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范文10篇

产业政策范文篇1

关键词：物流产业政策问题完善

产业政策为一种重要公共产品，是产业发展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可以加速对市场失灵的校正，但同时也存在政府失灵的现实风险，如何低成本、高效益地推进物流政策领域的制度创新，对于正处在产业上升期的我国物流产业是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关系到相关职能部门利益和业界利益的敏感问题。

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产业分布政策等，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交叉，形成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产业组织政策主要包括反垄断政策和公共管制政策；产业结构政策主要包括支柱产业政策、衰退行业援助政策、产业发展的技术政策、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产业分布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空间分布政策、产业区际经济协调政策。产业政策的功能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有效配置资源；保护幼小民族产业的成长；熨平经济震荡；发挥后发优势，增强适应能力。对于产业政策的作用，“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理论有不同的认识，但通常认为：在产业经济发展的导入期、衰退期，产业政策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在产业经济进入成长期和成熟期，产业政策则趋于无效。产业政策的操作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手段（主要有财税措施、金融措施、价格措施、政府采购与收入调节等），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如信息指导、行政审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制度改革等）。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与政府其他政策一样，产业政策同样是利益集团反复博弈的公共选择结果。

我国的现代物流产业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从产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来看，尚处于产业发展的导入期，且面临开放物流业市场后世界级物流企业的竞争；从我国物流产业的市场结构角度看，行业集中度过低、缺乏有实力的大企业，物流服务的差别化较低、缺乏必要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低水平恶性竞争严重；制度性退出壁垒过大、兼并重组的成本过高等问题十分突出；从物流产业技术创新的角度看，受企业规模和风险及其分担方式的影响，物流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的速度较慢；受信息不对称、存货、沉没成本的影响，市场出清机制还存在较大不足；从政府公共管制的角度看，不同领域内的管制过多与管制不足并存；从产业布局的角度看，一些地区的物流基础设施与其整体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及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从物流基础设施的分布看，物流基础设施受体制影响，缺乏统一的规划衔接、节点设计落后、通用性较差等等。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缺乏产业政策指导或产业政策不合理造成的。因此，需要通过知识的普及、专家型管理者的引入等手段降低制度创新的成本，并通过选择适宜的产业政策推动我国现代物流产业的发展。

国外发达国家物流业发展较早，相应地物流产业政策也比较成熟，其中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欧洲的物流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强调政府的任务是监督和控制。监督物流业的发展是否符合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控制物流业的布局及其规模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二是对基础设施建设强调联邦政府统筹规划、州政府扶持建设、企业自主经营的发展模式。联邦政府在统筹考虑交通干线、主枢纽规划、生产力布局、物流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各种运输方式衔接的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规划物流园区的空间布局、用地规模与未来发展。州政府提供建设用地及交通设施，并把物流园区场地租给企业，与其按股份制形式共同出资；三是物流体系的标准化、共享化和通用化。全欧铁路系统及欧盟提出：要在未来20年内，努力建设统一的铁路体系；四是行业协会的作用突出，在代表和维护行业利益、影响欧盟物流政策上发挥的作用较大。

美国联邦层次的物流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各种管制委员会，如州际商务委员会、联邦海运委员会、联邦能源委员会等。此外，联邦法院、各行政部门负责司法、行政工作，而立法机构则是总的物流政策的颁布者。美国政府强调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的前提下，不断通过宏观政策的引导，以现代物流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在其2025年的《国家运输科技发展战略》中，规定交通产业的总目标是：建立安全、高效、充足和可靠的运输系统，其范围是国际性的，形式是综合性的，特点是智能性的，性质是环境友善的，而《美国运输部1997-2002财政年度战略规划》则成为美国物流管理发展的里程碑。近年来，随着现代物流业在我国的兴起，在学术界、实业界的推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物流产业政策。

从已公布的规划看，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强调产业功能定位和区域经济功能定位。二是培育物流需求、促进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三是统筹规划物流设施建设，重点加强物流节点规划，力求实现多功能、多种运输方式共享；在用地、物流园区一定年限财政资金返还、资金扶持、城市交通管制等方面协调配合；四是优先发展物流信息化，支持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推动EDI、GIS、GPS、SCM、POS、ERP、MIS等先进信息方式和手段的应用，同时，强调数据标准化、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等的发展；五是重视物流标准化工作；六是强调物流人才的培养。

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尚处于形成的初期，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突出表现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迄今为止，在我国尚无系统、令人信服的物流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为数不多的涉猎者，也多是对某一实际问题的探讨和对国外有关理论观点的介绍。正缘于此，使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显得苍白乏力；对产业发展的基础情况和国外产业政策的实际运作掌握的都比较粗略。这在客观上削弱了物流产业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影响了对国外成功物流产业政策的学习和借鉴，加大了政策运用成本；产业政策形成中的部门协调难度大，政策传导受政府体制的影响较大，且行业中介组织和大企业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较弱。这就使得物流产业政策出台慢，实施起来障碍多，由于行业组织和企业参与不够，一些政策规定难免脱离实际；过分强调经济手段的作用，对法律手段、管理手段、科技手段等其他手段的作用认识不足，应用较少。在经济手段的选择上重视投资手段，而对金融手段的重视不足。于是导致物流产业政策手段体系不完备，缺乏足够的力度；产业政策实施的权威性不强，相应的手段保证不足，从而影响政策的有效实施。

产业政策范文篇2

关键词：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法宏观调控法

一、产业政策及其法治化的一般分析

（一）产业政策的含义、实质与基本构成

产业政策尽管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才在世界各国广泛使用的概念，但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产业政策的实践伴随最古老的产业-农牧业的出现和国家的诞生就已存在了，如鼓励农牧业、抑制商业的政策。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思想及其实践则是在现代大工业发展的时期开始的。概括地说，产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这里的“干预”应该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包括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方面的含义。“产业政策一般以各个产业为直接对象，保护和扶植某些产业，调整和整顿产业组织，其目的是改善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稳定与增长，增强国际竞争力，改善与保护生态环境等。为了实现这些经济性的或社会性的目标，产业政策要求政府对每个产业和企业的生产活动、交易活动进行积极或消极的干预，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市场的形成和市场机制。”[①]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一种自觉干预，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包括实现经济振兴与赶超、结构调整与转换以及保持经济领先地位与维持经济增长势头等。显然，这种政策是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一般说，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政府代表的是社会共同利益，而不是某种政府利益。这是产业政策的一大特点，并以此与自由经济下的其他一些政府政策相区别。”[②]显然，若从产业政策的目标来看，产业政策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在国际层面上则是为了增强和维持本国经济整体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其实质体现了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产业政策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反映一种赶超的思想。”[③]

需要明确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不是要取代或者排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基础性调节，而是在充分尊重并利用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的前提下，对市场缺陷的必要补充。现代的产业政策是普遍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

关于产业政策的体系究竟由哪些部分组成，国内外的经济学界并无一致的说法。通常认为，产业政策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四部分构成。当然，这个体系不是静态的、封闭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可以根据发展的需要而包括新的内容。国务院在1994年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也指出：“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以及其他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和法规。”这里所谓“其他对产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政策和法规”正是体现了动态、开放的要求。例如，可以根据情况将产业国际竞争力政策（产业进出口政策）和产业环境政策（产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等包括在内。实际上，各类产业政策中间存在着彼此交叉滲透的关系，难以截然分开。同时，产业政策在各国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并根据各自经济的实际情况而不断进行调整。

（二）产业政策的法律调整与产业政策的法治化

由于产业政策关系到整个经济的中长期目标、各产业间合理的发展比例、一定时期重点产业发展的途径和支撑政策，也关系到全国地区经济的布局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及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它所涉及的关系具有长期性和广泛性的特点，因此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管理经济的条件下其仅以“纯粹的”政策形式存在往往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调整，以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行规范和提供保障。对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就是要将产业政策的主要方面法律化。

很多人在分析日本等国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时，往往是将产业政策的法律化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确实，日本是非常重视对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的。根据介绍，日本产业政策的推行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进行的。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定“一般法”，如通过对反垄断法的修改，放松对控股公司的限制，促进企业兼并和联合，实现经济规模，提高竞争力；另一类是制定“特别法”，如通过制定各种振兴法、产业结构改善法等，直接影响产业发展。根据法律的作用，日本将有关产业政策的法律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对扶持、保护、促进其发展的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通产省制定并经国会通过振兴法；第二类是对需要加以援助以顺利压缩过剩设备、转移人员的衰退产业，制定萧条产业临时措施法；第三类是对介于前两者之间，需调整其结构的特定产业，制定改善结构法。这些产业临时措施法有效期一般为5年左右。[④]在经济恢复时期、高速增长时期、产业调整时期和结构转换时期，日本产业政策都是通过围绕当时的产业政策重点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法律来实现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我国台湾等）在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中也都重视对产业政策及时进行法律调整。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重视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多年来产业政策对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组织素质，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些方面的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不理想。这除了产业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之外，不重视法律手段在实现产业政策中的作用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要保证产业政策得到有效实施，将产业政策法律化是一个必要的举措。

在对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我们还必须强调实现产业政策的法治化问题。产业政策是一种政府政策，也是政府的干预或调控行为，在此领域实行法治就直接表现为政府要依法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要受法律的约束，这突出地体现了法治的民主实质和要求，其意义重大。如果政府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行为不受法治原则的制约，这种产业政策就可能变成行政专权，增加其任意性，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如果不对公共行政在为追求其目的而采取任何被政府官员认为是便利的手段方面的权力加以限制，那么这种做法便是同法律背道而驰的，因为这将沦为纯粹的权力统治。”[⑤]所以，对政府制定和执行产业政策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控制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产业政策一旦上升为法，就不再是政府意志，而是国家意志、全民意志。即使是政府的有关规定或行为与法相抵触，也必须以法律为准，服从法律的要求。”[⑥]因此，对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不仅意味着要规制被调控主体的行为，而且也意味着要规制调控主体的行为，并且后一方面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二、产业政策法的基本涵义与制度体系

（一）产业政策法的概念与特征

产业政策法是调整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简单地说，产业政策法就是规范和保障产业政策的法。它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方面可归为宏观调控法的范畴。

有人基于法理学上关于法与政策的严格区别而对“产业政策法”的提法提出质疑，认为法与政策不能兼容。然而，我们认为使用产业政策法的提法并没有什么障碍。政策在经济学领域中通常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或原则；二是指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政府行为。作为基本方针或原则，政策对计划制定或市场活动、对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对生产和消费等都有指导作用；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政策对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或再分配产生影响。在西方经济学中，政策概念一般偏重于后一方面的含义。[⑦]在前一种意义上，即产业政策是指产业发展的基本方针或原则，产业政策法的提法体现了产业政策与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产业政策法作为产业政策的法律化方面的本质。在这种意义上，经济法的其他部分如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也可称为竞争政策法、消费者政策法，甚至整个经济法都可称为经济政策法。在后一种意义上，即产业政策主要是指政府利用所属的各种职能机构对产业发展或结构转换等的干预行为，产业政策法的提法正体现了其对政府干预产业行为的规范和保障的实质。因此，产业政策法不仅有将产业政策上升为法律形式的问题，而且更意味着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行为受到法律的规范和保障的问题。在这里，姑且将前者作为第一层次的产业政策法，而将后者称为第二层次的产业政策法。

有人主张用产业法或产业经济法来代替产业政策法的称谓。但是，无论是产业法还是产业经济法，其所指的范围都超过了产业政策法的所指，实际上就是对产业经济进行调整的法。它除了产业政策法外，还包括了非由产业政策调整的但由法律直接调整的产业经济学中所包括的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技术、产业发展等经济内容。[⑧]虽然产业调控法与产业政策法的含义较为接近，但由于产业政策的概念在国内外都已是约定俗成，因此没有必要这样去改称。

作为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产业政策法具有经济法的一般特征，如经济性或专业性、政策性、行政主导性和综合性等。[⑨]当然，产业政策法在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特征时又有自己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其在经济法中的一些特殊性。从产业政策法的基本性质、内容和各国的产业政策立法、执法情况出发，我们认为产业政策法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

第一，政策性。这是产业政策法在内容方面的特征。产业政策法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的法律化。有的学者认为：“产业政策法是政策与法律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种法律。在产业政策法中，政策是内容，法律是其形式，或者说产业政策获得了法律的表现形式，进而具有法律的一般性质，如规范性和约束力，或者说政策本身就具有法律性质，在这里，政策和法律融为一体。”[⑩]产业政策法的政策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的制定、修改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这决定了产业政策法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和灵活性，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个国家的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法在内容和侧重点上往往差别很大。有关产业政策法一般具有较明显的时限性和阶段性，如日本产业政策法所规定的产业政策，无论是支持、发展性的扶持政策，还是救济、援助性的调整政策，都是有一定期限的，很多临时措施法的有效期为5年，也有的是10年。正是这个原因，很多法律在名称上就冠以“临时措施法”，如《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同时，产业政策法在实施过程中往往也会受到政策变化的影响。

第二，社会本位性。这是产业政策法在实质方面的特征。产业政策法保护的既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政府利益，也不是完全的社会个体的利益，而是同这两者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的社会公共利益，即广大人民群众所享受的利益。虽然政府应当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但政府并非没有其自身的独立利益。“政府在法定的限度内追求自身预算约束的宽松、程序约束的简化、职责履行责任的减轻和模糊化，甚至是办公条件的改善等等，都是司空见惯的常见现象。”[11]在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一般说来，政府代表的是社会共同利益，但这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自动实现的，而需要在产业政策法中得到体现和保障。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产业政策法的调整，包括对某些行业、企业进行规划、引导、扶持、保护和限制等，其所要达到的直接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整体利益，而不是直接为了某个或某些私人（企业）的利益，尽管它在客观上和间接地会对个体利益产生某种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产业政策法的社会本位性体现了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基本价值。

第三，综合性。这是产业政策法在形式方面的特征。产业政策法的综合性，首先表现为由产业政策本身的综合性决定的产业政策法的内容的综合性。产业政策明显是综合的而不是单一的，以此为内容的产业政策法也必然具有综合性。其次，产业政策法的综合性表现为其调整方法和实施手段的综合性。产业政策法的调整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除传统的民事、行政和刑事的以外，还包括奖励；产业政策法的保障措施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人将其分为三大类：一是间接诱导的手段，它包括财政、税收、金融、价格、外贸、政府采购等；二是直接管制手段，它包括了鼓励、允许、限制、禁止等方面，有时还配有配额制、许可制、对工资与价格的直接管制等；三是行政、信息指导手段，它以经济展望、劝告及提供其他信息为表现式样。[12]此外，产业政策法的综合性还表现为其既包括实体规范，又包括程序规范，两方面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产业政策法律制度。

（二）产业政策法的基本制度体系

与前述产业政策主要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所构成相一致，产业政策法的基本制度体系也主要由产业结构政策法律制度、产业组织政策法律制度、产业技术政策法律制度和产业布局政策法律制度所构成。其中，产业结构政策法律制度和产业组织政策法律制度是产业政策法基本制度体系中两个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产业结构政策是指政府依据本国的产业结构演化趋势，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制定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政策针对产业间的资源配置结构优化与调控问题，其实质在于从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演进中求得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产业结构政策按照政策目标和措施不同，可以划分为多种不同的类型，主要有主导产业选择和支持政策、弱小产业扶植政策和衰退产业调整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法律制度就是对这些方面的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而形成的。

产业组织政策是指政府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而制定的干预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针对产业内的资源配置结构优化与调控问题，其实质是政府通过协调产业组织中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矛盾（即所谓的“马歇尔冲突”），以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提高市场绩效。产业组织政策主要包括竞争（反垄断）政策、直接规制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产业组织政策法律制度就是对这些方面的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而形成的。

产业技术政策是政府制定的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政策，是政府对产业的技术进步、技术结构选择和技术开发进行的预测、决策、规划、协调、推动、监督和服务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其主要内容包括产业技术发展的目标、主攻方向、重点领域、实现目标的策略和措施，是保障产业技术适度和有效发展的重要手段。产业间的技术结构是供给结构的一个因素，是产业结构的一个侧面，产业技术政策的一些方面可以在产业结构政策的框架中讨论，但是由于它尚不能完全包容在产业结构政策之中，并且由于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今天产业技术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因此产业技术政策完全可以构成产业政策中的一个单独的部分。产业技术政策法律制度就是对这些方面的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而形成的。

产业布局政策是指政府为实现产业空间分布和组合合理化而制定的政策。产业布局的合理化，实质上是地区分工协作的合理化、资源地区配置和利用的合理化。产业布局政策一般有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生态平衡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目标。虽然产业布局政策是国家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部分，确实不能完全包容在产业政策中，但其主要和直接的方面是涉及产业的经济因素，因此还是可以在产业政策的框架中加以讨论。例如，我国作出的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虽然不能仅仅归为产业政策，但它确实带有明显的产业政策的性质。产业布局政策主要包括区域产业扶持政策、区域产业调整政策和区域产业保护政策等内容。产业布局政策法律制度就是对这些方面的产业政策进行法律调整而形成的。

三、我国产业政策法的建立与完善

（一）我国产业政策及其法律化的现状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事实上也存在产业政策，如“以钢为纲”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鼓励发展地方工业和乡镇工业的政策等，但没有应用产业政策这个名词，更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法。我国比较明确和自觉地提出和实行产业政策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

1986年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产业政策”的概念，并对产业发展提出了系统、具体的规划和政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提出：“计划管理的重点应转向制定产业政策，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产业政策的实现”。1989年3月15日《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颁布，这是我国第一个正式的关于产业政策的规范性文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作为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重要职能和调控手段”。为贯彻党的十四大精神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1994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作为今后制定各项产业政策的指导和依据。1996年4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产业政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陆续制定了一些包含或体现相关产业政策性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1992）；《科学技术进步法》（1993）；《汽车工业产业政策》（1994）；《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1995，后被2002年《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所取代）、《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1995，后分别被1997年和2002年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所取代）、《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1996）；《水利产业政策》（199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1999）、《关于当前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若干意见》（1999）、《鼓励软件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2000）、《关于加快发展环保产业的意见》（2000）、《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1）、《“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2001）、《国家产业技术政策》（2002）、《清洁生产促进法》（2002）、《中小企业促进法》（2002）等。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管理活动中越来越重视利用产业政策，并且其法律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这对调整我国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组织素质和产业技术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有人认为，最近二十多年来我国推行的产业政策的数量和涉及领域，远远超过以产业政策著称的日本。[13]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产业政策在制定和实施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从法律的角度看，我国的产业政策领域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我国产业政策的法律化程度不高，现有的很多产业政策并没有纳入到严格的法律调整中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产业政策都需要采取法律的形式，但是一些基本的、重要领域的产业政策还是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特别是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我国目前，很多重要方面的产业政策仅表现为政府或其职能部门的法规或规章，有些甚至连规章的形式都未采取，只是以某种规范性文件形式存在的“纯粹的”政策，缺少现法律性质的责任制度作保障。那些尚没有得到任何法律调整的产业政策情况自不必说，那些在基本领域仅以法规、规章形式存在的产业政策也难以收到法律调整的应有效果，特别是难以收到前述产业政策法治化的基本要求-政府本身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行为也要受到相应的法律约束。基于这种情况，有人认为我国不少领域中只有产业政策而没有产业政策法。从严格意义上讲，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就前述第二层次的产业政策法而言。

当然，上述产业政策的法律调整和法治化的效果只是就其应然状态而言的，能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收到这种效果还要取决于法律规定是否完善。就我国2002年通过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来说，它是我国产业政策法中少有的高层次立法，其基本内容也是较为合理与有效的。但是，它也有一个明显的不足，那就是缺少法律责任的规定。尽管这类“促进型”的法律不像那些直接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具有非常具体的法律责任制度，但也不至于连一个条款都没有，甚至能够体现经济法特色的奖励条款也没有。这样的法律也很难起到对政府行为的约束和控制作用。这恐怕与我国经济立法过程中由部门起草的情况不无关系。或许这是由一些学者所说的是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分工和价值取向决定的：经济法主要是以实体规范（授予行政权力）的方式实现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目标，行政法则主要是以程序法规范（设定行政行为的程序）的方式实现政府控制经济生活的目标；经济法保障政府对市场弊端的控制，实现经济生活的秩序价值；行政法控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保障政府经济调控的适度，确保经济生活的自由价值。[14]但是，法治原则应该是所有部门法都应该贯彻的，在包括产业政策法在内的经济法中同样要得到体现。

（二）在“入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完善我国的产业政策法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产业政策及产业政策法将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发展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它无疑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入世”、知识经济和可持续发展将是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三个因素，或者说构成了其主要的背景。

我国已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的进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种背景下，在遵守WTO基本规则的前提下保护民族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靠企业自身的力量来改变在国际分工和贸易利益中的不利地位是非常困难的，必须在充分发挥市场功能的同时，积极利用政府的力量引导企业行为，通过实施产业政策，并使其上升为法律，加快产业政策的立法，用法律来保障产业发展。有学者认为，今后发展中成员的适当贸易保护要求将主要依赖运用产业政策，这与发达成员并无不同。WTO不禁止产业政策的使用，只要这些政策贯彻非歧视原则。因此，产业政策在国际贸易政策体系中的重要性相对增加。[15]虽然我国加入WTO以后，对许多领域政府不能再进行干预和“补贴”，对一些行业进行重点扶植的产业政策也将受到限制，但是根据已加入WTO的国家的实例，在以下领域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一是政府投入资金用于提高中长期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开发；二是对本国经济落后地区进行扶持；三是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16]这些方面也就是我国今后产业政策立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其中，《中小企业促进法》虽已出台，但其不少问题还需要通过制定一系列配套的法规和规章来进一步细化。技术创新和西部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需要制定和完善。为防止外资企业凭借资本和技术实力，取得垄断地位，垄断我国市场，应加快制定《反垄断法》；同时，加快制定《控股公司条例》、《企业兼并条例》等，为加入WTO后的企业兼并联合重组提供法律依据。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和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成为生产的支柱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今天，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形式制定了自己面向知识经济的产业扶植和产业调整政策，力图有效地组织知识资源，推动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知识化的发展目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原先建立在“知识、科技成果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基础上的我国原有产业政策，要转变成“知识、科技成果和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方面上来。这要求我国在制定和完善有关产业政策法时，在内容上必须体现增加无形知识、技术供给，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发展，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加强知识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导向。无论在主导产业的确定和选择上还是在产业组织政策的确定上，都应体现知识经济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逐步在我国得到共识并确定为未来的发展战略之一。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强调代内公平和代际间的公平，要求经济增长必须绝对建立在生态基础上，并确保这些生态基础受到保护和发展，以便它可以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有学者提出了在西部开发中产业政策法的生态化问题。[17]实际上，产业政策法的生态化不仅是在西部开发中要注意的问题，而且具有全局的意义，成为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完善我国产业政策法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型的产业政策的失误导致严重产业公害的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吸取，否则，所谓的“增长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这要求我们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环境保护的要求，以此实施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环保产业、清洁生产和生态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并进。因此，尽管环境保护法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尽管环境产业政策可以成为产业政策的单独组成部分，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将环境保护或者生态化要作为一种理念、原则贯穿于产业政策法、尤其是产业结构政策法的制定与执行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产业政策法的完善不仅要着眼于其第一层次意义上的完善，有“纯粹的”政策上升到法律形式，而且还要特别注意其第二层次意义上的完善，使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的行为得到有效的规范和切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①]长谷川启之（日）、梁小民、刘甦朝：《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中国计划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

[②]陈淮编著：《日本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③]高帆主编：《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页。

[④]参见国家经贸委政策法规司：《运用法律手段推进结构调整-日本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法制化的启示》，载《人民日报》2001年9月22日第6版。

[⑤]［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

[⑥]陈淮编著：《日本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⑦]参见陈淮编著：《日本产业政策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⑧]参见张雪楳：《论产业法的地位》，载于史际春、邓峰主编《经济法学评论》第二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

[⑨]参见史际春、邓峰著：《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6页。

产业政策范文篇3

关键词：烟草产业政策思考

国家局领导最近几次强调指出，国家局、总公司和省级局、省级公司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加强政策研究作为基本功，高度重视政策研究工作，当前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在烟草行业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57号文件，改革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国家局领导高屋建瓴及时提出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对于行业上下理清思路、把握全局、明确方向、统一思想、抓住重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全行业积极研究探讨如何走出符合中国烟草实际的新路子、加快提高中国烟草的竞争实力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高度重视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解决的重要操作性作用

烟草行业作为国家垄断产业，它的发展方向和实施操作都要受到政策层面不同于其它行业的调控。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经济调控手段和重要的政策工具，就是与产业有关的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各种政策的总和。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来，就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强烈兴趣。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美国、英国都成功地运用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产业政策这个概念，1988年国务院授权国家计委（现发改委）成立产业政策司，形成了研究、组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组织体系，并颁布了产业政策要点和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从实施“七五”计划开始运用产业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在完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般来讲，产业政策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全球化政策，产业现代化政策等内容构成，这些政策之间又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交叉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是不同的。

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操作性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调节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二是可以促进产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规模和技术体系，有效的参与国际分工，以“后发优势”实现超常规发展。三是可以弥补单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产业方向、产业结构、产业规模的滞后和缺陷，把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全面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四是可以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时，趋利避害，为本国谋求最大的利益。因此，在目前形势下研究产业政策对于烟草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产业的演变和各国实施的产业政策来看，产业政策发挥作用有一定的模式：（1）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为目标、以结构政策和组织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政策。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重点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组织的合理化，通过扶持、倾斜等措施，提高产业的竞争力。（2）以形成产业自我调节为主要目标、以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完善市场机制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政策。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重点通过市场竞争，促使社会资源向产业结构未来发展的方向合理流动有效配置。适合较发达的国家。（3）以结构变化为主要目标、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产业政策。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是行政干预实现资源增量的重点配置，促进社会资源增量的调整。但在使用这种模式时要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密切关注新形势下我国产业政策的新走向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调整各自的产业政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我国烟草行业自1983年实行统一管理以来，取得长足的发展，为国家财政积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近年来紧紧围绕行业“做精做强主业，保持平稳发展”的基本方针和“深化改革，推动重组，走向联合，共同发展”的主要任务，行业的发展与改革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在坚持完善《烟草专卖法》和灵活适从“wto和who规则”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烟草实际的新路子，在专卖体制框架内，以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引导和促进烟草产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必须密切关注我国产业政策的新走向。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产业政策的新走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构建在新形势条件下的产业政策体系，更加有效地发挥产业政策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防范经济风险的作用，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2．进一步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通过工业返哺农业等一系列政策，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确保农业基础地位。

3．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力度，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

4．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着力培育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5．进一步提高我国产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加快传统产业改造的步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烟草产业政策需要把握的几个主要原则

产业政策是为了调整产业关系，维护产业运行，促进产业发展，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重新调整产业经济活动的一种政策导向。因此，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从国家产业发展的全局着眼，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研究制定产业政策。从烟草产业实行专卖管理以来的运行规律和未来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方向来看，烟草产业政策需要把握以下几个主要原则。

1．市场取向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烟草行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烟草产业政策也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并结合实际进行调整。由于烟草行业的特殊性，专卖制度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是全行业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专卖管制与市场机制的问题将对烟草产业的发展产生历史性的影响。2003年以来国家局多次明确表示行业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坚持完善专卖制度，积极推进市场为取向的改革。2005年以来的“按客户订单组织货源”试点工作，对中国烟草来讲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行业以市场为取向改革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为烟草行业市场化提供了实现模式，使烟草行业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2．立足国情原则。制定某种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某个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只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未来我国产业政策应该根据产业发展实际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制定。作为烟草行业更要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及自然地理状况、烟叶种植布局、市场状况、民族区域分布、政治经济等因素，并且要结合产业发展的状况不断调整。另外，烟草行业作为国家垄断产业，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在理顺资产管理体制的同时，研究探讨回报国家、回报社会的战略性投资，树立烟草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3．国际视野原则。21世纪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产业全球化，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趋利避害，未来烟草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要站在产业全球化的角度，在充分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前提下制定各种产业政策，使烟草行业的发展符合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中国烟草只有逐步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才能实现由“烟草大国”向“烟草强国”的跨越。

4．突出重点原则。产业政策应当分层次、有重点，不然涉及面太广、支持的重点太多，那么这个产业政策就可能从总体失效。现阶段我国烟草产业政策要在专卖体制框架内，做精做强主业，以经济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引导烟草行业朝着改革取向市场化，烟叶加工产业化，工业布局规模化、跨国经营品牌化方向推进，促进烟草产业逐步形成持续稳定、有序竞争、健康发展的新机制，并且要逐步转向提升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上来。

5．重视技术原则。产业技术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科教兴国已成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一，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就没有核心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加快技术进步、鼓励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等已成我国产业政策的取向。国家局党组非常重视产业技术政策，刚刚召开的全国烟草科学技术大会上，姜局长明确指出“烟草行业已经进入到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推动发展的新阶段，自主创新已成为能否保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国家局已经提出了未来15年烟草行业科技发展的总体思路、指导方针、主要任务和发展目标，将要正式出台《烟草行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6．政策互动原则。产业政策之间不是孤立的，配套互动积极意义愈来愈加重要。特别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互动更为突出，产业组织的演变要以产业结构状况为基础并服务于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产业结构变动是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导向，但产业结构政策又必须以产业组织优化为基础。未来产业组织政策还要建立在对市场机制的充分利用之上。烟草行业经过近几年的兼并联合重组，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在此基础上，以全面贯彻落实57号文件为标志进入了行业组织优化、市场化导向改革的新阶段。因此，只有产业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四、对于烟草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几点建议

根据国家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笔者提出烟叶加工产业化，工业布局规模化，跨国经营品牌化等几点建议。

（一）努力推进烟叶加工向集约化、专业化转化。

国家局历来重视烟叶加工复烤工作。烟叶从挂杆复烤到打叶复烤，是我国烟草加工的重大工艺技术进步。2003年国家局又下发了《关于加快打叶复烤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大多数完成了企业改制，强化了管理，促进了复烤企业的进步。全国现有63家打叶复烤企业，83条生产线，总加工能力3425万担，分布在全国16个烟叶生产省份，共有职工15045人（包括长期聘用在岗职工），其中在岗正式职工人数为11545人。已经完成改制的企业有46家，17家企业尚未改制。未改制企业中有9家为烟厂打叶复烤车间，8家为烟叶产区兴建的打叶复烤企业。有51家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这51家企业2005年资产总额为138.3亿元，所有者权益为78.3亿元。总体来看，目前烟叶加工复烤业管理体制不顺，布局不够合理，主体设备落后，加工工艺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偏少、服务意识不强、管理水平较低、烟叶加工产业化进程缓慢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今年以来国家局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加强烟叶基层建设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将要出台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加强烟叶基层建设的决定》，一定会对解决烟叶加工复烤业的一些突出的问题起到更有效的推动作用。

从长远看，要积极探索推进烟叶加工向集约化、专业化转化，加快提高烟叶加工的产业化水平,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最终实现加工复烤产业化。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工业返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号召，加大烟叶基层建设的投资力度，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烟草业应有的贡献。加快烟叶复烤企业的改制，加强对烟叶复烤企业的管理指导，使烟叶复烤企业在现有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在提升管理水平、统一技术标准、加强人员培训、装备技术改进等方面有新的进步。同时要根据烟叶生产布局和烟叶复烤企业的实际情况，逐步调整优化烟叶复烤企业布局，推进烟叶加工向集约化、专业化转化。在条件成熟以后，彻底改变烟叶加工复烤企业的投资管理体制，将烟叶加工复烤业与烟叶种植、卷烟生产分离单列出来，商业公司和卷烟工业企业一律退出烟草加工复烤领域，总公司成立相应专业公司或委托现有相关公司实行统一管理，烟叶加工复烤企业资产全部上划相应专业公司，实现烟叶加工复烤产业化。

（二）积极培育优势企业，加快卷烟工业合理布局。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与发展，烟草行业的整体实力和结构布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烟草的特殊体制、行业现状等因素，烟草产业格局还未最终明朗，截至2005年12月底全行业具有法人资格的卷烟工业企业共44家，生产点55个（含暂时保留的生产点）。姜局长近两年多次指出要进行行业生产力布局研究，在2006年的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优化卷烟工业组织结构，培育10多个重点骨干企业”总体布局目标。如何解决好卷烟生产布局，提高烟草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实力，对产业布局进行规划已显得更加紧迫。

在推进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企业联合重组、优化卷烟工业组织结构的过程中，以品牌为支撑，通过名优品牌扩张实现企业规模扩张，进一步适度提高生产集中度，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同时要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及自然地理状况、烟叶种植布局、市场状况、民族区域分布、政治经济等因素，加快实现卷烟工业布局规模化、合理化。积极研究探讨逐步取消暂时保留的生产点的可行性。根据技术工艺、装备水平、人力资源等综合实力对纳入规划的生产点，做出高、中、低档次生产分工取向的安排，在原已批准技术改造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填平补齐。在此基础上以品牌为支撑，通过行政的、市场的手段逐步实现国家局提出的“10多重点骨干企业”的战略目标。

（三）着力培育商业市场营销主体，全面推进全国卷烟统一市场的形成。

全行业原有2174家卷烟商业企业，其中省级烟草公司33家，地市级烟草公司314家，县级烟草公司1827家，都有法人资格。烟草行业体制改革推动了烟草商业流通体制改革。以工商管理体制分开为突破口的改革在解决地区封锁、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取消县级烟草公司法人资格工作进展顺利，截至2005

年底全行业已累计取消县级烟草公司法人资格1317家，更加突出了地市级公司作为市场营销主体的地位。统一实行电话订货，实现了新业务模式的转换，提高了网络运营和服务水平，资源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已经试点的“按客户订单组织货源”，要从“订单供货”向“订单生产”延伸，从重点城市向全省范围延伸，从技术层面向政策层面、体制层面延伸，必将进一步促进烟草商业流通体制改革，提高烟草行业市场化水平，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贯彻57号文件，建立母子公司体制，调整职能，省公司代表总公司对所属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退出经营领域，要从目前以行政管理为主向以资产经营管理为主转变，地市级公司作为市场营销主体独立地管理和经营企业。在此背景下，地市级公司经营责任集中，经营规模扩大，管理幅度难度增大，因此，要进一步细化地市级公司作为市场营销主体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等配套措施，促进地市级公司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加快由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的转变，使全行业314家地市级烟草公司真正成为充满活力的市场营销主体，建立全国统一完善的卷烟销售网络，全面推进全国卷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卷烟工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逐步实施中国烟草“走出去”战略，提高中国烟草的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范文篇4

国外发达国家物流业发展较早，相应地物流产业政策也比较成熟，其中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欧洲的物流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强调政府的任务是监督和控制。监督物流业的发展是否符合宏观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控制物流业的布局及其规模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协调；二是对基础设施建设强调联邦政府统筹规划、州政府扶持建设、企业自主经营的发展模式。联邦政府在统筹考虑交通干线、主枢纽规划、生产力布局、物流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各种运输方式衔接的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规划物流园区的空间布局、用地规模与未来发展。州政府提供建设用地及交通设施，并把物流园区场地租给企业，与其按股份制形式共同出资；三是物流体系的标准化、共享化和通用化。全欧铁路系统及欧盟提出：要在未来20年内，努力建设统一的铁路体系；四是行业协会的作用突出，在代表和维护行业利益、影响欧盟物流政策上发挥的作用较大。

美国联邦层次的物流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各种管制委员会，如州际商务委员会、联邦海运委员会、联邦能源委员会等。此外，联邦法院、各行政部门负责司法、行政工作，而立法机构则是总的物流政策的颁布者。美国政府强调在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的前提下，不断通过宏观政策的引导，以现代物流发展带动社会经济发展。

在其2025年的《国家运输科技发展战略》中，规定交通产业的总目标是：建立安全、高效、充足和可靠的运输系统，其范围是国际性的，形式是综合性的，特点是智能性的，性质是环境友善的，而《美国运输部1997-2002财政年度战略规划》则成为美国物流管理发展的里程碑。近年来，随着现代物流业在我国的兴起，在学术界、实业界的推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物流产业政策。

从已公布的规划看，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涉及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强调产业功能定位和区域经济功能定位。二是培育物流需求、促进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三是统筹规划物流设施建设，重点加强物流节点规划，力求实现多功能、多种运输方式共享；在用地、物流园区一定年限财政资金返还、资金扶持、城市交通管制等方面协调配合；四是优先发展物流信息化，支持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积极推动EDI、GIS、GPS、SCM、POS、ERP、MIS等先进信息方式和手段的应用，同时，强调数据标准化、企业信息化和电子商务等的发展；五是重视物流标准化工作；六是强调物流人才的培养。

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尚处于形成的初期，还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突出表现在：产业政策的经济学理论准备不足。迄今为止，在我国尚无系统、令人信服的物流产业政策的理论研究。为数不多的涉猎者，也多是对某一实际问题的探讨和对国外有关理论观点的介绍。正缘于此，使我国的物流产业政策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显得苍白乏力；对产业发展的基础情况和国外产业政策的实际运作掌握的都比较粗略。这在客观上削弱了物流产业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时效性，影响了对国外成功物流产业政策的学习和借鉴，加大了政策运用成本；产业政策形成中的部门协调难度大，政策传导受政府体制的影响较大，且行业中介组织和大企业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较弱。这就使得物流产业政策出台慢，实施起来障碍多，由于行业组织和企业参与不够，一些政策规定难免脱离实际；过分强调经济手段的作用，对法律手段、管理手段、科技手段等其他手段的作用认识不足，应用较少。在经济手段的选择上重视投资手段，而对金融手段的重视不足。于是导致物流产业政策手段体系不完备，缺乏足够的力度；产业政策实施的权威性不强，相应的手段保证不足，从而影响政策的有效实施。

为了克服以上问题，尽快使我国物流产业政策走向成熟，促进我国物流产业快速、健康地发展，应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重视对物流产业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应用。在高等院校财经类各专业，应开设相关课程；资助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对有关课题立项探讨，为物流产业政策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加强对国外物流产业政策的研究，了解和掌握国外物流业的发展变化情况，对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应大胆地学习和引进，以逐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物流产业政策先进性上的差距；改进对物流业的调查统计工作，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我国的物流业“家底”摸清，并随时掌握物流业的运行状况，为物流-

产业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及时、全面、可靠的信息资料；在产业政策形成过程中，充分听取行业中介组织、大企业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并注意政府部门的协调，逐步形成制度化的信息交换和共同决策制度，以保证决策质量，降低决策风险；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和铁路、民航、管道等行业的体制改革和政企分开步伐，实行大交通体制，同时，理顺投资体制，逐步消除产业政策传导的体制障碍；在产业政策手段上，加强法律手段、信息手段、科技手段的应用，在经济手段上增加金融手段的运用；在物流公共管制上，增强政策的透明度、程序性，并建立行政审批时效制度，以提高行政效率；强化物流产业政策实施的权威性。要通过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使人们自觉地按照政策要求和规定办事，进而实现政策欲达目标。

产业政策范文篇5

关键词：旅游产业政策；政策研究；综述

1旅游产业政策概念研究

大部分研究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旅游行业的产业政策性质进行界定，应用“产业政策”的概念来定义“旅游产业政策”。就目前经济学领域而言，虽然还未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已产生了几点共识，首先确定了产业政策是政府政策的总和这一主体；在时间上指出产业政策主要指向未来，能够干预产业结构的变动方向；在目标上强调用产业政策进行逐步推进，以弥补失灵的基础市场，从而增强某一区域的旅游产业横向竞争力，并进一步推动整体实力。1．1国内学者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界定。旅游产业政策的探究，在整个经济学领域中具有很强的指向性。关于旅游产业政策这一概念，相较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则是更多的强调旅游产业政策在时间与空间方面的效用。高舜礼从政策探究的角度进行了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讲解，认为“当前我国的旅游产业政策是由国家相关产业职能部门制定出来的，有针对性的旅游方面的约束措施”。张辉以时间维度的特定性为基础，将旅游产业政策定义“是有针对性的旅游方面的政策指导纲要”。宁泽群从空间维度出发，对旅游产业政策的定义是“为了地区内旅游发展目标的实现而制定的规章制度”。罗明义侧重于国家广域性和地区局域性的空间，认为旅游产业政策是“国家或地方相关职能部门为促进旅游全面发展所制定出来的利好引导方略，以及与其相关的法律、制度、方案的总和”。王洪滨则定义旅游产业政策为“是一种为了催生旅游，定向的，有计划性的促进方法和策略”。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系统的概念，我国只有极少部分人做了相关研究。陈友华将基础于政策课学的理论进行系统的结合，提出了一种新的概念：“旅游政策系统”。虽然提出了这一概念，但却未对其进行详细的划分和具体的界定。而苏振对于机关的各种旅游政策进行了分类，在公共政策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旅游公共体系：“金字塔型”。1．2国外学者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界定。国外对于旅游产业政策的研究分析多侧重于对政策“战略框架”的制定。查尔斯、布伦特等人认为“旅游产业是一项有计划性的、全方位的、能够起到正相关作用的规范战略，其能够为区域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正面促进作用”。斯洛博丹．翁科维奇提出“旅游相关的政策是我国最高职能部门，为了实现旅游的正向发展，所制定出的能够催动旅游业全面发展的相关行为准则”。

2旅游产业政策分类研究

学者们在概念研究的基础上对旅游产业政策的分类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根据旅游产业政策的功能，张凌云将其归纳成产业结构政策，组织、周边信息技术、产业周边衍生、产业聚集等相关的促进推动政策。分属于扶助重点产业，设计规模经济及保护竞争，支持与推动技术创新活新技术适用，影响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促进产业实现诸如充分就业等社会目标。万先进和张素芳以当时旅游业所处的阶段、经验、问题等现状为依据，认为旅游产业政策存在十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对其进行具体分类，即“旅游产业的定位、指引、导向、规划、周边建设、投入情况、相应的周边组织规划、技术周边、法律保护等相关的政策。”。沈姗姗对2008年之前的关于旅游政策相关的文献进行了归类总结，将旅游产业政策系统的区分为基本和特殊两类政策，产业结构规划为产业、组织、技术相关、布局、周边设施等五个具体类目，当前的一些特殊旅游产业政策则细化为市场和产品两个类目。

3旅游产业政策内容研究

3．1旅游产业结构政策研究。通过现有文献的梳理，旅游产业结构政策在空间上可划分成区域、地方、民族三大类。区域旅游产业结构政策研究的深入将传统的行政区划范围给打破，而对行政区域中具有资源或市场相似性的地域空间进行组合研究。张祖群等人通过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旅游产业链情况进行剖析，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利于旅游产业共生的综合性开发策略，通过旅游开发促生周边衍生产业的共同发展，提升中部地区的全面经济水平。白廷斌和梁宏志选取西部地区为研究范围，对其旅游产业政策也做出了一些研究。针对港澳台等境外旅游的产业结构政策，王鸿志、李晓晨、刘杰武分别在政策变化的前提下对港澳台与内地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针对旅游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政策，程斯珞、张晓楠分别以上海和陕西为代表，两地都对旅游的迅速发展在不同阶段的适应性进行了调整。而针对旅游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政策，刘希磊和舒小林借贵州这个旅游重点地区的旅游开发为例，对其旅游资源、品牌效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可能性和可实现性分析，进行了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调整。区域旅游产业的相关政策研究是主要对少数民族聚居区或少数民族行政区域所开展的研究。桂宇认为要通过旅游开发弘扬作为优势旅游资源的民族文化，同时少数民族的地域偏远性和经济落后性促使其更加依赖产业政策来引导其发展方式。向学凤则以区域旅游开发的保护、经营、维稳为主，以开发特色、民俗产业旅游为亮点的具体研究策略。3．2旅游产业组织政策研究。我国前期学者的旅游政策研究不外乎生态、环境、环保、资源开发、特色资源利用等方面。而对于突发事件处理、旅游资源的持续利用等研究，就目前来看还是较为不足。荣傲君提出的旅游可持续维稳战略的衍生性，算是有前瞻意识的。在此之后才出现了关于旅游资源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系列研究。贾婷婷、刘婷和施德群等学者对于旅游资源可持续保护、生态资源可持续开发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剖析。吴倩倩通过游客感知度提出了政府和当地住户相互敦促，相互指引的全方位旅游资源维稳保护措施。对旅游危机事件应对的组织政策研究，赵晋微最早提出“旅游政策的危机管理系统开发”。以此为基础，王镜、冯学刚、吴良平、田祥利以洛阳、西藏等为代表将“危机应对”的重要作用赋予旅游政策，进一步升华了旅游政策的功能，在理论上和现实上都是对旅游相关政策的前瞻性探究。3．3旅游产业技术政策研究。旅游相关政策是对旅游资源模式、导向、工具等相关衍生内容的集中体现。对这一内容，邹统钎在海南经济特区建立伊始，就对其旅游开发政策展开了分析。范家驹选取上海浦东新区的旅游开发政策进行研究，这在当时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石。而后李旭东则研究出了一套较为详尽的旅游产业评价体系；何红丽以政策为基准研究了长江流域的旅游发展模式；张祖群从政策出发对京津冀地区竞合模式进行研究；沈维平针对旅游产业政策的政策工具开展了深刻系统的分析。

4我国旅游产业政策研究现状及展望

产业政策范文篇6

关键词：烟草产业政策思考

国家局领导最近几次强调指出，国家局、总公司和省级局、省级公司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加强政策研究作为基本功，高度重视政策研究工作，当前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产业政策的研究。在烟草行业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57号文件，改革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国家局领导高屋建瓴及时提出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对于行业上下理清思路、把握全局、明确方向、统一思想、抓住重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全行业积极研究探讨如何走出符合中国烟草实际的新路子、加快提高中国烟草的竞争实力必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高度重视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解决的重要操作性作用

烟草行业作为国家垄断产业，它的发展方向和实施操作都要受到政策层面不同于其它行业的调控。产业政策作为一种经济调控手段和重要的政策工具，就是与产业有关的规划、引导、促进、调整、保护、扶持、限制等各种政策的总和。从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国富论》以来，就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强烈兴趣。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美国、英国都成功地运用产业政策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入产业政策这个概念，1988年国务院授权国家计委（现发改委）成立产业政策司，形成了研究、组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组织体系，并颁布了产业政策要点和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从实施“七五”计划开始运用产业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在完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一般来讲，产业政策由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全球化政策，产业现代化政策等内容构成，这些政策之间又不是封闭的静态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交叉的，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也是不同的。

产业政策对产业未来指向和现实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操作性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调节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加速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二是可以促进产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规模和技术体系，有效的参与国际分工，以“后发优势”实现超常规发展。三是可以弥补单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产业方向、产业结构、产业规模的滞后和缺陷，把产业政策和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全面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四是可以增强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时，趋利避害，为本国谋求最大的利益。因此，在目前形势下研究产业政策对于烟草行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产业的演变和各国实施的产业政策来看，产业政策发挥作用有一定的模式：（1）以优化产业结构和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为目标、以结构政策和组织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政策。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重点是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及产业组织的合理化，通过扶持、倾斜等措施，提高产业的竞争力。（2）以形成产业自我调节为主要目标、以弥补市场机制缺陷、完善市场机制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产业政策。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重点通过市场竞争，促使社会资源向产业结构未来发展的方向合理流动有效配置。适合较发达的国家。（3）以结构变化为主要目标、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产业政策。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是行政干预实现资源增量的重点配置，促进社会资源增量的调整。但在使用这种模式时要重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密切关注新形势下我国产业政策的新走向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调整各自的产业政策。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之中。我国烟草行业自1983年实行统一管理以来，取得长足的发展，为国家财政积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近年来紧紧围绕行业“做精做强主业，保持平稳发展”的基本方针和“深化改革，推动重组，走向联合，共同发展”的主要任务，行业的发展与改革发生深刻的变化。面对新的形势，在坚持完善《烟草专卖法》和灵活适从“WTO和WHO规则”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烟草实际的新路子，在专卖体制框架内，以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引导和促进烟草产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必须密切关注我国产业政策的新走向。

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产业政策的新走向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进一步构建在新形势条件下的产业政策体系，更加有效地发挥产业政策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防范经济风险的作用，保持我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

2．进一步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通过工业返哺农业等一系列政策，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确保农业基础地位。

3．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公益性项目的投资力度，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

4．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着力培育我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和支柱产业，不断提高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5．进一步提高我国产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和产业技术水平，加快传统产业改造的步伐，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三、烟草产业政策需要把握的几个主要原则

产业政策是为了调整产业关系，维护产业运行，促进产业发展，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重新调整产业经济活动的一种政策导向。因此，必须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出发，从国家产业发展的全局着眼，根据产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研究制定产业政策。从烟草产业实行专卖管理以来的运行规律和未来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方向来看，烟草产业政策需要把握以下几个主要原则。

1．市场取向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烟草行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烟草产业政策也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并结合实际进行调整。由于烟草行业的特殊性，专卖制度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是全行业面临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专卖管制与市场机制的问题将对烟草产业的发展产生历史性的影响。20*年以来国家局多次明确表示行业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坚持完善专卖制度，积极推进市场为取向的改革。20*年以来的“按客户订单组织货源”试点工作，对中国烟草来讲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行业以市场为取向改革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为烟草行业市场化提供了实现模式，使烟草行业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站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上。

2．立足国情原则。制定某种产业政策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某个产业的发展，我国目前只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未来我国产业政策应该根据产业发展实际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来制定。作为烟草行业更要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及自然地理状况、烟叶种植布局、市场状况、民族区域分布、政治经济等因素，并且要结合产业发展的状况不断调整。另外，烟草行业作为国家垄断产业，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实际，在理顺资产管理体制的同时，研究探讨回报国家、回报社会的战略性投资，树立烟草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3．国际视野原则。21世纪是一个高度开放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产业全球化，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趋利避害，未来烟草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要站在产业全球化的角度，在充分考虑国际经济环境和产业结构变化的前提下制定各种产业政策，使烟草行业的发展符合信息时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中国烟草只有逐步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才能实现由“烟草大国”向“烟草强国”的跨越。

4．突出重点原则。产业政策应当分层次、有重点，不然涉及面太广、支持的重点太多，那么这个产业政策就可能从总体失效。现阶段我国烟草产业政策要在专卖体制框架内，做精做强主业，以经济的、行政的、政策的手段引导烟草行业朝着改革取向市场化，烟叶加工产业化，工业布局规模化、跨国经营品牌化方向推进，促进烟草产业逐步形成持续稳定、有序竞争、健康发展的新机制，并且要逐步转向提升产业素质和竞争力上来。

5．重视技术原则。产业技术政策是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科教兴国已成中国的发展战略之一，没有自主创新能力就没有核心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加快技术进步、鼓励技术创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推进产业升级等已成我国产业政策的取向。国家局党组非常重视产业技术政策，刚刚召开的全国烟草科学技术大会上，姜局长明确指出“烟草行业已经进入到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推动发展的新阶段，自主创新已成为能否保持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国家局已经提出了未来15年烟草行业科技发展的总体思路、指导方针、主要任务和发展目标，将要正式出台《烟草行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6．政策互动原则。产业政策之间不是孤立的，配套互动积极意义愈来愈加重要。特别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互动更为突出，产业组织的演变要以产业结构状况为基础并服务于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产业结构变动是产业组织合理化的导向，但产业结构政策又必须以产业组织优化为基础。未来产业组织政策还要建立在对市场机制的充分利用之上。烟草行业经过近几年的兼并联合重组，产业结构明显优化，在此基础上，以全面贯彻落实57号文件为标志进入了行业组织优化、市场化导向改革的新阶段。因此，只有产业政策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发挥产业政策的作用。

四、对于烟草产业发展相关政策的几点建议

根据国家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烟草行业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笔者提出烟叶加工产业化，工业布局规模化，跨国经营品牌化等几点建议。

（一）努力推进烟叶加工向集约化、专业化转化。

国家局历来重视烟叶加工复烤工作。烟叶从挂杆复烤到打叶复烤，是我国烟草加工的重大工艺技术进步。20*年国家局又下发了《关于加快打叶复烤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实施意见》，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大多数完成了企业改制，强化了管理，促进了复烤企业的进步。全国现有63家打叶复烤企业，83条生产线，总加工能力3425万担，分布在全国16个烟叶生产省份，共有职工15045人（包括长期聘用在岗职工），其中在岗正式职工人数为11545人。已经完成改制的企业有46家，17家企业尚未改制。未改制企业中有9家为烟厂打叶复烤车间，8家为烟叶产区兴建的打叶复烤企业。有51家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这51家企业20*年资产总额为138.3亿元，所有者权益为78.3亿元。总体来看，目前烟叶加工复烤业管理体制不顺，布局不够合理，主体设备落后，加工工艺不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偏少、服务意识不强、管理水平较低、烟叶加工产业化进程缓慢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今年以来国家局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加强烟叶基层建设进行了系统的调研，将要出台的《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加强烟叶基层建设的决定》，一定会对解决烟叶加工复烤业的一些突出的问题起到更有效的推动作用。

从长远看，要积极探索推进烟叶加工向集约化、专业化转化，加快提高烟叶加工的产业化水平,整体规划，分步实施，最终实现加工复烤产业化。积极响应国家关于工业返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号召，加大烟叶基层建设的投资力度，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烟草业应有的贡献。加快烟叶复烤企业的改制，加强对烟叶复烤企业的管理指导，使烟叶复烤企业在现有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在提升管理水平、统一技术标准、加强人员培训、装备技术改进等方面有新的进步。同时要根据烟叶生产布局和烟叶复烤企业的实际情况，逐步调整优化烟叶复烤企业布局，推进烟叶加工向集约化、专业化转化。在条件成熟以后，彻底改变烟叶加工复烤企业的投资管理体制，将烟叶加工复烤业与烟叶种植、卷烟生产分离单列出来，商业公司和卷烟工业企业一律退出烟草加工复烤领域，总公司成立相应专业公司或委托现有相关公司实行统一管理，烟叶加工复烤企业资产全部上划相应专业公司，实现烟叶加工复烤产业化。

（二）积极培育优势企业，加快卷烟工业合理布局。

经过这些年的改革与发展，烟草行业的整体实力和结构布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烟草的特殊体制、行业现状等因素，烟草产业格局还未最终明朗，截至20*年12月底全行业具有法人资格的卷烟工业企业共44家，生产点55个（含暂时保留的生产点）。姜局长近两年多次指出要进行行业生产力布局研究，在2006年的工作报告中已经提出“优化卷烟工业组织结构，培育10多个重点骨干企业”总体布局目标。如何解决好卷烟生产布局，提高烟草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实力，对产业布局进行规划已显得更加紧迫。

在推进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企业联合重组、优化卷烟工业组织结构的过程中，以品牌为支撑，通过名优品牌扩张实现企业规模扩张，进一步适度提高生产集中度，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同时要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及自然地理状况、烟叶种植布局、市场状况、民族区域分布、政治经济等因素，加快实现卷烟工业布局规模化、合理化。积极研究探讨逐步取消暂时保留的生产点的可行性。根据技术工艺、装备水平、人力资源等综合实力对纳入规划的生产点，做出高、中、低档次生产分工取向的安排，在原已批准技术改造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填平补齐。在此基础上以品牌为支撑，通过行政的、市场的手段逐步实现国家局提出的“10多重点骨干企业”的战略目标。

（三）着力培育商业市场营销主体，全面推进全国卷烟统一市场的形成。

全行业原有2174家卷烟商业企业，其中省级烟草公司33家，地市级烟草公司314家，县级烟草公司1827家，都有法人资格。烟草行业体制改革推动了烟草商业流通体制改革。以工商管理体制分开为突破口的改革在解决地区封锁、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取消县级烟草公司法人资格工作进展顺利，截至20*年底全行业已累计取消县级烟草公司法人资格1317家，更加突出了地市级公司作为市场营销主体的地位。统一实行电话订货，实现了新业务模式的转换，提高了网络运营和服务水平，资源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已经试点的“按客户订单组织货源”，要从“订单供货”向“订单生产”延伸，从重点城市向全省范围延伸，从技术层面向政策层面、体制层面延伸，必将进一步促进烟草商业流通体制改革，提高烟草行业市场化水平，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贯彻57号文件，建立母子公司体制，调整职能，省公司代表总公司对所属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退出经营领域，要从目前以行政管理为主向以资产经营管理为主转变，地市级公司作为市场营销主体独立地管理和经营企业。在此背景下，地市级公司经营责任集中，经营规模扩大，管理幅度难度增大，因此，要进一步细化地市级公司作为市场营销主体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等配套措施，促进地市级公司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加快由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的转变，使全行业314家地市级烟草公司真正成为充满活力的市场营销主体，建立全国统一完善的卷烟销售网络，全面推进全国卷烟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为卷烟工业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四）逐步实施中国烟草“走出去”战略，提高中国烟草的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范文篇7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文章通过对政府传媒产业政策的解读，试图找出传媒产业发展需要的政策条件，并对政府传媒政策的调整方向作出建议和预测。关键词：传媒产业政策解读、诉求与重构一、有限开放的传媒产业政策自中国传媒产业化1978年启动以来，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大众传媒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集团化为显著标志，市场引导、商业取向、消费主导倾向明显，都市生活、财经、文化娱乐类传媒发展迅猛，政治意识形态严重泛化的局面大为改观。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中国社会日益全方位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潮流并与之深刻互动，中国大众传媒产业和消费有力促动着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变革，传媒政策在民营资本和国外资本的开放领域屡有突破，但是迄今为止，和美国等国家的市场调节、商业驱动、产权多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的传媒管控体制与政策引领的世界潮流相比较，中国大众传媒体制的变动总体上看来仍以原有体制内变革为主。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首都几家报纸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报告，其后形成“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构成了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演变的基调。围绕这一基调，当代中国大众传媒体制内变革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筹资方式社会化与市场化、逐项审批的中外合资合作、传媒集团化等方式为主要特点。以报业为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传媒业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演变的趋势。1979年4月，财政部颁发《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明确报社是党的宣传事业单位，在财务上实行企业管理办法，从而使报业经营改革成为可能。1987年国家编制投入产业表，传媒也列入“信息、咨询服务业”；1988年3月新闻出版署、国际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布了《关于报社、期刊舍、出版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报社多种经营合法化。1994年，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这是我国第一家上市的传媒行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1月15日，经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广州日报作为报业集团试点单位，组建我国第一家报业集团。1996年4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试点。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全称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表明该报业集团已经转变为企业性质。伴随着国有传媒单位“事业”—“企业”身份的趋势，民营传媒也或明或暗萌生着发展着。七、八十年代之交，民营书刊零售业得到政策许可，九十年代中叶影视音像节目制作民营之门开启，至2001年全国较有影响的民营音像企业约五、六十家，九十年代中国广告传媒对外对内大幅度开放。2000年至2002年间，随着中国逼近WTO，中国大众传媒领域经历了一定的徘徊。1999年底出台的国办发82号文件实际上不是一个开放的文件，总体上来讲是一个往里收的文件。第一它限制有线网基本上是不能上市了，第二是广电和邮电也不能相互进入了。2000年的制播分离，因为有人提出广播电视的制作权和播出权是统一的，不能分割它，所以广电总局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叫做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的多元化来代替制播分离的说法。跨媒体、跨行业、跨地区、跨国传媒投融资遭遇清理，有限的对外合作合资项目受到严控。在2001年广播电视清场中，有港资背景的中信泰富在跟湖南广电之争中退场出局。同年，国泰实业公司和《生活周刊》中断合资关系。贝塔斯曼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代表刘激扬先生在中国大陆姿态低调。国家广电总局准备允许美国在线时代华纳在广东省内提供有线电视服务的传闻2001年并没落实。“中国出版第一股”——湖南出版集团借壳丹东化纤上市的行动，在经过整整一年长达13轮的谈判后却悄然搁浅。这些事件之所以成为中国传媒界一时议论的热点，决非偶然。2000年下半年，“媒介产业化”和“制播分离”遭到否定。然而，这一徘徊期是短暂的，即使在此时期内，中国大众传媒业的体制变革依然没有停止脚步。2001年年初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宏观管理机制创新、微观领域结构创新、市场组织体系创新、投融资体制创新”四个创新。2001年5月，在中国证监会新版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中，已将传媒与文化产业定为上市公司13个基本产业门类之一，其下含出版、声像、广播电影电视、艺术、信息传播服务业5各大类。传媒资本经营开始引人关注，尽管国内传媒学者普遍认同当前中国传媒投资处在高风险期。就在2001年，资本掀动传媒投资潮，民营资本在其中推波助澜。山东三联计划三年斥资8000万元打造《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5000万元参股《京华时报》，湖南广电传媒耗资8600万元创办《财富中国》，巴士股份注资《上海商报》5000万元，占股50%，诚成文化投资《希望》杂志，赛迪传媒巨资推出电视节目《环球IT报道》和《三联生活》，《成都商报》通过控股公司博瑞投资公司实现间接上市，海外传媒集团、维阿柯姆、迪斯尼、新闻集团、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贝塔斯曼、福布斯公司、星传媒等进行频繁的商业试探。2000年底至今，在普遍推行和加强审查与许可证制度的同时，中国传媒政策呈现在徘徊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的态势，对民营和外资管制有所松动，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程度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2000年10月25日的《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原则上同意外方投资影院，控股最高可达49%。2001年8月是中国传媒新政策有实质变动的月份，8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又称17号文件），明确推进传媒集团化改革和组建跨地区、多媒体大型新闻集团的目标，以积极的姿态回应传媒业融资、中外合资、跨媒体发展等问题。由此在中国传媒界引发连锁反应。2001年12月15日《电影管理条例》鼓励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以资助与投资形式参与摄制电影，允许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以及个人投资改造电影院。2003年3月，国产电影发行权全面开放，同年8月8日进口影片发行的第二家官方公司华影电影发行公司挂牌成立，此前的6月，中国七家民营企业首获国产电影国内发行资格。2003年11月，国家电影事业管理局副局长长吴克宣布：“CERA以后，国家已经认定，以后任何和香港合拍的影片，除了内地演员要占三分之一外，其他主创人员不再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香港影片进口内地，不再受到任何进口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审查，香港影片就可以长驱直入内地市场。始于2003年中的电影分级制至同年11月初已进入起草阶段。2003年下半年，出现跨省合资影院和外资影院曲线进入中国的局面。2003年12月，政府将对电影立项和审查制度进行改革，12月1日起，国产电影在立项方面，除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特殊题材、国家资助影片、合拍片四类之外的影片不必再向广电总局申报剧本，只需提供3000字的故事概纲；作为试点单位，上影、长影等部分制片厂的影片将试行由地方自主申请、自主审查。同日，外商被允许进入制片，唯一的限制是不得控股。2002年6月，新闻集团放言有意参与中国付费电视建设。2003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给八家民营机构发放了电视剧制作甲种证。2003年11月4日，上海第一财经传媒有限公司、浙江电视台经济生活频道和四川电视台经济频道结成合作伙伴，开创国内省级电视台跨区合作的先河。200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下发《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简称为19号文件；此外还有新闻出版总署的《治理报刊摊派细则》。有专家认为，本次改革的主要核心就是治理行政权力对报刊的介入。虽然过去政府也讲过要减少行政力量对报刊发展的介入，但远没有这次明确。“这次治理整顿给的出路很明确：报刊要走市场化道路。”2002年1月10日起施行的《中外合作音像制品分销企业管理办法》和2002年4月10日起施行的《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开始实现中国入世承诺。2003年1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倡言出版改革，在五年内开放外资在图书、报刊、音像制品销售和批发方面的业务，近期内对国内出版企事业逐步实行许可证制度，以便它们跨省经营，促进印刷业民间投资进程。2003年9月23日，中国首家拥有报刊总发行权的民营企业文德广运发行集团在京成立。2003年10月1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光明日报报业集团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联合办《京报》。2003年11月4日，李嘉诚旗下的TOM正式与三联书店协议组建北京三联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TOM和三联分别持股49%与51%，这标志着海外资本首次进入大陆出版市场。进入2004年，传媒管理体制进一步呈现开放姿态。2月11日《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的文件出现在国家广电总局的网站上。该《意见》中的一部分内容引人关注：允许各类所有制机构作为经营主体进入除新闻宣传外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业，在确保控股的前提下，可吸收国内社会资本探索进行股份制改造，条件成熟的广播电视节目（包括电视剧）生产营销企业经批准可以上市融资。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是坚持面向市场，坚持国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在电影方面，为了促进电影产业的发展，广电总局年初颁布《关于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规定国有和民营机构可参与付费频道的合作。允许境外制片机构同境内国有电影制片单位合资组建由中方控股的影片制作公司。在付费频道引进节目的播放比例、外资在改造影院中的比例和华语影片的引进配额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放开。2004年4月初，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处透出消息，中央已决定进行出版体制改革，全国现有的527家官办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所有出版社都将转型为经营型企业单位，这标志着从去年就开始的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出版体制改革，正式拉开了帷幕。作为改革试点，国务院在4月5日正式批准中国出版集团改制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这个被称为“改革的最后一个堡垒”的行业里，中国传媒业政策开始驶入改制的快车道。纵观最近二十多年中国大众传媒业发展状况，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涌动，并且愈趋扩大，这是中国大众传媒产业体制转型实质所在，意义重大，但是对其实际作用不可过高估计。2001年8月的17号文件虽然对传媒业的投资已被认为是投资了，而不像以前认为是借款，但17号文件的规定是这种投资只能是传媒业内部的投资，或者是国有资本的投入，对于民间资本、外资的投入，在政策、体制面的角度来说，事实上还不是合法的。尽管有很多暗箱的运作，但事实上这样的一种运作风险是很大的。迄今为止，我国所有上市的传媒公司业绩并不理想，报业和广电集团如果严格按照企业标准来衡量，其经济效益大有疑问。究其原因，产权结构极为重要。如果不跟传媒产权结构的重建结合起来，传媒跨媒体、跨地区、跨产业变革很可能流于形式，实际效果不大。所以，究其本质而言，近年中国传媒新政策开放程度前所未闻，但仍然以严格的政府管制为主要特征。在进入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不允许私人办报（台）和传媒集团办报（台）。有资格办报的单位也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对于严格限制的市场少数进入许可，对于一般闲置的市场多家进入许可），才能获得办报许可和报纸刊号。从管制制度的形式上看，复杂的行政审批程序和严格的刊号控制构筑了进入传媒业的非常高的行政性门槛。在行为管制方面，传媒政策严格禁止或者限制传媒的产权交易，禁止或者严格限制外部资本进入传媒领域。最主要的管制手段就是实行主管、主办制，即只有符合一定条件的国有单位才能办传媒。此外还对传媒异地经营有严格的许可权限管制。2002年2月1日起实施的新版《出版管理条例》再次明确声明设立出版单位的审批制度是我国出版管理制度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项制度。其包含两项重要内容——（1）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主管机关；（2）符合国家关于出版单位总量、结构、布局的规划。这项政策的出台实际上宣布：传媒业的市场壁垒依然存在。这样的传媒政策主观上是力图在传统计划模式中实现中国传媒业的飞跃；客观上，一方面有利于传媒体制创新，另一方面适应了传统传媒管制观念。结果是，传媒投资自由化和民营化没有实质性突破，传媒产权结构仍然是相当程度的一元化。按照国际经验来看，中国传媒产业能否做大作强仍是未知数。二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诉求从“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起步，我国传媒经历了事业单位、企事业混合型单位、企业单位的形态变更；传媒从原来依靠国家财政补贴，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传媒业也从传媒事业、传媒行业向传媒产业的方向发展。但是，当传媒的产权多元化和投资自由化接近传统计划体制内变革的底线时，传媒产业制度瓶颈造成的“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弊端更是一览无余。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垄断依靠市场和行政的双重力量形成，既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垄断的特点，依靠行政组织和行政手段来推动垄断的形成和运行，又融进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垄断的成分，依托目前尚不完善的市场机制来操纵垄断，是当前体制转轨过程中行政权力加市场力量而形成的特殊垄断，亦即“行政性市场垄断”。这种垄断在纵向的行业内，表现为行业垄断；在横向的区域内，表现为地区垄断。长期以来，受政府管制的影响，我国传媒业条块分割，形成了森严的行政壁垒和区域市场壁垒，传媒资源无法通过市场实现优化配置。所谓条块，从“条”的方面来说，就是按照国家的行政系统组织来进行，强调纵向的“归口管理”；从“块”的方面来说，就是强调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属地管理。这种条块限制，使得跨媒体的经营很难进行，也使一些实力雄厚的传媒无法向外扩张。这是我国传媒产业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样的传媒体制使得传媒满怀豪情走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却没有想到，他们所走向的仅仅是“市场”，并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产业化和非市场化构成了现阶段传媒经济的内在矛盾。具体的讲，第一，传媒在市场经济中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和企业法人的身份不明确。说是企业法人，传媒显然缺乏在市场上独立经营、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在编制上又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事业单位，而且有行政级别，媒介集团还具有政府行政部门的管理职能，直属一级政府；说是事业法人，或机关法人，它又以赢利为目的，在媒体市场上冲锋陷阵，这种混乱的身份给媒介的产业经营带来很大的麻烦。对此，复旦大学童兵教授认为，中国传媒的性质是事业属性、产业属性和机关属性的混合体。第二，传媒产权不明晰。传媒身份的混乱和模糊直接影响着传媒产权的界定，表现为传媒资本所有者的缺位。谁来充任国资的代表是一个问题，党委只进行政治领导，它不是政府部门，不能行使所有者代表的职权；政府的广电、新闻出版部门不能既是媒介的管理者又是所有权的代表，因为这违反“政企分开”的原则，政府部门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虽然一些传媒集团也模拟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了内部组织机构。但是，在国有产权制度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情况下，这种治理结构虽不同于传统治理结构，但也与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相距甚远，多数传媒集团实际上是“翻牌公司”。实际上，传媒业遇到的产权问题是国企改革中遇到的共同问题。第三，传媒在市场经济中应该享有的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难以落实。传媒身份和产权的特殊性使得传媒具有“官商”的特点。表现在传媒虽然走向市场，参与竞争，但没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加之严格的资本等级制度和行业壁垒构筑的巢穴使得传媒只生不死。同时媒介领导由政府指派，使得不同级别的媒介享有不同级别的政治优势，市场竞争从一开始就拉开了距离。中国传媒产业之所以“暴利”，很大程度上与传媒获得的行政和市场双重垄断的地位有关。放眼全球，中国的传媒产业在这种体制下绝没有做大作强的动力与能量。当代国际大众传媒产业主流的发展态势一目了然：在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世界发展总格局中，市场调节、商业驱动、民营产权、自由竞争、经贸自由化、科技革命整合而成为当代世界大众传媒产业发展的基本动力。虽然从1998年起，中国传媒业的利润总额就超过了烟草业，跃居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但是，我国大众传媒业垄断性和封闭性明显，严重缺乏竞争力，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内在的发展要求无法通过市场实现。湖南广电2001年在经营上遇到的困局折射出了传媒集团在市场上的盲动。《南方周末》文章《电视湘军虚火上升》披露：2001年上半年湖南卫视广告收入5700多万元，而支出却高达1.3亿元。湖南广电上市后筹集到资金4亿元都投入到了湖南广播电视中心，除了广电系统的办公需要外，建有四星级宾馆和一个世界公园以及高档的音乐喷泉。在人口只有一百多万和农业背景的长沙要收回资金难度可想而知。回顾中国传媒产业化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媒介经营的个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向独立的企业法人过渡，并以市场平等、竞争的原则建构内外关系，从而形成经济学意义上的‘同类企业的集合体’——‘媒介产业’。”也就是说，传媒产业化发展具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必然要对“事业单位”的实现方式产生规定性影响，传媒既然走向产业化道路，就难以阻挡其经营管理的基本体制与运行机制同企业同化的趋势。相应地，政府的管控体制与政策也应该与传媒的产业性质发生互动。传媒产业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经济产业之一，其大部分是在现代经济活动中，通过为使用者提供消费文化和信息产品等，以此获取利润，市场经济和企业本位是其生命线。因此，除了对内容进行必要的政治监管之外，大众传媒产业中的大多数跟其它经济产业基本相同。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产权多元化、民营化是所有经济产业繁荣发展的基本条件。与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权力中心垄断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通过进行资源配置和调节社会生产。它要求打破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高度控制，把政府掌握的经济权利归还给独立的市场主体。在西方学者眼里，“独立产权的利益和严肃的交易合同的结合就构成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由此可见，传媒产业发展生态环境应该具备以下特征：1通过市场能够进行资源的自发调节和配置；2相互独立的产权所有者能够进行自由的市场交换；3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4完善的法制。具体的讲，“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传媒体制的改革要与传媒建立产权明晰与产权多元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要求相一致。所谓现代企业制度是指现代的公司制度，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其主要特征就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其产权属于各个投资者，投资者以其投入公司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法人以其经营的资本承担有限责任，在公司中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治理结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现代企业制度最典型的代表是公开上市公司。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对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来说，实行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成为上市公司的企业，上市前的重组、改制使其建立起现代公司的框架；上市后，机构投资者和社会投资者既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用手投票”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又可以在二级市场上“用脚投票”买入卖出股票甚至对公司进行并购，这种强大的外部压力对于推进传媒机构的制度建设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与之相匹配，还要建立健全传媒资本市场，广泛开辟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传媒业的规模经营。此外，人力资源市场的完善也是传媒政策改革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毕竟传媒产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人的创造力。简而言之，我国的传媒产业对体制与政策改革的诉求是：让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传媒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在微观上，传媒能够通过规范的市场运作，实现自身所消耗的各种资源的价值补偿和价值增值。三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重构2003年下半年，国内众多传媒学者和专家纷纷发表文章，断言就发展传媒产业而言，中国传媒体制内的改革已经到了底线，体制“革命性”转型迫在眉睫。复旦大学童兵教授和上海大学郑涵博士不约而同的用“十字路口”形容当前传媒业发展困局。童兵教授指出：“对于中国传媒体制而言，改革正由边缘向腹地进发，目前正处于一个多重利益格局纠结与博弈的十字路口”。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则用“拐点”和“转型”概括局势。他认为:“我们需要在20余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真正地对于传媒业来一次比较深刻的、功能性、结构性的转型与改革了”，这是“当前发展阶段上解放传播生产力、促进传媒业发展的关键”。北京广播学院的周鸿铎教授、黄升民教授、复旦大学的李良荣教授也在学术演讲中多次提及传媒体制与产业的改革问题。“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传媒体制变革的症结到底何在？“喉舌”论以及由此衍生的“特殊产业”论应该是目前最难克服的观念障碍与制度屏障。在我国，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是传媒最基本的性质，或者说是体制中最核心的问题。所以，传媒首要的任务是完成党和国家的宣传任务，引导舆论。以此为出发点，传媒产业化具有其相应的特殊性。传媒在市场行为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双丰收，但两者相比较社会效益还是第一位的。“喉舌”论和“特殊产业”论是我们传媒管理部门一直坚守和奉行的一种理念与实践。其表现就是严格的进入管制和行为管制。可以说，这样的体制与政策很好的解决了“喉舌”功能的发挥与舆论的引导问题。但是“媒介机构本身也意识形态化了”，其结果就是在传媒领域陈旧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前者寄生于后者，扭曲后者；传媒产业国股一枝独大，产权高度一元，传媒产业却丧失了在市场上应该具备的竞争力。很显然，在如何发展中国媒介产业的认识上，我们存在误区。其一，在传媒属性与功能上存在误区，把传媒工具误认为意识形态。其实，传媒的政治属性与功能只是传媒众多属性与功能中的一个，而且，也不是所有传媒都具有或显示出强烈的政治属性与功能。现今传媒产业属性与功能的凸起即使自然属性与功能的复归，也是与时俱进的表现。其二，在引导舆论上存在误区，把掌握舆论工具误认为掌握了舆论。舆论工具、舆论导向与舆论三者根本不是同一个范畴的概念：舆论工具是无路形态的东西；舆论导向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舆论是社会形态的东西。所以，中国对传媒领域实行严格的政府管制，不是因为西方经典管制理论中强调的起因“市场失效”，而是源自意识形态的需要和计划经济的惯性与本能。在当前，传媒管理部门应该有两点认识：发展传媒产业并不是对传媒政治属性和功能的侵蚀，营造传媒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也应该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环节之一；让民营资本和外资资本进入传媒投资领域，搞传媒产权多元化，是有利于传媒产业引进竞争力，搞活传媒产业的。简单的说，就是应该让传媒要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活动主体。至于传媒的“喉舌”功能是一个重点，但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并不是传媒管制体制与政策的全部。当今中国大众传媒产业的改革之路，就是放松政府的传媒进入管制与传媒产权管制，建立与市场经济匹配的管制体制与政策。具体的讲就是“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当然，放开民营传媒也是应该分阶段的，目前仍须严控电子传媒的播出系统，放开节目制作，而对于纸质传媒中娱乐性和生活类以及财经等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比较弱的或没多少政治意识形态的，宜试点开放民办传媒，并逐步扩大，最终建立传媒市场的准入许可制度。国外传媒产业放松政府管制对我国传媒产业体制与政策革新有着很好的启示。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放松了政府对传媒产业的管制。最典型的就是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新电信法。这一政策性的改变，大幅度地吸引了私有资本进入媒产业，增强了本国的传媒产业实力，保证了美英等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那么，“办好党办传媒，逐步放开民营传媒”，是否是否定了“党管传媒”的原则呢？这里必须澄清几大观念问题。首先，“党管传媒”不等于“党办传媒”，“党办传媒”只是“党管传媒”的具体实现形态之一。“党管传媒”等同于“党办传媒”，这一大众传媒管理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和一切政治挂帅（即大政府与小社会）的产物。它已严重不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了。第二，“党管传媒”的宗旨是繁荣社会主义传媒产业，而不是保守一个“虚胖”的和“积贫积弱”的传媒发展状态。随着我党由革命党变而为执政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随着非或淡政治意识形态的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市场的巨大拓展，“党管传媒”应该与时俱进，区分强政治意识和弱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媒，控制前者，逐步放开后者；由直接经办，改为通过国家宏观行政调控，党的机构在微观上以对传媒内容的政治监管来体现“党管传媒”原则。这样既能搞活大众传媒，又保证了传媒的政治倾向。在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威权主义传媒管理模式，新加坡、马来西亚有民营传媒（包括平面与电子的传媒），但是由于实行威权主义的传媒体制（诸如严格的内容限制与审查等），并没有造成对政府和社会大的冲击。除此之外，对民营传媒还有许多控制方法，例如许可证制度以及数量控制，提高申办传媒的经济门槛。一般而言，大企业有避免政治风险的强烈倾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合资合作传媒基本上是稳妥的。第三，逐步放开以消费文化为主的传媒产业，不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稳定造成冲击。现当代文化理论，无论是批判的，还是肯定的，基本上都强调当代消费文化在政治上对社会制度的保护作用和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作用。总而言之，以企业化为前提和以产权与资本市场体制变革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历史性转型，其关键是党和政府对大众传媒领导体制的变革。诺思在谈到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时指出：国家和意识形态作用重大，尤其是前者：“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我国大众传媒领导体制的变革，其目的是“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其基本制度安排是实现公共事业和商业企业的分流重组。前者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发挥党的喉舌功能）；后者办成企业，产权多元化，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并在微观层面上施加少量管制，企业自主经营，消费引导生产与服务，盈利为目的，繁荣人民文化生活。党与政府对传媒企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的监管（诸如审查制度）和少量行政管制（诸如许可证制度和文化分级制以及较高经济门槛等），应该逐步确立传媒企业创办由普遍的审批制过渡到审核制。同时为在体制转型过渡时期确保传媒企业自主经营，应该设立合理的制衡机制（诸如透明度、行政复议、司法仲裁、经贸公平等），以防止审查审批过程中人治、寻租、不负责等现象，在审查审批跟被审查审批者的互动协调关系中既保证党与政府政治审查审批功能正常运行，又维护传媒企业的独立自立，遏止滥用审查审批权限。作为企业，传媒生产与服务单位应该实行所有制的多元化和股权结构的适度分散化。如果把我国传媒从行政事业单位运行向企业化管理转变看作是一次革命的话，那么政府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律的传媒产业管控体制，让传媒单位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将是第二次革命。

产业政策范文篇8

关键词：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断汇聚的一个过程。产业集聚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其之所以发生既有市场机制的原因，也受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适当的产业集聚能够带来生产专业化的提升，进而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益的目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有很强的相关性，它既能成为撬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杠杆，也能成为产业分散的重要推手。因此，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关注地方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产生的影响。

一、相关文献综述

自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伴随着科技的创新、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产业间的关联程度日益紧密，产业资本逐渐在一定空间汇集，从而形成产业集聚现象。对此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Marshall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较早地关注到产业集聚这一经济现象，并提出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概念问题。①此后，学界对于产业集聚问题做了更多的理论研究，并产生了许多流派。阿尔弗雷德•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产业集聚的概念，并指出产业在一定集聚程度下，单位产品成本指数比工业完全分散时要低。②埃德加•胡佛在《区域经济学导论》一书中从历史视角叙述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区位结构。③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产业集聚的竞争优势。④以Krugman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从空间视角分析了区域长期经济增长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①Krugman还在其《地理与贸易》一书中，分析了专业化产业集聚的成因及其如何使得生产效率提高和报酬递增。②由于国情的差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在西方国家，由于实行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比较有限，主要是通过政府税收和财政政策等来调节。Baldwin等人探讨了产业集聚、国际经济一体化以及税收协调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集聚地区可以在不产生资本损失的情况下提升税收，从而导致不同地区间税收难以协调。③Otsuka和Goto研究了日本产业集聚和财政转移政策对于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他们发现，无论是在制造业中还是在非制造业中，产业集聚与生产效率呈正向关系，而财政转移政策与生产效率为负向关系。④Zhang和Kockelman研究了针对城市拥挤和产业集聚外部性的政府政策，认为政策的干预会降低土地市场的系统效率。⑤从相关文献可以看出，国外政府对于产业集聚，主要通过税收和财政等相关政策进行间接干预。虽然间接干预没有直接干预见效快，但是可以尽可能地降低政府政策对于产业集聚中生产效率的损害。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国情的不同，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有时会采取直接调控，这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因此，在研究中国产业集聚时，地方政府政策的影响是应当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周兵和蒲勇健在研究财政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时发现，在中国基础设施较差的西部区域，税收上升会引起产业的分散；而东部地区由于有较好的基础设施，即便是较高的税收也会促进产业的集聚。⑥张玉新和李天籽研究了对外开放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发现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产业在中国东部和沿海地区集聚，这一现象与新经济地理学中对外开放会导致产业分散的结论不一致。⑦高煜和张雪凯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研究中发现，这项建设会促进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和承接产业转移。⑧黄璇和任宛竹研究了中国政府政策对于日本在华企业进行产业集聚的影响，认为转移支付和土地优惠政策对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区位选择影响显著。⑨沈鸿和顾乃华研究了产业政策、产业集聚和贸易间的关系，认为中国对于外资的过度依赖和产业政策的过度干预，对于集聚正外部性作用的产生有不利影响。⑩赵波等人分析研究了金融政策、产业集聚和制造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认为现有金融政策所构建的金融体制以及企业间由低成本竞争模式导致的集而不聚，是制约中国产业升级的两个重要因素。11从以上对中国产业政策影响产业集聚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基本上是着眼于中央的产业政策，而实际上产业政策包含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于产业集聚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省份众多，省情复杂多样，各省之间不同的政策往往会产生溢出效应，影响其他省份，如果仅仅考虑中央的产业政策，就很难完全体现中国产业集聚的真实变化。因此，本文拟重点考察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经济区位要素和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以便于更好地分析近年来中国产业集聚的发展趋势。

二、测算专业化产业集聚程度与税收政策偏度的模型

（一）区位商模型。在经济学中，计算专业化产业集聚程度的方法有多种，其中在Gilmer的文章中提到用区位商（LocationQuotient，LQ）来计算专业化产业集聚，①区位商可以反映某一地区的某一产业在该地区是否产生专业化产业集聚。其计算公式为：LQij=(eij/ej)/Ei/E（1）其中，eij表示i产业在j地区雇佣的劳动力人数，ej表示j地区可雇佣劳动力总数，Ei表示i产业在全国范围内雇佣的劳动力人数，E表示全国所有i个产业可雇佣劳动力总人数。LQij表示i产业在j地区的区位商，当LQij小于1时说明i产业在j地区的发展与全国相比是存在劣势的，就能不认为j地区是i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反之，当LQij大于1时则可以认为j地区是i产业的专业化集聚区域。因此本文用区位商的数值来判断某一地区某一产业是否产生了专业化产业集聚。（二）产业区位基尼系数。戴平生所做的有关区位基尼系数的计算、性质及其应用的研究中涉及到产业区位基尼系数，该系数是根据劳动力数量、产值或产业增加值来研究地区产业集聚程度。②产业区位基尼系数取值范围为0-1，当数值为0时表示某一产业在所有地区中所占比重相等；当数值为1时表示某一产业完全集中在某一地区中。产业区位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GINIij=(1/2n2μi)×∑nj=1∑nk=1|yij-yik|（2）其中，GINI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产业集聚程度，n表示所选地区总数，μi表示i产业在所有选择的地区所占比重的均值，yij表示i产业在j地区所占比重，yik表示i产业在k地区所占比重。（三）政府产业政策的测度。中国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各地方政府均出台了鼓励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中国政府还在各地建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产业新区，并且在产业新区中实行配套的产业优惠政策。但由于部分产业的宏观政策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因而难以将政策对于产业的支持程度以及对于产业结构影响程度进行量化。有鉴于此，本文考虑用产业的税收或政府在该产业的财政投入来代表政策对于产业结构影响的因素，由于各省、市、自治区财政投入到大类产业的数据未能获取，因此，本文考虑用地方政府对于某一产业的税收水平来度量该地方政府对于该产业发展的态度及政策。根据李昌宇提出的政策偏度计算模型，③再运用政府在某一产业的税收收入，就可以对政府产业政策在某一产业的影响程度进行测度。由此可得产业政策偏度的计算公式为：Gij=（taxij/T-AXj）-1（3）其中，政策偏度Gij表示j地区i产业的政策偏度，taxij表示j地区政府在i产业的税收收入，T-AXj表示j地区政府对于所有产业的税收收入的平均值，最后减去同步性变动因素1。Gij值越大则表示税收超过平均水平，表明政策扶持力度小，反之Gij越小则表示政策扶持力度越大。（四）数据来源、选择及处理。在2011年统计年鉴中关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统计口径再次发生变动，从之前的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变为现在的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考虑到统计口径变动前后的数据不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的数据是30个省、市、自治区（西藏相关数据缺失较大故不采用）2013年-2017年（实际年份为2012年-2016年）共5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税务年鉴》以及《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所选用的数据是C门类制造业所包含的29个大类产业中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数据。由于各省大类产业数量的不同以及统计数据的缺失，在制造业全部31个大类产业中，本文只对各省数据较为全面的大类产业进行比较，因此，最终所涉及的大类产业数为29个。考虑到各产业在一年中雇佣的劳动力数量会出现变动，各地各产业所雇佣的劳动力本应用各省统计年鉴中的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表示，但由于部分省份统计年鉴中从业人员平均人数这一项数据有缺失，因此，本文使用《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统计的分地区分行业的劳动力年末人数。由于中国的税收政策是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按一定比例分成，同时本文考虑的是各地政策的影响，因此税收数据选用的是地方税务局税收收入，以此来计算各地区不同的政策偏度。本文使用Stata软件对相关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处理和分析，以便于研究地方产业政策偏度对于地方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

三、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市场行为与政府行为，因此，为了看清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的变化，本文将研究市场行为和政府行为对于经济发展的综合影响，其中用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区位条件和专业化产业集聚形成与否来代表市场行为的影响，而用各地区政府政策偏度来代表政府行为的影响。由于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区位条件和经济发展现状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各省、市、自治区政府所颁布的与产业发展相关的产业政策也有所不同，加之各地区对大类产业的政策存在偏度差异，其对于地区产业发展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主要考虑产业政策偏度对于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有鉴于此，文中将产业集聚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将各地区产业政策偏度作为解释变量，将其它影响产业集聚的相关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来构建计量模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集聚现象也会越来越多，由于产业集聚中存在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种形式，其对于产业集聚变化的影响是有显著差别的，因此，本文在研究地方产业政策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的同时，会将专业化产业集聚现象在产业集聚变化中的影响作为控制变量加以考虑。本文中的计量模型为：GINIijt=β0+β1Gijt+β2Bijt+β3LQijt+β4RDjt+β5Rjt+β6Pjt+β7PGDPjt+β8MPjt+μ其中GINIijt代表j地区第i个大类产业在第t年时的产业集聚程度，这里用各地区产业生产总值进行估算；β0到β8为相关系数，μ为误差参数，其余参数可分为代表政府行为的影响参数和代表市场行为的影响参数。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参数用Gijt表示，它代表j地区政府在时间t时对于i产业的政策偏度，政策偏度通过对各地区地方税收收入的计算得出。市场行为。这里用Bijt表示j地区i产业在时间t内的利润总额，由于企业在经营的过程中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因此，各地区产业利润的多寡会对该地区的产业集聚产生影响。LQijt是区位商值，它是衡量某一产业是否发生专业化产业集聚的虚拟变量，当发生专业化产业集聚时其值为1，未发生专业化产业集聚时其值为0。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在专业化的产业集聚还是多样化的产业集聚中，技术外部性的影响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本文用RDjt表示地区的创新研发能力，由地区研发人数的全时当量表示。RDjt越大，表示从事研究和相关工作的人员越多，因此，可以认为信息交流的途径越多，技术传播的途径越广泛。在新经济地理学中，交通运输成本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本文用Rjt代表各地区地面交通网络（包含正在营运的铁路和公路）的密集程度。一个地区地面交通网络密集程度越高（即交通越便利），其运输成本越有降低的空间。考虑到对于产业集聚产生影响的市场需求和购买能力往往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本文用地区人口数量Pjt和地区人均总产值PGDPjt表示本地区内部市场需求和购买能力，用地区市场潜力MPjt表示该地区外部市场需求和购买能力。根据Harris对市场潜力的研究，①地区市场潜力可表示为MPjt=∑j≠kGRPjt/djk，其中GRPjt表示j地区t时的地区生产总值；djk表示地区j到地区k的距离，本文中表示省与省之间的距离，用各省省会城市距离来表示。

四、模型检验和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检验。模型所用数据因时间维度T较小，且相关参数n的数量远大于时间维度T，因此面板数据属于短面板数据，并且解释变量中不存在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由此确定面板数据属于静态短面板数据。面板数据的分析需要考虑该模型是属于哪一种效应模型。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来判断模型属于随机效应还是固定效应，由于Hausman检验结果中p<0.05，拒绝原假设，因此该模型属于固定效应模型。其次通过模型的固定效应估计后，得到F检验结果p<0.05，由此确定模型不是混合效应模型。由于模型中存在时间趋势变量，且模型是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模型最终确定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这样模型就会同时考虑只受个体影响的遗漏变量问题和只受时间影响的遗漏变量问题。在对模型进行异方差和相关性检验后，发现部分行业存在异方差和相关性，因此，在Stata面板数据计算时要考虑异方差和相关性。对于模型的单位根检验，由于本文面板数据是非平稳面板数据，因此本文选用费雪式检验办法对本文面板数据的单位根进行检验。检验结果是，除烟草制品业由于数据问题无法进行单位根检验外，其余28个行业中有25个行业不存在单位根；存在单位根的行业是造纸和纸制品业，文教、工美、体育、娱乐用品制造业以及化学纤维制造业。笔者考虑到如果对于存在单位根的行业进行一阶差分，将会改变其经济含义，因而继续对于造纸和纸制品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以及化学纤维制造业进行协整检验。本文选用Kao检验办法对这三个产业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造纸和纸制品业以及化学纤维制造业存在协整，因此可以认为造纸和纸制品业以及化学纤维制造业在本模型中存在经济上的长期均衡关系。而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由于数据问题无法进行协整检验。从总体看来本文的模型设置较为符合经济学理论，同时回归结果不属于“伪回归”结果。因此，本文所构建模型的分析结果较为可信。（二）实证结果分析。通过对2012-2016年间相关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制造业29个大类产业中，有22个大类产业的拟合度（R-squared）在80%以上，其中，14个大类产业的拟合度达到90%以上。因此，本文所构建的模型可以较好地对实际情况进行测评：第一，地方政府政策(G)对于制造业中21个大类产业的产业集聚程度会有影响，其中对于制造业中14个大类产业产生显著影响。在这14个大类产业中，11个大类产业的系数为负，这意味着政府政策（G）越大，产业扶持力度越小，产业会出现分散现象；反之，政府政策（G）越小，产业扶持力度越大，产业会出现集聚现象。而余下3个大类产业的系数为正，说明地方政府政策（G）越大，产业扶持力度越小，产业会出现集聚，反之则会产生产业分散现象。因此，可以认为部分产业在地方政府政策扶持下，得以形成集聚；而少部分产业则会因为地方政府的扶持而出现分散现象。因地方政府扶持而出现产业集聚现象的主要因素是：受到地方财政收入方式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影响，地方政府对于地区产业发展一直持十分重视的态度，因此，地方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对于当地产业的发展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各地建立的产业园区在招商引资的同时，为入驻企业提供政策上的支持，如税收优惠、产业补助、基金扶持、租金补贴等。地方政府政策上的扶持会显著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对产业集聚起到促进作用。因地方政府扶持而出现产业分散现象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从2013开始提出产业转型升级，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之为解决城市工业污染日趋严重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对于部分产业采取政策性扶持迁移，这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带有行政命令式的迁移，在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将企业迁移至远离城市的区域，以便能更进一步降低产业发展对于城市的影响，在这种政策影响下出现的就是产业分散化现象。这类产业包括烟草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制鞋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这些产业均属于劳动密集型、资源指向型和高污染性行业。第二，利润收入（B）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十分显著，在29个大类产业中，有27个产业的测算结果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市场行为中，企业对于利润收入的考量，对其区位选择有重要的影响。第三，现阶段专业化产业集聚（LQ）形成与否对于制造业产业集聚总体影响不大，只有9个大类产业的结果是显著的。第四，地区研发人数（RD）对12个大类产业有显著影响，且全为正向关系。但由于科技含量较高的设备制造业等行业的创新能力不足，这几个大类行业的技术发展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不显著。第五，地面交通密度（R）对16个大类产业产生了显著影响，其中3个大类产业为正向影响，13个大类产业为负向影响。笔者认为，交通运输成本是影响产业集聚程度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土地使用成本、劳动力工资成本等。Venables认为，在多产业模型中交通运输成本对于产业集聚和产业分散都会产生影响。①因此，在不同时期交通运输成本对于产业集聚的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影响是不同的。由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经历40年的发展，各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格局已基本形成，现阶段由于受到地方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的约束及影响，在交通便利程度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使得企业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成为可能，这就为制造业产业的发散创造了条件。刘利民和王敏杰就指出，交通条件改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既可能是促进集聚，也可能是促进产业迁移。②第六，地区人口数量（P）和地区人均生产总值（PGDP）在结果中与制造业产业集聚普遍呈现出显著且为负向的关系，笔者认为，这是由于近年来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供给侧改革、对环境问题重视程度提升、以及人口集中地区和高收入地区成本上升等方面的变化，致使制造业企业从人口集中地区和高收入地区向人口密度较低和收入较低的地区转移。第七，市场潜力（MP）在19个大类产业中对产业集聚产生了影响，影响显著的大类产业为9个。这说明除了地区内部市场会对地区产业集聚产生影响外，外部市场也会对地区产业集聚产生影响。

产业政策范文篇9

内容提要:在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在出台系列产业政策措施的同时，坚持竞争政策执法，合理地协调了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我国在金融危机应对中，更多地强调了产业政策的作用，而忽略了竞争政策的实施，不恰当地扭曲了市场竞争秩序。在后危机时代，我国应借鉴欧盟经验，加强竞争政策执法，合理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

自2007年年中开始，一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继1929-1933年“大萧条”后的又一噩梦。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盟和中国作为与美国联系紧密的两大经济体，都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巨大冲击。在此次金融危机中，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各国纷纷采取一系列救市措施，频频出台各种产业政策措施，试图以加强政府管制的方法化解危机。然而，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更是政府失灵的恶果。政府应对危机的管制措施必须受到实体和程序上的约束才能真正起到化解危机的效果，其中，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本文拟以欧盟在此次危机应对中的实践为切入点，分析和探讨我国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冲突与协调问题。

一、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冲击及其救市应对的产业政策

（一）金融危机对欧盟的冲击

传统上，欧洲银行业以稳健著称。但近年来，受美国金融业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国际市场上活跃的欧洲大型银行纷纷提高财务杠杆率（据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统计，欧元区10家最大银行杠杆率平均为33倍），大量投资于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相关衍生品，以博取高收益。[1]同时欧洲金融机构受利益机制的驱使大幅介入美国房地产次级贷款市场，在美国多次升息的背景下，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次贷市场泡沫破灭直接导致深陷其中的欧洲金融机构盈利水平下降，资本大幅减少。

（二）危机初期各自为战的欧盟各国产业政策及其效果

危机初期，面对金融机构出现的问题，欧盟各国纷纷采取措施维护金融稳定：一是向本国金融机构注资，比如，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联合向Dexia银行注资64亿欧元；英国对NorthernRock实施国有化，暂时缓解了上述银行危机。二是爱尔兰、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典、丹麦、冰岛等国家纷纷宣布对本国所有个人银行账户提供担保，以稳定存款人信心。2008年10月7日，欧盟27国财长例会，决定在至少一年时间内，将欧盟各国最低储蓄担保额度提高到5万欧元。三是欧洲央行（EuropeanCentralBank）和英国等国家的中央银行与美联储联手，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

这种各自为战，单独应对危机的做法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反而因彼此策略的不协调而陷入了混乱，甚至还因各自采取的措施影响他人而引发争议。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国、德国三个欧盟主要国家。英国和法国立场基本一致，认为本国财政状况已经相当紧张，希望实力雄厚却手头相对宽裕的德国能够更多地出力化解危机。他们认为一旦德国经济上去了，势必会拉动英法产品的需求，欧盟的经济必然会重新步入上升通道。但德国认为本国经济刺激规模已经超过英法，也达到了欧盟委员会建议的水平，已经尽到了欧盟大国的责任，因此，德国并不乐于再花大力气承担更多的救市责任。

（三）寻求共同行动的努力、行动方案及其效果

2008年10月4日，在法、德、英、意四国首脑巴黎峰会上，德国和英国拒绝了法国提出为欧洲银行组建一个共同救助基金的建议（类似美国金融救助计划）。会后的联合声明称，各国共同承诺确保银行业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最终危机应对措施将由各国自行决定。然而，随着金融危机负面影响的不断加大，欧盟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加强协调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加强欧盟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的协调，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在2008年10月12日主持召开了欧元区历史上的首次峰会，寻求为共同应对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而采取联合行动。法国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会议的目的是为欧元区成员国和欧洲中央银行拟定一份应对金融危机的“联合”行动计划。

随着一系列金融救市和经济刺激行动的奏效，在经历了第一、二季度的迅速下滑和持续负增长的困难局面后，欧盟经济出现复苏势头。11月中旬，欧洲统计局发表的第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27个成员国经济增长最新数字证明，欧元区经济增长0.4%，欧盟经济增长0.2%，均开始呈现走出衰退的迹象。

更为引人关注的是，从各自为战到联合行动，欧盟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始终坚持贯穿竞争政策，使得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受到了合理有效的约束，避免了过度扭曲市场机制的危险，堪称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举措的最大亮点。

二、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协调

（一）金融危机应对中的欧盟竞争政策

显然，迅速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欧盟委员会竞争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面对各国经济不断下滑的严峻形势，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在金融危机占据各大报纸的头条，各成员国为应对危机纷纷通过国有化、增加注资、提供贷款、提供债务担保等方式挽救本国金融企业的紧急和混乱形势下，如何在坚持竞争法的基本规则，维护统一的欧盟市场和公平的竞争秩序的同时，灵活高效地实施救市措施，使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相协调成为竞争总司当下面临的最大难题。

到目前为止，欧盟委员会成功地把握了两者之间的平衡，使竞争政策的执行贯穿了金融危机应对的全过程——从产业政策的各自为战到联合行动再到逐步退出，也涵盖了竞争执法的各个领域——从救援及重建援助控制到合并控制再到卡特尔控制。毫无疑问，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欧盟竞争政策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正如欧盟竞争委员会委员尼莉·克罗斯所说，“竞争法，尤其是国家援助法，是金融危机应对方法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8]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欧盟处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理论分析

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欧盟坚持竞争政策执法，在处理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时坚持了竞争政策优先的原则。

1.欧盟层面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作为介于国际组织和联邦国家之间的特殊政体的欧盟，其产业政策指的是欧盟层面的产业政策，是超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而不是对欧盟成员国产业政策的总体概括。由于共同农业政策作为欧盟的核心制度之一具有独立的制度体系，这里所讨论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政策。虽然欧洲国家中的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等都具有较长的产业政策历史，但在超国家水平上，实施欧盟产业政策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尽管这种超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欧洲煤钢共同体框架下对煤和钢铁业的干预，但是当时的那些产业政策更多地是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主要是为了控制德国的重工业以避免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而不是为了发展煤和钢铁业。

从与成员国产业政策的关系上看，一方面，欧盟产业政策是辅助性的，是作为对成员国产业政策的必要的补充、指导与协调性政策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欧盟产业政策又通过竞争政策对各成员国的产业政策形成了一种有力的约束。因此，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缺乏独有的制度工具的欧盟产业政策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欧盟有较强行动能力的竞争政策的实施来实现的。可见，从欧盟层面上来说，在此次金融危机应对中，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并不存在明显的冲突。

2.各成员国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

尽管欧盟最终对其成员国的各种金融危机应对行动进行了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共同行动，但相比之下，各成员国自身的产业政策显然在危机应对措施中占据了更大的比重。和欧盟产业政策不同，各国产业政策具有明显的政府干预性，更加强调和追求效率，同时更多地考虑本国的利益，因而，与以维护统一的欧盟市场内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为目标的欧盟竞争政策具有更明显的冲突性。危机初期，由于缺乏欧盟层面的统一协调，个别成员国为求自保所采取的一些金融业救助措施便体现了这一点。例如，从危机原因上看，中东欧国家的金融业基本为西欧金融机构所控制，而西欧金融机构为缓解自身流动性短缺问题，选择大量从中东欧撤资，从而引发了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

从各自为战到统一行动，欧盟的实践再一次表明了作为一个超国家的特殊政体，欧盟在协调各国行动上的重大作用以及这种协调的重要性。其中，竞争政策的实施是欧盟行动力的重要体现。欧盟委员会竞争总司在金融危机面前和各国政府的压力下，仍然不肯放弃原则、坚持竞争执法，使各国产业政策必须在欧盟竞争政策的框架内实施，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体现了欧盟坚持竞争政策优先的理念，维护了竞争政策的连续性与权威性。

三、欧盟应对危机举措对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金融危机应对措施对竞争政策的冲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的联系日益加深，其中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尤为紧密，这必然导致我国无可避免地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并且在之后不断蔓延恶化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全然无法独善其身。

由于我国的资本管制还比较严格，金融业相对封闭和金融体系相对独立，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由于中国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65%用于购买美国的国债，这为美国人高消费高借贷模式的维持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很难摆脱对其的依赖，[20]加上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美元的贬值，造成我国外汇资产巨额的贬值。同时，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再次降低了投资者的预期，这为我国股市的下跌增添了一个加速度，在因“财富效应”的逆转影响而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同时，也使企业投资因融资受限而被抑制。

总体而言，和虚拟经济相比，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更为突出，这使得我国救市措施的重点从开始就是救实体经济，包括4万亿元的政府财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刺激民间消费需求（发放消费券和家电下乡补贴）等。而在这些救市措施的实施中，与欧盟在金融危机应对中坚持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并重的做法不同，我国主要是通过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基本忽略了竞争政策的实施。

产业政策范文篇10

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因此，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应建立起有利于高新技术以及相关产业发展的创新制度。

法律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涉及到的法律制度大体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大的法律环境，即高新技术活动要涉及到的一般法律制度；二是小的法律环境，即高新技术活动所涉及到的特别法律制度。从成功的经验看，高新技术产业是在大的法律环境已经具备或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然后形成促进其发展的小的法律环境。如日本，前者有《外资法》、《促进基础技术研究顺利开展法》、《小企业新技术振兴法》等，后者有《筑波研究学园都市建设法》、《高技术工业智密区开发促进法》等。[1]实践证明，对于政府来说，最能有效地推动高新技术发展的，不是筹集风险资本和亲自运作投资项目，而是以发展高新技术为目标，营造一个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加大制度创新的力度。

由于风险投资的对象是高新技术产业，风险项目的成功通常要建立在一定水平的研究开发基础之上，因此，知识产权的保护尤其重要。对此，各国政府制定了大量有关专利保护、环境政策、技术转移、引进外资的特殊法律。

税务优惠：税收优惠政策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到重大作用。1969年美国曾把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从29%增加到49%，这给风险投资业带来沉重打击，也极大地影响了高新技术的发展。1978年美国取消了这一税收政策，即把长期资本收益的最高税率从49%调到29%。1981年又由29%降低到20%。这个税收政策实施的结果使1981年风险投资总额增长了2倍。[2]英国政府于1983年制定《企业扩展计划》，为了诱导中小企业投资高新技术，税收政策规定对统办小企业者可以免60%的投资税，对新创办的小企业可以免100%的资本税，并取消投资收入附加税。日本政府于1985年制定了《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对购置用于基础技术开发的资产，免征7%的税金。巴西政府规定高新技术投入超过企业利润5%的企业可免交产品税，允许企业把所欠税款的80%用于研究与开发投资。总之，各国政府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效地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退出机制：风险投资追求资本的增值收益，而不是投资的分红。因此，一旦时机成熟，风险资本就会以不同的形式退出。其退出的主要形式有：公开上市、股权转让、破产清算。

西方风险投资发达的国家都拥有健全的资本市场体系，特别是设有以发行和交易高新技术企业股票为主的二板市场和三板市场。二板市场是各国政府为了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而建立的交易系统，如美国的Nasdaq市场、欧盟的Easdaq市场、新加坡的Sasdaq市场等。它为风险资本的筹措和顺利退出提供了场所，从而推动了风险投资业的迅速发展。三板市场是资本市场递进上市的第一个环节，也是递退下市的最后一个环节。如2000年，曾被称为是欧洲IT龙头企业的比利时L&H语音技术软件公司由于财务报表造假和欺诈行为被曝光而申请破产，L&H股票在主板市场摘牌后转至三板市场进行交易。L&H在三板市场挂牌，首日即告重挫，收市于1.40美元，股票狂泻77%，至股票被最后摘牌时，股价仅为58美分。由此可见，成熟市场的退出机制有一个平缓过渡的过程。这样能保证市场参与的主体—上市公司和投资人可以在资本市场中进行可选择地、连贯性地运营与投资，增强各市场板块的活力，保证投资人的利益。

购并也是风险投资退出的主要途径。美国1998年以前，风险投资30%是通过上市退出的，70%是通过收购和兼并退出的。[2]斯坦福大学研究中心主任罗文教授在一篇论文中说：“硅谷成功的企业中，有85%以上是购并的，只有15%的企业直接上市。”[3]

二

高新技术产业化需经历三个阶段：研究开发(R&D)、成果转化、工业化。而研究开发阶段属于探索性、研究性阶段，风险资本一般不会参与，这时主要依靠政府的“种子基金”。例如以色列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外部环境都不算好，但它的高新技术产业仅用了不到6年的时间就赶上了美国。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种子基金”的大力推动。

财政支持：高新技术开发园区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是向传统产业扩散高新技术的辐射源，也是一个大的创业中心、孵化器。最早的高新技术园区是20世纪中期美国的硅谷。它在短时期内创造出加速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奇迹，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至今世界较规范的高新技术园区有近千个。由国家统一规划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都是规模较大、设备先进、环境优美。要是没有可靠而雄厚的资金来源，这种开发区是决不可能建成的。一些国家政府财政对高新技术园区的投入很大，一般占60%-70%。西班牙政府投资100亿元建设卡贾图科学城；日本投资13000亿日元建设筑波科学城；德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投资1.9亿马克建设高科技园区。

融资担保：政府融资担保是对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所发放的符合政策意图的贷款给予偿还保证，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债务进行担保。当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时，由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负责偿还全部或部分贷款。许多国家政府均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例如英国政府规定对私人金融机构给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提供80%的政府担保；[4]日本通产省于1975年设立了“研究开发企业培植中心”，其主要业务就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向金融机构借款提供债务担保，担保比例为80%。

政府股权担保是以风险投资公司为服务对象的。这是因为风险投资者往往要求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以补偿投资失败带来的损失。有了政府股权担保，投资者的部分投资损失可获得补偿，整个投资组合的回报率将相应提高，从而增强风险投资的吸引力。运行时间最长的股权担保是荷兰政府于1981年设立的私人投资担保。它规定政府为经其认可、投资额不超过400万荷兰盾的高新技术项目承担50%的损失。[2]

国外许多国家还通过银行或设立基金会的方式向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如加拿大联邦商业发展银行为对高新技术企业实施风险性很大的发展项目专门提供“平衡资助”，与定期贷款一起协助企业维持财政平衡或尽快收回成本。法国政府设立“工业发展基金”，以8.75%的优惠利率供营业额在5亿法郎以下的中小企业融资之用，政府还提供3亿法郎给SOFARIS投资公司，对中小企业申请贷款提供50%的保证。英国政府允许私营技术企业的短期资金可以通过银行透支、贸易信贷等方式融通，中期资金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财产抵押、自发信用券、发行股票等方式取得。日本政府建立了振兴地方技术的特别贷款制度，凡新增设备可提供特别利息贷款，高新技术企业可使用低息长期贷款（年利率为8%-8.15%）。日本开发银行对高新技术企业的贷款年限可长达25年，贷款额一半的利息可按7.3%计算；小企业金融公库还针对高新技术小企业发放期限为25年，年息2.7%的特别贷款。[5]

补贴政策：国外政府为鼓励高新技术发展，向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提供无偿的补助。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为鼓励私人风险投资的发展，对向高新技术风险企业投资的个人入股者给予风险投资总额30%的补助金。德国政府于1984年底实施了一项对风险企业进行资助的典型实施计划，到1985年底，共向268家风险投资企业提供了0.87亿马克的资金补贴。对投资于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公司，在投资方受损时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日本的新技术开发事业部对风险项目提供5年无息贷款，项目如果失败则该项贷款无需偿还。日本通产省规定，每一新建开发区所在地方政府，应向开发区提供10亿美元的基本建设经费；国家财政对于迁入开发区内的企业、科研机构实行补助。

政府通过实施相应的专项计划，直接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研究开发和创新活动。如美国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计划，就是将一定比例的政府部门的研究开发经费专门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企业。

政府还可通过择优购买本国（地区）高新技术设备和产品，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例如，1998年美国政府的采购合同总额中，来自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价值已经达到35%。[6]

风险资本：风险投资基金作为基金的一部分，在扶持高新技术风险产业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绝大多数采用私募方式，即向境内外法人及大额投资者募集；而欧洲一些国家机构投资者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如1998年在欧洲总额为62.83亿美元的风险资本中，银行占31%，保险公司占14%，年度基金占13%。英国贸易和工业部将政府支持专款中的33%作为发展高新技术的专款，20%作为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费用。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还出资组建风险投资公司，如比利时成立了政府投资公司，对创新企业或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德国1995年成立了与私人共同筹资的风险投资公司，澳洲和欧共体也有此类公司。

上述可见，政府担保，转移了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有助于改善高新技术企业的融资地位和条件，并刺激、鼓励商业性金融机构扩大贷款额；政府补贴，弥补了社会资本的一部分损失，减少了风险，以鼓励社会资本把更多的资金投向高新技术产业；政府风险资本，可补充高新技术产业资金的不足，并对社会资本起到示范和推荐作用。总之，“种子基金”的构建，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起步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且可使政府资本与社会资本有效地结合起来，实施政府资本的导向功能和发挥资本杠杆效应。

【参考文献】

[1]叶明.国外高技术发展政策的新趋向[J].华东科技，2001,(2).

[2]辜胜阻.政府与风险投资[M].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01.

[3]张景安.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与资本市场[J].中国软科学.

[4]刘建良.风险投资操作指南[M].北京：中结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