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范文10篇

人口经济范文篇1

关键词：人口流动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突飞猛涨，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但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随之而来的问题——流动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一问题成为了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流动人口（floatingpopulation）通常指的是长期在外居住或就业，但却没有居住地户籍的一类人。刘易斯（1954）曾指出，经济社会中两大主体：工、农，因区域经济差别或收入水平差别，农业部门的冗余劳动力会越来越多地补充至工业部门，期间并会不断带动经济走向繁荣。但按照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国内贫富差距悬殊，人口流动不断地影响着我国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

一、对我国1982—2017年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的分析

1、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一路飙升。从图1可以看出，1982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流动人口的数量仅仅不到66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量不到0.65%；而时隔28年，2010年也就是距现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时，流动人口数量已然高达2.61亿人，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9.51%，是1982年的38.8倍；到2013年末，全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已达到2.45亿；到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2.4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平均6人中就有一个人属于流动人口。虽然到2017年，流动人口的数量降为2.4亿，但流动人口的总流向趋势并没有改变，特别是特大城市人口聚集态势还在加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进一步上升，随迁子女的比例增加。2、区域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也因各种因素越拉越大。目前，我国因区域差异化而形成的三大地区显而易见，分别为东部沿海一带，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三大地区形成了我国自东向西经济发展逐渐递减的梯度流。从图2可以看出，1980年，东部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为38.38%，中部和西部分别为37.94%、23.68%，三个数据都在20%～40%之间，但随着各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数量一路突飞猛涨，与此同时，中西部的流动人口数量增速却相对缓慢，大不如东部地区。到2010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数量占到了全国流动人口的85.71%，占绝对优势，而中部仅占4.43%，西部占9.86%。从图2可以看出，自1980年起，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比例上升，并且还有继续增大的趋势；中部地区一直呈下降趋势，流动人口比值下降了93.6%；西部地区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流动人口比值下降了58.4%。2013年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85.2%，2015年该比例有所降低，为84.71%。3、流动人口价值的侧重点发生转移。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体制日趋完善，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深，受教育时长越来越长，人口的素质也越来越高，流动人口的价值慢慢的从只要求有较好的体力和娴熟的劳动技能转变成要求拥有高学历、高创新的高层次人才。从表1可以看到，高学历的流动人口数量占比越来越大，1982年受高中教育的流动人口仅为8.41%，到2010年高中教育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22.06%，增加了1.62倍；在2000年以前大专及以上（包括本科、研究生）的流动人口几乎没有，但直到2010年，该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已然达到了18.92%。低学历人口的比重越来越低，流动人口的素质越来越高，根据第三次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已然高于全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

二、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动动机分析

人口流动现象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受到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历史背景、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区域经济的差异化是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因素。由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和基于对优越生活的向往，使得人们普遍对文明和经济繁荣城市有所向往；在每一个地区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随之所带来的产业的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等对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大；各种政策机制与社会福利产生的区域差异等都成为了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加上我国生产力的转移和地形地势、政策福利、资源分布等因素交叉影响，使得我国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自东向西的阶梯状分布，其中东部地区最为发达，中部次之，西部地区的发展相对较为落后。由于人的趋利本性和经济效应的影响，人口便自发的由中西部向着发展繁荣的、平均收入高的、社会福利好的东部地区流动。特别是对于一些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来说，到经济发展繁荣的地区更容易得到广阔的平台和大展身手的机会，以达到自我价值的最高实现形式，同时发达的地区可以给予他们一种美好的期望。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也是造成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1982年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比值约为1.83，1990年扩大到2.20，1995—2000年增长到2.7，到2010年，该数值已经达到了3.20，并有着继续上升的趋势。同时，在大城市生活的居民大部分隐性收入也是不可忽视的，其中包括生活补贴、社会福利、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等，将这些变量加入到城乡福利的比较中，乡村的比较利益明显偏低，该原因直接导致了乡村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进军”。

三、流动人口对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落后的区域会逐渐发达起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农产品和劳动力也逐渐开始出现冗余，这不仅给大城市提供了发展中所需要的劳动力，也给城市中各个产业发展提供了资本积累和原材料供给。城市化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同时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使得城市的现有劳动力数量不足，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力来补充。因此，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就是流动人口聚集的过程。而大量人口流动到发展发达的地区后，行业的岗位竞争大幅提高，也就相当于人们失去工作的机会有所提高，进而影响了这个地区犯罪率的上升，不利于社会的管理。流动人口长期身处外地，缺乏时间和精力去管教自己的下一代教育和成长。大量人口进入发达地区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物资分配、基础设施共享与人口数量剧增带来的矛盾，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资源压力增大。但是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发达地区会慢慢地聚集越来越多的高素质人才，会使这个地区的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等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劳动力资源更加丰富，生产成本降低，进而使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发展会带来教育资源和其他关联产业的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进入，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动力，形成相对的良性循环，进而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而对于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来说，很难培养和留住一些高素质人才，因此该地区创新跟不上、经济结构不完整、难以留住人才、各产业发展更加艰难，进而使得该地区的经济发展缓慢、社会福利水平不高、人们的生活保障少等，对发展落后的地区来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四、结束语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现阶段我国已进入人口流动的高潮期，未来还将继续保持快速流动的趋势，人口流动是一种受区域经济差异驱动的社会经济现象，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具有双面的影响，同时，人口流动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区域差异。因此，应当促进科学的人口流动，加强城市社会管理，改善社会治安，提高城市基础设施能力的建设，深入户籍制度的变革，加快落实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完善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通过国家主导以一定的政策福利来引导高素质人才向着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流动，因地制宜地促进落后地区长远发展，进而缩小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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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昉：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成因、趋势与政策[J].中国人口科学，1995（6）.

人口经济范文篇2

内容摘要：本文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引导人口的合理流动，同样也可以通过人口流迁的调控与管理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繁荣。经济发展与人口流迁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然，其经济与人口流迁的关系轨迹表现出很强的个性。尽管如此，其经济发展和人口流迁的关系还是可以给予我国较强的启示。

起伏不定—德国经济发展轨迹探析

德国经济曾经是推动欧洲经济发展的先锋，但近年来却始终徘徊在停滞的边缘，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经济疲软不振。自1990年统一到2001年，德国经历了四次经济衰退，其中1999-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2001年下半年经济严重衰退为第四次经济衰退。2001年，德国经济增速由2000年的3.0%急剧回落并步入轻度衰退，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结构老化；二是外部冲击；三是周期传导。因此，德国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扩张力度，在不突破《马约》标准和财政赤字压力的前提下加大财政支出，2000年欧央行的四次减息对德国有较明显刺激作用；实行税改和减税政策刺激经济，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实现扩张性政策目标；调整劳资联盟关系，稳定和改善就业形势；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等。

2003年德国经济跌至-0.2%，成为1993年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其难点主要表现在：2002年经济复苏目标已然落空，增长率仅为0.2%，居欧盟各国之末；失业规模居高不下，全年失业人数月均在406万规模上徘徊；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3.7%，突破《马约》标准。

2004年，德国经济逐渐复苏，GDP增长率达1.2%，继而经济增长趋于良好，特别是2006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加快，其主要动力则是来自德国。国内和国外需求同步增长，都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见图1）。而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德国GDP增速至3.2%，成为近十年来增速最快的年份。当时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如何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将负债率控制在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不容忽视，2006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上升约40%，铜等基本金属价格也大幅度上涨，欧元区年度通货膨胀率连续16个月超过欧洲央行2%的政策目标，2006年德国通胀率达1.8%，2007年更至2.3%，因此，防通胀也是德国经济的重要任务（见表1）。

2007年德国经济增速较上年下降至0.7%，2008年受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危机、欧元升值和国际市场油价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速明显减缓为1.3%，特别是2009年德国GDP创近40年最大降幅，为-5%。与此同时，2008年通胀率却不降反增至2.8%，经济形势较为严峻。2009年在金融危机影响下，通胀率伴随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明显降低（见图2）。

德国联邦经济部在2010年1月22日的“2009年度经济报告”预测2010年德国经济负增长2.25%，是德国史上经济下滑最快的一年。出口和企业设备投资将出现较大滑坡，分别较2009年下降8.9%和11.9%，失业人数将增加50万人，失业率上升至8.4%。

不规则运动—德国人口流迁状态分析

从人口总量来看，德国总人口在十年间经历了缓慢增加继而缓慢下降的趋势，据欧盟统计局统计，德国人口从2008年的8222万降低到了2009年的8200万，又减少了20万。根据数据分析，尽管联邦政府推出辅助年轻父母、鼓励生育的政策，但2009年德国的新生儿数字依然下降。据统计，2009年德国死亡人口数字还是高于新生儿，人口因此减少19万。同时，2009年从德国移出的人口数也高于移入人口。经测定，2030年、2050年，德国人口将分别递减至7720.3万和6874.3万人，仅相当于2010年预期人口规模的94%和84%，下降速度比较迅猛。届时，德国将陷入人口规模绝对短缺的境地，对其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一系列严重的负面或消极影响（陆军，2009）。

20世纪90年代至今，德国与外国之间的总的流迁人数不断呈现下降趋势，这一降幅在1998年接近最高，而总迁出人数几乎呈现相当的趋势，变化不大。但净迁移人数同总迁入趋势保持大体一致，不断下降。

与此同时，1991年至2007年间德国公民在德国与外国之间的流迁也呈现明显的特征，总迁入人口不断呈现下降的状态，而总迁出人数却缓慢上升，在2005年间迁出人口总数大于迁入人口总数，而德国种族被遣返迁入的人数与总迁入人数保持几乎平行的状态，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降幅较大（见图3）。

德国向海外移民的趋势上升，成为近年来人口下降的又一个漏出通道。2007年12月31日，在德国停留的外籍居民人数累计为6744.9千人。在来源结构上，较2006年呈现大幅增长的人口来源国包括保加利亚（19.9%）、卢森堡（13.3%）、罗马尼亚（15.3%）、黑山共和国（168%）和塞尔维亚（171%）。但是，德国与国外之间的人口流动数据显示，2006年移民海外的德国人超过返回德国的人数达到6.6万，2007年又有16.1万德国公民移民海外。从德国与国外之间人口流动的连续数据分析，德国跨国净移入人口的差值出现逐年递减的显著趋势。从国际人口迁移净变动的数量看，依靠移入人口弥补国内人口自然增长缺口的任务已经无法完成。

外国公民在德国和外国之间的流迁在1991-2007年间也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迁出人数保持大致相当的数量，一直较为平稳，但寻求避难迁入的人数持续下降。德国流入人口除了劳工迁移、探亲等外，寻求避难迁入的人数也占相当的部分，只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处于困境的人数相对减少，而因为寻求避难而迁入德国的人口也相对下降（见图4、图5）。

德国经济发展与人口流迁定量关系分析

人口流迁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因素，世界各国的流迁趋势也有力的证明，流迁的趋势绝大多数是从相对落后、贫穷的地区，流向相对发达、富裕的地区。而且同时比较规律的是，流动人口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与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较好时期，经济增长率不断提升，整个社会环境呈现一种繁荣的面貌，此时人口流迁的规模和速度也逐渐增加。德国经济发展与其人口流迁的轨迹也充分的印证了上述论点。

参考文献：

1.德国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

2.2003年德国经济形势与政策选择分析.

3.当前德国经济形势.

4.金融危机对德国经济影响及分析.

人口经济范文篇3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人口经济范文篇4

河南省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截止2018年底，河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606万人，老龄化率16.7%，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从总体上看，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趋势明显等特点，可以说河南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中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文献基础上，通过搜集1996-2018年数据对河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确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通过整理了相关国内研究文献，从研究结论上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正向影响、负向影响及影响不确定三种论法。虽然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21世纪会保持稳定，但是人口老龄化会在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以及技术方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武元晋等，1988）。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消极持久的（张车伟，2006）。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体现在老年产业发展机遇，这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有利关键因素（姜向群等，2000）。除了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影响外，其他都对劳动参与率产生负向影响，研究十九个国家后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失业率和人均GDP等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都不相同的结论（马艳林，2015）。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老龄化因素，研究结论显示，根据政府采取经济政策的不同，那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会不同（李军，2006）。在现有文献中，对河南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的较少，为了规避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就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第一，河南省的人口持续增长老龄化问题严重。河南省在1998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按照国际标准，河南省自1998年起就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在2018年河南省老年人口比重已经高达10.61%，老龄化程度加深。河南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呈上升趋势，自从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从1998年的656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019万人，老龄人口增长速度高达155%。第二，河南省老年人口数量多速度快。由于河南省的人口基数大，因此老年人口数量也比较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稳步提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老龄化速度增加。由于河南经济发展缓慢，许多年轻有实力的劳动力不断向南方和发达地区进行迁徙，青壮劳动人口的转移加速了河南省老龄化进程。第三，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城乡倒置。一般情况下，城镇比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好、社会制度更加健全人口的平均寿命应该相对较长。然而河南省农村老龄人口多于城镇老龄人口，出现了城乡倒置的情况。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建国初期中国不论城镇或是农村，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的状态，由于城镇人口基数小于农村人口，因此此阶段农村所增加的人口要高于城镇增加人口。随着政策“计划生育”的出现，人口增长放缓，这一批出生的公民也已经步入老年。这就导致了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数的比例高于城镇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例的现象。第四，河南省人口“未富先老”。发达国家或地区有实力解决由老龄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会出现未富先老现象。而河南省的老龄化并不是这样，河南省的人口结构属于明显的未富先老。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800美元。这表明，当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并不发达，社会并不富足，“未富先老”给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分析中，采集河南省1996-2018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具体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实际GDP，解释变量包括老年抚养比（odr）、人力资本水平（phc）、技术进步（tec）、就业人员数（emp）。选取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水平的指标是因为它能全面真实的反映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弱化物价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河南省就业人员数衡量劳动力的变动；选取老年抚养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更全面综合清晰地衡量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估算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年限法等，本文选取河南省平均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河南省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选取一般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变量。

（一）ADF检验

本文分析基于时间序列，在考虑建立计量模型前首先检验其平稳性。在对原序列的五个指标进行ADF检验时发现均为非平稳序列，对其进行一阶差分后发现各个ADF统计量值均小于其各个指标在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即ADF检验通过数据平稳，说明Ln(pgdp)、Ln(emp)、Ln(odr)、Ln(phc)、Ln(tec)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二）协整性检验

在一阶单整的情况下，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EG检验法，对序列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由表可知残差的ADF值小于5%的临界值水平即-4.82<-4.56，则可认为在5%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可认为残差e不存在单位根，可认为序列间存在(1,1)阶协整关系。

（三）基于协整方程的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虽然河南省人均实际GDP、老年抚养比、就业人员数、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都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通过了ADF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变量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利用Eviews对lnpgdp、lnodr、lnemp、lnodr、lntec1996-2018年的数据做协整回归方程如下：协整回归方程拟合效果较好，F值统计量为139，相应的P值为0.0000，这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整体方程显著。方程中的解释变量老年人口抚养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存在负向作用；就业人员数、人力资本水平、技术水平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存在正向作用。根据回归结果分析，老年人口抚养比对人均实际GDP的增长具有负向不利影响。老年人口抚养比例的回归系数值的大小为负的0.096682，P值为0.000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影响。也就是说，当老年人口抚养比例提高1%时，人均实际GDP会下降0.097%，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年轻人比例不断减少，老年人比例不断提高，由此导致劳动力资源会减少很多，导致劳动年轻人口的抚养负担、政府负担加重。

四、结语

人口经济范文篇5

一、郑州市人口数量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郑州市人口数量的统计分析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则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因此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发生作用。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量低质的人口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二是通过消费引起的。一定数量人口的衣食住行能够增加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越多，消费量越大，就会影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最终影响经济的产出。

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状况，一般由人口总量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映出来。下面我们用统计数据分析郑州的人口状况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从上表可以看出建国以来郑州的人口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49～1959年，郑州人口加速发展。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初步改善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依然很高，形成了郑州人口的第一次生育高峰。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出现了建国后郑州人口第一次负增长，以后郑州的人口依然增长很快，虽然在70年代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迁入人口多，人口的净增长仍然很高。

(二)郑州市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郑州人口的基本状况，但是郑州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下面建立我们模型，分析郑州人口对经济的影响。

容易计算，平均相对误差为6．57％，也就是模型较好的模拟了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可知人口数量对经济的影响比较明显。郑州人口由1950年的219．23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708．22万人，增加了486．99万人，增长率为223％，人口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一定数量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必要的物质基础，包括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所产生的需求，增加了有效需求，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郑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50年底53元增长到2004年19602元，增加了369倍，充分见证了郑州经济的发展。

对经济的发展而言，人口不足或过剩都不利于经济发展，人口过剩难以确保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而人口不足则不能保证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这样，经济增长对人口的要求会形成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的人口数量可以保证人类社会在不影响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得经济增长得到最大程度上的保证，这种人口规模被认为是适度的。但是“分母效应”不容忽视。庞大的人口总数，以及由此带来的每年较大的增长量，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郑州来说，也是一个负担，制约着郑州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二、郑州市人口素质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素质，是一个区域中人口所拥有的生理、心理、科技、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内在规定性。人口素质是个人具有的作用于社会的人力，是人口诸多特征中最积极能动的要素。一个区域人口素质的高低，一般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口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包括生理机能、营养好坏、心理健康状况等，这是决定人口素质高低的自然基础。二是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科技知识水平，这是决定人口素质高低的主导因素。三是思想素质，包括人们的信仰、伦理道德、劳动态度等精神赋存状况，以及社会行为规范和历史人文传统等，这也是决定一个地区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人口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一个地区人口素质的高低一般体现在一个地区人口的文化水平、体质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

1．郑州市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统计分析

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一般是以接受教育的年限，每万人口中大学生人数、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年限与等级、专业技术水平的职称、小学普及率等来衡量。因此，可以通过有关教育水平的人口统计指标数据来比较评价郑州市的人口素质状况。

下面我们由历史统计数据分析郑州人口素质状况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随着学校教育和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郑州人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提高。有文化的人口增长较快，平均每万人在校的大中专学生稳步提高。郑州市的初中教育的情况不太乐观，在校的人数呈逐步下滑的趋势。这也说明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一些人有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图形显示在2000年附近出现了大的波动，这正反映了受大学扩招的影响，进入大学的人数多了，影响到了技工学校的招生，且每万人所拥有的教职工数目明显减少。特别是平均每万人拥有大学专任教师数目锐减。不过2002年以后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说明郑州的教育在稳步发展。

但郑州全民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仍然较低，2004年与北京在校学生构成比较。由比例图可以看到，郑州在校学生的结构不尽合理，小学生约占了一半，可是中学生所占的比例大幅度减少，这反映了郑州小学毕业生的升学率比较低，一部分人的教育只限于初等教育。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关键的作用，并且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研究报告表明，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文盲相比，小学毕业生的可提高生产率43％。初中毕业生可提高108％，大学毕业生可提高300％。因此，郑州市的经济要振兴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

2．郑州市人口体质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口体质是人口质量的物质基础，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郑州人口平均寿命已由50年代的60岁延长到目前的70多岁。人口死亡率也稳定在4‰～5‰的水平。由于身体素质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与各地区的医疗卫生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关，选用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数、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来粗略的反映郑州人口的身体状况。

从上表看出在2000年前后，在每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减少的同时，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床位数并没有大幅度的减少，一是因为统计指标的变化，另外反映了国家精简机构，关闭不合格单位取得的成效。但随后的“非典”严峻考验了医疗系统，也暴露了卫生医疗条件跟不上人口发展的速度，同样也促进了卫生医疗的快速发展。在2003年郑州医疗机构数、卫生技术人员数和床位数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郑州人民总体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身体素质偏差。近期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有关报道：调查显示郑州的中学生身体素质在不断下降，状况令人担忧。等等这些都将会制约郑州市经济的发展。

3．郑州市人口素质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以上用大量的篇幅分析了人口素质(包括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状况，那么，人口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怎么样?下面我们把前面反映人口素质状况的图形(包括身体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与下列反映郑州经济发展的图形(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联系到一起做简单的分析：

可以直观地看出在2000年左右，体现人口素质的科学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的一些指标明显下降。再看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前后增幅明显放慢。虽然不能说是人口素质是当时经济增长缓慢的全部因素，但人口素质的明显下降，必定是当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以后，反映人口素质的指标有了很大的提高，而在2003年与2004年两年郑州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幅加大。由此可见，在郑州经济的发展中人口素质的提高起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三、人口结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的构成包括自然构成、年龄性别构成和社会经济构成(如城乡构成、产业构成等)。其中人口自然构成的变化是由人口本身的出生、死亡等变化形成的。人口构成与经济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限于查到的资料，我们把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做一简单的分析。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郑州市的大专以上人口比重在稳步上升，三次产业的就业人员比例逐渐趋于稳定，人口性别比和全国大体相等。但是高等教育人口所占的比例到2003年仅为9．7％，比重还是偏低；而且虽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明显提高，但这个比例与北京比较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第一产业比重偏高，即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大，或农村人口比重高，意味着人们主要从事对土地开发的农业生产，如果伴随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的环境意识薄弱，则会造成环境资源的过度使用以致退化。而性别比为1．07％左右，也是不合理的。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等学历(2004年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为1．0％)和高级职称(2004年单位从业人员中具有高级技术职称人员和高级技师的比重分别为2．8％与0．3％)的人员比重都比较低。

人口经济范文篇6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迁移;时间序列;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人口与经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核心因素，二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人口经济问题，作为工业基地的老东北这种问题表现的尤其明显。东北地区国企遍地，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较高，但由于计划生育的低出生率以及低死亡率使得东北老龄化人口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加上人口大量外流。导致17年来，辽宁常住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经济上，从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1个省份的生产总值(GDP)数据来看，辽宁增速仅为3%垫底。从辽宁的经济结构来看其发展受限于传统工业结构，几十年的发展定势让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都产生了“路径依赖”。为了进一步研究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从人口因素细分为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从业比例、流动角度，利用时间序列对辽宁省近25年的经济与人口相关性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人口负增长对辽宁经济发展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二、辽宁省人口、经济发展现状评述

（一）人口。从图1可以更直观的看出辽宁省的人口总量变化情况，从1990年到2008年，人口总量在不断上升，而从2008年到2014年，上升速度明显减慢并且已经开始呈现下降。图1辽宁近25年人口总量变化图从自然增长率上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极大的降低了死亡率;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中国新的婴儿出生高峰期。但东北地区似乎并没有受到二胎政策的影响。由于东北地区国企遍地，计划生育政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的根深蒂固，加上儿童的养育成本越来越高，即使二胎政策放开后，东北人的生育意愿依然很低，尤其是辽宁地区，2015年辽宁出生率仅为由6.17‰，自然增长率甚至为负值，成为全国首个人口负增长的省区。从人口迁移角度看，近年来，辽宁已经由人口流入地转为人口流出地。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至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总数为4382.4万人，相比2014年常住人口减少了9万人。姜玉通过对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特征研究得出结论，东北三省人口持续外流，净流出数量呈增加的趋势，流出人口平均年龄低，受教育程度高[1]，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或者南下做生意，根据流出人口特征我们可以推断东北地区面临的不仅仅是人口流出的问题还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从家庭规模角度，2015年，辽宁地区平均每个家庭仅有2.77人，由于结婚年龄的推迟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结婚越来越晚，产生很多大龄单身青年；人口流动比较大，带来很多“迁徙式”的二人户或者单人户；过去一大家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更多年轻人选择独立居住，一大家子被拆成几户，很多老人单独居住，加上辽宁老龄化程度较高，所以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正在构成辽宁省家庭结构的重要部分。从年龄结构的角度，辽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0.38%；15-59岁人口占69.02%；60岁及以上人口占20.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2.82%。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比重下降1.04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比重下降4.1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1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51个百分点。图4反应了青少年的人口比重在不断下降，壮年人口所占比重自2012年后也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老年人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意味着辽宁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从性别比角度看，2015年底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2211.2万人，占50.46%；女性人口为2171.2万人，占49.54%。总人口性别比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2.54下降为101.85，辽宁省性别比远低于全国水平。辽宁省彻底跨入“男性低比例时代”，并且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全国第一个“男少女多”的地区。（二）经济。从2015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经济运行数据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看，辽宁增速仅为3%垫底。由图三我国的生产总值指数地图颜色可以看出，辽宁地区颜色明显浅于其他省份，在剔除了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后，辽宁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不容乐观。辽宁是老工业区，能源行业和大宗商品生产等传统工业是该地的支柱产业。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定势让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都产生了“路径依赖”[2]。近几年，传统产业的优势在减弱，投资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出现下滑，使得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品需求大幅减少。从产业结构角度，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其工业产业曾经位于全国的首位。随着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传统的重工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东北经济衰退，工业发展速度减缓，第二产业产值下降，三次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一三逐步向三二一转化。图五为辽宁省1991--2015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比率，这里的产业贡2018年第08期下旬刊（总第706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08，2018（CumulativetyNO.706）献率是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由此可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在2014年重合后，到2015年发生了交替现象，第三产业成为辽宁省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图2辽宁省1991-2015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比率从消费结构角度，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同时消费结构随之改变。通过对比图七和图八可以发现，辽宁省消费结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是食品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代表该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居住消费占比增加，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房价越来越高，人们对住房需求有增无减，解决下一代的住房问题成了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三是医疗保健在消费总支出的占比有所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养生保健，药品价格也在上涨，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

三、人口因素和经济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将采用辽宁省1990年到2015年二十五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做为时间序列数据。在本文当中，将老龄化、家庭规模、性别比等作为人口因素分析其对经济的影响。根据理论分析，为考察人口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将采用以下变量进行实证研究：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被解释变量y，人口总量作为解释变量X1，家庭规模作为解释变量X2，老年人口占比作为解释变量X3。为避免通货膨胀的影响，消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将对时间序列数据取对数来建立回归模型。因此，该模型的计量方程为：lnY=αllnx1+α2lnx2+α3lnx3+ε，ε为随机误差项。将辽宁省1990-2015年的相关数据输入stata统计软件进行实践序列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F值=7125，P值=0.000，说明模型整体上是比较显著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0.9766，模型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734，说明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强。因此模型的回归方程是：lnY=-14.99+3.33lnX1-6.02lnX2+1.29lnX3通过回归方程可知，人口总量和老年人口占比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家庭规模对经济增长作用相反。（一）人口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减少。从生命周期理论中我们知道，青少年是潜在劳动力，青少年人口数量减少，未来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将对为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再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知，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产出由劳动和资本两个要素决定。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领头羊，辽宁的经济基础并不差，在此我们假设资本不变，将劳动作为变量，L所代表的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少年也将成为新的劳动力供给。此外，流动人口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经济发达地区，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工作机会来留住当地人口并吸引外来人口，相反在落后地区，就业机会少，工资待遇差，对外来人员没有吸引力，甚至成为一个推力将当地人才推向外地，导致人口流失，而流失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为高素质，有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总量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由于经济发展速度降低，辽宁省对于外来人口不再具有吸引力，甚至对本省人口产生了推力，一些高校毕业生和高素质的人才会选择到北上广或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工作，使辽宁省面临人才流失问题，缺乏人力资本这个生产要素，又会对辽宁的经济复苏造成阻碍，因此形成恶性循环。（二）老龄化程度高，消费结构改变。消费、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人口年龄结构也会对储蓄、消费和投资产生影响。分析2005年到2015年十年间，辽宁省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产生的原因，与辽宁省的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尤其是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最直接的消费人群是老年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养生保健，老年人更加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因此他们的消费结构主要用于医疗保健。回归结果显示老年人口占比对经济增长有正向影响是因为老年人作为纯消费群体，对养生保健品的消费刺激总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影响系数不高是由于老年人收入减少后，生活支出皆来自以前的储蓄，且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深，崇尚勤俭持家的思想，日常消费多为理性消费和生活基本消费，多数用于医疗支出。老年人对于投资的需求并不高，主要为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所以老年人口增加会导致储蓄率下降，医疗保障、社会福利支出增加。（三）家庭规模小，经济需求大。家庭规模对经济具有负相关关系，家庭规模越小对经济增长越有利。最显著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缩小刺激了住房需求，原来一大家子住在一个屋檐下，现在以小微型家庭为主，大家庭拆分之后，增加了购房需要；房地产泡沫化严重，面对日渐飞涨的房价，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提前为下一代买好住房，房地产业对经济增长作业十分显著，因此，家庭规模缩小，住房需求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四）国有企业减少，从业结构改变。根据2015年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辽宁省国有企业员工数从2014年到2015年减少了近20万人，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东南沿海各省的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蓬勃发展，传统国有企业缺乏创造力和灵活性的弊端开始显现出来[3]，加上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推进，国企不再是铁饭碗，国有企业的工作岗位对劳动力不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劳动力选择向私企或者外企转移，使国有企业流失了大量的人才。根据劳动力转移特征分析显示，向外省转移的劳动力多为高素质，有一技之长的中高端人才。其中不乏有从辽宁的国有企业跳槽到其他福利待遇较好的其他地区的私营或者外企，国企员工的跳槽带走了公司的技术，技术创新是企业前进的动力，人员、技术的流失对国企改革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十分不利。

四、对策建议

通过对辽宁省1990年到2015年的人口因素对经济的相关性分析，我们得到结论：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人口增加，产出增加，人民收入提高，储蓄余额随之增加，从而刺激消费，最终有利于提高地区生产总值。而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又反作用于人口，经济发展，可以提供较多的工作岗位和较好的福利待遇，有利于留住人才和吸引人才。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一）大力提倡二胎政策，优化人口结构。辽宁省作为计划生育“重灾区”，符合二胎的条件的家庭众多，如果忽略其他因素，“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的作用应该大于其他省市，但事实并非如此。针对二胎生育意愿低，辽宁省政府应该充分了解民意，从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在大力宣扬二胎政策的同育提供条件。同时二胎的出生又会繁荣新生儿市场，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二胎政策虽然不可能逆转东北地区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但对于改变严峻的人口形势必将产生积极的效果[4]。通过优化人口结构，为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有利影响。（二）开发老年劳动力，发展老年服务业。人口年龄结构对于消费的影响十分敏感。辽宁省老年人口众多，应当合理开发利用老年人口资源。开发老年劳动力，延长退休年龄，实行退休返聘制，增加劳动人口，同时使老年人找到自身价值，老有所为。老年人的消费水平低于还出于对自身未来的担忧，很多老年人收入低甚至没有收入，只能靠原来的储蓄生活，经济呈现“只出不进”的状态，所以消费仅限于生活必需品和医药指出。因此，政府应该加大养老保险普惠力度，切实解决老年人的医疗，养老问题，使人们老有所依，摆脱后顾之忧，从而刺激消费。老年人是庞大的潜在消费群体，应该针对老年人的需求发展以保健、休闲、养生、老年人用品、老年人食品等为着手点的老年服务业。既增加了劳动人口又刺激了消费，两方面促进辽宁省经济发展。（三）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留住人才。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重要因素，高水平高素质的劳动力能极大的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由于近年来多数国企经营效益差，许多原来的国企员工跳槽或举家迁移到发达地区，甚至有一些技术工人将技术带走，这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辽宁有68个本科学校、60个专科院校，培养了大量人才，但是由于待遇，发展前景等因素，很多有能力高素质的毕业生选择到北上广深等发达地区工作。因此，辽宁省应该不断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加强教育建设，针对本省经济情况培养专门人才，增强人才队伍建设。充分利用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优势，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对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实行奖励，使年轻人有干劲有动力为家乡奉献力量。借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推动创业创新带动就业。对外省来辽工作的高素质人才在福利待遇，晋升机会给予支持，吸引国内外人才流入为辽宁省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四）加快经济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你若盛开，蝴蝶自来”在实证分析中不难看出，经济发展同时反作用于常住人口，经济发达地区对人口具有很强的吸引力。2015年，国家《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5]。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省内国企遍布，应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借助国家力量，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引入民间资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企业效益，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进程。完善市场机制，促进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来吸引人才，增加人民收入，促进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姜玉.东北地区人口迁移流动及其影响研究[D]:吉林大学，2017.

[2]胡少维.我国区域经济分化明显———2016年上半年区域经济分析及全年判断.[J]，北方经济.2016.12.10

[3]闫佳祺，关晓丽.东北新一轮振兴吸引中高端人才回流创业的问题、路径与对策[J].河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8(02):23-29.

[4]赵丹.“全面二孩”政策对东北地区经济影响的分析[J].理论界，2016(07):83-89.

人口经济范文篇7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征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7%以上，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底，我国65岁上人口达8872万人，占总人口126734万的7.0%，标志着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国际上衡量老龄化的指标通常有：老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少儿人口系数（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老龄化指数（又称老少比）、和年龄中位数。

统计表明，在1982年至2003年期间，我国老年人口系数明显提高；老龄化指数迅速上升，由1982年的100：14.58提高到2003年的100：33.94；年龄中位数变化明显，年均增加0.52岁。人均寿命达到70岁，与发达国家持平。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数（基数）大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国家。2002年世界人口为62.2亿人,我国人口为12.8亿人,我国老龄人口已接近0.94亿，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1/5。

2．老龄化速度快

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老龄人口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1982年至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人年均递增3.25%；而全国人口年均递增1.23%。老龄人口递增速度快于全国人口递增的2.02个百分点。2000年人口进入老龄化以后，每年递增2.90%，是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二是老龄化速度快于世界老龄化速度。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速度惊人。法国完成这一过程用了115年，瑞士85年，美国60年，最短的日本也25年。

3．社会经济压力大

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加给社会带来的经济压力正在增加。具体表现是老年人口密度指标的减小和老年扶养比的增加。反映压力大小的老年人口密度指数由1982年的20.41下降到2003年的13.33，这意味着老年人口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负担的老年人口比重越来越重。1982年我国老年人口扶养比指数为7.97，2000年上升为9.99，增加了2.08个百分点。

4．呈现“未富先老”特点

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呈渐进的步伐，是“先富后老”；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水平最低，且差距极大。是典型地“未富先老”。即使在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也仅为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在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1990年左右）人均GDP均已超过了2500美元（1990年的美元）。目前，在全球71个人口老龄化国家中，人均GNP达1万美元的占36%，1万至3000美元的占28%。

二、我国人口老龄化聚类分析

虽然我国已经全面进入了老龄化时代，但是由于各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我国各地区的老龄化又表现各不相同。我们选用了衡量人口老龄化的五项项指标：老年人口系数、老龄化指数、老年人口密度指数、少儿人口系数，人口老龄化速度指数。使用SPSS软件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全国各省区人口老龄化情况进行分类比较，我国人口老龄化可以分成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高老龄化水平，高老龄化速度（6个省）：北京、江苏、上海、天津、浙江、辽宁。老年人口系数居第一位，少年人口系数居第四，人口老龄化指数第一，老年人口密度指数居第四位。衡量老龄化水平的四个指标数值都表明了这一类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最高，但人口老龄化速度排在第二位，这主要是因为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快，对其它较落后地区的年轻人有一定的吸引力，年轻人迁入数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口老龄化趋势。

第二类：中老龄化水平，低老龄化速度（10个省）：河北、江西、山西、广东、广西、贵州、河南、湖北、陕西、云南。老年系数居第三位、少儿人口系数居第二位、人口老龄化指数居第三位，老龄人口密度指数居第二位。这类地区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在第一类地区之下，人口发展相对稳定，因此其老龄化水平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第一类地区高，同时其人口老龄化速度最慢，在数据上表现为人口老龄化速度指数最低。

第三类：中老龄化水平，高老龄化速度（8个省）：内蒙、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湖南、山东、四川。老年系数居第二位、少儿人口数居第三位、人口老龄化指数居第二位，老龄人口密度指数居第二位。从衡量人口老龄化的各项指标看，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如第一类地区，但是人口老龄化速度却是最快的。这是因这类地区在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和人口寿命延长的同时，有大量的年轻人向外迁出，这就使老年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而且这一类地区少儿人口系数明显低于30%，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地区将以更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

第四类：低老龄化水平，中老龄化速度（5个省）：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老年人口系数居第四位，少儿人口系数居第一位，人口老龄化指数居第四位，人口密度指数居第一位，人口老龄化速度居第三位。从各项指标看，这类地区人口年龄结构还处于成年型。目前，这类地区人口出生率还很高。虽然可以延迟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三、老龄化对中国社会及经济的影响

（一）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及增长方式的影响

我们知道，老龄人口平均抚养费用大大高于青少年人口的抚养费用，并且，由于青少年抚养费用是人力资本投资，而老龄人口抚养费用则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纯粹消费性的，因此老年人抚养费用的增加可能降低未来的经济增长率。

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储蓄率的影响。在过去20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中，我国居民的高储蓄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投入的重要来源。老龄人口是纯粹性的消费群体，他们将使用储蓄而降低我国居民的储蓄率。这将影响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大量资本投入。对经济和经济增长方式都会产生影响。

（二）人口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用当代的劳动者缴纳的养老费支付退休劳动者的养老待遇，当年提取，当年支付完毕，不作任何积累，这事实上就是劳动者代际间收入转移和实现收入再分配。当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高寿老人越来越多时，这种养老保险制度显然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三）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

从总体上说，由于我国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庞大，不至于发生劳动力短缺，从短期来看似乎还是过剩的局面，但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即由劳动年龄人口相对高龄化引起的劳动力活力的减退就会发生，而且在东部率先老龄化地区已经发生。

（四）养老方式和老年服务面临挑战和机遇

我国现行的养老方式，是传统的养老方式，包括国家和社会养老、家庭子女养老和老年个人养老三部分，是结构性养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的改变，家庭子女养老功能呈弱化趋势；依靠老年人劳动自养，又受到年龄和健康状况的限制。所以，传统的养老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老龄化社会的需要。

四、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

老龄化带来了一些社会和经济问题，是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既是挑战。如何应对呢？

（一）积极开发老龄消费产业和市场

有人把老龄产业称为银发市场。其大致可分为以下领域：老年卫生保健服务业；老龄家政服务业；老年日常用品制造业；老龄人寿保险业；老年特点的旅游娱乐业；适合老龄化特点的房地产业；老年教育产业。

老龄消费具有明显特征，其商品和服务带有一定的稳固性和不可替代性；消费方式大多为温饱型和舒适型，商品价格为节俭型和中低档型，购买商品为理智型和实惠型。随着老人数量的不断增加，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潜力极大的市场。这既可以扩大消费与市场，又可以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

（二）建立适应老龄化社会需要的社会化保障体系

在“未富先老”和家庭保障功能持续弱化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生活保障正在由家庭保障转变成为社会保障。能否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压力，直接取决于相关的老年保障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我们建立适应老龄化社会需要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混合型老年保障体系是我国应对老龄化的必须选择。

多元化，就是充分发挥家庭或个人、政府、社会、单位、市场乃至社区邻里互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相应的责任分工来分担老年保障责任，实现养老资金筹集与老年服务提供的多元化。多层次化，是将老年保障分为若干层次，确保每一个老年人至少可以享受到两个以上层次的保障。多元化与多层次化的混合型保障机制，能够适应不平衡发展的具体国情并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

（三）建立老年福利、服务体系

根据家庭小型化、空巢家庭和独居老人的增加趋势以及家庭赡养功能弱化的特点，积极推进社区福利建设，建立a和健全完善地老年福利、服务体系是当务之急。

建设一批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健全社区老年福利服务网络，如社区医疗保健站、托老所、养老院、护理院、照料中心、文化活动中心等，要把老年社区福利服务网络建设纳入社区建设中，并列为重点，以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发展以社区为中心的老年服务体系，逐步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不仅可以解决老年人及其家属的实际困难，而且还可以提供上千万人的就业岗位。

在农村，应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化为辅的原则。逐步加强社会养老功能，应把有条件的敬老院建成综合性、多功能、面向农村老人的社会福利服务中心，并完善社会救济和五保户的供养制度，倡导村民互助。

（四）注重劳动力资源再开发

人口经济范文篇8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1983；冯立天1982；李竞能等1982；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

关于两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学者认为，在两种生产的矛盾运动中，物质资料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人口生产最终总是适应着物质资料生产的客观要求而变动，并围绕着物质资料生产这个经济基础而变动①，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人口的发展，人口变动必须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生产也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有时还会表现为强烈的反作用形式②，也就是说，由于人作为生产的主体，可以渗透到物质资料生产的各个方面，如果人口生产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它也会在某种程度影响到物质资料生产的顺利进行，并延缓经济发展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体系有着本质的差别，不能等同起来。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生产是决定社会生产运动的主要力量，他仅从人口与生活资料这个狭隘的关系出发来断定，决定人类社会进程的因素是人口和生活资料。同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截然相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则认为，人口与生活资料关系从属于物质资料生产，同时，人类自身生产在社会生产运动中仅占次要方面，它既不是决定力量，也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发展进程。

尽管学者普遍认为，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存在着客观的比例关系，但他们对两种生产比例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中最基本的比例关系，是一种更带全局性、更具有战略性的比例关系，它直接决定物质生产内部的各种比例，如两大部类生产比例、积累和消费比例等（吴忠观1982；王向明1982）。李竞能等（1982）则认为，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自然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它并不直接决定国民经济的性质和发展规模以及内部的比例关系，这主要因为人口生产本身并不属于国民经济领域。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无疑是中国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学术界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两种生产理论给予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以重要的启示，它是制定中国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的指导思想；它要求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注重有计划地调节生育，这便是人们俗称的“两种生产一起抓”。

在如何解释当前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时，一些学者探讨了其深层次的原因。一是我们长期以来在人口问题上“左倾“的影响，造成了解放以后20多年的人口迅猛增长；二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母体不是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延伸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刘洪康1983），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同样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系统地总结和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是中国人口学界对人口科学体系的最重要贡献，它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人口理论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同时，对两种生产理论的辩论也坚定了中国政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信心和决心，在理论上澄清了一些人对人口控制的模糊认识。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和客观地应用两种生产理论来解释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内在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人口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它的实际意义已远远超出了对人口学本身的特殊贡献，它的提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目标的制定以及其他重要决策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以反映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口与消费、人口与分配、人口与投资、人口与就业、人口与耕地、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等。改革初期，人口学界对于上述人口与经济关系探讨的论述也占了相当多比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

人口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对任何社会的人口发展过程都极为重要，在现实生活中，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主要表现在人口和生活资料的比例关系和劳动人口和生产资料的比例关系③。中国人口和生活资料发展的实践历程表明，1952～1957年由于全国没有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较为迅速，其对人均产量增长的延缓作用明显大于推行计划生育以后1978～1981年这一阶段，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以及保持人口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适当比例关系的必要性。田雪原（1982）则提出，人均国民收入是一个衡量人口和生活资料生产比例关系是否协调的客观指标；同时，他明确地指出，控制人口增长对生活资料的影响并非即时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滞后特点。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集中在对人口投资问题的关注上。邬沧萍（1980）比较早地利用国民收入指标，动态地考察了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投资额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控制人口增长对国民收入的积极作用至少需要20年才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也为中国现阶段为什么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依据。陈玉光则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提出，我们要根据人口增长速度确定投资的最低需要，并依据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确定投资的上限，这是在安排基本建设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一个重要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确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人口投资和经济投资存在明显的区别，前者是指国民收入中用于为保证不致于因人口增长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投资，后者是指国民收入中为提高平均每人国民收入所用的投资①，他同时明确提出智力投资也是人口投资的一种，智力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往往通过劳动力质量变化来体现，他的这一论点至今对我们研究人口投资作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人口经济学》一书对人口投资做比较系统和科学的论述，该书从宏观上严格界定了狭义人口投资和广义人口投资。前者指用于保证新增人口不低于原有人口生活水平所需费用的投资，后者还包括用于保证全体人口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投资②。该书还特别阐明了测定智力投资经济效果的几种方法，包括智力投资收益率、单位教育经费的知识与技能提高率、专业对口就业率等方法。此外，该书的另一个贡献是在国内首次从微观上探讨了家庭人口投资的含义和内容以及其特有的经济效益。改革初期，中国面临的突出的人口经济问题是就业问题。人口增长不但影响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同时也影响着劳动力就业状况（黄志贤1983）。宋则行（1981）认为，新增劳动力能否全部就业将取决于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三个因素，在面对现有积累率、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劳力比率均较低的国情下，一个比较实际和可行的选择途径便是严格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从而有效地控制劳动力的迅速增长。刘铮（1980）就解决当时人口与就业矛盾问题，提出了积极进行技术培训和提高劳动力质量的观点，并将此列为缓解劳动就业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对典型城市就业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动态分析，马淑鸾和张建山（1986）认为，中国人口产业结构类型正在从第一产业在业人口为主的正三角形，经第二产业在业人口的膨胀形，向第三产业在业人口比重最大的现代化类型过渡的过程，这是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一个普遍客观规律。

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突破长期以来国内对适度人口的“禁区”，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讨实现适度人口的途径和实际意义。学者认为，从中国土地和资源出发，根据未来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速度和水平来研究中国适度人口数量，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它关系到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在什么样的环境中生活（田雪原1981）。可以说，这一时期对适度人口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是后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雏形。通过对未来100年内的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提高的速度，生产性固定资产、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三者比例关系，和基于工农业劳动者数量推算总人口三个方面，学者们推算，中国100年后的适度人口数量应稳定在6.5亿至7亿之间。在借鉴西方适度人口理论的基础上，学界根据中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提出了最优人口的概念，即最优人口是过剩人口和过少人口之间的临界点上的人口，超过这个临界点的则是过剩人口，低于这个临界点的便是过少人口，而且这个临界点是动态的、有弹性的、有幅度的。同时，社会主义最优人口增长率的概念也应运而生，这对后来学界关于适度人口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另外，学者对人口与其他经济发展问题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论著仍是张纯元主编的《人口经济学》一书。该书着重分析了人口与经济结构、农业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等内容，成为这一时期乃至随后两个时期的经典论著之一。此外，一些学者就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分析和探讨（许涤新1983，1984；于旺1981；曲海波1985），为开拓后来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人口规律与其他经济规律关系研究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着特有的人口规律，它的基本内容有哪些，它与经济规律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理论界给予回答。由于改革初期从事人口学研究的大都有着经济学的研究背景，上述问题便更加引起了学术界的浓厚兴趣。在社会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同样存在着人口规律，学术界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存在着任何争议。不过，在就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内容上，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俞金顺（1979）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表述为，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之与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的需要相适应。任峻垠则认为，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基本特征可以表述为：人口的变化必须与在先进的物质基础基础上高速地发展生产相适应；必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相适应①。他指出，仅单单将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定义为今后时期新增劳动力需要对人口出生率的制约关系是比较狭隘的，它仅仅关注了人口数量关系，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中国现有的人口规律。

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若干经济规律之一，它与其他经济规律互相制约、互相作用，其中如两种生产理论所述，基本经济规律居于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口规律的运动方向；人口规律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制约，但它对基本经济规律也有反作用。因此，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要求物资资料各部门的生产和人口生产保持一定的比例。如果上述比例关系发生偏差，将会直接制约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梁中堂（1986）则认为，人口规律受约于经济规律，但不等于和直接表现为经济规律。他指出，那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要求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就是直接规定每个家庭只准生一个孩子的认识，是一种错觉。因此，他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状况下，人口政策对生育的调节并非越低越好。

1979至1986年间，在改革初期的短短7年内，以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重点的中国人口学迅速从沉寂走向复苏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多数论著所关注的焦点均为人口与经济关系的问题。综合而言，改革初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是研究成果的开拓性。由于自1957年以来，中国人口学研究几乎处于停滞阶段，无论是人口理论基础，还是人口研究方法，基本是一片空白。因此，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具有明显的开创性，这其中包括学术界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适度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最优人口增长率等。这些研究成果也从一个角度上反映出学者们勇于探索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

二是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这一时期的绝大多数研究主题均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如社会主义有计划控制人口的理论依据、人口增长与人口投资关系、人口过快增长与就业之间矛盾、人口目标与经济目标之间关系等问题。上述问题均是改革初期国家急需人口学界予以回答的涉及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学术界并不满足于认识各种问题之间的关系，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为人口学界理论研究服务实践树立了典范。

三是开始注重定量性研究。虽然这一时期的多数研究成果为定性研究，但一些学者已开始认识到定量研究在研究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特殊作用，并且尝试性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讨，这为今后的研究无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比如，由于当时数据资料的限制，大多数研究成果多为定性研究，缺少定量性的实证研究；即使一些定量的研究，由于缺少科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手段，其研究结果并不十分令人信服。所有这些局限性不过是改革初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小小缺憾。

二、深化改革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87～1993年）

1987至1993年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中间有三件事情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有着积极的作用。一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城乡各地深入开展起来，改革的深度和广度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如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人口质量提高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上述问题推动了研究层次向纵深发展。二是一大批由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培养的高层次人口学专业人才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其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口学者，他们为中国人口学的繁荣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三是一部分在国外受过专业人口学教育的学子学成归国，为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实证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有借鉴的思路。总体而言，深化改革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成果包括四个方面：

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规律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因此，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必须全面了解和分析农村人口增长和经济运行的特点、机理和方式。人口增长是以一种持续存在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构成了中国解放以后30几年经济发展的“资源”的约束条件，并受制于这一“资源”的情况进行的。①根据1949～1979年的农村人口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变化资料，张志刚（1988）详细地分析了人口增长与农业发展道路、人口增长与农业经济结构、人口增长与农业技术结构和人口增长与农业资源利用方式四个方面，结果发现：①中国在资金匮乏和劳动力充裕两种不同资源状况压力下，选择劳动密集型粗放发展道路是一种必然，粮食产量增长中的70%归结于劳动的增长便是一个很好的佐证；②造成现有中国农业经济结构畸形的症结是在人口过快增加的压力下通过一系列政策因素而作用形成的；③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症结是农产品商品化低，从而制约了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的转化。同时，农业经济运行对人口增长的反馈也是该文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在借鉴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者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增长的经济机制。在现阶段条件下，中国农业属于“贡献型”的农业，即农业向国家提供积累的方式是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形式来向工业化“贡献”，结果客观地导致中国农业的突出特征之一是以劳动力数量增加为代价来追求最大总产量，这就潜移默化地促使农村人口的快速增长（翟振武1991）。如果仔细分析现有农村社会经济制度，我们不难发现，我们的就业政策、户籍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大都在某种程度上鼓励着农村人口增长。例如，人们通常感到，从宏观上看，随着农村人口增加，人均耕地面积无疑减少，农业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这种人口压力显然对人口增长是一种负效应；然而，从家庭层次上看，已经形成的农业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刺激人口增长的正效应通过全部自然就业的杠杆传递到家庭，因此也就只剩下鼓励生育的正效应了。为清楚地了解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强度，张世晴（1992）利用差额人均收入（超过基本生活标准以上的那部分收入）来分析建国后40年人口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结果发现：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减损的绝对作用越来越大；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减损的相对作用集中体现在人口增长把差额人均收入压向零，使经济增长水平降低强度。因此，作者特别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长水平迅速提高的重要条件。

与改革初期的研究内容相比，注重区域间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特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各个地区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李竞能（1993）根据不同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平均人口密度、按社会劳动者平均的生产性积累、工业总产值等人口、经济指标对14个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了分析②，研究结果发现：一般情况下，人均国民收入同国民收入总量、劳动生产率是正向变动的，而同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是反向变动的，这种变动关系在序数的最高和最低两头最明显，如序数排最前面的上海、天津以及序数排在最后面的四川和贵州；一般来讲，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人均国民收入有明显影响，但相对而言，国民收入变动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主动，作用也更大；从长期来讲，人口因素对人均国民收入的动态影响不如人口增长率变动的作用明显。这些研究结果无疑在提醒政府，降低人口增长率是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有效途径之一。进入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的过快增长趋势得到了有效的抑制，中国人口转变过程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也开始思考导致人口转变的因素究竟是什么？因此，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经济因素作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就有关学术界在探讨人口下降原因时，人们总是忽视社会经济因素所起作用的现象，顾宝昌（1987）利用路径分析方法定量地考察了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率如何影响各个省区生育水平的。他认为，简单地认为中国人口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单纯计划生育的效果，低估或者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片面、不可取的，因为像人均工业生产率、产业多样化程度、企业平均生产率等指标构成的结构发展指数对生育水平同样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文是国内最早利用规范性的定量方法来界定经济因素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作用的研究之一，因此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着明显的贡献。彭希哲通过对1957、1965和1978年3个时点总和生育率和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因素对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在不同时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政策的引入程度。在人口转变之前，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状况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因为这一时期的生育转变是自然性的，社会经济发展是生育变化的决定因素；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行政性的作用在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导致生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像转变前那么强烈，不过也不应该忽视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客观地讲，彭希哲的论著在对人口转变过程的经济因素分析上是国内至今最系统、最全面的。

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发展

在深化改革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合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之一。当时，学术界所指的人力资源也就是劳动力资源，即由全部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所组成的①。理论界开始重视人力资源开发问题还取决于当时经济发展中的存在的重要矛盾：一方面，劳动数量多，安排就业存在着极大困难；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熟练劳动者和科学技术人员。

在论述中国人力资源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学者普遍认为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已超过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王浣尘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建立了一个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变动与经济剩余的模型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人力资源增长率与人均经济剩余之间关系为正值时，人力资源数量的供给才可以带来经济增长，他计算的人力资源增长率的最优点是-0.6%，显然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已超过了这一水平。与上述研究所不同的是，一些学者认为，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探讨人力资源和经济发展关系时要考虑二者之间的供需平衡（蒋正华等1993），而不能简单地认为人力资源数量高或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人口自身再生产与经济发展是两个具有拓扑结构和联系的开放系统，人口自身再生产系统同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态势场一起形成了国民经济空间的复合态势场。在特定的国民经济时空间，人力资源可供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经济空间人口总量和抚养系数。抚养系数越低，人力资源可供量越多，反之亦然。在特定时空间，过剩的人力资源要么缘于人口过多，要么是社会经济发展不足，要么是与劳动力与产业配置结构不佳密切相关。区域个案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人口增长过快，超越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就会以比人口增长更快的速度增长，形成人口对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劳动力资源就不可能与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达到有效的配置（王秀银1993）。

如何解决中国人力资源数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学术界提出通过改变劳动力结构，改善劳动力的组织和管理，以便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处于最佳状态，从而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这也是人力资源开发应该包涵的主要内容（张文贤1987）。

（三）人口资源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研究

在谈到中国人力资源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时，学者认为，中国人力资源的突出劣势是劳动力素质不高，如1989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指数仅为6.03，另外职业培训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是开发人力资源的首选途径（荣志刚，郝福庆1991）。

许金声（1991）通过研究15个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GNP之间关系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人口密度超过中国，而且人均GNP水平同样高于中国，即使像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32倍，人均GNP也超过了中国，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人口数量多并非是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通过利用PQLI①指数的计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PQLI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人均GNP却远低于世界水平，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在解决温饱问题和满足国民基本需求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同时也表明中国的人力资源潜能并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尤其是人力的智力素质。许金声通过对比研究推断，世界上其他国家PQLI保持在中国的水平，其人均GNP应达到1345美元。此外，该文也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人口素质的木桶理论，喻以加强非智力投资的重要性。不过，这一时期在生活质量方面比较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应该是冯立天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该项研究的最大特点是指标体系完善和数据资料翔实，其中以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城市人口比重和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9项指标构建了中国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做了省际间和国家间的实证比较分析。从学术价值上讲，这是国内在定量测定人口素质方面比较具有权威的成果之一。

与提高人力资源质量相关，这一时期的研究十分注重人口投资的实证分析。劳动力培养费用大小不仅与人力资源数量相关，也与增加人力资源存量紧密相连。个案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增长，家庭用于培养劳动力的费用在逐步增加，其中尤其教育费用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家庭用于文化教育的费用仍然很低，仅占家庭全部生活消费的9%，这与发达国家的20%水平相差甚远，这无疑在暗示我们，要想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我们的文化教育投入必须超前（刘铮，段成荣1989）。未成年人口投资个案研究表明，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口投资的主体是家庭，分别占到80%和86%，而社会投资所在的比重比较小（冯立天等1987）；研究还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高低对未成年子女的投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其用于子女的投资份额就相对比较大。

（四）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承载力不仅受制于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受制于资源环境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融入了资源环境的因素。从总体上讲，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与资源问题，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1992）较早地定性地考察了中国人口、经济与资源之间存在的主要矛盾，指出人口过多和自然资源相对短缺将直接制约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因此，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是解决上述矛盾的关键，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涉及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集约化农业生产体系，以节能、节材为中心的节约型工业生产体系，以节省运力为中心的节约型综合运输体系，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特征的生产服务体系。“P-E-R”（即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区域匹配模式的建立，对定量性地分析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无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按照P、E、R三个量值的对比关系，区域匹配模式可以主要分为四大类：A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富裕；B类，经济承载力相对富裕，而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C类，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而资源承载力相对富裕；D类，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都相对不足。其中上述A大类和D大可分若干亚类（朱宝树1991，1993）。

中国省区实证资料研究结果显示，江苏、吉林、黑龙江、浙江、山东、湖北、新疆省区为A类；B类有京、津、沪三大直辖市和辽宁、广东、福建三省，这些地区的特点表现为实际人口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但经济容量相对而言却颇为富裕；江西、安徽、湖南和宁夏省区为B类，它们的特点是实际人口相对于当地资源容量而言尚未超载，但相对于经济容量而言却已超载；D类的省区最多，有贵州、广西、西藏、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甘肃、青海、河南、河北等余下的13个省区，这些地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均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

1987至1993年是中国人口科学研究走向发展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相对于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而言，这一时期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成果的特点有两个：

一是强调研究的实证性。相对改革初期而言，这一时期的研究方式以实证研究为主，即从现实问题出发和以理论框架为先导，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料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使其研究成果更具有说服性和可信性，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关于农村人口增长与经济运行研究、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研究、人口投资与人力资源素质研究、人口与经济—资源承载力研究等都是实证研究的典型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正走向成熟和规范。

二是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由于海外学子的回国以及国内众多中青年加入到人口学研究队伍中，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口学界与国外学界交流、沟通的加强，这一时期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学化，如统计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研究方法的应用，都极大地带动了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美中不足的是，相对于前一个时期而言，这一时期的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缺少不同观点的论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入开展。此外，这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前瞻性研究。

三、市场经济时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94～1999年）

早在90年代初期，中国就明确地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仅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变化，上述经济体制的转变同样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的深层次思考和探索。我们这里之所以将起始时间锁定在1994年，主要考虑虽然学术界在这之前已开始注重有关市场经济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如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宏观运行模式研究、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人口、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但是大量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在1994年以后公开发表的。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学术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研究

如前面所述，中国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是改革以后各个时期最为关注一个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研究首推张世晴的博士论文《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与前面研究的最大不同是，该项研究更加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1952～1989年间中国人口—经济增长①的动态过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人口增长在人口&#0;经济增长过程中作用的内在机制、环节范围和强度；二是人口&#0;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以及生成机制和根源；三是中国人口&#0;经济增长结构变动的过程、理想状态以及人口&#0;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影响。在将定性和定量方法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人口&#0;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论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边际人口对边际差额人均收入的减损强度很大，差额人均收入减损系数βⅡ②达0.58，意味着人口增长对差额人均收入水平的迅速提高有着很强的阻滞作用，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明了中国控制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二是提出了中国人口&#0;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根源是“人口膨胀&#0;资源约束”的非均衡状态，认为人口增长、资源约束、经济体制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形成的“扩张效应”和“收缩效应”是中国人口&#0;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的生成机制。三是指出由于中国人口&#0;经济增长的二元结构（农业部门人口和非农业部门人口）长期处于非均衡状态，非农业部门差额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人口&#0;经济增长不断上升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从学术贡献上看，上述研究为中国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崭新的领域。

毛志锋（1995）以研究适度人口为基本思路，从中国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诸方面研究了人口再生产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平衡关系。与前面有关适度人口的研究所不同的是，他的研究从国民经济空间大系统的拓扑结构和联系入手，根据物质生产、生活消费和人口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演变机理、规律和发展的趋势，建立了劳动力需求预测、人口控制乘数、消费人口控制、城乡转移方程模型，以及人口类型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人口与产业结构发展关联的结构模型，这是国内较早地论述适度人口的定量模型。通过对人口增长、国民收入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历史数据分析，我们不难可以看出，人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收入不能同步增长缘于人口增长的强度大小。如果人口增长过快，即使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也会受到直接影响。此外，该研究还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不同方案的预测和比较。但上述研究的一个明显不足是没有将各种制约适度人口的因素综合地放在定量模型中，而是分别地考察经济、资源环境对人口的吸纳能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对人口控制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经济发展了，人口增长就自然减慢了？为了客观地回答上述问题，李竞能（1999）根据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划分了四种人口经济类型：A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而人口增长较慢的类型；B类，人均国民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好但人口增长较快的类型；C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但人口增长也较慢的类型；D类，人均国民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指标而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指标，即经济发展较慢而人口增长仍较快的类型①。根据1992年的相关资料，属于A类有上海、北京、天津、辽宁、浙江、江苏、黑龙江、山东、和吉林9个省区；进入B类的有广东、福建、新疆和海南4个省区；河北、内蒙古、湖南和四川属于C类；D类则有湖北、山西、青海、西藏、宁夏、江西、陕西、云南、甘肃、河南、安徽、广西和贵州13个省区。这些研究成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处理好发展经济和控制人口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和控制人口关系也是这一时期人口经济问题的热门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还要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这既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控制人口增长和实行计划生育所要做的是不失时机地转变原有的计划生育控制机制，建立起由行政调节机制、经济调节机制和法律调节机制为主体的新的工作思路。

（二）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研究

从改革初期到市场经济体制，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便一直是人口学界所关注的热点。不过，早期的研究要么侧重于人口质量的一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么缺乏全面地认识人口质量构成的各个要素。朱国宏的《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一书在系统地借鉴国外人力资本理论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做了全面的分析。该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包括：（1）人口质量存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人口质量投资的结果，由于这种投资是一种聚集性投资，因而有必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考察；（2）无论从家庭消费、家庭人口投资还是劳动力培养费用考察，中国家庭人口质量具有投资水平低、提高较慢等特征，其中改革开放以来教育投资相对增长较快，而健康投资则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停滞；（三）虽然1978年以后中国人口质量投资增长较快，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投资结构不合理、教育所带来的社会收益率较低的状况，其中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份额仅为5.16%，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四）中国人口质量存量不够并不仅仅是投资不足所造成的，它还同个人收入分配不合理、劳动力市场不完善、教育体制存在弊端、经济体制落后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改革不合理体制是提高人口质量在经济增长作用的关键。客观地说，上述研究成果对开拓中国人力资本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式有别于其他国家。周天勇（1994）发现，中国受教育者的资本价值量远远低于其应有的人力资本存量，如中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所含的资本价值量分别为1920元、3447元、9678元和34426元，但由于现行体制结构的因素，不同文化程度劳动者的经济收益率却远没有所含的资本价值量的差别那么大，这是造成中国人力资本质量不高的主要症结。在解释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原因上，李建民（1999）认为，制度性供给短缺是造成中国教育投资水平低的关键因素，其中这种制度供给短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和政策缺乏对教育投资的刺激；二是存在着对教育投资的制度和政策障碍。此外，学者通过个案研究证明，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包括健康存量、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水平）无论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还是对微观的家庭收入都是相当重要的（陆杰华1999）。因此，今后要彻底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只重视物资资本投入、忽视人力资本投入的现状。

同前一个时期相比较，这一时期在对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方面有了一些突破性的成果，其中主要成果体现在由冯立天和戴星翼主编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再研究》，他们包括：一是重新构建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把它分为经济生活质量（人均家庭收入和恩格尔系数）、教育生活质量（识字率、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和6～24岁人口在校率）、健康生活质量（婴儿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和居住环境生活质量（居住水平），这一人口生活质量指数既可以较为全面地测定中国小康水平，同时它将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利用上述综合指数，对中国各省2000年实现小康生活质量的可行性进行了前景分析，认为只要注重经济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实现预定的小康生活质量目标是可能的。（三）人口变动与市场需求研究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对人口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口变化对市场经济也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人口学界开始注重对人口变化和市场需求机理的研究。

从1994年开始，众多有关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论著相继问世（吴忠等1994；田雪原1994；李竞能1995；林富德，陆杰华1995；陆杰华，于学军1995；吴忠1995；张纯元1996；李涌平1995；楚军红1997；涂平1999），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是1996年出版的分别由张纯元、曾毅主编《市场人口学》和郝虹生、刘金塘、高凌编著《人口分析与市场研究》。学术界在以下方面达成了共识：人口总量的变化对人们生活必需品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人口收入和支付能力、购买力的变化是界定潜在目标市场的重要依据；人口的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标志及其变化要求商家必须根据上述特征以及变化作出及时的市场策略，以求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人口的产业、职业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影响着房地产、交通工具市场的变化，而且也影响着诸多生产要素市场的供求变化；人口的社会构成、科技构成和文化构成及其变化，不但制约着科技、教育、社会服务等设施市场的供求，而且也影响着日用消费品的档次高低；人口的地区分布和城乡构成变化，不但直接制约着商业、服务业网点的设置，而且影响着生产、生活所需各种商品供应数量及其构成；人口迁移、流动规模和频率的大小，对交通、旅游、服务和房地产市场的供求有重大影响等。随着人口老化进程的加速，学术界又把关注的热点放到老年市场以及老年产业并提出，在老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人口老年化加速的时期，商家需要及时识别老年市场的巨大潜力，重视老年人特殊消费群体的市场需求，发展适合老年人口特征的老年产业，引导老年消费，完善老年市场。不过，学术界迄今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关系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在测量人口变动对市场需求的作用缺少科学的量化方法，这至少不能为商家制定市场营销策略提高可靠的依据；二是我们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现有的数据资料和人口分析方法来分析人口变化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这也是工商人口学不能普遍被工商界人士所认同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与深化改革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的突出特点是利用学术界的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视角上分析中国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的有限资源可以支撑多少亿人？蒋正华（1995）以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觉发现，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食物供给，即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即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对资源的需求过度，引起生态恶化，并有可能占用有限资金，从而制约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将中国人口控制在最大容量内。同时，根据中国国情，中国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我们当前所要做的是将中国人口总量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①。不过，一些学者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角度，对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则认为，人类达成共识的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是要依靠人力资本的增进和技术的创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口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但人口增长和人口规模决不是一国发展的唯一因素（蔡方1996）。事实上，上述观点隐含着，中国在探讨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时，不但要注重控制人口总量的作用，更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技术更新。

田雪原（1995）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这是因为总体人口与生活资料、生产年龄人口与生产资料、人口质量与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与养老保险、人口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人口地区分布与生产力合理布局的可持续发展在全部可持续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和清楚把握上述之间的协调关系。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向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此外，这一时期也十分关注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紧密相关的人口与粮食问题的研究，对中国人口与粮食之间存在的矛盾以及人口与粮食未来走势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除了对上述四个问题关注以外，学术界在这一时期还对亚人口群体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如于学军（1995）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1998）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1991、1996）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或者本书其他篇章有可能覆盖，在此就不多叙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与前两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如对适度人口的研究将人口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等学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突出跨学科的研究特点；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并对此有所创新、有所发展；此外，学者对工商人口学的探讨也充分反映了多学科研究的突出特点。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不论是宏观性研究，还是微观性研究，这一特点一直贯彻于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

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面展望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人口学的恢复、繁荣与发展都是与对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密不可分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学术界对人口经济问题研究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客观地讲，在过去的20年中，学术界在人口经济问题研究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或者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这可以从前面的文献回顾和评述中充分反映出来。不过，面对中国转型这一特殊时期以及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走向，对中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可谓任重道远。概括地讲，我们需要对下列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深入的分析：

第一，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突飞猛进的时代，其中衡量知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科学技术，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究竟如何，尤其是学术界需要从宏观上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对经济发展的量化关系作出明确的界定。另外，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各行业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也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

第二，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研究。虽然学术界在过去10年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但相对于人力资本的全部内涵而言远远不够。例如，从微观上，我们对健康投资收益研究、人口流迁的经济收益研究以及技能水平与个人收益水平关系等方面还缺乏合理及可信服的实证研究结果。从宏观上，我们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没有给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至少从动态上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第三，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研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和突破口将是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关系的研究，这不仅因为人口与经济关系是可持续发展全部内容的基础和核心，更主要是因为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将是人类社会关注的重点。由于各地区人口、经济、自然等方面条件的差异，我们对于人口、经济、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更加突出区域性的特征，即以不同区域为研究对象来确定区域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借以指导实践。第四，人口发展与市场变化关系研究。九十年代以后，我们对人口变化与市场需求的关系已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我们还需要对人口亚群体和其市场需求的内在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特别是在利用人口数据和方法进行市场变化分析上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也是实用人口学能否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除了上述提到的几个方面以外，中国未来人口经济问题还有许多其他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一一叙述。此外，人口经济问题研究方法的创新也是我们必须面临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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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经济范文篇9

本文作者：吴九香工作单位：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实现其生命活动并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但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马尔萨斯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而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的论据是，第一，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1]。无论哪种观点，都说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结构均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国情。其中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也就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均衡点。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国民经济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长久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人口和谐包括人口的规模和谐与结构和谐[1]。

人口变化情况1.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情况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福建省常住人口达3689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0.08个百分点。福建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同中国国情一致，高峰点上有着十分的吻合度，人口的三次高峰期在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期、经历三年灾害之后的调整和恢复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头十年。受20世纪80-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2020年期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福建省同样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以人均GDP指数来考察福建省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人口转变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伴随这一增长过程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1.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一方面为社会提供更多劳动力，增加社会积累；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增大，需要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负担加重，势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福建省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升，从1964年的54.50％上升到2010年的76.65%；由于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共同作用，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从1953年的近35.80％下降到2010年的15.4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53年3.30%上升到2010年的7.89%，上升了4.59个百分点,福建省人口进入成年型的同时，开始向年老型过渡，人口老龄化出现加快的趋势。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9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88%，福建省已进入老年化社会（按国际通行标准衡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7%以上就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由于制度不健全，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健康服务面临挑战。提前到来的“银发浪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2.人口红利。福建省目前处于利好的“人口红利期”，主要表现为劳动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社会负担较轻。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及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慢慢地开始上升（见图2）。图1福建省分年龄组人口历年变化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图2福建省历年抚养比趋势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为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采用马克威分析系统对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因p≤0.05，因此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根据相关系数判断标准r≥0.8,可视为高度相关；0.5≤r＜0.8，可视为中度相关[2]。人口自然增长率、老年抚养比相关系数分别为-0.6665、0.6611，表明两者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中度负、正相关，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相关系数分别为-0.8545、-0.8676、0.8879，表明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高度负、负、正相关。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因此可进行回归分析。选择人均GDP为因变量，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自变量，建立Y=a+bx1模型，反映两变量x与y之间的线性依存关系。利用马克威分析系统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性强，回归方程具有意义，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回归系数分别为3017.2389、-34.1600、362.0014、513.3890，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变动3017.2389、34.16、362.0014、513.389个百分点，其中总抚养比变动方向相反。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福建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增长有较强的正向效应，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抑制作用，人口适度增长、老年抚养比的缓慢上升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长。福建省正处在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老龄化带来人口红利的大好时机，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稳中有降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适度调整计生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的平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以保持劳动年龄人口适当增长，降低将来老年抚养比带来负担。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客观上存在农村家庭靠劳动力多脱贫致富的现象不存在，一些农民多育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加上政府对人口控制工作从未放松，即将面临一个家庭养四个老人的严重问题。因此适度调整农村一胎半政策，对有经济能力的人群适度放松计生政策，有利于人口和谐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人口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第一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第二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3]。这些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调高退休年龄，减轻老龄化造成的社会负担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尽管当前老年抚养比还未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却已捉襟见肘。要真正有效地化解老龄化危机，并且变“危机”为“契机”，就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力争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适当调高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年龄组人口比例，将非常有利经济发展[4]。积极扩大就业促进创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终将要消失殆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福建省目前处在“人口红利期”，应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创业就业能力，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建立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劳动力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依靠第三产业尽可能多地消化社会富余的人力资源；政府要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鼓励自主创业和弹性就业[5]。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体系，加快以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建立满足多元化需求的住房保障体系。要特别关注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省老年人口大部在农村且大部份家庭都是留守老人家庭,农村医疗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践，探索新型农村养老和医疗模式，大力发展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社会养老机构和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调整产品结构，发展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灰色经济”或“银色经济”[5]。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这个最基本的国情。目前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经济社会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

人口经济范文篇10

一、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分析

清代中叶是否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这在学术界争议非常之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针锋相对。但由于在对人口压力的分析上不够科学和全面，因而大多数论文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谓人口压力，简单的说就是人口与资源的比例状况。由于不同的时代资源的内涵是不同的，因此，分析不同时代的人口压力，涉及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也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认为，分析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清代中叶的人口压力，至少应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密度、人口结构、人均耕地、人均产值等一系列指标。而在对清中叶人口压力强度作判断时，既要有纵向的比较，即与中国历史时期的比较；更要有横向的比较，即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比较，尤其是与工业化前后的西欧的比较。

1.清中叶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增长率

清代是中国人口飞跃上升的时期。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增长已经历了先秦、汉唐和宋明三个梯级。清代人口的高速增长，又使中国人口发展跃上了第四个梯级——清至民国梯级。其中，清代中叶的人口增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关口，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了庞大的人口基数。其次在增长速度上，年均增长率达到1.0％。其中，1741—1751年和1771—1781年两个时段，分别高达2.40％和2.68％。虽然中国历史上个别时期的人口增长率远较清中叶高，但没有一个朝代能在一百年间维持1.0％的年均增长率。同时期的欧洲，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64％。而处于工业化时期（1700—1850）的英国，其人口平均增长率也只有0.8％。总之，清代中叶的人口在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方面都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最高纪录，甚至比工业化时期的英国还要高。人口绝对数量的剧增，必然给当时的社会造成极大压力。这种压力反映在人口增长率上，就是人口增长率的递减。由表1中可以看出，1801年后人口增长率逐渐递减，1741—1791年年均人口增长率高达1.51％，而1791—1851年降为0.58％，其中，1831—1851年间仅为0.44％。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率还要更低（注：参见李伯重：《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原因》，《清史研究》1996年第2期。）。根据这一动向，可以推断出清代在18世纪末已存在着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过去有的学者常以清中叶后期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而否认当时存在人口过剩和人口危机，其实，人口增长率的下降正是当时人口过剩产生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表征。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曾指出，由于“报酬递减律”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资源压力本身就会限制人口的增长。

2.清中叶的人口密度与人均耕地面积

人口密度反映人口同土地的关系，是分析和判断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压力的重要指标。历史上中国的人口密度就比较高，而到了清中叶，人口密度就更高了。据赵文林、谢淑君的研究，清中叶中国的人口密度1787年为31.29人／平方公里、1812年为38.25人／平方公里、1830年为39.64人／平方公里、1850年为45.45人／平方公里（详见表2）。而据国外学者的研究，14世纪上半叶是西欧封建时代各国人口密度最高的时期，当时法国的人口密度为35人／平方公里，德国为22人／平方公里（注：马克垚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497页。）。但中国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密度，在1850年分别为120人／平方公里和263人／平方公里，则是西欧一些国家工业化之后方才达到的水平，有的国家甚至迄今尚未达到这一水平，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发达地区在清中叶的人口压力之重。

但人口密度并不能完全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对比关系，要准确地反映人口与土地资源的关系，尚需对人均占有耕地数量进行考察。尤其是在前工业化时代，耕地是当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清中叶人口的急剧膨胀，导致了人均耕地数量的急剧下降。根据赵冈和陈钟毅的研究，清中叶的人均占有耕地面积，1776年为3.30市亩，1800年为3.19市亩，1848年为2.70市亩（注：赵冈、陈钟毅：《中国土地制度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53—154页。）。吴慧则认为清中叶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市亩左右（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而据《清实录》和《大清会典》的统计计算，1753年全国人均占有耕地约为4亩，以后历年递减，1766年为3.75亩，1784年为2.66亩，1812年为2.36亩，1822年为2.03亩，1851年仅为1.75亩（见表3）。根据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一人一岁之食，约得四亩”（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这表明，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人口的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资源的负载力，整个社会生活水平已处于“饥寒界限”以下。3.清中叶的人均产值与人口结构

人均产值，尤其是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是评价清中叶人口压力的一个重要指标。随着人口的增长和人均耕地面积的锐减，清代中叶人均占有的粮食产量，与以往相比，也有所减少。据吴慧研究，清代中叶人均占有原粮为638市斤，人均占有成品粮为350市斤，数量都只及明代的1／2（注：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乾隆年间，粮食短缺已成为全国性问题。各省常平仓贮谷量日渐减少，乾隆中期各省常平仓缺额即已达326万石（注：《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迨至道光年间每年差缺都在1000多万石，“几及储额之半”（注：《清宣宗成皇帝圣训》卷121《仓储》。）。连产米之区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亦出现了粮食不敷的现象。乾隆命朝廷内外就粮食短缺问题进行讨论，各封疆大吏一致的看法是“百病以人多为首”。

至于人口结构，我们这里主要是分析人口的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何炳棣曾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某些府县史志中有关人口结构方面的材料综合制表（参见表4），基本反映了清中叶的人口结构。从性别比率方面看，男性人口多于女性人口，性别比率都高于105，有的甚至高过150，显示出清中叶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从年龄结构看，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较大，都超过30％，有的高达42.4％。未成年人口比例过高，就意味着家庭和社会经济负担的进一步加重。清中叶的人口结构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旗人问题。作为统治阶层的旗人因生齿日繁引起的“生计问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矛盾日趋尖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增长已达饱和状态；18世纪末叶，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人口增长的积极作用渐为消极作用所取代；到19世纪上半叶，人口压力几乎达致极限，由人口过剩而产生的资源短缺的危机逐渐变得尖锐和突出。

二、人口压力导致的经济社会病变

清代中叶的巨大人口压力，不仅激化了传统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而且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使清中叶的经济与社会呈现出种种病变。

首先，人口的高度增长直接导致生活资源的极大消耗，致使物资短缺、物价腾涨。

由于粮食的短缺，粮价和田价扶摇直上。据乾嘉时期的钱泳记载，苏、松、常、镇四府，“雍正、乾隆初，米价每升十余文。二十年虫荒，四府相同，长至三十五文，饿死者无算。后连岁丰稔，价渐复旧，然每升亦只十四五文为常价也。至五十年大旱，则每升至五十六七文。自此以后，不论荒熟，总在二十七八至三十四五文之间，为常价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米价》。）与钱泳同时代的洪亮吉也说：“闻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时，米之价以升计者钱不过六七，布之以丈计者钱不过三四十。今者不然，昔之以升计者钱又须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计者又须一二百矣。”（注：洪亮吉：《卷施阁文甲集》卷1《意言·生计》。）可见米之常价，乾嘉间已升至四五倍矣。关于田价上涨的情况，钱泳亦有记载，他说：“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乾隆三十年左右），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嘉庆二十年），竟长至五十余两矣。”（注：钱泳：《履园丛话》卷1《旧闻·田价》。）从康熙年间的每亩四五两，到嘉庆二十年的每亩五十余两，一百五十余年间田价增长十倍。而其中从乾隆三十年到嘉庆二十年的五十年间，田价就增长了六七倍。

第二，在人口膨胀和生存压力的驱动下，各地疯狂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导致各种自然灾害连年发生。

从18世纪初发现人口问题后，清代历朝统治者均把鼓励垦荒、发展生产作为应对之策。这虽然在短时期内缓解了人口的压力，但也带来严重后果。在内地山区地带（主要是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及闽浙赣交边山区），由于流民的大量涌入，已是“老林无多”，“山渐为童”（注：同治《房县志》卷4《赋役》；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6。），森林资源和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漫，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溉无由，山有石而无泥。”（注：汪元方：《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咸同光奏议》卷29。）严重的水土流失，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首先是使垦殖的山地“沃土无存，地力亦竭”，甚或“有石无泥”，“山形骨立”，无法耕种；其次是流失的沙石祸及近山平地，致使良田变为硗确沙瘠；再次，泥沙淤积江河湖泊，破坏水利设施；另外，森林资源的急剧萎缩，自然植被的破坏，还削弱了对气候的调节功能，导致“雨旸不时”，使水旱灾害增多。在平原湖河地区，盲目围垦河湖陂塘海涂的活动也非常严重。江河洲滩大多被垦种，河道被严重挤窄，陂塘堙废围垦的更是不计其数，水面积迅速萎缩，以致遇洪涝无地蓄泄，有旱年无水灌溉，水旱灾害明显增多。在北方地区，过度的垦殖，特别是在农牧交错地带盲目地毁草开荒，以农侵牧，引起大面积的土地沙漠化，使得本就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生态环境更加恶化。总之，在生存压力下的盲目垦殖，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使得当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据陈高佣先生统计，1794—1853年的60年间全国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488次，平均每年高达8次之多（注：参见陈高佣：《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历代天灾人祸统计表”，上海书店1986年版。）。

第三，人口的高度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导致流民数量急剧加增，整个社会日趋动荡。

乾隆中叶以后，生齿日繁，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矛盾日趋尖锐。在内地平原地区，人口密度高度集中，但“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垦辟无余”（注：《清高宗圣训》卷80《爱民》。），土地开发已达饱和点，现有土地已不足养活当地人口。官僚、地主、商人受粮价、田价腾涨的刺激，乘机疯狂兼并土地。早在乾隆年前期，“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六七，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注：杨锡绂：《陈明米贵之由疏》，《清经世文编》卷39。）。嘉道时期，土地集中的情况愈益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嘉庆时，大学士和珅占地达80万亩，就连他的两个家丁，也占有土地6万亩。广东巡抚百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兼并土地50余万亩。道光时的大学士琦善，拥有土地高达256万余亩，占地之广超过和珅三倍。至于千亩万亩的地主，更是比比皆是。土地的高度集中，更进一步加剧了当时人多田少的矛盾。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成为地主的佃户和雇工，而绝大部分沦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无业游民。为了谋求生路，他们纷纷向外迁徙。一部分流入城市以乞讨为生或进入工场作工，一部分流往海外侨居谋生，而大部分涌向深山老林或海岛边疆垦荒。内地省际边区，如川陕楚交边山区、湘鄂西山区、湘南山区、皖南山区、湘赣边山区、闽浙赣交边山区，以及边疆的云贵、台湾、海南、蒙古、东北等地区，无不有流民垦殖的足迹。除了流向上述地区外，各地的帮会组织也吸收了大量的流民。各种帮会组织在乾、嘉以后迅猛发展，以致当时的中国社会“伏莽遍地”。从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二十年（1840）四十五年间，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十五六起，平均每三年就爆发一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且往往是此伏彼起，连续不断（参见表5）。与以往的农民起义不同的是，这些农民起义大多爆发在流民集中的边远山区，帮会组织则充当着起义的组织者和发动者。

第四，人口高速增长产生的巨大压力，导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卷化”和劳动阶层的普遍贫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