划与农村社区的关系。社区的概念,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县的概念,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层次和级别。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放在一起谈,都没有交集的语言。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它的体制虽然不能说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基本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所以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能够维持数千年。但是在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问题何在呢?关键在于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所有统治集团或者基本没有从社会角度来审视和决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而总是从国家控制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总以为国家的权力可以控制社会的全部,甚至边远的农村;或者虽然有这种审视,也有一些表面的措施,却形格势禁,无一不在现实的政治和利益格局中搞得面目全非。终于在一连串曲折和挫折之后,让我们有可能回到事物的本源上来。人,从其社会性来说,并不是非得需要国家的,只不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私利对氏族统治者的异化,才产生了国家。“国家”在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的论述中,都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它既不伴随人类而来,也不伴随人类而去。当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退、社会进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从中国特有的国情认识中国农村社区重建的重要意义,仅从一般规律看,“国退民进”在社会生态中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即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我们并不指望在现有的官员中都具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希望的是国家领导人能够体认这一点,并指导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能认识和服从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么,政府对于农村社区也就是乡镇管辖区域的公共治理,就会从过去的控制、领导、汲取,转为认可、共建、扶持。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农村社区的关系。

而在当前现实的政治体制下,乡镇党委和政府更多地是代表国家的利益,执行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各种管理任务。由于政府天然的特性(即它不可避免的自利性)和当下中国政府固有的特性(即它较少被人民约束),因此在农村社区这个官民共治的社区范围内,我们看到了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即使是在大的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加强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民主化水平,即更多地通过社区党员和农民的直接民主,来实现乡镇党委和政府的角色改造,以期实现农村社区新的治理格局的形成。乡镇政府必须将自身改造成为国家与农民的良好结合点,成为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平滑联接部,成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利益平衡器。只有乡镇的直选,才能完成这种柔性的过渡与角色的改造。

但当前我们还面临着现实的困惑,比如:

1.国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乡镇政府改革的部署,而只是将其列入2007年整个国家改革的五项任务之一,[x]并且只有原则上的表述而没有具体的操作设计。

2.已有的各地区的乡镇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精简下来的乡镇干部得不到安置,并有不少地区出现人员数量的反弹;许多乡镇并没有将职能转变到为本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上来,仍然将“招商引资”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原来派驻乡镇的“七所八站”被取消事业费后,由财政统一“花钱买服务”,但这些原有的事业单位及人员不能适应这种服务方式的调整,出现了生存的危机;税费改革后,乡镇收入减少,而国家的转移支付又没有到位,其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严重下降;县级改革不配套,仍然习惯沿用过去的方式向乡镇布置大量指令性的工作任务,并以此作为对乡镇工作人员的考核标准;部分地区出现了削弱乡镇政府权力的现象,如“乡财县管”;等等。

3.乡镇直选的试点没有得到国家的明确支持,反而由全国人大出面强调应按照现行法律进行乡镇长的间接选举[xi]。同时,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县乡改革不配套,一些乡镇长直选的试点出现了选举成果不能够延续下来的“孤岛”现象。除了自身改革需要完善外,主要问题出在当前的乡镇不是一级功能完整的政府,其责、权、财有着严重的错位和脱节。因此下一步要重点改革县级政府,一是向乡镇下放权力,将乡镇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需要的权力下放给乡镇。二是改变管理方法,过去那种动辄以责任状、一票否决、层层落实责任等形式施加给乡镇政府的、根本与乡镇职能不符的、不切实际的任务目标的行政运行机制必须改变。县与公推直选乡镇领导的乡镇的关系,已经不应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这种乡镇领导已经有了新的权力来源,虽然这些乡镇领导人大多是县委推荐的,但起码从形式上讲,他们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是农民直接授权和委托的。对于这种乡镇干部的管理,要有新的形式。县对他们要更多地放权,更少地下达各种指令性任务,更为尊重他们的治理方案,基本在任期内不变动他们的职务,在各种国家资源的转移支付中予以平等的待遇。

4.少数“扩权强乡”的试验,缺少配套的改革来支撑,其命运是否会与当年莱芜一样,还不好说。

5.国家有关新农村建设的部署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即农村社区建设的任务还只是定位于一种服务和服从于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其意义在于发掘农村现行政治组织之外的治理资源和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以维持一种国家主导的秩序。

总的看,当前我国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还处于一种摸索阶段。面对税费改革后的形势,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对下一步乡镇政府改革的认识,也没有能够从县乡村三级联动改革、乡镇改革与农村社区重建、乡镇改革与农民组织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乡镇政府改革。

但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已经刻不容缓。在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改革虽然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但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困难,基层政府自身运转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作为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一方面前途的不确定性和财政的困难造成了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困窘与涣散,新的农村社区建设因此出现了迟滞;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自利性和缺少有效监督制约,使得它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以前它所习惯的角色:贪腐和自肥。这样,在农村社区,就会造成新的社会冲突。

中国农村社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一般认为有三大划时代的成绩,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了中国经济结构新的格局,三是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开辟了农村新政。笔者认为,农村社区重建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的第四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可能解决中国特有的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问题,对于中国新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结果和效益会否出现,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和国家高屋建瓴,开拓创新,合理操作,顺势而为。

[i]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ii]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用俞可平先生的话来说:“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8~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iii]引自民政部姜力副部长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2007-3-23。

[iv]王晓毅:《村庄的建构与解构》。《中国社会学网》,2006-07-07。

[v]所谓“皇权不下县”并不是常态。

[vi]迟福林:《2007,走向全面的制度创新》。《天益网》,2007-03-15。

[vii]25年后,记者在见证那段历史的大樟树下,采访到了当年经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第一任村委会主任韦焕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依稀在现:“大伙相约在村子里的大樟树下,七嘴八舌议论着现状,‘大队的人连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过来,哪有时间管我们这里的事呢’?为了防止耕牛被盗,‘村民就把牛拉进房子里与人同住,这总也不是长久之计吧’?‘快春耕了,合伙用的水渠总该理一理,人畜也不能每天都趟过村前这条小溪吧’?这些事没有人管只能自己管,属自己的事,自己都不管,还能傻乎乎地等别人管?但要管这些事总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大队叫管委会,我们就叫个村委会——城里人叫居民,村里的人不就是村民吗?村民委员会这个称呼,既符合村里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留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产生这个组织,怎样来确定管事的人。韦焕能说,“过去生产队小队长是大队任命的,现在没有人任命了,我们总不能说自己出面说自己是什么吧?如果这样,人家的一句话能噎死你:‘谁说你是头呀,那么爱管事’。”最后几个人一合计,每户1人,选举村委会,依得票多少来确定在村委会中的职务。结果,韦焕能以票数最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依次产生。“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从此诞生。

[viii]陈文胜:《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的职能》。潘维、贺雪峰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ix]赵树凯:《农村发展与新的治理范式》。《支农网》,2006-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