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费用思索

一、引言

经过三十多年的体制改革，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1978年以来我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上升可以看出这点。无论是相对速度还是绝对速度，无论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其行政费用支出的增长率都是惊人的。有学者统计我国的行政费用是全世界最高的。所以降低我国的行政费用就变得迫在眉睫。同时，这也是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管理给我们的启示。那么寻租和中国的行政费用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于寻租理论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布坎南认为，寻求租金的活动直接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活动范围有关，同国有部门的相对规模有关。陆丁（1993）则认为，一项扭曲市场的政策要延续下去一般都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政策造成的扭曲要相当严重，从而形成一个维持这个政策的利益集团；二是该政策造成的寻租应当集中在少数寻租者手中而不易耗散。［1］寻租将导致政府官员会花一部分资源用于设租（通过创租或抽租的方式），寻租者如果发现寻租比生产投资更有利，他们也将花费大量的资源用于这方面。制度经济学研究表明，社会的资源配置由产权决定，便会形成寻利社会，由行政权决定时，就形成一种寻租的社会。布坎南认为，寻求租金的活动直接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范围和区域有关，同国有部门的相对规模有关。政府的特许、配额、许可证、批准、同意、特许权分配等都意味着由政府造成的任意的或人为的稀缺。这种稀缺意味着租金的潜在出现及其寻租活动。我国近年来大量出现的寻租现象以及相伴而生的腐败，是根源于我国在采取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以行政方式而非正式的法律形式对产权进行再分配。从这些年我国腐败现象的大量案例来看，寻租现象主要集中在四个点：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化的交汇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这四个点的含金量都比较高（何清涟，1998）。西方学者对“政府”或“公共组织”的运行规律、管理规模、绩效成本等方面的研究有很长的历史。Wilson（1886）、阿曼可汗、Dennis．C．Muellen、戴维•奥斯本、刘润田、杜卓、高铁彬（2001）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行政费用的内涵、分类、界定和影响因素，虽然理论界的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对研究我国行政费用提供了有意义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研究存在着很多的缺陷，一是对行政费用、行政成本的定义，甚至是名称都没有完全统一，对行政费用的划分比较模糊。二是对于影响行政费用的因素的论述过于简单，并且多用静态分析，缺乏必要的动态分析，而且系统性不强。没有明确提出政府行政费用增长的主要原因，没有看到由于政府自身的支出扩张性，政府行政费用增长也有其客观性原因，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忽视了对不同性质的行政费用研究。纵观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笔者发现研究寻租理论的学者很多，但中国行政费用分析的文章则相对较少，所以，笔者从寻租的视角去分析中国的行政费用问题，试着丰富目前关于行政费用的研究现状，所用的方法是构建一个监督者、政府官员和寻租者的三方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他们的策略和均衡。通过本文的分析，笔者发现寻租的存在将会使我国的行政费用大幅度上升，二者之间是高度相关的，而且两者之间有种自增强的趋势。

二、理论框架与模型分析

1．理论假设。

寻租活动产生的腐败问题以及委托人对寻租行为的监管，构成了一个三方博弈。涉及到的博弈主体有监督者———由人民选举产生政治家，监督者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实现了公众的利益；政府官员；寻租者———通过一定的手段获取公共权力所限制的资源的需求者。政治家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对寻租行为进行监管，并且对寻租活动的参与方进行惩罚。寻租者与政府官员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寻租与不寻租；委托人也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监督与不监督；监督的结果有两种：查出违规与未查出违规。假定寻租者在不寻租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渠道获得限制资源的价格为V，在一次权利交换中政府官员以价格Y向寻租者出售该种资源，那么当V－Y＝0时，我们说政府官员没有违规；当V－Y＞0时，说明政府官员有收受贿赂等腐败行为存在，其中V－Y为监督者损失，假定E为政府官员不腐败时的正常工资收入，R为政府官员受贿的腐败收入，S为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督成本，Pv为人和寻租者进行寻租活动的概率；Pc为委托人进行监督稽查的概率；Pa为委托人进行稽查且查证成功的概率。

2．博弈模型构建及均衡结果分析。

在上述假设下，人、寻租者和委托人三方博弈模型如下表所示：（1）人和寻租者进行寻租活动均衡概率的分析。模型均衡表示人与寻租者将以最优概率Pv选择违规行为并获取相应的额外收益，如果人和寻租者选择以大于最优概率Pv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委托人的最优选择就是监督，反之就是不监督；如果人和寻租者选择以最优概率Pv的概率进行违规操作，那么委托人的最优选择就是随机的选择监督或者不监督。（2）委托人监督的均衡概率的分析。对委托人而言，其选择监督的最优概率取决于人或寻租者的取向，以及二者的利益最大化倾向。在人（政府官员）利益最大化倾向条件下，此时可以看成是政府官员通过创租和抽租等形式进行的寻租型腐败活动，也即是属于我们说的先设租后寻租这种现象。委托人将以最优概率Pc＝1／Pa（2E／R＋K）选择监督稽查。如果委托人选择以大于最优概率Pc的概率进行监督，那么官员的最优选择为公事公办，正常工作，不设租索贿；反之，则官员的最优选择就是以权谋私，进行腐败活动；如果委托人选择以最优概率Pc的概率进行监督，人（政府官员）将随机的选择腐败行为。在寻租者利益最大化倾向的条件下，从政府官员角度看，这种腐败行为可以看作是互惠型的寻租，也即是属于我们说的先寻租后设租。委托人将以最优概率Pc＝V－Y－R／PaL（V－Y）选择监督稽查。如果委托人选择以大于该概率的概率进行稽查，那么寻租者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寻租活动；反之则寻租者的最优选择是进行寻租活动，通过贿赂政府官员来获得某一垄断特权或稀缺资源；若委托人将以最优概率Pc＝V－Y－R／PaL（V－Y）进行监督，那么寻租者将随机的选择进行寻租活动。政府官员有争取预算最大化的心理，从而找机会进行权利设租。正是政府官员刻意创造的寻租空间增加了社会的成本，这只“看不见的脚”提高了行政费用。

三、结论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预防和打击寻租是降低行政费用所不可或缺的举措。寻租是社会的毒瘤，行政费用的居高不下与寻租的联系异常紧密，寻租浪费了社会资源，提高了行政费用。因此，必须从源头上治理寻租。一是要进一步探索从体制、机制和制度上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新路子，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努力形成“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格局。二是要建立询问和质询以及罢免或撤换等一系列党内监督制度，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尤其是对党政负责人的监督，防止形成串案、窝案、集体侵吞公共资金等案件的发生。三是要建设透明政府，明确各环节和有关领导者责任，消除以“集体决策”名义掩盖下的无人负责现象，即防止缺位，切实严肃法纪。逐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加大对“寻租型”腐败和私设“小金库”的惩处力度，减少行政中间环节，限制滥用职权，减少或遏制腐败。四是要加强人民的监督、人大的监督和新闻舆论的监督，建立包括有执政党、国家权力机关、司法机关、各派和社会团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最广泛的人民群众、新闻媒体等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网络式的监督结构，发挥监督的整体效应，加大反腐力度，使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各方监督之下公开行政，遏止寻租和腐败，控制和降低行政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