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曙光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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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9年全国、上海高考语文试题的可贵探索

近年来，社会各届对语文教材、语文教学及语文试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当然，我们在教材建设、教学改革及考试改革方面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然而在上述诸方面又的的确确存在着再也无法迥避的严重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不是由“行内”人提出来而是由“行外”人喊出来，这其中更有许多值得人们深思并忧虑的东西……

好在在新世纪到来之际，我们还是看到了语文界大胆改革的曙光——1999年全国、上海高考语文试题从命题思想到试题框架及试题内容都有了一些大小不同的变化，显然，这应该看作是语文界，特别是有关领导部门对社会各届近年来尖锐批评的一个公开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回应。

1999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最可贵的探索有哪些？

一是减轻心理压力。试卷长度有所缩短，题量有所减少，留给考生思考的时间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考生应试的心理压力，淡化了考试时的过分紧张的气氛。试想，倘若连最好的考生都要连滚带爬且不喘一口气尚不能在规定时间完卷，一般考生在两个半小时该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答好语文卷固然也需要敏捷的思维能力、宽广的思路和迅速作出判断及快速书写的能力，但似乎更需要反复阅读、字斟句酌、多方比较、缜密思考的良好的阅读、写作习惯——而这，也许是语文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之一。是不是应该让一般考生都有时间思考该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像百米赛跑起跑时那样，屏住呼吸抢那零点几秒？试题有了较好的区分度，即使再多给一点思考的时间，不会答的考生照样不会答。题量和难度的控制，是否应以中上等考生在充分思考的前提下按时答完全卷（并不一定答得正确）为主要标准之一？阅读量、书写量过大，在客观上是要求考生“粗心”“浮躁”和“焦急”，因为“细心”就答不完。看来，进一步缩小基础知识的考查范围，减少阅读量和书写量，适当增加思考的广度、深度及难度，是重语文综合智能检测而避免“时间威压”的思路之一。

二是注重能力的考查。增加了文学鉴赏题的内容（新增现代诗歌阅读鉴赏题）和赋分比例；作文部分，重在考查想象能力。

三是面向未来，注重现代人必备的人文素质的潜移默化的渗透，比如创造力及想象力。

四是注重体现中学语文教学必须加强课外阅读指导的良好导向。据统计，仅语言知识及运用部分，就涉及雕刻、文学、地理、国内外要闻（如涉及“奥委会”“电器降价”“就业”）等。

五是体现较前卫的学术观点。1999年作文试题的“注意”之下，破天荒地明显提出可“编述故事”。合乎情理的编述故事，对于高中学生来说，首先是对记实能力的一种参照和提高，其次是对想象能力的培养，最后是对创造能力的培养。在某种意义上说，敢于同错误、陈旧的观念（譬如“中学生的作文只能写实”）决裂并标新立异，才是试题改革真正能与时代精神同步的最根本的保证。否则，拿出任何一套了无新意和生气的试题，都不难冠以“稳妥”的美名而使人们无可奈何。

1999年上海高考语文试题最可贵的探索是什么？

一是改变了试题的框架（全卷只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部分，已坚持了几年）。尽管其内容还有可商榷之处，但这毕竟属历史性的贡献。“”前也是只考阅读（翻译一段文言文）和作文，但上海试题的“阅读”加“写作”模式已有了全新的内容和质的飞跃：阅读部分为现代文三篇（说明文、文艺评论、散文）及文言文两篇，作文为一大一小。倘若内容无大的问题，依这样框架搭建的试题，已能较全面地检测出一个考生主要的、真实的、升入高校或走向社会真正有用的语文能力。

二是在阅读材料中渗透对现代人应具备的人文素质（如审美、善良与刚正、守法等）的呼唤。

二．1999年全国、上海语文高考试题在可贵探索中存在的问题

高考试题发展到今天，是一个既使人慰藉又让人无奈而又看到曙光的历史过程。“”前只考一段文言文翻译再加一篇紧跟当年政治热点的作文，其弊病是明显的：难于考查一个考生真实的语文水平和能力；易于培养说套话、假话、空话的虚假人格。新时期以来直至1997年，试题的框架在真实、全面、公正地检测考生语文水平和智能的理性追求之下，愈来愈走向完备——这是必须肯定的主流。然而，其负面作用也愈来愈明显，由于量大面宽且相当一部分内容考得过“死”，而这些负面的东西又表现得如同正面的东西一样“超稳定”，怨声载道就在所难免了。

学生负担过重（当然原因是复杂的，仅就“负担”而言，也不全是语文造成的负担）不能不引起命题人的深刻反思。1998年、1999年的试题有了缩小考查范围、着重检测语文综合智能的大胆尝试。然而，这两年全国题、上海题的格局，不但距离人们理想的境地还有不小的差距，而且明显的负面的东西也不是都坚决地丢弃了——看来，试题在下个世纪初坚持不懈地探索中逐步达到较理想的境地，也需要一个历史过程。

1999年全国试题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一是在框架上只作了微调，只是删去了背诵和古文化常识两种题型，基础知识及运用部分仍然量大面宽，无实质性变化的框架及内容，无助于改变教学及备考负担过重的现状。

二是某些题目依然偏而死。

第7题所考的冰心的《笑》，一般不被视为冰心的名篇。即使是平时学得扎实、备考复习认真的考生，因为没有记住《笑》而致使复习时背作家作品花去的十几个小时付之东流，公正吗？退一步说，即使侥幸记住了，拿到了分数，却没有读过《笑》（一边背作家作品，一边翻阅原著的考生几乎没有。再说，某考生即便有此原望，时间允许吗？），这对于引导教学又有何种意义？

第23题则属怪题。《创造宣言》（节录）原文主要是写创造的意义并批驳不能创造的错误认识的，该题则要求考生“断章摘句”，找出散落在全篇的教育者为获得“教育的最大成功”“要注意哪些问题”，这既不符合原文的内容及脉络，又违背人们日常阅读及应试阅读的阅读心理。

1999年上海试题依然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一是在试题框架的改革上表现出了一种迁就某种对立观点的调和态度。凡是听说上海试题只考了阅读和作文的同仁，一般先是惊愕和赞叹，但看了试题后却是一句深深的遗憾——“噢，基础知识仍在阅读部分考了！”据统计，在三篇现代文所设计的20道题中，考查作家作品及名句的共2题，考查说明方法、复句、比喻句、对偶句等基础知识的，共12题，真正考查阅读能力的，仅6题。当然，在文中考查基础知识较单独考查基础知识为“活”，也是一种小小的进步。另外，先在框架上删去基础知识而在阅读部分再考虑基础知识是否是一种更稳妥的改革？不过，倘若有了一丝迁就、调和对立观点的意思，是不是就会减慢试题改革的速度？

快了会翻车，慢了会停滞甚至倒退，可别过长时间地陷入两难境地！

二是对已形成的正确的命题思路表现出自觉不自觉的偏离或动摇。譬如反猜题原则。今年的小作文《开考时刻》是一般学校都练过的（也许练的是期中、期末考试的“开考时刻”），大作文“回声”的材料是不少复习资料抄来抄去的，练过的学校当不会少。1998年的大作文让考生写以反军国主义为内容的某部电影的观后感——如此紧扣时政热点的题目当然具有无可替代的思想教育意义，然而，易被猜中、不难“套”上的头痛问题又如何解决？上海曾经出过很好的作文试题，其中透露出很好的命题思想。小作文如1989年的即席发言（就中学生参加各种竞赛问题），1990年的致某退休教师的欢送辞，1986年的分析《十五的月亮》（歌词）的一个写作特点等；大作文如《遥望星空》等。

1999年作文试题使人甚至产生怀疑：这是上海的作文题吗？

三．深入进行试题改革的关键——进一步解放思想

1.更加正确地发挥“指挥棒”作用

多年来，我对“指挥棒”说不持赞同态度。一是因为指导教学还有纲领性文件——教学大纲，高考试题成了“指挥棒”，那大纲是什么？二是高考试题尽管从愿望上说，都是“正导”，从效果看，有些则是“误导”。三是“指挥棒”论很可能助长命题者的盲目自尊和广大教师的盲目崇拜，极不利于学术研究。

1998年、1999年全国语文试题的变化，使我对“指挥棒”论有了新的认识，或者说，我想对我的观点作些修正。第一，试题体现了教、学、考的规律的部分，不但能及时有效地引导教学，匡正教学的时弊，而且也能对大纲的不断完善和必要的修改提供信息；第二，已公诸于世的试题离开甚至违背教、学、考的规律的部分已经或必将给教学带来负面影响（如师生陷入题海，不读书看报等），今后的试题尽快进行自矫正——在客观上，它将引导教学尽快改掉负面的做法，这也是一种“指挥”；第三，反映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最新且深入的认识，反映最新的自然科学及人文科学的某些中学生可以尚且应该了解的成果，反映面向未来人类和教育及语文教育应该做出何种抉择和反应，反映语文界对于学生学习语文的科学方法、途径等的最新科研成果等等，教材一般做不到，大纲更做不到，而只有高考试题可以努力做到——这种“做”，不是学术上的故意标新立异，更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紧跟形势，而是体现信息社会及知识经济时代文化、教育必须具有的敏锐反应和科学思维，是可贵的弃旧图新，是最优选择。1998年、1999年上海题对课外阅读的引导，1998年、1999年全国题对于培养学生健康心理和健全人格、创造力、关注生命科学的发展的引导，都说明了这一点。

从以上三点出发，我以为说高考试题是中学语文教学（甚至包括小学语文教学）的指挥棒，也不是不可以。

应该指出，在更加正确地发挥“指挥棒”作用的问题上，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正确的命题思想、原则、方法必须坚持，不可动摇，不可倒退，不可调和对立的观点——譬如，1999年的全国题比前些年“活”了，但“活”了之后，对于学得死的考生和教得死的教师来说都“难”了，今年，已听到这样的反映：“1999年作文，好学生不会写，得不了高分，平时吊儿啷当的学生倒写得蛮得心应手。”只有坚持“活”，才有出路。二是到最基层实实在在地搞一些调查，及时矫正试题的负面影响。

2.加大试题框架改革的力度

造成目前师生陷入题海而不读书、少作文、死记硬背的违背语文学习规律的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高考试题的某些误导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譬如，名句和古文化常识不考了，而作家作品还要考。其实，单就背的效果说，与其让学生背作家作品（读了作品，作家一般也就记住了，没读作品，背了作家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让背名句和古文化常识对阅读和写作更“有用”。1999年不考名句和古文化常识了，作家作品题却增至两道——还是钟情于死记硬背。

目前的现状要改变，命题人要在基础知识及运用这一块动大手术：内容再精简，范围再缩小；比如词语，是不是应该制定一个以课本为范围的最低词语量表？只有学生觉得他课内的掌握了，才有可能大胆地向课外延伸。

要摒弃求全的思想。要说该考，教过的都该考，再增加一小时考“读”和“听”的能力，难道还找不出十条八条理由？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用“减法”——考试时间压缩为两小时？现代文阅读选一篇？基础知识的题量压缩1／3到1／2？

3.活跃学术气氛

这些年，不是在文件上过分地强调，而是在行动上过分地强化了高考试题的政府行为色彩，淡化以至泯灭了它应有的学术色彩。1999年高考前的向社会征求试题的做法，看似“思想解放”和“民主”，其实质仍属欢迎“人民来信”的政府行为。没有一个实质性的学术讨论气氛，教师们、教研人员们没有一个为研讨积蓄底气的潜心读书的环境和氛围，即使每个语文教师拿出一套试题，那水平远在全国试题之下是肯定的。

只要收集这几十年来关于全国高考语文试题的“论文”加以研究，不难发现，研讨的风气十分淡薄，而每年高考结束后，“歌颂”试题有几大优越性的文章实在不少，指出问题，一般也是某些句子或标点方面的问题。

不是成心要找问题。试题要发展，必须有不同声音。什么叫开放？命题组的成员在考试后写文章谈谈对某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对试题研究，老师们想想自己的教法，都不会是无益的吧！上面盖得很严，下面表态式地歌颂，怎么能够谈得到学术讨论的浓厚气氛呢？

教师们希望看到较大规模或较长时间的深入基层调查的调查报告，有关报刊能否开辟有关高考语文试题研究的专栏进行争鸣？

4.改变命题模式

听专家们说，最后，命题的最高境界和最后阶段，要发展到各高校自己单独招生、自己命题。百花齐放，才可能有较大较快的发展，真不赖。但退而一想，那又何其遥远？

能不能让各省有在全国题、上海题之间选其一而用的自由？进而，全国可有有关部门认可的三五家甚至七八家命题单位？

也许，有竞争更有利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