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差异的财政支出透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优化一直是我国政府政策的重心之一。1997年~2008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逐年平稳增长，整体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增长比第三产业增长稍快一些，但第二产业上升的幅度不足，整体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阶段；西部地区工业比重较低，第三产业比重有所增加。产业结构的动态差异也造成了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这是客观现实，在此背景下，财政支出很可能会对各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大相径庭的影响，这也是其他研究所忽视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财政支出与增长关系的研究，自Arrow和Kurz（1970）开创性地发展了一个从私人消费和公共资本存量中获得效用的消费者模型从而使得财政支出的效应可测度后，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但起初的研究未考虑预算约束的影响，如Barro（1989）、Devarajan等（1996）、Gupta等（2005）、郭庆旺等（2003）、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a，2006b）、王小利（2005）等，Kneller等（1999）认为这种忽略会导致估计偏误。Ghosh和Gregoriou（2008）于是沿着Kneller等描述的方法论，使用15个发展中国家28年的面板数据，考虑税收、非税收入和赤字的约束，分析得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性支出过度，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效应，而经常性支出有显著正效应。这些研究拓展了公共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范围，对实践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但没有考虑产业结构的影响。

Musgrave（1966）、Rostow（1971）指出，财政支出结构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应有不同的侧重，而不是简单地增加消费性支出或投资性支出，这一发展阶段论启示我们，从纵向看，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是不同的；从横向看，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因国或因地区经济特征不同而不同。本文试图将预算约束和产业结构差异考虑进去，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财政支出结构调整与优化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理论背景和模型设定

1.理论背景。Devarajan等（1996）受Barro的启发，构建了一套AK模型探索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得出财政支出各部分的配置比例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每一种支出不是越多越好，当某一支出过量时，其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断弱化甚至为负。模型框架如下：

假定有两类政府财政支出g1和g2，这两类支出的变动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定义生产函数如下：

生产函数y是私人资本存量k以及两类政府支出g1和g2的函数，且函数形式为常数替代弹性。

假定在一个大量无限生命的相同经济主体构成的新古典经济中，经济主体的偏好可通过下述效用函数描述：

其中，U为效用，c为消费量，>0为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0为时间贴现率。

经济主体在各时点面临的流量预算约束条件为

k=（1-?子）y-c（3）

其中，?子表示税负水平，也就是说，家庭持有的实际资产流量等于税后收入减消费。

政府支出融资来源于税收，即

支出的比例构成为

经济主体在给定的税负水平?子和支出份额?准下选择c、k最大化其效用U。在（1）式、（3）式、（4）式、（5）式约束下求经济主体效用最大化问题，得到如下稳态消费增长率等式：

综上所述，增长率?姿的变化受税负水平?子即预算约束和支出份额?准的影响。

2.模型设定。本文以Devarajanetal.（1996）模型为基础，在考虑预算约束面影响下，设定如下PanelData模型：

其中，i表示截面，t表示年份，Git是第i个省第t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为了消除短期波动，采用两年移动平均值形式；k表示私人投资规模，用私人投资占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百分比表示；gov表示财政支出，用财政支出的各组成部分占总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表示；tr表示税收规模，用税收收入占GDP百分比表示；ntr表示非税收入规模，用非税收入占GDP百分比表示；b表示地方政府收支差额的规模，也是GDP的一定比重，这三者构成了财政支出的预算预算；unemp是城镇登记失业率，用来表示劳动力使用情况；uit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分别以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作为因变量考察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并将产业结构变量纳入，模型扩展如下：

D是虚拟变量，用来表示各省经济特征，为简单起见，第二产业为主则为1，第三产业为主则为0，均为各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从各省数据看，没有第一产业为主的情况）；本文还考虑了财政支出与虚拟变量的交互项gov*D。govit由capit、conit、trait分别表示，cap代表投资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con代表社会消费性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tra表示转移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投资性支出直接作用于生产，包括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简易建筑费、地质勘探费、科技三项费用、流动资金、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等项；社会消费性支出指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支出，它间接作用于生产，包括行政管理费、国防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公交商农等部门的事业费等；按照转移支出无偿的、单方面转移的特征，本文将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政策性补贴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经费等纳入转移性支出。

本文使用的数据是来自1997年~2008年中国三十一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不含台湾、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数据来源于1998年~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新中国55年（2005）统计资料汇编。由于2007年支出数据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最后两年数据根据资料推算得出。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财政数据只包括预算内数据，不包括预算外数据。

3.计量结果。hausman检验的结果是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1列出的是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表1可看出，私人投资规模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税收与非税收规模增长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而收支差额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D的显著性表明将产业结构变量纳入是合理的。由表看出，当D=0时，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为-0.2，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为0.14，转移支出的增长效应为0.07；当D=1时，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为0.4-0.2=0.2，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为0.14-0.24=-0.1，转移支出的增长效应为0.07-0.1=-0.03。

四、结论

产业结构动态变化是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客观现实，鉴于资源的稀缺性，财政支出的合理配置涉及整个资源配置效率，本文运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地区财政支出的增长效应，考察了投资性支出、社会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各省区来说，第三产业为主的年份，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转移支出的增长效应为正，但结果不显著；而第二产业为主的年份则相反，投资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正，社会消费性支出的增长效应显著为负，转移支出的增长效应为负，但结果不显著。

本文的结论意味着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不能“一刀切”似的保持甚至扩大生产性支出，削减非生产性支出，而应区别对待。对于各省份而言，第二产业为主时应保持甚至加强投资性支出，为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硬件环境；第三产业为主时应保持和加强社会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支出，健全政府服务，抓好科教文卫工作，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的差异，从而对于各类财政支出的消化程度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