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资本市场影响研究论文

摘要：投资者关系管理是提高上市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有效途径，具有使投资者了解公司、吸引目标投资者和第三方信息中介的作用。本文以深圳证券交易所2005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资本市场可见度的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两类因素，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对这两类因素可见度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公司的市场价值特征和股权结构、董事会等制度性特征的调节作用明显，可以显著提高资本市场可见度。上市公司应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等自主性治理活动的开展。

关键词：资本市场可见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治理

中图分类号：F83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08）05-

收稿日期：2008－05－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公司治理及其评价研究”（7053200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基于公司治理的投资者关系价值创造及其战略管理行为研究”（06JJD630008）；南开大学985、211工程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马连福（1963—），男，河北沧州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高丽（1981—），女，山西阳泉人，南开大学商学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生。

大量文献研究认为自愿性信息披露可以降低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通过增加自愿信息披露的数量和质量可以提高股票流动性，降低资本成本。但目前这一假说受到了公司可见度学说的挑战[1]。对大规模公司或本国（本地）公司的媒体报道、分析师跟随的数量大于小规模、本国（本地）上市的外国（外地）公司，前者为投资者所熟悉，因而会增加持股数量，提高股票流动性。公司制度和公司行为对公司固有的特征起到调节作用，投资者关系管理（IRM）战略是上市公司向资本市场传递信息的中介，可以发挥促进投资者了解公司、吸引目标投资者和第三方信息中介从而提高公司可见度的作用[2]。

投资者关系管理在我国开展的时间并不长，2001年深交所的第一份《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应用提上了议事日程，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大背景真正推动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普遍开展。目前国内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效果的评价多从公司价值、公司业绩的角度展开[3][4]，本文则试图系统分析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价值传递过程，对其在资本市场上的直接作用——提高公司可见度方面进行检验，有利于进一步深入理解IRM的价值效应传递过程。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见度主要表现为投资者对公司的认识和熟知的程度。目前国外可见度研究的对象多为公司的顾客以及对顾客施加影响的媒体，有些将研究对象扩展为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对资本市场可见度的研究较少。Heath和Tversky在进行一系列实验后发现：人们倾向于在自认为熟知或可驾驭的环境中投资，熟知和驾驭能力这一假设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投资者有时情愿放弃多元化投资而专注于少数他们熟悉的公司。但是他们也发现人们倾向于购买和持有熟悉的股票，并不出售，投资者对熟悉的股票一般会采取静态的“购买并持有”策略[5]。实际上，人们的熟悉“偏见”反映了对熟悉事物的乐观和友善，如对熟悉公司的信心和对本国公司股票预期收益的乐观[6]。因此，对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体投资者）而言，可见度高的公司会降低搜寻成本和投资风险，带来更高的收益；对上市公司而言，可以获得稳定性投资者，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提高股票价格和公司价值。第三方信息中介如证券分析师和财经媒体是投资者获取公司信息的重要媒介。证券分析师通过为目标投资者提供专业分析，可以减少其与被跟随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提高整个资本市场的有效性[7]。媒体是公司行为的“放大器”，对公司的声誉和形象宣传起到正反馈作用。他们善于挖掘公众不知晓的故事，帮助投资者获得潜在的公司信息，影响上市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

现有文献对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研究多以机构投资者或第三方信息中介为对象展开，影响他们对公司关注程度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公司的结构性特征，如公司规模、行业、经营状况和成长性等，这些是吸引机构投资者的重要因素。机构投资者符合“谨慎人”假设，公司规模和股票价格表现都会影响机构投资者持股，注重规模反映了机构投资者对“胜利者”的偏好[8]。媒体关注与分析师跟随高度相关，他们更乐意跟踪被看好行业的大型公司[9]，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容易，而且大公司能够为分析师和他们的客户带来更多的交易[10]，即分析师对跟踪对象的选择主要是出于获取信息的成本和收益考虑。另一类是制度性特征，公司治理结构和制度对机构投资者的选择和分析师的跟随意愿有重要影响[11]。分析师对存在潜在抑制或操纵信息的公司跟随少，如家族或管理层是控股股东的公司，并且在投资者法律保护弱的国家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机构投资者从“用脚投票”到“股东积极主义”行为的转变，使得他们偏好于外部股东有更多发言权的公司，股权的分散化程度和控股股东的行为是决定其是否持股的重要因素。总之，机构投资者和分析师更愿意关注治理较好的公司。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

假设1：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会影响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见度。

影响资本市场可见度的公司行为是公司的根本性战略行为，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选择。投资者关系管理可能是提高公司在资本市场可见度的最佳战略行为。它以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等第三方信息中介为对象，通过一系列金融工具和营销手段的运用吸引潜在投资者的关注，获取投资者的信任，提高投资者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从而降低公司股权融资成本，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12]。

从信息经济学角度讲，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本质是减少上市公司与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当公司外部人不易获取公司信息或获取信息的成本过高时，处于信息劣势的投资者将做出逆向选择，他们不再花费过多的精力和成本去搜集各个公司基本面的信息，而是将好公司和坏公司等同对待，并将整个市场的平均质量纳入其对单个公司价值的判断之中，从而产生类似阿克勒夫所说的“柠檬市场”或“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投资者关系管理是上市公司主动披露信息，与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等进行互动沟通，加大其获取公司信息的可能性、全面性和准确性，合理引导他们的投资预期，提高公司整体的可见度和声誉的过程。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公司的战略职能，是控股股东权利意志的体现，是公司在资本市场可见度压力下的主动行为，通过与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的沟通交流，可以向外界传递公司透明度的信号，取得公众的信任，成为投资者熟知的公司；投资者通过沟通渠道获得知情权的同时拥有话语权，向公司管理层和董事会反馈意见，提出良好建议，有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因此，控股股东实施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高的公司会克服控股股东本身所带来的抑制公司可见度的负面效应，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是上市公司主动实施的自主性治理行为[13]。由此，我们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调节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对公司资本市场可见度的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指标的设计

投资者关系管理主要是指与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等第三方信息中介沟通公司的非财务信息、未来预期的信息。我们参考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自律公约》的相关内容，将历史性非财务信息、前瞻性信息披露以及与投资者、分析师等的互动沟通作为度量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主要指标；同时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需要公司高层的支持和组织机构作为保障，于是我们加入度量组织设置的指标。根据专家建议，确定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评价的四个主因素及相应子因素：历史性非财务信息（包括公司行业竞争状况、社会责任履行情况、重大投资、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等子因素指标）、前瞻性信息（包括未来公司业绩影响因素、顾客关系管理方案、公司发展战略与成长性分析、产品市场及新产品开发、行业前景预期、社会责任投资等子因素指标）、沟通信息（包括网络沟通平台建设、分析师会议和业绩说明会、一对一沟通、现场参观、电话咨询、主动走访投资者等子因素指标）和组织设置（包括投资者关系管理人员培训、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高管层参与、激励约束机制等子因素指标）。在指标的设计过程中，对于原始数据属于定性指标的，采用语义差别隶属赋值法将定性指标定量化；原始数据属于定量指标的，采用功效系数法对定量指标无量纲处理。根据专家评分和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通过加权平均计算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值IRMI。

（二）模型设定及变量选取

为衡量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对公司结构特征和制度特征的调节效应，我们选用带有交互项的多元回归分析模型，基本模型如下：

VISIBILITY＝C＋f1（结构特征）＋f2（制度特征）＋f3（IRMI×结构特征）＋f4（IRMI×制度特征）＋f5（控制特征）＋

综合相关文献对组织可见度、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分析师跟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13][14][15]，本文回归方程中各变量的选取如下：（1）被解释变量公司可见度VISIBILITY包括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数量NII、分析师跟随数量ANLST和媒体报道数量MEDIA三方面，机构投资者数量取当年各季度末数据的平均值，我们认为机构投资者数量比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更能反映公司在所有机构投资者中受关注的程度，是可见度的直接衡量指标，而持股比例反映的是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介入程度，更多地体现为关注基础上的信任与持有，比数量指标反映的内涵要多；跟踪上市公司的分析师数量和财经媒体的报道数量均选用当期的数量和；（2）公司结构性特征包括公司经营和市场价值两方面，公司经营用年末总资产对数表示的公司规模SIZE和债务比率LEV衡量，市场价值用市盈率的倒数E/P衡量，不用惯用的市盈率指标是考虑到某些公司的每股盈利为负[16]；（3）公司制度性特征包括股权结构和董事会两方面，股权结构从实际控制人的性质CONTYPE、控股股东对其他股东的侵占效应OREC两方面进行衡量，其中，当实际控制人性质为各级政府时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控股股东侵占效应借鉴林小驰等所用的其他应收款与总资产的比率指标衡量。董事会的独立性及其效率用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INDDIR来衡量。（4）本文将系统风险值作为风险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变量INDUSTRY，由于2005年是中国的股权分置改革年，股改消息的可能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对投资预期产生影响，因此对上市公司是否股改计划REFORM进行控制，上市公司若在2005年12月31日前股改消息，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0。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深圳证券交易所2005年的上市公司。2003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指引》（简称《指引》），率先推动投资者关系管理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因此，选取深交所上市公司具有典型代表性，同时选择一地上市公司可以避免不同地区交易所带来的投资者投资偏见[1]。以2005年为研究年度是因为进入2005年度，证券监管部门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投资者关系管理对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和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作用和意义，并于2005年7月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工作指引》，投资者关系管理在中国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深交所的《指引》使上市公司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活动的效果在2005度能够得到充分地体现。

样本选择过程中剔除以下公司：（1）ST上市公司和新上市公司。这两类公司自身均备受资本市场关注，此类消息带来的可见度影响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2）本年度发生更名的上市公司。此类公司中有一定比例的并购或重组行为发生，公司重大战略行为会影响公司可见度；（3）金融类上市公司和数据缺失及有异常值的公司。最后得到267份研究样本。

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的数据来自于对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和网站观测的数据，其中前瞻性信息、历史性非财务信息、部分沟通渠道信息以及组织设置信息通过对样本公司2005年年报查阅、分析、专家评分以及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跟踪获取，另一部分沟通信息内容来自于对上市公司网站的跟踪观测。公司可见度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分析师跟随数量以数据库中调研报告的分析师为选择标准，媒体报道数量选择数据库中收录的200字以上的财经媒体报道（不包括行业报道中的相关描述）。公司特征和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

三、实证分析

（一）多元回归分析

回归分析之前首先对变量进行了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限于篇幅输出结果省略）：三个被解释变量与大部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5%或10%的水平上显著。公司规模与股权结构变量和独立董事比例均相关，其他解释变量不具有显著相关性，控制变量与解释变量间相关系数不显著，总体而言排除了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回归分析。

由于截面数据易导致异方差，本文选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统计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模型1、3、5是在没有IRM作用下公司结构性特征和制度性特征对公司可见度影响的回归结果，除独立董事比例对机构投资者数量和分析师跟随数量不显著、最终控制人类型对分析师数量不显著外，其余解释变量均显著，基本支持了假设1的结论。公司规模（SIZE）越大，可见度越高；LEV表示与公司特质相关的非系统性风险，负债率越高，公司可见度越低；但市场价值E/P与林小驰等以海外分析师为研究对象得出的结论相反，他们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在每股盈余一定的情况下，股价越高反而不会引起分析师的关注[16]，而本文中国内分析师对股价越高的公司关注度越高，这可能是由于国内上市公司质量差异性大，股价低的公司对分析师来说信息搜寻成本大、收益小；控股股东的侵占效应（OREC）与媒体报道数量正相关，这也是提高媒体关注度和公司可见度的一个方面，但其带来的价值效应是负值，降低了机构投资者的关注，最终损害了公司的市场价值。

模型2、4、6是引入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在公司结构性特征方面，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规模（IRMI*SIZE）的可见度调节效应不显著，机构投资者对小公司的关注程度不会因为其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高而有所提高，但这一调节效应对分析师和媒体的吸引作用是显著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特质性非系统风险（IRMI*LEV）的调节效应与公司规模一致。因此我们推断IRM对机构投资者的作用可能存在滞后效应，需要通过分析师和媒体关注度的提高进而提高机构投资者对小公司的关注，降低非系统性风险的负面效应。对此，我们将在稳健性检验中做出进一步验证。模型2、4、6中加入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后，市场价值（E/P）的回归系数符号均发生改变，从正面提高公司可见度变为对可见度起抑制作用，但不显著（对媒体在10%水平上显著），而IRMI*E/P的系数显著，说明通过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高股价带来的高风险，有利于投资者真正认识公司价值。综合公司经营和市场价值两方面，可以看到投资者关系管理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发现公司的市场价值上，通过挖掘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形成对公司良好的未来预期。

在公司制度性特征方面，模型2、4、6中加入投资者关系管理变量后，最终控制人类型（CONTYPE）的回归系数发生改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跟随的抑制作用显著，说明国家控股对公司可见度产生抑制效应，IRMI*CONTYPE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弥补国有控股带来的负面效应，通过与外界的沟通交流使控股股东的行为透明化，提高国有上市公司的可见度与市场竞争力。在控股股东侵占效应方面，从模型1、2中OREC系数绝对值的增大可以看出，投资者关系管理发生作用后，控股股东的侵占行为越容易被机构投资者发现，因此做出不持有公司股份的决策，从而降低机构投资者数量。而投资者关系管理作用于控股股东行为（IRM*OREC）的结果是改变了控股股东侵占行为对公司可见度的抑制效应。如果上市公司的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较高，投资者对公司拥有充分的信息知情权，能够积极参与公司治理活动，则会增加投资意愿。模型4中投资者关系管理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调节效应（IRM*OREC）为负，仍然抑制分析师跟随的数量，但OREC的系数相比模型3从显著为负变为不显著，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对公司可见度的提升起到一定作用。模型6中媒体对控股股东的行为关注度进一步提升，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IRM*OREC）显著为负，说明投资者关系管理有助于抑制媒体对控股股东侵占行为的过多关注，促使媒体更多关注公司的正面消息，减少媒体“放大器”的负面效应。

在董事会方面，独立董事所占比例（INDDIR）只在模型5、6中显著，原因可能是媒体对董事会结构的规范性、是否符合证监会要求较为敏感、关注较多。投资者关系管理对此变量的调节效应为负，抑制了媒体对此项指标的过多关注，我们认为这与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不太关注独立董事比例的原因一致，因为多数公司都能做到独立董事的比例达到法定要求，但仅限于刚刚达标，对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关注很少，在我们的样本中独立董事比例超过一半的仅有一家，达到一半的为6家，独立董事的可见度效应无法得到发挥，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其效应的发挥也无法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投资者关系管理与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结构性指标的交互项仅对机构投资者不显著，与公司的市场价值指标和制度性指标的交互项均显著。因此，我们认为投资者关系管理的调节效应是较为显著的，并且回归方程的拟合度均有所提高，基本支持了研究假设2。

（二）稳健性检验

为考察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规模和资产负债率作用的显著性，我们用机构投资者数量的下一期变量即2006年度各季度末数量的平均值作为替代变量进行回归，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前文推断的通过分析师和媒体提高机构投资者关注度的观点和国外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因此在我国资本市场中，中小上市公司应将投资者关系管理提高公司可见度的重点放在其他调节作用上，通过树立投资者信心，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投资者关系管理渠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

四、结论

对上市公司而言，提高资本市场可见度是公司运营的目标之一。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增加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互动沟通，吸引目标投资者和分析师的关注，向目标公众传达公司信息的同时获得投资者、分析师的反馈意见，促使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规范控股股东的行为，改进公司经营，从而获得更多机构投资者、分析师和媒体的关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市场价值的调节作用显著，有助于投资者进一步深入挖掘公司的市场价值和发展潜力，理性看待公司规模和经营状况，提高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可见度和声誉。投资者关系管理对公司制度性特征的调节作用也显著，尤其是在规范控股股东行为方面，可以显著降低分析师和机构投资者的风险预期，提升公司价值。

本文还可进一步具体分析投资者关系不同维度指标对上市公司可见度的影响，进一步细化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根据公司自身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管理活动，做到有的放矢。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可见度调节效应是IRM绩效表现的一个方面，是投资者关系管理在资本市场上价值传递过程中的直接作用结果，是IRM对公司价值产生影响的基础。在可见度提高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投资者关系活动，可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规范上市公司运作，提高公司声誉和市场价值。因此，对投资者关系管理价值效应及其机理的分析是今后研究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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