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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贷”犯罪司法规制

[摘要]近年来“套路贷”这种新型犯罪日益频发,然而司法机关对此类犯罪没有作出恰当的反应,具体表现为在入罪与出罪的边缘摇摆不定、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等方面。“套路贷”是一种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的犯罪,正确认识此类行为的犯罪性质要区分民刑交叉的界限,防范非法行为合法化,而且要与普通的高利贷相区别。厘清“套路贷”犯罪过程,需要区分为“套路”行为和索债行为两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定罪和处理有关涉黑的问题。

[关键词]“套路贷”;司法规制;索债行为;高利贷

一、问题的提出

“套路贷”作为一种非法经济活动,其兴起可以说是资本市场兴盛的产物。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市场主体大量融资的需要,而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却又十分严格。在融资需求日益增长,而现有金融资本又供应不足的矛盾之中,小额贷、高利贷、“套路贷”等借贷方式应运而生。一位长期处理民间借贷纠纷业务的李姓律师说:“现在他们(律师)接手的案源大部分与民间借贷有关,借贷似乎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一项时尚生活方式。”虽然“套路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社会融资的需求,但其也催生出诸多犯罪乱象。面对此类犯罪,司法机关本应迅速作出回应。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并无专门规制“套路贷”的相关文件,地方上只有重庆市的《关于办理“套路贷”犯罪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①、浙江省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②、上海市的《关于本市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工作意见》③等地方性文件。而且文件规定较为笼统,具体表现为:偏向于从整体上认定犯罪行为,而没有分阶段考察;没有理清财产罪和人身罪的关系,尤其是当抢劫、敲诈勒索等财产罪与故意伤害等人身罪竞合时,只是简单规定所涉及的罪名,难免会造成一律并罚的倾向;对涉黑问题规定较少,且在黑恶势力的认定上缺乏明确的标准。因此,宜在厘清“套路贷”犯罪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司法规制措施,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二、“套路贷”犯罪的概念界定与表现形式

(一)“套路贷”犯罪的概念界定。“套路贷”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尚未被明确纳入到刑法的概念范畴,相关司法解释和学界目前对其也尚未有非常明确的定义,这无形中为打击此类犯罪设置了障碍。关于界定“套路贷”犯罪的司法解释最早可见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条: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务”“签订虚假借款协议”“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账”“虚假诉讼”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强立债权、强行索债的,应当根据案件具体事实,以诈骗、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抢劫、虚假诉讼等罪名侦査、起诉、审判。虽然《意见》没有提到“套路贷”犯罪,但是其描述确实可以作为对此类犯罪定性的依据。这个解释明显是为惩治黑恶犯罪而做出的,但将所有的“套路贷”犯罪都认定为涉黑犯罪明显有所不妥。另外,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对“套路贷”犯罪的定义。有学者指出,“套路贷”犯罪的最初起源是民间的放高利贷行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演变为以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为目的的侵财类犯罪行为,而不像高利贷那样只是为获取高额利息[1]。这种观点从与高利贷行为的比较中阐明“套路贷”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的典型特征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仍然没有揭示“套路贷”犯罪的本质特征。有学者认为,“套路贷”犯罪通常以特定的群体为目标,以贷款的方式签订虚假高额合同,在支付本金之后可能会要求贷方立即用现金的方式返还,并采取非法手段迫使被害人履行该虚假合同及因未及时履行该虚假合同而造成的虚构损失赔偿,最终达到非法获取被害人及其亲属财产(如汽车、房产及其他财产)的犯罪行为[2]。这个解释虽然给出了“套路贷”案件中被害人的典型特征,但不足是对“套路贷”犯罪的描述过于繁琐,导致不能将现实中纷繁多样的“套路”行为包括在内。界定“套路贷”犯罪应精炼明确地概括出花样繁多“套路贷”行为的主要特征。要作出合适的界定,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此类犯罪的主要目的和行为过程。关于“套路贷”的犯罪目的,有学者倾向于从与高利贷的比较中说明:高利贷的核心目的在于“高利”二字,即为了获取高额利息;“套路贷”则是以借款之名,行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之实[3]。这种观点表明了“套路贷”行为入罪的实质理由,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关于“套路”,有学者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探求:汉语中“套路”一词是指精心策划的旨在应对某种情况的方法、方式。而按照国人的传统价值观,“套路”一词暗含贬义的价值评判,指某人做事有所欺瞒或有极具实际经验的处事方法,从而形成了一种行为模式,即“路数”。“套路贷”中的“套路”显然要表达的是以借贷手段为掩盖侵夺被害人财产的行为[4]。这种界定能给予“套路贷”行为以客观评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将“套路贷”犯罪的过程拆开来看,可以分为“套路”和“索债”两种行为,同时此类犯罪的被害人也具有典型特征。因此,综合上述观点可将“套路贷”犯罪定义为:犯罪分子以非法侵占他人财产为目的,以法律意识薄弱、急需资金周转的人为对象,运用各种欺骗隐瞒的手段与被害人签订较实际借款明显虚高的借贷合同,之后采用暴力、威胁等违法手段强迫被害人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捏造证据进行虚假诉讼,以此非法攫取被害人钱财的一种犯罪行为。(二)“套路贷”犯罪的表现形式。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将“套路贷”犯罪的实施过程分为“套路”行为阶段和“索债”行为阶段。前者的行为是为了获取非法的虚高债权,后者是通过一系列的索债行为将债权付诸于实现的阶段。1.“套路”行为的表现形式(1)“阴阳合同”型。这种行为类型的基本流程是:犯罪分子以“小额贷款公司”作掩护,利用目前流量比较大的微信、微博等平台发布贷款信息,他们通常会标榜自己是“低利息”“无抵押”“快速贷”的金融服务机构,借以迷惑那些急需资金用于周转的人群,而后犯罪分子欺骗被害人签订高于实际借款金额数倍的借款合同。如果被害人对借条金额有疑问,犯罪分子往往用“保证金”“服务费”“行规”等借口进行搪塞,进而享有远高于实际债权的虚高债权。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签署的虚高借条就成为表面的“阳合同”,而就实际借款达成的协议就转化为背后的“阴合同”。“阳合同”具有书面形式,但其标明的金额却与实际借款金额不符,“阴合同”虽然是真实的意思表示,但是只具有口头形式,证明效力远不如“阳合同”。犯罪分子此时就可以利用“阳合同”的名头掩盖真实的“阴合同”骗取被害人的财物,看似简单的贷款,背后却是满满的“套路”。这种行为方式主要是针对缺乏法律知识的被害人,被害人通常不明白书面合同的效力,仅凭借犯罪嫌疑人“洗脑式”的说辞就轻信其谎言,进而签署明显不利于自己的合同。现实中,违法分子在犯罪之前通常会进行一定时间的跟踪调查,专门选择长期独居但有房产的孤寡老人下手。(2)“平账连环套”型。此种套路是针对欠缺实际还款能力的借款人,其流程是:被害人与犯罪分子签署一份借款协议,合同到期后被害人通常无力还款,此时借款人利用这种急于还款的心理,诱使被害人与另外一家小额贷公司或者个人签署一份借款协议,以偿还先前的欠款。虽然这看似一种新债换旧债的方式,但是新的借款协议的金额和利息明显高于之前的借款协议。其实这些新的债权人只不过是其“套路”中的同伙,他们携手合作将被害人推向另一个贷款陷阱。笔者了解到的真实案例:小杨本是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会干事,某天报警说因自己欠了18万元的债务现在被暴力逼债。据了解,小杨因为急需用钱,在向同学举债无果的情况下,与小额贷公司签署了3000元的借款协议。原本她以为自己能够归还,但借款到期后依然无力偿还。于是小贷机构威逼利诱其与另一家机构签署了1.5万的借款协议,结果新的借款协议到期后小杨依然无力偿还。之后小杨就陷入了犯罪分子的套路中,与一家又一家的机构签署了借款合同,最后总欠款额增长到18万元。在这个案例中,犯罪分子正是使用了“平账连环套”的陷阱。由此可以看出,“平账”是犯罪人利用被害人违约后急需还款的窘迫心理,诱使增加借款金额,通过一层层的“滚雪球”效应,获取不法的虚高债权,进而侵占他人财物。这种“套路”行为通常是实践中最难预防的。因为犯罪分子掌握了被害人的心理,被害人在违约之后通常认为自己属于有过错的一方,在犯罪人的心理攻势下,他们往往通过平账来消除债务,最终陷入“欠债—贷款”的无底洞。(3)“制造违约”型。这种行为方式针对的是有能力按期还款的被害人。其实大部分人是有还款能力的,但是如上文提到,犯罪人是以侵夺被害人的财产为目的,至于被害人归还的欠款,从一开始便不是犯罪分子的真正目的,即使被害人按时归还了本金和利息,也不能满足犯罪人的贪婪动机。他们通常会恶意制造一些违约的情形,产生逾期违约金来垒高被害人的债台,此种套路可谓是“放长线钓大鱼”。“制造违约”是一种故意造成债务人逾期还款,从而单方认定其违约,要求其承担巨额违约金的行为。这种手段一般表现为:当被害人要求还款时,他们会找各种借口不予接受。比如,在网络支付已经高度普及的今天,他们会要求现金还款,然后故意拖延不与债务人见面,这样就防止债务人找到公司住所还款。或者在还款即将到期时,利用“系统故障”等托词导致被害人不能按期还款。为了尽可能多地攫取被害人钱财,在违约金条款上通常会将还款日期精确到某天的某分某秒,并将逾期利息规定得较高,这样操作的目的是使被害人更容易“违约”。上述三种情形是实践中“套路”行为常见方式,当然也不乏“网签”“空白合同”等作案手段。这些手段并非单独使用,犯罪分子往往会综合利用。但是,犯罪分子的手段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一种“诱骗”的行为,即不使用暴力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如果使用暴力手段强设债权,那么就不属于“套路贷”犯罪的范畴,而应当是传统的犯罪行为。2.索债行为的表现形式(1)暴力索债型。通过前面的一系列“套路”行为强设债权后,犯罪嫌疑人将使用索债手段将债权变现为财产。当被害人意识到自己可能被套路后,通常不会束手就擒,所以就“索债”考虑采取一些“硬手段”,为此放贷人设立或聘请的各种暴力讨债团队就发挥了作用,这里的暴力包括硬暴力(非法拘禁、殴打等)和软暴力(跟踪、骚扰、泼油漆等)。硬暴力是传统的讨债手段,早在高利贷兴盛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大规模使用。当然硬暴力不仅仅指对人身的暴力,也包括对财物的暴力,比如恶意扣车等。对于有车产的被害人,放贷者通常会盯上他们的车辆,如双方先签署一份抵押合同,借款人可以随时使用车辆,但需要在车上安装GPS定位,并收取名义上的“安装费”。在肆意认定为违约之后,犯罪人将通过GPS找到车辆进行暴力扣押,而后以索要“违约金”“赎车费”等名义侵夺被害人的财物。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犯罪分子在选择作案手段时会有意回避一些明显违法的方式,而选择“软暴力”这种处于法律模糊地带的手段。如不断打电话骚扰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尤其是会选择在半夜时分打电话,严重影响他人的平静生活。如果被害人通过更换号码,放贷人会付费邀请一些有纹身且面相凶恶的“疑似黑恶分子”去跟踪骚扰,甚至盯上了被害人的未成年子女。由于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行动的自由,只要犯罪人不采取硬暴力手段,其跟踪行为就很难得到惩处。有的“软暴力”表现为在被害人住宅外泼油漆,虽然这样的行为带有一定的违法性质,但一般都是轻微的治安处罚,公安机关介入后考虑到犯罪人主观上是为了索要欠债,一般都作为民间纠纷予以调解。这些软暴力的频繁使用严重滋扰到被害人的生活安宁,有的甚至因此抑郁、自杀。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是:“软暴力”手段是否应当被刑法所规制呢?笔者认为,为了实现对法益的保护,应当对暴力手段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客观解释。关于该类手段的法律适用问题,将在下文中探讨。(2)虚假诉讼型。鉴于暴力手段带有一定的风险因素,所以犯罪分子会转而选择更为安全的诉讼手段。从“套路贷”犯罪行为过程来看,犯罪分子一般都接受过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或至少了解司法动向。为了规避法律的处罚,他们“高明”的法律运作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证据”收集阶段和后期的诉讼代理阶段。前期的“证据”收集流程是:在放款时有意地保留“证据”,先按借条金额将款项付至被害人的账户,再让被害人取出,以此留下银行流水凭证,此凭证表明实际借款数额与合同相一致。但之后会要求被害人交付大量的“服务费”等无中生有的费用。如果被害人执意现金交付,那么犯罪分子会让被害人手持取出来现金照相来保留证据。另外,某些犯罪分子还会和被害人进行相关的债权公证。至此,犯罪人就拥有虚高的借条、虚假的流水凭证和债权公证等证据,这样环环相扣的“套路”是为了给下一步的诉讼做准备。接下来犯罪分子会通过诉讼来获得可执行的胜诉判决,而且往往会聘请代理律师。在坚实的证据链条和专业的代理律师帮助下,犯罪分子一般能获得有利的判决。依靠有利的判决,他们便可以堂而皇之地侵占被害人的财产。在国家强制力的干预下,被害人往往束手就擒,即使某些人不服提起上诉,但由于缺乏实质的证据往往以败诉告终。之所以实施“套路贷”的违法者能够胜诉,一方面,就民事案件来看,套路贷诈骗集团的“证据”足够充分。在没有公安介入展开刑事调查的情况下,法院只能当作普通的民事纠纷审理,无法在伪装的“民间纠纷”中找到案件的蹊跷。另一方面,法院判决或执行该类案件一般只看明面证据,缺少实质审查,因放贷人有充分的证据,所以较容易获得胜诉判决[5]。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代理律师知道或应当知道违法行为,仍然协助进行虚假诉讼的,不排除构成共犯。但是对于全程不知且不可能知道违法行为的人,则不宜认定为共犯。知情的判断可以结合律师的专业水平、执业经历、收益情况等判断,对于初出茅庐、缺乏社会经验的律师,尤其要结合具体案情考察其认知状况。

三、“套路贷”犯罪的司法规制建议

(一)严格“套路贷”犯罪的法律适用。关于“套路贷”犯罪的法律适用问题,主要是如何定罪。定罪不仅涉及罪名选择的问题,而且涉及某些特殊的集团犯罪。通过对该类犯罪的判决分析,目前普遍存在罪名认定上的混乱,甚至以构成要件不太明确的兜底性罪名——非法经营罪论处。这严重影响到司法的公正和严肃性,而且对涉黑问题缺乏应有的警觉。有些司法机关虽然认识到此问题,但在对黑社会组织的认定上还是存在纠结和误区。1.罪名选择问题“套路贷”犯罪不仅侵犯被害人的人身权、财产权,而且利用虚假诉讼影响司法公信力,妨害公正司法。在一些案件中,犯罪分子与黑恶势力相勾结,通过暴力、威胁手段侵犯被害人,故意暴露他人隐私,甚至引发被害人自残、自杀等后果。可见,“套路贷”犯罪涉及刑法中侵害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章的罪名。“套路贷”的犯罪过程分为“套路”行为和索债行为两个阶段,因此,应当区分两个阶段的行为并分别考察。犯罪嫌疑人的主要目的是侵夺财产,至于侵害人身、妨害司法的行为都是为了实现主要目的而采取的附属手段,所以应首要考察其侵财行为,然后再考察其他行为。首先,“套路”行为是通过一系列的伪装手段侵夺虚高债权,犯罪分子攫取的债权尚未变现,即仅仅是财产性利益,这涉及侵财类犯罪的对象是否包括他人的财产性利益。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从比较刑法的角度来看,德国、日本等国的刑法关于侵财犯罪的对象区分了财物和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只有“财物”一词。因此,需要考虑是否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理论界的通说主张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有学者指出,将财产性利益作为侵财犯罪的对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财产性利益和狭义上的财物虽然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东西,二者的存在都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性追求,因此不应当认为二者具有明显的区别[6]。张明楷指出:“债权凭证本身属于有体物,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虽然有的债权凭证的丧失并不意味着凭证上所记载财产的损失,但是一般来说其也是值得刑法保护的。”[7]笔者赞同这些主张。由于犯罪分子所使用的“套路”明显具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特征,所以属于诈骗罪中的诈骗行为。故第一阶段的“套路”行为可以构成骗取债权的诈骗罪。其次,上文提到的索债行为分为暴力索债型和虚假诉讼型,故可以根据行为性质分别考察。对于暴力索债行为,根据行为手段的不同分别构成抢劫、敲诈勒索等罪名。如果犯罪人采取非法拘禁等典型的暴力手段索债,则可以考虑构成抢劫罪,但是行为方式需要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即被害人在放贷人的逼迫下毫无反抗的余地,只能被迫交付财物。前文提到了软暴力手段,对于以软暴力手段非法获取财物可以考虑构成敲诈勒索罪。关于抢劫罪和敲诈勒索罪的区别,通说是以两个当场为构成要件,即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和当场取得财物构成抢劫罪。但是笔者认为不妥,如果行为人将被害人长期殴打、拘禁,被害人迫于无奈回家取钱交付给犯罪分子,也可以成立抢劫罪。实际上,从抢劫罪是夺取类犯罪和敲诈勒索罪是交付类犯罪的区分来看,抢劫罪的行为需要完全压制对方反抗,被害人毫无选择地交付财物,相反敲诈勒索行为达不到这种程度,只是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而交付财物[8]。所以,当通过软暴力骚扰被害人时,被害人内心产生了恐惧心理,害怕犯罪分子对自己及其家人构成不利,因而选择交付财物以息事宁人,故以软暴力手段获取财物构成敲诈勒索罪。另一方面,犯罪人通过虚假诉讼的方式,借助司法的强制力侵占被害人财物的行为可以构成三角诈骗罪。不同于传统的诈骗罪,三角诈骗涉及三方当事人,即行为人、被骗人、被害人。如果被骗人具有侵占被害人财产的行为,则可以构成此罪。在虚假诉讼中,犯罪分子借助法院的审判权获得胜诉的判决文书,其后利用执行权侵占被害人财物,完全符合三角诈骗罪的特征。因此,行为人前后两阶段的行为分别构成诈骗(债权)罪和抢劫、敲诈勒索罪或(三角)诈骗罪。因为两阶段的行为都是侵犯的同一法益,即虚增的被害人利益,所以不必实行数罪并罚,而应在前后两阶段所触犯的罪名中择一重罪处罚。但行为人的犯罪行为还可能同时触犯其他罪名,如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虚假诉讼罪,在此需要根据案件情况和处罚必要性实行数罪并罚或选择重罪处罚。2.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实践中,由单个人实施的“套路贷”犯罪较少,一般都是以团伙犯罪的形式出现,这些犯罪团伙为了索债不可避免地牵涉一些黑恶势力。上述关于黑恶犯罪的《意见》表明国家对“套路贷”犯罪的警觉已经提升到扫黑除恶的高度。浙江省印发的《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的指导意见》的第二条规定:对“套路贷”刑事案件的定性,要结合案件的本质特征从整体把握。“套路贷”犯罪的主观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部分犯罪主体带有黑恶团伙性质。由此可见,在“扫黑除恶”的政策背景下,需要注意“套路贷”所蕴含的黑社会性质犯罪问题。由此产生的重要问题是如何认定黑社会组织。笔者认为,在认定上仍然需要坚持罪刑法定的立场,防止为了追求政策效果而走向“运动式司法”的歧路。关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刑法修正案(八)》界定了4个特征:组织特征、暴力特征、经济特征、非法控制特征。目前刑法理论普遍认为非法控制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核心特征,这一特征将黑社会组织与恶势力、一般犯罪集团相互区别。因此需要对非法控制作出合理解释,当然这里的非法控制应当扩大解释为包括重大影响。据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定,非法控制特征是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其中有价值的描述为“对一定区域或行业非法控制和重大影响”。根据相关法律解释,“一定区域”通常是指具备一定空间范围,并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的区域。涉黑的“套路贷”犯罪所控制的区域应当是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的行政区域。“一定行业”既包括合法行业,也包括非法行业。实施“套路贷”犯罪的涉黑团伙既可以表现为控制特定的金融行业,对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构成冲击,也可以表现为控制非法借贷市场,对当地非法放贷行业的利益形成一定的垄断性控制。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非法控制”表现为不仅能够对黑社会组织的内部成员形成支配,而且能够操纵本行业或本区域的其他竞争者,从而攫取垄断利益,并且排斥政府的管理和法律的推行,构建其自己的势力范围[9]。而重大影响不能仅从犯罪结果上去考量,而应当侧重于能够对某一区域或行业的公众心理和行动形成决定性的压力和制约[10]。所以,只有“套路贷”犯罪集团垄断性支配一定区域或行业的经济利益或对当地居民产生压倒性的影响作用时,才宜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套路贷”犯罪虽然多表现为团伙作案的形式,但是并不能将所有“套路贷”团伙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如上文所述,犯罪分子的索债行为分为暴力索债型和虚假诉讼型,后者明显不具有暴力性特征,其采取的方式也不足以对借贷市场的参与者形成垄断性地位或者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只有采取暴力索债的方式,才可能对一定区域和行业形成非法控制,进而将其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但是也不能一刀切,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区分。更准确地说,“套路贷”犯罪不能和“黑恶势力”完全等同,二者之间应当属于交叉关系[11]。涉黑的“套路贷”集团在实践中通常表现为:设立或聘请专门的“讨债公司”“地下执法队”;拉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提供“保护伞”。一旦小贷公司具备以上形式,那么其存在本身就对本行业或本区域的其他竞争者和公众形成心理压力和行动规制,在被害人的合法利益遭受损害后,他们往往迫于犯罪人的淫威,不敢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其次,本来正当的债权债务纠纷可以通过协商和诉讼解决,而小贷公司却非法通过暴力组织或者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来解决问题,明显是站在国家和法律秩序的对立面另设一个“地下系统”,严重侵犯了社会管理秩序的正常运行。综上所述,对“套路贷”犯罪中涉黑组织的认定要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立场,以“非法控制”特征为核心,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达到“扫黑除恶”的效果。(二)注意“套路贷”行为的刑民交叉倾向。此项主要是针对公安机关而言,实践中大量的“套路贷”犯罪之所以得不到处理,主要原因是公安机关对被害人的举报会当作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进行处理,导致“套路贷”犯罪轻易逃出了刑法规制的视野。“套路贷”作为放贷者与借贷者之间基于合同法律关系而引发的纠纷,的确是一项民事法律关系,但是民法和刑法不是对立的,民事上的违法行为不代表不触犯刑法。“套路贷”存在一个典型的刑民交叉问题,当事人双方所签署民事合同的法律效力会影响并决定“套路贷”中部分行为涉嫌罪名的认定。当放贷人采取欺骗隐瞒的方式与借贷者签署借条,该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当事人行使撤销权后合同自始无效。如果犯罪分子基于无效的合同强制被害人归还虚高借款,则可构成侵财类犯罪。即使合同有效,但犯罪人采用暴力或虚假诉讼的手段索债,仍逃不脱刑法的规制[12]。可见,对“套路贷”的认知需提升至触犯刑法的高度。公安机关思维的转变不仅是基于“套路贷”行为日益犯罪化的客观形势,司法解释也为此作了坚实的支撑。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要求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严厉打击“套路贷”违法犯罪活动。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已经注意到“套路贷”行为的刑民交叉倾向,所以提醒各级司法部门注意鉴别。虽然最高法院的通知对公安部门没有约束力,但是由于公检法机关应当互相配合办案,这也为公安部门思维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方向。公安机关应跳出“一看到借条,就认为属于经济纠纷,从而不予处理或调解处理”的惯性思维。在接到被害人的举报之后,应当详细询问举报人、调查放贷人的情况,并针对借据判明其真实性,特别要查明是否有下列事实:借款金额明显高于借款人的还款能力;签订有阴阳合同等明显不利于当事人的协议;存在被害人签署多份用于“平账”的借款合同的情形;有殴打、非法拘禁或者骚扰等讨债行为[13]。一旦查证有上述情况,应当尽快立案进行刑事侦查,唯有如此,才能避免犯罪分子以民事纠纷的幌子逃避刑事责任。法院在民事争议的审理中如果发现有涉及“套路贷”的犯罪问题,需要谨慎处理好刑民关系。“先刑后民”虽然是《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但是在某些刑民交叉案件中,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必须以民事诉讼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人民法院应当实行“先民后刑”[14]。由于借款合同的生效与否影响犯罪人所获利益是否合法,所以一般应先进行民事审理后解决刑事纠纷。(三)注意区分高利贷和“套路贷”犯罪。“套路贷”是由高利贷发展而来的,是高利贷在智能信息时代下的变异物,二者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也有本质的区别。与放高利贷者希望借款人按约定支付高额利息并返还本金不同,“套路贷”中犯罪人的借款不是作为资本而使用,而是作为犯罪的工具,作为引诱债务人上钩的“鱼饵”,通过一系列貌似合法的借贷流程骗取远高于借款人初始需求的虚高债权[15]。由此来看,“套路贷”犯罪的实质目的是侵占他人的财物,而高利贷只是贪图高额利息。关于高利贷的入罪问题,学术界展开了许多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高利贷并非完全自由的合法行为,将高利贷入罪既符合经济学要求,也符合刑法谦抑性和适度性的原则与要求,而且应单独增设高利贷罪[16]。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出罪论,认为治理高利贷的核心举措是加快金融法制的健全,并使金融法适度保持谦抑性,运用刑法手段处理私放高利贷行为无疑是一种错上加错的做法[17]。主张入罪论的学者必须正视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随着私营企业的蓬勃兴起,产生了大量的融资需要,而通过银行获取贷款又需要各种的审批和担保。放高利贷者因为拥有大量的闲置资金,而且其贷款流程简单迅捷,能够更好地满足借贷者的需要。刑法需保持一定的谦抑性,如果刑法处罚范围的扩张干预到经济的发展,则不是合理的价值权衡,因此高利贷行为目前不宜入罪。高利贷行为一般比较简单,放贷者只是约定高额的借款利息,并无套取被害人虚高债权的情形,其仅是单纯违反民法强行性规定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约定不超过24%的利息是合法利息,放贷人享有法定的请求权,超过24%不满36%可视为自然债务,如果依法给付债务人无权要求返还。36%属于违法利息,债务人可不予给付,即使给付也可作为不当得利要求返还。因此高利贷行为只涉及普通的民事违法,不干涉刑事犯罪,对于放贷人在法定范围内应得的利息法律应当予以保护。即使其获取了高额利息,也不能视为犯罪所得予以没收或退赔,只有当债务人主张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时,才可依法判决返还。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指出,民间高利贷一定程度上也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比如可以实现资金的优化配置,满足现代社会的融资需要,形成多元化的融资渠道,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18]。

上述所论及的只是“套路贷”犯罪在司法方面的规制措施。当然,如果要遏制“套路贷”犯罪这颗“毒瘤”,仅仅依靠司法措施是不够的,而是需要立法、执法、司法、普法各个层面形成联动效应,以实现全方位的精准打击。例如“非法放贷罪”的增设、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化审批与监管、全民法律风险意识的培养等。立法是法治的龙头环节,在2018年两会期间,厉莉等6名人大代表建议刑法分则中增设“非法放贷罪”。面对“套路贷”犯罪的凶猛态势,新罪的增设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可以通过刑法的明文规定增强公民的法律规范意识,制约公民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也间接推动其他法律规则的完善,尤其是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审批和监管方案要尽快落实,严格规范金融市场的准入规则。唯有各方面法律法规配套跟进,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套路贷”犯罪。

作者:陈恺 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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