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效应传播学分析

摘要:近几年，新疆广泛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各地州市党员干部积极与基层群众结对认亲，来回奔忙帮扶贫困，以增强新疆的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民族团结一家亲”所开展的系列活动已取得一定的效果，群众社会归属感明显增强。从传播学的视角分析，该活动所产生的社会认同效应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促成机制：仪式化信息建构社会认同、交流的转变优化对话情境、图像“刺点”聚合集体记忆。

关键词:民族团结一家亲；传播的仪式观；集体记忆；社会认同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提出的一项致力于促进民族团结、保障边疆稳定的战略部署。“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开展以来，从各个领域促使新疆各族人民在最基本的价值认同上达成共识。该活动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体现出了重要价值意蕴。从目前的实践效果看，这项活动是促进民族团结最接地气的形式和方法之一，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一个相对固定的物理空间，对增强我国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繁荣地方经济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将从传播学的角度，探析“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边疆农村少数民族群众社会认同效应的产生机制。

1传播环境：仪式化信息建构社会认同

“传播”为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的宣传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基础，从而使得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成为可能。“认同”有多种含义，既包括客观的一些相似或相同特性，如相同的身份、相同的表现等，又包括心理认识上的一致性及由此形成的关系。这里所说的社会认同的含义，是指人们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感和归属感。［1］构建民族团结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往往面临着现代社会价值认同的困境，诸如个人归属感的缺乏、自我存在感的丧失、个体意义感的虚无以及焦虑感的增强和社会价值观的紊乱等。因此，需要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交融以建立秩序感和稳定感，从而实现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著名的媒介批评家、文化历史学者詹姆斯•W.凯瑞提出传播仪式观。凯瑞认为“仪式观”注重传播在时间维度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它不强调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展现传播行为背后的共享信仰的表征。由此，他认为传播是“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2］仪式观考察的不是信息在物理空间中的扩散，而是通过信息的共享来达到在时间上对一个共同体的维系；它强调的是共享与交流。［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2016年10月召开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动员大会首先奠基了一种仪式。［4］大会通过升国旗、奏国歌等国家主导意义上的仪式，促成民间的结对帮扶活动，从而使下级机关职能部门后续的帮扶活动得以沿袭该种仪式。以上级政府→各单位→村、街道→乡（镇）、社区（小区）→楼栋（单元）的纵向体系和以社会组织、民间热心人士组织的横向体系均在这个框架下展开“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由此全疆的结对认亲现象蔚为壮观。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如火如荼，形成热烈的社会气氛。在不同媒体的交叉宣传中，渲染出了更强的活动仪式。按照凯瑞的观点，“民族团结一家亲”结对认亲活动正是一种能够把参与者吸引在一起并赋予其共同身份的人际传播或群体传播仪式。仪式观下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本质上是一种以国家和民族特征等符号为中介的“互动”：干部与群众结对、知识分子与山区孩子互动、企业家与务农者认亲，一次结亲、终生结缘。例如，在阿瓦提县纪委监委工作的王恒2018年与村民帕提古丽•阿不拉一家结为亲戚后，两家人时常相互走动。除逢年过节外，周末有空时王恒也会带着家人提着水果到亲戚家坐坐聊聊，吃上一顿“拉条子”。［5］结对双方通过深入探访、来往走动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不仅如此，“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的汉族也因少数民族同胞的关怀而获得了感动和温暖。例如，住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拜城镇前进社区的西安人芦从样上了年纪又患有重病，常常一个人在家。她的结亲对象阿依夏木•玉素甫和儿子儿媳开了一家火锅店，有时要忙到凌晨两三点才下班，自从和芦从样做了亲戚后，不管多忙，阿依夏木•玉素甫总会抽时间到芦从样家看看，为她做饭，陪她说话。［6］通过多种多样的仪式性互动、宣传和激励，一系列全新的社会关系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不断涌现，有效地缓解参与者的个体焦虑，增强了参与者的自我归属感。“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通过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团结合作的社会示范，让更多的参与者以相同的国家和民族特征符号为中介进行交流，从而建构起一个使交流双方都置身其中的和谐社会。社会认同感的获得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社会认可，对个体而言，这种认可取决于个人与社会融合的程度。在仪式化符号的传播中，个体的社交范围得以拓宽，社会关系更为多元，通过交流交往交融，人们能够获得更多来自周边环境的肯定和承认。在一系列的活动和仪式中，“民族团结一家亲”的结亲双方社会认同感能够得到有效增强。正如凯瑞所言：“传播的起源和最高境界是建构和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7］

2传播模式：交流的转变优化对话情境

相比于传统的干群连接模式，以结对认亲的方式建立的新的情感连接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传播模式的转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交流情境的改变。领导干部走进结对认亲家庭，深度融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工作中，与普通百姓共同生活，并帮助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打理家务或为无一技之长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在这样的情境下，领导干部和普通群众各自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发生碰撞和交流，双方理念相互渗透。他们之间的交流由昔日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的远距离传达变为面对面亲切恳谈。于百姓而言，领导干部不再是报纸或电视上的疏离于农村的“刻板印象”，而是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可感知的对象。党员干部与普通群众在一日三餐中建立起对等的交流机制，在这种人际传播过程中，结对双方的对话模式由“通知—知晓”型转变为“对话—交流”型。从信息传播的维度上看，这种你来我往的交流模式，彼此都存在着新信息的输入与输出。他们之间通过对各类事件的公开讨论和开放交流建立起联系，并在意义的交流和共享中扩大彼此共通的语义空间，形成对世界的共识。社会认同感的产生不仅需要社会认可，还需要自我认可。干部和群众之间一改过去远距离的传播结构，在价值层面上，结对干部在与结对群众的日常相处中，用言语和行动将党的治国理政的理念以日常交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农户的思想之中，群众将自身的思想观念、所忧所虑以及实际生活诉求等细节呈现给干部以获得价值指引；在行为层面上，结亲干部、结亲商家们身体力行以积极的面貌带领边远地区的村民建立起创造美好未来的信心。干部们在帮忙干农活的同时，给村民传授生存技能、专业技术和生活经验，构建了生活和工作的积极示范情境，在这种交流情境中，结亲群众在也将沿着干部们提供的生活轨迹转变其行为和思想，更能以长远的视角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从而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强大力量。在这种“一对一”对话模式中，双方在发生转变的传播情境中逐渐产生自我认可的心理。在面对面的交流中，结对干部和结对群众实现角色融合，甚至角色转换。帮扶对象在一种非常规的秩序中重新编排内心的价值符码，冲破原有的身份顾虑和诚惶诚恐，在对等的交流中畅所欲言。结对群众内心的诉求被倾听、实际生活的需求被关注，个体的价值感被突出，存在感得到加强，在这样的交流情境中，个体通常容易获得自我认可。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中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有五种基本需要，它们分别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自尊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8］马斯洛认为，在这五种基本需要中，前四种需要为“匮乏性需要”，而后一种即自我实现的需要为“成长性需要”。［9］归属和爱的需要是人的重要心理需要，只有满足了这一需要，人们才有可能完成“自我实现”这一成长性需要。在“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活动中，结对双方所建立起来的更为亲近的传播情境，正是在人际传播中形成了“归属与爱”的情感范式。人们在这种范式中建构内心的“自我认可”结构，这是人完成自我实现最重要的情感路径，也是社会认同感的产生最直接的内心驱动。

3传播载体：图像“刺点”聚合集体记忆

“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在开展的过程中还以各式各样的联谊活动加以呈现。各族人民共同举办麦西来甫广场舞蹈大赛、厨艺展示大赛、百家宴、古尔邦节、中秋节纳凉晚会、新疆民族服饰展演等文体活动，让各民族优秀文化同台竞技。在各类活动中，不同民族、行业的人民结成帮扶对子、家庭对子、文艺对子、厨艺对子等各类民汉对子，人们在串门、唱歌、跳舞中相互了解、增进感情。各民族的歌曲、舞蹈、美食在其他民族的民众眼中构筑起了独特而新颖的艺术符号。在视觉修辞理论中，罗兰•巴特曾提出“展面刺点”说。“展面”体现的是一种是单向度的图像，意为画面中的元素处于一种和谐状态，整体上具有相对稳定的意义体系，对于观看者而言，是常在且熟悉的。“刺点”则是一些特殊的文本，其特点就是试图打破常规，风格与其他信息点风格不一甚至相反。在图像意义的诠释体系中，“刺点”往往对常规的记忆与理解形成挑战，具有将观者引向画面之外的表意特点，因而创设了一个我们理解“画外之物”的精神向度。正如巴特所说，“刺点”是画面之外的某种东西，似乎图像把要表达的欲望置于它给人看的东西之外了。［10］所以当各民族人们聚在一起，不同于本民族的美食和舞蹈符号往往成为他们视觉中的“刺点”，人们能够较轻易将这种“刺点”与当前情景相关联，形成个体的独特记忆，从而使用共同或相近的符号进行描述并再次建构它。联谊活动大面积、长时间地进行，话语构建实时呈现，个体记忆逐渐连结成相关联的各民族人民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符号承载着民族团结、互帮互助的深刻内涵，是民族团结中不可或缺的意识形态力量。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他的著作《论集体记忆》中提出记忆的社会框架和集体记忆理论，认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11］记忆以一种集体的意识作用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中。关于民族信仰、对他民族的感知和判断、社会评价的积累等或将以一种潜意识或隐晦记忆的形式积淀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参与者的大脑组织结构中，在受到相关刺激时可能被激活、唤醒。而记忆同时承载着人类长时间积淀的文化。通过集体记忆，文明得以代代相传。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在“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中所形成的文化和意识实现了在时间维度上的形成与维护。

4结语

社会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人们的心理认知状态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从传播的立场出发，探讨人们经由交流和传播而引起的认知、态度、行为变化，是大众意识形态建构研究的重要一环。传播执行着环境监视、社会联系与协调、社会遗产传承等功能。在民族团结的系列活动中，传播聚合了一种仪式，建立起社会的稳定感和秩序感。民族交流和民族团结等活动借助充满秩序感和仪式感的社会氛围，在各族人民之间凝聚起厚重的文化共识，以对等而放松的交流情境建立起和谐社会意识形态传播的运行机制，从而增强各民族人民尤其是边远地区农民的社会归属感和认同感。

作者:龙容 肖涛 单位: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