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暴力传播行为刑法规制分析

自媒体时代，个体及网络生活圈成为信息传播的主体和载体，网络暴力作为网络发展的副产物，借助自媒体的传播，极易造成严重后果。2006年，被称为美国网络暴力第一案的“梅根事件”爆发，继而美国联邦法院以入侵受保护计算机等四项罪名对事件的始作俑者萝莉追究刑事责任，并判处萝莉有罪。此后，美国将利用网络恐吓、迫害、骚扰他人等持续性的严重行为定为“网络欺凌罪”。

网络暴力传播行为的法益侵害性

在我国刑法典中，法益侵害性为“危害国家主权……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私人所有财产……”等行为的性质①。网络暴力这一现象在网络公共领域多有发生，如今，网络暴力传播者利用新媒体传播的复合性，或传播一些非理性且后果严重的信息，或利用人肉搜索等暴力方式挖掘散播他人的隐私，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严重侵害。2013年，广东一家服装店店主因怀疑顾客偷衣服，在微博上店内监控视频截图，导致截图中的女孩被人肉搜索，家庭地址、所在学校等隐私均遭曝光并于网络传播，后该女孩因不堪压力而自杀身亡；2018年8月，四川德阳安女士和丈夫因与两个13岁男孩发生纠纷，遭到网络人肉搜索，大量未经证实的信息被公布网络，遭到网民的集体围观及道德评判，安女士因不堪舆论压力最终自杀。这种人肉搜索行为不仅侵犯了当事人的名誉权，更严重侵害了其人身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对网民的这种传播行为，如果司法部门不给予规范和管制，极易因道德标准的差异、个体素质的差异导致现代私刑，社会的正义性就无从谈起。2010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侵权行为应负的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同时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负连带责任。然而，依据这一规定应对网络暴力传播行为，会导致这样一种极端现象的发生：网络暴力行为人只要能够支付足够的赔偿，就可以不择手段地、随意地在网络上攻击任何人，直到对方精神崩溃或自杀。至于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网络传播平台，完全可以用技术手段落后来搪塞应负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民法手段仅适用于情节较轻的网络暴力传播侵权行为，对于重大、恶性或后果严重的脱逸于常规社会价值体系及秩序的网络暴力传播行为，必须给予刑罚规制；对于利用网络空间进行精神攻击、舆论传播、公开他人秘密及隐私、诋毁商誉等行为都应追究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更应利用刑罚给予严厉制裁。当然，仅靠法益侵害来界定罪与非罪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可将其与社会价值、秩序行为相结合来判断和确定行为是否违法。如果法益侵害的行为与民众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伦理价值相悖，且影响恶劣，严重脱逸社会正当性，即可用刑法来规制。

网络暴力与涉罪行为的刑法定罪

在“梅根事件”中，网络暴力传播中的策划者、发起者、组织者、煽动者“乔希”是梅根同学的母亲，她假借“乔希”之名和她的女儿通过网络捉弄梅根，让梅根认为16岁的男生“乔希”喜欢上了她。随后，那些据称不明就里的女生不断跟帖，通过MySpace网站给梅根发信息，称讨厌她，用“肥婆”“娼妓”不断地羞辱她。恶毒咒骂铺天盖地席卷而来，13岁的梅根不堪其辱，跑进卧室在壁橱的横梁上用皮带自缢身亡。在此事件中，那个捏造“乔希”的妇女作为网络暴力传播的发起者、策划者、组织者和煽动者，最初没有受到任何指控，“因为她的行为不适用于任何一条法律”。最终梅根所在地洛杉矶市根据联邦法律,以入侵受防护计算机等4项罪名,对网络暴力发起者提起诉讼。该事件的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对网络暴力的重视，其相关立法也举世关注，美国《反网络欺凌法》应运而生。网络暴力发起者利用自媒体传播侮辱、诽谤及捏造事实的信息，将当事人的隐私公开，且策划、组织、煽动非特定群体攻击受害人，导致当事人精神严重创伤甚至导致当事人自杀者，满足我国刑法第246条的诽谤罪、侮辱罪的构成要件，然而此条刑法规定，告诉方可处理②。由于新媒体传播的虚拟性及复合性，单纯地依靠个人力量去取证调查，困难可以想象，会使当事人陷入举证不利的困境中。2013年，高三学生张某在自己的朋友圈发表全班高考没考好，感觉对不起老师及父母的言论，结果被同班同学辱骂，并转发至其他社交群，一时转发量和点击量过千，这些辱骂言论让张某及其家长非常苦恼。当张某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利时，却因个人无法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取证而未能立案。因取证难而不能立案，给利用司法途径解决网络暴力传播问题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此，笔者认为，可将诽谤罪、侮辱罪的规定同总则第五章第98条的相关规定结合起来，形成扩张性解释，刑法第98条告诉才处理的规定中，若当事人因受到恐吓、强制等难以告诉的，受害人近亲属及检察院也可以告诉。若将这两条刑规相结合，受害人或其亲属可以请求检察院协助取证调查。因此，修改或补充刑法的相应规定显得非常必要。

网络公共领域传播行为与法律规则的搭建

网络暴力传播对现实世界的人、财、物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必须将网络舆论纳入法律体系，搭建起网络与现实间法律证据、法理、司法程序之桥，对网络传播平台提供者、播客、微信平台、ICP、ISP及BBS、SP、第三方资金支付平台等在网络传播中获益的网络主体赋予监管把关义务和责任，对于把关不力者给予罚金、拘役、管制等处罚，并对其情节程度进行详细明确。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约束网络暴力传播行为。法治是惩治网络暴力传播的最佳利器，要制定和完善刑法规制，形成完善的遏制和惩戒网络暴力传播的刑法体系，从源头上预防、限制，以降低网络暴力传播行为。如对于网络暴力传播行为中的无意识传播者、网络看客等类传播者，也应给予相应的处罚。笔者认为，考虑到网络犯罪的复杂性与巨大危害性，以及网络与生产生活联系日益密切的现状，将无意识传播者、网络看客等违法行为作为网络暴力传播过失犯罪已经显得较为必要。尽管刑法修正案（九）在新罪名的设置方面做了积极探索，值得肯定，随着网络的深度发展，许多新的问题将会出现，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开放的思维，将新问题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总之，当网络暴力传播行为的雪球滚动起来的时候,官方媒介要释放出更多的理性声音，进行更多的舆论引导，从而释放更多的平和与善意。我们期待能有更多官媒和自媒体站出来发声，让人肉搜索等网络暴力行为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也期待警方依法依规，查出牵头者和鼓动者，并予以严肃处理。当网络舆论和刑法规制之间发生冲突时，要依法保障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稳定。

作者:苗玲玲 王飞 陆旭 单位: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