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银行监管待解决问题

不容否认，自人民银行单独行使央行职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取得了明显成效：监管目标在逐步明确，监管资源在逐步增加，监管权威在逐步树立，监管盲区在逐步消除，监管制度在逐步完善，监管技术在逐步改良，监管能力在逐步提高。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银行监管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亟待加以改进。

一、当前银行监管的基本态势

1、重行为监管，审慎监管不足。银行监管的范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审慎性监管，也就是要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和银行机构的稳健经营；二是经营行为监管，也就是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保障消费者（银行的所有客户，特别是存款人）权益。由于进行审慎性监管所需技术的难度与经营行为监管所需技术的难度相比相对较高，监管成效的反应时滞也相对较长，因此监管者存在行为监管偏好，即使行为监管严重消耗监管资源也在所不惜，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重行为监管、轻审慎监管的误区。

2、重运行监管，准入监管不足。根据商业银行的生命周期，银行监管可以分为市场准入监管、市场运作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等三个阶段。按照现行监管组织制度安排，商业银行市场准入（高管人员及业务的市场准入）的监管基本上集中于银行管理司（处）负责，但由于监管资源（人力资源及制度资源等）具有稀缺性特征，现行监管制度安排导致市场准入监管资源相对不足，特别是对高管人员的监管只能注重学历、资历的静态监管，往往难以对高管人员能力、道德水平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管。目前对于商业银行市场运作的监管则集中了相当的监管资源，在大区分行设有工、农、中、建、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等6个监管部门，十分明显地存在重运作监管轻准入监管的偏好。个别大区分行为加强对高管人员的动态监管，不得不将属于市场准入监管的任务分解到现场监管处室，让人产生“分工不明、职责不清”的错觉。

3、重合规监管，风险监管不足。在我国，无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银行，其产权结构中的主导者要么是中央政府，要么是地方政府，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商业银行丧失流动清偿能力或资本清偿能力的最终风险承担者，只要政府支持就无风险可言，在这样一种既定前提下，作为监管者在理论上已经丧失了风险监管的激励约束机制，合规监管也就自然成为银行监管的“重中之重”了。

4、重现场监管，非现场监管不足。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始终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商业银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不可能将自己的市场运作信全面真实地传递到人民银行的监管部门，作为监管部门也难以完全相信商业银行报送的各种业务运作信息（数据），因为监管者不知道商业银行的风险内控能力有多高，不知道商业银行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履行和遵守监管规则，不知道商业银行的剩余风险有多少，希望通过现场检查掌握真实和全面信息，真实性检查就是明证。正因为如此，现行监管理念和行动都是以现场监管为主，非现场监管为辅，在监管资源的配置上也是向现场监管倾斜。

5、重外部监管，自律监管不足。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只是一种外在力量（外因），商业银行内部的自律性管理才是内在力量（内因），从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来看，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美国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水平应当说是比较高的，但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最大的25家银行利润平均下降13%，200家大银行中35家存在严重问题，全美商业银行中有1000家被列入“有问题银行”名单。看来，银行外部监管不是万能的，商业银行内部的自律性监管才是决定因素。我国的银行监管走入了误区，重视对商业银行的外部监管，即重视商业银行经营结果的监管，如不良资产及盈利状况的真实性检查，而很少从制度层面上对商业银行的内控制度、风险管理、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全方位评估和动态监管，很少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帮助商业银行提高风险控制能力。

6、重严处，促进发展不足。在我国，一谈银行监管，就是严处，搞了多少次现场检查，处理了多少高级管理人员，不可否认其必要性，但从来没有谈及到如何为商业银行的稳健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商业银行发展的动力来自金融创新，但是来自于银行监管的滞后约束和过度监管，导致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乏力：过于严厉的合规性监管因为法律规章相对滞后而压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主观能动性，较为严重的金融管理扼制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有效空间。金融监管好比“生产关系”，金融创新好比“生产力”，现在是“生产关系”难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水平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中间业务收入在银行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已普遍超过25%，而我国工、农、中、建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在其全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在1%-5%之间；我国M[，2]/GDP比率高于美英等国，是因为我国金融创新落后，金融工具品种过少，信用集中于银行存贷款而使然。虽然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水平低下与商业银行自身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监管部门没有建立金融创新的激励与保护机制也是不争的事实。

7、重监管模式变革，游戏规则修订不及时。中国人民银行自单独行使央行职能以来，分行一级的银行监管模式经历了三种形态：1985年－1998年的管监分离模式，其机构设置是“稽核处＋银行监管处”；1999年－2001年8月的管监合一模式，撤销稽核处，将其现场检查职能完全移交相应的监管处室；2001年9月以后新的监管分离模式，其机构设置是“银行管理处＋工、农、中、建、股份制、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处”，银行管理处主要从事商业银行市场准入及市场退出监管，其他监管处室负责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现行监管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1）监管处室之间信息不对称，负责市场准入的银行管理处所掌握的信息显然要少于其他负责现场检查的监管处室；（2）权责不对称，银行管理处是权力大于责任，其他监管处室特别是工、农、中、建监管处室都是责任大于权力，银行机构出现经营风险多半要追究现场检查不力的责任；（3）功效不对称，银行监管的成本与收益是不对等的，现行银行监管的人力资源、制度资源成本在成倍增长，但银行监管收益却难以成倍增长，边际收益递减。回头再来看看银行监管使用频率最多的游戏规则：《中国人民银行法》自1995年3月18日施行以来至今未作修改，尽管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商业银行法》和《票据法》1995年5月10日通过，7月1日施行，至今未作任何修订；《贷款通则》1996年6月28日，8月1日施行，至今未作修改；《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1999年2月22日施行，至今未作修改。

8、重监管收益增长，监管成本核算不到位。银行监管成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直接监管成本和间接监管成本。直接监管成本主要是银行监管的人力资源成本、监管制度设计及维护成本；间接监管成本相对来说难以衡量，一般是指给被监管对象（商业银行）带来的为了遵循监管要求而发生的费用。作为一般原则，具有较低直接和间接成本的监管制度安排，优于产生较高成本的监管制度安排。银行监管收益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衡量：一是监管能力是否加强，二是监管的有效性是否提高。我国现行监管制度安排走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为了提高监管能力和监管的有效性，往往不计成本，没有树立监管成本核算观念，甚至出现了银行监管“外部成本内部化”，忽视了银行监管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存在。

二、改进银行监管的战略举措

（一）从顺应市场化改革潮流出发，缩小行为监管和合规监管的边界，强化审慎监管和风险监管。

根据银行业强度方程式：新权力＋银行监督─→银行业强度。如果要维持银行业的强度不变，银行被赋予的权力和自由度越多，对银行监督的力度就应该越大。这种监督的力度来自于两方面，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限制和银行监管者监管规则的限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普遍的观点是监管机构的监管规则可以增加存款人对银行的信心，但同时也可能会导致银行逃避责任而产生道德危机问题。因此不能过分强调监管者的作用而无视金融市场游戏规则的存在，在受监管银行体系中，市场游戏规则和监管规则应该是互补的。对于我国的银行监管而言，当前过分地强调行为监管和合规监管在本质上是偏重于监管者的监管规则而忽视了金融市场本身具有的游戏规则的限制作用，忽视了市场机制对银行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监管功能，其结果是导致市场规则可能无法存在。所以，顺应我国金融业市场化改革潮流，当前应缩小行为监管和合规监管的边界，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

1、在监管范围上，由经营行为监管向审慎监管转变。银行监管应该是目标导向的，其目标就是要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和银行机构的稳健经营，这也就是审慎监管的要求，因此，只要能够达到相应的监管标准，商业银行便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行为。监管当局无须也没有可能为商业银行指定一个正确的经营行为。在既定目标导向下的审慎型监管是实现由中央银行外部监管为主向商业银行自我管理、自我控制为主转变的必然选择。这种背景下，商业银行易于获得相对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2、在监管方法上，由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合规监管是一种消极的监管方法，侧重于对银行业的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批评、训斥和处分，结果会加强银行的财务负担，使银行的问题恶化和公开化，甚至破产退出市场。风险监管是一种积极的监管方法，侧重引导商业银行树立防范风险的观念，同时帮助其建立完善的内控制度，增强其防范风险的能力。能够从正面引导商业银行采取积极稳妥的风险处置措施，降低成本，减少损失，尽快摆脱困境。在具体操作上，实施积极的风险监管要求监管当局帮助商业银行设计一种有效的止损化险制度，通过此项制度安排，使有问题的商业银行恢复健康。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限制支出制度，目的是帮助商业银行控制财务支出；二是资产调控制度，目的是帮助商业银行提高资产质量；三是资本填仓制度，目的是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二）从遵循信息对称、权责对称的原则出发，回归管监合一模式，强化市场准入和非现场监管。

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是影响银行监管效率的两个主要矛盾。目前管监分离的监管模式进一步扩大了监管信息不对称和权责不对称的问题。因此，当前应当回归管监合一模式，整合监管资源和职能，从根本上解决现行银行监管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称、功效不对移等三大问题。扩大监管机构监管信息收集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同时通过建立监管机构权力与责任对称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来解决监管者的道德风险问题。

1、强化市场准入监管，增强银行监管的连续性。将银行管理司（处）的市场准入监管职能分别并入各相应监管司（处），以充分利用各专业监管司（处）的相对充足的监管资源和比较全面的监管信息，加强对商业银行的市场准入，特别是对高管人员的能力和道德水平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监管。从而实现监管司（处）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市场运作和市场退出等三个阶段的连续监管。同时，也解决了当前管理司（处）与各专业监管司（处）之间“分工不明、职责不清”的问题。在权责对称的基础之上，建立起对监管司（处）的再监管机制，解决监管者的道德风险问题。

2、强化非现场监管，增强银行监管的完整性。一般而言，现场检查获得的信息真实性较高，但进行现场检查的成本很高，也缺乏连续性；非现场监管获得的信息真实性较低，但比较容易获得，而且具有连续性。从发达国家来看，传统的银行检查一般是场内检查，而现在则越来越多地依赖场外的计算来分析。如美国货币监理署有一个专业的计算机程序称为“BERT”（银行专家），它加入了金融经验及现场检查知识，用来分析银行的财务状况并得出应采取的相应措施。因此，我国当前也应加大非现场监管力度，首先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来保证非现场监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及时性；其次，要建立起科学的间接考评监测系统，定期利用非现场监管信息对商业银行进行评估分析。最终，要通过现场监管与非现场监管的紧密结合，建立起完整的商业银行实时监管制度，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

（三）从抓主要矛盾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出发，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方针，强化创新意识。

金融监管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减少金融系统的风险，保持金融业的稳定，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但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当或者监管过度，将低金融市场效率，阻碍金融业的发展。特别是在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还比较滞后的情况下，监管更不应成为金融业发展的阻碍，而应抓住促进金融业发展这个主要矛盾，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基本方针，支持和引导商业银行强化创新意识，树立起创新是商业银行发展内在推动力的观念，促进商业银行通过创新加速自身的发展。为此，在监管制度安排上，要坚持与时俱进，对于那些落后的金融法规，要及时加以修订和完善。同时，要构建起促进商业银行创新和发展的监管机制。

一是建立并启动经营绩效考评和差别监管体系，逐步构造支持商业银行优化发展、加速创新的激励机制。①建立金融机构市场优化制度，形成有进有退、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②建立商业银行业绩综合考评体系，形成良性竞争、汰劣扶优的市场化监管机制。③扶优限劣，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管理规范的机构加快创新。

二是建立并启动金融创新支持体系，逐步构造银行业良性有效发展的生长机制。①规范金融创新业务市场准入制度。对有意逃避金融监管、转移风险和投机性强、潜在风险大的创新业务要严格限制，实行审批制度；对有利于增加有效利润、有利于增强竞争实力、有利于改进服务的创新活动要积极鼓励，实行报备制度。②加强引导，建立金融创新目标导向制度。《金融创新指导意见》和《金融创新风险管理指南》等，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给予窗口指导，督促商业银行加强对创新业务的风险管理。③建立创新业务绩效评价体系。通过分析各类创新业务的成本利润率、相关业务支持率、资产风险度、内控管理等指标，形成考评机制，真正扶持那些有效益或有潜力的创新业务。

（四）从降低监管成本出发，树立起监管成本效益核算观念，提高银行监管效率。

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成本最小化或者利润最大化。这提醒我们在实施金融监管的同时必须注意考虑监管成本的约束。一般来说，金融监管低效率的原因既有可能是金融监管程度不够（监管成本较低）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由于金融监管的成本过高引起的，节约监管成本也是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实现既定的监管目标下，成本最低的金融监管才是最优的金融监管。因此，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在追求既定的监管目标时就不应无视监管成本的高低，必须认真地进行监管成本——效益分析，努力降低监管成本。

1、改革监管成本的负担方式，让被监管者承担一定数量的成本。这正是金融监管借以实现其监管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通过施加监管，令被监管者从事活动的成本上升，从而促使他自发地将他的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内部化，达到约束被监管者行为的目的。促使其规范经营，减少各种不合规的违约行为。

2、加强行业自律，使监管费用由行业内部吸收。要建立健全银行业同业公会等同业组织，完善同业自律制度，充分发挥同业公会的监管职能，实现部分行业监管费用行业内部承担。

3、加强对国外先进监管制度的引进。制度是一种公共品，对别的国家设计的先进制度的引进，既可以增加制度资源，同时又可以降低制度设计的成本。

4、完善监管制度的实施机制，降低制度的实施和监督成本。要变过去“运动”式的现场检查为制度性的定期现场检查，采取措施消除监管制度实施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

5、注重突出监管重点。将有限的监管资源由全面监管向重点监管集中，以提高监管的效率。当前要突出加强对资产风险和创新业务的监管。即由支付风险监管向资产风险监管转变，由传统业务的监管向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等创新业务监管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