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研究

摘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注意加强廉政建设，不断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并取了丰富的经验。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光荣历史，并得出了基本的经验。这些基本经验有助于我们不断地研究、继承，并结合今天的反腐败斗争的实践加以运用，以更好地指导当前的反腐倡廉工作。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基本经验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现象。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相容的。[1]我们党成立以来，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同剥削阶级影响和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努力保持党的纯洁性，重视加强廉政建设。我们党具有反腐败斗争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当前，开展反腐败斗争，推动党风廉政建设，既要研究当前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针对新情况采取新措施，也要重视借鉴和善于吸收我们党历史上反腐败斗争的基本经验和基本做法。

一、历史回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同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形成了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和优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同各种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

早在1921年7月，党的一大的党纲就规定地方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监督。1922年7月，党的二大党章对党的纪律作了详细规定。1926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指出投机腐败分子跑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果容留这些分子，必定会使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任务，且将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坚决清洗这些不良分子。1929年12月，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些原则，指出红四军党内、军内存在着个人主义、流寇主义、享乐主义、平均主义和军阀作风等，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必须认真加以克服。决议提出了纠正军队内部消极腐败现象的办法，从教育做起，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实行民主制度；发动群众进行批评监督等。

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山东、晋西北、晋冀鲁豫、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府也陆续颁布了同样的条例，规定了惩治贪污犯罪的具体办法。这些措施，使根据地成为廉洁的楷模。曾总结说，延安没有贪官司污吏、没有土豪劣绅、没有、没有娼妓、没有小老婆、没有叫花子，没有结党营私之徒，没有萎靡不振之风。1942年2月，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此后，开展了著名的运动，通过加强思想教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肃内各种错误思想影响，端正党风。1944年9月，在《为人民服务》的讲演中阐述了党的根本宗旨。同年，号召全党学习郭沐若总结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著名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告诫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的骄傲的错误”。他在致郭沐若信中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克服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特别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在解放各城市战斗中，人民解放军规定了严格的入城纪律，秋毫无犯，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

革命战争胜利后，我们党继续同腐败现象开展坚决斗争。通过“三反”运动，揭露了一批蜕化变质分子，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同时极大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1951年底中央决定开除利用职权、盗用公款、倒买倒卖、盘剥工农、腐化堕落的原天津地委负责人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并举行公审大会，枪毙了这两个严重腐化分子。1957年春，我们党开展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60年代，我们党强调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勤俭建国，十分注意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教育，并开展了多次规模不等、内容各异的反腐倡廉斗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继续重视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反对腐败。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告诫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仍然要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1980年11月，陈云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取得了成效。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的高度，正确估量形势，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行坚强有力的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查处了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等大案要案，反腐败斗争保持了健康发展的势头。

二、经验总结

1、必须密切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和围绕党的工作中心

党的路线是党的纲领的具体体现，它规定着党在一定历史时期行动的方向和目标。党的中心工作则是党在一定时期压倒一切的总任务。反腐败斗争决不能离开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而孤立地进行，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来开展。离开了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反腐败斗争就不能把握正确方向，就不能卓越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革命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的奋斗目标，当时反腐倡廉乃至一切工作都要在这个总路线指导和统帅下来进行，并为其服务。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反腐败斗争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服务，这是反腐败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建国初期、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因而推动了经济建设的开展，也保证了反腐败斗争的成功。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也有沉重的教训。主要是1957年以后，我们党犯了长达20余年的“左”倾错误，脱离经济建设，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反腐败工作中，把党风廉政建设都与阶级斗争牵在一起，误以为党内的不廉洁现象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打击面过大，伤害了同志，冤枉了好人。正因为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指导反腐倡廉，脱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因而反腐败斗争乃至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都难以取得成效。

2、必须把思想教育放在突出位置

思想教育是廉政建设的中心环节和治本措施。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抓好思想教育，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道德水平，是我们党反腐倡廉的一贯传统。我们党非常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和廉政教育。

1929年古田会议就十分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分析当时党内不正之风的原因时指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错误思想作风“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提出要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作风教育。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注重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廉政思想和道德教育。在前后，、刘少奇、陈云分别撰写了《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论共产党的修养》和《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著作，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教育、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教育、艰苦奋斗作风的教育。那时，党和政府十分廉洁，上至总司令，下至普通战士，都勤俭廉洁，党风和社会风气为世人广泛称道，这与和党中央注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廉政教育有很大关系。建国后，我们党十分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正确认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廉政勤政，对于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起了很大作用。新时期，我党又开展了“三讲”、“三个代表”、“保持党员先进性”等教育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我们开展反腐倡廉工作，必须要把思想政治教育和廉政教育，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放在突出地位，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认识。

3、必须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健全监督机制，把反腐斗争制度化、法制化

我们党一向注意廉政制度建设。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党领导的根据地政权都把“建立廉洁政府，肃清贪污浪费”作为一项施政纲领，并制定了许多有关官僚主义，建立民主政治，惩治贪污浪费，历行勤俭节约，禁止假公济私，倡导以俸养廉的条例、训令、公约和决议。50年代，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尔后不久，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工作人员的奖惩规定，旨在“发扬工作积极性，防止和纠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以切实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廉政建设要靠法制的重要指导思想。同志也多次强调要从制度上落实从严治党任务的问题。20多年来，我们党和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以及关于廉政的法规、制度和措施，对于保持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消除腐败现象起了很大作用，使廉政建设开始逐渐纳入制度化轨道。

我们党还十分重视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强廉政监督。建党初期，我们党就强调中央对党的地方组织和党员行使监督权。党的五大、六大分别成立了专门的监督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监督各级党组织的机关工作和财务会计。30年代初，在中央和地方苏维埃中均设立各界群众代表组成的工农检查委员会，检举、揭发政府、红军和企业内发生的贪污腐化、压迫强制、消极怠工等不良分子。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内的“三三制”政权，其实质在于实行民主，发动各阶层代表人物参政议政，对党的工作实行监督。建国初期，我们党加强监督机构内外监督的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恢复和健全了党内的监督机制，与此同时，重视发扬人民群众以及派、群众团体的党外监督作用，以及舆论监督，初步形成了有党内监督、人大权力机关监督、国家行政监督、政协监督和舆论监督在内的监督体系。

4、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紧紧依靠党内外广大人民群众

反腐败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依靠广大群众，这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经验。我们党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唯一领导力量，当然也是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领导力量。在中国这样国情复杂的大国，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反腐败斗争不可能深入彻底，极容易出现偏差，达不到应有目的。由于有党的正确领导，保证了历次反腐倡廉的顺利开展和深入进行。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纵观党的8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战争年代、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阶段，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胜利和成功的条件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要有正确的理论、路线，一条就是要有好的作风，而好作风中最核心的就是密切联系群众。[2]我们的工作任务不管怎样变化，时代不管怎样发展，离开群众路线，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反腐败斗争要依靠党内外广大群众。这是我们党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基本做法。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3]我们党历次反腐败斗争都注意动员群众参加，接受群众监督。在建国初期，“三反”运动中就强调充分发动群众，鼓励以各种方式大胆揭发检举一切贪污、腐化、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并规定不允许任何人对检举者打击报复，从而推动了“三反”斗争的深入开展。

5、必须抓好典型，特别是大案要案的典型，惩一儆百

我们党一向重视抓好典型。典型事件、典型人物有很大的代表性。在反腐败斗争中抓住典型，特别是大案要案的典型，惩一儆百，对于推动反腐败斗争开展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延安时期对黄克功案和建国初期的刘青山、张子善案的处理，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曾任抗大六队队长。他因恋情而杀人。事发后，中央开除了他的党籍，陕甘宁高等法院处他死刑。曾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红军干部而如此卑劣、残忍，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以极刑。刘青山、张子善，曾是天津地委负责人。他们在革命战争中，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解放，建立过功绩。但是，进城后，他们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腐蚀下，利用职权，贪污腐化，蜕变为人民的罪人，被处以死刑。曾指出：“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序错误的干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风中央从战略的高度，正确估计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工作力度不断加大，查处了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等大案要案，为党风廉政建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抓典型也包括正面典型的宣传。20世纪60年代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当代的省委副书记郑培民就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对广大干部起了很大教育作用，至今仍为群众广泛称赞。

作者：

尹世康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讲师，法学硕士；

张建国江西省泰和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刘裕明江西省泰和县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常委、信访室主任

参考文献：

[1]、邓小平、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595

[2]张建军.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J]探索与求是2002（1）

[3]、邓小平、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