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范文10篇

两岸范文篇1

关键词：两岸金融合作金融合作试验区台资银行

随着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和其他民间交往的日益频繁，以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需要，加强与扩大两岸金融合作已是面向21世纪两岸关系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两岸金融合作的发展历程

1990年5月，台湾开放了台湾个人对内地的间接汇款业务；1990年7月，台湾放松禁令，允许台湾华南银行独家经营间接私人汇款往内地业务。1991年7月，台湾“行政院”陆委会通过了《现阶段金融机构办理对大陆地区间接通汇作业要点》，允许台湾与内地间接通汇，也只限于办理电汇、信汇业务，不能办理票汇，间接通汇限制仍很严格。只是伴随两岸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两岸金融交流才逐步地、缓慢地展开：

（1）1991年12月16日，台湾开放银行业“内地出口、台湾押汇”业务。

（2）1992年5月，台湾华南银行率先获准在香港设立第一家分行，同年9月，台湾银行又获准设立香港分行，第一商业银行、彰化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等也先后在港设立了办事处，华侨银行则设立了子银行，它们成了沟通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先行者。

（3）1992年9月的台湾“大陆工作会议”标志着台湾在两岸金融合作管制措施方面的全面松动。这次会议决定放宽内地间接汇款对象，由原先的个人汇款放宽至获得台湾“经济部”核准的间接投资厂商及专案核准的投资厂商；台湾金融机构的海外分行将允许与内地的金融机构海外分行或内地的外资银行进行金融业务往来接触；从事“内地出口、台湾押汇”的厂商，将可以公司名义接受台湾的汇款。台湾当局颁布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对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设置了种种障碍。由于上述限制，目前开展两岸金融交流只能是“单向、间接”的形式。所谓“单向”，就是目前只能是台湾金融机构到内地设立金融机构和营业

（4）1993年7月29日，台湾“财政部”决定，从即日起，台湾的外汇指定银行及邮汇储金汇业局可办理“内地出口、台湾押汇”厂商再汇出款，个人接济或捐赠亲友汇款；从即日起《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办理大陆地区间接汇款作业准则》生效，允许内地金融机构票据入台，但坚持经由“中介地”银行转。这样，两岸金融交流实际上已由单向转变为双向，往来业务也由简单汇款发展到专业性、技术性较高的信用证业务，且通汇环节也大为减少。

（5）1993年4月30日，台湾“财政部”公布了《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金融业务往来许可办法》，首次以法规形式认可了两岸的金融交流，但两岸的金融机构往来仍属间接形式，且主要是以香港金融机构为中介。随后，台湾“财政部”又允许香港中资银行的中资股份占20%以下者可在台湾设立分行，其中资股份占50%以下者，则可以与台湾岛内银行进行金融业务往来。与此同时，台湾“中央银行”把人民币列为计算新台币实质有效汇率指数的参数货币及调整汇率政策的重要指标。但由于该《许可办法》又制定了严格的先核准制度，而当局又迟迟未公布核准从事这类金融业务的台湾银行名单，实际效果并不大。

（6）1994年8月，台湾“财政部”首次公布了可与内地银行海外分支机构开展直接金融业务往来的岛内银行海外分行名单，包括“中国国际商业银行”等共5家台湾金融机构在海外的27家分支机构。但是，其中分行设在香港的只有华南银行香港分行。这次公布名单标志着两岸金融“曲线直航”交流的正式开始，它必然为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正面的积极意义。

早在1994年2月25日，中国颁布的《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就明确规定了，允许台湾金融机构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和营业，这为台湾的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内地提供了法律依据。1994年，为方便广大台商，在北京指定外汇银行开放了以新台币兑换人民币的业务；1995年，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首家台资独资银行—宁波协和银行正式开业，主要经营外汇贷款和进出口融资业务，这标志着两岸金融交流的大门正式开启；1996年以来，内地方面已大幅度放宽有关台资设立金融机构的限制；1998年1月1日国务院正式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明确了金融及相关行业全面开放的政策。

（7）1994年，两岸金融界的学者和专家开展了一年一度的两地交替举行的金融学术研究交流。

（8）1997年7月，允许台湾的银行与内地银行的第三地的分支机构办理进出口押汇和托收等业务。

（9）1997年6月，有台资背景的与内地合资的中华第一银行在上海开业。

（10）2001年6月起，台湾允许岛内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部门与内地银行的境外分行直接建立业务往来；同年，又允许金融业务部门与内地银行建立业务往来。

（11）2002年2月，修正后的《台湾地区银行办理大陆地区进出口外汇业务准则》开始实施，进一步允许外汇指定银行建立与内地银行的直接往来。随后，台湾的不少银行即与内地的银行联系，许多内地的外资银行已经与他们交换密押，建立了直接业务关系。

（12）2004年3月允许台湾民众携带人民币入岛，限额为6000元，但仍然不准金融机构进行兑换。2004年7月前后，台湾当局制订了金马试办人民币兑换的政策，但出于政治考量，这一政策拖了一年多仍未施行。

（13）2005年9月，台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宣布从10月3日开始，开放金门、马祖地区金融机构试办新台币与人民币兑换业务。凡符合“小三通”出入境规定的金马民众、台湾地区民众或大陆旅客，都可向经过许可的金融机构办理兑换，每次以人民币2万元为限。同时，核准岛内6家金融机构从事该业务，包括台湾银行金门、马祖分行，金门县信用合作社等。

目前，台湾共有7家台资银行、16家台资证券公司、10家台资保险公司在大陆设有代表机构。

两岸经贸和金融交流与合作，本应有更多的实质性突破，但由于李登辉1999

年8月提出“两国论”，推行“戒急用忍”政策，接连设置种种障碍，使两岸交流跌入了徘徊不前的状态。

二、发展两岸金融合作面临的主要障碍

在两岸间的经贸合作迅速发展的同时，两岸金融业所能提供的服务则严重滞后。两岸金融合作的主要障碍来自台湾的政策。台湾目前仍坚持不与内地发生直接交往的立场，反对两岸间的直接金融合作。

尽管早在1991年7月，台湾已允许岛内金融机构办理对内地间接汇款业务；同年10月又原则上同意办理“内地出口、台湾押汇”业务。但上述金融中介行为均为“间接”方式，需要经过第三地金融机构。而台湾“财政部”明文规定，台湾岛内银行不得参与内地银行主办的国际联贷、也不得接受内地银行参加由其主办的国际联贷。

台湾当局颁布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对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设置了种种障碍。由于上述限制，目前开展两岸金融交流只能是“单向、间接”的形式。所谓“单向”，就是目前只能是台湾金融机构到内地设立金融机构和营业，而内地金融机构则无法进入台湾；所谓“间接”，就是台湾金融机构只能通过第三地（香港）进入内地，资金流动也要通过第三地。这种“单向、间接”的金融合作模式对两岸金融合作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消极的影响。

另一个障碍则来自内地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和金融法规的不完善。目前内地在两岸金融合作方面没有专项立法，在金融市场上也未挂牌新台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因此，从内地方面看，尚缺乏实现两岸金融合作的渠道和法律保障。台湾在内地设立金融机构和从事业务经营活动，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以及一些涉外法规，有许多问题是比照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规定，这就不能适应两岸金融合作发展的现实要求，也无法解决台资金融机构在内地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具体问题。其中的核心是对台资的定性问题。扩大海峡两岸经贸合作对于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对于保持“中华经济区”的竞争力也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因此，应该将台资视为民族资本，而不宜简单地归类为外资。在此基础上，应按照外经贸部提出的，坚持“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建立统一、公正、透明的经济、金融法律体系，为扩大两岸金融合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两岸金融合作的前景展望

由于两岸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各有强势和弱势，各有长处和短处，因此，只要排除台湾政治上的负面影响，两岸金融合作有着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台湾对内地的金融政策走向与两岸金融合作前景

如前所述，两岸今后的金融合作能否进一步发展，主要取决于台湾方面的内地政策松动的程度。若台湾方面能进一步放宽两岸金融合作的政策限制，则两岸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等方面的合作可迅速展开。

而影响台湾开放两岸金融合作政策取向的关键因素有以下几条：

首先是台湾方面担心开放金融合作以后，将导致内地资金大量入台，加深两岸经济整合的程度，由此可能会在经济及政治各个层面对台湾未来走向造成负面冲击。

其次是台湾近年来在对外贸易与投资上采取的“南向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南向政策”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则两岸金融合作的空间可能会因为两岸经济依存度的降低而缩小；反之，台湾势必出于自身经济发展的压力，在两岸金融合作的政策上放松限制，以刺激台资赴内地“寻找出路”。

第三是台湾正在建立“亚太营运中心”，这是为了在香港回归后寻找一个能够替代香港中介地位的角色而筹划建立的；同时，台湾方面也希望通过亚太营运中心的建设而把台湾建设成为高度开放的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吸引跨国公司的投资，加速台湾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以适应世界经济和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要求。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预计，未来两岸金融合作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尤其是台湾的某些政治动向和言论，直接导致两岸关系陷入空前的紧张，也将严重阻碍两岸业已展开的金融合作。本文认为，同时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两岸经济（尤其是台湾经济），若想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必须在加强两岸经贸互动、推动两岸金融整合方面加快步伐，因此，两岸金融合作的拓展空间仍然很大。

（二）内地对台资金融法律的规范与两岸金融合作前景

从内地的角度来看，扩大两岸金融合作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两岸互设金融机构、开放金融市场，联手进行金融监管以及协调两岸金融法规等。从目前的现实情况出发，引进台湾金融机构应作为两岸金融合作的先导。建议有关部门针对台资金融机构的特点进行专项立法，并采取以下对策：

1．台资金融机构受到台湾方面的限制，不可能直接以台湾金融机构的名义进入内地，目前只能通过第三地来内地申请设立和注入资金。按照中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台湾金融机构在内地设立业务机构比照该条例执行，而该条例同时又规定申办者必须是金融机构。这使台资在大陆设立金融机构时面临两难的困境：台湾金融机构如果得不到台湾当局的批准，不能来内地；而台湾金融机构在第三地设立的其他经济组织，又不能比照上述条例到内地申办设立金融机构。因此，建议在专项立法中应明确规定：台商在第三地设立的经济法人，允许来内地申办金融机构；在内地的台资企业，也允许申办。同时还应规定，在内地设立的台资金融机构，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

2．可以允许台资金融机构经营新台币兑换业务。虽然目前台湾已大幅度地降低外汇管制，台湾民众将新台币兑换成外汇已不成问题，但有时台湾民众在内地需要兑换新台币就成了问题。建议在专项立法中规定：台资金融机构可以经营新台币的兑换业务。在具体操作上，就明确规定，只能收新台币，兑出外汇，而不能兑出新台币。同时规定在一定期限内或是收兑的新台币达到一定数目的，应及时到岛外调换回外汇。

3．在专项立法中应明确规定台资金融机构可以办理人民币业务。如果台资金融机构在内地不能从事人民币业务，则其作为金融业的中介功能就基本丧失了，根本谈不上能否获利。

（四）发挥香港两岸金融合作的桥梁作用

在两岸金融业不能实现直接往来与受限制的情况下，香港成为海峡两岸金融业接触与合作的重要基地或桥梁。2005年以来，两岸三地金融业在香港的金融业务与合作有新的发展。如台资企业在香港上市出现较快增长，香港成为台资企业筹资的重要场所。自1990年汤臣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家台资企业后，到2005年底已有近40家台资企业在香港挂牌上市。

从发展趋势看，两岸的金融合作趋势不可阻挡，在直接合作方式遇到障碍时，可以充分发挥香港在两岸金融合作中的桥梁作用，促使香港成为两岸三地的金融合作的重要中转站。台湾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内地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台湾金融机构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了解在大陆的台资企业的经营状况以便更好给予资金支持和融资便利。

此外，还应当积极鼓励两岸的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在规避有关管制的同时更好地促进两岸的金融合作，例如可以通过金融工具的创新，利用信用保证等机构和工具，将台湾的银行对台资企业母公司的资讯延伸到大陆的子公司，也可以通过金融机构的重组和创新，吸引台商资金参与大陆地方金融机构的增资扩股和重组，促进两岸的金融合作。

（五）建立福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

两岸金融合作要摆脱滞后经贸发展的困境，关键是台湾当局拆除政策性障碍。在当前两岸关系仍陷于僵持的状态下，通过试点创新，摸索解决两岸金融合作技术性障碍的途径，也不失为一种明智、现实的选择。而建立福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可能是两岸金融合作走出困境的一个突破口。

近年来，已有多项政策在福建先试先行。在贸易结算方面，2001年11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福建省东山的对台小额贸易出口允许收取人民币核销。2002年下半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与台湾本岛多家银行签订了行协议并已经开展对开信用证业务。

在货币兑换方面，早在1988年，中国银行厦门分行、福州分行与马江支行就获准开办新台币兑入业务，台胞来福建旅游可持新台币到指定的中国银行机构兑换人民币。目前该项业务已经扩展到福建省内中国银行所有支行以上机构。2003年12月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福州、厦门、泉州、莆田、漳州5城市的中国银行机构开始试办人民币与新台币现钞的有条件兑出业务。

建立福建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1）鼓励台资来福建省设立各类金融机构，争取台湾地区批准福建省金融机构赴台设立机构。目前福建尚无一家台资金融机构，与促进闽台金融合作交流的形势需求极不相称。（2）进一步拓展银行新台币兑出业务。建议扩大新台币收兑业务在福建省辖区的地域和机构范围。（3）鼓励人民币在两岸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流通使用。（4）逐步放宽对台贸易和投资相关政策，促进直接通汇的进一步发展。（5）探讨海峡两岸货币清算机制问题。建议授权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具体承担两岸货币兑换、清算工作。在此之前，考虑先由闽台两地的商业银行建立双边清算机制。（6）逐步发展海峡两岸银行离岸金融业务。（7）创新金融业务，拓展闽台金融合作领域。

主要参考文献

1．杨胜刚《台湾金融制度变迁与发展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两岸范文篇2

海峡两岸关系实现重大突破之后，2010年2月27日至3月6日，笔者参加了由山东嘉华国旅组织的“环岛八日之旅”。对比在大陆上多次旅游的经历，我们感到在发展阶段和经营管理上，两岸旅游企业的不同和差距还是很明显的。认识这一点对于改进我们自己的工作，促进内地旅游企业更健康地向前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景区经营比较

旅游资源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凡是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合理利用，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各种事物和因素。这包括已开发并形成游览景区的各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风景名胜、城市公园、工农业、地质、森林、水利、文物、科教、湿地、海洋、海岛等资源，以及未开发的具有旅游利用价值的各种物质和非物质资源。

应该说，海峡两岸都有十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当然，由于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这决定了大陆的旅游资源又明显丰富于台湾。说到已开发的旅游资源即景区的经营，两岸已出现一定的差异。一个正逐步走向企业经营，另一个却固守政府运营。

在大陆，伴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如同当年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的改革思路，自1997年湖南省率先以委托和租赁经营方式，转让张家界黄龙洞和宝峰湖景区的经营权开始，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出让或鼓励出让景区经营权。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底，全国已有300多个景区（点）以不同形式把经营权转让给了企业，约占国内2440多个景区的12.3%。

目前这一比例肯定还有增长。这种情况在台湾是看不见的。那里的景区一般都由当局运营和维护。因为，私人公司的利益追求，决定了在开发中，他们很可能牺牲环境利益。所以，台湾当局不敢轻易地把景区的运营管理权交给私人公司。一般都由当局运营，实行免费或低价政策。这是在台湾最为普遍的景区运营方式。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方式。一是在政府经营和管理的景区中，允许把某一两个项目承包给私人公司经营。比如日月潭的游船项目，当局只负责招标、制定规则，以及游客安全的监管，公司负责项目的经营。二是完全由私人公司购置土地，建设人造景观，如游乐场等，企业完全按市场化方式去经营。这两种方式在内地景区的经营开发中，也是较为常见的。其实，上述差异也反映出两岸对旅游资源所有权性质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分歧。在内地，按理讲我国法律已规定，国家地上与地下的任何资源，皆归国家、全民所有。因此，负责各景区管理的各级行政事业性质的政府机构，如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文化部、文物局、宗教事务局等，它们对这些资源只具有行政管理职权，而没有擅自获利的权力。

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部门在把自己演变为企事业混合体后，或是把景区经营权转让给企业之后，把本属于国家和人民的公利，通过景区门票的形式，部分截留为部门或个人的利益。相反，在台湾人们普遍认为，自然景观和人文遗迹是自然和祖先的馈赠，属于全民所有，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因此，唯有实行免费和低价政策，才能让每个公民共享遗产。同时，也只有把景区交给非营利机构去维护和运营，才能保证免费与低价政策真正落到实处。从下面的分析我们会看到，目前大陆的做法，包括景区门票价格的上涨，仅仅是在追求景区和小团体的狭隘利益。而台湾却在谋求整个区域经济的整体利益。

商业模式比较

来到台湾，大家都会感到两岸景区门票的巨大反差。一个在不断上涨，一个却免费或低价。像台湾著名的太鲁阁大峡谷、日月潭、中台禅寺等全是免费。同为地质公园的台湾野柳只收人民币10元门票，而张家界却收248元门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门票是人民币35元，而北京故宫却是60元。如此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反映出两岸对旅游资源性质的认识、景区的经营存在着不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两岸商业运作模式的差异。在内地，当绝大多数地方都把旅游景区看做旅游业的龙头产业，把旅游资源当做获利的重要资本，单纯依靠门票经济来维持旅游业收入的时候，近年来全国各地景区门票价格的竞相上涨，也就在所难免了。长此以往，这只会压制公民出游的欲望，影响整个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在当今世界，旅游市场发育成熟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采取如下商业运作模式，即先把整个旅游区域内的所有服务企业都看做一个产业集群，然后推行“区域靠旅游资源吸引游客→企业靠服务创造收益→政府靠税收发展致富”的模式。

在这里，旅游资源仅仅是招来游客并留住游客的“摇钱树”。免费和低价政策也是吸引更多游客到此一游的营销手段。接下来，各旅游服务企业只要奉献优质服务，必然得到游客丰厚的回报。然后，政府再通过税收去获得城市发展包括景区发展的资金。这是一条完整的商业运作链条，是先予后取，舍小钱赚大钱的盈利模式。在这方面，台湾也是如此。他们没有把眼光仅仅盯在门票经济这一小小算盘上，而是做着整个区域经济的大文章。

在他们看来，虽然门票免费会丧失部分收益，但旅游资源的拉动效益是巨大的。当地零售业、餐饮业、旅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都会因为游客的到来而得到较大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就业，惠及了民生。地方每年的税收也因此而增加。

税收的增加又使观光机构的预算费用逐年递增，最后这些费用再返还到景区，用于维护和运营。

2008年7月4日，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正式启动。至今，已有两个年头。在这两年里，已有128万大陆游客赴台旅游。据台湾观光当局估算，按照每人平均停留8天7夜、每天消费232到295美元计算，开放两年来，至少大陆居民已为台湾带去逾611亿元收益，约合人民币132.8亿元。其中，最大的赢家是航空业。旅馆业、餐饮业、零售业、银行业等也因此而有明显的业绩增长。这是两年来台湾旅游业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明显案例。当然，内地也有成功案例，如杭州。该市早在2004年就对西湖景区实施免费与拆墙改革，并于当年取得明显成效。

只可惜，与各地不断涨价的做法相比，类似的做法目前在内地尚属少数。但愿内地能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像台湾和杭州一样，转变思路，通过旅游资源的吸引作用，去带动区域经济的更大发展。

旅社导游比较

此处“旅社”意指旅行社。旅行社和导游在整个旅游活动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联系游客、景区、宾馆、饭店、购物店、旅行车公司等方面，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他们是传播旅游文化的使者，也是旅游业的重要窗口和形象。比较两岸旅行社和导游的工作，我们感到大陆旅行社的某些经营行为亟待改进，导游的素质与管理有待提高。目前，内地旅行社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削价竞争，一些旅行社甚至出现了非理性的“零团费”和“负团费”的竞争。在这样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当2007年内地旅行社多达18943家，从业人员30多万,大量规模小、竞争力弱的企业充斥其中，大家共同争食旅游业这块蛋糕的时候，尽管政府也三令五申禁止“零负团费”竞争，但难以见到成效的管理，必然使许多企业走上削价竞争的道路。其实，削价竞争最终受伤害的只能是旅游业本身。因为，这种竞争必然以牺牲游客的旅游品质为代价。而这种代价则会进一步削弱消费者的出游欲望，最终影响旅游业的长远发展。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竞争方式。但目前在内地还比较普遍地存在。

__对此，台湾方面通过规定最低接待费标准、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有效地杜绝和解决了这一问题。为了保证旅游品质，避免恶性低价竞争，影响大陆游客的观感，台湾观光当局规定，旅行社对每位大陆游客的接待团费最低标准是每天80美元，内含吃、住、行、门票等费用、业者合理的利润、导游的酬劳和司机的小费。购物店无需支付业者高额的回扣。同时，禁止安排自费行程。如果接待旅行社违反最低团费规定，1年内遭到大陆游客投诉5次以上，或旅客满意度偏低，无故取消行程，以及在行程中故意或因重大过失弃置大陆旅客，该旅行社将遭到停止接团1到3个月的处分，情形严重者还可能被吊销执照。

相反，表现优良的接待社则可获得增加大陆旅客配额的奖励。

而且，接待大陆游客的旅行社都要缴纳200万元保证金，以备旅行社未能履约时，作为代偿金使用。要知道，当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台湾旅游业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在各旅游企业日子也不好过的背景下，上述奖惩举措，显然会对各旅游企业起到有效的管理作用。

下面，我们再从三个方面进行两岸导游比较。

1、年龄和性别。

内地一线导游的年龄普遍较轻，大多是20多岁、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而且以女性为主。在台湾，20多岁的导游是不多见的。他们大多为30多岁，以男性为主。因为，导游工作是一份劳动强度大、承担责任重的工作。8天一个来回，终日环岛旅行，许多年轻人特别是女性是经受不住体质考验的。

2、阅历和素质。

由于年龄、经历的原因，特别是进入门槛高低、两地考试难易程度的差异，台湾导游的阅历和素质明显在许多大陆导游之上。这从他们的知识面、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了解、传播旅游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旅途的活跃程度、风趣幽默的言谈，尤其是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等方面，能够明显地看出。导游丰富的阅历可以丰富旅途生活，活跃旅游气氛。高素质的导游会提高游客的旅游品质，带给游客更多的体验价值。

3、隶属和收入。

由于旅游行业有一定季节性的特点，特别是大陆绝大多数旅行社规模小、盈利能力弱的原因（2007年内地旅行社营业收入利润率仅为0.66%，年人均实现利税仅为0.71万元/人），为了维持生存，减少开支，内地旅行社除保留极少数业务精干、能够领到基本工资（300-500元/月）、享有保险的优秀导游之外，绝大多数都挂靠于导游服务公司，与各旅行社之间仅仅是短期聘用关系的导游。所以，他们的收入结构中没有基本工资、各种保险福利，只有临时性的出团津贴（30-50元/天），以及作为收入最主要来源的各种回扣（包括停车费、购物返点、自费项目返点、景区门票返点等）。其中，还有一部分回扣要以各种“人头费”的形式上交旅行社。而在台湾，导游的待遇和各行各业水平大体相当。

其收入主要是靠基本工资和带团补贴，购物回扣不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隶属于各旅行社。因此，在台湾导游的职责主要是传播旅游文化，而不是“导购”；导游、游客、购物店的关系，不像大陆那么紧张，比较宽松。在商品买卖中，强买强卖的现象比较少见，公平交易、文明交易比较普遍。

要知道，人的收入水平、收入结构、隶属状况，会直接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敬业精神的发挥。

两岸导游许多行为上的差异概源于此。餐饮住宿比较改革开放后，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各地豪华宾馆、酒店拔地而起。如果有严格的最低团费规定、有效的奖惩制度、及时的监督管理；如果内地广大民众的消费心理是健康成熟的，相信内地旅游也会和下面我们提到的在台湾的感觉一样。但是，在近年来内地削价竞争的狂潮中，当不少游客也热衷于首选低价团，特别是“零负团费”旅游时（时下赴港澳的旅游，有的旅行社竟推出了“4天港澳联游1500元”的超低价团），惟有上当受骗之后，广大游客才会真正感受到自己所受到的伤害，才能体味旅游品质的含义，才能知道内地各旅游企业的真实情况。

而在台湾，游客的感受则和内地明显不同。2010年3月2日，在贵阳召开的第13届海峡两岸旅行业联谊会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交流局副局长何岚菁说：“一年多来，两岸业者共同努力，推出符合旅游市场需要的多种旅游产品，尽力提供具有品质的服务。

据台湾方面统计，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满意度达到85％，这一数字令人鼓舞”。的确，笔者台湾之行，也有同感。每人5800元的“环岛八日之旅”，总的感觉物有所值无论是住宿、餐饮，还是游玩、购物，都比较令人满意。

说到台湾的餐饮和住宿，凡是到过这里的人，一般都有在台吃得好、住得好的感觉。在餐饮上，由于两岸生活水准及发展阶段的差异，除了北方游客不太适应台湾人比较注重养生、饮食清淡的口味之外，考虑两岸居民的收入、台湾零售业物价等因素，应该说台湾饮食企业给大陆游客的安排还是比较好的。在住宿上，四星级以上宾馆的居住条件，决定了每位游客对台湾住宿的绝对满意。

在台湾，当局力促各旅游企业提高服务品质的举措主要有四项。除了前面提到的规定最低日接待费标准，建立严格的奖惩制度之外，还包括对每位游客进行满意度调查，以及实行配额管理制度等。为了准确了解各旅游企业的服务情况，保证各企业达到官方所要求的标准，台湾观光当局建立了大陆游客意见反馈系统。陆客入台之后，每人都会拿到一份“意见调查表”。

该表格在陆客离台之前收回。凡是大陆游客抱怨比较多、不满意程度比较高的旅行社及相__关企业，经查实将严格按照上述奖惩制度处理。同时，为了让条件与需求匹配，从而保证旅游品质，台湾方面还规定，在开放大陆游客入台的初期，每天入台的游客以3000人为限，接待社单日接待大陆游客的配额以200人为限，配额禁止转让。

不然，将给以禁止接待大陆游客1年的处分。上述四项措施构成了保证赴台旅游品质的道道防线。团费最低限额，因内含吃住费用、业者合理利润，这就避免了因低价竞争所导致的吃住质量差的问题。游客配额管理，一来可以解决因宾馆餐饮供不应求所产生的质量问题，从容地配置资源，保证游客吃住的质量。二来可以引导各旅游企业做好接待等服务工作。

实名问卷调查，则使当局能够及时准确地掌握各企业的服务质量信息，从而便于对各旅游企业进行奖惩处理。根据掌握的最新资料，2007年台胞入境462.79万人次，平均停留大陆2.57天。这与大陆游客平均在台停留8天7夜相比，相差甚大。两岸停留天数的多少，一则反映出经济效益的高低，二则反映出旅游线路规划、旅游景区推广、市场营销策划等方面的不同。

三则也反映出游客对各地旅游品质的感受不同。零售购物比较让我们先看这样一组数字。

2007年内地旅游总人数16.10亿人次，其中城镇6.12亿人次。

旅游总花费7770.62亿，其中城镇5550.39亿。人均花费482.6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花费907.58元。考虑到大陆各景区不断上涨的门票，餐饮住宿的花费，真正用于购物的消费可能已所剩无几。在台湾，每位陆客平均每天消费263美元[（232+295）/2=263]，平均停留8天7夜，扣除每天80美元吃、住、门票等费用，每人每天有183美元用于购物等消费。

8天合计是1464美元，约合人民币9940元。这说明，大陆居民在内地旅游中很少购物消费，而在台湾却是大量消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这与两岸购物环境的差异是有关的。

应该说，伴随着内地市场经济的发展，法治化建设的推进，改革开放三十年前后，内地市场的秩序已有明显改观，大多数企业都能守法、诚信经营。但是，毋庸讳言，目前内地市场包括旅游购物消费市场仍存在一定问题。例如，比较严重的导游“导购”问题。不时听到的强买强卖、弃置游客问题。还有，旅行社为弥补削价竞争带来的损失，往往以旅游回扣的多少作为选择合作伙伴的主要依据。而供应企业为保证高额回扣的产出，确保自己的利润，不得不降低服务标准，抬高物价，以次充好，甚至出售假冒伪劣商品，扰乱市场秩序。在这样的购物环境中，游客怎敢放心大胆地消费？由于购物消费会直接影响游客价值的评价，而该评价的好坏，又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对整个旅游行程的评价。因此，台湾方面极为重视购物环境的建设和管理，通过精选购物场所，指定购物中心，特别是主打特色、保真、免税之牌，努力为游客创造放心、安全的购物环境。在台湾，凡是导游带游客去的购物场所，都是极具当地特色的纪念商品购物中心。

两岸范文篇3

盛夏的杭州，青山叠翠，碧水盈绿。在这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日子里，美丽的西子湖展开热情的怀抱，迎来了来自宝岛台湾的各位青年才俊。在此，我谨代表**省青年联合会，代表1469万**青年，向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两岸青年联欢节”，是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与相关省（市）政府联合主办，旨在扩大两岸青年交流、增进两岸青年友谊的一次盛会。本次**行活动作为第二届“两岸青年联欢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以“牵手汇西湖?同心迎奥运”为主题，以“亲情、友情、奥运情”为纽带，安排各位台湾青年朋友走进**、亲近自然、感悟历史、体验人文，力求使大家度过一段快乐而难忘的时光。由于不少台湾朋友是第一次来**，为了让大家有个初步的了解，下面，我就**及杭州的基本情况作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原为钱塘江的古称，位于大陆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南翼，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6万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6486公里，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海岛有3061个。全省有2个副省级城市、9个地级市，36个县、22个县级市和32个市属城区。全省常住人口4980万。

**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早在1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今天的**境内活动。“建德人”化石的出土，证明了5万年前已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境内已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1000余处，最著名的有距今5000—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距今6000多年的马家浜文化、距今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和距今7000—8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初步统计，东汉以来载入史册的**籍文学家逾千人，约占全国的六分之一；特别是“五四”以来，出现了鲁迅、茅盾等一大批浙籍文化名人；在“两院”院士（学部委员）中，**籍人士占了近五分之一。

**有着秀丽的山川、优美的景色。**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有“鱼米之乡、丝茶之府、文物之邦、旅游胜地”之称。全省有重要地貌景观800多处，水域景观200多处，生物景观100多处，人文景观100多处；有部级风景名胜区17个，部级旅游度假区1个，部级自然保护区8个，国家森林公园29个，部级历史文化名城6座；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2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9项44个子项。目前，**形成了以杭州西湖为中心，纵横交错、遍布全省的风景名胜，每年都吸引众多的国内外游客来访。

**有着发达的经济、和谐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走出了一条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三大跨越”。1978年到2006年，全省生产总值由大陆各省区市第12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计算）由第16位上升到第4位；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连续6年和22年保持省区第1位。**社会发展总体水平列北京、上海、天津之后居大陆第4位、省区第1位。2005年**全面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已达到83.4%。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深入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工作布局，满怀信心地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走在前列”的目标奋勇前进。

其次，简要介绍一下杭州的历史文化情况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杭州地处**省北部，是**省省会，部级重点风景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全省的政治、经济、科教和文化中心。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的美誉，曾被13世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赞叹为“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城”。

作为历史名城的杭州，以“东南名郡”见称于世，是中国著名的七大古都之一。萧山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被称为人类文明的曙光。自秦时设县治以来，杭州已有2200年的悠久历史，五代的吴越国和南宋王朝都曾在这里建都。

作为文化之城的杭州，孕育和荟萃了岳飞、于谦、白居易、苏轼、陆游、秋瑾等一大批民族英雄、历史名人、文艺大家和民主烈士，为杭州留下了一页页光耀千古的华章。杭州遗产丰富，名品迭出。石窟造像艺术遍及西湖群山，南宋官窑青瓷驰名古今中外，西湖龙井茶享誉海内外，王星记扇子、西湖绸伞、张小泉剪刀、杭州丝绸和织锦至今盛销不衰，近年崛起的杭州女装独领风骚。

作为休闲之都的杭州，三面云山环一湖碧水，倚西湖而兴，因西湖而名，“新旧十景”交相辉映，春夏秋冬风光旖旎，还有钱塘江的浩荡大潮，京杭大运河的悠扬古韵，以“山青、水清、史悠、境幽”四绝为特色的富春江－新安江－千岛湖风景名胜区，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江南湿地生态景观。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一条浅浅的海峡，隔不断浓浓的亲情。两岸青年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但血缘亲情一脉相承、无法割舍，都是“龙的传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承载着促进两岸繁荣发展的共同责任。这次“两岸青年联欢节”**行活动，是一个互动的平台，更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我们相信，通过这次交流与合作，两地青年今后必将常来常往，增进感情，凝聚力量，携手奋进，用青春和智慧共同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辉煌业绩。

两岸范文篇4

2001年6月27，台湾地区通过了《金融控股公司草案法》，在金融控股公司法下只要对相关金融行业(保险或证券业)持有25％股权或对其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力，即可在金融控股公司下进行跨业混业经营。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大陆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和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各金融机构要求加快金融制度创新，拓宽业务范围的呼声渐高，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体的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金融控股银行的混业经营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交融即将开启，而金融效率是决定两岸ECFA福利水平的一个关键指标。王泽宇(2008)指出，台湾金控银行无效率来自技术无效率，规模报酬呈现递增或固定型态，具有扩展经营规模的空间。李美芳(2009)认为，台湾金融体系改革前的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优于改革后，而银行业总要素生产力呈现衰退趋势。

许钰佩等(2005)指出，纳入金融控股集团的银行经营效率高于非金控银行，郭秋香(2005)、王克陆等(2007)也得出相同的结论。王振山(2000)指出，中国大陆商业银行在规模效率方面，规模过小或规模过大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同时存在。王聪等(2003)认为，中国大陆商业银行的规模不经济与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纵观文献，关于两岸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是对两岸商业银行效率的对比实证研究，还处于空白阶段。本文选取了2006年一2009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39家银行，对两岸银行的经营效率优势进行分析，并探讨如何调整投入变量实现两岸银行经营效率的提升。本文效率评估模型采用单期效率分析的资料包络分析法(DEA)模型以横断面数据(Cross—sectionData)衡量两岸银行业的各项相对效率值，并采用跨期效率分析的Malmquist生产力指数(MPI)以横断面数据(PanelData)衡量各项相对效率值的跨期成长变化。

二、实证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和麦民生产力指数(MPI)数据报络分析法(DataEnvelopmentAnalysis，简称DEA)最早是由Charnes等于1978年所提出，故称为CCR模式，是根据Farrel(1957)所提出“两投入一单项产出”为基础概念，扩展衡量至“多元投入项目与多元产出项目”的决策单元(DMU)相对效率模型，以多元投入多元产出来衡量决策单元(DMUs)的相对效率，也估计其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等。Banker等(1984)将CCR模型中的规模报酬固定不变的假定放宽为规模报酬变动，故也称为BCC模式。本研究所采用DEA分析法为固定规模报酬CCR投人导向模式(CCR—I)和变动规模报酬BCC投人导向模式(BCC—I)。CCR模式和BCC模式的差异见图1所示。图1显示固定规模报酬的生产边界为OC线段，代表在CCR模型下的最适生产边界。在变动规模报酬的生产边界为EBC连接而成的包络线，即为BCC模型下的最适生产边界。其中，FG／FD为技术效率，FH／FD为纯技术效率，FG／FH为规模效率；即技术效率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的乘积。

Caves等(1982)将Malmquist(1953)麦氏生产力指数运用在生产力分析方面，衡量不同时期生产力变动的情形，生产力变化可用两距离函数衡量。Malmquist生产力指数的数学公式如下：决策单位的投人产出，作为衡量第t期投入某一投入产出(X，)参考集合的产出距离函数。当MI>1时表示个别决策单元总要素生产力提升；当MI<1时表示个别决策单元总要素生产力降低。DMU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小同时受到其运作效率变化指数大小和技术变化指数大小的影响。总要素生产力变动TFPCH等于技术效率变动EFFCH与技术变动TECH的乘积。技术效率变动EFFCH表示在规模报酬不变且要素自由处置条件下衡量了从第t期到第t+1期DMU运作效率的变动，它反映了从t期到t+1期DMU对生产前沿的追赶程度。如果EFFCH>1，代表从第t期到第t+1期DMU的运作效率提升；若EFFCH<1，则代表运作效率降低；若EFFCH=1，则代表运作效率不变。技术效率变动EFFCH可以相应地分解为规模效率变化指数SECH和纯技术效率变化指数PECH。PECH是技术进步指数，这个指数测度技术边界从时期t到t+1期的移动，如果PECH>1，代表DMU技术的进步；若PECH<1，则代表技术的退步。

(二)实证数据的来源与选择

中国大陆样本选择4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及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作为决策单元。这14家银行的资产总额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8．58％以上，其效率可作为大陆银行业总体效率的代表。其中，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是以具有金融控股公司背景的商业银行样本。台湾地区样本选择l3家金融控股银行(华南银行、台北富邦银行、中华开发工业银行、国泰世华银行、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永丰银行、玉山银行、元大银行、台新银行、新光银行、兆丰银行、第一银行、日盛银行)及12家商业银行(台湾银行、彰化银行、合作金库、京城银行、台湾企银、远东银行、联邦银行、大众银行、安泰银行、万泰银行、台中银行、高雄银行)作为决策单元。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BankScope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中国金融年鉴》和各商业银行的年报。本文选取总固定资产、用人费用、存款与汇款余额、利息支出四项为投入变量，放款与贴现、利息收入两项为产出变量，各投入与产出变量的数值均以各年度期末汇率兑换为人民币。本文利用投入／产出项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如果投入产出变量之间在OL=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各项变量的相关系数均呈现正相关，各项变量符合同向性的假设。

三、实证结果及其经济学解释

表1所示，在固定规模报酬(CRS)下2006年～2009年两岸银行业DEA—CCR模型总效率的平均值为0．957，其中，中国大陆(0．97)高于台湾地区银行的平均值(0．949)，呈现出高于0．900的相对效率优势，具有平均效率的银行数为17家，无效率银行为22家。台湾地区的最佳效率银行为合作金库、万泰银行和台中银行，中国大陆为交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和民生银行。表2所示，两岸银行总体规模效率为0．98，台湾地区(0．98)高于中国大陆(0．978)。2009年，台湾地区有国泰世华、永丰、玉山等10家银行呈现规模报酬递增，必须扩充经营规模以提高效率，台北富邦银行、中国信托、台新银行等3家银行呈现规模报酬递减，必须缩减经营规模以提高效率，其余12家银行已达到最适经营规模。中国大陆银行有中国工资料来源：采用DEA软件测算所得。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和上海浦发银行等6家银行呈现规模报酬递减，尤其是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等2家连续4年呈现规模报酬递减，必须缩减经营规模以提高效率，其余l2家银行已达到最适经营规模，并无银行呈现规模报酬递减。

可见，台湾地区银行的规模效率高于中国大陆银行，而中国大陆地区银行因经营规模过大所产生的规模报酬递减，影响银行效率的表现。表3所示，两岸银行的平均总体要素生产力变动是1．037，其中台湾地区银行为1．055，高于中国大陆银行的1．006，两岸银行总体而言皆呈现成长的趋势。台湾地区银行总体要素生产力呈现衰退的趋势，有中华开发、大众银行和安泰银行，中国大陆有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发银行和福建兴业银行。在技术改进变动方面，中国大陆银行比台湾地区的差距为5．1％，导致总体要素生产力低于台湾地区银行。总体上，中国大陆银行总效率高于台湾地区银行，台湾地区银行规模效率高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有lO家银行呈现规模报酬递增，3家银行呈现规模报酬递减。中国大陆有6家银行呈现规模报酬递减，其中2家连续4年呈现规模报酬递减，并无银行呈现规模报酬递增。台湾地区银行总体要素生产力变动高于中国大陆银行，两岸银行总体而言皆呈现成长的情况。在技术改进变动方面，中国大陆银行比台湾地区的差距为5．1％，导致总体要素生产力低于台湾地区银行。

四、政策建议

1．台湾地区银行的技术进步变动高于中国大陆银行，导致总体要素生产力优于中国大陆，中国大陆银行若无法提升技术效率与技术改进，经营效率将无法相应提升，制约银行竞争力的提高。在两岸金融市场开放后，开放台湾地区银行应依靠金融创新与技术效率提升，增强经营效率与生产力竞争优势。

两岸范文篇5

本次论坛主要包括嘉宾主旨发言和现场互动交流两个环节。首先,由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总经理张恂(业务室主任张正正言)、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边静、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孙慰川、台湾著名影评人郑秉泓、中华台北电影资料馆影展工作者胡延凯、福建师范大学教授袁勇麟、厦门大学教授李晓红七位嘉宾代表做主旨演讲。随后,台湾著名制片人叶育萍、台湾著名编剧蔡宗翰、台南艺术大学影像研究院院长井迎瑞,以及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业务室主任张正正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张艾弓、王晓红两位老师就相关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论坛针对新世纪台湾电影创作趋向及其在台湾本土市场表现,引进到中国大陆公映的台湾影片的市场表现及其前瞻,ECFA前后中国大陆和台湾合拍电影发展趋势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一、新世纪台湾电影的多元观察针对新世纪台湾电影的发展态势,论坛嘉宾从不同的视角出发,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究与分析,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面向:

（一）电影创作趋向

孙慰川从“台湾电影里的国族认同迷思”这一命题出发,指出新世纪初期台湾电影在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三个层面上均呈现出对中国认同的游移和疏离。首先,本土文化认同的建构和日本元素的介入致使台湾电影在文化认同层面对中国认同产生游移;其次,对大陆人/外省人的他者建构和对后殖民者迷思中的日本他者的建构导致在民族认同层面上疏离中国认同;另外,在当下的台湾电影中已难以寻觅到关于民族国家的清晰表述或认同指标,在国家认同层面上表现出对中国认同的迷失。他认为,台湾电影始终在中国情结、本土意识与日本迷思这三种意识形态中徘徊,反映出目前台湾电影里国族认同的复杂性、多重性和模糊性,这使得一些台湾电影难以进入大陆文化市场。

李晓红从电影传统的角度对新世纪台湾电影展开分析。她在发言中指出,台湾电影颇为引人瞩目,把当下台湾电影放在世界华语电影的格局中,尤其可见台湾电影在丰富华语电影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然而,除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得到大陆观众的热烈追捧外,《海角七号》,特别是《赛德克•巴莱》在大陆地区并未获得预期的票房。因此,台湾电影要想获得大陆市场的肯定,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她认为,台湾电影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两种传统,一种是台湾新电影的小传统,是以侯孝贤为代表的,以表现台湾本土历史、文化、族群生活为主的电影传统,即在地化传统;另一种台湾新电影的大传统,是以李安为代表的,以表现中华文化、伦理、道德为主,对东方文明精致化呈现的电影传统,即东方文明传统。当下的台湾电影获得台湾市场的肯定是充分继承了以侯孝贤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小传统”并将之推向极致的结果。然而,由于两岸多年的隔绝状态,大陆对台湾的了解还不是很深入,故在台湾引起重大反响的题材,对大陆观众来说还是有很大的隔膜。因此,当下台湾电影要开拓大陆市场,争取大陆观众,必须要重视台湾新电影的大传统。

郑秉鸿将2012年上半年台湾电影的发展态势总结为两股风潮。其中一股风潮是“小屏幕的逆袭”,即一批出身小屏幕电视电影的导演纷纷在电影大银幕上展露身手,并取得不错的成绩;另一股风潮是新本土电影隐隐成型。在互动环节,蔡宗翰从自身创作电影《九降风》剧本的经历出发,阐释了当下台湾电影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青春题材备受青睐。他指出,这一方面是受到台湾新电影“从真实生活出发”的传统的影响,促使创作者倾向于从个人成长经历出发进行剧本创作,并注重观察和回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创作经验不够丰富,电影环境不够成熟等因素的制约,使得青春电影成为一种相对容易掌握的电影类型。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台湾电影出现青春热潮。他表示,在接下来的创作中要努力拓宽视野和思路,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二）电影市场考量

边静对2009年以来台湾导演作品大陆市场进行了考察。她指出,近几年台湾电影借ECFA之力,进入大陆市场的力度明显加强。其中,爱情片或者包含爱情类型的复合类型片占绝对优势,并且大部分影片出自台湾年轻导演之手,在艺术和市场方面表现出的整体实力优于前辈导演,体现着台湾新生代电影导演的崛起和台湾电影的新生面。尽管如此,却有73%的台湾导演作品在大陆市场的票房表现一般或很差。针对台湾本土影片在大陆市场“水土不服”的表现,她提出三点建议:首先,减少投机心理,推出诚意之作;其次,从制片、创作和营销等多方面入手,提高台湾电影在大陆市场的认知度;另外要推进两岸的深度合作,不仅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形式层面的合作,还要注重两岸艺术文化观念的交流和提升,使影片中的艺文品质与市场形成良性呼应。

（三）电影政策探析

胡延凯从台湾电影辅导策略的视角观察台湾电影现况。台湾电影长片辅导金产生于电影事业不景气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在商业性或艺术性的侧重以及辅导成效方面备受争议和质疑。尽管如此,辅导金仍然是十多年电影创作人才拍片的主要资金来源,并使台湾电影在“影片创意构思”、“深度人文涵养”等层面上逐渐受到国际影坛的重视。从以创作来活络台湾电影产业的角度来看,辅导金是成功的。新世纪以来,台湾电影的辅导策略更加全面和多元,不仅长片辅导金推出许多兴革措施,还设置了电影短片及纪录长片辅导金,并且辅导电影的补助项目种类越来越多,从制作期的辅导金和优良剧本奖到上片后的宣传费和戏院补助款等都有,堪称全面性补助。这些辅导策略为培植新锐导演和复兴台湾电影贡献了很大力量。

二、两岸合拍电影的全面总结

（一）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向

张恂在她的发言稿中,首先介绍了大陆电影产业尤其是合拍电影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合拍影片已经成为大陆市场的票房主力和海外市场的主打产品。其中,两岸合拍电影一直受到高度重视,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电影合拍的利好政策,如合拍片一旦审查通过后,便享受国产片的待遇,不受进口指标的限制直接进入大陆市场发行,还可参加“华表奖”特设的优秀合拍片奖项,如果获奖还可得到奖金。并且,随着两岸电影人的交流日益增多,两岸合拍电影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都呈上升趋势。最后,张恂提出未来两岸合拍电影潜力非常巨大,两岸文化同根同源,无论是人才资源还是景地设施,都拥有比其他合作对象更能融合的先决条件,完全可以求同存异,优势互补,在合拍数量和影片质量上取得突破性发展。郑秉鸿从票房、美学和在地性的角度分析了后海角年代的合拍趋势。他认为,台湾电影在《海角七号》之后迈入一个新的里程碑,诚如香港电影在21世纪初早已面临“北上抑或坚守本土”的关键抉择,台湾电影自2008年绝处逢生以来,产业面向逐渐成型,合拍亦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他将两岸合拍电影分为两种路线:其一是以1949年为交集,强调两岸因为时代错误而造成的遗憾与文化隔阂,如今透过密切交流而亟待弥补、回顾;其二是强化“宝岛”品牌,发扬草根在地文化,并佐以类型包装。

（二）经验总结与问题反思

袁勇麟十分关注两岸合拍片中的闽南文化元素。他指出,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两岸以技术、资金、人员、制作等多种方式进行电影合拍,产生了诸如《霸王别姬》、《风月》、《二十三十四十》、《云水谣》、《白银帝国》等一系列叫好又叫座的优秀影片,日益发展成为两岸合作的一种有益尝试。两岸不同的文化元素在合拍电影中产生了各种碰撞与融合,其中,闽南文化作为台湾文化和福建文化的主要形态,在两岸合拍片中得到了诸多展现。两岸电影合作既要理解彼此的文化差异,同时也要注重文化上的相互融通。

边静认为,在两岸电影合作中,要注重发挥台湾电影在细节与情感上的细腻表现、痞子帮派土匪杀手等题材创作、草根叙事与关注社会现实的态度等方面的优势。并且,她主张在文化间性思维下进行两岸电影合作。她认为,大陆市场力量固然重要,但“和而不同”是矛盾,也是活力。因此,台湾导演面对大陆市场时,第一要重视与台湾岛内市场的互动,重视台湾电影的优势与特色;第二在合拍中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保持个性特点,不要为了大陆市场做一些简单的迎合。两岸都应在坚持自己优秀的艺术文化特色中发展提升,为华语电影整体形象描绘丰富生动的层面。孙慰川提出,国族认同是两岸电影合作中既不可回避、又敏感而棘手、较难处理的一个问题。目前,越来越多的台湾电影正在进入大陆文化市场,两岸的合拍片也日益增多,而准确、清晰的国族认同是台湾电影顺利步入大陆文化市场的重要前提,也是两岸合拍片长足发展的必备基石。李晓红认为,两岸合拍的关键在于选取两岸都能获得认可的题材,应该将台湾电影的小传统与大传统相结合,两者兼行并进才能为两岸电影合作提供更为广阔的思路和空间。

郑秉鸿指出,虽然合拍电影可以借由两岸三地的资金、人才,寻求更广大的市场与国际卖埠,但是,从题材、演员的选择到审批、检查的过程,从语言文化的隔阂到在地特色的拿捏,以及档期的协调、盗版的威胁,两岸合拍之路仍存在一些需要努力跨越的障碍。互动环节的各位嘉宾根据自己的专长也针对新世纪两岸合拍电影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展开广泛交流和讨论。叶育萍提出,两岸影视合作在法律政策、财务操作和文化习惯方面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反思和克服。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合拍片如何在两岸不同的电影法规政策之间寻求平衡,从而争取拥有两岸最大的无障碍市场。其次需要注意的是,两岸对资金汇出的管制致使合拍电影的财务操作程序较为繁琐,两岸电影人应该如何适应和克服。最后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平衡两岸的文化差异和审美趣味。对于这个问题,叶育萍十分赞同李晓红教授的观点,认为应该重视和发扬台湾电影的大传统,关注人性共同关心的主题。井迎瑞指出,目前两岸的文化交流仍有待深入,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缺乏对历史的回顾,就电影而言同样如此。他特别提到2012年4月底由台南艺术大学主办的“闽南文化影展暨论坛”,还宣读了与会者共同签署的旨在推动闽南语电影发展和闽南文化交流的“安平电影议定书”,主张建立一种“回看”机制,以影展或回顾展的方式让社会重新理解历史,大力呼吁对老电影的尊重和了解。

两岸范文篇6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同属东亚福利体制。虽然大陆医疗保险改革都已经历30年。但是目前大陆地区的基本医疗保险存在看病难、看病贵、医患矛盾激化等问题。而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在医疗费用控制、双向转诊制度等方面较为领先。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法来比较两岸医疗保障制度的差异，分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以此来探讨中国大陆在新一轮医改和和落实全民医保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台湾地区经验。

关键词：全民健康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东亚福利体制

一、两岸医疗保险制度的差异分析

（一）制度演进过程。台湾地区的全民健康保险从规划到实施经历了十年的时间，组建了专门的行政机构负责健保的规划实施事宜，经过不同党派和利益集团之间的争夺与权衡，健保草案最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之后的改革均以修改健保法案的方式进行，法律条文给予了全民健保更多的公信力与稳定性。而大陆在经历了漫长的国家-单位保障体制之后，主要以试点的方式进行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划筹备工作，缺少必要的法律条文来保证医疗保险的实施，而主要是以公文的形式来予以确认，法律效力较低且随意性较大。（二）制度内容。1.保险对象及分类。台湾地区民健保被保险对象分为六类，实行家庭保障，覆盖率高达100%，除服役军人、受刑人员及受社会救济者外，其眷属均受到保障。大陆的基本医疗保险对象分为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城镇职工，只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全面覆盖。2.保险费率及负担比例。全民健保的一般保险费费率自开办至2002年均维持在4.25%，后逐渐调整至5.17%。二代健保实施后，因加收补充保险费，费率下调至4.69%。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雇主须缴纳员工工资总额的6%，雇员须缴纳本人工资收入的2%，缴费率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则根据各省情况制定了不同的缴纳标准和政府的承担金额，差异较大。全民健康保险的缴费率总体低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三）配套政策。1.长期护理。全民健保除基本的医疗保障功能之外，还具有居家照顾、预防保健、康复等功能，长期照护工作引入了以公众健康为导向的“论人计酬”方式，即以某一医疗机构负责特定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健康问题，该机构自负盈亏，健保署只支付一定额度的费用。该机构为了盈利会增加预防保健项目，引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减少医疗支出。目前，台湾地区正在推动长期照护的立法工作和服务体系的转型。大陆于2016年出台了《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要求以长期失能的参保人员为保障对象，并在重庆、上海等14个省市开展试点工作。无论是在医疗体系建构，还是在立法进度上，大陆都相对发展较晚。2.分级转诊制度。全民健保制度下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四个层级：医学中心、区域医院、地区医院和基层院所。民众可自由选择医院的层级，但就医前未经转诊，自付比例会随医院层级的增加而增加，且医院需承担这部分医疗费用差额。这种补偿机制可以引导民众逐步形成基层首诊的习惯，限制大型公立医院的接诊行为。针对急病和重病，基层院所可根据病情将患者转诊至具备急救能力的医院；针对小病和慢性病，建立个案加以管理，将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留在基层照护，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率。大陆《“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地区的分级转诊制度的建设将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重点，加强上下级医院之间的联动。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的价格机制和医疗保险支付机制，落实双向转诊制度，逐步形成合理的就医格局。但目前基层医疗机构资源匮乏、群众缺乏基层就诊意愿、转诊之后起付线不同、医院之间利益竞争导致分工合作困难等问题尚存，阻碍了双向转诊制度的建立。（四）办医格局。台湾地区全民健康保险的办医格局具有市场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医疗服务机构呈现医院数量减少和诊所数量增长的趋势，其中公立机构占比极小，私立医疗机构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竞争促使医疗服务机构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以满足患者的需求，同时也减少了健保支出和资源浪费。近年来，民间资本逐步开始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蓬勃兴起，但私立医疗服务机构的整体实力始终无法与公立医疗服务机构相提并论。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公立医院是唯一的医疗服务供给者，处于垄断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医疗机构提高服务效率和品质的积极性。

二、造成两岸医疗保险制度差异的因素分析

（一）政治因素。东亚福利体制具备四大特点：受儒家思想影响、威权主义维持社会福利、社会精英的高福利、生产主义向发展主义转变。台湾地区受西方文明的影响较大，对公民权利的概念接受和认同的程度较高，公众的社会参与程度较高，社会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发展较快，民众可以通过社会运动或社会舆论实际影响政府决策，争取自己的福利。大陆公民在社会事务和公共政策中参与度低，缺乏表达自身需求的意识和途径，导致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关注程度较低，无法及时通过政策来回应和满足民众的需求。另外，英国建成福利国家、美国出台《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思潮席卷西方发达国家，而大陆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二）经济因素。20世纪60年代，台湾地区开始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工业化进程早于大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们不得不面对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风险。社会保险的出现是为了分担社会风险，且社会保险的发展需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所以，台湾地区更早一步面对工业社会的风险，也更早一步提出解决之道，而工业化的发展又为社会保险的实施提供了经济基础。大陆的工业化进程相较于国外有些慢，经济发展水平低，不具备大面积实施医疗保险的条件。并且在温饱都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在无形中便被忽略或降低了。所以，医疗保险政策的制定就被延后了。（三）观念因素。一是台湾地区民众具有较为先进的权利观，认为健康权是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而健康保障是国家应该赋予民众的，而健康保障是政府应该赋予民众的基本保障。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民众参与健康保险的积极性比较高，这要求政府不断完善健康保险政策。二是全民健康保险的政策目标在于提高全体民众的健康水平、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所以，全民健康保险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政策，超越了其作为社会稳定器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出东亚福利体制中生产主义的政策取向。大陆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都在很长的时间内缺乏享有国家保障和社会福利的经验，缺乏基本的权利意识。但随着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事业的积极开展，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公平意识正在形成。目前，大陆社会保障工作的开展仍以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为基本方针，实现全面提高福利水平的政策目标还需时日。

三、大陆在医改中可借鉴的台湾地区经验

（一）加快基本医疗保险的法制化进程。台湾地区早在1994年就在“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全民健康保险法》，先后经历了四次修正，1995年正式施行，到“二代健保”施行，其间又经历了多次修法。而大陆的《社会保险法》在2011年7月才正式实施，且这部《社会保险法》略显粗糙，其中关于三项基本医疗保险的规定操作性很差，只是一个大致的框架，急需行政主管部门起草相关的实施性法规。因此，探索突破现有各险种间的相关规定的局限与障碍，着眼于全局统筹和长远规划，以更加具体和专业化的法律规范引导制度运行，成为加快基本医疗保险法制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二）制度设计应更加注重公平。全民健保制度中的待遇给付与参保人的职业无关，强调的是对弱势群体的帮扶和照顾。基本医疗保险依据户籍和职位的不同划分为三类，并且受到统筹层次低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不同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差别显著，越是弱势群体，待遇水平越低，有悖于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原则。在医疗保险体系改革中，应该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医疗保险体系，通过全国性的立法予以保障，增强其权威性，并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在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中，管理权和决策权的整合是最重要的突破口，应制定有关“城乡居民初级医保向基本医保升级”的规章制度。（三）完善医疗保险长期护理功能。台湾地区的长期照顾服务可提供多种照顾服务类型，将需要特别照顾的对象都列入各类服务项目之中。大陆在长期照顾制度规划设计时应参考借鉴台湾地区的经验，在居家照顾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发展出多种照顾模式，扩大服务项目的范围，以满足民众多样化的需求。除此之外，在长期照顾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还应重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采用PPP模式扩大服务供给，在激发社会治理热情的同时抑制费用的增长。（四）加强对弱势群体的照顾。第一，扩大医疗救助范围，不但要把本地的经济弱势和疾病弱势群体纳入救助范围，还要纳入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第二，取消封顶线的限制，既可以使经济弱势群体在突发急病时得到救助，也可以使疾病弱势群体获得长期救助。第三，拓宽筹资渠道，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投入，为医疗救助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要积极调动民间力量，结合福利与社会组织，逐步实现社会化。（五）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卫生事业。缓解供需矛盾、提高服务质量、调整服务价格需要更大程度地利用市场机制，给私立医疗服务机构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允许它们参与基本医疗保险。应制定统一的准入制度和评级制度，只要符合要求，即可申请成为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虽然民营医院数量增长非常快，但民营医院普遍规模小、管理混乱。国家不仅要对民营医院参与医疗保险事业给予政策优惠，还要通过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逐步缩小公立医院医生与民营医院医生之间的待遇差别，并对民营医院加强管理，规范民营医院的运营。

参考文献：

[1]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全民健康保险简介[Z].2016.

[2]王辰旸，田侃，崔璨.台湾地区全民健保下分级诊疗制度之借鉴[J].中国医院管理，2016，（8）：73-75.

两岸范文篇7

一、基本思路

以“绿化，行动”为总揽。按照“县里统一领导，部门密切配合，乡镇具体实施”的要求，按照“生态优先，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新造改造并举、补植管护并重，生态与经济林共建”的原则。培育多树种、多林种、多景观的健康森林。实现“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的目标。

二、目标任务

乡年秋季提前实施2012年两岸绿化任务为8526.2亩（下达计划8371亩，需调整计划155.4亩）。其中一般生态林8053.9亩，经济林（佛手）472.3亩。

三、规划布局

规划项目区涉及村5个村1个社区，小班45个，总面积8526.2亩。（具体规划见附表）

四、实施方式

为了确保在12月30日前全面完工，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经乡党委、政府认真研究，决定采取邀请招标的形式进行实施。

五、标段划分

全乡划分为17个段。第一至十四标段为一般生态林，小班42个，面积8053.9亩，共投入483.234万元；第十五至十七标段为经济林（佛手），小班3个，面积472.3亩，共投入94.46万元。（具体见附表）

六、造林要求

（一）严格施工设计

各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造林作业设计的树种、规格、造林密度和施工工序组织施工。

（二）严格工程管理

一是坚持业主承包制。推行“带资入场，垫资造林，选管一体，分期付款，三验终验”的建设模式。二是确保有造林资质、有实力的单位和公司参与工程建设。三是坚持工程监理制，要从打窝、苗木验收、栽植等环节搞好全过程监理。四是坚持种苗“五制”，提高造林质量。五是加强新造林地的抚育管理。六是坚持工程建设上报制度，每月13日和27日上报工程建设进度。

（三）严格时间要求

必须在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

（四）严格安全管理

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坚持安全第一，认真做好施工人员、栽植民工的安全意识教育，所有安全责任由业主负责。

（五）严格林木管理

施工过程中严禁乱征乱砍现有林木，严禁森林火灾的发生。

七、付款方式

按照项目建设要求，新造林推行“一栽二补三管”分段式的检查验收，确定资金拨付办法，分三次拨付，即：

（一）第一年栽植完成后，经实施单位自查、乡初验、县核验合格，待上级资金拨付到位后，拨付总工程造价35%。

（二）第二年补植补造完成后，经县、乡两级检查验收合格，待上级资金拨付到位后，拨付总工程价30%。

（三）第三年抚育管护到期后经终验合格，待上级资金拨付到位后，拨付剩余的工程总造价35%。

八、苗木采购

严格执行县绿化建设指挥部关于林木种苗采购管理规定。

（一）苗木需持相关手续。“一签两证”，即苗木检疫证、苗木合格证、苗木标签，经济苗需持产品认定书，否则，不予验收。

（二）苗木价位确定。苗木价位由各项目实施单位确定，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采购方式。邀请招标的项目由实施单位自行调苗，全额垫资。

（四）建立苗木责任追究制。品种纯度、质量要求、造成恶劣后果等，按照相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九、监督管理

根据县两岸绿化实施方案的“两包干、七统一、一考核”的建设实施监督管理机制。

（一）乡成立两岸绿化森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同志任组长，乡长任副组长，乡党委班子其余成员为成员。下设办公室由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同志为成员，具体负责日常工作。

（二）严格目标考核。单项工作实行单项工作考核，同时列入年度考核。

（三）强化工程监理。聘请中介机构，对整个工程实施过程、结果进行全程监督。项目实施后，审计部门对项目资金进行监管检查，保证项目资金落到实处。

两岸范文篇8

1.香港与祖国内地经贸投资合作的历史与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香港与祖国内地经贸投资合作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5年，祖国内地与香港经贸投资合作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国家首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对外开放，从兴建4个经济特区，到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继而扩大到3个沿海开发地区；另一方面，大力开展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而为港商到祖国内地投资及扩大贸易创造了条件。

在贸易方面，按香港海关统计，两地贸易额由1979年的170.48亿港元，增至1985年的1201.75亿港元，增长6.05倍。祖国内地与香港贸易在香港对外贸易总值中的排名，由第3位升为第1位。其中，香港自祖国内地转口由第6位升至第1位；香港产品对祖国内地出口由第15位升至第2位，香港自祖国内地进口，由第2位升至第1位。

港商对祖国内地的投资，首先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少数地区投资兴建旅游宾馆、酒楼餐厅、建筑装修、路桥建设和经营出租小汽车等业务。同时陆续以“三来一补”为主要形式，在经济特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加工贸易项目。投资者以中小资本为主。1979-1985年，祖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217.90亿美元，其中我国港商对祖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占很大的比例。广东是利用外资最多的省份，这段时期，广东实际利用外资28.46亿美元，港资比重超过80%。

第二阶段：1986-1992年，香港制造业大量转移，奠定了“前店后厂”的格局，香港与祖国内地经贸合作逐步向多元化发展。1986年，香港制造业工厂为4.86万家，雇佣劳工186.97万人，占本地生产总值的22.6%，至1992年分别降为4.2万家，57.12万人，和占本地生产总值13.6%。可见，自8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制造业面对经营成本提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和来自邻近国家、地区激烈竞争的严峻挑战，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引发两地生产要素与资源重新配置，奠定了“前店后厂”的格局。两地优势互补，香港的资金、技术、设备、市场和管理方面的优势，与祖国内地低廉丰富的土地、劳动力和政策优势相结合，从而使香港产品在价格上取得竞争优势，也促进了祖国内地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增加了劳动就业。

1986-1992年，祖国内地与香港贸易由1450.49亿港元增长为6284.12亿港元（香港统计）。其间祖国内地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投资额321.15亿美元，较第一阶段的60.61亿美元增长4.30倍。根据对外经贸部公布的数字推算，第一、第二两个阶段全国实际利用外资381.76亿美元，其中港资为203.47亿美元，所占比重为53.3%。港商的投资不仅在加工生产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开始向其他行业全面渗透，发展了多领域、多渠道、多形式的经贸合作关系。

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两地经贸投资合作进入新时期。其中1993-1997年是香港回归前的过渡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港商增强了对内地的投资信心和热情，投资趋势呈现出金额大、期限长、范围广、进展快的特点。投资主体从中小企业到大公司、大财团；投资领域从加工生产扩大到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第三产业；投资项目的平均金额显著增大，投资额以千万美元和亿美元计的单个项目已非罕见。

1993-1999年间，港商对祖国内地的投资总额达1366.57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48.11%，其中1993-1995年3个年份分别占到62.82%、58.40%和53.59%。1997年后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香港到祖国内地的投资在全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当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40%以上，是祖国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

截止到1999年底，香港在祖国内地的直接投资总计6206亿港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24.8%，1999年一年香港对祖国内地的直接投资就达786亿港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52.4%，祖国内地是香港最主要的资本输出地。

祖国内地自1985年取代美国成为香港第一大贸易伙伴以来，一直保持着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2000年，内地与香港贸易总值已从1993年的7400.89亿港元增长到12579.68亿港元，增长70%。虽然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1998年贸易总值有所下降，但在1999年开始回升，并在2000年超过了1997年的水平。

2.台湾与祖国大陆经贸投资往来的历史与现状

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祖国大陆与台湾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经贸往来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国成立以后直至20世纪70年代，双方才有极少量的贸易，主要是台湾“物资局”在香港采购一些大陆中药材。尽管两岸贸易起步较晚，至今仍主要采取经香港转口的间接贸易方式，但自9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令人瞩目。

1992年两岸间接贸易仅为65.5亿美元，2000年已达323.6亿美元。其中，台湾对祖国大陆商品进口大幅度增长，2000年增长幅度达到37%，对祖国大陆的出口也出现快速增长的势头，2000年达到261.4亿美元，增幅达到23.2%，是近10年来增长最快的时期。2001年1-6月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40.37亿美元，同比增长31.7%。其中，祖国大陆对台出口24.14亿美元，同比增长36.4%；由台进口116.24亿美元，同比增长30.8%。由于祖国大陆对台经贸政策宽松，大陆广阔的市场为台商所看好，并且台湾输往祖国大陆的主要是工业原料、半成品及机器设备，适销性强，祖国大陆已经成为台湾重要的出口市场。相反，台湾对祖国大陆的产品进口进行种种限制，因此长期以来，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依存度较高，但进口依存度有限。

台商对祖国大陆投资早在80年代初已有涉足，但由于两岸政策限制，投资规模小、期限短、形态单一，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业，以“台湾接单、内地加工、香港转口、海外销售”的模式运作。随着两岸相关政策的出台及1991年台湾当局正式实施祖国大陆投资审核报备制度，使部分台商对大陆的间接投资“合法化”，台商迅速掀起祖国大陆投资热。产业形态由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展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土地利用型投资大幅度扩张，房地产开发、园区建设等成为投资热点，并且通过在上海等地设立据点，占领祖国大陆市场。

根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的数字，截至2000年底，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的项目有48837个，累计合同投资506亿美元，实际投资276亿美元。2000年，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额为50.77亿美元，是1991年4.72亿美元的10倍多。

目前台商在祖国大陆的投资与以往相比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投资规模大型化、投资主体集团化。1992年台商投资平均金额只有73.4万美元，1994年突破百万美元，1995年跃进到223万美元，1997年达到320万美元。目前，不仅数千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普遍化，而且上亿美元的大项目明显增多。台湾大中型企业已成为赴祖国大陆投资的主力，包括台塑、和信、远东、统一、长荣、力霸等在内的大型上市公司，已有70%在祖国大陆投资。

第二，投资领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产业分工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转化，特别突出的是以IT产品制造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成为台商投资的主流。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56%为电子电器业。台湾的鼠标器、电源供应器厂家已有九成转移至祖国大陆生产；扫描器、显示器、机壳、监视器等，有六至八成在祖国大陆生产；笔记本电脑和主机板等也有五成在祖国大陆生产。除电脑及周边设备与零件生产投资加快外，台湾核心高科技产业半导体厂商突破台湾当局的限制正式到祖国大陆投资。其中台湾宏仁集团董事长王文洋与祖国大陆合作在上海张江科学园区投资16亿美元兴建8英寸芯片厂，开创了台湾半导体产业投资祖国大陆的先河。另外移动电话、数码相机与光电、信息、家电等产业也开始向祖国大陆转移，软件、网络与电子商务等投资与合作发展迅速。据统计，2000年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中投资电子业金额所占比重高达64%，而此项比重在1991年仅为18.13%，1997年升为20.19%，1999年再升到43%，显示出台商赴祖国大陆投资已向电子业集中的趋势。

第三，投资行为长期化，由最初的“跑、带”战略转变为“生根”战略，签约年限一般都在40年以上。

第四，投资重心由“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转移。据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最集中的广东占有34.6%的份额，其次是江苏（含上海），占31.99%。但近来江苏（含上海）所占比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2000年江苏（含上海）占48.01%，超过广东所占的份额39.11%，已跃居台商投资祖国大陆首位。

第五，开始伴随投资进行技术转移。自2000年以来，许多台商在投资祖国大陆的同时也将研发基地转移至祖国大陆，如神达、明基、仁宝、大众、华邦、广达等台湾知名科技企业纷纷在祖国大陆筹设研发中心、IC设计中心及软件开发基地，并形成一种趋势与风潮。

第六，由“外销”向“内销”转变，强势出击祖国大陆市场。随着全球经济出现萎缩，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全球范围内一枝独秀，这个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台湾企业意欲凭借其地域和文化优势，抢先占领祖国大陆市场，便纷纷增加对祖国大陆的投资，积极开拓祖国大陆内部市场，内销导向十分明显。

第七，房地产投资热再起。面对岛内房市低迷、祖国大陆房地产市场的日益兴旺及台商投资建厂热的出现，再度出现台湾房地产企业的祖国大陆考察热与投资热，甚至出现许多民众移居祖国大陆的现象。

3.两岸三地经贸投资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有关统计资料表明，1990-2000年的11年间，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2%，而我国香港为4.4%，台湾为6.3%，祖国大陆则达9.6%，与香港、台湾经贸投资关系密切的上海和深圳更达11.4%和23.6%，都高于或远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虽然祖国大陆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化发展，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关系的快速发展对三地的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二、祖国大陆入世对香港、台湾经济的影响

1.中国入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的影响

内地入世将使香港直接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大门的地位会减弱。长期以来，香港凭借其自由的体制、丰富的资讯、高效完善的服务体系、天然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随着中国入世，更多的外国公司将绕过香港直接进入中国内地市场，香港作为中国内地桥梁的作用必将减弱。

第二，竞争环境更加激烈。中国市场的开放必将迎来更多更具实力的外国公司的进入，因而香港公司在整个祖国内地市场上将要与更多财力雄厚、管理完善的外国公司竞争。而在国际市场上，香港产品又要面临来自祖国内地产品的竞争。

第三，转口贸易受到冲击。中国入世后，内地许多政策和法规都在按照国际惯例重新修订。随着祖国内地港口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海关手续的简化，必将有更多的货物从祖国内地港口直接付运海外，不再经香港转口。另外，如果台湾和祖国大陆达成一致协议实现“三通”，原来经香港转口进行的两岸贸易也将无需经香港而在两岸开放的港口间直接进行。这些都将使香港的转口贸易受到影响。

中国入世也使香港特别行政区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第一，中国内地入世后，将牵动香港贸易进一步增长。中国内地入世后会带动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香港将会得益不少。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局于2001年3月27日了最新的报告预测，香港港口吞吐量将由2000年的1800万箱增至2010年的3000万箱，20年后更会增至4000万箱，成为全球单一超级大集装箱港。未来20年，香港港口吞吐量将平均每年增长4%，至2020年，达到3.863亿吨。报告说，在未来20年，华南地区包括香港的整体货运量每年平均增幅将达到8.6%。这一预测正是基于对中国加入WTO后全球贸易会普遍增加、港商在珠江三角洲的加工制造业进一步扩大、同时广东的外贸进出口额不断增长等方面的预期。第二，香港也是祖国内地最主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占其累积流入资金的52%。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后，内地经济将更趋自由和透明，投资祖国内地的香港公司将得以从交易成本降低中获益。

就整体来说，尽管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系的直接交往日增，香港作为中国内地的桥梁作用可能会稍微减弱，但中国入世所带来的重大商机应可确保香港与祖国内地商贸有更大增长。

2.祖国大陆入世对台湾经济产生的影响

台湾在祖国大陆加入WTO后以发达经济体成员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其向WTO进行的承诺与祖国大陆相比更进一步，加上台湾本土市场狭小，因此与祖国大陆相比，台湾经济在入世后可能要面临更大的冲击，尤其是祖国大陆入世可能会对它造成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祖国大陆市场开放，台资企业发展空间增大；二是台湾与祖国大陆将在WTO统一的经济规则下运行，以往台湾对两岸经贸往来的行政干预和阻挠将无法继续，贸易更趋自由化。这两方面的影响将给台湾经济带来严峻的挑战：

1.台湾本土将直接受到祖国大陆产品的冲击

目前台湾与祖国大陆间的贸易主要是通过香港间接进行，使双方贸易成本大大增加。并且台湾对祖国大陆产品进口实行歧视性的限制政策。现在两岸已经先后加入WTO，台湾必须对其经贸政策进行调整，这就意味着将有更多的祖国大陆产品进入台湾市场，从而对台湾本土产业带来冲击。

2.台资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

与港资企业相似，在祖国大陆的台资企业中多以中小资本为主。祖国大陆入世后，这些企业将直接与进驻祖国大陆的外资企业进行竞争。而这些公司大多规模大，资金实力强，管理经验丰富，各方面的竞争条件都优于中小规模的台湾企业。他们凭借品牌优势和资金实力，可以全力建立和拓展在中国大陆市场上的销售网络和服务体系，运用其在中国大陆和海外的生产基地，对台湾企业构成巨大的竞争压力。

3.台湾企业加速向祖国大陆转移

虽然台湾当局对企业到祖国大陆投资限制较严，甚至对投资祖国大陆的台湾企业施加政治压力，但台湾企业还是冒着风险通过各种渠道来祖国大陆投资。台湾高科技产业转移祖国大陆的趋势不断加剧。一方面，台湾岛内投资环境恶化，这反映在台湾经济发展趋缓，产业政策恶化，劳动力成本高昂等方面。另一方面，祖国大陆对高科技企业陆续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在祖国大陆的生产成本也相当低廉，土地成本相当于台湾的1/5，劳动力成本相当于台湾的1/10。与台湾相比，祖国大陆还拥有10多亿人口的消费市场。这些对台湾高科技企业无疑是难以抗拒的诱惑。

据统计，从1995-2000年，资讯业在岛外生产的比重由28%增加到52%，而其中70%以上又是在祖国大陆生产的。2000年台湾的资讯硬件在祖国大陆的产值为185亿美元，占岛外产值的74.4%。

三、WTO背景下的两岸三地经贸投资合作关系

1.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两岸三地应利用“一国四席”的独特资源，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许多国家纷纷彼此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降低关税，推动双边或多边贸易自由化，目前全球已经有240个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经济比较发达的美国和欧洲国家早已与多个国家和经济体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经济占据重要地位的日本也积极谋求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

WTO在倡导贸易自由化和公平竞争的同时，规范区域合作但并不反对和限制区域经济合作，允许成员以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形式组成区域经贸集团。集团成员对外共同遵守WTO原则，对非集团成员实行统一关税，集团内部成员间则实行特别优惠安排，使贸易、投资更加自由。

在祖国大陆与台湾相继加入WTO后，中国形成了在WTO框架下“一国四席”的独特现象，香港、澳门、台湾都是中国的单独关税区。这是以前WTO中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四个经济体在主权上虽都属于中国，但各自之间的经贸关系，遵循一般国际经贸规则，受WTO原则的共同约束，形成了“体制接近、规则统一、多边保障”的局面。两岸四个经济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贸交流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相互成为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然而合作主要是靠市场力量的推动。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潮流下，人们对此感到不满足，希望寻求一条更合理、有效的合作方式，特别是在祖国大陆华南地区与港澳的合作问题上，大家寄予了更多的期望。而利用“一国四席”的独特资源，在四个经济体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呼声为最高。现在“一国四席”的形势，无疑为探求新的合作方式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的条件日趋成熟。

尽管港澳台在内地的投资近年来有大型化的趋势，但中小企业仍占较大比重。祖国大陆加入WTO后，这些中小企业将直接面对国外大公司的竞争，并且以往享受的优惠政策也随着祖国大陆市场的开放而失去。如果祖国大陆给予港澳台更优惠的政策，按照WTO的规定，这些优惠政策同样也要给予WTO其他组织成员，否则就会与WTO的最惠国待遇原则相违背。港澳台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往来已达到相当规模，相互依赖加深，有实行某种优惠措施的需要，如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减少区域内经贸交流障碍。香港、澳门、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不仅不违背WTO的相关原则，而且能够使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更加自由化。祖国大陆可以对港澳台的投资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从而保护和促进港澳台与祖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同时，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港澳台依托祖国大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走出经济困境。因此，中国应该利用其WTO框架下“一国四席”的独特资源，在两岸四席间建立自由贸易区，促进祖国大陆与港澳台经贸关系的发展，发挥产业分工和互补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如祖国大陆提供广阔的市场、低廉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领域发挥优势；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提供完善高效的金融、贸易服务；台湾是全球重要的IT设计中心，在资讯科技、金融等领域发挥优势；澳门在、旅游业方面继续保持特色。

2.两岸三地在WTO框架下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仍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港澳方面来看，港澳是高度开放的自由港，一般不与其他经济体结盟，单从关税方面来看也没有必要结盟，因为香港进出口自由，除极少数商品外，几乎没有关税。这样，“自由贸易区”这种契约式的经济合作形式操作起来存在着相当的难度。但作为自由港的新加坡已经与新西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得到了国际的认可，港澳与祖国内地结盟也应该能够在国际上得到认可。

由于港澳对传统产品几乎没有关税，因此港澳与祖国内地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应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有所区别，应侧重于投资和服务贸易方面。这样就能够充分发展港澳的金融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促进祖国内地的服务贸易，同时还有利于保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

从台湾方面看，台湾与祖国大陆结盟的前提是台湾必须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因此，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取决于两岸能否在政治上达成共识，以及随后是否顺利实现两岸“三通”。不过，目前中国已与东盟达成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目标，而东盟在1999年已经向中国、日本、韩国提出了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议，未来东亚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台湾地区如果孤立于这样的经济体系之外，显然不是明智之举。

3.香港面对祖国内地入世应重新定位

第一，提高贸易、金融等服务水平。面对中国及世界的改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内地贸易枢纽的角色毫无疑问将经历根本性的变化。不过，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贸易商是否仍然需要香港这个中介角色，而是当祖国内地更趋开放时，香港所提供的服务能否满足祖国内地及世界各地的需要。

面对国外贸易公司进入祖国内地市场的直接竞争，香港公司不单需要提供优良的交易、仓储和分销服务，而且还需要有能力提高、整合和协调供应链的每个环节，包括在祖国内地和其他低成本地区进行生产活动。它们必须改变以往“左手转右手”的贸易方式，在生产及分销过程的前端及后端，提供设计、市场推广和贸易服务等增值服务措施。

第二，提升香港与祖国内地合作的层次。在过去的20年间，港商在祖国内地的投资构筑了“前店后厂”的合作格局，并且初步形成了包括港澳在内的珠江三角洲都市连绵区的雏形。但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香港制造业大规模内移已经完成，而祖国内地的市场开发功能，尤其是服务业市场开放仍未有实质性突破，因此，香港与祖国内地的经济合作在制度性障碍的制约下，因缺乏新的投资动力而陷入基本停顿状态。香港在自身经济转型中也面临缺乏新一轮经济转型所需要的战略性资源——科技、人才与市场的问题。

中国加入WTO后，祖国内地与香港将在统一的市场规则的基础上运作，香港在祖国内地的投资将更加自由和开放。面临这样的机遇，香港应改变过去“前店后厂”的简单加工贸易合作格局，而与祖国内地进行广泛的合作，积极开拓祖国内地市场，充分利用内地科技人才资源提升香港国际竞争力，改变过去港商向祖国内地扩展动力不足的问题，积极与祖国内地开展更高层次的合作。

4.强化与祖国大陆的合作是台湾经济复兴的必由之路

经济发达体加入WTO，与祖国大陆相比其内部产业将受到更大的冲击。而且由于近年来台湾岛内经济萎缩、产业环境恶化，面对祖国大陆繁荣的市场，许多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加大对祖国大陆的投资，出现了台湾高科技产业外移，岛内产业空洞化趋势。

另外，由于长期以来两岸没有实现“三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贸易相当比例以经香港中转、转运的形式进行。其中1997年以前经香港转运的间接贸易在两岸贸易中所占比重均在50%以上。这样两岸每年达300亿美元的贸易额，220万旅客人次的运输收入，由于两岸不能直航，货物、商旅的运输均由第三地转运，其中部分利润由香港甚至其他地区所获得，台湾失去亚太营运中心的地位也就在所难免了。

面临这样困境，台湾惟一的出路就是加强与祖国大陆的合作。台湾当局似乎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2002年的新年贺词中已流露出一些意向，并且也正积极拟订加入WTO后两岸三通的有关措施。如果实现“大三通”，不仅会促进台湾的港口运输业发展，维持其亚太转运中心的地位，而且还会带动台湾岛内的经济复苏。

因为对两岸“三通”的预期，许多台商已逐渐将投资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因此可以预见未来长江三角洲的进出口贸易将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如果两岸实现三通，长江三角洲和福建一带的货物将不再绕道香港而是通过台湾港口或由祖国大陆的一些港口直接付运海外，这将大大增加台湾港口的货源。台湾的船运公司也可以直接参与两岸货运经营。台湾运输研究所分析，预计两岸在2010年全面直航后，届时每年将有224多万个TEU运往台湾转运，比目前境外航运中心每年50多万TEU的转运货柜量要多出几倍。这将与香港港口形成直接竞争，因此，高雄港必须提高配套的服务设施，如设立物流中心来吸引更多祖国大陆货柜和海外货柜。台湾基隆港目前的软硬件设施已经无法满足台湾北部地区的运输要求。又因其地理位置接近祖国大陆港口，两岸直航后，运量还有可能增加，因此现有设施必须尽早改善。

台湾的高科技产业以接受海外委托加工尤其是以硬件产品加工为主，这是台湾的优势，同样也是约束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瓶颈。因为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其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要远远高于周边地区，生产成本和社会运行成本非常高，这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已经支撑不住制造业的发展。而与此同时，国际市场上硬件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软件产品将逐渐成为未来资讯市场的主流产品。据世界一些研究机构估计，在2001年全球5.87亿美元的资讯产品产值中，软件产值占59%，硬件产值占41%。台湾目前的软、硬件产值比率为1∶10，而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的软硬件产值比率为6∶4。这一趋势对以硬件产品为主的台湾电子资讯产业非常不利。台湾必须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制造业向周边地区如祖国内地进行转移，同时下决心改善产业环境，加大政策支持，积极发展软件产品，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两岸加入WTO为台湾提供了这样的机遇和可能。两岸可在WTO的经贸规则下，有效地促进祖国大陆与台湾间的产业转移，推进两岸统一市场的建立，这对带动台湾经济回升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5.祖国大陆应率先采取措施，积极推动两岸四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在四席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祖国大陆要率先作出响应，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与港澳的合作，承诺对WTO开放的领域可以对港澳投资者率先开放。

两岸范文篇9

1．两岸血同缘根同宗，有着交流的向心力。两岸“人同祖、血同缘，同宗共祖、一脉相承”，从台湾人口构成看，他们大都是大陆汉族血统，血缘关系是通过基因遗传作用代代相传，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的，而血缘亲情是民族凝聚的文化纽带。

2．两岸共同的文化根基，有着交流的凝聚力。台湾与祖国大陆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血脉，台湾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它与中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台湾传统戏曲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民族核心价值观念，沉淀着中国世世代代民间社会的道义和审美选择，是富有浓厚的中国历史传统和民族特征的文化艺术。

3．两岸传统戏曲互补性强，有着交流的内趋力。大陆传统戏曲“原生态”特征突出。改革开放后，大陆艺术精湛的一流剧团及名角把近半世纪戏曲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带到台湾，使台湾同胞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精髓。大陆传统戏曲的原汁、原味、原声、原貌引发了台湾同胞对传统的尊重与回归。台湾传统戏曲承传、弘扬了大陆传统戏曲，又受台湾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台湾传统戏曲的发展在中华、西方、日本、本土等多元交汇的文化生态中，呈现出移民、原住民、殖民、欧美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质，形成了颇具台湾风格的种种特性，台湾传统戏曲日新月异，有很强的吸引力。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也就成为两岸传统戏曲界的共同需要，这一需要便产生了交流与合作的内部动力。

（二）促进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构想

1．开放两岸政策，创造优越环境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的基本保障。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为两岸的交流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使两岸戏曲交流得以进一步发展。两岸传统戏曲从民间到官方，从单向到双向，都是伴随着两岸政策的不断开放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两岸传统戏曲交流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因。如果两岸政治动荡不安，像建国初期那样，那么两岸则会进入紧张状态，那时，两岸没有往来，还何谈戏曲的交流与发展。新时期以来两岸政治关系的缓和向稳定并进一步向友好的方向发展，增强了台湾人民对大陆的信心，为两岸戏曲交流创造了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当前两岸戏曲交流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由于两岸的政策限制，使得两岸戏曲交流仍存在许多羁绊。加强对台戏曲交流需要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政府给予灵活的政策支持，可以为加强对台戏曲交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从而促进两岸戏曲交流向着更宽更广的方向发展，拓展戏曲交流范围，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由点到面，全面发展。因此，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加全面的开展，更加快速的发展，还需两岸政策上的鼎力支持。

2．弘扬戏曲精华，展现戏曲魅力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遗存最丰富、最具民族品格的艺术形式之一，戏曲集中华文化之大成，博大精深，一代又一代人从戏曲艺术中汲取营养。中国戏曲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丰富了民族文化的艺术宝库。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戏曲艺术以其独特性展示着魅力，它已经浸润到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成为感召人们内心情感世界，增加凝聚力的力量。因此，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优秀戏曲艺术传统，是海峡两岸戏曲艺术发展的根基之一。海峡两岸应当在双方都体认的共同因素中去进一步沟通，寻找支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戏曲精华的部分在两岸人民心中容易引起共鸣，增强吸引力。

3．发展戏曲产业，开拓戏曲市场两岸传统戏曲交流要更好的发展，就要开拓较大的市场。这包括传统戏曲消费的市场经营，营销通路的多元拓展以及传媒网络的整合应用等层面。注重演出和市场结合，促进传统戏曲产业的发展。如动员台资企业机构参预两岸的传统戏曲活动，选择试点建设海峡两岸传统戏曲产业园区，扶持发展对台特色显著的大陆传统戏曲影视剧等。再如开展针对台湾游客的传统戏曲演艺项目，把这类演出放在青少年活动与旅游的热门景点，让游客来此“歇脚·喝茶·听戏曲”，扩大宣传影响,以争取更大更广阔的市场。

4．借助港澳舞台，发挥特殊作用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桥梁作用。把港澳作为两岸戏曲交流的重要舞台，用戏曲艺术的纽带，把两岸同根戏曲艺术牢牢地连接起来，把两岸同胞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中介作用。把大陆、台湾的戏曲艺术吸收过来，再向对方传播过去。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缓冲作用。海峡两岸政治主张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戏曲交流中的矛盾冲突再所难免。港澳在两岸关系中特殊的地位，使其能在两岸的戏曲交流中起到调解矛盾、化解矛盾的缓冲作用，有了港澳这个中间地带，两岸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表现得不那么直接，也就容易得到缓和，容易化解。发挥港澳在交流中特殊的示范作用。港澳与大陆的传统戏曲交流必将会对台湾产生示范效应，有助于台湾当局消除疑虑解除禁锢，最终与大陆进行不加任何限制的戏曲艺术交流。

5．依靠闽台优势，促进区域交流认识闽台在交流中的先锋作用。闽台戏曲在历代两岸戏曲交流中都打了头阵，闽台戏曲交流是两岸戏曲交流领路人，同时也是主力军，为两岸戏曲的更全面、更深入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闽台戏曲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也为两岸戏曲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在两岸戏曲交流中，应该重视闽台传统戏曲艺术资源的开发，继续发挥闽台戏曲交流的优势，利用闽台的地缘优势和闽台文化的相似性，以及闽台共同语言等特点，加强闽台戏曲交流的发展，使闽台戏曲交流成为两岸戏曲交流的先锋部队，带动两岸戏曲交流向内地纵深发展，促进两岸戏曲交流的深入发展。如在闽台地区举行具有闽台地方民俗特色的戏曲交流活动，建立各种闽台传统戏曲交流基地，筹建各种闽台传统戏曲交流、研究、培训中心等民间组织，筹办闽台传统戏曲特区等。认识闽台在交流中的窗口作用。闽台都邻海，两岸的地理位置与地缘优势，使两岸在交流中成为展示大陆戏曲文化的窗口与吸纳台湾戏曲文化的门户。闽台无论从历史上的紧密联系，还是从现实的地缘区域上都密切关联，闽台之间的关系在两岸戏曲交流中是一个积极的因素，可以起到窗口作用。认识闽台在交流中的凝聚作用。闽台属于同一家族血缘，同一个戏曲区域，起于同一戏曲源头，在戏曲的互动互惠方面，有着可开拓的广阔空间。

两岸范文篇10

【摘要题】地域文化

体育管理体制是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与体育发展内在规律相互作用的产物。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体育体制对该国或地区体育运动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同时也可以从体育管理体制反映出该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特点，以及体育运动的推展与活动过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峡两岸分属于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更由于祖国大陆（以下简称大陆）和台湾地区（以下简称台湾）不同的政治主张与措施，使同宗、同语、同文化的两岸同胞长期处在分裂状态之中，两岸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两岸体育分别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背景下发展，深受其影响。长期以来，两岸形成各自的体育组织管理体系，在体育体制及运行机制上也存在着差异。本文运用文献资料研究、专家访谈和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下两岸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发展状况与特点，力图揭示两岸现行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的各自优势与不足，为全面推动两岸体育的交流，促进两岸体育的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大陆体育组织机构概述

1.1政府体育组织机构

大陆政府体育组织机构中，包括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和解放军体育指导委员会。

国家体育总局是全国体育工作的主管行政部门。在1998年3月开始进行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原国家体委改组成国家体育总局，并由国务院组成部门改变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协调和监督全国的体育工作。其职责也产生了一些变化，运行机制也已从政府“办”体育逐步向政府“管”体育转变，主要发挥其领导、协调、监督和服务的功能[1]。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是属于司局级的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的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全国学校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的管理工作。其主要职则是：宏观指导学校体育、卫生健康和艺术教育工作，制定有关体育、卫生、艺术教育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协调大中小学校及学生参加国际体育竞赛和艺术教育等交流活动；规划并指导有关的专业教材建设、专业师资培训；指导并协调学校国防教育和学生军训工作。

解放军体育指导委员会是管理军队体育的职能机构。它由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联合组成，负责开展军队体育活动，组织运动训练和竞赛，参加国际军事体育大赛等。

1.2社会体育组织机构

大陆社会体育组织机构主要有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等。

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原与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为同一单位。1954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1958年大陆退出国际奥委会；1973年在得到亚洲奥委会的承认后，大陆另行成立中国奥委会；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接受了中国奥委会的提案，在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通过恢复中国在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使中国重新回到国际奥运大家庭[2]。

中国奥委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为全体委员会会议，执委会之下设秘书处、国际联络部、宣传部、竞赛部、港澳台办公室等；其业务一般由国家体育总局对外联络司兼任。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自新中国成立后，在原“中华体育协进会”的基础上改进而成。该会属于群众性的体育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体育工作者的纽带。全国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委员每届任期5年。目前，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与国家体育总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及其活动，接受其业务主管单位国家体育总局及社团登记管理机关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是体育科技工作者所组成的学术性群众团体，接受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体育总局和民政部的三重领导。该会与1980年12月15日成立，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全国代表大会，5年召开一次，下设有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及其分支机构等。

2台湾体育组织机构概述

2.1政府体育组织机构

台湾政府体育组织机构有“行政院体育委员会”、“教育部”体育司和“国军体育总会”。

“行政院体育委员会”（简称体委会）是目前台湾主管体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在1997年7月台湾“体委会”成立以前，台湾体育行政权长期由“教育部”体育司行使。1997年6月26日，台湾“行政院”通过“行政院体育委员会暂行组织规程”及“行政院体育委员会组织条例草案”，“体委会”被确立为部会级的体育行政机构。1997年7月16日“体委会”正式挂牌运作，成为台湾有史以来最高体育行政管理机构，改变了以往由“教育部”体育司领导台湾体育工作的格局。奉“行政院”指示及“体委会”与“教育部”体育司两度业务协商结果：全民体育、竞技体育、社会体育及国际体育，由体委会办理。“教育部”体育司专门负责学校体育推广，学生体能检测，以及各级学校运动联赛的规划与执行。“体委会”则全面策划和管理台湾地区的体育事业，包括各级学校的优秀运动选手培养，专任教练调训工作，以及国际体育和两岸体育交流等，在体育法令修改部分，也由其主政，并配合修正[3]。

“体委会”成立以后，负责统筹台湾地区的体育事务，其体育运动的政策是以推展全民运动为基础，以提升竞技化运动水准为目标[4]。“体委会”内设有综合计划处、全民运动处，竞技运动处，国际体育处，运动设施处五个专业管理机构和身心障碍国民运动委员会、法规委员会、诉愿委员会等三个委员会。台湾“体委会”的主要职能是：

(1)关于体育政策、制度、法规的综合研拟、推动及协调等事项；(2)关于全民体育运动的发展政策、方针与提升国民体能计划的规划、推动及协调等事项；(3)关于竞技运动发展政策与方针的规划、运动项目的推动及协调事项；(4)关于学校、军中体育及职业运动组织与选手培训的协调、联系及辅助事项。(6)关于奥运会与亚运会竞赛运动选手的选拔、训练、参赛工作的监督、联系、推动及辅助事项；(7)关于国际及两岸体育交流政策与方针的规划、推动及协调事项；(8)关于体育学术、运动科学研究与发展事项。(9)关于运动设施发展政策与方针的规划、推动及协调事项。(10)其它有关体育运动工作相关的事项等[5]。

“教育部”体育司。台湾体育过去长期由“教育部”主政。“教育部”下设国民体育委员会，研拟台湾体育政策，指导台湾的体育活动。1973年“教育部”修改教育基本法，并于同年10月31日成立体育司。体育司内设三个科，分别掌管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与全民体育等[3]。省（市）政府教育厅（局）、县（市）政府教育局设体育专管单位，乡（镇、县辖市、区）公所置体育专业人员，负责辖区内国民体育活动的规划辅导及推动事项。“教育部”体育司成立以后，原国民体育委员会依然存在，但其主要任务是体育政策的研拟，体育活动的指导、协调、咨询、研究等事项。1997年7月，台湾“体委会”成立以后，“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组织条例才由“教育部”报请“行政院”废止。体育司则以发展学校体育与学校卫生为主，一方面落实推展学校运动风气，全面提升学生体能，培育学生终身运动习惯与鉴赏运动能力；另一方面发展学校卫生保健，维护增进学生健康，奠定国民健康基础。

体育司在学校体育管理中的主要任务是：

(1)研究制定学校体育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事项；(2)研究制定学校体育教学策划、督导与考核事项；(3)研究制定学校课余体育活动的策划、督导与考核事项；(4)研究制定学校课余体育运动训练的策划、督导与考核事项；(5)研究制定体育专业人员培养、进修的策划与辅导事宜；(6)研究制定学校体育的法规、法制建设并监督实施[6]。

“国军体育总会”。台湾“国防部”为增进官兵身心健康，研究发展并协调推进军中体育活动，于1958年成立“国军体育总会”。“国军体育总会”设会长1名，由参谋总长兼任，副会长2名，由副参总谋长（执行官）及主管体育业务的副参总谋长兼任。政策委员6人，有海、陆、空、联勤、海巡各总司令及总政治作战部主任兼任。下设执行委员会，置主任委员1人，由作战参谋次长兼任。总干事1人，由作战参谋次长室主管体育业务的副处长兼任。该会分设计划组和执行组，各设组长1名，干事3-5人。该会的主要职责如下：

(1)研究“国军”体育的改进；(2)发展“国军”各级单位的体育业务；(3)推行“国军”体育活动与竞赛；(4)办理“国军”对社会及国际间的体育活动[7]。

2.2社会体育组织机构

台湾社会体育组织机构主要有中国台北奥委会、“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以及其它民间体育社团组织。

中国台北奥委会。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后一直沿用“中国奥委会”，1973年被迫改为“中华民国奥林匹克委员会”。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接受了中国奥委会的提案，在国际奥委会“名古屋”执委会上通过恢复中国大陆在国际奥委会中合法席位的决议。国际奥委会确认以“中国奥委会”的名称承认设在北京的奥林匹克委员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歌；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承认设在台北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条件是中国台北奥委会的旗帜和歌曲都必须有别于他到目前为止所使用的旗和歌。台湾方面在经过一年多的抵制之后，最终在世界潮流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国际奥委会决议中规定的条件。1981年3月23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台湾奥委会同意改为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并改变原来使用的旗和徽[1]。

中国台北奥委会以推展全民运动、发扬奥林匹克精神、加强与国际奥委会、祖国大陆，以及其它国外各运动团体联系为宗旨，推展与完成其奥委会职责权限内的各项任务[8]。

“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简称体总）的前身为1924年8月在南京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73年更名为“中华民国体育协进会”，1999年12月更名为“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是台湾地区社会体育的领导单位，以推进全民体育、发扬业余运动精神、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加强国际体育联系与活动为宗旨。“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的主要任务是：推展全民体育运动；设置运动训练中心，培养优秀运动选手，提高运动竞技水准，加强国际体育运动竞赛；辅导各会员单位的会务及业务的推展和规划台湾地区运动会，并辅导全民运动联赛等[9]。

台湾其它民间体育社团组织。台湾民间体育团体依台湾地区“人民团体法”的规定，同台湾“内政部”申请成立。民间体育团体的业务活动除了受主管机关“内政部”的指导与监督外，并受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行政院体委会”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与监督。目前，台湾地区向“内政部”登记的“全国性”民间体育团体有422个。大体上可分为七类，主要有：(1)综合类，如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中华民国大专院校体育总会”和“中华民国高级中等学校体育总会”等。(2)学术类，如“中华民国体育学会”、“中华民国运动医学学会”等。(3)运动类，如“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台北市旅游协会等[7]。

3海峡两岸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比较分析

在管理体制方面，由于组织与社会制度的不同，政府与民间组织系统产生性质、内容、结构各异的行政组织体系与管理体制。按照权力和利益的归属，可分为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混合管理型等三种类型[7]。

目前，两岸体育体制均属于混合型管理体制，即由政府和社会体育团体共同管理体育事务；但其混合管理体制各有所侧重。同时，由于两岸体育在特定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发展，受其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环境的影响，两岸在体育改革路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着较明显的差异。

3.1大陆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大陆体育体制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举国体制”。这种管理体制经过40余年的运作，其基本特征是：政府以计划经济手段配置体育资源，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政府既是“办”体育的主体，也是“管”体育的主体。历史地看，“举国体制”在新中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是必然的，也是合乎规律的，表现出对体育管理目标、管理功能、管理形态等方面的一体化的特征，即“思想一盘棋”、“目标一体化”、“组织一条龙”。“举国体制”体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国家意志，缺点是缺乏社会自主性和运行机制的灵活性；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更快地发展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体育在国际体坛中更能发挥其优势。大陆竞技体育优于台湾，就是与政府集中管理体制下的特有运作机制有关，如目标明确、单一，局部服从大局，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资源。但是长期实行这种由上至下、政府集中式领导的体育管理体制也容易产生种种弊端，如思想过分僵化，权利过分集中，行动过分统一，限制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政府体育经费负担过重，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比例失调等。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体育事业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原有体育体制与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出现异质矛盾，政府包办一切体育事务的管理方式难以为继；二是体育事业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复杂，人民群众对体育的需求水平进一步提高，且呈现多样化、差别化的发展态势。这时，旧体制的不适应性开始显露，主要表现为体育事业发展经费不足和体育行政部门管、办矛盾突出两个方面。因此，通过80年代和90年代对旧体制的改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现代体育发展规律的新型体育体制与运行机制；彻底打破了体委系统独家办体育的集中式组织管理制度，并开始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产业化和职业化，籍以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在改革过程中，大陆体育体制逐步由政府集中型管理体制向政府与社会结合型管理体制过渡，力图改变原有体制过度强化政府的权利，抑制社会组织参与体育管理和发展体育的积极性，而造成体育社会组织极度萎缩的弊端。大陆在体育改革中，不断进行体育体制创新，积极寻求社会支持的渠道，扩大社会组织对体育管理与发展的参与程度，充分发挥社会办体育的实效。

2001年，在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即“举全国之力，集全民之智”的体育事业组织与管理方式，形成政府、社会、个人共同举办，财政和市场双重推动的体育事业运行机制，这是一种着眼于新世纪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创新。这一新型“举国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对新世纪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10]。

就大陆目前的体育运行机制而言，还处在一个两种体制并存的阶段。是一种旧的体制逐渐弱化，一种新的但不完整的体制逐渐诞生、强化的混合时期。在体制转轨时期，旧的运行体制已被打破，过去某些运作机制已不适应现实的要求，而新的运作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新旧两种体育运行机制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如在“单位制”弱化的同时，开展社会体育的相应组织、机构、制度尚不健全，或处于空白，或整合力度不够，而使社会体育的发展受阻。从管理学的角度看，机制就其本性而言，要求完整。只有完整，其子系统才能通过阈值、传导、自动控制达到协调，整个系统的状态才能优化。如果一旦某一个环节被破坏，很可能整个系统的状态就被破坏。如大陆在竞技体育方面优于台湾，这与集中管理体制下的特有运作机制有关，即在特定的时期，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实现竞技体育的发展目标。对社会体育的发展而言，台湾则明显优于大陆，这也与其社会体育组织、机构、制度等方面发展比较成熟有关，而大陆则刚刚起步，尚未建立良好的社会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3.2台湾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的分析

台湾体育管理体制属于混合型管理体制，此种体制的优点是政府可以发挥主导作用，亦可鼓励社会对体育的参与和支持，缺点是权责不容易划分清楚。台湾早期的管理体制大多采取与民间社会团体分权管理体育，而近年来已开始逐步强化政府的管理职能。其原因是：在台湾早期的体育理念里，体育是教育的一环。在1997年7月台湾“体委会”成立以前，依照当时“国民体育法”的规定，由“教育部”体育司主管台湾体育行政工作，办理台湾体育的规划、辅导与考核事项。因此，台湾体育行政组织隶属于教育行政体系之内。在“教育部”体育司主管台湾体育工作期间，各级政府对学校体育非常重视，将其列为体育工作的首位，其学校体育管理体制也比较健全，使学校体育得到较好的发展。但台湾早期的竞技体育与社会（国民）体育管理体制却不够健全，由于体育主管机关的层级不高，专业工作人员缺乏，政府偏向于与民间社会团体分权管理体育，许多业务由民间体育社团组织。如，台湾竞技运动选手的选、训、赛工作，教育部“体育司”就委托给台湾体育运动总会（原体协）主办。这种“委办”形式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缺陷，如操作过程中，“体总”在人力、财力、物力及管理方面都难以得到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强有力的管理权限，难以解决选、训、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难题，以至台湾地区运动训练与竞赛水平不高，这也是台湾竞技体育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据报道，在台湾奥运和亚运体育代表团中有3成以上是中学生选手，这说明了台湾竞技体育人才严重匮乏，究其原因，也是其竞技体育管理体制不完善而造成的。客观地说，中学生选手无论是在其代表资格，或是竞技运动水平上均存在争议，也很难有所作为。在社会体育管理方面，依台湾地区“人民团体法”成立的民间体育团体与组织，是以“内政部”为主管机构，业务则接受体育专业主管机关的指导与监督。“体委会”与台湾各体育社会团体组织之间并无直接隶属关系，只存在财政补助与业务指导、监督方面的关系；各体育社会团体其内部实行民主管理，不受“体委会”的制约。台湾地方政府对社会体育团体组织的管理也是采用立法或经济补贴等方式间接地进行管理，此种多头马车式的领导管理体制给台湾早期社会体育的开展带来诸多不利因素，如政府统筹不够，行政管理效能低，社会体育活动不活跃，体育运动设施利用率不高，造成大量社会体育资源的浪费等，这种尴尬局面直到1997年7月台湾“体委会”成立后才逐渐结束。

就台湾体育运行机制而言，目前也是处在一个新旧两种体制及运行机制并存的阶段。一方面台湾主管体育行政工作的最高机构是“体委会”。但“体委会”在台湾省（市）、县（市）、乡（镇）等地方政府中并无体育管理机构。由于“体委会”缺乏其基层体育管理机构，“中央”、地方与民间体育社会组织均无法直接衔接。因此，其业务仍然依赖教育部门的专职体育管理机构及相关社会体育团体组织推展。另一方面，台湾“全国性”民间体育组织业务重叠性较高，其组织的自主性不足，且社会体育组织的主管机构是“内务部”，而“体委会”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业务指导关系。因此，其业务也难以推展。加上社会体育组织、教育行政机构及体育行政主管单位之间缺乏密切联系，甚至带有浓厚的官方及派系色彩，在执行业务或发挥政府权力时，经常会因为权责、法令、制度、经费预算及人事运作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业务中断或政策执行不力，产生不必要的困扰与障碍。所以台湾地区体育行政管理政令不畅，体育运动无法做到有效地推展、监督与管理。这种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也使台湾社会体育、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及国际体育等相关组织机构与资源无法得到有效整合。这也是导致台湾地区竞技体育运动水平不高和社会体育人口比例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4研究结论

两岸分别在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发展，所形成的体育管理体制均属于“混合管理型”，但在实际操作中各有所侧重。台湾体育管理体制过去偏向于与社会团体分权管理体育的混合型管理体制，但近几年来却开始逐步强化其政府的管理职能；大陆体育管理体制是由政府集中式管理体制向政府与社会共同管理体育的混合型管理体制过渡，倡导社会组织参与体育管理。目前，这两种体制在各自的社会背景下均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促进了各自体育运动的发展。具体来说，大陆应在竞技体育管理上保持“举国体制”的优势，而在社会体育、体育产业、两岸体育交流等方面应发挥社会组织与民间团体的力量，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台湾应该继续加强政府对体育的统筹管理，特别是对政策的制定、法规的推行、运行机制的改革，以及竞技体育管理等方面加强其政府行为。

两岸体育管理体制改革都是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新旧双重体制并存局面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且新旧两种体育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并存交替局面将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两岸在体育交流中，应做到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在互动过程中，对细节和操作层面上的把握，应注重方法、手段与方式的灵活性，以积极的心态避免泛政治化倾向，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积极推动两岸全方位的体育交流合作，不断扩大体育交流层面，并形成良性互动，以促进两岸体育和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任绍祖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421～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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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湾“体委会”出台跨世纪体育规划[N].台湾：民生报，体育天地版，1997.7.23.

[5]台湾“体育委员会”简介[EB].台湾“体委会”网站资料2002.6（网址：www.ncpf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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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简介[EB].“中华民国体育运动总会”网站资料2002.8（网址http//www.ncpfs.gov.tw）.