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之关联

摘要农村社会的安定是农村发展、进步与富裕的首要条件，也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基础。但近年来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大幅度上升，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由于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由与特征等方面的复杂性，从而导致以诉讼方式解决此类问题产生的耗时耗力的不足，因此从非诉讼方式寻求及时、有效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便成为当务之急。因此，通过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现状调查，探讨非诉方式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提出完善非诉方式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无疑对农村社会的发展与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非诉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状态描述及解决途径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政治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表现形式（附调查的数据及相关结果）

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势必更多地触及一些社会深层次矛盾，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混杂。通过对辽宁省辽中县的问卷调查，对当前农村群体性纠纷大致可以进行如下归纳：

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该种纠纷主要表现为：多年以前事实发生的土地承包（即原合法的承包合同效力需要保证），与近年来进行的土地量化经营权之间的纠纷。在对辽中县六间房乡马三家村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该村共有1100口人，土地不足2000亩，每人平均不到2亩土地，可近700亩土地在个别大户手中，而该村村民赵文峰、刘庆等70余户却没有得到量化的土地。村委会如没有经济能力对承包给个别村民的土地投入等经济损失给予合理补偿，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和要求量化得到土地耕种之间的矛盾一时将难以解决。

2．国家建设（如修公路、铁路、桥梁及重大项目）征地及补偿纠纷。例如，由于辽中县位于国务院新规划的沈阳经济区的中心，同时沈阳及辽宁中部、内蒙古东部出海通道也经辽中县，因而需征收占用的土地相对较多。辽中县共有耕地100万亩，有人口42万，每年征收的土地达数千亩。仅在辽中县肖寨门镇沙东村，几年来共被征收土地近千亩，而征收土地及补偿纠纷5年来就发生了40余起。该种纠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必然使用大量的农村耕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被征地农民实际所得的土地补偿费用相对较少。

3．劳务欠款纠纷。如，辽中县的满都户镇满西村，有人口1300人，土地不足3000亩，欠各种债务达230万元，有一半是向本村村民的集资借款。还有些是村委会雇用本村村民或者个别村民雇用其他村民进行劳务，虽然劳务事实清楚，但是没有能力履行因劳务产生的劳动报酬，从而产生纠纷。

4．侵权纠纷。侵权纠纷包括土地权属、财产及人身侵权纠纷。如辽中县茨于坨镇黄腊坨村，由于土地越来越珍贵，撂荒多年没人耕种的土地，多个村民均要耕种使用，该土地本身权属性质不清，现解决该纠纷的难度加大，因此由争种土地纠纷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次。另一部分则体现为因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亲属邻里之间的人身伤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有200件因婚姻家庭纠纷造成的群体性伤害事件。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及客观评价

就目前而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有非诉救济和诉讼救济两种：

1．非诉救济。非诉解决机制，即可替代性解决机制，是指包含协商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一套有机、统一的纠纷化解体系。此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豎主要包括：

（1）纠纷主体自行和解。具体表现为双方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化解双方的纠纷和矛盾，使矛盾纠纷得以解决。该种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及时化解并彻底解决矛盾，减轻村委会等各级组织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使矛盾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缺点是一方达成的协议有时容易反悔，解决纠纷有时偏离法律的要求，因而不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

（2）调解。即经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调解组织调解解决纠纷，该种解决方式增强了公信力、透明度，尽量减少了一方的利益损失，达成的协议一般合法有效，更利于单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和化解大量社会矛盾，从而发挥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该种解决的方式也有些许不足，双方协议须经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才能使一方的合法权益最终得到法律保护，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反悔，协议也难以履行。

2．诉讼救济，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益，在纠纷主体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承审法官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冲突以及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活动。该种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依法彻底解决矛盾，使一方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保证，具有较强的示范、教育和说明等作用。农村群体性纠纷在法院获得解决的空间有限，一方面由于许多起诉的案件并不属于法院主管或管辖的范围，例如村民自治中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等；有些虽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但当事人却往往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依据和证据。因此，法院在扩大案源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拒绝大量的纠纷，造成了基层民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即使是法院审判的案件，也常常因不符合当地的习惯风俗和情理，导致当事人不满、申诉上访不断。不仅如此，法院的执行难，又加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政府信访机构门庭若市，上访人数与日俱增，纠纷久拖不决，社会秩序纷乱无序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当代诉讼和司法中反映出来的法治危机和困境来自两个不同方向：一种是外在压力造成的诉讼量与法院在纠纷解决资源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另一种则是诉讼程序的特性所决定的内在的固有弊端。豐所以，通过诉讼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缺点是增加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不利于发挥基层群众与基层组织的参与性。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运行实践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意义

研究解决我国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对和谐农村的建设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1．以非诉方式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将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它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

2．以非诉方式推进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非诉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非诉解决方式无疑契合了这一点。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的优势

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诉方式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方面的优越性：

1．启动阶段便易，运行阶段富有经济性。诉讼方式的启动和运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除承担诉讼费等显形费用，还要负担路费、农时误工等隐形损失。特定的、较长的诉讼周期占去农民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即使纠纷得到了公平的判决，现行法律也缺乏对生效裁判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机制，投入那么多，结果却得不偿失。显然，完全依靠司法诉讼的方式不仅使成本高昂的，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豑而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可以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从经济上讲，非诉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2．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诉讼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场所、陌生的纠纷解决人员、陌生的解决程序和语言，这些都不是农民所熟悉的。而非诉方式则不同，非诉方式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都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诉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自己要求和看法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虽然不如诉讼结果的效力强硬，但是却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诉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对整个农村而言，当事者的和好对周围老百姓也是良好的示范和教育。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实践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辽中县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调动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调解功能作用，有以下几点较好的做法：

1．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调解工作，把该项工作纳入到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多年来对此项工作常抓不懈，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下设的二十个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织，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基层考核的重要内容，每个村都成立了人民调解组织，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具有代表性的村民组成。

2．积极发挥基层群众的工作热情，吸引更多的群众了解、参与调解工作，继续发挥传统调解组织的作用，分析当前矛盾的特点，总结新的经验，全县共有调解人员1100余人，农村村民知道或希望调解组织或调解人员解决的纠纷大约在95%以上，化解农村各类矛盾达到80%。

3．把传统的调解方式与实施的人民调解法紧密的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原有的经验和工作方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抓住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的契机，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作用，全县各级组织共举办宣传人民调解法的学习培训班450余次，有一万余人参加培训。同时由人民法院参与和指导下的调解越来越多，做到了诉前调解、信息畅通、衔接紧密、指导有利。

三、完善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群体性纠纷解决难是中国农村人民调解分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纠纷解决的需要和民间调解机制的失效。所以，从现实生活中人民调解机制的不健全出发，提出对完善非诉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拓展解决纠纷的途径

1．重视基层自治模式，建立农村群体性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力求在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额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益与效率。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建立村级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农村调解组织的职能作用。建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其他村干部和专职调解员为组员的调解组织，将矛盾纠纷的调处与村干分工包干相结合，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并定期组织对矛盾纠纷的分析和排查，做到防患于未然。这种对策使得纠纷的预防与调解有机地结合，把调防结合视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方针方法，应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抓住纠纷计划的潜在因素，积极开展疏导工作，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2．探索行业自律机制，努力改善纠纷解决效果。

伴随着现代化的大生产，涉及不同侵权领域的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这类纠纷专业性较强，其处理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就整体而言并不适合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而行业自律机制则可以通过形成规则来规范行业内部的竞争秩序，在发生纠纷时做出一个比较专业和权威的结论。此外，对于交通和医疗事故等引发的专门纠纷，应当注重相关纠纷处理机构的社会性和中立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二）建立全民参与的大调解机制

各级党委和政府继续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矛盾解决在基层，快速化解矛盾，把此项工作纳入到基层工作的重要内容，建立考评奖励有效机制，扩大非诉调解机制在基层群众中的影响力，调动基层干部和调解组织的积极性，协调诉讼与非诉之间的联系。对于在实践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关键是要确定解决纠纷依据的合法性。当事人向政府讨的“说法”必须是权威的、有最高效力的说法，这就要求必须有法律规定(也包括国家的政策)的依据。为了避免当事人在调处后再度启动诉讼程序，调解中心极力强调依法调解原则，力图使当事人相信由此可以得到与法院判决相同或相近的解决结果，并以此证明自己的正当性。

综上所述，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发展又不平衡，地方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民族较多，风俗习惯不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及时解决农村基层的矛盾纠纷，扩大非诉调解机制在基层群众中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为建立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