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构成互动关系成为一种理论现象论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主体论；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的形成；方法；知识社会学研究

论文摘要：研究文论形态及现象的形成，方法显然是重要的。文学主体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就赫然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理论现象。从特定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相较于“内在理路”和社会历史研究法，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这一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考察，能够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新思路。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之下，可以较为明显地见出主体性文论现象与1980年代哲学领域里的主体性问题讨论一道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中的意义和价值。当然，这一理论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文学主体性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即在与当时社会、文化构成的深刻互动关系中逐步发展成一种理论现象。在此，问题的关键是首先需要确认文学主体论由一种单纯的知识形态生长为一种理论现象的事实;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即主体性文论现象的形成并不突兀，除了其倡导者以及承继者的主观理论努力之外，也有赖于8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带有集体意味的主体论氛围乃至主体论社会心理的滋生和凝结。这是“”后中国特有的一种思想面貌，没有“”，也许在当时的中国就不大可能形成影响深远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

研究包括文学主体论在内的文论形态及现象的形成，方法显然是重要的。有论者指出，世界各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出历史解说与思想重构两个方向，前者着眼于分析传统的形成，或者说致力于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的把握;后者则致力于揭示传统的普遍意义。当然，价值或思想重构也是相对于历史解说而言的。不过，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把握的历史解说又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如余英时倡导进行“内在理路”的解释川，意在从传统文本中显示的问题人手，探讨思想史中观念与方法的承继与变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方面着眼于社会历史背景，注重对思想的意义作外部解释;此外，当代的一些西方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人手，把社会科学训练引人这一领域，从而给历史解说带来了新的活力。

笔者以为，如果把第二种方式(它包含着对马克思理论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或者说对之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向深处开掘成社会历史研究法，那么对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态及理论现象形成的探讨同样可以采取以上三种方法。当然，这三种方法尽管存在着各自的主要指向，但它们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然而，如果把一种理论看成是一种知识，那么揭示这一知识得以形成的内在理路或者采取社会历史研究法主要探讨其“出场”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它可能存在的对于改变现实的理论诉求，并不能把一种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完整地纳人研究的视野之内，而这正是知识社会学方法所具有的优势。尤其是当某一理论，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由于其影响较大而在其被提出后随之成为了一种理论现象时，更有必要采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它进行研究。

尽管有论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开始的”但显然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的思想对于知识社会学形成的重大价值。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就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当然，曼海姆认为自己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可以确认的是，正是在对马克思的思想和其他社会思想学说的深人研究和探讨中，曼海姆发展出了自己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力求获得对社会存在与思想之间关系的系统理解。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在于人们努力发展那些在现代思想的危机中已变得明显和重要的多重相互联系，尤其是发展理论与思维方式之间的社会联系，将它们作为自己适当的研究领域。知识社会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取代传统认识论，而是努力修正它，因为传统认识论没有充分考虑思想的社会性质。对于曼海姆而言，知识社会学理论是一种关于实际思维受社会或存在决定的理论。他强调，实际思想的出现，在许多关键方面都受到各种各样超理论而非纯理论因素的影响。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普遍认为，思想的改变只能在思想的层面(内在的思想史)上被理解—这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存在诸多的相通之处。曼海姆认为，这种旧方法妨碍着我们认识社会进程对思维领域的渗透。此外，与马克斯?舍勒一样，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思想前提下，曼海姆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既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等因素，也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曼海姆在知识发生学的研究中，是重视对思想主体的考察的。他说得很明白:“在由存在决定的思想中，其思想过程部分决定于思考主体的特征。当然，曼海姆也认识到思想和观念并不是一个人的孤立灵感的结果，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是构成其深刻洞见的基础。

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一方面是一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P.239)。研究曼海姆的理论专家A.P.西蒙斯曾在《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用了较长的篇幅对作为一种解释方法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行过专门研究(PP.106一32)。因而，当我们在上面简要阐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时，也讨论到了他的这一理论的方法论特征。R.K.默顿指出:“在知识社会学中，所有方法一致的中心点是这样一个命题，从思想不是内在地决定的来看，并且就思想的某一方面从认识以外的因素中产生出来而言，思想是有一个存在基础的。”曼海姆以社会学视角研究有关思想，始终都从讨论其存在基础出发。显然，当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方法时，他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点。其实，德国历史主义也是曼海姆创立知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思想源流之一，遵循历史主义的思维路向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文学主体性理论自被刘再复提出之后，学界即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如前所说，由于这一知识形态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联，不久，它也就赫然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理论现象。从特定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由此，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考察。显然，这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思路。通过上文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及其方法论特征的简要揭示，笔者认为，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第一，总体讨论文学主体性理论“出场”的存在基础—包括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两个向度—揭示它们对时代观念的制约及其对文学主体论得以现实化的推动;第二，从第一中分化出来，关注刘再复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个体主体)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重视对刘再复的这一定位和选择与构成其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第三，从知识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人手，考察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播散及其成为一种理论现象的有关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以上面谈及的三个维度为参照，检视以往学界习惯性地运用内在理路研究法和从社会历史角度探讨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成问题的做法，不难发现，论者在研究中关注的其实是以上所说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总体来看，与采取知识社会学方法进行问题讨论的内在要求相比，他们的研究尽管缺少一些社会学特征或社会科学训练，但研究问题的着力点是显明的，那就是集中指向对文学主体性理论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考察。只是这种考察是局部性的，而不可能顾及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各个方面;当然，这种全面的探讨在非社会学乃至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正因为研究者们的惯常做法事实上主要是殊讨在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下，文学主体性理论得以产生或得以现实化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问题，故而在此为了行文的简洁和讨论问题的集中性，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针对这一维度进行近乎重复性的研究了。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在以往关于文学主体性理论产生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关注得很少甚至在有些论者的专题研究中完全被忽视，笔者以为，这种研究现状需要被改变。

考察刘再复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问题，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对前文已经提及的曼海姆所说的“在由存在决定的思想中，其思想过程部分决定于思考主体的特征”这一思想的关注和认同。但是，笔者并不准备在此对刘再复在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进行充分的专题讨论，而是想径直指出，刘再复主体性原则思想的确立是与其一己的身份定位和由此决定的价值选择密切相关的。而且，笔者认为，从总体而言，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时的刘再复是一个平民型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平民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刘再复在那个激情的年代亦即1980年代自主的根本性身份定位，由此也就决定着他最终的价值选择。

笔者以为，刘再复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具有自主性，他的思想选择首先也是自主的。刘再复在阅读到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哲学论纲》一文之后，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并隐约地感到，他将要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进行一次具有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显然，要进行这场从根本上针对机械反映论的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自主的理论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他在80年代把学术重点放到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自主性理论探索过程。

然而，我们还要看到，无论是刘再复的身份定位、价值选择，还是其思想选择，尽管都存在较为明显的自主性特征，但显然又是受到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集体目的制约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关注刘再复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刘再复个人选择的受动性，认识到其个人选择与构成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个体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它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运动的真实情况，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响。

80年代，刘再复生活在“合唱”的语境中。90年代的他曾如是说:“我的个体存在以往被群体存在所淹没，我的本质也被群体的本质所规定。这大概就是指他的个人选择受到了集体目的的规定。正如曼海姆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构成知识信念的主要是社会而非个人。曼海姆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单纯地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他还说，思想和观念并不是伟大天才的孤立灵感的结果，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是构成天才深刻洞见的基础。笔者注意到，采取内在理路研究法和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学者在他们的探讨中，事实上已然广泛地涉及对文学主体性理论赖以产生的集体历史经验、社会环境等的关注，虽然他们也许不曾使用“集体历史经验”等这样的字眼。相对而言，他们对刘再复的个人选择与构成其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却缺乏更多和更直接的探索，尽管他们的习惯性关注也隐含着说明这一张力关系的若干要素。这主要是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以上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真正进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研究视野。这是甚为遗憾的。

通过以上简要的探讨，笔者的结论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刘再复在前人理论构造(包括“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念的当代确立和哲学领域里的主体论问题讨论等)基础上个人理论“突围”、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的构成部分，在更大程度上它是在中国社会普遍兴起的对以主体性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性价值诉求的运动过程中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因而也就是历史的产物。由此，特别是从刘再复在集体目的规约下的思想选择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时的较为自觉的现代性价值认同。就刘再复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根本性理论指向看，是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主体性的呼唤、确证和伸张，因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人的设计。这也就是说，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是与刘再复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扭结在一起的。可以认为，人的现代化是80年代主体论者的根本目的，现代性价值诉求是他们共同的历史性的思想选择。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播散在大多数文学主体论研究者的探讨中也有所涉及。比如，一般来说，研究者们会谈到文学主体性思想的影响，这其中自然存在着对文学主体性思想播散的关注;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刘再复之后，陆贵山的《审美主客体》和畅广元审订的《主体论文艺学》两部较为重要的论著相继出版，加深了文艺学美学领域中的主体论间题研究。然而，笔者想在此指出的是，由以上这些看法所构成的文字似乎更多地只是对历史中既存的一种思想或知识事实进行描述，而没有明显的理论自觉，把主体论思想作为80年代的知识类型来考察，也就不可能从理论上讨论这一知识类型对社会思潮的推动作用，以及在知识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文学主体性理论得以生长为一种理论现象的事实。知识的生长当然需要动力，“一般而言，知识生长的动力来源于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张力，而这一张力的强弱和伸展方向，则取决于生活世界对知识世界的内在要求和知识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反映能力与方式”。从“”中走出来的中国社会，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中需要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个体主体的价值，而主体知识类型正适时和恰当地反映了这一生活世界的要求。这样，从现代中国思想史着眼，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知识语码的构造存在一定的同质性，而随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动使知识语码的构造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由知识语码的重新编织而构成的主体论知识转型无疑成为80年代生活世界的内在需求，以及中国思想的重要特征。文学主体性思想正是在这一知识语境以及由此萌生和日趋壮大的社会心理期待中得以播散并成为了一种理论现象。当然，在这里，问题的复杂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其中至少还涉及对受存在制约的知识功能的研究，这些功能既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或变迁，也是对知识“力”—它推动某种思想潮流的兴起甚至是导致社会现实被改造的极好证明。从对知识功能的关注和强调，使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方法人手，完成现代知识对社会“塑性”乃至控制的阐释与理解。在此背景下，我们也就能够认识到，包括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在内的80年代主体论知识转型，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公务员之家

诚如刘再复所指出的那样，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以及围绕着它而展开的争论溢出了文学论的范围，它和80年代初发生在哲学领域里的主体性问题讨论一道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想事件，或者直接说，它是一种显豁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思想事件。

作为一种知识理论，文学主体论与当时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讨论引发了当代中国思想史中一种以强调主体价值为根本标志的知识类型的产生。

在中国社会全面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了应对现代化带来的中国社会整体变迁，思想需要创生，思想也必然会出现创生局面。文学主体性理论和哲学中的主体性问题在80年代的提出暗合了当代中国思想的这一创生要求，也可以说，它本身就是这一社会整体变迁的必然结果。而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具有某种开创性的思想由于它的现代性价值的根本诉求促成着人们的价值理念和基本存在方式的转变。这正与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相一致。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还是中国社会世俗化进程中的思想导引剂。王义军在谈到80年代的主体性问题讨论时也持相似的观点，但切人的角度不同。他说:“由于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最优化功能，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体制的当然选择，然而，这一转变并不仅仅是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说，还是人的存在方式的转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超越‘自然经济’的‘市场经济’，是人的存在方式由‘人对人的依附性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历史转变。马克思认为，正是在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中，‘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在这个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过程中，始自80年代初的主体性问题讨论在强化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人们对社会变革和新的存在方式的适应方面，发挥了思想先导的作用，呼应了时代要求。

由此，我们看到，在知识社会学视野之下，如果把文学主体性理论放置于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史特别是主体性思潮史的进程之中来考察，其意义和价值还是较为明显的，尽管这一理论本身存在着诸多偏颇，尤其是刘再复关于主体性理解的局限性极为显豁。当然，这也是需要另文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