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发展范文10篇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1

许檀、经君健的《明清时期山东生产资料市场初探》一文以山东集市交易为中心，考察在市场上的棉花、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销售情况。生产资料市场的出现，表明市场由纯消费型向生产型的转变。近代农业等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提供给市场的商品增多，在这方面投入精力较多的是庄维民。而他的《论近代山东的市场经济》总结了自明清到近代，市场系统经历了封闭、流向单一到半传统半开放的发展过程。除省内市场外，与山东相关的省外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被学者关注。赵树廷在说明海洋贸易对清代山东沿海地区的重要影响时，将对外贸易的兴盛表现总结为形成莱阳(后来为烟台)、胶州(后为青岛)为中心的外贸港口体系、直接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贸易规模明显增长等方面。庄维民的《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腹地市场》利用直接腹地与间接腹地，提及口岸与腹地间经济互动所形成的区域市场网络。同时不同腹地间的交叉重叠，腹地间的竞争，促进了新的商路、贸易和商人资本流动的新格局。

二、商品流通的勃兴与商人队伍的壮大

(一)运河与铁路沿线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流经山东西部，关于运河研究的综述类文章，王云和胡梦飞进行了总结，内容不再赘述。除运河、海运外，贯穿山东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成为深入山东腹地新的交通线。两条铁路在山东境内形成“十”字交叉，所经地区有如济南、青岛的经济大市，也有如淄博、兖州的矿产大区，还有如泰安的旅游城市。最初的铁路修建与外国侵略有关，但它们的存在也客观上加快了货物和人员的地区性流动。以津浦线为例，1915年其运输货物为1345461吨，载客旅客为1271140人次，1934年货运为3921460吨，客运3083520人次，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虽两项数据的起伏较大，但基本上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江沛的《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一文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近代铁路发展史有了很好的总结，近年来南开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成为对晚清民初的华北区域的铁路和港口建设的重镇，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在城市史方面，相对于青岛这一陆海枢纽城市，济南城市商业的专门性研究较少。除档案、《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类的资料集、《济南史话》类的通俗读物外，创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一书将明清时期山东府治所在地济南为研究中心，探讨了其在成为华北地区铁路枢纽后，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相对好地结合的现代化历史过程。而王琨《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1929－1948)》探讨了在二十年时间里，同业公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王瑞琪的《近代济南开埠与城市转型———以商埠区为中心》对开埠后商埠区经济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开埠与铁路，成为济南城市现代化发展及商品流通种类、速度、方式等改变的重要原因。

(二)商帮和商人的发展壮大

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其大致可分为“生产者－消费者”的直接流通渠道和“生产者－中间商－消费者”的间接流通渠道两种。古代村镇集场中不乏牙行、牙人一类的中介机构和中介者。而省内和省际间商品的流通过程中，商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目前所见，专门性研究少，通识性读物多，是山东商帮研究的一大特点。较早且较为全面专门研究山东商帮的，当属李华的《山东商帮》一文。而针对山东商人何时形成商帮，范金民做出了“至迟明末山东商帮便已存在”的推论。移民潮与商业的发展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关系。而提及山东的移民，往往会联想到“闯关东”，但是以往的研究多孤立分析移民潮对移出地和移入地人口、社会方面的影响，对于由移民潮带来的商业发展及商品的流通关注度不高，尤其是山东地区移民所形成的山东商帮，鲜见专著。程美秀的《清代山东商人在东北经商述略》一文中举清末营口、大连公议会中山东帮之例意在说明山东商人对东北经济的促进作用。余同元、王来刚《关东鲁商》论及明清民国时期的关东鲁商主要包含“东三府的黄县商帮、掖县商帮、蓬莱商帮以及西三府在东北经商的一些地域性或家族性商业团体。”东三府在地理位置上濒海，这一客观因素促使三府人民有出外的传统和条件。移民所带来的经济人口等方面的影响是双重的，官美堞的《清代山东黄县的发展》则引用了方志史料分析黄县人外出经商的原因、地点等，而由于黄县商人的外出，其本地行业也被带动发展。山东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儒商气质是该群体的特点。《儒家文化与山东商人的经商特性》一文认为，儒家文化培养了山东商人诚信等优良的商业品质，但“无商不奸”的传统观念还是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山东商人与其他沿海商帮相比，其冒险意识不突出。李金山《先秦两汉齐鲁商贾传统研究》与胡广洲的《明清山东商贾精神研究》举郑板桥和李化熙之例，用以说明地方官吏整顿市场、促进商业发展、保护商人利益。而对于商人的构成，作者采用三分法，经商者中官僚的加入，也表明“贱商轻商”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减轻。宋志东《近代山东商人的经营活动及其经营文化》以近代山东工商业界的革新为切入点，举面对革新三种典型商人企业章丘孟氏、桓台苗氏、青州宋氏，意在说明在革新下山东商人的经营文化。韩丽的《鲁商文化解读》以文艺学的视角，追溯鲁商文化形成的历史根源，同时借助现代企业海尔公司，用以说明鲁商“仁、义、礼、智、信”优良文化的传承。

(三)流通格局的演进

开埠的发生，逐步改变了山东的商品流通结构，随之而来商人资本也了一定的改变。庄维民的《近代山东商品流通结构的变迁及其意义》一文认为，与传统商品流通时期土货是运输大宗，商品的单向流通性特征相比，进入近代后，由于通商口岸的开辟等，商品流通呈现出“土洋货商品和进出口商品为商品大宗并双向流通”的特点。庄维民《近代山东商人资本地域分布结构的变动及影响》一文认为，随着开埠，山东商人资本由运河、胶东登莱及胶州三个地区，向沿海和内地开埠城市进行了三次大的转移，伴随着转移，逐渐形成以开埠城市为中心的分布结构。庄维民《近代山东行栈资本的发展及其影响》一文指出，由于山东旧有流通格局的改变，引起近代商品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市场结构的变化，而以上变化的大趋势又进一步促进行栈业和行栈商人资本的兴起发展，与买办相比，行栈商人的独立性较强。

三、商业城镇的发展

与江南“市镇”的丰硕成果相比，山东的城镇研究还是较为薄弱的，且有较强的地域性特征。按照许檀的观点，山东的商业城镇可以划分为“运河、东部沿海、内陆”三类，这种城镇格局的形成也与山东的地形和交通大动脉的分布有关。在三种城镇中，就目前所见的研究成果看，运河沿线和东部沿海商业城镇成果数量多，具体的城镇研究可参看《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章第一节。商业的繁荣和人地矛盾，也对农村人口结构产生影响。《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认为该时段山东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与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及“城乡市场网络形成”的特点，而这两个特点无疑对商品和人口的自由流动带来积极意义，农村人口的非农化趋势增强，出现“离土不离乡”和“离土离乡”两类。

四、结语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2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一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160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的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越来越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行会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能够保护本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本地市场；能够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付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可能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共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又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二、商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又由于都市制度的变化——坊市合一、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商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制度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纵，过着享乐的日子。不用说这种变化，是由于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缘故。”⑩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纵”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导致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导致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七夕等。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些传统民俗文化已被商品意识所“侵蚀”。商人们利用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五月一日及端午节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由此可见，商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许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商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能幸免于商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我国商品交易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以后，在宋代十分盛行。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黯然无彩，成为商品交易活跃的场所。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众多，是商品交易的极佳场所。因此，它渐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商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无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的竟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生意。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商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由于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些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商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所主要是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对这一解释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认为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紒紟矠谢涌濠认为瓦舍“是简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紒紡矠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使用的场所，其作用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利用这种娱乐场所做生意，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所，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称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商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属于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说，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紒紣矠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使用。”由于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注重自己的表演技巧，努力加强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技巧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艺，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商品经济的影响下，这些愿望和趣味肯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肯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有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纵情欲的地方。许多年轻人因经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导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商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艺对传统意识的冲击作用。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商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三、文学艺术呈现出商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尤其是士大夫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一般都是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产品。而由于宋代商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所谓“商品化趋势”，包含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些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商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商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重要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商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利用，变成了他们挣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艺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根据他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必须具有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必须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商品来出售。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发展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流行于五代，繁荣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大夫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大夫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大夫文人与市井细民共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流行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认为：“小唱是由简单的方式演唱流行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多数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紒紤矠此说甚是。由于词大多数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必然具有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首先，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有商品性质的精神产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必须迎合消费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征：通俗性、娱乐性。其次，词是一种商品化的精神产品，它就必须遵循商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产品（作品）的消费者（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因为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欣赏，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欣赏。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人生情绪。因为追求个性解放、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商品化的精神产品，那么，流通（传播）便是它实现文学价值的重要环节。只有流通（传播）渠道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推销”给消费者，并通过她们去实现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繁荣，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主张雅正）方向发展，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导致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产品，无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根据演出的创收情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爱，一般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难以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因为一首名人的佳作不仅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愿意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爱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商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买卖的商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紒紥矠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出售。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出售自己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紒紦矠

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类型。北宋时擅长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七夕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紓紛矠，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仅是宋代“市肆画”中首屈一指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市肆画”本身虽不一定是商品，但它兴起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商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四、文化艺术商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商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人们（尤其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人生价值。其它的人生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看重。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得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随着商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商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因为在文学艺术商品化的社会中，知识能够真正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能够被赏识，作品能够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能够在创作中获得实现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之路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纵于市井二、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效果。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能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取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出自他们之手。流传至今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们审美娱乐的需要。除了“书会”之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商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商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由于受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必然要去反映更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人人心中共有的人生情绪，以赢得社会各阶层的喜爱。宋代以后，都市通俗文艺（市民文艺）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艺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繁荣。这些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重要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艺市场。由此可见，文学艺术商品化，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艺观的变化。

随着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艺作品（如词、散曲等）已不能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要求，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艺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但文学艺术商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文学艺术商品化，而文学艺术商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良好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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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

②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③《东京梦华录》卷二。

④《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1984年，第29页。

⑤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

⑦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4页。

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社馆，1963年版，第438页。

⑩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台湾华世出版社1981年9月版。

紒紜矠《东京梦华录》卷八。

紒紝矠宋代张舜民：《画墁录》。

紒紞矠《梦粱录》卷十九。

紒紟矠周贻白：《中国戏剧发展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2页。

紒紡矠谢涌濠：《艺术研究论丛》，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紒紣矠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紒紤矠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9页。

紒紥矠《东京梦华录》卷三。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3

物产中的盐、茶、酒、香（香料、香药）、礬五种由官方经营，同样进入市场。于盐“、天下盐利，皆归县官”；于茶，则为场置吏，采茶之民统归“山场”，岁课作茶输租，其馀全部由官府发卖；于酒，在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造；于礬，设官典领，所产入官市；于香，则因其为利甚丰，以官为市。官卖各项，对私相贸易者禁罚极严，尤以茶礬两项为最。宋代的手工业产品亦多，且多有加工技术精良的名产，诸如太原的铜器，邠州的剪刀，成都的织锦，定州的“缂丝”，温州、临安的漆器，汝、哥、定三窑及南宋景德镇的瓷器等为是。矿冶、纺织、酿造、造纸、印刷、陶瓷、造船等行业，其技术和规模都甚于唐代。仅矿冶业中的信州铅山的铜铅开采，募集人数竞达十馀万之众，昼夜开采。

总之，由于宋代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市场可供交换的剩馀产品，品种和数量也随之增加。除煤炭、蔗糖、宋版书籍等新品种之外，“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之物，竟至“无所不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品主要集散地和消费市场的城镇也大为改观。城市面积有了更大的扩展。原来有所谓内外两城（子城、罗城）限制的苏、湖、明、台、严、徽等州及绍兴等地，突破了子城；原有住（坊）与贸（市）的区分也已名存实亡。乡镇间的草市，定期集散的痎（圩），城里的铺席（摊档）在继续发展。汴京等大型都会，为了满足交换的需要，营业时间上的限制被无形中取消。除日市之外，又有早市，更有无论冬晴雨雪均不间断的夜市。至于定期的庙集，专业化市场，如药市、蚕市、灯市、鼓扇百索市、乞巧节等节令性市场，名目多，规模大，称之为“万姓交易，无所不有”。成交额往往大得令人惊诧咋舌。据有关史科记述，仅东角楼南通一巷，“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临安（杭州）更因“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自大内和宁内外，“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融和坊北的珠子市头，其成交则动以万数。就连端午节用的菖莆之类的低值物品，一早就有万贯以上的交易额（耐得翁《都城纪胜》）。

为了交换之便，就经营同类货物的商户“，不以物之大小，但合充用”，都按传统地点集中于一处，使市场专业化，由此而出现“行”、“团”、“市”、“作”。如肉行、鱼行、酒行；花团、青果团、鲞团；珠子市；腰带作、篾刀作等。与商贸活动相协调的服务业应运而生。客舍业，解决了商旅人的投宿，使他们在疲惫转徙中得有安身之所，甚至还有吃喝玩乐的去处。宋代的服务行业分工细，项目多，如养马，每日有人专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有供鱼鰌；养鱼，供虮虾儿。修磨刀剪、扫街盘垃圾、供人家食用水，乃至荷大斧斫柴间等杂活亦有人为之。货物中转、储存，运输用具的提供等等，为商旅之人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作为商品交换媒体和手段的货币，流通量大，形式多样灵活。为适应交换之需，宋代曾大量铸造铜铁两币，但尚不敷使用。市场上有凭信用交易的“赊卖”。除此之外，还仿效唐代的“飞钱”，印制“交子钱”，设有“交子务”专门机构，确定兑换值，加强管理。到了南宋，“交子钱”在市场上已广泛用于流通。

充作货币的银的使用也日益增加。为市场承认的交换形式多种多样，支付手段极其灵活。这不仅极大地方便于商贸，进一步加快商品的流通速度，提高其价值，而且也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总之，由于环境比较安定，两宋王朝的社会生产力，继唐代之后，又有新的发展，物产殷实，市场繁荣。商贸活动，包括民间、官办，国内、疆外众多方面都表现十分活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性商品经济发达的历史时期。宋代的水产品贸易，可借助于东京汴梁和行都临安以窥其一斑。通过当时的这两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观测，考察它们与国内市场、地区间联系，以及它们和边境外少数民族、域外的往来。就形式而言，宋代国内市场有铺席为主的集市贸易（俗称坐商），有通过中间商转贩的估客贸易（俗称行商），和供皇室衣食的贡赋。域外则有官方经营的官卖和入贡回赐的贡赐。其中，贡品在宋代，不论其源自国内或域外，都属于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换。域外进贡的回赐也是如此。国内市场宋代两都的城市商贸占有城市经常的重要地位。其中因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又为其主要因素。北宋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已由唐代的10馀个增加到40馀个。而汴京人口，高峰期高达140万，属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会。南渡之后，政治中心南移，临安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到度宗时，人口也达120馀万。如此密集的人口就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商品主要由远地的估客转运而来，再在“行”“团“”市”中交换。两都市场上，“沉沙栖陆”，“目不给视”品种多至“不可殚记”，被词人周邦彦称之为“竭五都之瓖富，备九州之货贿”（《汴都赋》）。行都之处的杭城，也是“万物所聚，诸行百市”“商贸买卖者十倍于昔”。在东京，经商为业者有两万多户，交易有市，分工有行。由城外各地“集零为整”直接进入消费者，包括饭馆酒肆的馔席之中，即所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繁华之地有相国寺、东华门外等处。靠近宫城的东华门外系禁中买卖之地，“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著，无非天下之奇”。宣德楼前街北有梁家珠子铺，宣德东东角楼潘楼街也有珍珠上市。可食水产品多供作饮食业的消费。如新城龙津桥夜市供应的鳝鱼包子，朱雀门的上冻鱼头等五、六十项“杂嚼”（小吃），开业延至三更。城中街坊饮食处处有之。入席下饭酒的五十二种馔肴中，已知可确定为水产品者就有假河魨（江鮰）等13种。一些名著声显的大型酒楼饭馆除烹制入席档次不同的水产品餐席之外，还有老少咸宜的随意小吃，如炒香螺、煎鱼等，更有南北馔味之别，以适应不同地域往来商贾旅人、驻京官员之需。冬月无蔬菜之时，宫禁和民间收藏冬菜，蛤蜊、螃蟹等水产品也属冬藏对象。收藏物当系市贸而来。由于人口稠密集中，水产品的需求量极大。仅活鱼一项，每天清早，从新郑、西水、万胜三门入城者，就有数千担之多。价格相当便宜，即使是冬月从“黄河诸运处客鱼来”的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水产品的商贸在当时，也与生熟肉食、杂货等同例，专设“鱼行”，而且是160行中的一个大货行。为供有闲阶层游乐助兴，池鱼还进入旅游业的领域。据载，每年三月一日开放的金明池，游人如欲钓鱼，可在西水门的池苑所买牌，凭牌钓鱼。

所钓之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东京汴梁，文人说是“城中万屋翚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但其商品市场的繁荣并非以其本身强大的商品业产作为基础，而主要是仰赖于全国各地的支援，是“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贸”的结果。四通八达的水陆两道交通网，加强和促进了它与全国各地，甚至亚非各国的经济联系。汴、黄、惠民、广济四河沟通南方、陕西各路、陈许蔡寿各州及京东各州；辽境，山东，西北各地，东南，西夏、吐蕃、回鹘分别以长垣至雄州线，澶州至郓州线，中牟潼关线，陈留宿州线的陆路沟通。畅达的交通，加上官方恤商和鼓励转运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东京与各地区之间商贸活动的开展。江淮和山东沿海的鲐鮆鮿鲍，霍山的珠玉，淮甸的虾米，吴郡的蛤蜊海鮠，黄河诸远处的鱼等众多的水产品源源不断运往东京，供应消费市场，而不再转运外地。它们连同南方的水果，主要是给那些脍不厌细、食不厌精的寓居于东京，尤其是任职官员中的南方人享用。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为行都的临安，其繁华景况比之汴梁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御街、荐桥街、后市街闹市之外，尚有许多专业性商行和集市，如象牙玳瑁市、花市、肉市、药市、米市、南北猪行、金漆桌凳行、麻布行等。都下市肆，名家驰誉。著称于世者有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水产品馔食中，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也是名品之一（百岁寓翁《枫窗小牍》、吴自牧《梦梁录》）。有专卖面食鱼肉的店铺，涌金门外还有大小渔庄。起店食店中，以水产品作馔者不下七十种。城内414个专业行中，原来汴梁单一的“鱼行”，又分出候潮门外海鲜行、城东蟹行、城北鱼行、坎子桥鲜鱼行、深水闸鮝团。鮝铺极多，城内外竟“不下一二百馀家”。珍珠单独分市，融和市南坊有珠子市，加工珠孔又有散儿行。在衣冠贵族、学士文人、富商巨贾充斥的临安，风俗日奢，年内各种节日、节气、祭庙等民俗活动“，赏玩殆无虚日”。处于鱼国之地的杭州，地产鱼虾海物，“须鳞壳甲，种类差殊”（陶谷《清异录》），居家餐桌或盛会宴席上自然离不了水产品馔肴。城内沿街叫卖的流动担贩的担贩中，保持有10馀种淡海水产品乃是司空见惯之事。而在店肆中，据《梦梁录》所载，当时街市上的“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肉铺”“鮝铺”中，下厨的630馀种生熟食品，有240馀种系以水产品为主料制作而成。鮝铺所售，水产品几占铺营项目的全部。以水产品为馅或为辅加工成的面食、糕点也有21种之多。城内“大小铺席，连门皆是”，“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而“早间珍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又多集中于“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细嫩的杭城人，对水产品特别嗜爱。“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高宗（赵构）驾幸张府，清河郡王张俊进奉筵宴的十套102色食品，有云梦豝儿、鰕腊、旋鮓等；下酒30味，厨劝酒10味和对食10盏中，水产品所占比例极大。有炒沙鱼襯汤、鳝血炒鲎、螃蟹酿枨、鲜虾蹄脍、南炒鳝、洗手蟹、姜醋香螺等26种（吴自牧《梦梁录》，徐大焯《烬馀录》甲编、元阙名《馔史》）。宴请外国使臣，水产品也是席上之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从名目上来看，皆非名贵之物，除宫廷采办到行市中敲诈勒索外，应当是按正常的交换渠道而得。

临安的水上交易异常发达。其北以大运河与太湖、华北地区沟通；其东以钱塘江口与浙、闽、粤地区相联；其西以富春江和新安江与浙西、皖南相往来。内河江船可达严、婺、衢、徽等州，海船可至台、温、福、泉各州，远达日本、朝鲜和南洋。鱼、蟹、鮝、腊等水产品多从浙东、绍兴和明州等地运进。珍珠，多依靠松辽平原（北珠，又称东珠）以及雷廉二州（南珠）的诏采和贡纳，但也有珠宝商人转贩、哉外各民族和异邦使团贡献、馈赠，海外商船的运进。其中诏采，宋代有史可据者无多。规模较大的是，宋初南汉刘氏王朝据有岭南时，刘氏于海门镇募兵置媚川都采珠。所获甚多，用以饰宫殿、墁沟渠，极欲穷奢。宋太祖平定南汉后，诏采媚川珠池者也无多。绍兴年间，此处珠池因交趾侵渔掠珠而罢采。海外商船贩运珍珠，多由广州等口岸进入。庆历中，仁宗就曾处理过一宗涉及宫廷的广州故去番商没官珍珠事件（事见胡仔《溪渔隐丛话》）。贡赋是“下纳以上”的特殊租课。珍珠的贡赋可考者有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容州贡珠百斤（《合浦县志》），七年（982）贡珠五十斤（《文献通考》），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诏广南市舶司岁贡真珠（《宗史•徽宗本纪》）。宋室宫中通过各种渠道所得珍珠颇多。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重修扩建库屋，宫藏之物分为四库。珠玉香药另专置一库。天禧（1017—1012年）末年以水陆两道上供的珠宝香药就有27万多斤（《宗史•食货》）。出于财政方面的原因，宋室禁中珍珠也曾两次出库以充军用。一次在宝元（1038—1039）中，“现内库珠，直（值）缗钱三十万，付三司售之。收其值以助边费”（《宋史•食货上》）；另一次在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十月，出库珠二千三百四十三万颗，鬻钱银付河北买马（《宋史•神宗本纪》，洪迈《容斋三笔》）。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4

中国的商品经济千回百转、步履维艰地发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灭亡都还非常嫩弱;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西方迟到三个世纪,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庞大舰队杀气腾腾地闯进平静的中国南海,也未能从小农经济的大海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这期间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理学经济伦理对商品经济的阻碍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根源(难辞其咎)。

一、理学经济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阻碍

理学经济伦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制度,扼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传统社会趋于瓦解、新的生产方式初步兴起的时候,有力地阻滞新生产方式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学经济伦理与专制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封建政府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人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在文官政治的运作体系中,礼仪是根本。皇帝与臣子通过礼仪确定君臣的“名分”(从宋代开始,“名分”思想对人们的支配作用,明显超过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门、中央与地方,也主要依赖礼仪的程序进行协调、沟通和节制。而拖沓疲软、推诿扯皮、虚应故事等官场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礼仪而得以合理的存在。从宋到明、清,王朝礼越来越烦琐,礼典越编越厚重,可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以及种种积弊反而愈益加重,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国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赢利思想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凯恩斯认为,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把贪婪、高利贷等等奉为我们的信条,并借此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导到阳光丽日中来。但理学家将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经商赢利的行为一概视之为“私欲”,使之成为应“去”、应“灭”的对象。而且宋代以后,统治者提扬、护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义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压下,元明清三代都没有人斗胆敢于提出如英国重商主义者约翰·海乐斯在《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财富的讨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这种思想。虽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认。

第三,伦理价值导向制约了平民文化的发展和平等自由思想的滋生。理学经济伦理以实现封建等级人伦关系的和谐为终极价值取向,因而统治者和儒家文人有意识地通过强化礼教思想,来约束、影响世态人心的变动。他们加紧制定和推广民间的行为规范,有关的著作大量涌现,涉及家礼家法、家训家诫、乡规民约以及理学各个方面。强调躬行践履的宋儒,把传统思想中宣传“三纲五常”的言论抽取出来,加工改编成修身要诀、治家要诀,向社会传播,向大众灌输。如果说先秦的礼主要用于规范和协调贵族之间的行为,南北朝时期又被突出地用作维护门阀的特权和地位,到宋代礼的重心已向民间教化倾斜。形成于宋代的民间礼教,在明、清二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保守性、落后性、腐朽性更趋突出,严重地禁锢和扭曲了人的心灵,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使得宋明时期已经相当活跃的平民文化始终不能形成为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基础。“庶人”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始终被局限在“皇帝与宗室—品官—庶人”的礼制等级结构中,处在一个与品官(官户)有着不同户名(民户)、以示地位低下的位置上。这种深深根植于国家礼制和法律土壤之上的“官本位”,不仅使平民文化的发展受到制约,也使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平等”等思想不可能滋生。没有“平等”意识,真正的自由竞争也就不可能形成,而在缺乏竞争机制的社会,商品经济是不可能蓬勃发展的。

第四,倡导宗法家族制度,使得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化为工业资本。宗法主义是理学经济伦理的灵魂。理学家企图通过倡导恢复宗法家族制度以振兴纪纲。张载、程颐、朱熹都热心于宗法,对家族制度进行过系统研究,并就如何重建家族组织殚精竭虑,精心规划,尤其是朱熹,为家族组织的发展规划了一个相当完整而又十分细致的方案,除了后来形成的家谱外,大凡祠堂、族田、祭祀、家法、族长等体现明清家族制度形态结构的主要内容,他都提到了。这一肇始于宋代、极盛于明清、延续至近现代,以“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宗族系统(族权)”为基本特征的宗法家族文化,显然是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的,在这样的社会组织和人文背景下,不用说商业资本根本不可能转变成为工业资本,就是商业资本本身也得不到进一步的充分发展。这只消看一下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情形便可知晓。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宗族制度的强化,使徽州社会成为一个二律背反的混合体”。而这种“二律背反”就其本质意义而言,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

第五,崇俭黜奢消费观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理学反对食而求美,衣而求丽,限制了消费对生产的作用,使生产停滞不前;使市场变得狭小,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这种伦理思想的笼罩之下,其理想的经济形态只能是循环往复的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始终只能作为其补充和附庸艰难地波动发展。形象地说,崇俭黜奢消费伦理是经济的稳压器,而不是加速器,它维护了小农经济,却阻碍了商品经济。

二、理学经济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5

【英文摘要】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haveremainedanimportantissueinthestudyofcommodityeconomyhistory.However,theexplor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the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mustfirstdependonacompletedescriptionofthesituationofitsownratherthanjustasimplecomparisonbetweenthefeudalChineselandlordsystemandtheWesternEuropeansuzerainsystem.Theparticula-ritiesofthefeudalChinesecommodityeconomycanbeseeninthefactthatitexperiencedthreedevelopmentalpeaksandthusformedamulti-dimensionalpattem.Duringthis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stronglyinterferedbypoliticalfactors,haspromotedthetransformationoftheChinesesociety.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commodityeconomy/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othercountries/Chinesecharacteristics

【正文】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大力开展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首要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因为这关系到我们从什么样的角度出发和以什么样的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并进而科学认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最近，宁可先生强调："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示。"（注：宁可：《中国社会形态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其意盖在于此。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揭示。但这并不能说明该问题已无探讨的必要，而恰恰说明这只是一个重新认识的开端。下面，试就此问题略抒管见。

一

我们先从对已有的特点的分析谈起。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研究商品经济问题和探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关系的论著中，都曾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问题。其中，姜守鹏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注：见《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2期。）是有关此问题的专文。限于篇幅，以下围绕此文做出分析。

在该文中，姜先生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概括有三。第一，"土地私有，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重要特征。"单从时间上看，中国在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之时，就确立起了"民得买卖"的地权原则，土地买卖逐渐盛行起来；而在西欧，到公元11世纪之后，"在大多数国家内，起初不能让渡和不能分割的''''贵族''''土地，渐渐变为可以让渡和可以分割的；实际上，它已被分割到漫无止境。"（注：［法］P•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4页。）土地买卖才发展起来。显然，中国历史上土地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确实比西欧要早得多。进一步来看，在中西方土地可以买卖之前，土地都是不能任意买卖的。在中国，西周就确立起了"田里不鬻"的地权原则；而在西欧，由于土地处于高度稳定状态，不能买卖，马克思曾称之为"不动产"。

然而，分析土地的买卖不能离开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形态。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析，在西欧，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是领主制阶段。伴随着土地的买卖，领主制解体，整个社会进入了地主制阶段；在中国，土地不能买卖的时期恰好也是西周至春秋战国的领主制阶段。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和地主制的到来，土地买卖发展了起来。换言之，土地买卖是地主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经济现象；从地主制产生之日起，就会有土地买卖，并无此先彼后之分。认为土地较早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一大特点的观点，主要是将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领主制作了对比之故，故而这种对比显然是不妥的（详后）。如果用中国的地主制与西欧的地主制作对比，那么，根本就无此一说。因为，土地买卖与地主制是同步的，并无此先彼后之分。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其根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具有较大的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具备成为小生产者的必要条件；而西欧庄园制下的农奴则情况完全相反，并且，农业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属自然经济范畴，其商品生产主要是居住在城市里的手工业者。我们知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是简单商品经济，交换的发达和商品生产的不发展是其基本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6、371页。）也就是说，当时虽然有城市手工业者生产的商品，但大多数商品则是来自于各生产部门的产品。由于封建社会生产的主体是占社会劳动力绝大部分的农民，尽管中西方农民在人身自由和经营自主权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他们都应是社会商品的主要生产者。

市场上商品的种类充分说明，农民均是中西方封建社会里主要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除盐、铁等大宗商品是来自于手工业部门之外，很多商品都来自农业部门，出自农民之手。粮食、纺织品、茶叶等农产品都成了大宗商品。西欧的情况与此相差无几，大多数商品是庄园中人身并不自由的农奴生产的产品。据12世纪留传下来的商税税则记载，市场上的主要商品有牛、马、腌肉和熏肉、腌鱼或熏鱼、麦及其他谷物、蔬菜、葡萄酒、蜜、油、干果、盐、金属、毛皮、武器、颜料、羊毛、线、磨石等。在中世纪最为著名的香宾集市上，主要商品除手工业品和来自东方的丝绸及珍奇品外，还有粮食、饮料、皮革、各种木材、木炭、羊毛原料和生丝、丝棉、大麻、亚麻、棉花、牲畜以及其他东西，这些东西大多应是农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注：参见［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下册，第23章"中世纪的商人旅行、市场和市集、香宾市集、贸易管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96～199页。）那种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生产者主要是农民，而西欧则是手工业者的观点，不仅与以上事实不符，而且有悖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农民始终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这一基本规律。

第三，"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商业比较发展是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另一重要特征。"得出这一结论，其推论前提是：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流通贝币，春秋战国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宋代出现纸币，白银逐渐成为货币，货币经济一直较为发达；而在西欧，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没有出现发达的货币经济。其实，西欧的货币经济虽然在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下一度有所衰落，但到11世纪时，随着捷克、西伯利亚以及俄国的银矿的相继发现和大量开采，货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出现了高度发达的信用业和金融业，形成了十分发达的市场网络。试想，没有高度发达的货币经济，西欧怎么能够率先发展到资本主义？而且，即使在西欧中世纪的初期，蛮族的入侵也没有立即使商品经济衰落，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衰退的过程，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商业活动。那种认为西欧中世纪交换经济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观点，大大低估了西欧货币经济的发展水平。更何况中国在商周时期，不也是处于"抱布贸丝"的交换水平之中吗？

再者，从货币介入交换这一角度来看，货币是从交换中分离出来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所以，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出现货币。尽管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因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币材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能改变货币的本质。中国从商周之时起开始用贝币。在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之初，甚至在此以前，日耳曼蛮族已用亚麻布条作为货币，后来还一度铸行硬币。（注：［美］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中译本第8章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84页。）因此，把货币较早地介入交换看作中国封建社会有别于西欧商品经济发展的一大特征，并不妥当。

以上的分析表明，在如何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特点的问题上，从据以分析特点的基本思路到具体概括出的诸多特点，都还值得进一步商榷。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是，往往将中西方封建社会作简单的类比，并由此推衍出结论。这是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应加以避免。

二

众所周知，特点是通过比较而得出来的。讲到比较，自然就有一个比较对象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是将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与中国的地主制社会作对比，从而得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是缺乏可比性的。

关于封建社会的形态，历来有"典型"和"变态"之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形态，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领主制是封建社会的"变态"形态，而地主制才是"典型"形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大家知道，任何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没有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它是不会自行消亡的；相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的生产关系都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这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把奴隶社会分为早期不发达奴隶制阶段和发达奴隶制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分为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社会主义阶段和共产主义阶段。难道封建社会会例外吗？而从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地租形态的演进以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对立消长来看，从领主制到地主制，都显示出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注：林文勋：《试论封建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刊《东陆学林》第1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随着封建社会发展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证明：世界各国、各地区封建社会的发展一般都经历了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以我们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和西欧来说，中国西周为领主制社会，进入战国，伴随着领主制的解体，中国进入了地主制。在西欧，马克思说："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例如，"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4页。）西欧领主制（农奴制）解体后，并没有立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发展到其它的历史阶段，而是进入了地主制。恩格斯在论述西欧封建社会走向末路时说："在大多数农村中，虽然还存在着古老朴素的自然经济，但已有许多整片的地区，比如在荷兰、比利时和莱茵河下游，农民都不用徭役和实物献纳，而以货币向领主交付；领主及其臣民完成了把他们自己分别变成地主和佃农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个步骤，……。"（注：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50页。）

既然领主制和地主制是封建社会相继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那么，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社会与西欧的领主制社会作对比就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要进行比较的话，只能用双方的领主制阶段与领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地主制阶段与地主制阶段进行比较。否则，对比研究只能得出一些不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商品经济是一种经济形式，在研究其特点时，无疑需要认真研究它的经济结构、经济要素。但是，仅此还远远不够。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它都不是单独地发生作用，而是与其它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军事、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态密切相连，共同作用。因此，在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时，还需要克服就经济关系而言经济关系的局限，置于整个社会发展之中去加以认识。这也是本文特别偏重从发展的过程去认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特点的重要原因。三

本着上述基本思路，通过与其它国家和地区同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比较，我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在下列四方面具有明显的特点：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态势商品经济何时出现于中国社会，还需要探讨，但在商周时期，它的发展程度还是较为有限的。进入春秋战国，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在此基础上，市场不断拓展，交换空前扩大；金属货币广为流行；商人和商业资本迅速发展。商品经济迎来了它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经秦进入西汉，商品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当时，富商大贾不仅名著竹帛，而且左右地方政局，反映出商品经济力量无所不在，确乎达于极盛。

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到西汉武帝时期，统治者全面推行控制和干预商业的政策，商品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发展势头嘎然而止。汉武帝的政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时商品经济的基础还较为脆弱。盐铁为大宗商品，这本身就表明了这一点。同时，汉武帝的政策体系完整，从生产到流通全面控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汉武帝任用得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历东汉至魏晋南北朝，连续不断的战乱又使商品经济失去良好的发展环境。商品经济急剧衰退，竟出现了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流通的反常情况。直到唐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城市坊市制崩溃，草市镇兴起；货币流通不断进步，并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商人和商人资本再度崛起。商品经济步入了第二个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茶叶迅猛发展为与盐铁相伯仲的大宗商品，草市镇遍及全国，海外贸易取代了传统的陆上贸易，等等。种种迹象表明，与第一个高峰相比，此时商品经济的基础更为广阔，发展水平更高。

到了元代，由于蒙元入侵所造成的影响，唐宋发达的商品经济遭受一定的影响，曾一度发展迟滞。进入明代，商品经济不仅很快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水平，而且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形成第三个发展高峰。这时，交换进一步扩大，市场在更高的程度上整合，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力量迈上又一新台阶，形成了商帮。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点。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受政治力量的影响较大我们知道，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大一统的形成，消除了原来的封建割据，统一了全国的币制、度量衡及文字，有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一面。《史记•货殖列传》说："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讲的就是大一统对商品经济的促进作用。但另一方面，大一统封建中央集权的形成，又使得统治者可以利用中央集权的强大政治力量，干预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其产生不利的作用。

在整个封建时期，大一统中央集权对商品经济的干预极为突出。主要是通过重农抑商和禁榷制度对商品经济实施干预。所谓"重农抑商"，就是通过采取贬低、压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政策及措施，限制从商人数。其目的是防止农民大量弃农从商，保护农业的优先发展地位。自战国商鞅、韩非等人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后，部分诸侯国及继起的秦汉王朝就推出一系列困辱商人的政策措施。如禁止商人穿丝织衣服，禁止商人骑马，禁止商人仕宦以及谪发商人戍边等。而后，由这些政策措施又衍化出一种抑商、轻商的观念意识。重农抑商形成一个从政策到思想再到观念的有机整体，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项根深蒂固的基本国策。到了唐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重农抑商受到一定的冲击，但从根本上还没有完全动摇。即使到了明清，重农抑商仍然不时推出。明清两代都还曾重申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及不得仕宦的旧规。重农抑商的实施，抑制了商人阶级的发展。如宋代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城北郭氏卖豉亦然，皆不肯为市井商贾或举货营利之事。"（注：陆游：《老学庵笔记》卷9。）类似例子不在少数。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禁榷制度是封建统治者干预商品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政策，很多人往往将它归入重农抑商政策之中，这是不对的。禁榷制度的目的是，国家通过官营商业，与商人争利；它是官府充当大商人的结果，与重农抑商有着根本的不同。这项政策起源于春秋齐国管仲的"官山海"。到了西汉中叶，汉武帝任用桑弘羊等人，相继推出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政策措施，将禁榷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为历代封建王朝所遵行。历代统治者对市场上的大宗商品，大多实行专卖，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如果说重农抑商政策是通过压制商人而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禁榷制度则是通过官府控制大宗商品的产运销，将商品经济的发展纳入自己所允许的范围和轨道。

不过，虽然这两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同，但就所起到的作用而言，却是异曲同工，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两项政策双管齐下，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始终置于封建政府的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中国是一个疆域十分辽阔的国家，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其显著特征。这其中，由于各地区和各民族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先有后，起点有高有低，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多层次性和多元性。

这种多层次性表现在许多方面，主要有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别；内地与边疆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等等。以内地商品经济的发展来说，同处于中原内地的南北两方，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就相当悬殊。至于城市和农村，在唐宋时期，一些大城市已发生了市场革命，处于较发达的状态，但许多乡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十分幼弱，尚处于自然经济之中。而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别就更大。

唐代货币史上有所谓"钱帛兼行"之说。其实，除铜钱和绢帛这两种货币外，在四川和岭南的部分地区，还流通着实物货币；实际情况比"钱帛兼行"还要复杂。单以铜钱和绢帛来说，铜钱是形态较高的金属铸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处于较高的发展层次；而绢帛只是一种形态较低的实物货币，代表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处于较低的层次。可是，就是这两种形态不同的货币，竟然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长期共存，流通上百年。这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商品经济是高低层次的共同发展。这种多方面的高低共存，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多元化的特征。

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具有多层次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应作为正确估价中国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思路。长期以来，在对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估价上，不论是从整个历史时期来看，还是就某个朝代而言，分歧都是不小的。一部分人根据某些材料得出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很高的结论，而一部分人则举出了商品经济不太发展的诸多证据。其实，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很多人只注意了一个方面，难免以偏概全。鉴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在估价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第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商品经济在社会变革和转折的关头都起到了革命性的决定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作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1页。）这是对世界各国历史深入分析后得出的一个普遍结论。换言之，在世界各国和各个地区，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对原有的社会结构产生一定的分化瓦解作用。但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来看，这种作用又更为明显和深刻。

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高峰相呼应，春秋战国、唐宋、明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三个重大转折和变革时期。这三个时期，虽然社会变革的内容不同，但从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来看，则有很大的共同点。即，商品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变革是由商品经济引发的。

春秋战国是中国封建社会由领主制进入地主制的变革转折时期。在地主制到来之前，到处都是井田制这种农村公社。在井田制下，土地分成公田和私田两部分，由农奴耕种，但土地所有权均属最高统治者所有，实行层层分封，"田里不鬻"。广大农民生活在井田制公社内，互耕互助，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单位。村落与村落之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即几乎不与市场发生交换关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的拉动下，农民逐渐走出井田，"以粟易械器"。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市场交换关系也就在这一过程中从井田制公社之外逐渐渗入到公社内部。起初，公社成员用于与外部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农产品和土特产品；而后，在交换的席卷下，土地逐渐卷入交换。于是，"田里不鬻"的制度被打破，商品经济最终摧毁了井田制公社，领主制解体，地主制确立和发展了起来。

对于地主制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过去认为地主制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对立的关系。近十多年来，这一问题的研究取得了很重要突破，人们开始辩证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但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商品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从上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我们认为，商品经济应是地主制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及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就没有地主制。也就是说，商品经济不是地主制经济的重要补充形式，而是它的内在经济成份。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6

关键词：重商政策；关税；商品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考察这一时期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

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田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无疑也是各诸侯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策》里面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这里，就把征收关税作为“富国”、“存韩安魏”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关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带来的直接关税收人对于诸侯国的重要性。对此，《管子》说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关市”作为“输之以财”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记载了宋国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关税税率的事情说：“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来，如果免征关税或降低税率，就有可能要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商人在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直接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和统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据《左传》记载，郑国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和商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郑桓公在西周末年，听从史伯建议，率领族属与商人东迁于虢、郐之间。并与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商人在郑国创业奠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郑国统治者的政治支持。由此，郑国统治者与商人订立了互信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只要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双方“恃此质誓，故能相保”。后来，当晋国人韩宣子向郑国一位珠宝商人购买玉环时，这个商人就回答说：“必告君大夫”，即要报告给政府。可见，郑国商人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一直很牢固。《左传》记述的“弦高犒师”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还紧紧地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的利益。而作为回报，统治者也就给予商人一定的特权，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二、重商政策的主要内容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程度不同地采取了一系列重商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通商。”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采取了“通商”政策。晋文公即位之初，就下令“通商宽农，懋穑劝分”，使晋国很快摆脱了窘境，“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公元前658年，卫国被狄人侵劫迁往楚丘后，卫文公制定了“务材、训农，通商、惠工”等政策，使卫国很快富强起来，以致“元年，革车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哟了维护列国之间的正常商业贸易，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上，也都把维护正常商业交往，作为重要的内容写入盟约。如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盟即有“无忘宾旅”、“无遏籴”的内容，即要保护客商，不阻碍粮食流通。这表明各诸侯国都很重视商业活动。

“轻关易道”。关税是商人的货物过关时缴纳的税款。《逸周书·大聚解》说：“关市平，商贾归之。”这说明关税税率的轻重直接关乎商人的利润，进而影响一个国家商品经济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普遍实行了“轻关易道”的政策。晋文公即位之初，为加强国力，发展经济，下令“轻关易道”，“以厚民性”，重视发展商业。齐桓公即位后，采纳管仲的建议。“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这些政策的实行，降低了关税税率，减轻了关税负担，保障了交通畅通，有利于吸引商人进入本国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实力，为其称霸诸侯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有司者治之”。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设立了较为完善的市场管理机构，“有司者治之”。“司市”作为市场总的管理机构，“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其具体的职责是：“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陈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贾阜货而行布，以量度成贾而征值，以质剂结信而止讼。以贾民禁伪而除诈，以刑罚禁蔬而去盗，以泉府同货而敛赊。”此外，设立了“廛人”、“胥师”、“司稽”，分掌收税、监督、保卫等职责，负责维护整个市场秩序。同时，制定规章制度，对商品种类、规格等都作了严格的限制。如，为维护礼制和贵贱等级秩序，规定体现贵族身份的“礼”品，如“圭璧金璋”、“命服命车”、“宗庙之器”、“牺牲”等都不得“粥于市”。

三、商品经济的繁荣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地域差异和社会分工的存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就已经产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获得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各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政治保障，促进了商品经济繁荣。

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春秋时期，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市”的数量明显增加。这时各诸侯国的都城都设有市。如《左传》中记载的周“王城之市”。楚国的“蒲胥之市”。甚至出现了“齐桓公宫中七市”的现象，据说齐桓公的这种行为还遭到了国人的非议。都城以外的其他城邑和城乡之间也都普遍设有市场。战国时期，“市”的建立更为普遍，商品种类更为丰富，所有“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以及东西南北的土特产品，在中原市场上都可以买到。商品交换的地域范围更广，“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纡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断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商品经济之发达由此可见一斑。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内涵；区别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认识到不同经济形式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两种重要模式，有必要对他们之间的区别予以辨析，从而正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内涵

（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所有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都是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所引导的，不受到国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导限制。从市场经济的内涵上来说，其就是一种具备很强自主性的经济模式，产生生产的多少、销售的价格、销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场主导的，市场需求多，那么就多生产；市场需求少，那么就少生产，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虽然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滞后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整体把控，不会出现盲目生产的问题。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信息复杂，千变万化，再不能及时获知信息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生产盲目或是滞后，最终导致损失。但是市场经济可以让市场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促进经济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一种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模式，其是商品生产、交换、售卖的全过程总和。说的直白一点，商品经济就是以直接交换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形式。根据商品经济形式的内涵，可以发现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交换性。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商品交换，所以交换性就是其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第二，开放性。商品经济的产生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实现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行业差别。正因为存在行业差别，才会产生商品交换的需求。而且随着经济行业的不断扩张，这种需求也逐渐提升，使得商品经济表现出了很强的开放性特征。第三，进取性。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者也是逐利者，为了在竞争中占据强势地位，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必然要积极进取，对生产技术予以革新，或是扩大生产规模，表现出了很强的进取性。[2]

二、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的差异

（一）市场形式的差异。不论是市场经济还是商品经济，市场都是最为核心的载体，没有了市场，经济模式也就不复存在了。对比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来看，市场形式之间的差异是二者最为显著的一个差别。具体而言，在市场经济形式下，市场的形式是一种多层次多线条的球状化结构，即不同行业之间相互联系，而每个行业内部又会朝纵向和横向不断拓展，最终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市场形式。而商品经济的市场，是一种单层次的多线条结构，不同行业之间的经济交互是比较浅的，联系并不是很紧密，而且存在差异化的行业经济区别。所以对比来看，在市场的形式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就存在差异。（二）市场类型的差异。除去市场形式上的差异，在市场的类型上，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也存在差异。具体来说，商品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为目的的一种经济形式，所以在市场类型上，其只有一种类型，也就是商品交换市场，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而市场经济除了商品交换市场之外，还具有生产要素市场，这就是和商品经济存在的最大区别。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实现的资源配置，即可以通过一定的经济形式来获得资源。而商品经济的市场不存在资源配置，只有通过劳动成果才能交换得到。换句话说，在商品市场中，经济活动的双方是一种交易关系，也可以说是交换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尤其是在生产要素市场中，经济活动双方是一种契约关系，通过一份契约达成当前的经济交易活动，而不是商品经济中的交换，这是一种本质性的区别。[3]（三）经济发展的差异。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的未来就是市场经济，或者说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因此二者在最终形态上是存在差异的。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商品经济是在经济发展初步具备了一定规模时产生的，这从商品经济出现的时间点就可以看出来。而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只有经济规模和经济条件达到一定的水平，才会产生市场资源配置的需求，在经济规模较小的时候，是不会产生这一需求的。因此，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区别就是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

三、结束语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8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9

关键词：商品经济；当代文学；发展；探析

引言：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艺术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同时以其中的精神力量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中，文学与经济之间属于不同的领域，然而其中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包括其中文学内容由于社会发展而更加丰富，文学写作内容受到市场的影响；在另外一个层面，文学也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促进着商品的繁荣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文学在商品经济中的特性

当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阶段，文学作品在社会大环境中，本身也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因此，文学作品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之外，也具有着经济价值，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大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在文学作品的这种特性之下，也具有和其他的商品一样具有商品经济中商品的产生以及参与社会作用的过程，并且作为商品的一种，实现其中的流通与消费的过程。在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到市场中之后，其中的商业价值将会充分的显示出来，商业价值与文学的本身价值之间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由于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判断标准并不相同。因此，在文学的表现内容中，作者试图通过作品本身所传达的观念，与在商品经济中所表现出的商品价值存在着不相符合的关系。

二、商品经济对于文学作品的促进作用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文学内容的丰富。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的范围以及所接受到的商品内容越来越丰富，其中各个地域之间的交流，文化的融合对于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具有促进的作用。在我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史上，有三个时期文学的发展受到外来文化的直接冲击，其中两次与外来的商品有所联系。在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中对于商品中所承载的文化价值有着极其精到描述，其中以萨尔马罕的金桃为例，展示商品中的文化价值以及对于文学创作的直接促进作用。另外一次是在近代的工业文明的传入发展过程中，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一直持续到今天，在商品经济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充分挖掘中，文学的内容层次的展现越来越丰富。受到不同体系的哲学观念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文学中可以开辟的园地展现在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今天。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学创作者的直接促进作用。由于文学作品与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因此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的影响，在当代的文学发展过程中，以经济价值的创造作为文学作品的创作动机之一。在许多的情况下，文学创作能够为创作者本身带来经济收益。面对这样的市场状况，都能够充分的激发文学创作者的创作热情，并且随之而来的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创作者对于作品的质量具有了更高的追求，力求一部文学作品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另一种则是以数量的作为优势，去创作更多的文学作品。

三、商品经济对于文学发展的冲击

由于文学内容受到市场的影响，能够产生较高经济效益的通俗文学得到更大的发展平台。由于作品的商品价值受到消费受众水平的影响，其中质量优质的严肃性文学作品的销路渐行渐窄，通俗文学的发展却更加的繁荣。由于文学艺术属于社会思想的上层建筑内容，其中的发展有时会先于社会存在而发展，文学的创新园地受到一定的经济作用的桎梏。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作品，所具有的商业气息较为浓厚，阻滞了艺术性作品的发展。

四、结束语

目前，文学作品仍旧由意识形态进行控制，而脱离实际的市场与读者，这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已经有了很多的文学作品已经到达了读者的手中，其商品本质的性质已经难以产生改变。充分调整商品经济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促使社会中文学作品和商品经济之间协调发展，才能够使得文学的发展更加的充分，并且在精神作用以及商品作用的双重作用中促使社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邦卫.为畅销而文学:揭开“文学畅销书”的面纱——兼论文学经济化的当代文学[J].创作与评论,2004(4):37-41.

[2]石晓磊.《兄弟》中人物异化本质——商品经济下人物异化脸谱透析[J].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教学研究),2010(8):11-13.

商品经济发展范文篇10

1.为什么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2.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二）导入新课

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现阶段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商业网点多了，什么商场、商城、购物中心、早市、夜市、集贸市场，还有庙会、物资交流中心，比比皆是；商品丰富了，吃的、穿的、用的，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

提问：这些变化说明了什么？

教师：这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市场的繁荣。哪里有商品生产，哪里就有市场，这是商品经济的共同属性。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作用必然会越来越强，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下面我们就来学习我国为什么要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讲授新课

板书：

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

1.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商品生产与市场有着密切联系

教师：那么什么是市场呢？“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指导划书）

①从市场指的是商品交换的场所角度讲，它有集市、庙会、物资交流会、交易所、店铺、商场、超级市场、批发站等形式。

②从市场是商品交换的领域角度讲，它泛指凡是发生商品买卖行为的，都是一种市场交换行为，市场是所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在本课中谈到市场、市场作用，绝大部分是从它是商品交换的领域这个角度讲的。下面我们来研究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市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板书：

（2）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配置资源

教师：在社会化大生产中，整个社会的生产活动实际上已联结成一个整体，其中任何一环脱节，都会给其他部门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客观上要求把人力、物力、财力和土地等经济资源，按一定比例分配给各个部门。社会分工越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高，社会生产各部门的彼此联系和相互制约的程度就越大，就越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配置资源。那么，按比例配置资源的手段有哪几种呢？

板书：

（3）计划和市场是按比例配置资源的两种经济手段

教师：按一定比例进行资源配置，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可以通过两种经济手段来实现。一种是计划，一种是市场。

板书：

①计划手段，即“通过制定国民经济发展方案，有目的、有计划地调节”。

教师：“计划”通常是指国民经济计划，它是国家为了发展国民经济而制定的经济活动的长期和短期的规划和方案，如我们国家制定的年度计划、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

计划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社会化大生产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为了使生产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在时间上、空间上相互衔接，紧密配合，就必须运用计划调节手段从宏观经济管理上进行调控，以保证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转。事实证明，不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只要是现代化大生产，就需要用计划手段来调节。

板书：

②市场手段，是指“通过市场竞争，由价值规律自发地进行调节”。

（注：此问题可用复习讨论法，让学生运用价值规律的第一个作用进行分析说明）

教师归纳：……价值规律就像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指挥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流向，以达到资源配置的合理、高效。不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调节都是一种自发的、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板书：

（4）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①什么是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为基础和主要手段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②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A.区别：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考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教师：商品经济是相对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而言的，它考察的是生产是否为交换而进行的问题；市场经济是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它考察的是资源用什么方式来配置的问题，侧重于运行机制。

B.联系：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教师：从商品经济自身发展看，由来已久，存在于诸多社会形态中。它经历了原始商品经济萌芽（原始社会末期）、简单商品经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现代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三种形态。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一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史。市场经济则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诞生，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所取代，市场范围急剧扩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等）进行了交换市场，交换的领域扩大，交换的密度增加，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现代商品经济时，才是市场经济。可见，从时间上看，商品经济出现在前，市场经济出现在后。所以“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客观上必然要求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指导划书）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怎样的呢？

板书：

2.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

（注：此问题采用阅读讨论法）

提问：阅读本框第5自然段，请说明：市场经济何时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是怎样的？有什么变化？

学生阅读、发言（略）。

教师归纳：这段教材说明了三个问题。

板书：

（1）市场经济形成于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

我们从前边分析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和联系中已经知道，商品经济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但商品经济只有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伴随机器大工业的诞生才能形成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形成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竞争阶段。

板书：

（2）自由竞争阶段资源配置完全在市场上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

提问：资源配置完全在市场上靠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后果是什么？为什么？

学生答（略）

教师归纳：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在资源配置上完全靠市场上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一方面使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建立暂时的、大体上平衡的比例关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另方面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造成社会劳动的巨大浪费。进入20世纪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它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趋尖税化，从而爆发了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市场不是万能的，提出由政府出面对经济实行干预。

板书：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原有市场经济基础上运用了计划手段

教师：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原有市场经济基础上运用了计划手段，其对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可以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作用中看出。请同学们回忆高一上册第三课的有关内容：什么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的形式有哪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什么作用？

学生答（略）。

教师归纳：……正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能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一样，资产阶级国家对经济运行的计划调节，也不可能做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地发展。

上面我们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面我们来看看我国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是如何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的。

板书：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注：此问题教材写得比较充分，采用阅读讨论法）

阅读教材：本框6—7自然段，说明以下问题：①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根源是什么？②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弊端是什么？

学生阅读、发言（略）

教师归纳：

板书：

（1）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根源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从认识根源上，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发展商品经济相对立，只看到各部门、地区、企业之间根本利益一致的一面，没有看到它们有各自独立的物质利益的一面；把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对抗，忽视了价值规律的作用，从而逐步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产品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特点是把各种经济活动都纳入计划，并单纯靠行政命令加以实施。

板书：

（2）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弊端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弊端，主要是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其表现有二：

①不能按社会需求安排生产，使生产和需要严重脱节；

②违背了价值规律的要求，导致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畸形发展，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实践证明，这种几十年一贯制的长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进行改革。

不可否认，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初，曾起过积极作用。如我国50年代搞成的156项重点工程，60年代初就初步建立起了国民经济体系。但是当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社会结构愈来愈复杂的时候，计划经济的弊端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因此必须进行改革。

板书：

4.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实践的发展和认识深化的结果教师：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一样，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也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板书：

（1）逐渐认识到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教师：传统观念与改革开放后新观念的主要分歧是在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逐步摆脱这种观念，形成了新的认识，这个认识过程大致经过如下几个阶段：

①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②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

③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④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⑤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进一步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从而使我们从长期“左”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⑥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⑦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市场经济的目标和基本原则更加系统化、具体化。

板书：

（2）实践证明，市场作用发挥比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态势就比较好

阅读思考：阅读教材本框题第7自然段，说明教材是从几个方面来说明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的？用你自己所见所闻的事实来说明。

学生阅读、发言（略）。

教师归纳：教材所举实例分三个方面说明了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一是放开产品价格后，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使价格逐渐趋于合理；二是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乡镇企业，其经济活力发展势头好于尚未完全转换经营机制的国有企业；三是市场作用发挥充分的沿海开发区，其发展水平、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其他地区。

我们再从全国发展的总规模、总水平上看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带来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综合国力逐渐提高，特别是近五年增长速度更快。从1962年到1980年，我国综合国力指数在世界上从第10倍上升到第8位，用了18年；1980年到1988年，又从第8位上升到第6倍，用了不到10年；而从1989年到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已接近9％，居世界第2位，这预示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在本世纪末之前一定会实现向更高档位的大跨越。事实雄辩地说明，旧的经济体制逐渐转变为新的经济体制，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可见，“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十多年改革开放实践发展和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深化的结果。”（划书）

板书：

5.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1）我国目前处于新旧体制交替阶段

教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几年，中国的改革实质上是按市场取向进行的，因此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由于中国的国情，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抛开计划经济，而只能围绕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做文章。随着改革的进程，计划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少，市场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大，我国目前正处在新旧经济体制交替阶段。因此，经济生活中仍然会存在许多问题和矛盾。如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活力不足，还没有转变经营机制，真正进入市场。经济效益至今还比较差，大概是1/3企业有盈利，1/3企业是潜亏（即表面上不盈不亏，实际上还是亏损），1/3的企业亏损。两种经济体制并存也有摩擦，比如某些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为倒买倒卖开了方便之门；由于投资体制没有理顺，投资规模很难控制，重复建设一再出现等。

板书：

（2）要进一步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经济效益，必须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教师：上述新旧体制交替存在的摩擦、矛盾和问题，说明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到位。要进一步增强经济活力，提高经济效益，就必须对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修修补补是不行的。只有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过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国内角度看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对外开放、与世界市场接轨、增强我国与世界经济竞争能力的需要。

板书：

6.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有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客观要求

教师：市场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开放的国内市场，进而发展到国际市场，通过市场在全社会以至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这是商品经济的内在逻辑。所以，市场经济必然是一种开放型经济。

（注：当前学生对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很感兴趣，可作适当介绍。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参加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进一步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等都将极为有利。有机遇，也有挑战，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我国的现行体制如何与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国际经济体系相互协调的问题。所以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有机连接国内与国际市场的客观要求。）

（四）课堂小结

通过本框题的学习，使我们懂得了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商品经济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客观上必然要求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改革。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也是有机连接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客观要求。

（注：本框题内容较多，且是本课的重点和难点，建议安排2课时。第1课时讲问题1——2；第2课时讲问题3——6）

复习题：

1.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按比例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有哪几种？

2.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怎样？

3.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源配置上的方式如何？

4.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弊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