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和平发展的社会化分析

两岸和平发展之概念共识

1895年以来，海峡两岸人民饱受战乱和政治动荡之戗害。对于经历过百年苦难的中华民族来说，和平稳定的生活弥足珍贵。早在1953年12月31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此作为指导中国大陆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主张。但是，当时中国大陆居于主流的世界观还停留在“世界革命”阶段，受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认识和复杂的周边环境影响，和平共处原则并未真正成为当时大陆的世界观和主流价值体系。“”期间，中国大陆陷入近百年来最疯狂的政治动乱，那时的中国大陆不仅没能与国际主流社会实现和平共处关系，而且还有过“输出革命”的豪言壮语。在大陆内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极左思潮下的群众运动让大陆政权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物极必反，“”意外地使中国大陆社会意识形态回归稳健与成熟，不仅与国际主流社会走向“和平共处”，而且在大陆内部形成了“稳定压倒一切”的主流意识。1978年底开始，中国大陆步入了历史上难得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阶段。1979年元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主张透过商谈结束军事对峙，“以便为双方的任何一种范围的交往接触创造必要的前提和安全的环境”。“尽快实现通邮通航，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察。”［1］经过30多年的平稳发展，中国大陆综合实力和人民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已跃居全球第二。中国大陆方面提出的“和平与发展”主张直接来源于邓小平的智慧。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2］他在讲这个问题时，直接就提到了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20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友人时进一步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论述。［3］今天我们回头来看中国大陆30多年来的和平发展道路，不得不佩服邓小平的远见卓识。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不难理解，两岸和平与发展当然是中国整体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可以视为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主张在两岸关系领域的具体化。1979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方对两岸和平的强烈关切得到中国大陆方面的理解和高度重视，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方面开始公开用“和平统一”的主张取代“解放台湾”的传统论述，两岸关系翻开历史性的一页。“两岸和平发展”这一概念究竟由谁最早提出，目前并无定论。中国大陆知名学者辛旗早在1992年9月发表于台湾《中国论坛》的文章《对中国统一前景的几点思考》中，就提出过成立“两岸和平发展委员会”的概念，可见这一概念至少有20年以上的历史了。中国大陆对台政策的演变也受到其治国理政思想变化的影响，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和谐社会的思想既强调社会各系统、各阶层之间的和谐，也强调整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因此，海峡两岸的和谐问题也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有学者在此基础上研究如何构建和谐的两岸关系，并撰写了论文和著作。在2005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维护台海和平和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在这里，大陆官方版本的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200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与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共同发表“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是两岸和平发展第一次成为两岸主要政党的共同政见。国共两党共同体认到:“和平与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的潮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符合两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利益。”近年来，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已分别列入国共双方重要文献。2007年10月发表的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总书记在涉台部分800多字讲话里面5次提及“和平发展”。在台湾，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主张也是许多朝野代表性人物的共同语言。民进党领导人曾多次提及两岸和平发展的概念。早在2004年4月24日陈水扁在台中举办谢票感恩晚会时说，“我们要凝聚朝野共识，我们要来制订颁布‘两岸和平发展纲领’”。2005年2月谢长廷在他送往“立法院”的施政报告中提出:两岸关系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轴，建构和平稳定的两岸互动架构。2011年10月4日，蔡英文在东京表示，她有意愿和大陆领导人一同以“互利、明智、负责”的方式，用和平发展的共同语言，来推动两岸关系。不久前的2012年5月20日，马英九先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又两度提及“两岸和平发展”。然而，在海峡两岸的实际政治生活中，“两岸和平发展”理念基本上还处于概念行销阶段，尚未内化成为多数人认同的价值观。不仅一般民众对两岸和平发展的内涵感到陌生，部分政治人物的实际言行更与两岸和平发展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两岸双方有必要透过政治社会化的途径，深入系统地向两岸民众推介两岸和平发展这一重要的政治产品，让和平发展的观念深植人心，并且内化成为两岸关系互动中的行为准则。

两岸和平发展政治意境分析

尽管多数人对“两岸和平发展”的认识还停留在概念阶段，但是，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从模糊趋向清晰、从抽象走向具体也是不争的事实。最近4年来，两岸人民可以直观地感受到两岸政治关系越来越平稳、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人员交往越来越便利、战争威胁越来越远离。为了加快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进程，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两岸和平发展蓝图所蕴含的更美好的意境。首先，“两岸和平发展”让我们可以超越政权之争的政治藩蓠，建立基本的政治互信。海峡两岸之所以能够进入“两岸和平发展”阶段，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最基本的政治共识，在这一共识基础上双方可以达成“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目标。海峡两岸双方已共同体认到，两岸目前各自所依循的法理精神和有关规定都主张“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在“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共识基础上，两岸在领土主权意义上同属一个国家既是过去时，也是现在进行时，在此意义上的一个中国是不需要特别去追求的，需要的是两岸双方共同去维护和落实。有了这样的谅解，两岸双方就可以“正视现实”，暂时搁置某些高阶敏感政治议题，不再进行无谓的内耗，优先解决与两岸民生息息相关的需求问题。其次，“两岸和平发展”可以让双方摆脱所谓的“统独之争”纠缠，找到彼此之间的政治交集。长期以来，“两岸统一”被过度简化、曲解，甚至被污名化。两岸的统一绝非领土和主权的再造，而是结束政治对立的问题。今天，所谓的“台独”也到了必须正本清源的历史时刻，当年民进党内许多人主张“台独”，确有其时代的背景，甚至有一定的“合理性”，其中确实有相当大的要求“台湾人当家做主”的成分。在事实证明即便在台湾内部也难以达成“法理台独”目标的情况下，“台独”主张面临“创造性转化”的问题。与被污名化的“两岸统一”和特殊时代环境下出现的“”或“两个中国”主张相比较，“两岸和平发展”的主张包容性更大，在这一概念内涵之下，两岸三方(红、蓝、绿)的立场和主张可以在多维政治空间下找到交集点，台湾人民的尊严、安全和利益诉求完全可以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更好的解决。两岸三方可以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旗帜下搁置高阶敏感政治争议，争取更大的空间，创造更好的条件，最终以多赢的方式解决政治分歧。第三，两岸和平发展是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相辅相成和良性循环。“和平发展”一词本身就包括“和平”与“发展”两个既独立又统一的概念成分。营造一个非暴力的环境，确保人们有条件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中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巩固和平的基础，这就是和平发展。发展需要和平稳定，发展也可以解决影响和谐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并为和平稳定提供新的智慧和足够的资源条件。2008年5月20日以来，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逐步转化成为两岸双方公权力部门的政策行为，得到两岸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扬和肯定。在“和平中寻求发展”与“在发展中促进和平”的理念，为两岸全方位互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动力。正如所说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思想是我们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明确宣示要坚持和平发展战略，下决心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兴衰不同的强国之路。其核心是以发展的成果增强维护和平的能力，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前进道路上的问题。这一理念同样体现在发展两岸关系、实现和平统一的实践中”。［4］第四，两岸和平发展将为双方创造出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使双方得以从容不迫地解决政治难题。两岸之间的政治分歧和困难归根到底是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差异造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的分歧。“五十六年来，两岸在不同的道路上，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5］在“两岸和平发展”的共识之下，海峡两岸双方求同存异、相互谅解、相互包容，共同营造和谐、安定、互信的政治环境。两岸和平发展可以使双方都愿意给对方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以实现两岸各自内部的全面发展。经济上的共同发展，文化上的融合创新，社会上的重新一体化，使得两岸人民开始彼此肯定、彼此欣赏、彼此学习，从而逐渐弥合双方分歧，为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创造条件。在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熏陶下，人们长期以来有关两岸事务的心理、言论和行为模式将逐渐趋同。“以和为贵”、“兼相爱，交相利”、“以人为本”等中华传统文化和精神将成为指导两岸人民行为的圭臬。

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之社会化

尽管从理论上说“两岸和平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但是，两岸和平发展要成为两岸共同的价值观，可能还需要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对于两岸民众来说，对两岸和平发展概念的认知仅仅是第一步。如何让双方民众从情感上接受，让双方人民了解到，这一概念并非任何一方强加给对方，也不仅仅对一方有利，而是双方的共同创造，更是两岸双赢的最佳选择，这项工作需要展现出大格局，体现出诚意。两岸和平发展要成为指导两岸人民的价值观，更需要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笔者认为，我们要透过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使两岸社会的绝大多数政治参与者从认知、情感和价值观念上认同并接受两岸和平发展的理念，让两岸和平发展的观念真正内化成为指导人们行为的目标和规范。为了顺利推动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进程，海峡两岸主流社会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公权力部门、政党、学校、媒体、宗教和社会团体、公司企业、家庭等，都要行动起来，扮演政治社会化的“正功能”的角色。首先，两岸双方公权力部门可以在各自内部做大量的政策宣导工作，强化民众政治上的自信，让民众对两岸和平发展感到放心。如前所述，依据双方各自依循的最高法理和规定，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国家，这样的价值取向对双方来说都只是政治现实的描述，不存在自我矮化的问题，更不是改变政治现状。对于大陆方面来说，“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政治定位，确立了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而是一个国家内部两个竞争性政权关系的性质。对于台湾方面来说，这样的定位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法理坚持，甚至也没有放弃既有的政治符号和立场。在此基础上，双方可以在正视现实、不挑战既有政治格局的情况下，平等地以双方都方便的身份展开互动，优先解决发展的问题。其次，双方的媒体要倡导两岸和平发展是一个长期稳定的过程，而非权宜之计的理念。两岸和平发展要求两岸在较长时间内“维持现状”、“双方自我管理，井水不犯河水”。要引导两岸民众重新认识维护国家领土统一的真实意义，而且可以将所谓“台独”主张引导至“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论述。对于部分民众可能不理解或不接受的问题，双方也要增强自信心和包容度，只要不违背双方各自遵循的现行法律，思想和言论层面的不同意见应该受到尊重。章念驰先生曾经公开表示:“我们要尊重两岸关系的规律与特点，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要耐得住寂寞，不要不适当地把难以解决的问题拿到条件不成熟时机解决，要坚持搁置争议，让交流、交往、经贸文化关系、对话与谈判的进程越长越好，在建立了良好信任的基础上，再解决政治分歧更为妥当。”［6］第三，两岸各政党和政治精英要将两岸和平发展的论述重点从高阶政治议题转移到两岸经济、社会、文化等民生问题。对于多数民众来说，空洞地谈国家、领土、主权、治权、政府、政权等概念都是相当抽象的。只有在国家、领土、主权、治权、政府、政权等概念与生活及利益相联结的时候，两岸人民才能够很容易地找到共同的语言。以民为本，为民谋利是任何政治主张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最大来源。如果我们告诉民众，和平发展不涉及国家领土、不改变两岸政治现状，和平发展意味着两岸可以实现全面直航、签署ECFA、让更多“陆客”来台观光，民众就会理解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牛肉”在哪里。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扎实有效的经济共同发展基础上。只要双方从人民的生活和利益出发，就可以超越一时无解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困扰，将目光集中在如何实现便民利民，让两岸人民在合作中实现双赢，两岸和平发展主张也才更加深植人心。第四，两岸教育文化机构要在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鼓励多元和创新，共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两岸和平发展的价值观要求双方承认并接受多元文化兼收并蓄的价值，既肯定共同拥有中华文化传统，又在海峡两岸演绎出中华文化现代化的新枝叶，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内涵。文化是两岸人民的精神纽带，文化的融合创新是仅次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同属中华文化的信心基础上，两岸文化的差异性不仅不影响和平发展，而且有助于双方彼此吸引、彼此促进，在此基础上产生交流合作的更大动力，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共同的价值体系。两岸知识系统和话语系统的融合对接，将为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社会化提供不可或缺的文化载体。第五，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自下而上，先易后难的两岸交流交往制度化建设上，要建立在两岸人民共同的生活基础上。两岸公权力部门要鼓励两岸人民的交流交往，尽可能减少阻碍和限制两岸人民自由往来的政策障碍。随着两岸交流范围的扩大，双方公权力部门要定期从政策法规上进行相应的调整，以便扩大两岸民间社会的交流交往，让人民之间的往来更加正常化、便利化。目前两岸双方在人员交流交往层面还存在不少政策上的限制，建议双方在两岸政治互信有所增强的大背景下，检讨现有的管制措施，尽可能放宽限制，简化管理流程，让两岸各界人民正常往来，深入交流。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形成便捷顺畅的跨两岸有形网络和无形网络社会上。人员往来是两岸民众建立共同的认知、情感和价值观的前提条件，在相互理解和价值观趋同的基础上，双方可以自然而然地找到新的利益交集，找到更多解决矛盾和困难的方法。

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社会化之阻力

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尽管两岸主流精英阶层都已认知到和平发展的可贵，但是，受到两岸长期隔阂、政治对立的影响，还有不少民众、政治社会精英人士未能理解和接受两岸和平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两岸的政治社会化机构中都可能存在着阻碍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社会化的力量。本文要特别指出的是，两岸的一些媒体，特别是一些民意调查机构要特别慎重对待两岸敏感议题的所谓“民意调查结果”的。由于两岸高阶政治议题过于复杂，各种类型的民意调查机构应该避免制作似是而非或者模棱两可的调查问卷，更要小心对待在两岸政治子文化差异尚未弥合情况下进行的敏感问题民意调查。从20多年的实践来看，这些概念歧义和问题偏颇的民意调查后，不仅误导了受访者，而且激化了两岸内部和两岸之间的情感对立，扮演了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社会化“负功能”———完全背道而驰的角色。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问题，是近百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追寻的梦想。最近20多年来，台湾媒体和学术界乃至政党在运用“民意调查”手段进行研究和政治动员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类似社会统计这些研究方法的运用必须要有科学公正的态度，否则往往“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实证明，有不少的民意调查研究结果是“精确的计算，惊人的谬误”。我们熟知的一些民意调查机构一再出现“摆乌龙”的情况，更多的则是很难进行查验的所谓民意调查结果，对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社会化的危害更大。涉及两岸政治问题的民意调查非常敏感和复杂，对于专业的研究人员来说，客观公正的民意调查结果虽然可以是很好的研究参考资料，但也要慎重使用。台湾过去20多年的事实证明，“民意调查”可以是政治上绝佳的斗争工具，受众对政治人物运用民意调查资料进行宣传要保持足够的警惕性。以台湾民众对大陆官方的印象调查为例，台湾受访者对大陆政府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是两岸敌对环境下长期教化的结果，双方的政治社会化机构在当年敌意强烈时进行某些方面相互丑化的宣传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在台湾对受众进行“对大陆政府的印象”的民意调查，结果可想而知，可信度是很成问题的。反之亦然。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的社会化必须建立在共同的知识系统和话语系统基础上。笔者期待在双方民众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互相往来，在信息比较对称的条件下再进行类似的民意调查可能更加正面一些。针对“统独”问题的民意调查项目在台湾已有多年的历史，尽管选项有很多，但这类问题的调查仍然难以摆脱“复杂问题简化提问”的缺陷。据本人的经验，没有多少受访者可以准确理解“统一”和“独立”这类问题的真实内涵。在台湾做这类民意调查的最大盲点在于“大众政治文化局限性”的问题，政治文化局限性对民意调查可信度的影响已经超越民意调查技术的局限性。因此，笔者呼吁各界不要滥用“统独”民意调查的结果。过度简化的“民意调查”是高度危险的，不仅有可能破坏两岸政治互信和民众情感，而且还可能激化台湾社会的内部矛盾，对台湾社会的整体利益来说，这类民意调查结果的作用绝对不是正面的。当然，中国大陆内部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存在着躁进的情绪，部分人士对台湾问题所谓的“久拖不决”感到不耐，所谓的“夜长梦多，晚解决不如早解决”等焦虑感还是相当普遍的。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台湾问题，只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增强综合实力，实现两岸关系的和谐发展，进而加以解决。”［7］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社会化的困境还来自两岸双方在两岸政治现状定位、两岸和平发展后的国家状态研究理论准备不足问题。郭伟峰先生指出:“从长远来看，两岸和平发展时期没有与时俱进的符合时代需求的和平发展的新理论体系，问题更加大，意味着两岸关系的走向可能是失去方向的迷航!”［8］因此，两岸双方的政治学者还必须认真研究，并提出能够说服两岸民众的中国政治愿景。最后，两岸和平发展价值观社会化的困境还来自涉台周边大国的外力因素的负面干扰。尽管国际社会的主流肯定两岸和平发展，但仍有不少别有用心人士在以各种方式阻挠和破坏两岸和平发展进程。两岸双方必须与相关国家展开有效的沟通对话，让他们真正了解到，“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框架，对亚太地区和平格局的维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中国国内的和平发展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一环。

本文作者：刘国深工作单位：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