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下我国公共领域研究

摘要：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平等交往的理性空间，这样的理性空间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就连哈贝马斯本人也一度认为这一理性交往的空间正在重新封建化。本文研究梳理了“公共领域”1998年正式进入中国新闻传播学视野后近二十年的研究路径，总结了公共领域在六个关键领域的探讨，即：①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梳理与批判；②传媒的公共性以及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③网络舆论的产生、表达与规制问题；④政治传播与协商民主；⑤各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治理问题；⑥网络公共事件的个案研究。

关键词：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公共性

一、前言

哈贝马斯无疑是“公共领域”这一理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所谓的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公众在这一领域就公共议题自由讨论，反对公共权力。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概念化的论述后，公共领域从此成为其重要的理论工具。20世纪末，“公共领域”开始进入中国传播学者的视野，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概念。传播学界也注意到这一重要学术概念，邵培仁等人直言这一公共舆论范式让诸多分析如获理论至宝。但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显然具有一定的理想性，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公共领域”能否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在中国这样的异质文化语境中有效运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质疑，因为公共领域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我国，国家与社会是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因此“公共领域”在这样的国家—社会高度重合的中国饱受争议，将这样的西方概念直接套用与照搬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此后这一概念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演化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本为主要探讨这一理论如何启发中国学者去运用这一理论资源。

二、公共领域研究的演化路径

公共领域这一理论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各个领域都有应用。从新闻传播学这一视域去看待这一概念，因为其并非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更多是一个理论工具，因此其研究比较分散。本研究通过选取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站，选取其中CSSCI中“新闻与传媒”中以“公共领域”为主题的学术期刊，去除重复及不相关论文，共得到525篇学术论文，通过分类和整理，得到以下六类公共领域的研究。（一）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梳理与批判。此类研究包含对“公民社会”“工具理性”“资产者”等概念的讨论，最早出现的年份都是2000年以前，正是哈贝马斯的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刚刚进入学者们视野，在此期间，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饱受争议的。他设想的公共领域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前提，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市民社会，也是一个高度精英化的公共空间。这样理想化的公共空间从一提出就已经不乏争议，将它在中国具体环境的运用更是让中国学者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现代国家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是与社会对立开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之前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紧密联系，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公共领域在现代国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呢？他本人也在第二版序言中提醒人们注意在理解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时，需要根据国家与社会这两个体系的实际功能来考察社会的理论视角。而国内学者恰恰是从变动的观点中去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才让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充满无限的想象力，使其在中国语境下去谈论公共领域的存在于建构的路径具有了可行性，让这一概念为传媒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视阈和批判维度，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概念引入之初会出现类似的学术探讨。（二）传媒的公共性以及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此类研究包含对私人领域和传媒公共性的讨论。公共性是公共领域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一种虚假的公共性，但他这一说法也引发了大量学者的批判，认为哈贝马斯过分低估了媒介的抵抗能力与大众的批判能力。我国学者认为公共性包含着“应然”和“实然”双重含义，理念层面的公共性代表传媒实践的“应然”规范，是公开性、批判性和公益性的统一，而体制与实践共同构成传媒公共性的“实然”存在。二者的冲突也就是国内媒介欲建构传媒公共性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国内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多是探讨中国的不同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建构、实现路径以及矫正问题，这里的具体媒介既包括传统媒体中电视报纸的公共性的构建与反思，也包括网络公共领域中的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此外，“公共性”这一概念也有另外的语境，在公共领域讨论的议题本身应该是面向大众的，然而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以及粉丝文化的兴起，众多私人议题入侵公共议题，导致公共领域的空间被挤占，于是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成为此类研究的热点。（三）网络舆论的产生、表达与规制问题。舆论是公共领域的重要概念，公共领域是一个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在这里舆论能够经过讨论自发形成。在中国环境下，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舆论平台得以极大地扩展，网络时代的公共领域似乎正在经历着第三次结构转型。相对传统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虚拟公共领域更容易成为自由交往的空间，由于其参与主体的多样、传播的迅速、覆盖公共事件广泛等等因素，都导致了舆论的产生与表达形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公共领域。因此了解网络公共领域的舆论产生与表达是公共领域的必要课题。同时，这种全民参与的公共表达途径颠覆了传统的政府监管的制度安排，规制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舆论问题对维持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关键性作用。（四）政治传播与协商民主。对公共领域的考察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大众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类公共领域寻求与公权力机构对话的能力，互联网时代的民主受到文化、制度、市场、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但网络也因其自身信息传递的即时性、公开性、多元性和公共性使网络民主具备了发展的基础和可能性，国内研究着眼于对这种民主可能性的考察与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给公众提供了民主的土壤，而民主往往又与意识形态关联紧密，如何在意识形态内实现最大的民主，又如何去有效规避和监管各公共领域存在的风险成为中国国情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具体到微观层面的研究就是考察微博、微信等领域的政治、政策传播的策略与手段问题。（五）各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治理问题。在此类探讨中，我国学者一直尝试着去建立一个能够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在这一理论的早期探索中，甚至可以将手机短信作为公共领域建构的一种有益尝试。总的来说，国内学者们尝试着将这一理论与传统大众媒体联系在一起，例如将各类民生新闻（《1860新闻眼》）、电视综艺节目（《金牌调解》）、访谈节目（《一虎一席谈》）等联系在一起。在互联网兴起后，又将公共领域与新兴的互联网平台联系在一起，从论坛到微博，再到全面普及的微信，学者们衡量着虚拟公共领域实现的可能性。当在互联网平台发展到某种程度上，这些公共领域的失范行为开始被学者关注，又不得不考虑这其中的治理问题，包括其中的隐私问题、话语权力问题、舆情失范以及知识鸿沟等问题，如何治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六）网络公共事件的个案研究这一类别的研究是国内学者对于公共领域这一理论资源认识较为成熟后，才基于此进行大量的网络公共事件的个案研究。此类研究多是对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的具体分析。例如南昌“象湖事件”、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方舟子韩寒之争”“华南虎事件”等。此类研究多从具体的公共事件聚焦特定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探究应对此类公共事件的抗争策略。

三、总结与讨论

从近20年间公共领域的研究来看，这一理论已经在新闻传播领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讨论，包括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梳理与批判、对传媒公共性以及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的考察、网络舆论中的公共领域考察、政治传播与协商民主中的公共领域、各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治理问题以及一些网络个案研究的问题。能够看出，我们在讨论公共领域这一理论工具时，更多的从工具理性范式上去探讨其发生与发展。哈贝马斯早期的公共领域概念是理想型的西方概念，这一理性范式直接移植是有待商榷的，因此部分学者开始质疑单一范式在国内研究的弊处。袁光峰通过对“理性一情感”二元划分的逻辑反思，勾勒和检讨反思公共领域理性主义范式的不同路径，试图在新的“情感一理性”关系的基础上，将“情感”纳入到公共领域的研究中来，由此扩大我们对公共领域的理解和想象。就中国的国情与文化传统来说，情感和文化因素是公共领域建构的应有之意，但却一直被忽略了。不同范式的引入必将丰富这一理论的内涵，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探讨中国语境下新闻传播视域的公共领域理论概念的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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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疆 单位:重庆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