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梗”的传播符号学研究

摘要：流行语“梗”是十几年前就出现的对“哏”字的误用，“梗”拥有“好笑、可笑”的基本意义，它使读者从趋向于严肃性的叙述中抽离出来。“梗”作为体现边界的文本同时又将群体凝结成整体，同时“梗”和传统定义之间存在理据性。趣缘群体是“临界大多数”，其促进了“梗”文本在社会中的传播，最后在整合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的整体中来考察“梗”在群体中的意义，“梗”是一种“默契”，因而“梗”的内涵十分丰富。

关键词：“梗”文化;理据性;趣缘群体;传播的“仪式观”

一、“梗”字对“哏”的误用起源

“梗”这个网络流行语，已经成为今天年轻人喜闻乐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在百度进行综合检索，共找到相关结果约100，000，000个，通过百度指数检索该词，从其能囊括的最早时刻——2011年1月3日起至2014年6月底7月初，“梗”的检索趋势呈现出持续上升的特点，并且直到今天，在它超过它的整体日均值1031后，该曲线仍然一直保持在这个平均水平线之上。网上有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梗”，与之相应，解释这些“梗”的意义的行为和网站也已非常常见，如百度之“梗吧”、“小鸡词典”、“萌娘百科”、新浪新闻联合推出的“解梗词典”专栏、“梗百科”等等，“梗”成为了一个类名词，围绕它产生了可称同一个型文本的文化意象。《汉字源流字典》详细记载了“梗”的九个意思，但是今天的“梗”似乎不与其中任何一个字典定义的“梗”相一致。较早公开回应这个问题的是台湾相声演员冯翊纲或台湾辅仁大学中文系讲师张大春，“‘梗’是从既有的名词误念，误写的结果。‘哏’哪！ㄍㄣˊ，笑话，或形容好笑的人或事……电视公司听写字幕的人员「无知的创造」，我们如今才会经常将该写成「哏」的字，写成了「梗」字”。[1]相声演员郭德纲于2017年8月21日在自己的微博说，“所谓的梗，是哏。哏指的是滑稽幽默的语言和动作……讹读成梗。天长日久，梗从港台又带回了内地”。[2]通过百度搜索，最早是“百度知道”的用户提问，“天堂俊”在2007年2月11日进行了回答，“台湾人说的‘一个梗’，‘梗’是什么意思……‘梗’就是笑点在综艺节目中总是出现这个词”。[3]也有人认为是“一，起源自英文中笑料（gag）一词，因此梗被认为是gag的音译；二，梗与曲艺术语中指代笑料的“哏”一词发音接近，是哏一词的变异”[1][4]，但无论如何其基本含义是“哏”，意指“（形）滑稽；有趣”和“（名）滑稽有趣的语言或动作”。为何“「梗」在演化中逐渐与「哏」区别开。一般来说，梗用于流行事物比如动漫、电视剧等，而哏仍只用于相声”。[5]在此可以提供一种解释，陆宗达认为“六书”之“转注”和“假借”是汉字发展的法则，“转注”意在制造新词新字，而“假借”在于节制汉字的无限制发展，即“假借是‘本无其字’的，假借字表示的意义与该字原来所表示的意义是有密切关联的”，[6]这个字新近被赋予的意义与其传统意项之间可以通达，西方理论称之为符号的“理据性（motivation）”。《汉字源流字典》有“梗”更为相关的两个意象，即“梗”“用作‘梗概’，故又引申表示①（事物的）大略情况”和“枝干难动，故又与‘鲠’‘哽’同义，表示②阻塞，妨碍”。就今天“梗”字在使用中的理据性，可用一例子加以说明。“有趣的女人”出自日常校园番《女高中生的虚度日常》，其第一集，“有趣的女人”被在各种场景中重复说了九次，各种不同场景的重复就使得这个词变得滑稽搞笑，成为一个梗。重复可以习得经验，“梗”的重复是能够或者说要求消解掉原本叙事中的严肃性，叙事结构中的剩下某个被称之为“梗”的情节尤其记忆深刻，当回到该事或类似的事情也总绕不过该“梗”被提及，整个叙述就难以在“正经”状况下继续进行下去。犹如碟片“卡碟”，播放至卡顿处，就那几帧画面在重复，“梗”成了叙述进程中的障碍，使那个过程不再“丝滑流畅”。也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梗”使读者从叙述所营造的氛围中抽离出来，“从盲从的‘事实’中抽身出来，而使得一些荒谬的意义可能被揭示”。[7]“鬼畜调教”视频，其将情节从源出语境中完全抽离出来，并通过拼接剪辑和画面重复来“踩点”背景音乐以达到搞笑的目的，这种意义上它们全然讲述的是新的故事。“梗”字，上文的释义②，“是时道路梗涩，人怀危惧，承每遇艰险，处之夷然（《晋书•列传第四十五》）”，总是有某种“不顺畅”的感觉，与“鲠”同义，“如鲠在喉”，鱼刺卡在了喉咙里面。两“梗”通达，流行词语“梗”背后所代表的东西，总是需要一段时间之内的高频率重复，也就好像是挥之不去且可以被反复调笑多次的笑点一样。而以搞笑为首要目的文本使用恰当的“梗”会强化该文本的叙述性，另外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并非是在强调“造字”，这种理据性关联的假设，即“用字者主体精神或主观动机的投射”，[8]出于“听写字幕的人员”工作所需的严谨性，则被认为是合理的。

二、“梗”文本特征与理据性

“梗”字的普遍使用可以是由“听写字幕的人员”“无知的创造”。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观点意义重大，所谓“任意武断性（arbitrariness）”实际上“都是以集体习惯，或者同样可以说，以约定俗成为基础的”，[9]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SandersPeirce）则称之为“规约符（symbol）”。张大春“以传播媒体的现状推之”，并由于台湾“综艺”而形成一种传统，但是学术研究不仅仅满足于此，它不仅意在说明从来就存在的“纠正”声音为何失效，更要解析这种文化的各种具体特征。首先，“梗”是群体的“梗”，即便这个群体只有两个人。比如向一个同事、朋友等等提起一个笑话，然而该同事没有感受到好笑，此时你可能会或惊讶或奇怪地反应道，“你不知道这个梗？”，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笑点不同，他没有“get到那个点”。“梗”在最低限度上也是两个人之间的“梗”，固定两个人之间的“梗”说于（而不是解释于）第三个人，但是这第三个人并不会产生相似的反应，即他不能感同身受。其次，“梗”是群体“区隔”的标志，解此“梗”的人是“同龄、同辈”，不解的人自然就是“有代沟”，前者是你室友保存的“黑照”，后者如和长辈进行的对话。但是，说是“区隔”似乎并不合适，社会性的“梗”，正是由于对这些“梗”的使用，可以加强在性格、职业、经历等等不同的人之间的交流。准确地说，“梗”的文本凸显的各自群体的凝聚力，这种“区隔”是标记出某个“同龄、同辈”的群体，大到粉丝团体，小到宿舍舍友，他们各自的“梗”部分是群体的意义维系，也承载了他们在之中的乐趣。第三，正是“梗”是上面这种特殊的文本符号，所以将其视为某个群体内部孳乳的总体文化的一个“提点”。从具体文本来研究文化，群体内部各类文本对注意力的竞争具有不同的优势，内部成员的关注有各自不同的局限。“梗”便由于一些生成的属性成为该群体大多数人都知道的东西，这就使群体成员能不假思索说出些“梗”，即便它的文化是足够复杂多元的。反过来，“梗”就能够唤起特定人群的独特解读，这些解读部分就是其成员身处这个群体的意义。皮尔斯将符号意指三分成再现体（representame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用来理解“梗”可以更容易一目了然。“梗”的对象即源出处，它不尽然开始就是一个“梗”，而是通过个人和群体有意识地建构才成为“梗”，也可以说有的“梗”正是因为其解释项才成为“梗”，或者普遍化来看也可以说所有“梗”都因其解释项而更能成为“梗”，在此解释项实际上是那些使源出文本逐渐“梗化”而使用的不同组合方式的前文本。简言之，某种别出心裁的使用使源出文本成为一个“梗”，再使用则使“梗”更加成为“梗”，而使用又意味着一个在时间上后出的文本，但是这个文本实际上可以影响对先文本（包括源出文本）的解释，因此“梗”也可以说是一种解释性伴随文本，称元文本。不管是先文本、后文本还是元文本，都是指某个文本成为“梗”后，再现体、对象、解释项以及这些所有文本合称为一个“梗”，因此，日常对“梗”的使用是后文本亦是元文本，它意义不完全一致又总是意味着有它共同的对象和解释项。在它共同的所指上称“梗”是一种“提点”，微观来看，它仅仅意味着该“梗”所指涉的意象，在更加宏大的视角则是，它展示了这个群体文化趣味的一种偏好。所以在这种程度上，称能指上的“梗”其实就是某种其背后所代表的东西的一瞥，是大略情况，好比《汉字源流字典》于“梗”的释义①，并且由于“梗”滋生繁多的解释项，总是蕴含着一种“意味深长”的经验。因此选用“梗”字，不仅仅是因为“梗”字的常用性，而且也是同义字中选用“梗”字的第二个可能理据性。同样，皮尔斯将符号也分成三个种类。所谓像似符（icon），“它仅仅借助自己的品格去指称它的对象，因为它像那个东西，并被当做这个东西的符号来使用”，[10]像似符是最明显的有理据性的符号。而指示符（index）“是一种特殊种类的像似符，它的对象对其进行了实际的修正”，[11]可见指示符也是一种有理据性的符号，它作为中介使人的感知转移向它所表示的实际对象。不具有理据性的符号是规约符（symbol），“借助法则去指示它的对象，而这种法则使得这个规约符被解释为它可以去指示那个对象”，[12]这点就是索绪尔意味的任意武断性。学术史上理据性问题的范围被推得极广，赵毅衡认为语义理据性是符号所普遍的，“因为任何符号（包括语言符号）的文本性组合，只要被有效地用入符号交流行为，就获得再度理据化，与意义已经有了超出任意的联系”。[13]当然规约符号自是不错的，任何符号都需要规约力量，以提高符号认知和表意的效率，“符号的任意性和符号的理据性不相冲突”。[14]这里提到的理据性其关键点在于“有效地使用”，所以称新意义的“梗”字的使用是一种“符用理据性”很恰当，而这种使用也是需借助社会性的规约力量的。

三、网络“梗”在趣缘群体中传播

网络“梗”文本的传播，实则首先是网络群体为何接受和如何传播的问题。网络群体不是一个概念清楚的名词，“网络”二字意味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异质性，结合“梗”文化“好笑、可笑”的基本特点，基于这种感性判别，应回到兴趣爱好的问题上，将群体圈定为“人们因兴趣爱好相同而结成的社会群体”。目前相关趣缘群体的研究，多呈现出以个案为例的传统模式，以典型个案为样本的群体研究，或将群体孤立出来进行整体考察，忽视了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的每个网络用户——人的存在。罗自文认为大规模的趣缘群体有“再度中心化”[15]的特点，是实际的，这个中心和科层制的那种传统形式有差别，这里的中心是互联网的每一个节点，共时性地各自提出各自的主张并等待被采纳，是否采纳又完全取决于每一个节点上用户自己的选择，就是说该中心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强制性权威。在互联网上，一个人就是一个节点，基于该人这个节点有一个群体，而这个人又因多种兴趣爱好同时属于多个群体，传统问题中的维系中心不再强调。因此，某个互联网趣缘群体的中心和传统科层制下的那种群体中心，本质上的不同在于，前者只有通过不断主动地提出愈加优秀的主张才得以维持下去，这两个中心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此趣缘群体已被扩展到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广义上是一个开放边界的社交网络，也包括了传统研究中那些群体典型。群体在“梗”文本的传播中如何发挥作用，在罗杰斯（EverettM.Rogers）直指“观念”一词的意义上来使用“创新”，“梗”是不是一种“观念”值得商榷。“梗”总体上包含一种“新意”，无论这种“新意”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仅仅是个人主观感受中的“新”。称之为“好笑、可笑”亦谓之“笑点”的东西历来是平淡生活中的“增味剂”，并且“搞笑”可以成为一门艺术，本来严肃性的话语在抽离其语境之后可以生发出奇特的笑意。任何搞笑的东西也大多都是生活中原本正常元素的重组或裂解，而“梗”在一定意义上就被不断地重组进新的语境中，或者通过不同的方式裂解成新鲜的呈现方式。“80，80”这个“梗”，出自2005年春晚小品《装修》，“小锤40，大锤80”是非常熟知的东西，却也有新意地被B站UP主“机智的党妹”用进化妆视频教程中，称需要十分用力地将粉底“砸”进皮肤里。创新的扩散首先意指一套有价值的信息体系得到传播，于此处的“梗”又总是一些“创新”了一定意义的“概念”，一个拥有它自己内涵与外延的再现体，即它是一个即使在罗杰斯意义上也是“有新的意义的东西”，也在等待“扩散”。因此，他所提出的“临界大多数”仍然对“梗”的研究有解释力。罗杰斯所谓“创新的采纳过程呈S形曲线”，以时间作为横坐标，相应时间点的采纳人数作为纵坐标。开始时知道创新观念的人数较少，随着时间变化，采纳人数呈加速度增加之势，当时间过半，增加速度达到最大之后，采纳创新的人数增势减缓，直到创新扩散停止。然而，当创新的扩散一旦开始，“过程中，已有足够的个体采纳了该创新，从而该创新的进一步扩散显得相对稳定，有一种自我维持的能力”，[16]即创新扩散达到“临界大多数”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创新的推广即将成功。在互联网，基于群体和群体之间的界限被打通了，因此它们从来就为“梗”的扩散提供了“临界大多数”。最显眼的群体称之为“粉丝”群体，即使单个“群体”不足够，也还可以“牵连”几个以至无数个“群体”，终至整个社交网络。每个“梗”在逻辑上都有一个“诞生”起点和一个清晰“流变”过程，只要它得到两个人的使用，就意味着在互联网上它可能得到很多人的使用，意味着它可以成为一个人尽皆知的社会性“梗”，网络中那些是流行文化的“梗”是大规模群体的使用，其群体成员亦是属于多个趣缘群体。群体将人结合成作为社会的共同体，趣缘是基于“符号的动物”理性旁落的语境，并且正是基于感性来说也恰恰证明，今天为何“梗”会传播。

四、“仪式观”下“梗”的群体意义

“梗”偏向于构建文化上的共同体，詹姆斯•凯瑞（JamesW.Carey）称作传播的“仪式观”，用户认为“我觉得有意义”。“‘仪式观’并非直指讯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仰的表征（representation）……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17]在另一个方向上，詹姆斯•凯瑞也提到到了传播的“传递观”，它意味着讯息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与货物（或人）的位移相同的过程，传播是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虽然电报使信息和物质在空间中的移动过程相分离，但这一经验所沿袭下来的观念仍然主要支配着人们的认识。传播的“传递观”暗示着对空间和人的双重控制，而“仪式观”，解释得更加片面也相对清晰一些，传播可以不是传递任何信息，不是通过对符号这种替代物或者更先进的传播工具来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和谐。传播的“仪式观”是仪式共享中的理解，具体的文字载体变得不那么重要，理解部分成为不去理解，需要的是共同参与传播的仪式以便构建整体文化，正是在基于共同的文化之上，才能最大实现人间和谐。彼得斯（JohnDurhamPeters）的《对空言说》中，传播理论关注的焦点“是社会组织中‘自我’与‘他者’之间、‘自我’与‘自我’之间以及‘亲密’和‘疏远’之间的关系”，[18]相当于说，本质上“传递观”和“仪式观”要解决的是同一个东西。凯瑞在杜威（JohnDewey）的整体思想中发现了传播的两种模式偏向，也就证明“传递观”和“仪式观”原是不能偏废而完整的整体，“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扩散，更是社会结为一体的纽带；传播不应该出于控制的目的，而应该维系社会团结”。[19]传播整体上在实现社会和谐和团结关系之上所做出的努力主要包括人际交往、民主政治、伦理道德等等一切东西，因而完整的传播模式是“传递观”和“仪式观”共同覆盖的那个领域。“梗”文化研究，就是意在这两种传播模式整体中去说明，实现那种所谓“理解或不理解中的‘仪式观’意义上的‘理解’”的可能性，所以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有意义”同时也意味着“我认为毫无意义”或者“我根本不感兴趣”，但是这种意义追求必定又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人意义，就是说，必须不是完全不经他者化的个人意义。赵毅衡认为意义“是一个符号可以被另外的符号解释的潜力，解释即意义的实现”，[20]“我觉得有意义”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梗’对于我来说是有解释的潜力的”，当然它一般不是一种基于理性的选择，这里“毫无意义”只是“对特定意义不做贡献的符号观相”，[21]而在“我觉得”和“特定意义”之间，已经预先设定了自己的意义局限。今天的消费社会，物资大量累积，“生活事件、器物等实用文本文学文本化”，[22]实用意义的东西多了某种表现性，可以被个人任意解释的范围与程度都空前扩大了。然而“梗”还是群体的意义，关于某个“梗”的选择接受，就既是个人的意义又是群体的意义，也无法说明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出于个人意志。社会生活的人、事、物之间的诸种关系是传播学历久弥新的难题，它与更深层次的爱欲需求有关，从苏格拉底的论述到柏拉图的爱情、天使学的传统以及后世论者的强调，不精确地称作“传心术（telepathy）”的梦想，从来就是人们各种传播关系的理想型。彼得斯认为交流（communication）是一种“顺势疗法”，德里达（JacquesDerrida）认为，语言游戏“抹去了人们认为可以用来支配符号循环的界限，它吸引了所有可靠地所指，消减了所有的要塞、所有监视语言原野的边疆哨所”，[23]说明了一个不完全的事实，关于“在场”的追求仍然值得继续，只是需要从那种达到控制目的的“传递观”逃离出来，它总是意味着传播中强迫症似的精确对应，但是符号或者语言又是一直存在缺陷的东西。“梗”所形成的群体理解又是一种微妙关系，它意指着一种广义上的“默契”，即并不需要将“梗”加以“意义的实现”，不仅意味着“梗”背后的所指是我们所共同覆盖的，又意味着对两人分别理解的意义之间合一度不进行追问。从表面上来看，是否真正明白了解他人使用此“梗”时的心意，甚或是否知道此“梗”的具体含义变得不再优先重要。而如果不理解，就一定无法持续下去，后果则会是一种与他人与某群体的自然的日渐疏远。同时“梗”所传递的含义当然重要，没有符号不表达意义，每个“梗”所传达的基本意义依然体现网络趣缘群体的结合与区别，正是鉴于对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梗”的默契配合，各个群体进一步扭结在一起。

五、结语

将群体进而是社会结合起来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梗”只是在一种阐释学传统上体现着文化层面的含义。网络传播对“梗”的扩散研究必定有重要意义，在两种模式的整体中考察“梗”文化的传播，其最终想要强调的是“梗”在小到两人和大到粉丝团体所形塑的那种默契的理解，无论之前是什么承担相似的功能，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梗”。另外，“任何意义活动必然产生一个情感结果”，[24]产生喜恶偏好和亲密疏远等等，并受此结果在“梗”的传播中或有意无意地寻找既属于每个人自己同时又属于一个共同体的意义，如此才不至于觉得“孤立”。

作者:陈谦 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