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投资对地方经济的约束分析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社会经济不发达或不够发达的阶段，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的积累和增长，呈现物质资本依托型增长，即物质资本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起主要或决定的作用；而社会经济进入发达或较发达阶段，经济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而增长，即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台湾地区大力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克服”了物质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1]，产业结构升级比较成功。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

人力资本既是技术进步的发动者，又是新技术革新的载体与传播者，因为人力资本的加入将会导致生产过程中物质因素与人力因素的效率全面改善。一国人力资本存量越大，即劳动力的科技文化水平和生产能力越高，劳动力素质便越高。人力资本的提高将通过劳动者技能的提高、技术操作水平工艺的改善而增进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同时，人力资本的发展还会直接推动物质资本的不断更新。正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的这种能动的媒介作用，物质资本才得以不断地实现自身的更新换代。人力资本自身还具有收益递增的重要特点。人力资本的主要含量是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等。而知识在生产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作用时一般具有外部性、累积性和扩张性的特点，当一种知识存量发展累积到一定程度而出现新的创新时，往往会带来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和生产能力的成倍增长。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将会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向外扩展。历史证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丹尼森的研究表明，在1929～1982年间，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对美国同期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为25%。舒尔茨的研究证明，在1930～1957年间，美国劳动力的教育资本存量从1800亿美元增加到5350亿美元，同期美国的经济增长有1/5来源于教育资本存量的增加。R.J.巴洛对98个国家在1960～1985年间人均GNP增长率的比较研究也证明，人力资本投资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2]。

反之，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也有积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向引导、吸收利用和再发展上。经济发展的潮流，新兴产业的崛起，对人力市场的需求会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引导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向，引导人力资本投向新兴的产业。只有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经济才能消化不断投资产生的新的人力资本，使之和其他经济要素以恰当的比例结合起来，发挥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主导产业的兴衰更替，人力资本必须不断地自我更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与新的主导产业。人力资本参与经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人力资本不断追加投资、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是人力资本再发展的过程。人力资本的市场容量主要取决于物质资本形成需求即购买动机（就业机会）以及由此决定的购买力（工资率）。如果工资率低，就业机会少，一方面会使人们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能取得满意的投资效益，从而抑制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会造成收入减少无力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制约人力资本形成。低人力资本又会削弱物质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使人力资本的购买动机（即就业机会）和购买力（即工资）进一步下降，从而形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具有相当强大的惯性。要打破和扭转这种恶性循环，只有给它施加一个强大的外部力量———即政府或社会组织强行进行宏观干预，扩大政府对人力资本的财政性投入，因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和外溢性。台湾当局和企业高度重视人力资本的投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支撑台湾纺织、电子等轻工业出口导向工业发展的是廉价劳动力，其坚实的基础是年轻女工。由于工业化是以扩散到农村、小城市的零细企业为基础，所以台湾低工资劳动制能得到广泛发展。但随着出口工业化的高度发展，工资水平也相应地提高了。台湾的产业也相应进行了调整，转向进口替代和高级出口导向战略，台湾逐渐进入经济发展与人力投入的良性循环。台湾当局不仅大量投入人力资本投资，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不断地调整教育结构和人力配置[3]。台湾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行列。

二、人力资本短缺制约经济发展

20世纪90年代，台湾人才市场逐渐国际化，美国企业经常来台湾一些知名大学“猎人”[4]67-68。台湾最出色的雇员很可能被猎走，甚至被网罗到另一个国家，把他们的知识、关系甚至其他同事，一并带走，从而给雇主带来巨大损失。蓬勃发展的中国大陆也对台湾青年产生强大磁吸效应，大量台湾企业家、台干、台生和演艺明星北上淘金，进入大陆开创人生与事业的第二春，同时也带走了岛内的人力资本。虽然台湾的一些高科技企业和科研院所严重缺人，但受民粹主义影响加薪困难，很难留住人才。大陆的名牌高校现金充裕，出手阔绰，甚至开出比台湾高两倍的高薪向台湾挖墙脚，台湾“脑力外流”情形越来越严重，只能以“恐怖”来形容。截至2010年年底，仅在上海定居或工作的台湾人就有约70万。受意识形态影响，台湾当局还准备对北上担任大陆公职人员开罚，更是阻绝了部分外流精英的回流之路[5]。台湾的人力市场已出现了巨大的断裂———高科技业的人才荒与传统产业的失业潮同时并存，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这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大瓶颈。断层的出现是由于工作机会与人才库不能吻合。根据台湾104人力银行的统计，2000年1-9月，台湾找工作的人希望以“行政与总务类”最高，占所有求职者的17.7%，但是该类别的工作机会只占所有工作的9.4%，平均是1.9人抢一个工作。这表明非专业性或专业性不强的工作被替代性较高。而同期资讯通讯软硬体的工作职位，占所有工作的17.7%，但是有相关背景的求职者只占所有求职者的8.6%，几乎是一半工作岗位找不到人[4]74。2003年岛内雇主仅通过当局公共就业服务登记的求才人数就高达72万人，却只有12.6万人媒合成功，仅占求才人数的17.5%。剩下的工作机会中，有高达67%的比重、约39.8万个工作机会“无人应征”，主要原因是雇主所提供的待遇太低，工作环境太差；其次为“求职者本身条件不合”，包含技术、教育程度、年龄及体能等条件的不合格，占了9.1%。一方面是近40万个工作机会无人应征，另一方面却是高失业率。由此可见，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人才培育系统、人力资本投资系统应作相应及时的调整。台湾当局应成立专门的科技人才预测、调节系统，给民众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帮助他们作人力资本投资的抉择。

近两年台湾的人力困境状况没有根本改变。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台湾失业率不断创下新高。根据104人力银行的调查，2009年上半年曾经找工作的受访者中，只有1/4的人顺利找到工作，在调查中也发现，约有近八成求职成功的受访者，所得薪资都比期望值低。社会新鲜人的薪水大幅跳水，降至近8年来的最低点。更夸张的是，台湾博士毕业生快速增加导致大量失业爆发博士流浪潮。高学历不再是就业保证，2010年大专以上学历失业者，已经占总失业人口的41.11%，平均失业周数也延长到30.72周。台湾劳工的薪资下降到1998年的水准。如果再扣掉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所得的实质薪资，2010年薪资与1995相比，反而负增长9.7%。同时，台湾半导体、光电等高科技产业研发人才奇缺。据台湾“经济部”调查，2008—2010年，硕士级人才研发工作缺口5000~7000人，其中电子、电机、电控以及物理方面缺口最大[6]。历史往往会开玩笑。在1988年岛内大学尚未放宽民间兴设之前，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都是“经建会”、“研考会”先进行社会、产业的未来人力需求规划，再提供给“教育部”作大学系所发展规划的依据。但是“解严”后民间办学力量爆发，在大学窄门被挤破的同时，背后因应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框架也被冲破了。没有长远人力规划做基础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结果必然就是人力供给与需求结构的严重失衡[4]79-81。技术进步对台湾GDP增长贡献的份额低，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也从侧面反映了人力资本短缺对其经济发展的制约。1996年以后，台湾在经济发展上虽然科技挂帅，但整体非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并无明显提升，1998～2001年甚至是负数，2002年才转负为正为18.4％[7]。2006年，技术进步贡献为38.8％。由于人力资本短缺，核心技术仍掌握在先进国家手里，技术进步对提升台湾GDP成长的贡献并不高[8]。

三、贫困问题：人力资本短缺的恶果

贫困问题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前者指因收入过低或遭遇疾病、自然灾害等生活变故而陷入生活困难；后者则指虽然生存的最低要求得到满足，但相对社会的其他人而言，生活很贫困，即悬殊的贫富差距。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解释，经济萧条时非熟练劳动力、资历浅的工人会首先失业从而造成绝对贫困；而经济繁荣时高人力资本者工作机会多收入更高，造成低人力资本者的相对贫困。台湾的贫困问题既有绝对贫困，又有相对贫困。台湾虽然号称富庶，但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工阶级生活十分悲惨。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台湾近七成五处在社会底层的劳工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五成三的劳工不敢购屋、六成不愿生小孩，而在健保费用双涨之下，有五成五的劳工生病时宁可先到药房买成药，也不肯立刻就医。台“工人立法行动委员会”称台湾底层劳工“赚不起、住不起、养不起、读不起、老不起、病不起”[9]。2002年全台683.939万户中，有136.7878万户入不敷出，占总户数近1/5，这些人家每户平均全年可支配所得只有29.2万元新台币，消费支出则需30.2415万元新台币，唯赖举债度日，苦不堪言。这是绝对贫困。

相对贫困问题更加严重。早期台湾当局曾通过积极创造就业机会降低失业率来缩小贫富差距[10]。所谓“台湾经验”或“台湾模式”，主要就是指台湾同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收入相对公平。尽管如此，近年来台湾却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失业问题和贫富分化。2009年8月台湾失业率飙升至6.13%，失业人数上升至67.2万人，双双创历史新高。2011年，台湾地区景气有所回升，平均失业率为4.39%；平均失业人数为49.1万人。衡量岛内相对贫困程度的首要指标是低收入家庭数。岛内低收入家庭数量逐年攀升，1989年低收入户仅3.7万户，1998年升至5.2万户，2003年6月底再升至7.3万户，总人数逼近18万人，低收入户增加愈来愈快。贫富差距日益悬殊，2002年收入最高群体的“可支配所得”近180万元新台币，收入最低群体还不到30万元，差距高达6.16倍。2011年台湾贫富差距更比十年前翻了一番。2011年7月起台湾当局实施社会救助法修正案，放宽救助范围，当年列册低收入户人数达31.3万人（占总人口1.35%），较2010年底增14.6%[11]。由于台湾经济结构转型，产业结构升级，高所得与低所得的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两个世代的财富累积效果，更使得贫富家庭之间在拥有财产多寡上，要比所得分配更为悬殊；而多元入学方案所形成的筛选机制，对于农村地区及低收入家庭子弟明显不利，扩大了人力投资的巨大差距，教育体系已成为复制社会贫富鸿沟的帮凶。2012年大选中，宋楚瑜提出的“三中”现象（即中低阶层，中小企业，中南部地区相对弱势）确实值得关注。台湾社会的阶层流动开始趋缓，绝大多数社会新生成员除了加入打工一族之外，已经别无选择，创业所需的资本及技术门槛越来越高。以往，中小企业曾是培育新一代创业者的摇篮，现在或大量出走，或日益萎缩，甚至亏本倒闭，这也产生了大量低技术、低学历、中高龄的失业者，这部分人再就业机会较低，成了新贫家庭的主要成员之一。

总之，人力资本投资已成为台湾社会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这种鸿沟单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很难调整过来。只有“政府”实施强力干预，大幅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调整人力资本结构、吸引外流人才回流，才能逐步解决台湾的贫困和失业问题。中国大陆应该吸取台湾在人力投资方面的成功经验，并避免其失败的教训。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教育投资的同时，更应积极动态的调整其结构，使人力供求实现动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