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婚姻法范文10篇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1

一、加强组织领导。

《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的实施对维系婚烟关系、维护家庭稳定、促进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高度重视、周密部署，认真制定宣传方案和实施计划，确保宣传活动有序推进，真正做到让《婚姻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婚姻法》，深刻理解和掌握《婚姻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原则，切实掌握其精神实质，为向群众做好婚姻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打下坚实理论基础。

二、丰富活动形式。

积极组织开展《婚姻法》宣传活动。利用婚烟登记窗口这个重要阵地，因地制宜举行法律咨询等活动，泛开展《婚姻法》宣传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等相关活动，大力营造浓厚宣传氛围。积极利用电子显示屏、宣传栏、宣传资料等手段，加大向服务对象的宣传，进一步加强婚烟当事人知晓婚姻关系中应当享有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开展婚姻必须严肃对待的理念，自觉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恋观念。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2

关键词：侗族；婚姻习俗；现行婚姻法；冲突

侗族聚居地大都地处偏僻的山村，交通信息闭塞，文化教育落后，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以致这些传统的、落后的，甚至与现行法律(主要是婚姻法)、法规具有明显冲突的婚姻习俗至今仍旧不衰，具有较强的生命力。侗族传统婚姻习俗与我国现行婚姻法相抵触的主要方面有：

一、结婚年龄大大提前

我国现行婚姻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80年9月10日公布，1981年1月1日施行)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晚婚晚育应予以鼓励。”《婚姻法》对结婚年龄的规定，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并考虑结婚者的生理、心理发育和健康状况，婚后能否承担家庭责任，以及社会能否和谐发展等综合因素而作出的，也是经过科学论证的。因此，是具有科学性的。这里所说的“男子不得早于22周岁，女子不得早于20周岁”，并非说男子年龄届满22周岁，女子年龄届满20周岁必须结婚，而是具备此条件才可以结婚。从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来看，男子年满22周岁，女子年满20周岁，只是结婚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另外，国家从控制人口增长，为使社会各方面和谐稳步发展的角度出发，还大力提倡晚婚晚育，从长远和大局来看，这于国于民均是有利无弊的。但是，侗族青年(特别是在偏僻落后的农村)一般结婚年龄都大大超前，不仅“意识超前”，且“行动也超前”。“意识超前”指订婚、指腹婚等(下文将另论)。“行动超前”指男青年十七、八岁，女青年十六、七岁(甚至更早)就婚嫁者大有人在，可谓“年轻化”了。在侗族聚居地(特别是偏僻落后的山区)年满二十二、三岁尚未完婚者，便被人们视为大龄青年而歧视之，分别称这种人为“汉行”(男光棍、单身汉)、“棉行”(老处女)，充满着歧视味。

近些年来由于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在全国贯彻实施，原先相对被法制冷落的偏僻侗族聚居地也加大了计划生育的力度。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相应地结婚登记手续也严了一些，强调必须达到法定婚龄。但是人们为了早结婚，又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手段：一是以虚岁充实岁，用这种方法可以把实际年龄多报一两岁。侗族传统只讲虚岁，不讲实岁；另外，在农村只用农历(即阴历)，不用阳历。因此，侗族人家所报的岁数比实际周岁大一两岁是很常见的。二是虚报岁数，侗族农村户口登记观念十分淡薄，基层乡、镇政府对户口登记也抓得不紧。婴孩出生后，一般都不及时上户，而是不定期得隔几年才统一进行上户。这样，为了达到早婚早育、早娶媳妇、早嫁女儿、早抱孙子的目的，父母们给孩子上户口时往往多报年龄。此外，为了达到早结婚的目的，有的不惜以财物贿赂拉拢婚姻登记机关的工作员。加上乡、镇婚姻登记机关管理不健全，部分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不高，也助长了侗家人的早婚风。

侗族崇尚早婚早育，一方面是受传统婚姻习俗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还在其深层次的经济生活原因。侗族大都地处偏僻山区，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信息闭塞，生产方式十分落后，生产力极其低下。至今很多地方的侗族同胞还在温饱线上挣扎，更不要说受教育了，整体文化素质低下。为了生存，养家糊口，人们不得不从事全部是体力消耗巨大的简单体力劳动。刀耕火种，肩挑背扛，加上营养不足，医疗卫生条件极差，人们是未老先衰。四、五十岁的人往往就如夕阳西下，体衰多病，平均寿命也短，无法胜任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养家糊口的重任。特别是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承包经营的情况下，农民迫切希望增加家庭劳动力，再加上“多子多福”、“早生儿子早享福”的思想的影响，所以都希望早点生子，在父亲还健壮时培养出“接班人”，希望“接班人”尽快“子承父业”，接过养家的重担。

二、近亲结婚

《婚姻法》第七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在侗族地区，直系血亲结婚几乎是绝迹的，是为侗家人所不齿的乱伦。但侗族历史上崇尚姑舅表婚。认为姑妈的女儿嫁给舅舅的儿子是天经地义的，既是对姑妈的娘家(即舅舅家)的回报，又是亲上加亲的好事。侗家人称这种往复循环的近亲通婚为“踩不断的铁板桥”他们认为这样的亲戚将世代友好下去，其实这样恶性循环下去危害性是极大的。侗族地区许多活生生的事实已说明了这一点。

现行《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一是从医学、科学出发，目的是为了提高人口质量，利于下一代健康成长。在偏僻的侗族聚居地，因近亲结婚所生的婴儿中，痴呆、哑巴、甚至怪胎、畸形婴儿屡见不鲜，但近亲结婚却禁而不止。虽有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但人们仍以为数不多的近亲结婚所生子女依然健康为证，怀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殊不知往往“一失足成千古恨”，一胎痴、二胎哑、三胎残……拖累、痛悔终生。按医学、科学观点看，近亲结婚生出的婴儿即使其成人后仍有健康、健全者，但也潜伏着某些有害隐形基因的几率是极高的，它可能隔代遗传，时时潜伏着危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善良的侗家人至今仍未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有些人知道近亲结婚的危害，仍一意孤行，对此说可悲可叹也不为过。看来侗家人要将祖祖辈辈传下的“铁扳桥”踩断，其路仍漫长。

侗族的姑舅表婚历史悠久，其内容是：姑舅表兄(弟)、姐(妹)之间互称“买标”(号定的妻子)和“草标”(号定的丈夫)。作为姑舅表兄(弟)的“草标只要看上姑舅表姐(妹)的“买标”，无论是否愿意只要年龄相当，那是“娶你没商量”，不管你愿不愿意，都非嫁我不可，真是前世“情未了”。由于这种原因，侗族近亲结婚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这种姑舅表婚也是属包办婚姻范畴。直至今天，如果你走到南侗地区的黎平、从江、榕江等地的农村侗族地区，你会发现各种年龄层次的夫妇中都可能有这种由“草标”和“买标”结合而成的夫妻。

三、包办婚姻

婚姻自主、恋爱自由是每一个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一项权利。《婚姻法》第五条明确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者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此规定特别强调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既不能勉强，更不能掺杂其它任何强制干涉因素。用《民法》上观点说就是男女双方必须平等、自愿意思表示一致，即男方愿娶女方为妻，女方愿嫁给男方，任何一方都不能强迫对方与自己结婚。任何第三者(包括男女双方父母，兄弟姐妹等亲属)都不能以各种不正当理由干涉他人婚姻自由。因为婚姻是男女双方之间的大事，是否完全自愿结婚对婚后生活是否幸福，对家庭的稳定，甚至对社会的安定团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现行《婚姻法》禁止包办婚姻的这一规定，正是基于此宗旨而作出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侗族传统上盛行包办婚姻，并不同程度地沿袭至今，在侗族聚居的偏僻农村尤为突出。包办婚姻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1、姑舅表婚

在姑舅表婚习俗的重压下，姑表姐(妹)其实就是为了给舅表兄(弟)充当妻子而存在的。只要年龄相当，姑表姐(妹)自出生之日起就以“买标”的形式作为舅表兄(弟)“号定的妻子”而存在。姑表姐(妹)要想嫁给舅表兄(弟)以外的人，必须征得舅父和舅表兄(弟)的同意，并且欲娶姑表姐(妹)为妻的人必须送给舅父家一份相当的彩礼。不难看出，姑表姐(妹)被姑舅表婚习俗这条无形绳子束缚着，姑舅表婚习俗犹如一张卖身契，它使姑表姐(妹)自出

生之日起(甚至还在其母体内)就基本决定了她的婚姻走向——舅表兄(弟)“号定的妻子”、舅父的媳妇。也就是说，在姑舅表婚习俗下，姑表姐(妹)作为舅表兄(弟)“号定的妻子”，就像一件有形财产一样，在决定其归属时舅表兄(弟)享有当然的优先权，若舅表兄(弟)放弃时，还要姑表姐(妹)未来的夫家给予补偿，这与我国法律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但在侗族地区(特别是偏僻落后的农村)，由于姑舅表婚习俗的存在而盛行，也为人们所接受，甚至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真不可思议。

2、打儿女亲家

“打儿女亲家”这种包办婚姻的方式同样在侗族农村盛行。相处得好的邻里乡间，膝下有年龄相当的儿女的，就打儿女亲家，但前提必须是不受姑舅表婚所限制。不管儿女之间是否愿意，只等他们长大成人即予完婚。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婚姻组合完全是“亲家们”强制包办的。当然，也不排除那种打儿女亲家时双方儿女年龄尚小，在后来两家的密切交往中，逐步了解，建立了感情，最后两人的结合完全是自愿的，建立了美满的婚姻家庭，这当然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这毕竟为数不多，因为早有人先人为主了，少了选择的余地，有且仅有一个对象，根本无选择的余地。有许多侗家姑娘以死相拼，拒不上她本不该上的大花轿，但大都认命了。

3、“指腹婚”

这种包办婚姻方式与第二种“打儿女亲家”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但在程度上更胜一筹了。早在双方妻子还在怀孕的时候，友好的邻里乡间就互认儿女亲家，日后孕中婴儿果真成为一男一女，那么这对婴儿长大成人后就成为当然的夫妻。有的儿女亲家担心“夜长梦多”，甚至在儿女未达到法定婚龄时就为这对有“前世缘”的男女操办婚事，让他们结为夫妻。当然，这又构成前面所说的早婚了。婚姻的方式与第二种包办方式一样，不排除最终两人完全自愿结合，成为恩爱夫妻。因为这两种方式有相同之处，两家关系十分密切才出现“打儿女亲家”或“指腹婚”，且两种方式的初衷都是为使两家关系更进一步发展，并有希望“世代友好”的愿望，于是都将儿女作为联系两家关系的纽带，我姑且喻他们为基辛格博士。两家关系本来就不错，再认为地加上“儿女亲家”或“指腹婚”这支催化剂，正常情况下两家来往只有更加密切的。在此过程中，不论是“打儿女亲家”中的儿女，还是“指腹婚”中的儿女，也同样会相互往来，互相接触，常言道：“日久生情”嘛，特别是后一种，如果一切按父母的初衷发展，可谓青梅竹马，时到便水到渠成，最后很顺利地成为恩爱夫妻。白头偕老。

四、结婚不进行结婚登记、领取结婚证

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八条明确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按此规定，婚姻登记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夫妻关系成立的标志是取得结婚证。不进行结婚登记、不领取结婚证，就是举行了婚礼也是得不到法律的承认的，也不为社会所接受，这就是构成非法同居。在侗族地区很多人自认为夫妻关系的，其实是非法同居，因为未履行法定的手续——登记、领取结婚证。但他们同样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殊不知这种“婚姻”是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在南侗地区，直到前几年结婚不进行登记和领取结婚证的比比皆是。人们婚姻嫁娶，只要按当地风俗习惯举办婚礼就会得到当地人的认可，成为“合法夫妻”。他们认为请了客就算夫妻，办了酒席就算夫妻，还有什么拜堂夫妻、鞭炮夫妻等。他们认为结婚是两人之间的事，登不登记无所谓，领取结婚证是可有可无的，根本不在乎，甚至根本没有进行结婚登记和领取结婚证这一概念。当然，这样“夫妻”就是“黑夫妻”了，这对计划生育工作又埋下了隐患，这样的“夫妻”所生的孩子又将成为“黑孩子”。

但这一般解决办法是为孩子报户口时对这对夫妻罚点款，而后将这对“夫妻”追认为“合法夫妻”，孩子户口也一并解决，因为生米已经煮成熟饭，谁也奈何不了他们。近些年来，由于南侗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加强，很多乡镇都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中心工作来抓。在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同时，也顺带清理“黑夫妻”和“黑孩子”，以罚款了事。再加上要生育必须要有准生证，而要得到准生证又必须有结婚证，只有合法夫妻才能在计划生育范围内领取准生证。所以，结婚进行登记、领取结婚证才在南侗地区逐渐推行起来，但大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3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农村离婚案件中离婚损害赔偿率低,应赔而不赔的现象进行了分析,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寻找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并进行分析,进而指出解决这一问题,切实保障农村地区妇女权益的具体对策和根本对策。

一、问题之提出

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是构建和谐家庭。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种种原因“全国离婚的绝对数字已由改革之初的31万件逐年递增,到二十世纪末已达到120.15万件”。在离婚大潮中广大农村地区也被其席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影响,农村妇女在离婚时各方面权益往往得不到有力的保障。面对这样的状况,研究和关注农村离婚妇女的权益保护问题就成为了社会尤其是立法者所应值得注意的一个焦点。

那么,农村离婚妇女的各项权益的实际保护状况到底如何呢?带着这一问题,南师大法学院04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部分同学进行了一次旨在调查江苏地区农村离婚妇女权益保护的社会调查。此次调查精心准备历时一个多月,大家多次深入基层,得到了大量真实可靠的一手资料。

综合所学知识和调查资料,我所选取的角度是对江苏农村地区离婚案件中低损害赔偿率这一现象进行思考与分析,并找出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二、调查之现状

在社会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村地区的离婚案件极少附带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以调查所在地江苏仪征市陈集镇和刘集镇为例,在离婚原因中因外遇而导致离婚的占调查案件总数的11.98%;因家庭暴力而导致离婚的占案件总数的13.82%;故共有约25.80%的离婚案件是属于法定的可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而实际上,提出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仅占调查案件总数的0.92%,与可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案件之比为28:1。如此悬殊的比值反映出的问题耐人寻味,在低离婚损害赔偿率面前,农村妇女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实在令人忧虑。

三、调查数据之分析

造成农村地区离婚损害赔偿超低的原因具体有哪些?下面试从几个方面着手分析。

(一)举证难

要证明自己是受害方,必须那出证据。但是在农村很多妇女虽然提出了损害赔偿请求但往往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无法及时、有效的进行举证,从而使赔偿请求化为泡影。举证难具体难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举证责任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这就意味着婚姻中受到侵害的一方在提起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时必须担负起举证的责任。然而亲属间发生的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秘密性,受害方往往难以举出有力的证据。在农村,由于妇女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均低于男性,在发生婚外恋或家庭暴力是,女方往往无力举证。因此丧失了提出了离婚损害赔偿的机会。虽然我国《民法通则》第126条规定了“举证责任倒置”,但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在目前解除婚姻关系的民事诉讼中若想引用上述规定却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这是造成举证难的第一个原因。

2、举证环节上: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事实。它是原告实现自己诉讼请求的基本依据,又是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并适用法律的基础。它制约着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进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举证,是指当事人向法院提交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资料的行为。在农村地区,想提出离婚损害赔偿就要进行证据的搜集,但妇女往往在这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难。现在的中国农村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宗族思想的影响,很多村、镇往往只由一个或几个姓氏的大家族所组成(他们所居住的村镇也往往以姓氏来命名),由于错综复杂的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村落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生活于其中的村民们往往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族意识,在处理问题时首先会从本村、本家族的角度出发。尤其在婚姻家庭问题上,他们下意识地认为这仅仅是他们自己的私事,与政策、法律的规定联系不大。基于此种现状农村妇女离婚时若想从邻居处得到帮助,许诺充当她的证人是有重重阻力的。邻居很可能不愿干涉别人的“家务事”或受到男方的警告而不愿为离婚案件做证。此时如果男方又矢口否认,那举证过程可谓是举步惟艰了。

3、广大农村妇女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但还不够系统、不够明晰。反映在举证这个问题上,有些离婚案件中,女方即使有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意图,但却不知需要举证或没有做好证据的保全工作致使证据灭失;还有的人缺乏举证期限的概念,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搜集到证据,由此也丧失了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

(二)法律制度的缺憾

从社会调查中得出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217起案件中,判决离婚的有58件,占案件总数的26.72%,占离婚案件数的40.55%;调解离婚的有85件,占案件总数的39.17%,占离婚案件数的59.44%。在调解离婚的案件中没有一例提起损害赔偿,即使属于《婚姻法》第46条所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事由的也未提出损害赔偿请求,多以经济帮助的形式对女方进行补偿。这样的事实,加上与基层法官的座谈,多少折射出了目前农村地区基层法院所扮演的角色和基层法官裁判思维的一些特点。依照我国的司法构架,基层人民法院是与广大农民直接打交道的第一层司法机关。为我国国情所制约,这样的司法机构往往人员配置紧凑、来自上级的划拨经费有限而要处理的案件却数量不小。局促的物质条件往往对基层法院形成制约,使法官们不断提高办案效率,加快结案速度。基层法院的法官们区别于理想型法官和上级法官,他们有其独特的思维裁判方式。他们往往认为实然的东西比应然的东西更重要,并在联系农民和政府机构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实践性司法知识。由于现代法律完全进入中国基层社会还有一定的阻力,国家法与民间习惯的磨合也尚需时日。在法律和普通民众的需要之间的距离就需要通过基层法院法官们的具体执法活动予以弥合。由于上面已提及的原因,基层法官的工作压力大,既要满足人们伸张正义的要求,又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官们十分倚重调解这一手段。调节可以缓和矛盾、大事化小,使双方当事人均得到各自期望的部分权益。因此“重调解,偏和解”是基层法官办案时常用的思路。但是不能否认,和解的过程也伴随着妥协和退让,反映到农村离婚案件中,妇女为了能达到离婚的目的往往放弃其他的请求,以舍弃本应享有的权利来换得摆脱婚姻。这一做法无疑得到了基层法官们的支持和默许。又或者有一些农村妇女自身维权意识不强,案件一经法院审理就不管不顾,全然将事态进展交由法官处断,这种“由法官做主”的思想往往致使自己丧失应有权利。

(三)现行《婚姻法》的不足

1、《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适用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包括“重婚的”和“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这是对婚外恋行为的惩处措施。然而婚外恋是指一个与配偶以外的异性从事某些性活动,具体可分为四个层次:一是“关系暧昧”(即根据种种迹象发现配偶有第三者,但越轨的程度较轻);二是“通奸”(配偶与他人有临时的、隐蔽的婚外性关系);三是“姘居”(配偶与他人过着同居生活);四是“重婚”(配偶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领取结婚证)。不难看出,婚外恋行为无论形式为何、程度轻重,均会给另一方带来身心打击,影响其正常生活,侵害其本应享有的权利。基于此种情况的存在,《婚姻法》第46条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否定,但只对程度较重的婚外恋行为做出来惩处规定,这样不利于妇女维护自身权益,同时限制了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提出。

2、《婚姻法》第46条也对家庭暴力行为设立了惩戒,但力度还远远不够,而且因为缺少具体衡量标准在实际生活中不容易操作。遭受家庭暴力的往往以女性居多,她们在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均弱于男性,很可能迫于外在压力而不敢告发。此情况在农村尤甚,遭到暴力侵害的妇女或因受到胁迫或因经济、医疗条件的限制无法及时做鉴定,从而无法获得遭受侵害的证据,进而无法行使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规定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而《刑法》中虽然规定了“虐待家庭成员罪”但是其公诉条件相当苛刻,如果没有造成被害人重伤以上的严重后果,国家都不会主动进行追究。这样的规定也不利于农村地区妇女维护自身的权益。

3、从维护妇女权益的角度出发,《婚姻法》第规定损害赔偿只能在离婚时方可提起,这也是值得推敲的。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侵权行为在此条规定的“保护”下岂不是正好利用了法律的空白而无从约束。目前我国仍普遍实行的夫妻共同财产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婚内进行人身侵权的索赔。

四、问题之解决

由此看出,目前农村地区低离婚损害赔偿率是由当事人、所处经济社会条件、目前的法律规定等多重因素综合作用而导致的。针对已分析出的原因,不难制定相应的具体对策:

(一)加强对公民自身权益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力求深入基层,起到实效;另一方面,法官在办案的过程中也应做好“释明”的工作,应主动提醒当事人应该享有的权益。在已经有书面提示的情况下,可提醒当事人注意书面通告,并对当事人不明白的地方进行解释。

(二)对于目前基层法院和基层法官这一块,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多方面的支持。“基层法官直接面对最广大的诉讼人群,每年均要直接解决处理80%以上的纠纷案件,维系着中国社会最基层的秩序结构稳定。”由于前面已提及的原因,基层法官办案偏好调解,这是根据法律条文与实际情况的有机结合,有其合理性和存在的必要性。但是也应结合各地具体情况逐步实现对妇女权益的完整保护,使法律规定的应有权利转变为实有权利。

(三)在法律规定上,有两处地方值得改进。一处是关于“家庭暴力”的规定,虽然目前已规定了遭遇家庭暴力的可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但家庭暴力往往具有隐秘性,除关系亲近的人以外很难为他人所知,而且由于暴力的种类、实施的程度特别是精神上的折磨等均不利于取证。面对这样的问题,条文的规定应该更加具体明确,易于操作。另一处则是对婚姻存续期间人身侵权行为缺乏明文规定或相应的指引。《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但其中对损害赔偿的提出限定于“导致离婚时”,人身侵权行为人才负有赔偿责任。值得注意的是,人身侵权可能导致离婚但并非必然导致离婚。因此“排除一般情况之下的婚姻人身侵权责任,即没有法理依据,也不利于对公民婚姻生活中合法人身权利的保护”。因此《婚姻法》第46条中“导致离婚”这一限定性条件应对其存废予以考量。

[参考文献]

[1]黄松有.婚姻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2]黄松有.最高人民法院婚姻司法解释(二)的理解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4

关键词：无效婚姻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新《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但还不是很全面，婚姻法学界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一系统的研究。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UniformMarriageandDivorceAct）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theNullityofMarriageAct1971)，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CausesAct1973)，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④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在没有无效婚姻制度的前提下，一些人对婚姻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仍然十分突出。婚姻无效制度的确立，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的时候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进而改变了以前违法婚姻解除后果等同于合法婚姻解除后果的状况，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了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因此，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⑥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

（1）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

（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

《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适用两个原则：1、协议原则。协议是处理财产的先行程序，只有在当事人对其财产达不成协议时，才由人民法院判决。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⑧2、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里所换的合法婚姻当事人即合法婚姻中的无过错方，在处理重婚财产时，不能处理属于合法婚姻中无过错方的财产。然而在实践中，这些财产往往无法分清，处理时应本着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处理。另外，有些重婚的一方当事人系受骗的，在宣布该重婚无效时，在财产上也应予以适当的保护。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

（四）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可撤销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是婚生子女，这是可撤销婚姻不具有溯及力的必然法律后果。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把包办买卖婚姻、近亲属婚姻、有禁止结婚疾病的婚姻、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婚姻、弄虚作假缔结的婚姻，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准予离婚的理由⑼，就是由于缺乏无效婚姻制度造成的。而事实上离婚的存在是以合法婚姻为前提的，婚姻都不成立，哪来的婚可离呢？因此，将无效婚姻作为离婚处理，既有悖法理，又不能有效地制止和查处违法婚姻，无法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也有损于婚姻法的严肃性。因而，不论从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经验来看还是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不论是从理论上考虑还是从社会生活的稳定考虑，确立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填补了这一立法空白，不但维护了婚姻法的权威性，健全了法制，而且为执法部门处理违法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

③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

④陈苇.《关于建立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J].法律科学，1996，（4）.91.

⑤姚红、王瑞娣、段京连、赫作成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解》[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

⑥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3-46.

⑦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5

我国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包括: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我国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包括:1、土地补偿费。2、安置补偿费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

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

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包括：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2、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本文通过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概念的理解以及阐述了农村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和在土地征用时应补偿范围和标准。另外，根据我国目前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其存在的原因，并在“公共利益”范围界定，征用制度完善，补偿制度完善，规范政府征地行为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农村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公共利益”范围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农村集体土地征用程序

我国土地的所有形式包括两种，一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制，二是土地的农村集体所有制。我国农村土地征用是发生在国家与农村集体之间所有权的转移，它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的规定，在给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个人相应的补偿后，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家所有。

一、集体土地征用应遵循的原则。

1、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

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并且在某些地区耕地又浪费严重。随着人口的逐年增长，耕地将继续减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土地管理法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要做到这一要求，必须坚持：(1)加强规划，严格管理，严格控制各项建设用地(2)要优先利用荒地，非农业用地，尽量不用耕地(3)要优先利用劣地，尽量不用良田(4)加大土地监察和土地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切实制止乱占耕地的滥用土地行为。

2、保证国家建设用地的原则。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被征地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这不但因为征用土地是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而且因为国家权力的行使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国的最高利益，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体现，私人行使权利不得违背社会公共利益，而且在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抵触时就得对私人利益加以限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建设即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体现，因此应在贯彻节约土地，保护土地的前提下保证国家建设用地。

3、妥善安置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原则。

集体土地征用意味着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丧失，意味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收益利益的丧失，故用地单位应当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妥善安排被征地单位和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一是对被征用土地的生产单位要妥善安排生产，二是对征地范围内的拆迁户要妥善安置，三是征用的耕地要适当补偿，四是征地给农民造成的损失要适当补助。

4、谁使用土地谁补偿的原则。

土地征用的补偿并不是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这是因为，国家并不直接使用所征用的土地，也不是使用该被征用土地建设项目的直接受益者，而用地单位则兼具这两个因素，由其支付征用土地补偿是合理的。用地单位的补偿是一项法定义务，承担此项义务是使用被征土地的必要条件。用地单位必须按法定的标准，向被征用土地的集体组织给予补偿。

二、征用集体土地的补偿范围和标准。

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用。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以下三项内容：

1、土地补偿费，主要是因国家征用土地而对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土地投入和收益损失给予的补偿，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至1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补偿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补偿费标准规定。

2、安置补偿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征用其他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用耕地的安置补助标准规定。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助费，如房屋，水井，林木及正处于生长而未能收获的农作物等，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

三、我国土地征用中存在的若干问题

1、相关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征用的前提必须是为“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就是说，只为某个或某些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利益需要，是不能征用集体土地的。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或界定哪些项目用地不是为“公共利益需要”。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征地审批程序的规定，可以间接推断出：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的城市用地范围内，为实施城市规划需要占用土地，以及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建设项目确需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外的土地，应当属于为“公共利益”需要使用土地。而事实上，为实施城市规划分批次征用土地后，由哪些具体的建设项目来使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是谁申请使用，就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规定出让或划拨给谁使用。这里面的“公共利益需要”尺度很难把握。

2、对非法占地行为的处罚力度过轻。目前已查处的大量违法批地占地案

件，往往是未批先征，未批先用，事后再补办手续。即使被查处了，也常以“生米煮成熟饭”为由，再补办手续，做善后工作，最终实现征地占地的“合法化”。今年以来，全国已发现违法占用土地案件4.69万件，结案2.78万件。然而，只有193人受到行政处分，62名违法责任人被移送司法机关，16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处罚率仅为千分之几。既破坏了司法的权威性，也没有使违法者受到震慑。

3、征地补偿过低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毫无保障。在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后，政府通常给予四种补偿费：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前两种费用是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后两种费用则是给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人的。国家在对农村土地征用后，受偿的主体主要是集体经济组织，而个人承包经营农户不能作为受偿的主体，只能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受偿，失地农民不仅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丧失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成了多余的劳动力。加之没有配套措施安排其生产和生活，造成农民失地又失业生活极度困难。

四、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导致上述问题的成因。

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为局部利益故意模糊“公共利益”的概念。我们并不否认为了公共设施和公益事

业建设需要牺牲部分人或集体的利益，但不得不对征用中“公共利益”的界定、征地适用的范围、征地的程序和损失补偿产生了质疑。国家征用权的滥用和土地所有权的强制转移，产生了明显的不公平：政府以低补偿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又以拍卖、出让等形式高价转移给土地开发商。把这一行为认定为了“公共利益”，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该行为使农民的私权利受到侵害，另一方面，被征土地的利用率也远远不及农民对自己土地的利用率。2、农村土地征用权的滥用。农村土地的征用主要针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其中也涵盖了一部分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的集体土地。对农村土地的征用也主要涉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和农民个人的利益。有的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幌子，以较低的补偿强行征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土地，甚至要求村集体单方解除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强行征用农

民承包的土地。当农村土地被肆意的征用，社会上便出现了一种新的群体-“失地农民”，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又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寻求不到新的生存出口，于是，他们不断地上访、告状，成为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3、征地程序中欠缺有效的监督机制，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三款规定：“征用农用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先行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其中，经国务院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征地批准权限内批准农用地转用的，同时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不再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超过征地批准权限的，应当依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另行办理征地审批。”这是征用农业用地的基本程序，但在我国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不按审批程序进行。我国的广大农村中，县、乡、镇政府对农村土地享有着绝对的权力，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但县、乡、镇政府部门却是所有者主体的代表，同时又是征用土地的使用者和管理者。在涉及农村土地征用的决策上需要听从于政府，由于在征用程序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很多时候便会出现政府擅自占用土地、买卖土地等非法转让土地和越权审批，或先征后批，或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占地的现象。由于农村土地征用费低，很多土地在被征用后由于种种原因被闲置，造成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浪费，致使农村土地流失严重。

4、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健全是成为引发纠纷的争端的主要原因。

首先，行政补偿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宪法规定了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但未规定应给予相应的补偿。与宪法此规定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不完备。如《环境法》、《水法》、《草原法》中只有各种禁止性、限制性的规定，但却未规定应当给予何种补偿的规定。其次，补偿办法规定不合理、不科学，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较差。《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征用前三年该地前三年的平均产值的六倍至十倍，对安置费的补偿规定为最高不超过十五倍，两者相加不超过三十倍。这样的规定能否合理体现被征用土地的实际价值令人怀疑。据权威部门统计，

近三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这其中又有多少真正补偿到了农民的手中呢？

五、对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提出的相应对策。

1、要确立规范的征地制度标准。

在实际征地过程中，之所以出现损害农民权益和农地非农化失控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征地的指导思想有偏差，目的动机不纯，往往是出于利用土地做无本买卖，以求尽快实现资本原始积累，加快建设，或者为了体现个人政绩。其实，规范的征地制度应具备两项基本功能，或者说能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具备保障农民权益的功能，以确保农民在失地的同时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居住、就业、医疗和养老的条件；二是具备控制农地非农化趋势的功能，将农地占用纳入合理利用和保护有限土地资源、实现生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这是衡量征地制度是否科学、合理、规范的唯一标准。只有以此为出发点，并作为实施征地过程的指导思想，辅以切实措施，才能确保在推进城市化过程的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农民权益和有效地实现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

2、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

由于“公共利益”概念的抽象性，而我国现行法规对“公共利益”的范围未作出明确界定，这为任意解释“公共利益”、扩大征地范围留下了空子，以至于出现“公共利益”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可往里装的情况。为了避免出现这类现象，参照国际上有关国家《征地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范围作出明确限定，主要包括：(1)、国防、军事需要；(2)、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需要；(3)、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铁路、公路、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及环境保护等建设事业；(4)、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机关，以及以非营利性为目的的研究机关、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公共利益”具有动态性，为如何把握“公共利益”带来了一定难度。所以，应倡导、重视社会民众的参与权、选择权。对于社会普遍承认的、独立于社会和国家现行政策之外的公共利益用地项目，如有关国民健康、市政基础设施等，政府应严格按有关土地征收、征用法规办事，而对那些由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所引发的符合社会、国家急需要的相对公共利益项目，尤其是有争议的项目，则应建立特定的制度，即通过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说明其“公共利益”之所在，提倡由政府和全体民众讨论、认同。

3、要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

在对农民集体土地的征收、征用过程中，政府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它既是征收、征用的主体，又是补偿的主体。虽然，新修改的《宪法》对有关土地征用的条款作了重大修改，突出了对农民利益的保护，但政府在征地过程中的强势地位并未有多大的改变，对“公共利益”的解释权仍在政府，征地的程序仍掌握在政府手中，对征地如何补偿的决定权还是在政府。因此，如何规范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构成了规范征地制度，保障农民权益的关键。为此，首先要严格控制政府的征地权力，理清征收、征用的界限。其次强化平等协商和监督机制。国家因“公共利益”需要而要征收或征用集体土地时，必须尊重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主体地位。政府在对集体土地征收、征用的决策作出之前，必须与集体农民进行平等的协商，征得绝大多数农民的认同。再次要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现行征地制度下，在征地和供地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利益空间。它构成了滥用征地权力、任意降低补偿标准的症结。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规范、约束政府行为，弱化乃至剥离政府与征地行为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

4、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加强征地的民主性。

笔者认为，农村土地征用事关农民的生存，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还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几个步骤：其一应该加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其二，应该增加农村土地征用的听证程序。在农村土地被征用时，农民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的土地被征用了。为了提高征用土地的透明度，防止在征用农村土地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应当增加听证程序以听取被征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见，满足他们的知情权，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其三，加强农村土地征用的民主性。虽然土地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无权决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对征地补偿的确定及补偿费用的分配及使用，却有权进行参与，发表自己的意见，如果是少数农民的土地被征用，那么更有必要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参与决策，如此才能更好的监督征地使用单位对土地使用情况，如果被征土地被闲置，农民当然地有权申请恢复土地的耕种，如此不仅达到了提高被征土地的利用率，还更有利于保护国家有限的土地资源。

5、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的补偿制度，合理安置失地农民。

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如何完善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中的“土地年产值”是个极不易确定的数值，各地差异也相当大，计算时主观性很强，不仅增大了政府自由补偿的随意性，而且在实践中征地的双方多数时是达不成共识的。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应该从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补偿标准。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只有以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补偿的标准才较为合理，让土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切实了解土地征用，参与讨价还价，如此才能满足、保障土地所有人和土地使用人的合法权益，支持土地的征用。第二，合理的给予安置。应该在给予金钱补偿的同时，对他们今后的生活给予安置。另外，笔者认为还可以将一部分补偿拿出为失地农民办理保险，这也是维护他们合法利益可行的途径之一。第三，扩大补偿的范围。笔者认为在对农民的实际损失给予了补偿的同时，还应该加入预期的利益。预期的利益当然是很难确定，但是可以从失地农民近五年甚至近十年的平均利润中予以确定，尤其是对于个人承包集体土地的农户，承包期限还未到期，承包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他们的预期利益更应该给予维护。

参考文献资料：

1、《宪法》第10条第三款规定

2、《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

3、《房地产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马建华张卫国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4、《土地管理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梁书文黄赤东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5、《土地管理法新释与例解》付强主编同心出版社

［内容摘要］：《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损害赔偿请求权建立的理论基础是侵权行为抑或契约解除行为，结合《婚姻法》第4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解释（一）》第29条作者认为应是侵权行为。该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除了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四要件外，还需具备一个比较特殊的程序要件即离婚，也就是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主观过错、因果关系、离婚。该损害赔偿权利主体应是离婚诉讼中的无过错方，责任主体应是有过错方，无过错方只能向有过错方请求赔偿，而不能向第三者要求。该损害赔偿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本文就上述问题从法理角度进行分析阐述。

［关键词］：损害赔偿侵权行为离婚

序言

修改后的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46条确立了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体现了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具有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制裁过错方的功能，是我国婚姻法修改中的一个突破，然而由于只有一个条文，而该条文又过于简约，以至于对该制度存有较大的争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的出台，使得该制度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但就该制度仍需作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找寻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出发来探讨该制度的有关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之请求权的基础

损害赔偿系民法之核心，损害赔偿之发生有基于侵权行为的，亦有基于法律行为的。那么，对于离婚损害赔偿，其究竟基于侵权行为拟或法律行为？回答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探求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这需要对不同的立法条例进行比较。

就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而言，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行为。但如果仅根据婚姻法的第46条规定尚难下此定论，因为该条仅规定在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四种情形下，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从文义上看，并不能表明离婚损害赔偿的原因是基于离婚，还是基于四种情形下的侵权行为。根据民法原理，契约的解除和侵权行为均可以发生损害赔偿请求权。何者为请求权基础呢？笔者认为，如果仅依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只能把婚姻关系解除作为请求权的基础，否则离婚损害赔偿就毫无意义。但是随着《解释》的出台，该《解释》第2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通过该《解释》，可以得出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行为。因为该《解释》第29条实际上是确立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侵权损害赔偿诉权的限制，从而确立了我国离婚赔偿制度的前提。因此，可以说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实质是夫妻之间侵权损害赔偿诉权限制的解除。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在许多外国的民法典中都有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22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赔偿损害，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51条第2项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因离婚致无过失之配偶，其财产权或期待权受损害者，有过失之配偶应予以相当之赔偿。”纵观上述各国民法典之规定，虽然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其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都是建立在婚姻契约原理之上的，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基础均是离婚，而不是特定的几种侵权行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离婚损害赔偿，其实质就是侵权损害赔偿，而且是在特定情形下（限于婚姻法第46条列举的四种情形）的损害赔偿，这样就使得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过于狭窄，难以充分发挥该制度应有的功能。

二、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由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因此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根据民法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原理，应当具备侵权行为、损害事实、过错、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同时，根据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9条规定，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只针对四种侵权行为，并且只能在离婚时提出，因此，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与一般的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存在一定的不同之处。现对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分析如下：

（一）侵权行为

新《婚姻法》第46条明确规定导致离婚损害赔偿的违法行为限定在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与遗弃家庭成员这四种范围之内，除此之外的其他违法行为，在离婚时概不承担离婚损害赔偿。

1．重婚行为

重婚行为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这里所谓的“有配偶”，是指已经建立婚姻关系而言，简而言之，男人有妻，女人有夫。这种婚姻关系的存在形式，一为法律婚，二为事实婚。法律婚是指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而成立的婚姻关系。根据婚姻法的规定，结婚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程序，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取得政府机关颁发的结婚证书，夫妻关系才算合法建立。事实婚，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凡是男女违反结婚程序而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生活，群众也公认他们是夫妻的，都应认为是事实婚。有配偶而与他人结婚的，是名符其实的重婚。而事实婚能否构成重婚，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12月14日的《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前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明确指出：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施行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肯定了事实重婚仍可构成重婚。而事实重婚罪，既指前婚是法律婚，后婚是事实婚的重婚；也包括前婚是事实婚，后婚是法律婚或事实婚的重婚。①无论是法律上的重婚，还是事实上的重婚，都是违反一夫一妻制的严重违法行为，严重违反了婚姻义务，伤害了对方配偶的感情和身心健康，理所当然要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

2．非法同居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条规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这一司法解释的含义，一是要求加害人有配偶，否则不构成侵权行为。二是共同居住不以夫妻名义。三是共同居住有一定的期间，即“持续、稳定”的一段时间。必须注意的是，这里的“同居”，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条件的若干意见》中的“同居”概念是不同的。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同居”概念，是指男女双方均未婚而以夫妻名义共同居住生活，根据具体情况，有的可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有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的“同居”概念，是指有配偶而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关系名义共同居住，主要针对的是“包二奶”现象，两个“同居”规定的内容完全不同。现实生活中，非法同居应作广义的理解，主要包括通奸、姘居。通奸是指与婚外异性，秘密自愿地发生两性关系的违法行为。姘居是指与婚外异性，不以长久共同生活为目的，非法临时公开性同居。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的规定来看，非法同居似乎不包括通奸行为。通奸行为在我国新《婚姻法》中没有明确列入离婚损害赔偿范畴，确实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世界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瑞士等国家民法都规定夫妻之间有忠实义务，法国、瑞士、英国、日本、我国台湾、香港等民法，都规定通奸是离婚的法定原因之一。我国台湾、香港地区民法还规定通奸是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理由之一。我国新《婚姻法》在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然而在第32条规定的离婚理由及第46条规定的离婚损害赔偿理由中却不见通奸的字眼，是态度暧昧，还是有意回避？抑或是通奸压根儿就有能成为离婚及离婚损害赔偿的理由？笔者认为，通奸行为应当成为离婚的一个法定理由，情节严重的，还应成为离婚损害赔偿的一个法定理由。

3．家庭暴力行为

家庭暴力不管就世界而言还是就我国而言，都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199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5条规定：“禁止暴力手段残害妇女。”新《婚姻法》为了制止日益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在第3条再一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何谓家庭暴力，新《婚姻法》没有作出界定。一般而言，家庭暴力是指丈夫对妻子所实施的暴力，这是狭义上的家庭暴力。广义上的家庭暴力泛指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家庭暴力，基本上应理解为狭义上的家庭暴力，即主要是指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行为，但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妻子对丈夫实施的暴力。国际上通常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也是这样的。关于丈夫对妻子发生的暴力行为，联合国《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2条界定为：“在家庭内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据此，丈夫对妻子实施的暴力行为一般被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妻子的身体所实施的伤害行为。二是给妻子的精神或心理方面造成的伤害行为。三是性暴力行为，即违反妻子的意愿，强迫妻子发生性行为或有性虐待行为。

对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可能造成伤害，也可能没有造成伤害。对配偶一方造成伤害的，伤害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低程度是什么，是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只要对配偶一方实施殴打、捆绑、拳脚相加等残害行为，次数较多，在客观上给对方造成轻微伤害以上的，都应认定为家庭暴力。夫妻之间的偶尔争吵、打骂，偶尔的轻微殴打行为，则不应认定为家庭暴力，因而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

4．虐待、遗弃行为

虐待是指配偶一方对另一方，经常以打骂、冻饿、禁闭、有病不给治、强迫过度劳动等方法，从肉体上，精神上和性方面进行摧残迫害的违法行为。虐待具有行为的持续性和手段的多样性特点。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虐待行为，不要求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刑法上规定的虐待罪，其构成以情节恶劣为条件。如何认识和理解“情节恶劣”，司法实践中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一是虐待行为持续的时间长。二是虐待次数频繁。三是虐待动机卑劣。四是虐待手段凶残。五是虐待特定的对象。六是后果严重。②

遗弃是指配偶一方对另一方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的违法行为。离婚损害赔偿中的遗弃行为，其特点是：一是被遗弃的配偶一方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二是加害方负有抚养义务且有履行这种义务的能力。三是加害方出于故意，即明知自己应当履行也能够履行抚养义务而拒绝履行。对于因遗弃致被害人生活无着落，流离失所的；在遗弃中又对被害人施行打骂、虐待的；基于玩弄女性，腐化堕落等卑鄙动机遗弃的；由于遗弃而引起被害人重伤、死亡的；遗弃者经屡教而不改的，③则属于情节恶劣的遗弃行为，构成遗弃罪。构成遗弃罪，司法机关在追究刑事责任后，被害人当然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请求离婚损害赔偿。不过，离婚损害赔偿的遗弃行为并不要求“情节恶劣”，只要有遗弃行为就可以。

（二）损害事实

损害事实是指配偶一方重婚、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使配偶另一方人身权益遭受损害的事实。损害事实有学者从侵害配偶权的损害事实出发，认为包括心理层次：一是合法的婚姻关系受到破坏。二是配偶身份利益遭受损害。三是对方配偶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四是为恢复损害而损失的财产利益。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8条规定：《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因此，损害事实包括物质的损害事实和精神的损害事实。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侵权行为，基本上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重婚和有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的，主要是精神损害。这种损害赔偿的特点主要是精神损害赔偿，即赔偿受害配偶身份利益的损害，精神痛苦与精神创伤的损害，以及为恢复损害所造成的财产利益的损失。另一类是实施家庭暴力以及虐待、遗弃的，损害事实包括物质和精神的损害事实。物质损害应当包括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而不只是财产损害。这样，损害事实包括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三类。

《解释》第28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因此，损害事实既包括物质损害也包括精神损害。由于我国离婚损害赔偿的基础是侵权行为，因此“损害”仅指由于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形导致的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对于其他行为如吸毒、等引起的损害并不是离婚损害赔偿上的“损害”。同时，这种损害仅指直接损失不包括间接损失，如果一方用自己的全部收入和家庭财产供另一方出国深造或攻读研究生，另一方获得知识或技能后与之离婚，由于离婚而导致的一方预期利益的损失就不能通过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获得救济。所以说，在损害的范围上，我国婚姻法规定得极为狭窄。西方国家则不然，如瑞士民法典的损害包括由于离婚所引起的所有财产权或期待权的损害。笔者认为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应加上此项。

（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只有夫妻一方的违法行为直接导致另一方受损害事实的发生，才符合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要求。

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有人认为因果关系是“妨害婚姻家庭关系违法行为导致夫妻间的离婚。”⑤有人认为是“违法行为和感情破裂之间有因果关系。”⑥有人甚至认为离婚本身就是一个构成要件，是“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意义上的要件。”⑦笔者认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基础是侵权行为。在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中，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具有必然的联系，而不会是别的构成要件。离婚作为离婚侵害赔偿的一个实体构成要件，显然不符合侵害权行为构成要件的要求。因为如果把因果关系看作是违法行为与离婚之间的因果关系，就等于离婚是损害事实的全部，那么，妨害离婚关系的违法行为所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害和精神上的损害就没有任何意义，离婚损害赔偿就因为没有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事实而无须赔偿，这样理解因果关系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离婚既是损害事实的内容，也是因果关系链条中的必要环节”。离婚只是行使离婚损害赔偿的一个程序条件，不是一个实体构成条件。

（四）主观过错

在民法上，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之一是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个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在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中，行为人主观上的过错，应为故意形式，不包括过失形式。虽然民法中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范围仅以过错之有无和损害之大小而确定，不因行为人的故意或过失而不同。但是，在离婚损害赔偿中，区分故意和过失的意义在于，过失侵权行为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因为从我国新《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四种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来看，侵害行为人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即侵权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不良后果，并希望其结果的发生。

违法行为人在主观上违反婚姻法律，破坏合法的婚姻关系，侵犯合法配偶的人身权益和身份利益，其行为在主观上的故意即为确定。

（五）离婚

离婚是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前提条件，如果不具备该程序要件，例如具有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但没有被判离婚，也就不存在离婚损害赔偿。离婚这一要件还要求离婚的客体是合法有效的婚姻，如果是无效婚姻，如婚前隐瞒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而导致的离婚，并无适用离婚损害赔偿之余地。同样，对于可撤销婚姻被撤销后也不适用该制度。当然，由于我国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实质是夫妻之间侵权诉权限制的解除，因此可以说，离婚只是构成离婚损害赔偿的程序意义上的要件，而非实体意义上的要件。

三、离婚损害赔偿的其他法律问题

（一）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主体

《解释》第29条第1款明确规定，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赔偿责任的主体是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也就是说，无过错方不能向第三者要求损害赔偿。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合理的，因为离婚损害赔偿和干扰婚姻关系之侵权责任是两个法律问题。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对此也是分别适用不同的规定。王泽鉴先生将后者称为“干扰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受害人可否基于干扰婚姻关系向第三人请求非财产上损害赔偿，对此，台湾地区民法典虽没有明确规定，但台湾法判例对此一直持肯定态度，只是对于所侵害的权益的类型上摇摆不定。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

离婚损害赔偿既可适用于诉讼离婚，也可适用于协议离婚，因为二者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当然，在协议离婚时，是否给予损害赔偿，有当事人双方协议约定。如果协议离婚时，无过错方没有提出损害赔偿，可否在一定期间内再提起损害赔偿之诉？笔者认为应该可以，因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初衷在于对弱者和无过错方的扶助保护，无过错方在协议离婚时，可能不知道其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为此，法律不能推定其放弃了该权利，应该允许其在一定期间内提出损害赔偿之诉。

参考文献：

①何恩光•《也谈事实重婚罪》，载《江西法学》1991年第3期。

②赵秉志•《中国刑法安全与学理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394-395页。

③高铭暄•《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732页。

④杨立新•《论侵害配偶权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载《法学》2002年第7期，第58页。

⑤马原•《新婚姻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第392页。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6

关键词：无效婚姻

2001年4月28日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保障结婚条件和程序的执行，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新《婚姻法》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但还不是很全面，婚姻法学界对此也有很大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作一系统的研究。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UniformMarriageandDivorceAct）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theNullityofMarriageAct1971)，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MatrimonialCausesAct1973)，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④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在没有无效婚姻制度的前提下，一些人对婚姻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仍然十分突出。婚姻无效制度的确立，使得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的时候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进而改变了以前违法婚姻解除后果等同于合法婚姻解除后果的状况，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从而维护了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因此，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⑥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

（1）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

（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

《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适用两个原则：1、协议原则。协议是处理财产的先行程序，只有在当事人对其财产达不成协议时，才由人民法院判决。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⑧2、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对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里所换的合法婚姻当事人即合法婚姻中的无过错方，在处理重婚财产时，不能处理属于合法婚姻中无过错方的财产。然而在实践中，这些财产往往无法分清，处理时应本着保护无过错方的原则处理。另外，有些重婚的一方当事人系受骗的，在宣布该重婚无效时，在财产上也应予以适当的保护。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

（四）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可撤销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是婚生子女，这是可撤销婚姻不具有溯及力的必然法律后果。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把包办买卖婚姻、近亲属婚姻、有禁止结婚疾病的婚姻、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婚姻、弄虚作假缔结的婚姻，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准予离婚的理由⑼，就是由于缺乏无效婚姻制度造成的。而事实上离婚的存在是以合法婚姻为前提的，婚姻都不成立，哪来的婚可离呢？因此，将无效婚姻作为离婚处理，既有悖法理，又不能有效地制止和查处违法婚姻，无法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也有损于婚姻法的严肃性。因而，不论从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经验来看还是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不论是从理论上考虑还是从社会生活的稳定考虑，确立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填补了这一立法空白，不但维护了婚姻法的权威性，健全了法制，而且为执法部门处理违法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

③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

④陈苇.《关于建立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J].法律科学，1996，（4）.91.

⑤姚红、王瑞娣、段京连、赫作成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解》[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

⑥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3-46.

⑦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7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首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这是我国在婚姻立法上的又一进步。但在审判实践工作中，就这一制度如何理解和使用仍存有很大争议。笔者试就我国规定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及其产生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

我国于2001年4月28日修正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其中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是关于婚姻无效和婚姻可撤销的规定，自此，我国的婚姻法正式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婚姻无效制度是结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合法婚姻，预防和制裁违法婚姻起着重大作用，是我国就婚姻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但在审判实践工作中就如何正确理解和使用这一制度，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就此，笔者谈以下几下认识：

一、我国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规定，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结合国情，确保有法可依，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使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解除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包办买卖婚姻、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现在我国婚姻法中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样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颁布了《婚姻无效法》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现阶段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民综合素质得以很大提高，我国立法的宗旨是以人为本，更加完善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基于此，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婚姻法》是人民法院处理婚姻问题的法律依据，而不是行政法规，关于确定婚姻是否无效应由人民法院宣判而不能由其它机关处理。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本意也鉴于此。因此，为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都应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当直接宣判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一条所称的“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结婚的情况。”“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据此，请求权人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的当事人本人。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③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日起，在短期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婚姻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据此，笔者认为，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均违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

（二）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④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三）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⑤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46.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7.

③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8

关键词：新婚姻法家庭暴力社会法制

家庭暴力似乎是个不分古今，不分民族的而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在20世纪之前并未被大众、学者所关注，人们视其为一种人类社会的固有现象而心安理得的接受。但这一问题在20世纪却凸现出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各个层次的论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过去被其他问题如战争、经济等问题所掩盖，只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逾变复杂化而已。随着2001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订案)》的通过和颁布,作为我国第三部婚姻法,可谓应时而生,是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建设承前起后、继往开来的时代选择和产物。而家庭暴力问题是新婚姻法增加的内容。作为一项新内容、新制度,新婚姻法在八个条文中作了直接

或间接的反映，反映了我国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本文试对婚姻法与家庭暴力的关系进行阐述。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

家庭暴力，顾名思义，是发生在由婚姻或亲密关系，血缘和法律而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解释为：“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这一概念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时做了进一步解释，第一次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说明，除了“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外还补充了“其他手段”，在造成的后果上除了身体伤害外还有精神方面的，凡是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就属于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的动机主要是获得权力和控制力成为获得某种精神上的安慰与满足等。危害是社会性的，危害的群体大部分是妇女、儿童。目前国际社会已达成这样的共识：任何人都有免受惊吓、恐吓和虐待的权利，不仅要反对只在公共领域对妇女的暴力（强奸、性骚扰、战争中国家纵容的性暴力等），也要反对私人生活中对妇女的暴力（殴妻、婚内强奸、精神虐待）等。

二．新婚姻法中增加的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条款：

总则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21条规定: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危害和歧视。

第27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不得虐待和歧视。

第32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一方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第43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45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侦查,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

第46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三、新版婚姻法中增加有关禁止家庭暴力条款的原因

(一)这一内容反映了国际社会人权保障体系的共同呼声和要求,是中国用法律手段保护人权、履行对有关国际公约的承诺的具体体现。1995年联合国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将家庭暴力问题列为12个“重点关注问题”之一。

(二)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基于历史及现实的诸多因素的影响,确实存在家庭暴力问题,必须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在217亿个中国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三)这是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虽然已有一些零散的惩治家庭暴力、保护受害人的规则,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需要加以集中、整合和明确。

(四)近几年的司法实践和社会性救助活动,已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值得通过立法方式加以提升和确认。

四、产生家庭暴力的深层根源：

家庭暴力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作为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法律问题一直为整个国际社会所重视。就其根源在于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科技发展等问题。

1．经济因素的作用：家庭经济地位不平等是产生家庭暴力的深刻的经济原因。翻开中外法制史，会发现中外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历史是残酷的阶级剥削史，更是残暴的男尊女卑史。最早进入工业革命的在英国中世纪，在夫妻关系方面，夫处于特权地位，妻处于从属地位，实行“夫权”制。妇女一经结婚，财产权归丈大管理，丈夫有自由处分妻子的一切动产和占有、使用妻子的不动产的权利。在法律上，妻子的人格从属于丈夫的人格，丈夫对妻子的债务和侵权行为负责。未经丈夫同意，妻子不能为任何法律行为，不能签订契约，不能出席法庭。。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体经济水平始终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生产力水平不高,尤其广大农村地区为甚。农民年老之后,缺乏社会生活保障,没有经济来源只能依赖家庭赡养。这样,对于不孝顺子女的打骂只能忍气吞声。一些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低,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或从事家务劳动,收入相对偏低,同样依赖于家庭,很难对丈夫的粗暴行为予以正面抗争。

2．传统观念的问题：封建传统观念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原因。我国固有的社会心态,使社会将家庭视做私人天地,将家庭暴力归位于私人生活。因此,很少有人将家庭暴力与侵犯人身权利、与犯罪挂钩,虐妻、殴妻会被看作“家务事”,认为不便“介入”和“干涉”。有的则认为,家庭暴力不是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控制,但不应当受到行政、民事、甚至刑事制裁。因此,当发生家庭暴力时,当事人甚至执法机关均没有意识到需要用法律来解决。而家庭内部,家庭暴力往往与个人隐私紧密相连,受几千年传统观念的影响,受暴者往往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家庭暴力发生后,家庭成员为维护自己及家庭的名声而极力掩盖,无形中给家庭暴力蒙上一层遮羞布,造成家庭暴力事件暴露难、追究难。这些社会意识的存在无意纵容了施暴者,默认了家庭暴力问题的存在。

3．法律制定的滞后：家庭暴力立法滞后,使得打击家庭暴力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虽然《宪法》、《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均有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具体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对家庭暴力无明确的规定和制裁的条款,如丈夫对妻子施暴造成身体损害,按照《民法》,妻子可获得经济赔偿,但若由夫妻共同财产赔偿,则使执行变得毫无意义。家庭暴力侵害的是受暴者的权利,一般都属于自诉范畴,也就是说“不诉不理”。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受暴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薄弱,真正到法院起诉的寥寥无几。即便起诉到法院,从一些妇女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案例来看,真正达到《刑法》规定的轻伤和重伤程度,够得上暴力案件的不多。受殴打、虐待的妇女虽有医院的验伤证明,但告到法院后也往往不被受理或不好受理,使施暴者很容易逃脱法律制裁。

五．新婚姻法的颁布对家庭暴力的作用：

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中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同时设有对社区、公安、法院、检察院关于制止家庭暴力职责的原则性规定，第一次将“家庭暴力”概念引人中国法律，并加以禁止性规定。法律公开宣称即使在家庭中施暴，也是违法犯罪行为，受害者应受到保护。这是中国法律在惩治暴力、保护受害人人权方面的一项进步。这对于彻底摧毁家长制，父权制传统文化的余毒，对于促进两性平等民主和谐家庭关系的形成，对于建设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不可否认新婚姻法在关于对家庭暴力的问题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上上仍有大量可改进的方面：

第一、没有把性幕力明确列为家庭暴力的形式之一既然强迫过性生活、摧残性器官、强迫妻子戴“贞洁锁”等严重侵犯女性权益的性暴力的情形还确确实实比较严重地存在着，而且性暴力又有不同于其他类型暴力的地方，把它单独列出来更有利于对在这一方面明显处于弱势的妇女权益的保护。性暴力是一种很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然而，我国新婚姻法却没有将性暴力明确地列出来加以确认，有悖于婚姻法保护妇女的立场和原则。

第二、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婚姻法》“总则”当中“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可操作性。第四章“离婚”中的规定只

是把实施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的离婚理由之一，并没有涉及其他处罚问题。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3条中对“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劝阻、调解”权，均不涉及对家庭暴力的处理问题。而且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对防止家庭暴力有责任的单位

和责任人的不作为责任，使得本来不愿插手家庭暴力的单位和责任人对家庭暴力更加漠然置之。

第三、对非离婚案中家庭暴力的受暴方以及对家庭幕力的发生有一定过错的受暴方的损害赔偿权没有予以确认。《婚姻法》第46条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这是婚姻法中有关家庭暴力处罚的最实在的一条“法律责任”。它维护了家庭中包括妇女在内的弱势成员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仅仅是对那些遭受了家庭暴力而又离婚的妇女的权利保护，而对那些更多的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又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或根本就无法离婚的妇女而言，她们的权利如何维护呢?司法解释第29条明确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婚姻法对导致离婚的家庭暴力给予了“损害赔偿”权，而对非离婚案中的暴力没有介入。对

家庭暴力的发生没有过错的受暴者给予了“损害赔偿”权，而对家庭暴力的发生有一定过错的受暴者的“损害赔偿”权则没有予以认定。难道对有过错方就可以实施家庭暴力吗?如果妻子有婚外情，是不是丈夫就可以有权对妻子施暴呢?对有过错方实施家庭暴力就可以不用赔偿吗?

结语：

我们知道，家庭暴力是一种社会病，对此法律不是万能的。所以国家通过修改《婚姻法》及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使用《婚姻法》的解释，用强有力的法律手段界定，制裁家暴行为，保护公民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较为具体和完善的法律武器，尤其是有利于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保护。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习俗、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的法制观念等方方面面，从这个层面看仅靠一部《婚姻法》及新出台的司法解释绝不是去解决所有的家暴问题终极目的。解决家暴从根本上说是内在的取决于人们对法治的理解、信念、信心与信仰，以及外在的取决于一个国家传统人文精神中的法治基因。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9

一、确立婚姻无效制度的法律意义

现行婚姻法对婚姻无效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有很重要的法律意义：

（一）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

我国1950年和1980年婚姻法都没有对婚姻的无效作出规定，仅笼统规定，违反本法者，得分别情况，依法予以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1989年3月颁行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问题：“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已骗取的《结婚证》，并对责任者给予批评教育。触犯刑律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1994年2月1日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五章，虽然规定了婚姻无效的原因及处理等问题，但仍未建立一套系统完备的婚姻无效制度。

婚姻法既然要求男女结婚必须符合法定的结婚条件和程序，婚姻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于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却没有明确其法律后果，笔者认为这就使我国的结婚制度处于不完整状态，使我国的婚姻法不完善，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无效婚姻制度作为保障合法婚姻的有效手段，是结婚制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婚姻法中必不可少的部分。2001年《婚姻法》增加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填补了婚姻立法的空白，使我国的婚姻法进一步完善。

（二）避免了不必要的法律冲突，维护了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现行《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我国司法机关在处理违法婚姻时从此有法可依。过去，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婚姻无效制度，对违法婚姻的处理缺乏法律依据，人民法院一般是将本应宣布无效的婚姻按离婚处理，这样导致违法婚姻解除的后果与合法婚姻解除的后果完全相同。一些群众认为“婚姻法是软法，遵守不遵守后果都一样”，这显然不利于结婚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贯彻执行。①另外，在没有婚姻无效制度的情形下，一些人对结婚的法律效力缺乏认识，造成早婚、近亲结婚、包办买卖婚姻、换亲、结婚不登记等违法婚姻大量存在，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如果在婚姻法中确立了婚姻无效制度，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违法婚姻的时候便有明确、充足的法律依据，该宣布无效的婚姻宣布无效，属于可撤销的婚姻，当事人可以请求撤销。这便有利于制裁违法婚姻，维护我国婚姻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使我国的《婚姻法》能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婚姻家庭法都设立了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法律制度。比如，1970年美国州法律全国统一委员会通过的《统一结婚离婚法》的第207-209条规定了婚姻无效制度的主要方面；1971年，英国专门颁布了《婚姻无效法，对长期以来教会法庭有关婚姻无效的法律，作了全面改革，1973年又颁布了《婚姻诉讼法》是目前英国法院处理婚姻无效案件的法律依据；此外，意大利、俄罗斯、日本、瑞士、菲律宾等国都对无效婚姻作了规定。对外国婚姻家庭法先进或合理的法律制度加以借鉴，吸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完善我国的婚姻法，使我国的婚姻法能与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相互融合，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由于我国目前还不存在英美法上宽松的离婚体制，人们在诉讼离婚时，原告只有提出法定的能够证明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相关证据，才能获得法院的准许。因此，婚姻无效制度还会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解除已经成立婚姻的合法方式之一。②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

（一）婚姻无效的构成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的；（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四）未达法定婚龄的。”第十一条规定，“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由此可见，我国《婚姻法》在婚姻无效制度的基本构成上，采取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双轨制，这比对各种违法婚姻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有更大的优越性。单轨制重视对违法婚姻及当事人的制裁，会忽视对无过错方或弱势一方的必要保护，也不利于对子女利益的保护，有很大的缺陷；而双轨制表明，对违法婚姻，法律应当区别对待，对那些违法性严重，有悖于公序良俗或对现行婚姻制度造成冲击的，应做自始无效处理；对那些违法较轻的，应归于可撤销婚的范畴。③因此，双轨制更利于对相关当事人及子女利益的保护。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选择了自始无效与可撤销的二元结构。

（二）婚姻无效的构成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较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较小，为可撤销婚姻。从国外婚姻无效制度的立法趋势看，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区别正逐步缩小，④而且总的趋势是逐渐减少了自始无效婚的种类，相应扩大了可撤销婚的范围。外国婚姻无效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势对我国的婚姻无效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第十条列举的自始无效婚的范围应当缩小，仅限于两种，即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因为重婚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一夫一妻制的基本原则。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人结婚，又与社会伦理道德不符，这两种情形都严重违背了结婚的公益要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无疑属于自始无效婚。至于第十条列举的“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以及“未达法定婚龄的”，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形应划归可撤销婚的范畴，因为这两种情形只是违背结婚的私益要件或一般性地违背结婚的公益要件，社会危害性较小。而且，如果一个人愿意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结婚，愿意照顾其日常生活，我们的婚姻法为什么要横加干涉，非要宣告它无效呢？此外，“未达法定婚龄的”在违法结婚之后如果达到了法定婚龄，也属于可撤销婚姻，由婚姻当事人自行选择，这样更利于百姓生活的稳定以及对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符合婚姻法作为私法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当事人民事权益的基本属性。

我国《婚姻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可撤销婚姻只有一种，即“因胁迫结婚的”。笔者认为：这种提法似为不妥，而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愿的”似乎更妥当。因为我国的大多数婚姻法学专家均认为“可撤销婚姻是指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而成立的婚姻”。⑤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除了因胁迫之外，另外还应包括欺诈，双方当事人的误解以及虚假的意思表示等情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无效婚姻应有两类，第一类是自始无效婚，包括：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二类是可撤销婚姻，包括：1、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当事人意愿的。

三、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

宣告婚姻无效的程序性规定主要是指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人，请求期间以及宣告婚姻无效的机关。

（一）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

关于婚姻无效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以这样理解：婚姻无效是法律上的无效，不产生任何法律上的效力，不需经过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该婚姻永远不会等到认可。⑥因此，重婚、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等情形骗取结婚登记的，即使未经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宣告无效，该婚姻也是无效的。此外，任何一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了使无效婚姻有法律记录，也有权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民政部门在执法检查的过程中发现无效婚姻可以直接宣告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如果发现当事人有无效婚姻的情形，也可以直接宣告该婚姻无效。

（二）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

关于可撤销婚姻的宣告程序，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即撤销权人可以在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

1、请求权人

如前所述，可撤销婚姻的范围有所扩大，因此，请求权人应当有三种：

（1）与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未治愈的人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2）未到法定婚龄的当事人及其监护人；

（3）受胁迫、欺诈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或者因误解或作出虚假的意思表示而结婚的一方当事人及近亲属。

2、请求期间

请求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法定期间1年实质上是一个除斥期间，即法律规定宣告婚姻无效的请求权有一个预定存在的期间，权利人在此期间不行使权利，预定期间届满，便发生该项权利消灭的法律后果。⑦因此，可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在除斥期间内不提出请求，请求权即丧失，如果以后男女不想一起生活的，应当通过离婚解除夫妻关系，此外，如果受胁迫者被限制了人身自由，请求撤销婚姻的时间应当自其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计算。

3、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

通观世界各国的婚姻家庭法，对婚姻的撤销，均以诉讼方式，由法院判决宣告。所以有学者也主张在我国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也仅限于人民法院。但我们应看到，在我国，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除了《婚姻法》之外，还包括《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而且我国婚姻成立的唯一合法形式要件是双方当事人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因此，宣告撤销婚姻的机关因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决定，与我国现有的婚姻登记制度相一致。具体说来，包括两个机关：

（1）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该机关应当自收到宣告撤销的请求之次日起，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审查，如查明确实存在可撤销的事实，则作出宣告撤销该婚姻，收回《结婚证》的决定，当事人如不服该决定，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2）人民法院。受理不服婚姻登记管理机关裁决而起诉的案件或直接受理请求权人起诉宣告撤销婚姻的案件。

四、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

2001年《婚姻法》第十二条分别从四个方面规定了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其中有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值得探讨，现分述如下：

（一）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的溯及力问题

《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见解，即自始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应当有所区别。如前所述，自始无效婚因严重违背社会公益要件，违反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应当自始无效，有溯及力。而可撤销婚姻只是一般性地违背社会的私益要件，违法程度不是很严重。应从被宣告撤销之日起无效，即宣告撤销之前婚姻还是有效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或人民法院的撤销宣告无溯及力。在当今一些采婚姻无效与可撤销双轨制的国家及地区，关于婚姻无效与可撤销的法律后果，也是如此分别规定的，这样也显得更为科学、合理。

（二）当事人是否具有夫妻关系

《婚姻法》第十二条简单地规定：“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与第一点相同，由于自始无效婚与可撤销婚的溯及力不同，自始无效婚溯及既往，当事人当然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但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在被宣告撤销之前，婚姻关系是有效的，因而在宣告撤销之前，当事人之间的夫妻关系也应当得到认可，具有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

（三）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关系

关于财产关系，《婚姻法》第十二条规定：“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笔者认为这个规定比较模糊且不是很全面，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这样处理：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在被撤销后，双方当事人同居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归个人所有，对是否个人财产举证不明，且无法查实的，按共同财产认定，均有分割权。双方共同购置的财产按民法一般共有财产合理分割；双方各自所欠债务，独立负责偿还，共同所欠债务，由双方负连带责任予以偿还，处理时运用有关民事法规。⑧此外，婚姻无效或被撤销后，生活困难的一方可以请求另一方提供必要的经济补偿，无过错一方还可向过错方请求损害赔偿。

（四）父母子女关系

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中子女的法律地位在婚姻法中是这样规定的：“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实际上，婚姻法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很不明朗。可撤销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是婚生子女，这是可撤销婚姻不具有溯及力的必然法律后果。关键是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是婚生还是非婚生？有学者认为：他们是非婚生子女，但考虑到这一严厉后果对子女来说是不公平的，会引起不良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将当事人所生子女视同婚生子女。⑨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观点，无效婚姻既然自始无效，那么自始无效婚姻中出生的子女毫无疑问是非婚生子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保护无效婚姻中子女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无效，但子女是无辜的，而且子女与父母之间的自然血缘联系不因婚姻无效而解除，因此，无效婚姻中当事人所生子女，适用婚姻法有关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子女如何抚养，可先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都是双方的子女，各自负担子女必要的抚养费和教育费；不抚养子女的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新婚姻法虽然确定就婚姻无效制度，着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标志着婚姻法律的逐步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但对其中的一些不太完善问题还是值得研讨的，这些问题的完善对稳定社会和家庭有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曹诗权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146.

②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7.

③薛宁兰.婚姻无效制度论——从英美法到中国法[J].民商法学，2001（8）.84.

④陈苇.关于建立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思考[J].法律科学，1996，（4）.91.

⑤姚红、王瑞娣、段京连、赫作成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解[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55.

⑥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4)，33-46.

⑦贺丹青.婚姻无效制度核心问题研究[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4)，14.

农村婚姻法范文篇10

家庭暴力，顾名思义，是发生在由婚姻或亲密关系，血缘和法律而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成员之间的暴力。最高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家庭暴力”的概念解释为：“是指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持续性、经常性的家庭暴力，构成虐待。”这一概念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时做了进一步解释，第一次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明确的说明，除了“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外还补充了“其他手段”，在造成的后果上除了身体伤害外还有精神方面的，凡是造成精神伤害的行为，就属于家庭暴力。家庭暴力的动机主要是获得权力和控制力成为获得某种精神上的安慰与满足等。危害是社会性的，危害的群体大部分是妇女、儿童。目前国际社会已达成这样的共识：任何人都有免受惊吓、恐吓和虐待的权利，不仅要反对只在公共领域对妇女的暴力（强奸、性骚扰、战争中国家纵容的性暴力等），也要反对私人生活中对妇女的暴力（殴妻、婚内强奸、精神虐待）等。

二．新婚姻法中增加的关于家庭暴力问题的条款：

总则第3条规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21条规定: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

第25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危害和歧视。

第27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不得虐待和歧视。

第32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一方提出离婚,经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第43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第45条规定:对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可以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自诉;公安机关应当侦查,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提起公诉。

第46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三、新版婚姻法中增加有关禁止家庭暴力条款的原因

(一)这一内容反映了国际社会人权保障体系的共同呼声和要求,是中国用法律手段保护人权、履行对有关国际公约的承诺的具体体现。1995年联合国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将家庭暴力问题列为12个“重点关注问题”之一。

(二)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基于历史及现实的诸多因素的影响,确实存在家庭暴力问题,必须给予相应的法律制裁。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在217亿个中国家庭中,30%存在家庭暴力,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三)这是因为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虽然已有一些零散的惩治家庭暴力、保护受害人的规则,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需要加以集中、整合和明确。

(四)近几年的司法实践和社会性救助活动,已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工作经验,值得通过立法方式加以提升和确认。

四、产生家庭暴力的深层根源：

家庭暴力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作为各国普遍存在的社会、法律问题一直为整个国际社会所重视。就其根源在于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科技发展等问题。

1．经济因素的作用：家庭经济地位不平等是产生家庭暴力的深刻的经济原因。翻开中外法制史，会发现中外的奴隶、封建社会的历史是残酷的阶级剥削史，更是残暴的男尊女卑史。最早进入工业革命的在英国中世纪，在夫妻关系方面，夫处于特权地位，妻处于从属地位，实行“夫权”制。妇女一经结婚，财产权归丈大管理，丈夫有自由处分妻子的一切动产和占有、使用妻子的不动产的权利。在法律上，妻子的人格从属于丈夫的人格，丈夫对妻子的债务和侵权行为负责。未经丈夫同意，妻子不能为任何法律行为，不能签订契约，不能出席法庭。。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体经济水平始终处在发展中国家行列,生产力水平不高,尤其广大农村地区为甚。农民年老之后,缺乏社会生活保障,没有经济来源只能依赖家庭赡养。这样,对于不孝顺子女的打骂只能忍气吞声。一些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低,只能从事一些简单劳动或从事家务劳动,收入相对偏低,同样依赖于家庭,很难对丈夫的粗暴行为予以正面抗争。

2．传统观念的问题：封建传统观念是产生家庭暴力的历史原因。我国固有的社会心态,使社会将家庭视做私人天地,将家庭暴力归位于私人生活。因此,很少有人将家庭暴力与侵犯人身权利、与犯罪挂钩,虐妻、殴妻会被看作“家务事”,认为不便“介入”和“干涉”。有的则认为,家庭暴力不是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控制,但不应当受到行政、民事、甚至刑事制裁。因此,当发生家庭暴力时,当事人甚至执法机关均没有意识到需要用法律来解决。而家庭内部,家庭暴力往往与个人隐私紧密相连,受几千年传统观念的影响,受暴者往往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家庭暴力发生后,家庭成员为维护自己及家庭的名声而极力掩盖,无形中给家庭暴力蒙上一层遮羞布,造成家庭暴力事件暴露难、追究难。这些社会意识的存在无意纵容了施暴者,默认了家庭暴力问题的存在。

3．法律制定的滞后：家庭暴力立法滞后,使得打击家庭暴力行为缺乏法律依据。虽然《宪法》、《婚姻法》、《刑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家庭暴力均有禁止性规定,但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立法分散、原则性强、具体可操作性差的缺陷,对家庭暴力无明确的规定和制裁的条款,如丈夫对妻子施暴造成身体损害,按照《民法》,妻子可获得经济赔偿,但若由夫妻共同财产赔偿,则使执行变得毫无意义。家庭暴力侵害的是受暴者的权利,一般都属于自诉范畴,也就是说“不诉不理”。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受暴者的自我保护意识非常薄弱,真正到法院起诉的寥寥无几。即便起诉到法院,从一些妇女受到家庭暴力侵害的案例来看,真正达到《刑法》规定的轻伤和重伤程度,够得上暴力案件的不多。受殴打、虐待的妇女虽有医院的验伤证明,但告到法院后也往往不被受理或不好受理,使施暴者很容易逃脱法律制裁。

五．新婚姻法的颁布对家庭暴力的作用：

2001年修改后的婚姻法中增加了“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同时设有对社区、公安、法院、检察院关于制止家庭暴力职责的原则性规定，第一次将“家庭暴力”概念引人中国法律，并加以禁止性规定。法律公开宣称即使在家庭中施暴，也是违法犯罪行为，受害者应受到保护。这是中国法律在惩治暴力、保护受害人人权方面的一项进步。这对于彻底摧毁家长制，父权制传统文化的余毒，对于促进两性平等民主和谐家庭关系的形成，对于建设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

但不可否认新婚姻法在关于对家庭暴力的问题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上上仍有大量可改进的方面：

第一、没有把性幕力明确列为家庭暴力的形式之一既然强迫过性生活、摧残性器官、强迫妻子戴“贞洁锁”等严重侵犯女性权益的性暴力的情形还确确实实比较严重地存在着，而且性暴力又有不同于其他类型暴力的地方，把它单独列出来更有利于对在这一方面明显处于弱势的妇女权益的保护。性暴力是一种很严重的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然而，我国新婚姻法却没有将性暴力明确地列出来加以确认，有悖于婚姻法保护妇女的立场和原则。

第二、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不强.《宪法》、《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关于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都比较笼统，《婚姻法》“总则”当中“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也只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可操作性。第四章“离婚”中的规定只

是把实施家庭暴力作为法定的离婚理由之一，并没有涉及其他处罚问题。第五章“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中第43条中对“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劝阻、调解”权，均不涉及对家庭暴力的处理问题。而且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对防止家庭暴力有责任的单位

和责任人的不作为责任，使得本来不愿插手家庭暴力的单位和责任人对家庭暴力更加漠然置之。

第三、对非离婚案中家庭暴力的受暴方以及对家庭幕力的发生有一定过错的受暴方的损害赔偿权没有予以确认。《婚姻法》第46条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这是婚姻法中有关家庭暴力处罚的最实在的一条“法律责任”。它维护了家庭中包括妇女在内的弱势成员的权利，是十分必要的。但这仅仅是对那些遭受了家庭暴力而又离婚的妇女的权利保护，而对那些更多的长期遭受家庭暴力而又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有或根本就无法离婚的妇女而言，她们的权利如何维护呢?司法解释第29条明确规定:承担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婚姻法对导致离婚的家庭暴力给予了“损害赔偿”权，而对非离婚案中的暴力没有介入。对

家庭暴力的发生没有过错的受暴者给予了“损害赔偿”权，而对家庭暴力的发生有一定过错的受暴者的“损害赔偿”权则没有予以认定。难道对有过错方就可以实施家庭暴力吗?如果妻子有婚外情，是不是丈夫就可以有权对妻子施暴呢?对有过错方实施家庭暴力就可以不用赔偿吗?

结语：

我们知道，家庭暴力是一种社会病，对此法律不是万能的。所以国家通过修改《婚姻法》及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使用《婚姻法》的解释，用强有力的法律手段界定，制裁家暴行为，保护公民婚姻家庭领域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较为具体和完善的法律武器，尤其是有利于对社会弱势群体和婚姻关系中无过错方的保护。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家庭暴力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习俗、社会经济以及人们的法制观念等方方面面，从这个层面看仅靠一部《婚姻法》及新出台的司法解释绝不是去解决所有的家暴问题终极目的。解决家暴从根本上说是内在的取决于人们对法治的理解、信念、信心与信仰，以及外在的取决于一个国家传统人文精神中的法治基因。

法律解决的是最低层的问题、表现出来并直接针对出现的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其根源的多样性表现在解决的手段上就不可能仅靠“一法了之”。但同时也可认为，缺少法律这个最基本的武器，而重新妄图用“人治”或空洞的说教等因素来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万万不行的，对于解决这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针对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制定一部反对家庭暴力的专门法律，从家庭暴力概念、实体法条款，到司法程序保障均做出明确规定，仍是中国法律界面临的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现在，中国很多地方纷纷制定反家暴地方法规，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能出台一部专门的防治家庭暴力的统一法律，为消除家庭暴力，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发挥其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