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中言论自由界定

《言论自由的反讽》是一本有关言论自由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经典之作。作者欧文·M.费斯在书中不仅对言论自由和第一修正案提出了独到而积极的观点和理论,还通过其基于数十年来许多经典案例对美国法律界相关思潮的剖析,使读者了解到法律学者对“公平”、“正义”的令人尊敬的孜孜以求,及尊重事实、理性思辨的有力逻辑。

一、关于言论自由的含义

言论自由是最原始和最基本的自由表达,在西方甚至可以回溯至圣经旧约阿摩司书中禁止言论自由必遭严厉天谴的记述。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宣示:“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1]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对以上规定也再次予以重申,此外区域性人权公约也广泛承认言论自由。同时,很多经典著作,比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密尔的《论自由》,米克尔约翰的《表达自由的法律限度》,也有关于言论自由的精彩阐述。

这些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有关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的传统解读,这种解读认为,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即“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即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限制人民和平集会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2]的字面理解,第一修正案所要保护的就是个人的自我表达,同时这种保护的另一面也是对政府的严格限制。费斯教授通过对以上这种解读在政府以及司法实践所造成的效果观察,认为第一修正案的含义不应如此。他认为保证个人自我表达固然重要,同时也必须把宪法所追求的目标正确地界定,那就是拓展公共讨论的空间,从而使普通公民能够对于公共事务以及围绕着这些事务的各种主张的含义有更准确的理解,并充分地追求他们的目标。

二、《言论自由的反讽》对言论自由的解读

1.文本中的新闻媒体和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的反讽》这本书分为四章来论述作者的观点。前三章作者详细阐述了一些学者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既往认知的缺陷以及由此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在第四章中,作者表达了对未来前景的预期。

具体来看,在第一章《言论的“沉寂化”效应》中,费斯教授认为毫无限制地放任每个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不能使社会中各个成员获得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机会,作者通过对于仇恨言论、淫秽出版物以及竞选捐款等领域言论现状的分析,认为自由主义派的言论自由反而会使某些群体(如有色人种、妇女、穷人等)没有能力或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的言论自由的“沉寂化”效应。在第二章《艺术与积极主义的国家》中,作者进一步论证自由主义派的言论自由在面对国家作为配给者时甚至更不恰当。费斯教授所探讨的情况诸如国家颁发许可证、建造和租赁房屋、雇佣和解雇工人、为图书馆购书、资助和管理大学以及为艺术提供资助等,他认为国家不再是以往的管制式角色,即签发命令和禁令,并通过所具有的权力来执行那些指令,而变身成为一个配给者,即政府可以通过给发言者提供津贴,或者诸如工作或执照等利益的行为,来影响言论。在第三章《新闻媒体的民主使命》中,费斯教授在对前两章分析的基础上,将论述焦点转移到了新闻媒体这一领域。作者在论述中批判了一些新闻媒体为了利益驱动而滥用所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并流露出对新闻媒体不能给予完全言论自由的意见倾向。而这亦是笔者所关注的重点部分。

在作者看来,在现代社会中,有组织的新闻媒体承担了向公民传达不同公职竞争者的立场观点,报道和评价当前的政府政策与实践的重要民主使命。而且为了履行这种民主义务,新闻媒体需要一种特定的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措施,即从经济和司法两个方面保证媒体的独立。诸如建立保障媒体权力的法律,并允许媒体进行自主经营。但是,同时诸如市场等外界力量的影响,作为一个追逐市场利益的媒体,有时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化利益,而常有一些诸如不去报道一些应当报道的问题,或者出现刻意的淡化某些问题的严重性的现象。例如,为了追求最小化的成本,同时也为赢得更多的广告收入,传媒管理者会怠慢具有新闻价值但成本较高的活动,诸如纪录片或深度追踪报道,转而依赖重播一些迎合低级趣味的热门电视剧;又如,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传媒公司可能会不顾观众的利益,而去登载一些失实的广告。

2.实践中的西方新闻媒体和言论自由

我们再结合西方新闻媒介的实际来看,进入大众传媒时代以来,报刊、书籍、广播、电影及电视等大众传播工具,一方面,加快信息传播速度、增强观点及意见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使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交流逐渐借助甚至依赖于大众传媒。为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西方赋予大众传媒以新闻出版自由,但是新闻出版自由并不等于公民的言论自由,因为新闻出版自由的主体即大众传媒是独立于公民的,他们是掌控在少数传媒大亨手中。所以我们就有理由担心,拥有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不会全心全意服务于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是被所有者滥用,成为牟取自身利益的工具。

1947年,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发表《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一针见血地指出,思想市场的失灵在于:“如果对所有人都具有头等重要性的工具仅仅供少数人使用,且不能提供人们所需要的服务,那么此时,利用那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处于危险之中了。”[3]大众传媒偏离大众,成为“少数人”的私有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大众传媒市场的集中乃至垄断。美国学者贝戈蒂克安在1983年《媒体垄断》一书中揭露,现实中是50家公司占有全国大多数的报纸,以及杂志、广播电视、书籍、电影业的主流。1987年该书二版时,已经减到29家;1990年三版时,减到23家;四版时,减到14家;1997年五版时,减到10家;2000年六版时,仅剩下6家。[4]另一个原因是私有媒体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导致节目的低质化和庸俗化,例如被视为媒体公共性基础的新闻报道,充斥着成本低廉、难度较小的事件,像名人的生活、法庭审理的案件、犯罪事件和枪击案件。对于那些由广告支持的媒体更是将目标集中在具有较大消费潜力的富裕读者身上,至于不符合年龄和收入的相当数量的群体则成为被忽视的对象,久而久之也就导致言论的“沉寂化”效果。

尤其是在当前互联网的发展方兴未艾之际,有些人乐观的认为:“网络具有对众多社会关系进行集合、重组的功能,通过信息达到了对现实社会抽象化的表现,使得人们对各种信息利用的自由程度、范围,对现实社会的影响都大大加强……表达渠道权呈现出由大众传播媒介集中统一掌握向其他社会主体分散扩展,由组织化向个体化过渡的倾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后一个普通的网络用户在获取和信息时可能享有的自主权甚至可以全面摆脱传统大众传播。”[5]这使公民的思想能够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自由且充分的表达。但实际上,“尽管新技术和通讯技术被称赞为民主式平等,但是倾向于现存经济强势的群体,对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社区要么绕道而去,要么施舍点滴恩惠。”[6]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同时,全球范围的数字鸿沟也逐渐呈现出扩大之势。据国际电信联盟的统计,在世界62亿人口中,有近80%的人仍被排除在互联网之外,发达国家近50%的人口已与互联网结缘,全球的网民中工业化国家占了90%,反之,占全球人口14%的非洲各国,仅有1.8%的人口进入网民行列。数字鸿沟的存在也导致互联网上的意见缺乏代表性。例如,关于是否应当为治安秩序而恢复收容遣送制度的讨论,某网站调查显示居然有60%多的赞成率,但是显然这个调查结果不具有代表性,因为该制度所针对的是“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而这些群体一般是没有能力上网表达意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