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思想论文范文10篇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1

“盗天地之时利”命题的提出

“三才”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农业实践的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3]。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不能不接触“三才”理论。贾思勰和陈旉农学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论。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齐民要术·耕田第一》）在《齐民要术》中，这一精神贯彻到农业生产技术的所有环节中，集中表现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4]。《陈旉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无不遂矣。”“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卷上《天时之宜篇》）具体到育秧，“欲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三者皆得，又从而勤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则尽善矣”（《善其根苗篇》）——“时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这正是“三才”理论在育秧上的运用。

陈旉在“三才”理论表述上除对前人的继承外，也有所创新，集中表现在“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天时之宜篇”）这一命题的提出。“盗天地之时利”一语源出《列子·天瑞篇》：“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陈旉自号“全真子”，是道家的信徒，接受属于道家的《列子》的有关理念不足为奇；但不应把它简单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或对前人论述的蹈袭，因为陈旉把它作为自己农学理论的纲领。石声汉甚至称《陈旉农书》为“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因此，我们应该从《陈旉农书》所载的农学和农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义。

“盗天地之时利”这一命题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顺天时，量地利”显然更为积极主动，反映出一种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赋予的光热资源和水土资源的要求。二是以前农书一般分言“天时”、“地利”，陈旉却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之为“天地之时利”，这是由于他认识到天时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陈旉农书》全书突出一个“宜”字，“天地之时利”或称“天地之时宜”，也就是“天地时利之宜”。这个“宜”，反映了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然规律的这一根本要求。“宜”与“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获其“利”——这是一种符合辩证法的认识。

关于自然规律，《齐民要术》借用《淮南子》“势”的概念，揭示了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5]。《陈旉农书》对自然规律的某些根本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然规律的一个特点是能够重复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陈旉称之为“常”和“必”，而把与之相对的偶然性称之为“幸”；他认为，农业上遵循的法则应该建立在这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求取其“必效”，而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侥幸成功之上。他主张：“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财力之宜篇》）又说：“古人种桑育蚕，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而已矣。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蚕桑叙》）[6]

《陈旉农书》卷上属于总论性质，其篇章不是按作物而是按专题划分的，称为“十二宜”。这“十二宜”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主要讲天时及其利用的，2篇（“天时之宜篇第四”、“六种之宜篇第五”）；第二类是主要讲土地利用及耕作培肥的，4篇（“地势之宜篇第二”、“耕耨之宜篇第三”、“粪田之宜篇第七”、“薅耘之宜篇第八”）；第三类是主要讲经营管理的，6篇（“财力之宜篇第一”、“居处之宜篇第六”、“节用之宜第篇九”、“稽功之宜篇第十”、“器用之宜篇第十一”、“念虑之宜篇第十二”），这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三才”理论的天地人相对应的。下面，我们分别进行一些考察。

“天时”及其利用

关于天时，陈旉指出了“时”和“气”可能发生的矛盾，强调不能刻板地按照既定的时令安排农事，而要根据实际的气候变化灵活加以掌握。书中说：

四时八节之行，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五运六气所主，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道甚微，其效甚著。盖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则造化发生之理因之也。

在这里，“时”指时令，即所谓“四时八节”，“气”指气候的实际变化。陈旉不但对“时”和“气”做出这样的区分，不但对作物的生长发育与时令、气候的关系做出“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这样的新概括，而且指出它们之间可能发生不完全符合的情况；这在中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大概是第一人。“时”在甲骨文中从“日”从“之”（甲骨文的“之”字从“止”在“一”上，“止”为足形，象人足在地上有所往之形），意指“日之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阳的视运动。太阳的视运动引起了气候的季节变化。后来人们把“时”视为“气”（指气候，或各种气象因素的集合）运行所呈现的秩序，这在当时是人们认识的一个极大的进步。按照气候变化的这种时序性制定的历法和节气，即指时系统，人们也称之为“时”。在我国传统农学的发展中，后一种意义上的“时”的体系（指时系统）是以二十四节气为中心的，它形成于战国秦汉之际（同时还总结了与之配套的七十二候），汉代的历法改革又使月份和节气协调起来，使得这个指时系统更为完善[7]。《齐民要术》就是依据这一指时系统来安排农业生产的；由于月份已经和节气协调起来，有时只需按月安排生产就可以了。这种“时”的体系是根据气候的季节变化的一般规律而制定的，但它一旦形成，就相对固定起来，而实际气候则因时因地而变化多端的，甚至会出现偏离常轨的情况。但在很长时期内人们强调的是“时”和“气”一致的一面，以致把“时”和“气”联结成一个常用的词[8]。一直到了陈旉才明确地指出了它们可能出现的矛盾的一面。

为什么人们的认识会发生这样的发展和变化，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地区性的因素。作为我国传统指时体系核心部分的二十四节气，反映了日地关系的变化规律，带有普遍性，但它毕竟是在黄河流域形成的，其具体内容打上黄河流域气候变化规律的烙印。中唐以后全国经济重心逐步转移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原来的以二十四节气为坐标基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的具体农事安排，已不能刻板地搬用到江南地区。二是时代性的因素。中国气候在宋代进入一个变化较多的时期。根据气候史专家张丕远等人的研究，五代至宋中国气候总的说来比现代温暖，但常常出现寒冷的气候，也就是说气候很不稳定，是典型的气候“混沌”期；到1230—1260年间发生了突变，中国气候从此进入了一个气温较低、降水较少的时期。陈旉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气候多变的“混沌”时期，处于气候突变的前夕。他深切地感受到“气候有盈缩踦赢之度”，“阴阳消长有太过不及之差”，“其或气至而时不至，或时至而气未至”，气候微小的变化都会对农业生产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用刻板的态度对待既定的时令而不知变通显然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灵活地对待时令。指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注意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从气候的实际情况出发安排农业，把“时宜”落到实处。至于具体应如何灵活掌握时令，陈旉没有详细的论述，只是引用《尚书·尧典》指出，不但要“稽之天文”，而且要“验之物理”。所谓“验之物理”指以物候指时。即以物候校正时令中的农事安排。在没有温度计、湿度计的古代，物候确实更能反映气候的实际变化，从而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农时；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它直到今天仍然是重要的辅助指时手段。

如何利用“时宜”呢？最值得注意的是“六种之宜篇”的一段论述：

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绥之足忧哉！（《六种之宜篇》）

在这里，陈旉指出合理安排种植制度的前提是“知时宜”。上文已经指出，在《陈旉农书》中“宜”与“利”是相通的，因此，所谓“知时宜”，可以理解为充分了解和利用“天时”所提供的有利条件，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充分利用气候资源（光热资源）。《陈旉农书》给出的办法是在“天时”所许可的各种作物的生长季节中，按照作物生长和收获的顺序，把耕地安排得满满的，使各种作物“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换句话说，种植制度的要义是充分利用天时地利，而“天地之时利”的充分发挥，又是以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的。

“相继以生成”，无疑是指复种[10]；“相资以利用”则既包含复种，也包含间作[11]。《农陈旉书》“耕耨之宜篇”说：

早田刈获才毕，随即耕治晒暴，加粪壅培，而种豆麦蔬茹，以熟土壤而肥沃之，以省来岁功役；且其收，又足以助岁计也。

这是包括稻麦复种在内的复种制度，其作用不但可以“省来岁功役”和以其收成“助岁计”，而且由于经过“耕治晒暴，加粪壅培”，改变水田长期渍水的状态，具有“熟土壤而肥沃之”的功效——这既是“相继以生成”，又是“相资以利用”。《陈旉农书》“种桑之法篇”云：

若桑圃近家，即可作墙篱，仍更疏植桑，令畦垄差阔，其下遍栽苎；因粪苎桑亦获肥矣，是两得之也。桑根植深，苎根植浅，并不相妨，而利倍差。

这是把深根的桑和浅根的苎麻搭配间作，而达到两“不相妨，而利倍差”的功效。这也是“相资以利用”的一例。

据此，可以说，“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是种植制度中复种和间作经验的一种理论概括。间作是秦汉以来已经有的种植方式，以稻麦复种为中心的大田复种则主要唐宋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经验。这种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在中国农学史上是空前的。《吕氏春秋》、《氾胜之书》、《齐民要术》都没有谈大田复种问题，唯有《陈旉农书》谈了这个问题，并概括出精彩的理论。这是耕作制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可见在《陈旉农书》中，充分利用“天时”和充分利用“地利”是一致的，互为条件的，并与种植制度的巧妙安排结合在一起。这种种植制度既充分利用了“天时”（气候资源），又充分利用了“地利”（土地资源），真可谓“盗天地之时利”了。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为什么陈旉总是合起来讲“天地之时利”。

“土宜论”与土地利用

土地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之一。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对土地的认识逐渐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土壤学理论——“土宜论”和“土脉论”[12]。《陈旉农书》继承了这种在先秦时代已经出现的理论而有所发展。

关于“土宜论”，《陈旉农书》的新贡献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上面提到的，为了充分发挥土地的生产能力，陈旉总结了间作和复种的老经验和新经验，提出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里，尽量不让耕地闲置，要做到“种无虚日，收无虚月”；其二是提出了一个地区各类土地的全面利用规划。下面，我们着重谈谈第二点。

“地宜”或“土宜”概念的内涵之一，就是按照一个地区内的不同土地类型来全面安排农业生产。《礼记·月令》：孟春之月“王命布农事，……善相丘陵、坂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导民”。《齐民要术》不但强调因土种植，而且指出“山泽有异宜”（《收种第二》），应该安排不同的作物和品种：“山田种强苗，以避风霜；泽田种弱苗，以求华实也。”贾思勰在规划土地利用时，实际上也是有统筹兼顾的全盘考虑的。不过有关论述在《齐民要术》很分散，没有形成系统[13]。陈旉《农书》则不同，他以专篇（“地势之宜篇”）论述土地利用问题，给出了一个地区的比较完整的土地利用规划，这个规划完全是从江南具体的自然条件出发、从江南自身农业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它把各类土地的利用和水利开发和治理结合在一起，也体现了鲜明的南方特色。这在中国农书中是前所未有的。

陈旉在该篇首先指出，同一地区的不同土地类型，由于地势和地形的差异，气候的冷暖和土壤的肥瘠是各不相同的。“大率高地多寒，泉冽而土冷，传所谓高山多冬，以言常风寒也；且易以干旱。下地多肥饶，易以渰没。故治之各有宜也。”接着，陈旉《农书》介绍了高田、下地和薮泽三类土地的不同利用方式。概括说来，高田治理方案的要点是建造陂塘和加宽坵垄，实际上是建造可灌溉的梯田。易以淹没的下地，修建“高大圩岸环绕之”，实际上就是圩田；灌溉不到的斜坡和边角地也要加以利用：“可种蔬茹麦麻粟豆，两旁亦可种桑牧牛，牛得水草之便，用力省而功兼倍也”。湖滩薮泽有两种利用方式：一是每年芒种节大水过后湖滩抢种一季早熟的黄绿稻，即所谓“湖田”；二是在水面缚架为田，即“葑田”。作者接着引述《周礼》“稻人掌稼下地”一段而加以阐发，谈到蓄水、防洪和泄水，重点是防洪和泄水，反映了南方稻田排灌的一些特点。有关记述比较清楚，论者亦不乏其人，毋庸细述。

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这些土地利用方式，是从江南地区的实际出发的，是江南地区农业经验的结晶。江南地区没有黄河中下游地区那样广阔的平原，这里山林较多，水面较大。《齐民要术》虽然也偶尔谈到“下田”、“高田”、“山田”等，但主体仍然是平野中的农田。但从《陈旉农书》看，这里有山地高田，有易于淹水的低地，有湖滩薮泽，而高田治理方案记述尤详；它所反映的应该是江南的一个丘陵地区。由于缺乏广阔的平原，江南地区当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不能不向山区和水面扩展耕地。于是有梯田、圩田、葑田等土地利用形式的创造。缪启愉早就指出，围田和圩田起源于吴越时期的江南[14]。葑田也起源于南方，东晋郭璞的《江赋》云：“标之以翠蘙，泛之以游菰，播匪艺之芒种，挺自然之嘉蔬。”应该就是对江南地区葑田的描述；它与《陈旉农书》把《周礼·地官·稻人》“泽草所生，种之芒种”是吻合的[15]。其实，梯田的起源亦与江南有关，江南起码是其起源地之一。陈旉《农书》介绍的陂塘与高田结合的梯田模式，显然不是北方农法的移植，而是从当地农业经验的积累中发展起来的[16]。我国陂塘灌溉工程的起源不晚于春秋时代，首先出现在南方地区。汉代有所谓“陂田”，即凭借陂塘灌溉的水利田；但在很长时期内，陂塘主要用于灌溉比较低平的田[17]。应该指出的是，江南地区陂田有悠久历史，而且很早就在山上修筑陂塘。如《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吴地传第三》：“吴西野鹿陂者，吴王田也。”“无锡湖者，春申君治以为陂，凿语昭渎以东到大田。田名胥卑。凿胥卑下以南注大湖，以写西野。去县三十五里。”这里讲的就是陂田。又据《太平御览》卷935引《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驻扎在会稽山时，发现会稽山上有上下两处鱼池[18]。这种鱼池很可能是与稻田灌溉用的人工陂塘结合在一起的。即使它当时没有用于灌溉，但当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如人口增加，需要开垦山地），这种经验的推衍，山区的陂塘迟早也会用于灌溉，从而产生梯田的。江南的这种梯田最早出现于何时，现在还难以确考，《陈旉农书》不过第一次记载了了这一事实而已。[19]

总之，《陈旉农书·地势之宜篇》是对中国传统土宜论的发展，而充分利用各类土地资源正是南方农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土脉论”与土壤改良

关于“土脉论”，《陈旉农书》的新贡献主要也有两点，这就是万国鼎所称“两个杰出的对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则”：一是“土壤有多种，好坏不一，但只要治理得宜，都可以改造得适合作物生长”；二是“土壤可以经常保持新壮的基本原则”[20]。这些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原则都是建立在“土脉论”的基础上的，是对“土脉论”的发展。

在中国，“土脉论”思想始见于《国语·周语》，虢文公在他的一段议论中[21]提出了“土气”、“土脉”、“土膏”等相互依存的概念。“土气”指土壤温湿度的变化，水分、养分、气体的流动的综合性状。“土膏”是指土壤中某种肥沃润泽的精华之物。“土脉”则是指“土气”或“土膏”有规律的博动和流通。人们把土壤看成是有气脉的活的机体，是可以变化的、运动着的物质[22]。这种思想的提出意义十分深远，正是由于认识到土壤及其肥力是可以变动的（实际上也是如此），人们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干预使之向适合人类需要的方向转化。《吕氏春秋·任地》指出“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并总结了调节土壤五对矛盾性状的“耕之大方”；《氾胜之书》“和土”的理论，王充“勉致人功，以助地力”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之上的，而《陈旉农书》的上述两原则，也是这种理念的发展。

《陈旉农书·粪田之宜篇》说：

土壤气脉，其类不一，肥沃硗埆，美恶不同，治之各有宜也。且黑壤之地信美矣，然肥沃之过，惑苗茂而实不坚，当取生新之土以利解之，即疏爽得宜也。硗埆之土信瘠恶矣，然粪壤滋培，即其苗茂盛而实坚栗也。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

这里指出土壤的肥瘠差异是由土壤“气脉”决定的，这种“气脉”，可以理解为土壤的肥力，或土壤肥力的基础。陈旉认为，由于“气脉”的差异，形成土壤的不同类别，而治理也要采取不同的办法。这样，陈旉就把“土脉论”与“土宜论”结合起来了。从中又引出按土宜施肥的思想。陈旉引证了《周礼》土化之法，提出“皆相视其土之性类，以其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俚谚谓之粪药，以言用粪犹用药也”。

陈旉对地力递减论提出批判：

或谓土敝则草木不长，气衰则生物不遂，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斯语殆不然也，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当常新壮矣，抑何弊何衰之有！

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地力常新壮”说。它是“土脉论”的合理延伸。试想，如果土壤性状不是可变的，如果人们不能影响这种变化，“地力常新壮”又从何谈起呢？所以，它与从《周语》、《吕氏春秋》到氾胜之、王充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又有超越前人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在于明确论述了“地力常新壮”的可能性及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且在于这种论述清楚地体现了用地与养地相结合的原则。这正是我国传统农业土地种了几千年而地力基本不衰的奥秘所在；对于今天要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传统农业改良土壤或改善土壤环境的措施主要有三：耕作、施肥和合理排灌。《陈旉农书》以前的农书，论述较多的是耕作措施。《吕氏春秋·任地》纠正地性状偏向的主要手段是耕作。《氾胜之书》“和土”也主要靠耕作，即所谓“强土弱之，弱土强之”。王充改良土壤的办法是“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已提出了施肥，但重点仍在耕作。《齐民要术》主要通过耕作达到土壤的熟化；当时肥料比较缺乏，除麻田和菜地外，大田很少施肥，一般依靠种植绿肥或禾豆轮作。《陈旉农书》也采用耕作和合理排灌的手段（如水旱轮作、冬闲田的不同耕作处理、稻田和秧田的合理的水浆管理、开沟烤田等）改良土壤，但重点是施肥。《陈旉农书》中关于施肥的内容十分突出。万国鼎指出：

《陈旉农书》的篇幅，远小于《齐民要术》（总字数为《齐民要术》的九分之一），但是《陈旉农书》用于肥料问题上的字数，显然超过《齐民要术》，在《齐民要术》中，书前杂说有踏粪法，但不是贾氏原文；有《要术》本文中，若把引者古书的（主要是《氾胜之书》）除外，只有对于绿肥的强调很突出，除此以外，只有零星地偶尔谈到施肥问题。但在《陈旉农书》中，不但写了粪田之宜篇专论肥料，其他各篇也颇有谈到肥料的，而且不是零星地谈到，往往是具体而细致的叙述。把这些叙述合并起来，不论字数或内容上都超过粪田之宜篇。它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到处显示出对肥料的重视（引者按，陈旉的“地力常新壮”说强调的也是施肥），对于它有不少新的创始和发展。[23]

《陈旉农书》在肥料问题上的创新和发展，万国鼎先生论之已详，无须重复。我在这里补充几点：一，肥料的来源主要是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如“扫除之土，燃烧之灰，簸扬之糠粃，断稿落叶”，“粪汁”，“涤器肥水”，“泔淀”等）或副产品（如“麻枯”等），体现了农业生态系统内的一种物质循环利用和对农副产品的多层次利用。二，肥料上的这些创新和发展，是从《齐民要术》到《陈旉农书》六百年间劳动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首先是江南人民生产经验的总结。六朝以来，尤其是隋唐以来，江南人口增多，耕地相对不足，需要提高单产；同时，人们一面向山林水面扩展耕地，一面提高复种指数，发展多熟种植，同时，南方气候温暖，雨水较多，土壤的肥分容易流失，亟待补充，这样，对肥料的需求量就大大增加了。重视施肥、千方百计开辟肥源，成为江南农法的一大特点。三，由于重视施肥，不但增加了产量，而且培肥了地力，使人们对种地可以增产而不使地力下降充滿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作为“土脉论”发展的“地力常新壮”等理论正是这种经验的结晶，是江南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进步的产物。

“三才”中的“人”与经营管理

作为中国传统农学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除讲“天”和“地”以外，还包括“人”。这个“人”，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技术的掌握，即如何认识和利用“天时”、“地利”，《陈旉农书》中“治”字出现的频率颇高，如“治田”、“治粪”“治苗”，并强调“治之各有宜”，这就是突显了人的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农业生产的管理。在中国传统农书中，前者一般融入讲天时、地利、物宜等技术内容中，后者则往往有其独立的存在。例如，《吕氏春秋》所载先秦农家言四篇中的“上农”，主要就是讲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力的管理的。从《氾胜之书》起，《四民月令》和《齐民要术》等重要农书都包含了对私人农场经营管理的内容。由于中国传统经济史记述的“食货”系列[24]中只着重讲国家对经济的管理（或称“官经济”、“公经济”），上述农书的有关记述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对“私经济”的管理及其发展状况的珍贵资料。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是中国传统农学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前有些研究中国传统农学的论著有意或无意地把“人”学排除在外，是不够妥当的；中国传统农学绝非“见物不见人”。

虽然《齐民要术》及以前的农书已经包含了农业生产经营管理的内容，但《齐民要术》的有关记述是分散的，将有关经营管理的内容集中起来，以若干专篇予以系统的论述，在中国传统农书中，《陈旉农书》是第一次这样做。《陈旉农书》有关经营管理的专题，在卷上“十二宜”中占了6篇，可见其份量之重。这些讲述经营管理的专题是和讲述农业技术的专题穿插在一起的，反映了作者“不能把技术和管理分开”的思想。“十二宜”中以“财力之宜篇”开篇，以“念虑之宜篇”结尾，这两篇都是讲经营管理的，尤其是“念虑之宜篇”，称得上是全卷的总纲，陈旉拿它来做“十二宜”的“压轴”。我们着重对这两篇作些分析。

“念虑之宜篇”强调农业生产的计划性。这是精耕细作农业的特点所规定的。因为精耕细作不但是增加劳动力投入，而且是在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技术措施去争取高产，农业生产与“天地”打交道，牵涉到方方面面，因此，需要用心思，有计划地进行。春秋时代的郑子产就已经说过：“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25]农功要有缜密的思考和计划，其中包含了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太平经》也指出：“比若耕田，得谷独成实多善者，是用心密，用力多也。”[26]《四民月令》被称为“地主的经营手册”，其中已包含了对农业生产的整体计划和安排。《齐民要术》没有专门谈生产计划的篇章，但书中处处体现了精细计算、统筹安排的精神。例如，把种植商品菜的农田选择在靠近市场的“负郭良田”，菜田的布局要考虑灌溉、管理和运输的方便[27]；各种粮食作物安排在什么地方，也有一个全局的考虑[28]。

陈旉继承了上述思想和理论，他说：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求而无之实难，过求何害？农事尤宜念虑者也。孟子曰：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常人之情，多于闲裕之时，因循废事，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念念在是，不以须臾忘废，料理辑治，则日成一日，岁成一岁，何为不充足备具也？……

这里讲的有两个要点：一是引证“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的古训，指出农业生产要预先作计划。而且，这计划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之上的。陈旉在《财力之宜篇》中说：“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所谓“必”和“常”，就是陈旉对客观规律必然性和重复性的表述。二是从事农业生产要专心致志，“念念在是，不以须臾忘废”。宋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使它具有比前代更为丰富的内容，并产生了比前代更为复杂的关系，例如，既要根据天时地利，合理安排各类土地的生产项目，又要合理安排同一地块的间作复种，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念虑之宜”就不足为奇了。所以，《陈旉农书》对农业生产计划性的强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江南地区精耕细作农业获得长足发展的一种反映。

“念虑”和计划要贯彻到农业生产的一切环节，首先是合理确定经营规模。“财力之宜篇”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它提出的原则是“量力而为，财力相称”。陈旉说：

凡从事于务者，皆当量力而为之，不可苟且，贪多务得，以致终无成遂也。传曰：少则得，多则惑。况稼穑在艰难之尤者，讵可不先度其财足以赡，力足以给，优游不迫，可以取必效，然后为之？傥或财不赡、力不给，而务多贪得，未免苟简灭裂之患，十不得一二，幸其成功，已不可必矣。虽多其田亩，是多其患害，未见其利益也。若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徒徼一时之幸哉。

谚有之曰：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岂不信哉！……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以精耕细作求高产主张，突出表现就是战国初年李悝的“尽地力之教”，从那时起，它成为中国传统农学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齐民要术·种谷第三》在引述了《氾胜之书》以后说：“谚曰：顷不比亩善。谓多恶不如少善也。”《齐民要术》卷首《杂说》：“凡人家营田，须量已力，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陈旉农书》的“量力而为，财力相称”论与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里，可注意的有两点：一，《齐民要术》提法比较笼统；卷首《杂说》也只是提到“量力”。《陈旉农书》则进一步提出，既要“力足以给”，即家庭劳动力或雇佣劳动力能够耕作过来；又要“财足以赡”，即具有进行必要的农业投入的财力（如果是地主，则还必须具备足以支付雇工工钱或提供承租人必要生产资料的财力）。可见，《陈旉农书》对于确定农场耕作规模的条件的考虑更加周全了。二，《齐民要术》对“多恶不如少善”只是简单的引用农谚（“顷不比亩善”），基本上没有展开论证，《陈旉农书》则以专篇进行认真的论证。而且这种论证并非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如引证反映农民经验的谚语：“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而是提高到规律性的认识，指出只有财力相称，才能“取必效”，“必有成遂之常”。其实这也是农业生产计划性的一种体现。

“念虑”与计划精神也贯彻在经营管理的其他环节。例如，“居处之宜篇”讲不同住所与农田的安排，“节用之宜篇”讲通过节约加强储备，以防遇到灾害和突然事故时陷于“仓卒窘迫”的境地，“器用之宜篇”讲事先准备好需要使用的各种工具和设施。即使属于农业生产的具体安排也不例外。如“地势之宜篇”讲的土地利用规划，“耕耨之宜篇”讲的各种土地秋收后的不同耕作措施，“六种之宜篇”讲各种作物种植顺序的合理安排，“粪田之宜篇”讲用地养地结合和对农业生产生活中各种废弃物质的利用，“薅耘之宜篇”讲如何巧妙安排各块田坵的排水和耘田的次序等，无不体现了在专心致志、深思熟虑基础上对农业生产各种因素统筹安排的精神。

《陈旉农书》在一定意义上是江南农业生产与农业技术经验的结晶，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江南农法的一些特点。在很长时期内，江南农法是南方农法的先进典型和代表。江南农法是在唐宋以后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了其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的。以江南农法为代表的南方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与早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即已形成的北方农业精耕细作技术体系相比，农学指导思想和基本的技术原理原则是相通的，又有各自的特点。过去研究者着眼于两地自然条件和种植结构的差异，突显了北方旱地和南方水田耕作技术的不同，分别称之为北方旱地以“耕—耙—耢”（或“耕—耙—耢—压—锄”）为特征的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水田以“耕—耙—耖”（或“耕—耙—耖—耘—耥”）为特征的精耕细作体系。这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北两地农业技术体系的重要特点。但这并没有包括南北两地农业技术体系的全部特点，也没有包括全部的主要特点。在水田耕作栽培技术方面，育秧移栽和高度重视施肥是与水田耕作同样重要的技术环节。《陈旉农书》着重阐述了这方面的问题。此外，南方农法主要特点之一是具有比北方地区更高的土地利用率：一方面在同一耕地上通过间作和复种安排更多的作物，在作物可以生长的季节中尽量不让耕地闲置；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向山林水面扩展耕地，创造出各种具有南方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这一特点，在《陈旉农书》中已有明显的表现。而且，正如《陈旉农书》有关记述所表明的，这种方式把“地利”与“天时”、“物宜”结合在一起，对自然界气候资源和土地资源的利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南方农业的许多技术，如育秧移栽、积肥养地，水旱轮作和水田的各种耕作技术，培育适合复种和各类土地的品种等，都是与这一特点相联系的。与之相联系的还有南方农业另一重要特点——对农副产品多层次利用和循环利用，这一点，在《陈旉农书》中已有反映，虽然还不大充分。对气候资源、土地资源和农副产品资源利用技术的发展和彼此的结合，到了明清时期，形成了对农业生态系统内各种资源综合的、立体的、多层次的利用的生态农业的雏形，这主要也是在南方地区出现的。经济的进步，说到底是资源利用广度、深度和合理程度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对农业资源利用技术和理论的发展，既体现了地区的特点，也反映了传统农法时代性的进步。这一特点和进步，在《陈旉农书》中已经开始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注释

[1]“农法”是借用日本学者使用的概念，相当于中国学者说的“农业技术体系”或广义的“耕作制度”；它比较简明，也有更大的涵容性。

[2]比较重要的成果有万国鼎的《陈旉农书校注》（农业出版社，1965年版）和《中国农学史》下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十二章；日本学者大泽正昭也撰写了《陈旉农书的研究》（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出版，1993年）。

[3]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七章。

[4]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二篇第十章第三节。

[5]《齐民要术》引述《淮南子·主术训》说：“禹决江疏河，以为天下兴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垦草，以为百姓力农，然不能使禾冬生。岂其人事不至哉？其势不可也。”这里的所谓“势”，就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于“势”，人们不能“逆”，只能“因”。“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淮南子》的思想属于道家的体系。从这点看，贾思勰和陈旉一样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6]“三才”理论不但是陈旉农学的中心思想，而且是他写作农书的根本依据。陈旉说他的《农书》有助于“圣君贤相”完成“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的根本任务（《序》），说明他是以“三才”理论的大框架为历代重农政策及其农书的使命定位的。

[7]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四章和第二篇第十一章的有关部分。

[8]例如后汉皇帝的诏书中屡有“务顺时气”、“勉顺时气”、“宜顺时气”等语，见《后汉书》明帝、章帝等“本纪”。

[9]张丕远、王铮、刘啸雷：中国近2000年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1994，B24（9）；张丕远，中国历史气候的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关于唐宋气候，竺可桢认为唐代是温暖期，晩唐后进入寒冷期。有些学者认为中唐已出现寒冷气候。张丕远等人经过研究，维持竺氏唐代为温暖期的结论，但不完全同意竺氏晩唐后进入寒冷期的观点。

[10]南宋晚年黄震在江西抚州劝民种麦时说：“每年春夏之间，旧谷既尽，新谷未种，天特生麦以济缺乏，使尔人民吃此麦饭，种此禾稻，循环接续，常得饱足。”（《黄氏日钞》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可作陈旉所说“相继以生成”的注脚。

[11]万国鼎在《陈旉农书校注》中说：“‘相资’，有互相资助的意思。‘相资以利用’可能是指前作和后作配合，交互利用的意思。”这一解释大体是正确的，但还可以作一些补充，“相资以利用”还包括间作的经验在内。

[12]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五章。

[13]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二篇第五章第二节中的“《齐民要术》中的土宜论和土地利用原则”。

[14]缪启愉：《大湖地区的塘埔圩田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参阅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174—179页，民族出版社，1991年。

[15]参阅李惠林：中国农业浮田的起源和历史，农史研究第8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卢勋、李根蟠：《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第179—183页。

[16]黄土高原后来也有梯田，但这种梯田往往是“天水田”，与南方陂塘与山田相结合的梯田是不同的。

[17]《后汉书》卷53《周燮传》：“有先人草庐结于冈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给。”吴存浩《中国农业史》认为这条材料反映的是陂塘灌溉的山田，即梯田的雏形。这是一种新的观点，但理由似乎不够充分。因为“冈畔”犹言“山麓”，“下有陂田”，这种陂田应该在山脚下，何以断定它是山田？按，周燮是汝南人。

[18]原文是：“越王陂塘栖会稽，范蠡等曰：臣窃见会稽之山上，有鱼池上下二处，水中有三江四渎之流，九涘六谷之广，上池宜君王，下池宜民臣。畜鱼三年，其利可数千万，越国当富强。”

[19]我国考古出土的西南地区东汉水田陂塘模型，往往是陂塘养鱼、种植水生植物，与灌溉稻田相結合，反映了大田与水体綜合利用的经验。江南地区以“饭稻羹鱼”著称，有利用陂塘灌溉和养鱼的传统。《陈旉农书》有陂塘灌溉稻田的规划，却没有陂塘养鱼的记载。这有两种可能，一是陈旉生活的地区没有利用陂塘养鱼，一是虽有陂塘养鱼的事实而陈旉没有加以记载。如果是后者（可能性较大），则为《陈旉农书》不足之处。不过，《陈旉农书》规划在陂塘的堤岸种桑系牛，也是一种立体的土地利用方式，与后世的桑基鱼塘生产方式依稀有某种相通之处。

[20]万国鼎：《陈旉农书评介》，载《陈旉农书校注》。

[21]《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古者太史顺时（韦注，视也）土，阳瘅（厚也）愤（积也）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曰农祥也），日月厎于天庙（厎，至也；天庙，营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营室），土乃脉发（脉，理也。《农书》曰：“春土冒橛，陈根可拔，耕者急发。”），先时九日，太史吿稷曰：“自今至于初吉（按，初吉指每月上旬的吉日，这里指立春而言），阳气俱烝（升也），土膏其动（膏，土润也；其动，润泽欲行），弗震弗渝（变也），脉乃满眚（灾也），谷乃不殖。”

[22]参阅《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第一篇第五章第三节中的“土脉论”部分。

[23]万国鼎：《陈旉农书校注》第12—13页。

[24]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食货志》开始，中国历代正史中多有“食货志”，是记述经济发展历史的专志，形成首尾相续的系列。中国古代政书《十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其后续著作共10本）中也有“食货门”，形成另一首尾相续的经济史记述系列。

[25]《左传》襄公25年。

[26]《太平经合校》第415页，中华书局，1960年。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2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农学;毕业论文;改革路径

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学类专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也对农学类本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如何使培养出来的农科人才与当今社会需求高度匹配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也是新时代农业高校办学水平的最直接体现［2］。安徽科技学院作为一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农学类专业是该校传统优势学科，学校高度重视农学类专业的提升改造工作。同样，农学类专业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提高学生实践水平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就是毕业论文设计、试验操作和论文撰写等工作，论文进展的每一步都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毕业论文工作开展的水平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通过毕业论文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本科生的专业水准，是增强应用型高校农学类本科生培养水平和能力的关键。

1毕业论文在农学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

1．1毕业论文是培养专业兴趣和专业素养的重要载体。兴趣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引擎”，具有恒久作用力。同样，培养专业兴趣也是学好一个专业最有效的途径，而专业素养的形成也是个人发展潜能的重要支撑［3］。学生只有对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产生持久的学习动力。本科生要想取得专业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就是早日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参与创新性研究，这样在实验室的“熏陶”下才能逐步培养专业兴趣，做到“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学生在开展科学研究、完成毕业论文课题的同时，会有更多机会与导师和同学交流探讨，从而逐步加深和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调整方向，找到自己的精准“兴趣点”。高水平科学研究是一所高校办学能力和水平的集中体现，各高校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部级创新平台、省校重点实验室在每个高校都被打造成“亮点”，这就为本科生开展毕业论文工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大学生所处年龄段恰好是创新活力最旺盛的阶段，部分同学可能会迸发出创新的火花，对农业科研产生强烈的兴趣，更加坚定了考研深造的志向，也有部分同学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完成毕业论文实习，加深了对农科相关企业的熟悉度，为毕业以后从事农学类相关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些毕业论文实习的有力推进和实施，都将对学生专业兴趣和良好专业素养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2毕业论文的革故鼎新是提高农学类本科生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毕业论文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往往是本科生印象最深刻、掌握最全面的一部分内容。一般来说，农科专业本科生所选择的学科分支开展毕业论文实习，大多也就决定了该生以后的考研方向、就业路径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农学类本科专业学习科目较多，包括作物遗传育种学、作物栽培学、蔬菜学、果树学、茶学、花卉学以及植物营养学、土壤肥料学、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农药学等分支方向，学生的选择余地很大。但是，学生在增加了选择性的同时，也增添了盲目性。笔者通过系统调查发现，虽然学生主修的科目比较广泛，但掌握得都比较肤浅，对以后的就业深造、参加工作等的支撑作用较小。当今许多农科生从未系统了解过“土地”“农作物”“果树”“蔬菜”“肥料”“病虫”等概念。由于缺乏实践训练，他们对教师所讲授的知识不能完全掌握，对农业概况一知半解的学生较多。因此，为增强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毕业论文实习阶段成为本科生加大专业学习力度、“近距离”感知专业、明确用功方向和增强实践的“黄金期”。毕业论文的革故鼎新是提高农学类本科生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

2毕业论文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2．1毕业论文改革顺应了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的发展态势。本科生毕业论文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之一，其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际工作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当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大量涌现，其人才的需求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要让学生充分掌握当今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产革新和专业分支的政策理论的前沿信息，使其在理论学习、实践技能和创造力等方面均得到提高，培养既懂理论又接地气的“一懂两爱”人才成为迫切需求［4］。地方应用型农业高校的人才培养，也要借机“弯道发展”，顺应新时代高等农林教育的发展态势，主动对接“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诉求，更加重视毕业论文在“一懂两爱”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作用，从而使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适应国家对农业的发展要求［5］。2．2以学生为本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加快毕业论文改革。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就业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以及学生个体差异性愈加明显，高校人才培养必须实行分类培养和因材施教，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千篇一律的人才培养模式必须朝向订单式、多样化、个性化方向发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是大势所趋，更是学校特色发展、持续发展的根本。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需要加大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力度，深入推进分类培养，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从根本上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6－7］。因此，毕业论文的改革也要紧扣学生分类培养的总体目标，开展有针对性的改革，最终使培养出来的人才符合社会的需求和学生自身发展所需。2．3毕业论文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加快改革。以往学生的毕业论文主要以指导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定课题，然后布置给学生，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设计方案开展试验，不因学生的创新特质不同而设置变化的研究课题，这就导致学生开展毕业论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有效发挥。毕业论文考核方式也是千篇一律，对学生缺乏过程考核。由于没有根据学生的特点设计课题，从而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有的学生实习目的不明确、试验态度不端正、投入时间不足;有的学生试验方法不能掌握完全，不明缘由;有的学生只会盲目操作试验，不会处理数据。这些弊端最终导致毕业论文质量出现严重下滑［8］。因此，毕业论文设计也应“因材施教”，应根据学生的差异性有针对性地设计不同的毕业论文选题，根据学生毕业以后的发展意向有区别地进行毕业论文设计和考核工作。

3毕业论文改革的举措

近年来，为提高本科生毕业论文质量，安徽科技学院农学类相关专业开展了毕业论文的改革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出可行的毕业论文改革实施方案，最终使学生通过毕业论文改革获益。3．1积极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志趣选题。3．1．1加大动员宣传，让学生充分认知毕业论文设计的重要性。学生管理部门要利用大一入学教育这一关键环节，开展有声有色的专业思想教育，增强学生的专业自信心，帮助新生理清大学四年的学习规划，将毕业论文实习作为重要内容列入大学四年的学业规划之中，要让学生认识到毕业论文是最为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之一，充分强调毕业论文设计和论文写作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从大一下学期开始，要让学生系统了解并熟悉农学学科门类所有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让学生早日充分理解各个学科的涵盖范围，尤其是各个二级学科的特点和全国的优势学科，明确学生毕业论文实习的开展范围，拓展学生的成才领域，让学生早日确立奋斗目标。3．1．2帮助学生端正毕业论文实习态度，早日确立“兴趣点”。学校要时刻注重激发学生“学农爱农、学一行、干一行、精一行”的意识，强调“知识就是力量”和学好专业的重要性，促使学生端正实习态度。在实习正式开始前，首先要解决一个“总开关”的问题，让实习学生彻底搞清楚“为什么上大学”“上大学学什么”“大学毕业之后能干什么”以及“我为什么需要做毕业论文”“做论文是为了什么”等问题。学生只有思想“开化”了，才能转化为行动上的自觉，也为因材施教、因材设计毕业论文做好基础性工作。3．1．3建立毕业论文指导教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的机制。从新生入学开始，就要加强单位指导教师科研方向的宣传工作，建立指导教师和学生双向选择的机制，在双向选择方法上要对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指导，让学生理解选择好毕业论文导师的重要作用。首先，让学生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方向早做盘算和设计，不盲目跟风，不随波逐流，充分做到选题根据自身兴趣特点展开，同时指导教师也要认真研判学生的发展动向，对部分学生出现的“钻牛角尖”而不能自拔的情况，有关部门要及时进行纠偏，确保学生的大学四年主次分明，过得紧张而又充实。其次，让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和兴趣自主选择指导教师，不能“越俎代庖”，坚持让学生自己抉择，一旦确立好指导教师，就要以“蹄急步稳”的精神状态开展毕业论文实习工作。3．2重新确立毕业论文实习最佳开始时间。目前，一般地方农业高校的毕业论文实习开始时间大致为大三下学期，由于农学类学生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农作物，作物的生长周期一般较长，如果按照老套路，学生来不及沉下心来做试验，就要准备考研或找工作等，这对于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和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非常不利。笔者通过连续8年指导农科类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实践得出以下结论:地方应用型高校大二阶段的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好奇心要超过大三、大四年级的同学，实习态度也更加端正，完成试验任务的执行力更强，在大二阶段养成的良好科学研究习惯也可以有效延伸至大三和大四阶段。因此，将毕业论文开始的时间适当提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钱兵［9］认为引入科研导师制可以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指出从大一年级就开始推荐学生阅读一些专业书籍等提高专业素养，培养学生查阅文献的能力，大二阶段开始参与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要想把毕业论文设计做好，就要尽早谋划。结合农学类专业实际，学生可以从大二上学期末进入“导师和学生双选阶段”，某些表现优秀的学生可以从大一下学期开始选择毕业论文导师，从而使学生有充足的毕业论文准备时间来查阅文献，熟悉实验室的仪器设备以及试验方法，制订好毕业论文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制定出详细的试验方案，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与实验室高年级的同学“结对子”，互帮互学，最终实现毕业论文实习工作的良性循环。3．3根据学生发展动向和创新特点，以毕业论文为载体培育“四型人才”。根据学生本身的发展需求和创新特质，可以将毕业论文实习学生分为四大类，分别为“拔尖型”“创新型”“复合专业型”和“专业技术型”，称为“四型人才”［10］。通过毕业论文实习分类，不同发展意向和创新特质的学生参与到不同毕业论文实习任务中，以充分调动不同类型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3．3．1以毕业论文为载体发现拔尖人才。要善于发现和选拔对农学类专业领域有非常大的兴趣和专业技能突出、志在专业上有所建树的学生，支持他们根据自己的特点自由探索，自己选定研究方向和制定个性化试验方案，让学生自己设计毕业论文，然后指导教师审核，支持学生大胆试验，发扬“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敢闯敢试精神。在此基础上，支持学生本人独自申请大学生创新课题，完成课题任务，从而强化对学生的科研训练。3．3．2以毕业论文为载体培养创新型人才。对有继续深造意向的学生，从大二阶段开始，引导其尽早进入实验室，参与科学研究，强化科研基本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在毕业论文实习过程中，引导其尽早选定研究方向，有针对性地强化科研创新能力训练，为学生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3．3．3以毕业论文为载体培养复合型人才。复合型人才需要知识多元、能力复合，是具有较高综合素质和较强组织管理能力的人才。对于这一部分学生，可根据他们的特点和需求充分发挥产学研创新基地的作用，与校外科研机构、企业等联合培养人才，学生可以在学校和创新基地等单位的共同管理下完成毕业论文。3．3．4以毕业论文为载体培养专业型人才。这一部分学生对农学类专业具有浓厚兴趣，愿意在农科所面向的行业领域直接就业，可以着力强化学生专业基本素养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致力于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具有较强专业技能、在未来相应行业中担当技术骨干的应用型人才。这一部分学生在大三学年就可以不定时到企业内进行顶岗实习，在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展毕业论文实习工作。3．4改革毕业论文考核方式。3．4．1传统毕业论文考核方式存在的弊端。传统毕业论文流程缺乏有效监督，致使一些学生的毕业论文实习存在侥幸心理，实习态度不认真，不踏实肯干，最终导致毕业论文实习目的没有达到，学生也没有学到真本领。针对以上问题，毕业论文改革要打破陈规，注重过程考核，严格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开题审查和毕业论文答辩考核。3．4．2注重过程考核和毕业论文答辩考核。通过强化过程考核，使学生完成毕业论文的刚性约束加大。开题要做好文献综述，综述没有得到指导教师的批准，不准开题，如期开展期中检查;要求学生做试验严格记录，不论是正面结果还是负面结果都要实事求是地记录，以增强学生对科学研究的敬畏之心。对于创新特质较强的同学，要及时与其讨论论文进展情况，鼓励其进行自由探索;对于计划继续考研深造具有一般创新意识的学生，要尽早帮助其确立研究方向，选定研究课题，对研究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要帮助其进行分析，以确保毕业论文试验的顺利进行;对于以复合型和专业型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学生，要及时与产学研共建单位衔接，形成人才共育共管、多管齐下的局面，最终培养出知识结构优、实践和就业能力强的现代农科人才。毕业论文最终的答辩工作是一项常规工作，但要常做常新，以锻炼毕业生的论文写作能力、专业认知能力和答辩胆识为首要任务。答辩时重点审查学生毕业论文的撰写、对所做课题的把握程度、答辩的熟练程度以及对所提问题的反应，最终给出答辩成绩。通过毕业论文答辩考核，使学生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都有所提高。

4结语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3

【关键词】农学专业;创新模式;实践教学

一、现代农学专业的发展趋势与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培养具有现代社会高水平农业技能和综合创新能力的人才即是社会和时代的现实需求。传统的农学专业必须进行自我更新，掌握作物遗传育种领域的理论和技术，融合生物技术、细胞遗传学及蛋白质组学技术，在重要农作物遗传育种改良等重要的一流国际及国内科研院所、学校等单位从事作物遗传育种改良、植物病虫害防治等重要领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在技术推广和生产经营等工作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性人才。

二、知识结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社会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发生了深刻变化，都市型农业是目前发展趋势。农学专业要培养都市农业型人才，必须注重知识结构复合的人才培养转型。1.师资队伍建设。都市型农业是一种新生事物，教师也需要提高知识层次和水平，掌握都市型农业的发展所需要新技术、新知识。因此，一方面，现有的教师要通过参加进修学习、调查研究，吸收新的技术、新的知识，丰富阅历，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人才，特别是年轻教师，充实师资队伍，形成梯队，更好的完成教学、科研和成果推广工作。2.学科交叉融合，实行学科复合。以农学为基础，结合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蛋白质组学等新兴学科，实行学科复合培养。在学校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生物工程与工程学院进行课程设置和授课内容融合。学生可自主进行课程的选修。在农学系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第五学期后，增加开设细胞遗传学、基因工程原理、分子遗传学、作物遗传育种学研究进展等新兴学科。学生在传统农学理论的基础上，知识结构更加丰富、知识面更加宽广。为后续的考研深造及科研院所就职打下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3.设置学生素质课堂，定期举办学术报告。提高学生创新素质的关键是非智力因素。定期针对学术问题、正确人生观培养问题进行学生素质课堂教育。每学年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专业学术问题报告。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拓宽学生知识面，对国际国内关注的科研进展有比较深入的关注和了解。

三、创新能力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4

一年来，县科协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重视支持下，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为推进我县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新的成绩。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切实加强科普活动中心（室）的建设，夯实科普工作的基础。为配合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我们加强了乡镇科普活动中心和村（社区）科普活动室的建设。这项工作我们在年年底就进行了安排布置，今年3月6日-10日，县科协和县文明办联合就科普活动中心（室）的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从督查的情况来看，各乡镇把这项工作作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做到了“四有”：一是各乡镇都有一个50平方米以上，具有图书阅览、科普声像、科普教育培训等三项功能的科普活动中心，悬挂市科协和市文明办统一制作的“科普活动中心”和“科普活动中心管理制度”钛金牌匾。二是有科普电教设备。各乡镇充分整合资源，利用远教站点或多功能会议室的影像设备，积极开展科普活动。三是有一定数量的科普图书。有的乡镇结合文化部门开展的送文化下乡活动，争取市、县新华书店的支持，筹集科普图书。有的乡镇发动干部职工捐献书籍。目前，全县80%的乡镇科普活动中心都有500册以上的科普图书。四是各乡镇都有一定数量的科普活动经费，确保科普活动中心的日常运转和科普活动的开展。

2、开展了以“倡导健康科学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活动。今年五月的“科技活动周”活动期间，我们与县科技局等单位密切配合，开展了两次大型的科普活动。一是在路口镇举办大型送科技下乡活动。活动吸引了来自全镇的1200余名农民朋友前来咨询。活动中，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向农民群众宣讲科技政策，现场解答技术咨询，赠送了《水果、蔬菜简易贮藏手册》、《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花卉栽培技术》、《池塘养鱼技术》、《防震减灾法律法规汇编》等科技资料8000余册。二是举办了“科普之夜”广场文艺晚会。

3、大力开展了科普进社区活动。5月22-23日，县科协在镇、镇等地开展了两次科普进社区活动。这两次活动以“倡导健康科学生活”为主题，开展了疾病预防、老年保健和包括地震知识在内的灾害防范常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咨询。设置了咨询台，悬挂了科普系列挂图、发放了宣传资料，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展出科普展板20块，接待群众义诊126人次，向社区赠送了价值3000多元的科普书籍。今年下半年，我们配合创建全国文明县城的活动，我们对县城金茂路社区和凉塘路社区的科普设施和开展科普活动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对科普活动档案进行了完善和规范，对县城城区范围内的17块“科普惠民”宣传栏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向社区赠送了科普书籍1000多册。10月9日、11月19日，我们还在金茂路社区分别举办了以环境卫生与健康、社区环保为主要内容的2场科普知识讲座，听众达200多人，反响很好。

4、继续举办科普电视专栏节目。科普电视专栏节目是我县科普宣传的重要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这个栏目的开辟，对于促进了全县“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氛围的形成，促进“科教兴县”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县的科技进步和全县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今年，我们与中国科协声像中心、县电视台续签了开设“科普大蓬车”电视专栏节目的协议，进一步优化节目的内容，力求播出的内容更加贴近实际。

5、进一步加强学会工作，规范了学会管理。年初，我们对所属学会（协会）进行了走访和调研，加强了联系，了解了情况，增进了感情。5月至6月，我们配合县民政局对全县自然科学类的学会（协会）进行了年审，进一步规范了学会管理。我们还组织召开了四次“县自然科学学会研究会”的理事会议，及时了解各学会、协会的工作情况，加强了学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

6、召开了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县科协换届。9月11日上午，县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开元大酒店多功能厅隆重召开。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科协领导机构，县委、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科协工作的意见》，表彰了部分科技示范户和科普示范基地。

7、积极开展了“全国科普日”活动。9月17日，我们与省农学会、市科协、县老科协联合在金井镇举办了以“生态、节能、健康”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日暨大型送科技下乡”活动的启动式，上千群众在这里赶科普大集。省农学会、市科协、县科技局、县老科协、县农学会、县林学会、县农机学会、县畜牧兽医学会、县卫生学会、县环保学会、县水利学会、县计生协会、县防雷办等14个部门、单位的200多名科普志愿者参加了科普宣传活动。共出动宣传车10多辆，展出科普挂图、展板112块，设科技咨询台15个，接受咨询2730人，发放科普资料12710份，发放计生药品2件，蔬菜良种20多公斤，义诊300余人次，市科协还特别将新配备的科普大篷车开到了现场，车上十多台先进的科普仪器供金井中小学生参观、使用。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我们还在星沙通程广场电子屏播放了一个星期的“科普大篷车”普及版节目。组织和发动广大干部职工、群众和学生参加了由中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科学技术协会、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年“百万市民学科学共建和谐新”科普知识网络竞赛活动，并获优秀组织奖。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5

关键词：应用型；农科人才；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我国农业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迈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但依然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解决诸多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有一大批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知识，立志献身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人才。高校开设的生物化学实验作为生物化学课程的专业实验课，对整个教学体系的衔接起着重要作用，从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其存在多方面值得完善和丰富的空间。

1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研究

1.1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国内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文献，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上对主题为“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检索（截止日期2019年9月7日），共检索出40545条记录。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就有学者开展大量相应研究。2000年以前，仅有122篇；2001-2005年之间，累计781篇；2006-2010年之间，累计达5733篇；而后逐年递增，2016年以后，每年研究论文均超过5000篇（表2）。国内学者大多从多种学科角度，围绕人才培养、校企合作、课程体系、教学改革等方面展开。研究对象层次一般集中于地方高校、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和职业院校等。

1.2关于高校（院校）农科（农学）教育的研究

国内关于高校农科教育的相关文献，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上对主题为“高校（院校）农科（农学）”进行检索（截止日期2019年9月7日），共检索出58条记录。通过对论文数量、来源、发表年代、研究主题等进行统计分析，从而了解国内对地方高校农科教育的研究现状以及发展趋势。针对地方高校农科教育的研究，在我国并不多见。从2010年以后开始有学者开展相应研究，这比始于80年代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推迟了近30年。国内学者多数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体系、课程设置、教师队伍构建[9]等角度展开。人才培养模式则集中于复合式、开放式创新式等。研究层次集中于基础研究和行业指导。研究对象层次依然集中于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和职业院校等，关于专科层次职业技术教育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较为活跃。

2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问题

针对生物化学实验课程，国内已有多所高校启动了相关教学改革研究。南京大学组建了专门的教研组制作慕课，并采用不同类型（包括半开放、全开放和探索型）的“自主开放性实验”作为期末考核的手段；学生根据自主实验的选题，录制课程微视频进行比赛。文红波等根据PBL教学法，在医学本科生生物化学实验教学过程中探讨具体的设计和实施办法，提出应发挥实验课区别于理论课教学的优势，即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自主创造性，以小组为单位，提出问题，设计方案，解决问题。目前针对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在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方面，尚鲜有相关教学改革研究作为支撑。目前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普遍存在某些客观问题，如包括移液枪在内的教学仪器不足、学时数偏少，学分偏低导致的教师疲于准备以及学生机械操作等。然而就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来讲，更重要的是生物化学实验教学尚存在缺乏综合性和探索性实验设计，以及内容缺乏特色针对性和前沿性等问题。（1）首先，基本满足基础性实验需求，而跨课程综合性实验涉猎偏少。综合性实验是在实验过程中综合多种实验技术和相关课程内容。以遵义师范学院生物与农业科技学院为例，生物化学实验课程授课对象为植物科学、农业资源环境和生物科学专业本科生，共计32课时；课程大纲安排实验项目包括还原糖的测定——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蛋白质的性质、酪蛋白的制备、酵母核糖核酸的分离及组分鉴定、甲醛滴定法测定氨基氮、维生素C的定量测定、酶的特性、小麦萌发前后淀粉酶活力的比较、脂肪酸的β-氧化、血液中转氨酶活力的测定。普遍为基础性实验，尚缺少跨课程综合性实验。（2）其次，大部分教学内容以验证性实验为主，启发性和探索性不够。通常是教师先讲解实验目的和原理，学生按步骤操作，得到相应结果进行分析。此种模式虽然能够通过学生自主动手，观察实验现象，达到对基础知识的掌握，但学生只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尚缺乏学生独立思考、设计环节，难以取得良好效果。（3）再次，实验设计的特色针对性有待提高。就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来讲，实验教学内容设定应紧扣地方农业产业发展。以贵州省为例，2018年以来贵州省践行“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大力发展茶叶、辣椒等十二大农业特色产业。而包括生物化学实验在内的实验课程，在课程内容和设计上，尚鲜有涉猎相关知识。（4）最后，课程涉猎内容鲜有联系科研前沿热点。生物化学实验内容中有关酶的特性实验依旧是采取不同温度、pH值以及相关活化和抑制条件，探究酶的最适宜条件。然而，酶的性质还与当今农业科学热点问题，比如植物胁迫抗性、重金属污染等内容息息相关，但在课程内容设置上，迄今鲜有高校进行谋划设计，因此也难以体现本实验课程的前沿特色。

3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措施

（1）在满足基础性实验需求的基础上，鼓励跨课程综合性实验设计。例如，其中小麦萌发前后淀粉酶活力的比较实验项目中，需要对干燥小麦种子进行催芽处理，培育幼苗，涉及植物生理学实验相关知识。如果以综合性实验思想，指导学生自制实验材料，将植物生理学相关知识融合到操作中，考虑谷物种子萌发所需适宜的温度、水分、气体等环境因子，定时观察记录种子变化，那么学生对本部分实验就能够有更加直观印象和深刻的理解。（2）以启发性和探索性为指导，将部分验证性实验进行重新设计。建立实验共享平台，建立开放机制，使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大部分验证性实验和基础性操作，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有计划有组织的完成富有启发性和探索性的实验，通过结果和现象，消化理解原理；通过引发对相关实验的思考，联系理论课知识，深化对《生物化学》这门课程的宏观认识。以小麦萌发前后淀粉酶活力的比较实验项目为例，在融合植物生理学综合性实验的基础上，除制备干燥种子和幼苗之外，加入制备煮沸后种子，指导学生先动手操作，通过比较三者的酶活力的大小，理解淀粉酶在种子不同状态时的活力表现，进一步联系酶的特性实验项目，就能够对两个实验的原理有贯通式的掌握。（3）提高实验设计的特色针对性，实验课程项目设计可紧扣地方产业发展。以贵州省为例，如基于维生素C的定量测定实验，可选取素有“维生素C之王”之称的贵州刺梨作为实验材料，对不同刺梨品种或不同加工环节的产品进行比较。应立足“产学研”合作基地，更好的联结学校和产业龙头企业开展实验教学。学生通过组建实验团队，查阅相关资料，以特色作物作为研究对象，拟定题目并自主设计实验内容，指导教师对其实验设计的新颖性和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价。（4）联系科研前沿热点，设计课程内容。以热点问题之一的重金属镉胁迫为例，当植物吸收富集土壤中的镉达到一定程度后，将抑制多种酶的活性，进而影响植物体内正常的生理生化过程。近年来，研究者对植物耐镉机理和调控途径进行了研究，如已发现番茄在镉胁迫后会受到毒害，根部的AsA-GSH循环系统中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谷胱甘肽还原酶（GR）活性明显降低。可以引导学生通过文献查询，把握科研热点，独立开展实验设计，进行相关指标的测定，分析结果形成实验结论。

参考文献

[1]陈支武,张德容.基于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完善思考——以湖南工业大学经管类专业为例[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11):72-75.

[2]张国军.校企联合培养人才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教育教学论坛,2012(18):182-183.

[3]姜翠萍,占飞,杜丽君.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高等数学课程体系架构探讨[J].中国校外教育,2013(1):110.

[4]叶宁.实验教学应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鱼类学》实验课教改几点体会[J].科技视界,2018(14):137-138.

[5]王真,章保平,白宗新,等.基于长江大学农科专业ESI论文收录情况谈地方高校农科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8(11):247-249.

[6]梁广东.“双创”视域下地方高校农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6(11):217-219.

[7]韩庆,杨品红,张奋,等.地方高校教育部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探讨——以湖南文理学院为例[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5(3):136-138.

[8]杨期和.地方高校农学类园林专业植物学课程群建设探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26):13192-13194.

[9]韩庆,杨品红,张奋,等.基于部级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的地方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探讨[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5(7):171-172.

[10]卢彦,张冬梅,李俊.《生物化学实验》课程考核改革的探索与实践[J].高教学刊,2020,32:137-140.

[11]卢彦,张冬梅,李俊,等.《生物化学实验》慕课的设计与拍摄[J].教育现代化,2019,6(45):261-263.

[12]文红波,曹运长.PBL在医学生物化学实验教学中的设计[J].教育教学论坛,2020,39:381-382.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6

一、代农学的成就

1、农书的增加

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

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农政全书》为225种[3]，《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

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

《授时通考》和《广群芳谱》都是集体编写，又依赖皇家所藏图书，自有其便利条件。但即使一般的农书，也有不少是文献训诂超过前人的。《江南催稻课耕录》是李彦章为了推广早稻而写的论证扩种早稻的优点和可行性，他从“早稻原始”、“早稻之时”、“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种”、“江南早稻之种”等十个方面，搜集了历代有关早稻的文献，展开论证，其方式类似现代进行某项研究或设计时，必先提出可行性论证一样。以“各省早稻之种”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个府州县的早稻品种（及其特性描述）共数百个，远非宋代《禾谱》46个品种，明代《稻品》36个（包括早中晚稻）品种所能比拟。

又如程瑶田的《九谷考》（17世纪末）和刘宝楠的《释谷》（1840年）是将训诂与农作物相结合的著作。《释谷》特详于水稻的考证，可说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证论文。《九谷考》则详于黍、稷、粱、秫、穄等各种古代粮食作物的考证，稻不及《释谷》详尽。这两篇论著是治中国谷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参考书。

清代农书内容方面的特色是实用操作技术的丰富、详细，覆盖面扩大，超过了前代。举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复种指数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论和操作技术，施把技术，良种繁育、园艺、造林、蚕业、畜牧兽医、渔业、农产品贮藏与加工以及农具、农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别是出现了不少地方性农书，超过了宋元明时期。一般综合性的农书所记技术虽很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其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清代地方性农书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区稻桑农业生产的张履祥《补农书》（1658），反映江西抚州地区农业的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1903）和奉新地区的刘应棠《梭山农谱》（1717），江淮地区的包世臣《齐民四术》（1849），四川农业的张宗法《三农记》（1760），广东农业的屈大均《广东新语》（1699），山西新阳的祁寯藻《马首农言》（1836），陕西关中的杨屾《知本提纲》（1747）和《修齐直指》（1755），山东沂州的蒲松龄《农桑经》（1765）和丁宜曾《农圃便览》（1755），浙江金华的胡炜《胡氏治家略》（1758），江苏上海的姜皋《浦泖农咨》等等。地方性农书中有高度理论概括的如《知本提纲》中的施肥“三宜理论（时宜、土宜和物宜），是历代施肥经验的集中总结。《补农书》中的看苗色施肥经验，可说是营养诊断的萌芽技术，这一技术始于明代的《乌青志》。

清代农书的另一特色是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蚕桑专书的大量问世，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花卉专谱以兰花最多，历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类是雅俗共赏的，而兰花则偏于文人的欣赏。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压抑，国想上趋向避世，因而把爱好转向深山邃谷的幽兰。清代出现好些治蝗专书，反映了蝗灾的猖獗。气象与水产专书也较前代为增加。

2、农业技术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约六千万，基本上与西汉时最高人口数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因子，使人口犹如脱疆之马，从康熙时的二千多万猛增至乾隆后期的三亿，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亿，而耕地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廿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1.65亩/人[4]。正如赵翼诗所咏的：“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5]

由于人地比不断下降，尽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围垦、开发海岛和海涂，大量无地流民通向边远山区毁林开垦，扩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这样庞大人口增殖的物质能量——粮食生产的重担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上，而单产提高的最有效途径是增加复种指数，把一亩田当两亩用，在一年365天内完成单种时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劳力充裕，不论什么措施需要多大劳力都不成问题，出现“粪多力勤”这种中国特有的集约劳动原则。南方中稻麦两熟的太湖地区，要求用人力的铁搭（齿锄）“垦倒极深”，“多下垫底”（基肥）。冬季的麦子油菜则要求起垅，经常清沟排水，很费劳力。北方旱地耕作则要求“转耕”：“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于二耕，五耕反而同于初耕。古曰转耕”。[7]

清代的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在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川南盆地、赣南、渐东南等地都有相当的面积。双季稻一般可比单季稻增产五成以上。《广东新语》还提到在双季稻之后接种油菜、烟草、甘薯、蓝、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8]、麦、稻、稻的一年三熟不仅见于闽广地区，也曾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如同治《江夏县志》即记有早稻于割麦后插，晚稻于早稻后插的麦–稻–稻一年三熟。由于康熙着力推广早熟御稻，双季稻在18世纪后期曾推进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北纬33°）

旱地作物方面，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二年三熟制。间作套种形式多样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肥套作、麦棉间作、桑菜套作等。陕西三原地区更创造出两年十三熟的菜粮间套作技术，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萝卜、蒜、蓝、粟、麦等，可说是达到了北方旱地复种技术的高峰。在人口压力下，清代后期的林则徐、李彦章都亟力提倡扩种早稻，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引经据典，搜集地方资料力陈早稻之利，林则徐为之作序，也大力主张把福州的双季稻推行到江苏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试求恢复西汉《汜胜之书》的区田法，打破常规的产量水平，是中国式的高产试验法，以潘曾沂最为积极，他于道光八年（1898）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获得丰收，于是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其实这些技术也完全适用于一般水田。这本书代表了清末有系统的水稻丰产技术指导手册。受潘曾沂的影响，以后陆续有关于区田种法的农书和图解问世，直至民国时期，还有人试种区田丰产水稻。

二、清代农学的问题

1、农学理论的成就和停滞

清代农书在农学理论方面较之前代有不少发展。远的勿论，从南宋陈旉《农书》起，陈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壮”的观点，批驳了历来认为的“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观点，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陈旉的理论着重土壤肥力一个侧面。明·马一龙的《农说》则进一步用阴阳两种“气”的发生、敛息、相互消长关系进行论证水稻栽培技术的正确运用，达到水稻的完好生长。所谓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纲》（1747年）中，作者杨屾进一步从更为宏观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带”的视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则天时始可乘；识五带之分，则地利始可尽矣”的观点。杨#屾除了继承阴阳理论以外，又融入“五行”，阴阳五行虽早盛行于汉，但杨屾这里是以天、地、水、火、气为五行，天、土、水、火称“四精”，气则为“精之会”。他把五行结合到耕作、播种、密度、耘锄、施肥等具体环节中去，而以“气”的消长盛衰贯通之。他把人食谷物、肉、菜、果等理解为采五行的生气，才能维持人的生命代谢，而把人体排泄的粪尿理解为“五行生气”的“余气”。所以这种余气才能滋养和禾苗。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营养元素的概念，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学知识和化学元素的分析，表达而出来而已。所以杨屾的理论显然较陈旉的“地力常新壮”和马一龙的“阴阳化生”又深入一层。这种阴阳五行观从历史的纵向方面比较，虽然又有进展，但从同时期西欧的认识水平横向地比较，则暴露出它仍停滞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释指导农业生产，只能妨碍通过科学的实验观察，解剖生物学的过程，以进一步了解动植物生长发育的本质及其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这种理论上的停滞，有其客观的历史社会原因，其后果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缩小。

2、重文轻理的加剧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一向重文学轻科技，到清朝则更是变本加厉。汉、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国科技知识的高峰，居于同期世界领先的地位，也有过若干低谷，但清代则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学习西洋科学，却并不在知识阶层提倡学习西洋科学，反而实行严酷的政治镇压和大兴文字狱，把知识分子驱逼到远离政治的文字训诂之路上去虽然训诂之学在清代大放异彩，科学技术则一落千丈。因为轻视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也得不到记载推广，往往只能从一些笔记散文中偶然窥见一些叙述。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有一个人曾发明一种能连发28发的“鸟铳”：“火药铅丸藏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9]发明者本拟将其献给军营，但被人诃责：“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于是不敢献而失传。西洋的机关枪是德人马克西姆于1883年发明，迟于上述28发鸟铳一百多年。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民间有什么创造发明，其命运只能是自生自灭。

另一方面，在封建农业的结构中，一家一户的小农以及大量的雇佣农民，他们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靠祖祖辈辈的传统经验和自身种田的体会，可以应付正常年份的生产，思想上习惯于按老经验办事，生产上对科学技术缺乏要求，使得农学的发展缺乏动力。

现代的实验农学植根于科学技术，清代的科学技术既然遭到压抑轻视，又缺乏推动力，就不可能从经验农学摆脱出来向实验农学发展。

3、生物科学落后对农学的影响

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生物学的发展又依赖物理和化学。促进生物学发展很重要的仪器是光学显微镜。只有显微镜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观视野，看到肉眼见不到的细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两块凸透镜制成复式显微镜的是德国的G.Schsiner(1628年，即明·崇祯元年)，接着英国的R.Hooke于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10]，从此打开了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这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明末清初时已传入西洋光学仪器，主要是望远镜，苏州的人工磨制眼镜，工艺水平甚高，是否曾试制过显微镜，不得而知[11]，即使曾制造出来，其命运也必同上述连发鸟铳一样，否则，总会见诸应用推广。

有了显微镜，引起生物学及农学飞跃进展的是对动植物两性受精作用的认识。清代的农学恰恰从这里开始落后于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中国古代对两性植物早有认识，如称雄大麻为枲，雌大麻为苴，《齐民要术》还称雄大麻的花粉为“勃”，认识到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结实。但对于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见记述。明代传入玉米，对于玉米的雌雄异花也只观察到“花开于顶，实结于节”[12]而止。对于稻、麦、菽等作物的花器结构只有“稃”、“房”、“荚”等名称，而不见雄蕊的花药、花丝及雌蕊的柱头、花柱等区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谈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认识。这当然妨碍了对植物授精作用的认识，更不可能有杂交试验的尝试。而欧洲有了显微镜，R.Camerasius于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实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没有获得“花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Koelreuter(1773–1806)通过人工授粉试验证明，植物不能自己进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虫采蜜（附带粘带了花粉）或风力传送花粉而进行授粉[13]。他并且用显微镜观察花粉粒的结构，指出花粉有两层壳，当花粉掉在雌蕊柱头上时，他看到有些物质从花粉粒中逸出，并推测是一种“油分”，这种油分同柱头分泌的另一种“油分”混合，形成一种酸或碱的盐类，为柱头所吸收，而进入花柱，到达子房，从而形成了胚珠。这是十八世纪时对授精过程的认识水平。Koelreuter还进行了一些杂交试验，指出亲缘相近的植物，容易杂交，亲缘远的不容易杂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发表的论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动物的精子，认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犹如动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样的。由于这些先驱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据植物的雌雄蕊进行非常可靠的系统分类，并称这种植物分类系统为“性系统”（sexualsystem）。也使得孟得尔（Mendale,1822–1884）有进一步进行豌豆杂交，从事遗传研究的可能。而我们从马一龙《农说》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则闭其窍而不花”。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等非常表象的记述，而像这样简单的记述在其他农书或文献中还没有提及。从马一龙到杨屾（16世纪至18世纪中）始终也阴阳变化阐释栽培技术和植物生命过程而不涉及从开花至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倪倬（1813）所著《农雅》仿《尔雅》作释天、释地、释世界形势等，仍旧在文字训诂上打圈子而没有新的发展，这都是与重文轻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显微镜分不开的。

动物授精概念R.Graaf(1641–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动物卵巢中的像细胞的突起，相当于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动物的受精过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输卵管中获得蛋白和蛋壳，哺乳动物的受精卵经过喇叭管（输卵管）进入子宫，并在子宫中发育，二者是一样的。卵巢（Ovary）和睾丸(testis)这两个名词即他首创[14]。O.H.Hertivig（1835）进一步指出受精卵的两个核，一个来自雄性，一个来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观察到精子钻进了卵子，从而证实了Hertivig所认为的只有一个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观点[15]。但是，我们试看清代学者是怎样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纪昀（1724–1805）转引他友人程鱼门的见解说：“夫胎者，两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时，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未生，乘生气乃可养胎也”[16]。纪昀是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对于受精现象，同意了程鱼门的见解，用阳精、阴精、气三个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没有任何实验观察。这种现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轻理带来的必然结果。

植物营养概念清代突出的农学理论家杨屾，对于植物的营养总是先提出实际操作要求，比如怎样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后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说中耕的作用是“锄频则浮根去，气旺则中根深，下达吸乎地阴，上接济于天阳”，“浮根不去，则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阴，上济天阳，则子粒干缺，所收自薄”。“穑得其时，则气充而多脂；穑失其时，必气浅而多滓”。我们可以将“天阳”理解为太阳的光合作用，“地阴”则是土壤的水分和营养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会，因为他到底还没有光合作用和营养元素的具体内容。可是明末清初时的欧洲，Malpigihi首先提出叶片是植物制造“食物”的部分，由叶片再将制造的“食物”输送到植物部分去，这有点像中国古书中的“膏”，也即杨屾所说的气充而多脂。18世纪初I.Houss相信植物的各个部分都会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时绿色部分则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庆元年）即肯定植物是从大气中获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丰豫庄本书》（讲水稻栽培很透彻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横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气不厚”，“腐草败叶原是雨露的精华”等没有具体物质的抽象概念上。可见缺乏生物学的知识，农学是无法提高的。

没有显微镜，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细菌等，对于植物的发病现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释。《天工开物》解释稻瘟病是：“东南风助煖，则尽发炎火”，直至现在农民还叫“火烧瘟”。又怀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烧……凡禾穑叶遇之，立刻焦火”[18]。对照欧洲的M.Tillet(1714–1791)曾长期观察小麦黑穗病，1755年发表的论文确认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尘”落在籽实上所致，到1767年F.Fontanag正确指出谷物的锈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发现了菌丝（hypha）,但感到失望，因为他当时错误地认为真菌也应该有花、种子和芽，而他没有找到，引以为憾[19]。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7

当自主创新成为共识、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教育、选拔、培养方式就成了关键的问题。在北京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院士们就如何为创新型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表达了对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热切期盼。他们说，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真正建设起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去除束缚创新人才成长的条条框框，给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裴钢院士指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经确定了我国的总体科技战略思想，此时，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明显。纵观历史，任何一项伟大的成果后面，必然有一批伟大的人才。“科学创新人才有科学创新人才的评价方式，不能与其他的评价方式混同。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创新型人才可能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能够出很多成果的科学家，活动能力不是很强，但一定是那种比较踏实、具有奉献精神的人。”

八十多岁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认为，我国过分培养孩子们的“纸上应对工夫”，过分强调“标准答案”，而对他们的动手能力重视不够，对现象本身的“多元性”考虑得不够，对他们的品德修养重视不够。“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就是将来的科研人员。引进人才当然是个办法，但更多的人才还是靠我们自己培养，因此，要想把他们培养成创新型的人才，现有的方法需要改革。”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吴国雄院士说，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很多单位一味追求论文的数量，导致不少学生刚读研究生，就一心琢磨着发表文章。“可是依据我的经验，一些影响较大的文章，都是在博士之后才写出来的。我有一个学生，一上研究生就急着写文章。我劝他慢慢来。他有篇文章写了七稿我都没让他通过。直到写到第八稿时，才拿到美国的一家刊物上发表，影响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觉得应当大胆地把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删除’，给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甘子钊院士说：“整个社会提倡竞争当然是正确的，但不能强调过分的、盲目的竞争。现在的年轻人容易着急，一着急就容易想‘同龄人已经怎么怎么了，而我怎么还不行！’我在北大物理系里也说过这话：对外我们强调竞争，对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得实行‘共产主义原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接触的很多年轻人，他们科学成就不错，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文章，在国际上也有好的影响，但跟老一辈相比就有差距。老同志可能没有发表过什么好的文章，但是谈对学科的理解，对学科基本知识的掌握，以及对工作的态度，还是有胜过年轻人之处。现在的年轻人，好像火烧屁股似的，干什么都心急火燎，想快速成名，想快速致富，这怎么能行？”

积极探索创新型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为优秀青年人才成长“铺路搭桥”

发展创新型教育是总书记在院士大会上提出的新要求。著名材料学专家、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泽院士分析说：“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还是要从教育抓起。我记得有领导同志说过一句话:‘卷子总比条子强’。与其他方法相比，高考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公平的解决方案，这个制度对贫困好学的子弟尤其重要。衡量人才总得有一把尺子，关键问题可能不在于高考本身，而在于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考什么？这可能是个问题。如果大家都追求书本的死知识，都只知道纸上对答，显然这只会越考越呆板。拿英语作例子，英语最重要的是口语，可是我们的英语教育最重视的却是语法，学习的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卷子上，结果导致无数人学了十几年英语仍旧不会开口，而当你无法顺畅地交流的时候，你想创新，自然就无从谈起。”

趁着“数理学部”组织院士讨论章程修改的间隙，记者采访了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他说：“有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动手不够，我就发现也许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年轻人很勤奋，很聪明，功底很扎实，实验也做得不少，但就有一点似乎不如人家，那就是提不出问题。提不出问题，自然就无法对问题进行分析，分析能力弱，创新能力就弱。因此，我要对年轻人说，你要勇于提问题，哪怕提错了、提得肤浅，都没关系，只要你敢提问，100个问题总有一个会引发社会持续思考。而所谓的创新，就是率先发现问题，然后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进而在全社会产生关联反应。”

杨文采院士说，社会要求院士“德才兼备”，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院士能培养、推荐出好人才。做科研的人，特别是已经功成名就的院士，更应有颗公正的心，勇于承认他人的成果，这样，才可能在名利面前，相对从容。院士也要积极培养新人，甘为人梯，为优秀青年人才的成长“铺路搭桥”。

院士要带头拼搏奉献，勇于创新、支持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福说：“也许我是从事地质工作、寻找矿产资源的关系，我感觉现在最缺少的是野外实践型人才。地质找矿光凭书本，在教室里凭二加三、三加二的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是很难找到地矿的。现在有些博士，一到现场，连究竟是哪个类型的花岗岩都不认得。他们又嫌苦，愿意进研究所，不愿意到野外队，原因与野外工资待遇低、野外工作不容易得到承认有关。我们院士应当出面建议提高野外待遇，让在办公室里干活的人都眼红。只有形成足够庞大的团体，优秀之士的出现概率才可能更高。”6月7日上午，记者到中科院“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的会场，正好院士们在热烈讨论“院士入选标准”问题。来自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匡廷云院士说：“很多人都在问上世纪九十年代袁隆平院士为什么没有当上中科院院士。有人就在那儿胡乱猜测，说是某某资深院士的阻拦之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评价体系问题。当时对农学方面的专家，考虑的仍旧是发表的文章量有多少，‘影响因子’有多大等等，可农业是事关全国的大问题，一个农业方面的科学家更应该评价的是他的工作给国家造了多大的福利。今后，院士们要成为‘国家思想库’，农学方面的院士自然要给国家的‘三农’发展提出更多的战略思想。但如果农学方面的院士评选标准不改，将会把更多的优秀农学专家阻挡在中科院院士体系之外。”

中科院物理学家王鼎盛院士说：“我在编《中国物理快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每年最多能收到300篇稿件。现在每年都能收1500篇左右，能发表出来的只有六七百篇。这些来稿中，有学术道德问题的大概占2%左右，比过去有所提高。显然，这跟急功近利、跟不少单位的‘唯论文论’有很大关系。因此，院士们要带头改革这一点：在本单位里形成一种风气：不光看论文的数量，而要看论文的质量；不光看论文的质量，更要看工作的质量。”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8

一、代农学的成就

1、农书的增加

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

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农政全书》为225种[3]，《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

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

《授时通考》和《广群芳谱》都是集体编写，又依赖皇家所藏图书，自有其便利条件。但即使一般的农书，也有不少是文献训诂超过前人的。《江南催稻课耕录》是李彦章为了推广早稻而写的论证扩种早稻的优点和可行性，他从“早稻原始”、“早稻之时”、“早稻之法”、“各省早稻之种”、“江南早稻之种”等十个方面，搜集了历代有关早稻的文献，展开论证，其方式类似现代进行某项研究或设计时，必先提出可行性论证一样。以“各省早稻之种”为例，共搜集了南方9省81个府州县的早稻品种（及其特性描述）共数百个，远非宋代《禾谱》46个品种，明代《稻品》36个（包括早中晚稻）品种所能比拟。

又如程瑶田的《九谷考》（17世纪末）和刘宝楠的《释谷》（1840年）是将训诂与农作物相结合的著作。《释谷》特详于水稻的考证，可说是一篇全面的稻作文字考证论文。《九谷考》则详于黍、稷、粱、秫、穄等各种古代粮食作物的考证，稻不及《释谷》详尽。这两篇论著是治中国谷物史中正名必需的参考书。

清代农书内容方面的特色是实用操作技术的丰富、详细，覆盖面扩大，超过了前代。举凡大田作物的栽培管理技术，复种指数的增加，土壤耕作理论和操作技术，施把技术，良种繁育、园艺、造林、蚕业、畜牧兽医、渔业、农产品贮藏与加工以及农具、农田水利等都有涉及。特别是出现了不少地方性农书，超过了宋元明时期。一般综合性的农书所记技术虽很丰富，但往往背景不清，地方性农书则所述都是各地的实际情况，其操作技术切实可行。清代地方性农书中重要的有反映杭嘉湖地区稻桑农业生产的张履祥《补农书》（1658），反映江西抚州地区农业的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1903）和奉新地区的刘应棠《梭山农谱》（1717），江淮地区的包世臣《齐民四术》（1849），四川农业的张宗法《三农记》（1760），广东农业的屈大均《广东新语》（1699），山西新阳的祁寯藻《马首农言》（1836），陕西关中的杨屾《知本提纲》（1747）和《修齐直指》（1755），山东沂州的蒲松龄《农桑经》（1765）和丁宜曾《农圃便览》（1755），浙江金华的胡炜《胡氏治家略》（1758），江苏上海的姜皋《浦泖农咨》等等。地方性农书中有高度理论概括的如《知本提纲》中的施肥“三宜理论（时宜、土宜和物宜），是历代施肥经验的集中总结。《补农书》中的看苗色施肥经验，可说是营养诊断的萌芽技术，这一技术始于明代的《乌青志》。

清代农书的另一特色是专业性农书大量涌现。其范围除农作物外，涉及花卉、蚕桑、果蔬、牧医、虫害、气象、水产等，而以蚕桑及花卉的专书占最多数。蚕桑专书的大量问世，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清代花卉专谱以兰花最多，历代流行的牡丹、菊花之类是雅俗共赏的，而兰花则偏于文人的欣赏。可能是清代士人在政治中受到压抑，国想上趋向避世，因而把爱好转向深山邃谷的幽兰。清代出现好些治蝗专书，反映了蝗灾的猖獗。气象与水产专书也较前代为增加。

2、农业技术的成就

明初的人口约六千万，基本上与西汉时最高人口数相近，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未有过的“太平盛世”，解除了各种抑制人口增长的因子，使人口犹如脱疆之马，从康熙时的二千多万猛增至乾隆后期的三亿，和到道光十五年（1834）的四亿，而耕地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导致人地比陆续下降，从明·洪武廿四年（1391）时的14.56亩/人，下降到康熙时的5.5亩/人，到道光时只剩1.65亩/人[4]。正如赵翼诗所咏的：“只为人多觉地褊，一人一亩尚难全。孟夫子若生今世，敢复高谈古井田！”，“海角山头已遍耕，别无余地可资生。只应钩盾田犹旷，可惜高空种不成”。[5]

由于人地比不断下降，尽管被迫在洞庭洞、珠江三角洲围垦、开发海岛和海涂，大量无地流民通向边远山区毁林开垦，扩种玉米、甘薯、马铃薯等高产粮食作物[6]，收到一定效果。但支持这样庞大人口增殖的物质能量——粮食生产的重担不得不落在提高土地利用率、即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上，而单产提高的最有效途径是增加复种指数，把一亩田当两亩用，在一年365天内完成单种时需要的400多天的生育期。

人多地少，劳力充裕，不论什么措施需要多大劳力都不成问题，出现“粪多力勤”这种中国特有的集约劳动原则。南方中稻麦两熟的太湖地区，要求用人力的铁搭（齿锄）“垦倒极深”，“多下垫底”（基肥）。冬季的麦子油菜则要求起垅，经常清沟排水，很费劳力。北方旱地耕作则要求“转耕”：“初次浅，次耕渐深，三耕更深，四耕反而同于二耕，五耕反而同于初耕。古曰转耕”。[7]

清代的双季间作稻和连作稻在广东、福建、广西、湖南、川南盆地、赣南、渐东南等地都有相当的面积。双季稻一般可比单季稻增产五成以上。《广东新语》还提到在双季稻之后接种油菜、烟草、甘薯、蓝、姜、蔓菁等的一年三熟和“若勤于耒耜，则一年有三熟之稻”[8]、麦、稻、稻的一年三熟不仅见于闽广地区，也曾个别推进到长江中游，如同治《江夏县志》即记有早稻于割麦后插，晚稻于早稻后插的麦–稻–稻一年三熟。由于康熙着力推广早熟御稻，双季稻在18世纪后期曾推进到江苏里下河地区（北纬33°）

旱地作物方面，山东、河北、陕西关中出现二年三熟制。间作套种形式多样也是清代的特色，如麦豆间作、粮菜间作、稻豆间作、稻肥套作、麦棉间作、桑菜套作等。陕西三原地区更创造出两年十三熟的菜粮间套作技术，涉及的作物有菠菜、萝卜、蒜、蓝、粟、麦等，可说是达到了北方旱地复种技术的高峰。在人口压力下，清代后期的林则徐、李彦章都亟力提倡扩种早稻，李彦章在《江南催耕课稻编》中引经据典，搜集地方资料力陈早稻之利，林则徐为之作序，也大力主张把福州的双季稻推行到江苏等省去。另有一些知识分子则试求恢复西汉《汜胜之书》的区田法，打破常规的产量水平，是中国式的高产试验法，以潘曾沂最为积极，他于道光八年（1898）亲自在潘姓义庄田里试行水稻区种法两年，获得丰收，于是用白话写成《潘丰豫庄本书》详列区种法32条。其实这些技术也完全适用于一般水田。这本书代表了清末有系统的水稻丰产技术指导手册。受潘曾沂的影响，以后陆续有关于区田种法的农书和图解问世，直至民国时期，还有人试种区田丰产水稻。

二、清代农学的问题

1、农学理论的成就和停滞

清代农书在农学理论方面较之前代有不少发展。远的勿论，从南宋陈旉《农书》起，陈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提出土壤肥力可以保持“常新壮”的观点，批驳了历来认为的“凡田土种三、五年，其力已乏”的观点，指出“是未深思也，若能时加新沃之土壤，以粪治之，则益精熟肥美，其力常新壮矣”。陈旉的理论着重土壤肥力一个侧面。明·马一龙的《农说》则进一步用阴阳两种“气”的发生、敛息、相互消长关系进行论证水稻栽培技术的正确运用，达到水稻的完好生长。所谓阳以阴化，阴以阳变，察阴阳之故，参变化之机，才能知生物之功。到清·《知本提纲》（1747年）中，作者杨屾进一步从更为宏观的“日行三道，地分五带”的视野入手，提出“知三道之行，则天时始可乘；识五带之分，则地利始可尽矣”的观点。杨#屾除了继承阴阳理论以外，又融入“五行”，阴阳五行虽早盛行于汉，但杨屾这里是以天、地、水、火、气为五行，天、土、水、火称“四精”，气则为“精之会”。他把五行结合到耕作、播种、密度、耘锄、施肥等具体环节中去，而以“气”的消长盛衰贯通之。他把人食谷物、肉、菜、果等理解为采五行的生气，才能维持人的生命代谢，而把人体排泄的粪尿理解为“五行生气”的“余气”。所以这种余气才能滋养和禾苗。这种思想实际上已经接近于营养元素的概念，几乎可以呼之欲出。只因缺乏近代化学知识和化学元素的分析，表达而出来而已。所以杨屾的理论显然较陈旉的“地力常新壮”和马一龙的“阴阳化生”又深入一层。这种阴阳五行观从历史的纵向方面比较，虽然又有进展，但从同时期西欧的认识水平横向地比较，则暴露出它仍停滞在抽象的哲学思考上，直接用抽象的哲理概括去解释指导农业生产，只能妨碍通过科学的实验观察，解剖生物学的过程，以进一步了解动植物生长发育的本质及其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这种理论上的停滞，有其客观的历史社会原因，其后果是造成中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缩小。

2、重文轻理的加剧

如果说中国历史上一向重文学轻科技，到清朝则更是变本加厉。汉、唐、宋、元和明曾是中国科技知识的高峰，居于同期世界领先的地位，也有过若干低谷，但清代则是前所未有的最低谷。康熙本人非常注意学习西洋科学，却并不在知识阶层提倡学习西洋科学，反而实行严酷的政治镇压和大兴文字狱，把知识分子驱逼到远离政治的文字训诂之路上去虽然训诂之学在清代大放异彩，科学技术则一落千丈。因为轻视科技，不少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也得不到记载推广，往往只能从一些笔记散文中偶然窥见一些叙述。如《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有一个人曾发明一种能连发28发的“鸟铳”：“火药铅丸藏于铳脊，以机轮开闭，其机有二，相衔如牡牝，扳一机则火药铅丸自落筒中，随之并动，石激火出而铳发矣，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9]发明者本拟将其献给军营，但被人诃责：“上帝好生，汝如献此器，使流布人间，汝子孙无噍类矣。”于是不敢献而失传。西洋的机关枪是德人马克西姆于1883年发明，迟于上述28发鸟铳一百多年。这个例子说明即使民间有什么创造发明，其命运只能是自生自灭。

另一方面，在封建农业的结构中，一家一户的小农以及大量的雇佣农民，他们被剥夺了读书识字的权利，靠祖祖辈辈的传统经验和自身种田的体会，可以应付正常年份的生产，思想上习惯于按老经验办事，生产上对科学技术缺乏要求，使得农学的发展缺乏动力。

现代的实验农学植根于科学技术，清代的科学技术既然遭到压抑轻视，又缺乏推动力，就不可能从经验农学摆脱出来向实验农学发展。

3、生物科学落后对农学的影响

生物学是农学的基础，没有生物学的领先，农业技术的创造改进只能停留在感性阶段。生物学的发展又依赖物理和化学。促进生物学发展很重要的仪器是光学显微镜。只有显微镜能放大人眼的的微观视野，看到肉眼见不到的细胞、微生物等。最早的用两块凸透镜制成复式显微镜的是德国的G.Schsiner(1628年，即明·崇祯元年)，接着英国的R.Hooke于1665年（康熙4年）用他自制的显微镜发现了细胞[10]，从此打开了了解动植物生命结构的奥秘之门。这对农业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中国在明末清初时已传入西洋光学仪器，主要是望远镜，苏州的人工磨制眼镜，工艺水平甚高，是否曾试制过显微镜，不得而知[11]，即使曾制造出来，其命运也必同上述连发鸟铳一样，否则，总会见诸应用推广。

有了显微镜，引起生物学及农学飞跃进展的是对动植物两性受精作用的认识。清代的农学恰恰从这里开始落后于西方，拉大了差距。

植物受精概念中国古代对两性植物早有认识，如称雄大麻为枲，雌大麻为苴，《齐民要术》还称雄大麻的花粉为“勃”，认识到雌大麻要有雄大麻“放勃”才能结实。但对于雌雄同株同花的受精作用一直不见记述。明代传入玉米，对于玉米的雌雄异花也只观察到“花开于顶，实结于节”[12]而止。对于稻、麦、菽等作物的花器结构只有“稃”、“房”、“荚”等名称，而不见雄蕊的花药、花丝及雌蕊的柱头、花柱等区分，直到清末都如此，更谈不上花粉粒、胚珠等认识。这当然妨碍了对植物授精作用的认识，更不可能有杂交试验的尝试。而欧洲有了显微镜，R.Camerasius于1694年（康熙33年）即找出蓖麻、玉米不实的原因是雌蕊的“胚珠”（Ovules）没有获得“花药”提供的花粉之故。接着J.Koelreuter(1773–1806)通过人工授粉试验证明，植物不能自己进行授粉，要末依靠昆虫采蜜（附带粘带了花粉）或风力传送花粉而进行授粉[13]。他并且用显微镜观察花粉粒的结构，指出花粉有两层壳，当花粉掉在雌蕊柱头上时，他看到有些物质从花粉粒中逸出，并推测是一种“油分”，这种油分同柱头分泌的另一种“油分”混合，形成一种酸或碱的盐类，为柱头所吸收，而进入花柱，到达子房，从而形成了胚珠。这是十八世纪时对授精过程的认识水平。Koelreuter还进行了一些杂交试验，指出亲缘相近的植物，容易杂交，亲缘远的不容易杂交。另一位Grew在1671年发表的论文中把植物的花粉比作动物的精子，认为植物散放大量花粉犹如动物放射出大量精子是一样的。由于这些先驱的工作才使得林奈（1707–1778）有可能根据植物的雌雄蕊进行非常可靠的系统分类，并称这种植物分类系统为“性系统”（sexualsystem）。也使得孟得尔（Mendale,1822–1884）有进一步进行豌豆杂交，从事遗传研究的可能。而我们从马一龙《农说》中只看到“稻花必在日中始放，雨久则闭其窍而不花”。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江南麦花夜发，江北麦花昼发”等非常表象的记述，而像这样简单的记述在其他农书或文献中还没有提及。从马一龙到杨屾（16世纪至18世纪中）始终也阴阳变化阐释栽培技术和植物生命过程而不涉及从开花至结实这一关键时期的细节。倪倬（1813）所著《农雅》仿《尔雅》作释天、释地、释世界形势等，仍旧在文字训诂上打圈子而没有新的发展，这都是与重文轻理、缺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器——显微镜分不开的。

动物授精概念R.Graaf(1641–1673)以研究性器官著名，他指出哺乳动物卵巢中的像细胞的突起，相当于家禽卵巢中的卵（蛋），一切动物的受精过程都是相似的，家禽的授精卵在输卵管中获得蛋白和蛋壳，哺乳动物的受精卵经过喇叭管（输卵管）进入子宫，并在子宫中发育，二者是一样的。卵巢（Ovary）和睾丸(testis)这两个名词即他首创[14]。O.H.Hertivig（1835）进一步指出受精卵的两个核，一个来自雄性，一个来自雌性。到Fol（1879）已直接观察到精子钻进了卵子，从而证实了Hertivig所认为的只有一个雄生精子起了受精作用的观点[15]。但是，我们试看清代学者是怎样分析男女受精的呢？纪昀（1724–1805）转引他友人程鱼门的见解说：“夫胎者，两精相搏哈合而成者也。媾合之时，阳精至而阴精不至，阴精至而阳精不至，皆不能成。皆至矣，时有先后，则先至者，气散不摄，亦不能成”。又：“精如谷种，血如土膏，旧血败气，新血未生，乘生气乃可养胎也”[16]。纪昀是乾隆进士，官至礼部尚书，对于受精现象，同意了程鱼门的见解，用阳精、阴精、气三个概念作哲理的推析，没有任何实验观察。这种现象是普遍性，是重文轻理带来的必然结果。

植物营养概念清代突出的农学理论家杨屾，对于植物的营养总是先提出实际操作要求，比如怎样整地、中耕、除草、施肥，然后用哲理概念分析。如说中耕的作用是“锄频则浮根去，气旺则中根深，下达吸乎地阴，上接济于天阳”，“浮根不去，则中根不深，不能下吸地阴，上济天阳，则子粒干缺，所收自薄”。“穑得其时，则气充而多脂；穑失其时，必气浅而多滓”。我们可以将“天阳”理解为太阳的光合作用，“地阴”则是土壤的水分和营养成分，但究嫌拔高和附会，因为他到底还没有光合作用和营养元素的具体内容。可是明末清初时的欧洲，Malpigihi首先提出叶片是植物制造“食物”的部分，由叶片再将制造的“食物”输送到植物部分去，这有点像中国古书中的“膏”，也即杨屾所说的气充而多脂。18世纪初I.Houss相信植物的各个部分都会吸收氧生成二氧化碳，同时绿色部分则吸收二氧化碳而呼出氧。他在1796年（嘉庆元年）即肯定植物是从大气中获得全部所需的二氧化碳[17]。而《潘丰豫庄本书》（讲水稻栽培很透彻的）直至1834年仍停留在“横根布在泥面，得土的生气不厚”，“腐草败叶原是雨露的精华”等没有具体物质的抽象概念上。可见缺乏生物学的知识，农学是无法提高的。

没有显微镜，就看不到病原微生物如真菌、细菌等，对于植物的发病现象就不好理解，只好用“鬼火”，“瘟”等概念去解释。《天工开物》解释稻瘟病是：“东南风助煖，则尽发炎火”，直至现在农民还叫“火烧瘟”。又怀疑是“鬼火”所致：“凡苗吐穗（即抽穗）之后，暮夜鬼火游烧……凡禾穑叶遇之，立刻焦火”[18]。对照欧洲的M.Tillet(1714–1791)曾长期观察小麦黑穗病，1755年发表的论文确认本病是由黑穗病的“粉尘”落在籽实上所致，到1767年F.Fontanag正确指出谷物的锈病是由真菌寄生的引起，他发现了菌丝（hypha）,但感到失望，因为他当时错误地认为真菌也应该有花、种子和芽，而他没有找到，引以为憾[19]。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9

通过循序渐进的综合实验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提高农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全方位培养“高素质、强能力、具特色”的优秀人才。

二、完善实践教学条件

1.实验室建设。我校十分重视实验教学，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将实验教学作为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造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关键环节。我校农学院完善和加强农学专业教学实验室建设，将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育种学和作物生物学基础实验室统一规划建立以公共基础实验、专业基础实验、综合实验教学为平台的植物生产类实验教学中心，2016年获批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另外学院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实验室（重点学科实验室）、作物遗传育种实验室（重点学科实验室）、杂粮基因与分子育种实验室（山西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和学院测试中心也共享于实践教学。各实验室在开展正常实验教学外，为大学生科研训练和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实验材料、仪器设备和技术支持。根据实验课程设置、科研训练和科技创新需求完善实验室教学仪器建设，淘汰落后的实验教学仪器。教学实验仪器的更新为实验实践课程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切实提高了本科生实验实践教学质量。加强实验室建设，给学生提供培养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的一个有效的活动平台，给学生提供一个可以交流创新思想、实现技术创新的场所。学院实验室充分对学生开放，实验室开放能保障学生实验学习时间的机动性，能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时间熟悉仪器，预习并完成教学课时计划内没有完成的实验内容。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以个人独立自主或小组团队协作的形式提出具有拓展性、延伸性和综合性的实验项目在实验室完成。实验室开放能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科研实验室资源，促进本科实践教学质量的提升。只有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才能满足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需求。2.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践性教学的有效开展，首先应保证有一个良好的实践教学基地，可以说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好坏直接对教育质量的高低产生明显的影响。重视对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校校内实践教学基地有实验农场和教师科研试验田。实验农场包括现代化作物标准区和作物标本区，实验农场为学生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实验实习教学提供现场和材料，使学生在校内得到良好的教学实习锻炼。教师科研试验田与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保证了足够丰富的现场和不断更新的材料，便于学生了解科研进展，拓宽视野。农学专业学生的科研训练、生产实习、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大都在教师的科研试验田中完成。我校校内实践基地还建有多个实验站（研究所），如农业部华北黄土高原地区作物栽培与耕地保育科学观察实验站、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山西农业大学分子农业与生物能源研究所，这些校内科研实验站（研究所）为实践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科研场所，为开放式实践教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多样化的校内实践教学途径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3.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创建。创新思维和创新创业能力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人才应具备的一个重要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创业能力，一则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二则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6]。2009年我校农学院创建了以学生为实践主体的“大学生种植创新创业基地”，秉承专业联系实践，实践联系市场的理念。基地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领导小组，创新创业技术指导小组，创新创业基地管委会，组建了由65名专家教授组成的创新创业专家团队，为创新创业学生提供技术支撑、培训服务、运营等方面指导和帮助。这种新型的创新创业实践形式，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积极响应，每年均有学生踊跃参与，此类创新创业学生，学院鼓励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参与申报部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科研训练项目。没有申请到部级、省级项目的，学院相关领导以及创新创业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论证后，学校给予一定经费资助。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进一步加强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培养了大学生创新意识，促进了创业思维的萌发。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创新创业型培养模式，对提升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极为有利，有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7]。4.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也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场所，是学生了解社会和企业、接触生产实践的桥梁。农学院积极搭建校外实践教学平台，加强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依托农科教、产学研、科技服务等专项活动，推动学生创业活动与行业需求形成良性互动，积极推进校企协同育人。目前我校农学专业骨干教师负责的省级以上实践教学基地有8个，如部级的闻喜县小麦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省级的右玉县小杂粮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和太谷县玉米高产试验示范基地等。我校农学院根据农学专业需求先后与山西省农科院多个研究所，如高粱研究所、玉米研究所、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和谷子研究所等，以及地方企业，如山西美邦大富农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蓬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建立了学生校外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加强与科研院所和企业实践基地建设，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农学专业学生通过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进行科研实践、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不但丰富了农业科研生产专业知识，还增加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了解。5.高水平教师队伍培养。教师的实践技能水平，直接关系实践教学的效果。因此，要搞好实践教学，首先必须加强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8]。我校农学专业教师多数是国内各知名高校毕业的博士，科研实践能力强，学院鼓励青年教师服务地方农业，如参加“三区”服务，“科技特派员”活动，了解农业生产现状和常见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去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提高他们的专业实践能力。另外学院为搞好新老教师的“传、帮、带”工作，为青年教师指定骨干教师作为其指导教师，培养青年教师业务素质和实践水平。高等农业院校应根据农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现代农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构建农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科学规范地组织、实施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作者:张美俊 王宏富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参考文献：

[1]唐鑫华,邹德堂,王敬国,宁海龙.地方高校农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探讨[J].黑龙江农业科学,2013,(9):106-109.

[2]唐鑫华,邹德堂,宁海龙,王敬国,杨亮,张小明.地方高校农学专业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4,42(26):9233-9234.

[3]陈宏涛.构建农学专业实践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思考[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14,16(5):117-120.

[4]程凡,文胜,库宗军,汪连生.材料化学专业校企合作培养模式下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浅谈[J].大学教育,2015,(12):124-125.

[5]张桂莲,张海清.农学类专业校企合作人才培养实践基地建设[J].农业工程,第6卷第5期2016,6(5):122-124.

[6]齐绍武,刘逊,屠乃美.构建农学专业实践教学新体系[J].高等农业教育,2001,(4):55-57.

农学思想论文范文篇10

晚清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使传统中国重农国策深受冲击，加之清末商部的成立、商会的兴盛，终使社会发展的重心和国策偏移于“工商”一途。因此，重视农业发展，强调以农为本，就成为20世纪初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有识之士“不合时宜”的理论思考。当然，思想或理论的价值，向来不以入时与否为唯一评判标准，它所潜存的长远的学术指向性和理论引导性，才是富有启示意义的社会财富。对此，我们需要历史的眼光和卓识的远见。早在1901年，张之洞等人即在《江楚两制军条陈农政折》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盖以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①1902年，湖北巡抚等人分别指出：“农桑为立政之经，衣食乃养民之具。”②“农桑为立政之本，衣食乃养民之具。”③1904年《申报》刊载《广蚕桑以兴利说》一文，作者亦认为，“中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上之取给于民与夫民间之一切日用，无不仰赖于农”④，因此主张“广蚕桑以兴利”。1906年，《美国之重农主义》一文的译者亦认为：“夫中国者，农国也，乃士夫之议论，徒趋重于工商，可谓失其本矣，要而言之，一国之人当知本国之地理。中国以大陆国，宜立国于农，乃美国之比，非英与日本岛国之比，奈何浮慕他人而袭其皮毛乎？”⑤1907年，直隶省农会会长在一篇演说词中，再次强调了农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夫吾国自庚子议款，骤失巨额，世人始注重实业。然补救稍迟，路矿之权利既失而不可复收，工商又非可猝致兴盛，惟农业则吾国固有之物，且属内政完全无缺，依生计学论，土地则广漠也，佣值则低减也。”⑥中华民国成立伊始，财政部长陈锦涛即在一篇呈文中阐述了农林在国家强盛中的重要地位：“窃维立国之道，以民为本，养民之法，惟食为天。

旷观古今，纵览宇宙，国势之强弱，商业之盛衰，恒视乎农业之兴废以为准。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⑦关注中国农业改良和发展问题的有识之士并没有将讨论仅仅限制在业缘方面单向度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发挥农业基础性地位的问题。发展农业，振兴农村，不仅要尽地力、济贫困，而且要修农政。早在1901年罗振玉就提出“农政要领约为九端”，即“设农官”、“考农事”、“奖垦荒”、“励农学”、“兴林利”、“兴牧利”、“兴海利”、“兴制造”、“立赛会”⑧。同年，张之洞等人亦强调：“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⑨1912年，《农业促进会缘起》一文亦认为：“粤稽史籍，横览环球，未有农政不修，而工商能臻发达，国族能跻强盛者也。”瑏瑠要修农政，就需要培养大批农业人才，因此，兴农学也就必不可少了。张之洞等人在奏折中指出：“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瑏瑡《兴农学议》一文也认为：“故今日中国欲行西法，以通西学为根本，而兴农学尤为中国根本中之根本”，并将开学堂作为兴农学的要点之一瑏瑢。罗振玉则指出：“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瑏瑣此外，兴农会也成为有识之士思考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如1904年，举人侯殿英即依据商部的奏折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会之设，固尤为第一要务”，并拟具《山东农会试办章程》32条，“此会宗旨在开民之智，聚民之力，通民之情，以期振农务，为致富致强之本”①。除围绕农业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之外，时人对其他乡村问题亦有一定的思考，如有文章专门讨论了设乡官问题：“然则为之奈何？曰惟有仍复古时乡官之制而已。其法一邑之地宜分城与乡为二。乡之所萃者为农。今议专设一明农之官。凡沟渠之宜疏浚也，田亩之宜稽查也，树木之宜栽植也，鸡彘之宜畜养也，蚕桑之宜推广也，蔬果之宜讲求也。各随其土性所合，人情所需，为之劝导，为之督责”②。显然，能够超越具体的农事改良，真正从时代高度提出理论问题的论说并不多见，因而，“农战时代”说的出现，自然显露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当务农战说》一文的作者强调：“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为“至要之图，至正之理”，认为“中国维新以来，变法图强，力求振作，实为中国前途之转机，但各人所主张之政策正不一端，有谓须广设学堂者，有谓须多营路矿者，有谓须讲求军政者，有谓须专重工商者。四者之中，固以工商为急，而当务之急，尤莫如重农。……为今之计，惟设立农部，专事务农。欧西以工商之战胜中国，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此至要之图，至正之理”③。对于洋务运动以来已成社会共识的“商战时代”而言，此论可谓逆势而出，虽然未能赢得时论的趋附，却将“农”的问题提升到时代高度，不可不谓远识之论。综观20世纪前20年间中国乡村发展理论问题的思考，不难发现，其讨论主要是围绕具体农业问题展开的，较少从时代高度和发展的远见上立论。这一局面随着此后乡村问题的日渐凸显才有所改观。

20世纪初，有关乡村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在晚清重商主义思潮和传统重农思潮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展开的。自1901年初《自强说》④发表至1911年十年间，见诸报刊的讨论文章日渐增多，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大类。清末重商主义思潮的惯性发展，使得工商为本论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开矿说》一文开宗明义：“居今日而策富强，开矿其先务乎”⑤，已将发展矿业置于重要位置。《论中国工艺有振兴之机》一文虽然认为士农工商应交相为用，“不可偏废”，但实际上强调的仍然是工商业的地位。该文指出：“今之稍通时务者，莫不知外人与我争利之处首在商务，欲与为敌，当求商务之大，商务之精。”⑥《兴商为强国之本说》一文指出：“今中国之所当握要以图者，富强而已矣。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也。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故致强之道务在兴商。”“当知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盖商业无论巨细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⑦与之相比，1904年《东方杂志》转载的《论中国工业之前途》和1906年《申报》发表的《中国宜求为工业国》两文，则具有更加浓厚的工商立国色彩。其中，前文指出：“今日为实业竞争最剧烈之时代，凡国乎大陆者非极力发达其工业，则不可以立国。”⑧后文认为：“然吾谓中国将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犹诸美国今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此则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然则振兴实业之方针，其必求为工业国而后矣已。”⑨这一时期农工商并重说也颇为流行。1902年岑春煊等人即已认识到：“养天下人之欲，给天下人之求者，农工商也。四民相需以生，相辅以成，非惟泰西”瑏瑠。“农工商为富强之根本，自应随时振兴”瑏瑡。1903年《商务部奏请振兴农务折》明确指出：“农工商三者各有相需为用之理，本末兼资，源流斯畅。”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民国初年，工商立国论颇有声势。此后，《劝工说》、《饥馑之根本救济法》等文对工商立国论有所申论。如《劝工说》认为，“工之一事，介于农商之间，农非工无以成农产之为用，商非工，无以见商品之可珍。农也，商也，胥有赖于工也必矣”①。杨端六则断言：“一言以结之，我国欲免除饥馑，非振兴工商业不可，苟能使国人致力于工商业，吾信一二十年后中国不复有如此艰巨之饥馑矣。”②这一时期，仍有论者坚持农工商并重论，其中关于农林工商四部分开的理论颇值得重视。“中国以农立国，犹泰西各国以商立国也。中国拘守数千年旧制，虽注重农事，然于地土之肥硗，水旱之补救以及人工机器比较之作用，均未有所讲求。其余森林之富，工事之善，通商之利，更不甚注重，而视为可有可无者也。中国贫且弱，其原皆由于此。欲为富强计，非将农林与工商分部不可，非将农与林，工与商分部不可”③。近代中国的重商主义思潮及其“商纲论”、“商本论”的兴起，是工业化或现代化取向中形成的适时之论。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时期渐次形成“商本论”到20世纪20年代之际，为时近半个世纪，虽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实践，然其以“富国强兵”为指向的目标却仍旧遥遥无期。民国成立后国内局势的变化并未给工商立国论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一时期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现实的困境使得“立国之争”开始向有利于农业立国论的方向发展。早在190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即提出：“照得商务为富强要政，而商之贸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是农工也，为商务之根本”④，强调了农业的地位。同年，商部在奏折中亦指出：“商部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⑤1912年陈锦涛提出：“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⑥总括这一时期关于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理论探讨，不难发现，这一讨论可以清朝覆亡为断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均有农业立国论、工商立国论和农工商并重论，但其侧重点却大不相同，前一阶段工商立国论优势明显，后一阶段农业立国论稍占上风。特别是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